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7年2月至4月
激情多能。它能在一个人身上唤起无法形容的异乎寻常的潜力。它能以不可抗拒的重压从沉静逾常的心灵里榨出巨大的强制力量，驱使这一颗心无视道德的一切规范与形式走向犯罪。但是激情又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如此猛烈的爆发之后，它那急骤的冲动便因力竭而归于平息。激情罪犯与真正的、天生的、不思悔改的罪犯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仅仅一次作案者，即激情犯罪者力之所及止于作案，但事后种种却无法顾及。这样的人一时冲动便下手，双目所视者只有想干的那件事，全副精神都放在这唯一的目的上。目的一达到，事情一结束，冲劲立即松弛，决意随之消失，头脑马上不灵。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冷静的、清醒的、自私的罪犯开始同原告与法官捉迷藏。这种罪犯最费心思之处并不在于犯罪行为，而是在于事后开脱自己。
玛利亚·斯图亚特由于对波思威尔百依百顺而陷入犯罪境地无力摆脱，这并未贬损，反而增益了她的形象，原因是：她虽然是罪犯，但这是激情驱使的结果，并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是迫于他人的意志，因而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只是没有及时阻遏祸害的力量，而且事后又毫无主见。本来她这时有两件事可做：或者打定主意，厌弃波思威尔，避开他的罪恶活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她心甘情愿的限度；或者不得不帮助遮掩他的罪恶，这样她又得装假，做出悲痛的样子，免得旁人怀疑他。然而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嫌疑重大的情况下做了莫名其妙、愚蠢不过的事，也就是什么都不做。她始终木然，默然，惘然若失，这就暴露了自己。像那种机械玩具，一上了发条，便按照设计呆板地做几个动作，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在百依百顺的迷醉中由着别人摆布，做了波思威尔要她去做的一切：她去了格拉斯哥；她抚慰了达恩莱；她把他哄骗回来。现在发条已转完，外力顿时消失。正是现在，当她必须充当情感演员，让大家都深信此事与她无关的时候，她却颓然听任面具脱落，陷于僵化，严重的心灵呆滞与说不清楚的冷漠，麻木地无视涉嫌的重压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奔自己的头顶。
在这非常需要装假、自保、聚精会神去应付的时刻，整个身心都完全僵化，听之任之，淡然处之，这种心灵呆滞的奇怪现象本身并不反常，因为这是精神过度紧张的必然反映，这是自然对所有逾越其限度的人们进行恶意的报复。在滑铁卢前夜，拿破仑就突然丧失了超凡的意志力。正是在这危急关头，在这非常需要他进行各项部署的时刻，他却木然呆坐，并未做出安排，所有力量一下子就从他身上流走，像葡萄酒从刺穿的酒桶里漏掉那样。同样地，奥斯卡·王尔德 在被捕前的瞬间也这样发愣：朋友们已经给他通风报信，他还有时间，他有钱，他本来可以乘上火车，然后横渡海峡去逃亡。可是他也一下子呆住了，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等待又等待，不知道他等什么，等待奇迹的出现，还是等待自己的毁灭？我们只有借助这些类似的情况——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才能解释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几个星期里的举动，才能解释那种不近情理、愚不可及、消极对待因而惹人注意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才促使人们怀疑她。谋害事件发生以前，谁也没有料到她会同波思威尔一个鼻孔出气：探视达恩莱的确可能出于和解的愿望。但是惨剧发生以后，被害者的未亡人马上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时候，或者自然而然显示出自己的清白，或者更加装假，不露丝毫破绽，两者必居其一。