1567年夏
从6月17日开始，那些勋爵将女王囚禁在罗奇勒文，这是她命运转折的一天，从此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遭遇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欧洲动乱的主题。她的经历向时代提出一个影响无比广泛的崭新的，可是说具有革命意义的问题：一个君主同子民势成水火，已经不配再戴王冠，该拿这样的一国之主怎么办？就眼前的事例而言，罪责无疑全在女王本人：玛利亚·斯图亚特情欲迷心、恣意妄为、不成体统、令人发指。她无视贵族、平民、神职人员的意愿选取这样一个男人，而且是这样一个有妇之夫作为自己的配偶，此人被舆论一致认定为谋害苏格兰国王的凶手。她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现在甚至还拒不宣布这次荒谬绝伦的婚姻无效。连对她最有好感的友人们也都一致认为：这个凶手在她身边，她这个苏格兰女王就再也当不下去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迫使女王要么离开波思威尔，要么让位给她的儿子吗？回答真要命：没有办法，原因是：在那个时代，就国家制度来说，对付一个君主的法律依据等于零。臣民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非议或责备自己的君主。司法权止于国王宝座之前。国王不在民法适用范围之内，国王置身于民法之外，高踞其上。国王像神父一样受命于天主，不能将自己的王位转让或转赠他人。谁都无法剥夺一个膏立的国王坐拥的尊号。按照专制观点，人们倒可以夺去君主的生命，但无法夺去他的王权。人们可以谋杀君主，却不能将他废黜，因为逼迫国王无异于摧毁人间的等级制度。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罪恶婚姻促使世人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决定。决定她何去何从不是仅仅决定如何解决一个单一的矛盾，而是意味着决定如何确立一个精神生活的原则，一个关于怎样看待整个世界的原则。
因此，那些勋爵急切地寻求一个平和的解决办法，虽然就其性质来说一点也不客气。事隔几百年，人们还能感受到那些勋爵由于自己的革命行动而进退维谷。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在开始时回去做她的国王确实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她宣布同波思威尔的婚事违背情理，借此认错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虽然声望、威信大大降低，但她还能勉强体面地回到霍利罗德，还可以住在那里，重新挑选一个般配一些的丈夫。谁知玛利亚·斯图亚特依然没有醒悟，依然自以为是，无法理解，自己的轻狂闹出这一桩紧接一桩的丑闻——夏斯特拉尔、里齐奥、达恩莱、波思威尔——已经罪不可逭，却丝毫不肯让步。她同自己的国家，同整个世界为敌，只知袒护凶手波思威尔，坚持说不能不要他，否则她腹中由他而来的胎儿出生后将成为私生子。她依然浑浑噩噩，这个耽于幻想的女人就是不肯正视现实。可是这种刚愎自用，也可以说愚不可及或者超然物外的态度——爱怎么说都行——必然招致人们对她采取种种极端的行动，亦即促使人们做出一种延续几个世纪的决定，以至于不仅她自己，连她的嫡孙查理一世也为坚持王权无限、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这一要求而以自己的鲜血付出代价。