然而这个不幸的女人对这种撒谎和装假的厌恶心理已经占了上风，她不去消除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合情合理的怀疑，完全置之不理，因此她的罪责在人们的眼里就显得或许比实际情况更要深重。像一个跳进深渊的自杀者，她闭起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一心只求了结，再也没有思索和权衡的痛苦，只有虚无，只有毁灭。在犯罪学中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个典型病态的激情罪犯案例：在犯罪过程中耗尽全力，随着犯罪行为的结束而崩溃……上天要诛灭谁，必先让其丧失理智。
一个清白、贞洁、多情的妻子，一个女王深夜听到一个使者奏报，说她的丈夫刚才已被身份不明的凶手们杀害，会怎样反应呢？她一定像四周起火一样跳起来，一定会大吵大闹，大喊大叫，一定会传旨立即捉拿凶犯，一定会将每一个稍微有点嫌疑的人都投入监狱，一定会召唤臣民关注此事，一定会吁请外国君主在边境扣押每一个越境逃亡的人。不把最后一个作案者和知情人逮住并绳之以法，她一定会像弗朗西斯二世殂谢时那样，日夜足不出户，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不思欢乐、自娱、聚会，首先是不得安宁。
一个确实感到意外、真正不知就里的多情妻子的心态一定大致如此。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一个身为从犯的妻子至少也会装出这副样子，尽管反常，却也合乎情理，因为还有什么比作案以后装作完全清白、毫不知情的人更能使罪犯免遭怀疑呢？可是谋害惨剧发生以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冷漠简直是闻所未闻，连最轻信的人都觉得蹊跷：不见一丝一毫里齐奥被杀时她流露出来的那种恼怒与怨恨，不见一丝一毫弗朗西斯二世驾崩后她表现出来的那种忧伤。她并未像为第一位丈夫写下令人感动的挽歌那样，为悼念达恩莱而动笔，而是在人们奏报凶信以后几个钟头内便冷静地签署了致各国宫廷的公函，转弯抹角地向全世界说明谋害的情况，当然意在竭力开脱自己。在这奇特的陈述中，有意捏造事实，仿佛凶杀的对象根本不是国王，首先是女王本人。根据这个官方版本，阴谋分子误以为女王与国王在柯克·奥菲尔德过夜，只是女王事先离开这所房子去参加婚礼，凑巧躲过了与国王一起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劫难。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顺从地签署撒谎文件时拿笔的手也未发抖：“女王不知道哪些人是这一罪行的指使者，但她相信，内阁会议各个成员必将尽心尽力查明罪魁祸首，到时她将予以堪为后世儆戒的惩处。”
这样歪曲事实当然过于笨拙，未能产生误导舆论的作用。实际上——整个爱丁堡的居民都目睹——女王已于晚间十一点钟离开了柯克·奥菲尔德那所孤寂的房子，这显然要让全城的人都看见，所以埋伏在暗处的凶手们过了三个钟头把这座房屋炸飞决不会是为了谋害女王。而且利用炸药毁掉这所房子，也只是掩盖真相的障眼手法，因为达恩莱可能事先已被破门而入的凶手扼死——官方的说法如此拙劣，破绽百出，只会给人们以更加深刻的共同犯罪的印象。
然而，奇怪的是：苏格兰一片沉默。在那几天里，不仅玛利亚·斯图亚特漠然置之，而且举国上下也一片沉寂，这使全世界都感到诧异。试想：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就是在这部用鲜血写就的史册中也闻所未闻的事情——苏格兰国王在本国首都被谋害，连人带屋都被炸得飞上了天空。那又怎样？全城的人有没有愤恨得浑身发抖？那些贵族爵爷们有没有从他们的城堡赶来保卫据称同样处境危险的女王？那里的神父们有没有在布道坛上控诉？法庭有没有采取措施来揭露凶手？有没有关闭城门，拘捕数以百计的嫌疑犯严刑拷打？有没有封锁边境？王国的那些贵族有没有在出殡行列里抬着受害人的棺材穿过大街去送葬？有没有在一个公共场所搭起灵柩台四周点起油灯和蜡烛？有没有召开国会从头到尾听取关于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并且依法采取行动？那些勋爵，那些王位的卫士有没有集合起来，庄严宣誓去缉拿凶手？——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去做。霹雳震耳，过后竟是不可捉摸的沉寂。女王杜门不出，并未在公开场合说一句话。那些勋爵都默不作声。莫雷毫无表示，梅特兰也这样，曾对国王卑躬屈节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他们既不谴责也不赞扬这次谋害的行为。他们按兵不动，引而不发地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大家觉得：公开议论国王被害眼下对谁都有不便之处，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事先都已知道此事。市民们则小心翼翼地关起门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各种猜测。他们明白：小百姓不宜妄议大人物的事情，好管闲事难免成为替罪羊。在最初这段时间里出现这种局面，正是凶手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谁都把这次谋害当成令人不快的小事一桩听了便算。整个宫廷、全体贵族和市民如此默然而胆怯地想对国王被弑一事避而不谈，这或许在欧洲历史上还从未有过。非常显眼的是：甚至有意识地未去采取清查案情必不可少的措施。行政与司法部门都未派人到凶杀现场调查，未做任何笔录，没有呈交反映真相的汇报，没有公布关于谋害详情的一目了然的文告。人们百般掩饰这个案件。尸体并未由医生，由官方做出鉴定，因此直到今天都不清楚，在凶手们用大量炸药毁掉房屋以前，达恩莱究竟是被勒死、刺死还是毒死的（人们看到裸露的尸体横陈在花园里，脸部发黑）。为了避免人们七嘴八舌，为了避免太多人看到尸体，便由波思威尔将它草草收殓。赶快掩埋达恩莱！尽快彻底了结这桩丑事，以免闹得臭气熏天！
这一来，便显露出最引人注意的迹象，等于告诉所有人，高层人物一定在暗中插手这件凶杀案。人们并未为苏格兰国王亨利·达恩莱举行恰如其分的葬礼：既未以隆重的仪式安放遗体，随后亦未以庄严的送葬行列出殡，抬着灵柩穿城而过，后面跟着悲痛的遗孀，跟着那些贵族。既未鸣炮，亦未敲钟，而是悄悄地在夜幕掩护下将棺材抬进小教堂。没有什么排场，没有什么仪式，就这样畏葸而匆促地将苏格兰国王亨利·达恩莱的遗体放进墓穴，仿佛他自己是凶手，而不是死于他人的嫉恨和贪得无厌的受害人。再就是做弥撒，便万事大吉！从此这个受苦的灵魂不会再使苏格兰不得安宁了。上天要诛灭谁，必先让其丧失理智……
玛利亚·斯图亚特、波思威尔与那些勋爵巴不得棺盖一合上，这桩丑事便就此了结。为了免得多管闲事的人们问个不休，譬如免得伊丽莎白指责他们并未采取行动揭露罪行，他们决定做个有所行动的样子。为了避免真调查，波思威尔安排了一次假调查，就用这种聊备一格的姿态表示他们正在着力追捕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当然，这些姓名全城无人不晓：参与包围那所房子、采购大量炸药、装入袋子搬进屋内的帮凶太多，彼此不会不记得这个那个。再说城门口哨兵想忘也忘不了那天夜里爆炸以后，他们让哪些人进了爱丁堡。然而，内阁会议成员现在实际上只有波思威尔和梅特兰，即同案犯 与知情人两个，他们只要照一下镜子，便能认出主谋，因此人们硬要坚持“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这一说法，并且发布公告：如能指出罪犯的姓名，将获两千苏格兰镑。对于一个贫穷的爱丁堡老百姓来说，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可是谁都知道，只要一多嘴，马上就会当胸挨一刀，别想把那两千镑放进腰包。波思威尔很快就实施军事独裁。他的部下，即边防军咄咄逼人地骑马在大街上疾驰而过。人们可以看见他们佩带的武器。这副架势很明显地吓住了每一个胆敢说真话的人。
但是每当人们想用暴力压制真理的时候，真理总会巧施妙计保护自己。白天不让真理开口，它就会在更加沉寂的黑夜讲话。发布公告的次日早上，在市场上、甚至在霍利罗德王宫大门上都发现了写着凶手名字的揭贴。在这些揭帖上毫无顾忌地说波思威尔与他的帮凶詹姆士·巴尔福以及女王的内侍巴斯蒂安与约瑟夫·里齐奥都是凶手。有些名单中还列出其他一些名字，但在所有招贴中一再出现的则是波思威尔与巴尔福、巴尔福与波思威尔。