当然，最初的时候，她还可以指望有人助以一臂之力。这种君民对立的局面恶事传千里，那些休戚相关的人们，那些同道中人，即欧洲其他各国君主决不会熟视无睹。首先，伊丽莎白就坚决地站在自己的老对手一边。她此时突然如此斩钉截铁地为自己的对头说话，每每被视为反复无常，表里不一。事实上，伊丽莎白此举旗帜鲜明，完全合乎情理，意向一清二楚。此时此刻她有力地支持玛利亚·斯图亚特绝非偏袒后者，偏袒这个女人，偏袒她那种见不得阳光而且比嫌疑还要严重的行为——这一区别必须着力加以强调。她是作为女王维护另一个女王，维护王权不可侵犯这一潜在意识，这样也就在维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伊丽莎白对自己国内这些贵族的忠心太不相信了，所以不能容忍邻国有以下犯上，用武力对付女王，囚禁女王而不受惩罚的先例。她手下的塞西尔倒很想为庇护这些新教勋爵而出力，可是伊丽莎白同他截然相反，下定决心要尽快迫使这些冒犯国王尊严的叛逆重新归顺。她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撑腰亦即巩固自己的地位。她说她对此事至为关切，我们可以例外地相信她这一番话。她立即声称给予这位被推翻的女王以亲如姊妹的支持，但同时又咄咄逼人，尖锐地向这个女人指出她的罪责过错，毫不含糊地将关于个人的看法与关于国君的态度区分开来：“夫人！”她写信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幸福引来朋友，忧患考验朋友，人们一向都视之为友谊特有的规律。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行动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考虑到我们的立场，考虑到您的处境，我们认为应该用这几句简短的话语向您表示出我们之间的亲睦之情……夫人，我对您直说吧。您在婚事上甚欠持重，致使我们不得不确信，您在世界上的好朋友没有一个会赞同您的做法，此事曾使我们忧心忡忡。要是我们不这样说或者不这样写，那便是言不由衷。您如此匆忙地同这样一个人结婚，此人除了常见的种种恶劣品质以外，更是遭到舆论谴责的凶手，他谋害了你现已亡故的丈夫，因此您也难免有同谋的嫌疑，虽然我们满怀信心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再也没有什么比此事更加败坏您自己的名声了。您冒了多大的风险同此人结婚，而他的妻子还在人世，因此无论根据神明的还是人间的准则，您都不能算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孩子也不是嫡出的子女。您这就可以清楚地了解我们对您这桩婚事的看法；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形成此事尚有可取之处的见解，尽管您的使者提出了言之凿凿的理由。我们本来希望，您的丈夫死后，您该做的第一件事应是拘捕凶手，将其绳之以法。如果真是这样去做——这样去做也很容易，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那么有关您这次婚姻，好些事情看来都有回旋的余地。现在情况既然如此，出于与您的友情，也由于我们同您已故的丈夫在血统上的天然联系，我们只能说：我们将竭尽全力给予谋害国王的凶手以应有的惩罚，不管他是您臣下当中的哪一个，不管他与您多么接近。”
这些话明明白白，词锋锐利如刀。这些话一点都不费解，也不可能曲解。这些话说明伊丽莎白通过自己的密探，通过莫雷私下通报，比几百年后千方百计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辩解的那些人更加确切地了解柯克·奥菲尔德事件，完全确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犯有同谋之罪。伊丽莎白直截了当地指出波思威尔是凶手，但意味深长地在外交函件中只是使用了客气的说法：她“希望”——而不是譬如说：她深信——在凶杀案件中，玛利亚·斯图亚特并不是同谋。“希望”，这在谈及这样一种犯罪行为时是一个极其温和的说法，可是细听话音便知伊丽莎白绝非担保玛利亚·斯图亚特白璧无瑕，而是仅仅由于休戚相关，希望尽快结束这桩丑闻。从个人角度出发，伊丽莎白生怕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行为沾边，避之唯恐不及，而——事关切身利益——维护其君主的尊严却又更加坚决。在这封意义重大的信函里她继续写道：“可是我们获悉，您遭逢飞灾，望能宽慰。我们向您保证，愿尽全力采取我们认为合适的处置方式，以保护您的声誉与安全。”