如果不是鬼迷心窍，如果不是疯狂的激情彻底冲垮了她审慎行事的能力，如果不是她的意志力完全由人摆布，既然百姓的呼声如此清晰，那么有一件事玛利亚·斯图亚特本来非做不可，即：同波思威尔分清她是她，他是他。只要她那糊涂的头脑里还有一丝一毫理智，她现在就得对他疏而远之。她本来应该用巧妙的手法由“官方”证明他一身清白，在此之前，她不能与他有任何往来，必须随便找个借口先让他离开宫廷。只有一件事她本来不应该去做，那就是：人们在大庭广众或高声或低声都说那个人是杀害国王，即她丈夫的凶手，她却让他继续在苏格兰王宫里发号施令，尤其是不应该交托这个舆论一致认为是凶杀祸首的人负责调查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更要命更糊涂的是：在那些招贴上除了波思威尔与巴尔福以外还提到她的两个内侍巴斯蒂安和约瑟夫·里齐奥（大卫·里齐奥的弟弟），说他们是帮凶。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斯图亚特首先该当如何？不消说应将这两个受到指责的人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置。可是她并没有这样做——这个时候，愚蠢差不多等于胡来与不打自招：她悄悄地辞退了他们。有人塞给他们护照，匆匆忙忙地偷送他们出境。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与为了维护自己名誉本来该做的事情恰恰相反。她不是把嫌疑犯交付法庭，却帮助他们脱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这种包庇行为使她自己坐上了被告席。而败坏名声的荒唐事还有更多更多。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人都没有见她流过一滴眼泪，她也没有像当年那样一身缟素，足不出户四十天——虽然这回本来更有必要假装服丧——而是刚过一个星期便离开霍利罗德，动身去了塞顿勋爵的城堡。这位遗孀为宫廷丧礼的门面装个样子也提不起精神，而且藐视物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就像指着人们的鼻子挑衅，竟然在塞顿城堡接受朝见。谁来朝见？就是那个詹姆士·波思威尔，就是那个人，他那幅有“此人便是弑君凶手”字样的画像这时正在爱丁堡街头被人分发。
然而，苏格兰并非全世界。虽然那些心虚的勋爵和敢怒不敢言的市民胆怯地保持沉默，仿佛国王遗体入土以后对他被害一事也失去了任何兴趣，但是在伦敦、巴黎、马德里的宫廷里人们对待这桩惊天大案绝非如此冷漠。对苏格兰来说，达恩莱不过是个碍眼的外人，一旦厌烦他，便用常见的办法干掉他就是。可是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来看，他是膏立的国王、显赫家族的成员，具有他们那样不可侵犯的地位，因此把他的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当然，任何人都根本不相信官方胡诌的陈述。整个欧洲从一开始便看出：罪魁祸首肯定是波思威尔，玛利亚·斯图亚特肯定是他的心腹。连教皇与他的使节都以激愤的言辞指摘这个失去了理智的女人。但是最使这些外国君主耿耿于怀的，最使他们恼火的，倒不完全是谋害的本身。在那个时代，人们并没有什么道德观念。事关一条人命也并不特别难办。自从出现了马基雅弗利的主张以来，在所有国家，对政治谋杀都视为情有可原。几乎每一个欧洲王室在自己的宗谱里都有类似的做法。亨利八世需要除掉他那些妻子时一点也不手软。菲力普二世不喜欢别人问起他的亲生儿子唐·卡洛斯被害的情况。教皇家族博恰 得了恶名，手段之一便是毒药。然而在这一点上却有不同之处——这些君主无一例外都避开任何凶杀甚至同谋的嫌疑。他们都让别人动手，自己并不沾边。他们只希望玛利亚·斯图亚特做个洗刷自己的样子。最使他们恼火的仅仅是她漠然置之的愚蠢做法。这些外国君主先是愕然，既而愤然注视着这个不知深浅、鬼迷心窍的同行姐妹，她竟毫无推卸嫌疑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找几个小人物，将他们绞死或四马分尸了事。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却在球场上优哉游哉，还挑了那个罪魁祸首做她玩乐的搭档。玛利亚·斯图亚特派驻巴黎的忠诚使臣焦虑而恳切地报告了这种消极态度造成的恶劣影响。“此间人们诽谤您为这一罪行的祸首，说您自己下了这道命令。”这位正直的教徒如此坦率，足以使他万古流芳，他对女王说：如果她现在还不以极其有力与坚决的方式弥补这次谋害的罪过，“那么失去了生命和一切对您来说或许还要好些。”