伊丽莎白果然信守诺言。她命自己的使臣毫不客气地反对叛逆的一切行动。她让那些勋爵明白：要是他们动粗，她甚至准备打仗。在一封措辞尖锐、强硬的信里，她指摘他们企图审判一位膏立的女王这种僭越行为。“在《圣经》里，有哪一个地方载明臣子可以废黜君主呢？在哪一个欧洲君主国里根据成文法臣子可以冒犯、囚禁或审判自己的君主本人呢？我们与勋爵们一样强烈谴责谋害我们的表亲即国王，对妹妹与波思威尔的婚事我们比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反感。然而对勋爵们后来冒犯苏格兰女王的做法我们不能坐视、姑息。遵从天意，勋爵为臣，女王为君，决不容许臣子迫使君主应对指控，因为这不符合天然的法度，否则成了本末倒置。”
伊丽莎白却第一次遭到那些勋爵的公开反抗，虽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这些年来都暗中接受伊丽莎白的收买。杀害里齐奥这件事过去以后，他们已非常清楚，要是玛利亚·斯图亚特重新掌权，只能等着她怎样来收拾他们，因为无论威胁还是诱骗，始终都未能说动她离开波思威尔。这个遭到屈辱的女人骑马去爱丁堡时发誓复仇，要将他们的脑袋搬家。她咒骂的尖叫声这时还在他们耳边回响，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他们先是去掉里齐奥，然后是达恩莱，接下来是波思威尔，并不是要在这个难以捉摸的女人面前再做驯服、无权的臣子。对他们来说，如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岁的儿子扶上王位，那么比较起来行事就大大方便了，因为婴孩不会发号施令，在他尚未成年的二十年里，他们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说了算的人物。
尽管如此，如果不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一个始料不及，真能要玛利亚·斯图亚特命的把柄落入那些勋爵的手里，他们还没有胆子公然反抗自己的东家。在卡贝里山下双方剑拔弩张之后六天，一次卑鄙的出卖使他们获得了教这些人非常高兴的消息。詹姆士·巴尔福原是波思威尔谋害达恩莱的同伙，现在风向转变，顿时慌了手脚，眼看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自救，就是：重施无耻故伎。为了确保得势者的好感，他出卖遭到驱逐的朋友：暗地里把重要的消息透露给那些勋爵，说：出逃的波思威尔已经派出一个仆人来爱丁堡，要从王宫里把藏着重要文件的首饰盒偷运出去。这个仆人叫达尔格列施，很快就被逮住。在严刑拷打下，这个人害怕被折磨死，便供出藏匿的地方。根据他的供词，发现床下藏着一个贵重的银首饰盒，便取了出来。这是当时弗朗西斯二世送给妻子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礼物，而她又如同把她所拥有的一切也把它给了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波思威尔。他得到这只坚固的，只能用好几把精巧的钥匙才能打开的盒子以后，经常将私人资料收藏在里面，可能也保存了女王关于同他结婚的书面承诺与那些信札，还有使那些勋爵丢脸的文件。在逃往波思博斯与双方对阵的时候，带着这样重要的文字资料，对他来说——可想而知——大概风险太大。他宁可先将这些文件藏在宫中万无一失的处所，以便事后伺机叫可靠的仆人去取。无论是与那些勋爵签订的“协议”，还是女王关于婚事的书面承诺以及她那些情真意切的信件，在他处境不利时都大有用处，可以讹诈，可以辩解：他有了这些书面的自白，这个任性的女王万一想撇开他，便逃不出他的掌心，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勋爵如果想指控他谋杀，也有把柄在他的手里，因此这个出逃者几乎还未完全脱离险境，就一定想到取回这些一眼便能看清的物证是至关重要的一着。所以，恰恰在这个时刻竟有如此意外的收获，对那些勋爵来说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喜事：现在他们既可以为所欲为地销毁所有证实他们自己共谋的文字材料，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所有证明女王有罪的文件。
这一伙人的首领莫顿伯爵将这个锁住的首饰盒保管了一夜。次日，所有其他勋爵都被召集起来，其中也有——这是重要的事实——天主教徒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朋友。然后在众人面前，撬开了这只锁住的盒子。里面收藏着她亲笔写下的那些经常提及的首饰盒书信以及十四行诗。印刷的文本与原件是否完全一致的问题再次搁在一边，有一点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些书信的内容肯定对玛利亚·斯图亚特非常不利，因为从这一刻起那些勋爵完全换了一种做法：更大胆，更稳健，更强硬。随着最初一阵欢呼雀跃，他们连忙把这消息散播出去，等不及抄写这些文件，更不要说篡改，就在当天派了一名使者去法国向莫雷口述作为主要物证的那封信大致有些什么内容。他们通知法国使节，说他们对那些擒获的波思威尔仆人严加刑讯，并就他们的口供作了笔录。要是这些文字材料并未令人信服地表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波思威尔的讼事中已陷得很深，他们绝不会摆出这样稳操胜券、志在必得的架势。对女王来说，形势一下子变得异常严峻。
在这危急关头发现了这些书信意味着叛逆们的地位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增强。这一发现终于为他们目无君主提供了长期寻求的道义依据。在此以前，他们只说波思威尔是谋害国王的罪犯，同时却又把握分寸不去穷追这个出逃者，唯恐他把他们自己的同谋老底揭出来。对女王他们一直别无把柄，只能说她与凶手结婚。可是现在幸亏看到了这些书信，他们这些一清二白、一无所知者这才“发现”女王原来有共谋之罪。她不慎坦言，留下白纸黑字，成了这些老练而刁钻的讹诈者有力的手段，借此促使女王屈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有了强迫女王“自愿”让位给她儿子的杀手锏。要是她拒绝，就让人指控她通奸和参与谋杀。
让人去指控她，并不是自己来指控她。那些勋爵非常清楚：伊丽莎白绝对不会赞同他们自己有审判女王的权力，因此他们谨慎地隐在幕后，让第三者提出公开起诉的要求。约翰·诺克斯很愿意替他们包揽煽惑人心反对玛利亚·斯图亚特一事。此人极其冷酷无情，以恨为乐。在里齐奥遭到杀害以后，这个狂热鼓动能手小心翼翼地避往国外。可是关于“祸水耶洗别 ”及其失于检点而生出的后患他曾作过种种预言，这些现在都已出奇地应验了，而且其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他便摆出一副先知面孔回到爱丁堡。从此布道台上传出响亮的声音明确要求起诉这个罪责难逃的女天主教徒。这个宣讲《圣经》的牧师主张审判这个通奸的女王。改革派传教士们的调门一个星期天比一个星期天高昂。他们从讲台上向着下面亢奋的人群叫喊，说女王通奸与谋杀应像微不足道的村妇一样罪不可恕。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处死玛利亚·斯图亚特，而这样不停地煽动果然也不无效果。很快仇恨便从教堂散播到寻常百姓家。他们那么久来总是畏惧地仰望这个女人，现在眼看她就要身穿囚服被押上断头台，这些平民兴奋不已，要求公开审判她。而要拿女王问罪闹得特别起劲的则是那些妇女。“那些女人对她恨之入骨，爱怎么骂就怎么骂。那些男人也够厉害。”每一个贫苦的苏格兰妇女都知道：如果她也同样大胆地沉浸于通奸的情欲之中，那么等待她的便是耻辱柱和火刑架——难道就是这一个女人，由于她是女王，便可以放荡和杀人而不受惩罚，逃脱火刑吗？“烧死这个妓女！”的叫喊声越来越激烈。英国使节非常害怕，他向伦敦报告：“以意大利人大卫和女王丈夫开始的悲剧恐怕就将以女王本人结束。”
那些勋爵已如愿以偿。现在重炮已经架好。玛利亚·斯图亚特如再拒不“自愿”让位，必将遭到致命的打击。材料已准备就绪，约翰·诺克斯可以据此指控女王：即应指控女王“违背法律”和——他们挑了一个谨慎的说法——在与波思威尔及另外一些人的关系上“有失检点”。如果女王现在依然不肯让位，那就可以当庭宣读在首饰盒中发现的那些书信，把她的丑事揭露出来。这样就足以在世人面前说明犯上有理。女王亲笔写下的文件证实自己是凶杀从犯和荡妇，就是伊丽莎白和其他国王也将无法再为她辩护。