这是一位友人的诤言。如果在这个自暴自弃的女人身上还有一丁点理性，在她的灵魂里还有些许自己的意志，她一定会振作起来。伊丽莎白唁函的措辞更是直叩心扉。事有凑巧，说来也怪：玛利亚·斯图亚特面对一生最严峻的危机和最冷酷的行为，世上竟没有一个女人，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做她一辈子死对头的这个女人那样了解她。伊丽莎白一定在这一事件中像照镜子一样看到了自己：在与达德利·勒斯特打得火热的那段时间里，她自己就曾经处于同样的境地，也有同样的与或许同样事出有因的嫌疑。为了扫清结婚的道路，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这里必须除掉一个丈夫，在伊丽莎白那边则是一个碍事的妻子。伊丽莎白或许知情，或许并不知情——这永远是难解之谜，总之，发生了同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天早晨人们发现罗伯特·达德利的这个妻子即爱弥·罗勃萨特被某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杀害了——现在达恩莱也这样。当时大家都用谴责的目光注视伊丽莎白（就像眼下人们盯着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样），那时还是法国王后的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甚至也随随便便地讥讽这位表亲，说她要下嫁杀妻的马厩总管。正如今天世人自然而然地都把波思威尔视为凶手一样，当时人们都将勒斯特看作杀人犯，将女王看作帮凶——一定是伊丽莎白想起了当初渡过的难关，这使她成为诚心诚意替这个处境相同的表亲出主意的最佳智囊。伊丽莎白当时明智而坚决地传旨进行——自然毫无收获的——调查。不管怎样总是调查过了，这就保住了她的名声。她抛却与那么引人注意地卷入此事的勒斯特结婚的渴望，从而最终完全平息了种种闲言碎语。这样在众人面前便显得同谋害事件毫无联系了。现在伊丽莎白也希望玛利亚·斯图亚特采取同样的做法。
伊丽莎白1567年2月24日写的那封信之所以值得注意，也由于这是一封只有伊丽莎白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只有出于女人感情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只有由于人性流露才能写得出来的信。她在这封真诚关切的唁函中写道：“夫人，您的丈夫即我的表亲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我惊骇莫名，木然不知所措，以致此刻我还无法就此提笔详谈。虽然感情驱使我为血缘如此相近的亲戚死于非命而悲不自胜，但我还是不能对您隐瞒——恕我直言：您比他更使我伤心。夫人！如果我想方设法对您说些甜言蜜语，而不是竭力维护您的名声，那么我便不是您忠实的表亲和真正的友人，因此我对您不能不说我的臣民关于此事的议论，他们认为您对这一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意缉捕那些曾经为您效劳的人犯。这就造成这样的印象，人们以为这些凶手作案曾得到您的准许。我请求您相信我，就是给我人间全部财富，我也不会往这方面去想。我永远都不可能让他人这样荒诞不经的看法留在我的脑子里，我对任何君主都不会有这样糟糕的想法，对您更是根本就不这么看。我只希望您诸事顺遂，如我所想，如您所愿。因此我提醒您，忠告您，请求您认真对待此事。如果罪有应得，就是追到您最亲近的人头上也不能瞻前顾后，您别听信旁人的劝说而不向大家表明您既是高贵的君主，又是正派的女人。”
这个平时难以捉摸的女人所写的书信中或许从来没有哪一封比这一封更加真诚、和善的了。这封信本当像一颗枪弹那样使这个麻木不仁的女人大吃一惊，唤醒她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现在有人又一次指责波思威尔，又一次无可置辩地向她表明，如果对他姑息，人们便会认定她是同谋。但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必须反复强调，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内心毫无自主意识。她“可耻地迷恋波思威尔”，以至于伊丽莎白的一个暗探在发往伦敦的书面报告中写道：“有人听她说过：她可以舍弃一切，只穿一件衬衣同他一起远走高飞。”她对任何劝告都充耳不闻，理性已无法控制沸腾的热血。而且由于她忘掉了自己，便以为别人也会忘掉她及其所作所为。
在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3月份整整一个月里，玛利亚·斯图亚特毫无动静好像做对了，因为整个苏格兰都在沉默，司法部门诸公装聋作哑，波思威尔也怎么都逮不住那些“不知姓甚名谁的凶手”——碰得这么巧，真是咄咄怪事，虽然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市民们都在小声传播案犯的姓名。每一个人都认得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说得出他们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了得到赏格而甘冒生命危险。终于有人开口了。被害人的父亲，伦诺克斯伯爵，全国最有威信的贵族之一，他据理质疑：为什么已经过去几个星期还未对谋害他儿子的凶手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样一来，说什么都不能不给他一个回答。与杀人犯同床共枕、由知情人出谋划策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当然只会虚应故事，说她一定尽心尽力，交由国会处理此事。可是伦诺克斯非常清楚，这样搪塞意味着什么。他再次提出要求，希望先捉拿所有在爱丁堡四处张贴的揭贴上有名有姓的那些人。应付如此确切的要求就更加困难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又一次敷衍他，说她很愿意这样做，只是名字太多，又各有不同，彼此毫无关系，因此请他自己指出谁是罪犯。她显然希望炙手可热的军事独裁实施的恐怖统治会把伦诺克斯吓住，不敢说出波思威尔这个要命的姓名。然而，在这中间伦诺克斯已经找了靠山，腰杆子硬了。他已与伊丽莎白取得联系，这就等于有了保护伞。使当局非常难堪的是：他一清二楚地写下所有的名字，要求对这些人进行调查。第一名便是波思威尔，接下来是巴尔福、大卫·查梅斯，以及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与波思威尔的侍从当中的几个小喽啰，这些人的主子早已把他们送出境外，免得他们受刑时供出真相。这个时候，狼狈不堪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方才看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滑稽戏再也演不下去了。她明白，伦诺克斯采取死硬态度是由于伊丽莎白以自己的全部实力与威望为他撑腰。在这当中，卡塔琳娜·美第奇也极其尖锐而明确地告知玛利亚·斯图亚特：如果不通过正式的公正的审判程序将这次谋害事件的凶犯绳之以法，她将视玛利亚·斯图亚特为“已经无脸见人”，苏格兰也别指望法兰西友好相待。现在需要赶快改弦易辙，不能再演“查无结果”的滑稽戏了，而是另演一出，即上演公开审理的滑稽戏。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不得不表示同意波思威尔到贵族法庭为自己辩护——对那几个小人物以后再作处置。3月28日伦诺克斯伯爵接到去爱丁堡并于4月12日到法庭控告波思威尔的邀请。
波思威尔这个人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去认罪，决不会畏怯地自卑地去见法官。他之所以表示愿意接受传讯，只是因为他已打定主意，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法官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而不是由他们定罪。首先，他让女王将所有要塞的指挥权都交给他，这样全国所有可供使用的武器弹药都掌握在他手里。他知道，谁有权，便有理。此外，他把自己的边防军全都调到爱丁堡，把他们装备起来，好像要一决雌雄。他以其特有的暴戾恣睢、践踏道德的习性，毫无顾忌、不知羞耻地在爱丁堡建立起地地道道的恐怖统治。他公然叫嚣：“如果他得知谁张贴过那些指控的揭帖，他就要用他们的鲜血来洗手。”——这是对伦诺克斯进行严厉的警告。波思威尔和他手下那些人总是把手搭在腰间的短剑上。他的部下反复露骨地叫嚷：他们决不答应拿他们的首领当罪犯来审问。请伦诺克斯有胆来指控他吧！叫这些法官试试看，把这个苏格兰的独裁者定罪吧！