以公开审判这种逼供手段做后盾，麦尔维尔与林稷于7月25日启程去罗奇勒文。他们携带三份已经拟好的羊皮纸文件，如果玛利亚·斯图亚特想避免受到公开审判的耻辱，就得在上面签字。在第一份文件中，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申明：她已倦勤，“乐于”卸掉王冠重压，她已无力无意再戴下去。第二份的内容是她同意立她儿子为王。第三份是说她允许将摄政的权力交给同父异母的哥哥莫雷或一位候补摄政。
出面谈判的是麦尔维尔，在所有这些勋爵中他同她最接近。在此以前，他已来过两次，为的是以好言相劝，调解矛盾，说服她离弃波思威尔。但两次她都拒绝了，原因是：不然的话，她所怀的来自波思威尔的孩子生下后变成了私生子。可是现在那些书信被发现了，已到摊牌的时候。起初，女王极其任性地在硬顶。她突然流泪，郑重地表示：宁愿不要生命，也不愿放弃王位——她的遭遇也确实反映出她的表白。可是麦尔维尔打开天窗说亮话，极其具体地向她描述了她面临的境地：当众宣读那些书信，提讯在押的波思威尔仆人，在法庭上审问和判决。玛利亚·斯图亚特意识到由于自己行事轻率，受了牵连，这些事情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不禁吓得发抖。她害怕当众受辱，逐渐失去了克制的力量，在长时间犹豫之后，气愤，激怒，绝望——一次又一次剧烈发作以后，她终于软下来，在那三份文件上签了字。
协议已经达成。但是涉及苏格兰的“协议”，双方一向谁也不把誓约和承诺真当一回事。那些勋爵依然会在国会里宣读那些书信，到处散播她有同谋之罪，使她无法再打退堂鼓。而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并不由于在了无生气的羊皮纸上用墨水和笔尖画一下就算退位。赋予了这个世界以现实价值和本质意义的一切，诸如名誉、诚信、义务，与她的王权固有意识相比，对她来说便一文不值。她觉得王权像脉管里流动的热血一样，同生命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
几天以后，幼王登位。老百姓不能在开阔的广场上目睹围观者人山人海的火刑，只好看看并不那么热闹的场面。即位仪式在斯德林举行。阿托尔勋爵端着王冠，莫雷举着权杖，格林凯恩勋爵捧着佩剑，玛尔勋爵抱着那个男婴，从这个时刻起这孩子被称为苏格兰詹姆士六世。约翰·诺克斯为他祝福，这是向公众表示：这个孩子，这个刚刚即位的国王永远摆脱了罗马邪教的羁绊。民众在宫门前欢呼，喜庆的钟声响起，全国都在燃放焰火。这一瞬间——总是只在一瞬间——苏格兰又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这时，每一件硬来、难办的事情都由旁人处理了，莫雷这位表演细腻的人物便可以俨然以奏凯的统帅姿态回来。他那到了危机的关键时刻韬光养晦为上策的圆滑手法又一次取得成效。在里齐奥遭到杀害时，在达恩莱遭到杀害时，他都身在异地。他也没有参与针对他妹妹的叛乱活动。他的忠诚没有留下污点，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时间为这个置身事外的聪明人完成了一切。他善于盘算，伺机而动，因而他处心积虑所要攫取的一切都能异常体面地唾手可得。那些勋爵公认他是顶尖智囊，异口同声地请他出任摄政。
可是天生治人的莫雷也懂得制约自己，一点也没有急急巴巴地伸手去捞取。他的脑筋太灵活，因而不想让日后听他发号施令的那些人像施舍一样给予自己这样的恩典。而且他也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他这个亲切而卑顺的兄长回来就是为了索要硬从她妹妹手上夺走的权力。应当让她自己求他出任摄政才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炉火纯青的高着：他要由这些反叛的勋爵和由这个下台的女王两方都任命他、请求他。