这类准备活动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伦诺克斯毫不怀疑等待他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可以去爱丁堡控告波思威尔，但是波思威尔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座城市。伦诺克斯又一次向他的后台伊丽莎白求助。伊丽莎白毫不迟疑地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写了一封信，措辞激烈，要她悬崖勒马，不能对这种公然违法的行为听之任之，致使自己陷于同谋嫌疑的境地。
她非常激愤地写道：“夫人，如果不是对无助者与不幸者的请求施以仁爱的信条驱使我这么做，我不会如此不近人情地写这封信来打扰您。夫人，我得知，您已发布公告于本月12日开庭审理参与谋害您的丈夫即我的表亲一干嫌疑人的案件。非常可能有人施展诡秘而狡诈的手段掩盖此事的真相，亟须加以防止，是为当务之急。死者的父亲与友人们恳求我转请您推迟开庭日期，因为他们已经看到，那些歹徒正在想法通过暴力得到依法不能取得的结果。因此，出于对您的情谊——因为此事对您关系最大，也为了使那些与这一闻所未闻的罪行毫不沾边的人们安心，我不能不这样做。纵使您原本清白，但此姑息养奸的做法便足以使您丧失君主的尊严，遭到寻常百姓的鄙弃。如您竟至名誉扫地，我倒愿意您光荣死去，而不要苟且偷生。”
这样再次直刺良知，照理一定会使一颗已经麻木、失去知觉的心醒悟过来。然而完全无法肯定，这一封告诫信有无在最后关头发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手里，因为波思威尔耳目众多，这个肆无忌惮、凶狠强悍的狂徒天不怕地不怕，根本就不把英国女王当一回事。奉命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呈交此信的英国使节在王宫大门口被他那些喽啰挡住，不让进去，只是告诉他，女王在睡觉，不能接见他。为一个女王向另外一个女王送信的使者彷徨街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见到波思威尔，后者毫无顾忌地拆看了那封写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信，随随便便塞进口袋里。后来他有没有把信交给玛利亚·斯图亚特谁都不知道，也无关紧要。这个驯服女人早就什么事情都不敢违逆他的意志，甚至据说她还干下这样的蠢事：就在那个时候，他在形同土匪的马队护卫下去法院大楼，她竟从窗口朝下面向他挥手，仿佛她祝愿这个尽人皆知的凶犯在审判闹剧中取得成功。
然而，就算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接到伊丽莎白的最后警告，也绝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她。开庭之前三天，她的异母兄莫雷来向她辞行：他突然想去法国和意大利游览，看看威尼斯和米兰。根据以往多次的经验，玛利亚·斯图亚特照理会悟出：莫雷如此仓促地离开政治舞台意味着风暴即将来临。他这样显眼地置身事外，便是事先就反对这出卑劣的法庭闹剧。而且莫雷也毫不隐讳此行的真正原因，他对愿意了解情况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曾力图拘捕凶杀案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詹姆士·巴尔福，但是波思威尔为了庇护同伙从中作梗。一个星期以后，他在伦敦对西班牙使节德·西尔伐说：只要如此异乎寻常、骇人听闻的罪行在王国里不被惩办，他再待在那里，便难保无损名誉。他说话这样直言不讳，想来对自己的妹妹也会知无不言。人们的确注意到，玛利亚·斯图亚特噙着眼泪让他离开。但她无力留住他。自从她依恋波思威尔以来，就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了。她只能听任这个骑在她头上的人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她身上的女王已向激情勃发、甘作牛马的女人俯首称臣。
审判闹剧于4月12日以无视物议的架势开场，同样以无视物议的架势收场。波思威尔身佩利剑，腰插匕首，在众多的——据说有四千人（这可能是夸大了的数字）——爪牙簇拥下，骑马去法院大楼，宛如去攻取一座要塞。可是人们又援引了一道过去的诏令，只允许伦诺克斯进城时至多带六名随从。女王的偏袒于此可见。这样剑拔弩张来审理此案，伦诺克斯不想出庭了。他知道，伊丽莎白已发信给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有一种道义的力量在支持他，因此他只派了一名家臣去法院宣读他的抗议书。那些法官已被吓住，也已被收买，捞足了土地、金钱、荣誉。他们看到原告缺席，求之不得，顺手做出了原来棘手的判决，心上一块石头落地。经过看来十分繁琐的合议——其实一切都早已串通好——可耻地以“并无指控”为由，一致裁决波思威尔无罪，说他同“策划并参与上述谋害国王”无关。要是为人正直，面对这个很不像样的判决，一定不会满意。可是波思威尔却马上耀武扬威，在全城驰骤，兵器叮当作响。他拔剑挥舞，大声公然向每一个当时还敢指控他是谋害国王的元凶或帮凶的人挑衅。
从此车轮飞快地滚向深渊。市民们感到震惊，法律遭到空前的嘲弄，人们小声地在嘀咕。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友人们惊惶地注视着她，他们忧心忡忡。对这个发疯的女人告诫已无济于事，这使他们痛心疾首。她最忠诚的朋友梅尔维尔写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善良的女君主滑向深渊，但是谁都无法使她意识到危险，真不知如何是好。” 可玛利亚·斯图亚特就是听不进良言，听不进告诫。最荒唐的事也敢干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欲望驱使她不断干下去。这个听任情感支配的狂乱女人，她不回头看看，也不问问别人的想法，也不听听别人的意见，只顾往前直冲，奔向毁灭。波思威尔向全城挑衅以后，有一天她伤害了整个国家的臣民：她给予这个臭名昭著的罪犯以苏格兰的最高荣誉——在国会开幕那一天，她让波思威尔高举国宝，即王冠与节杖前导。这个时候，谁都不会怀疑，波思威尔今天可以把王冠捧在手里，明天就会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波思威尔生性不会遮遮掩掩——此人无法无天，但这一点倒往往让人刮目相看。现在他肆无忌惮，劲头十足，毫不躲躲闪闪地径直把手伸向他要索取的酬报。他无耻地要国会由于他的“丰功伟绩”把全国最坚固的顿巴尔要塞奖给他。而且趁那些勋爵都已在场，全由他控制，都对他唯命是从，他便对他们恣意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为他效劳，以达到最后的目的，即：同意他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国会闭幕那天晚上，他作为显贵和统揽军权的独夫邀请这一帮人在艾恩斯利斯酒家共进晚餐，大家开怀畅饮。当大多数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他要这些勋爵在一份盟约上签字——这使人想起《华伦斯坦》 尽人皆知的那一场戏，盟约中写明：这些勋爵不仅在波思威尔遭到任何诽谤者的攻击时必须替他说话，而且也有责任将他“这位高贵而举足轻重的勋爵”推荐给女王作为与她般配的丈夫。这个妙不可言的文件里写着：全体贵族既已申明波思威尔无罪，“而女王目前又在孀居，为了公众的福祉，祈求女王俯允，纡尊降贵下嫁一个臣子，即上面提到的勋爵”。他们则有义务，如同“向天主负责”一样，支持和捍卫该勋爵，反对任何人企图破坏或阻挠这一婚事，为此不惜投入自己的生命与家产。
这份盟约宣读之后，大家一时不知所措，只有一个勋爵趁这当口悄然溜出酒家。其他人都乖乖地签了字，或者由于波思威尔那些手执武器的爪牙包围了这座酒家，由于打定主意到时候便撕毁这份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盟约，他们深知，白纸黑字可以用鲜红的血液洗得不留痕迹，谁都不怎么操心——对这帮家伙来说，大笔一挥算得了什么？！——一签过字，便继续胡闹，酗酒，高谈阔论，而最得意的则是波思威尔。他已得手，如愿以偿。再过几个星期——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中看起来难以置信的夸大的虚构故事，在这里便将变成现实：“一个王后为自己丈夫送葬时穿的那双鞋子还未破旧”，就同杀害她丈夫的凶手一起走向婚礼圣坛。多行不义必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