他到罗奇勒文看望女王这个场面当由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动笔来描绘。这个落难的女人一见到他便情不自禁地扑进这个异母兄的怀里。她希望现在终于能够得到一切：安慰、帮助、情谊，特别是这么久以来迫切需要的真心为她着想的解决办法。但莫雷却装出冷淡的样子，看着她激动不已。他把她带进屋子，严词指摘她的劣迹，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她产生得到从宽处理的希望。他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漠使女王感到惶恐，她不禁潸然泪下，竭力申辩解释。然而莫雷俨然是个指控者，他皱着眉头拉下脸，沉默，沉默，再沉默。他要使这个绝望的女人始终不能摆脱恐惧的心理，仿佛他的沉默掩藏着更加可怕的遭遇。
整整一夜，莫雷将她的妹妹扔在这种恐惧的炼狱之中。他要让滴注到她身上使她六神无主的剧毒液汁腐蚀她的内心深处。这个怀孕的女人对外界的情况毫不了解——完全不许外国使节来看望——她不知道她将面对什么：指控还是审判，屈辱还是死亡。度过了不眠之夜，到次日早晨她已完全失去反抗的勇气。于是莫雷逐渐缓和下来。他谨慎地暗示：如果她不打算出逃或者与外国君主通气，尤其是如果她不再同波思威尔缠在一起，也许——也许——他用游移不定的口气说出这个字眼——人们还能设法在公众当中保全她的颜面。这么一点似有若无的希望微光就使易动感情、走投无路的女王振奋起来。她扑进哥哥的怀里，请求他承担摄政重任。只有这样，她的儿子才能确保无事，王国才能治好，她本人也能摆脱危险的处境。她一再请求，而莫雷让女王在那些亲眼目睹者面前请求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宽大为怀地从她手中取去他专程为此而来的猎物。此时此刻，他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放下心来留在那里，她以为权力既然在她的哥哥手里，关于那些书信的秘密也就不致泄漏，她便能在众人面前保住自己的名声。
然而，失势者不会有同情者。莫雷的铁腕一旦掌握了大权，当务之急便是设法使他的妹妹永远不能回去。作为摄政，他必须在道义上除掉这个碍手碍脚的争夺王权的对手，从此只字不提将她从囚禁中释放出来的事了。相反地，人们想方设法长期羁押玛利亚·斯图亚特。虽然莫雷答应过伊丽莎白，也答应过他的妹妹，说要保全她的名声，但他还是容许人们于12月15日在苏格兰国会从银质首饰盒中取出玛利亚写给波思威尔的使她丢脸的那些书信与十四行诗，当众宣读、比较，并一致确认为她亲笔所写。四个主教、十四个修道院院长、十二个伯爵、十五个勋爵和三十多个下层贵族，其中有好几个女王密友，他们以人格起誓，确认这些书信与十四行诗为真迹。没有任何一个人，甚至在她的朋友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此表示出一点点怀疑——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而这个场面无异于审判，无形的女王面对臣民站在法庭上。近几个月里的种种非法行为，叛乱、囚禁等等在宣读了那些书信以后都在法律上得到认可。人们明确宣称：女王的遭遇都是咎由自取，因为她在策划时和行动上参与谋害她的合法丈夫，而且“证明这一事实的是：动手谋害之前和之后她亲笔写给这一凶杀案件的主犯波思威尔的那些书信和在谋害以后立即进行的有失体统的婚事”。除此之外，为了使整个世界都得知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罪行，使每一个人都了解：循规蹈矩、光明正大的勋爵们完全出于义愤起来反对女王，他们向所有外国宫廷分发那些书信的抄件。这样一来，玛利亚·斯图亚特便被公开打上令人齿冷的烙印。莫雷与那些勋爵心想：额上有了这个红色标记，她就再也不敢为她这颗有罪的脑袋索取王冠了。
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君主自尊意识过于牢固，诟骂或羞辱都不能使她低下头来。她认为：烙印不可能使戴过王冠衬箍和涂过受命圣油的额头变形。她不会在任何判词和命令前低头。人们愈是硬要强迫她接受卑微而无权的命运，她就愈加坚决地起来反抗。这样一种意志无法长期禁锢，它会炸毁所有围墙，淹没所有堤坝。如果人们用铁链缚住它，它就会不顾一切地抖动，致使四壁震颤，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