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6年—1567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因波思威尔而芳心躁动当属那些在历史上最应记得的痴情悲剧。就疯狂程度和震撼力量而言，几乎没有哪部古代希腊罗马的和尽人皆知的艳史能够超过它。她的激情犹如蓦地腾起的火舌，挟带迸射的炽热，一直蹿上满目紫红异彩的销魂境界，也滑入漆黑如夜的罪恶深渊。情感一旦如此逾越常度，再以逻辑与理智来衡量，便过于简单，因为不可抑制的冲动违背理性表现出来，这属于它的本质。激情冲动一如疾病发作，既不能对之指摘，亦不能为之辩解。人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吃惊地描述它，又由于面对一种原始力量而有点慌张，这种力量源自不可抗拒的因素，有时在自然界，有时在某个人身上像暴风骤雨一样爆发出来。这种极度冲动的激情，不再听从它所袭击的那一个人的意志力量，它们及其各种表现与后果都不再属于这一个人自觉生活的范围，这一切似乎都从他的头上越过，超出了他的责任能力。要对这样为激情所左右的人用道德标准去评说，就跟要求狂风暴雨承担责任或要将火山绳之以法一样毫无意义。所以，也很难要玛利亚·斯图亚特对她在官能与心灵处于迷醉状态时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在那段时间里她那种荒谬的举动完全不是她一向规矩的，倒可以说拘谨的生活态度。在一片痴心的迷乱中，并非出于本意，甚至违背自己的意志做了这一切。她闭目塞听，为令她心醉的魅力所吸引，宛如一个梦游的女人，行走在毁灭与犯罪的道路上。忠告难入耳，呼喊唤不醒。一俟内心的烈焰在她的血液中燃尽，她才幡然醒悟，但已身心交瘁，一蹶不振。经过了这样一番烧灼，活力也就焚毁殆尽。
如此过度冲动的激情永远也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再次出现。正如一次爆炸烧掉全部火药一样，一度这样剧烈的迸发总是毕生难再。玛利亚·斯图亚特极度欢乐的白炽状态为时不过半年。可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她的心灵强化、集中到这样火热的程度，致使此后她只能成为冲天火光映照下的阴影。如同有些诗人（如朗波 ）和音乐家（如马斯卡涅 ）在唯一的天才作品倾注了全部心力，从此才尽凋谢，有些女人也在仅有的一度欲望勃发中一下子虚掷了满腔情愫，而不是像行事适可而止、普普通通的女人年复一年把情感分摊开来。前面那种女人将毕生全部情爱加以浓缩，一股脑儿享用。那样的女人，浪费自我的天才，她们纵身一跳，堕入激情深渊的底部，再也无法救出，有去无回。这种无视危险与死亡的情爱可以说是勇士情爱，玛利亚·斯图亚特堪称此中翘楚。她一生只有一次真正体验了激情，深得其中三昧，充分享受，直至自我消融，自我毁灭。
像玛利亚·斯图亚特对波思威尔那种如此不可抗拒的激情这般急遽地紧接在她过去对达恩莱的好感之后，乍看也许匪夷所思。事实上，正是这样的演变才是唯一合理而自然的结果。如同任何另外一种高超的艺术那样，情爱也要学习、检验与体会才能掌握。初次涉足便要做得十全十美，这是永远，或者说几乎永远不可能的事，就同从事艺术活动一样。心灵之学有这样一条永恒的规律在起作用，即：出现达于极峰的激情之前差不多总是先有较早或较弱的冲动作为铺垫。善窥心灵的顶级大师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中卓尔不群地揭示了这条规律。他那部不朽的爱情悲剧并不是（像才华稍逊一筹的行家和能手那样）一上来就写罗密欧像迸出闪电的火花似的爱上了朱丽叶，而是貌似阴差阳错地先写他属意于某个罗莎琳德。这也许是他那部爱情悲剧中最见匠心独运的一笔。在这里，有意安排错位的钟情先于真正的热恋，因为那是一种稚气未脱，并非完全无意为之的前奏，预示后继的娴熟技巧。莎士比亚借助生动的事例说明：如果不是先有印象，也就没有认识；如果不是先尝到滋味，也就没有欢乐。情感一定先被引发与点燃，然后才能腾起火焰，升向无限的天际。只是因为罗密欧内心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因为有力而狂热的心灵渴望激情冲动，他身上求爱的意志最初也就愚蠢而盲目地抓住最初的机会，扑向完全偶然遇上的罗莎琳德，后来明白、清醒过来，这才很快便将并不完全的爱换成完完全全的爱，从罗莎琳德转向朱丽叶。玛利亚·斯图亚特也正是这样：她最初怀着尚在盲目状态的感情走向达恩莱，只是因为他当时年轻英俊，来得正是时候。但是他那乏力的气息太弱，难以保持她内心的烈火。他不能使她升入销魂的境界，她无法充分燃烧，无法化为熊熊烈火。于是余烬暗淡地继续微燃，它使官能受到刺激，却使心灵感到失望。受到限制的火焰只能朝里面蔓延，这是一种难言的痛苦。一旦来了意中人，他被赋予解除这种痛苦的力量，为自行熄灭下去的余火输送氧气和燃料，遭到压抑的火苗一下子腾起，照亮了一切。正像罗密欧对罗莎琳德的爱慕了无痕迹地融化在他对朱丽叶的真正激情之中，玛利亚·斯图亚特也在对波思威尔的极度快感中忘掉了对达恩莱的官能兴趣。任何最终的激情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只能从所有过去的冲动中吸取滋养并得到强化。一个人曾误以为是激情的一切，在真正的爱情中才成为事实。
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对波思威尔的情爱发展过程我们有两类佐证。一类是同时代人的记载、编年史和文献。另外一类是一批流传下来的、认定为她所写的书信与诗作。两种形式，客观事实的外在反映和心灵活动的内在明证完全吻合。然而，也有人认为必须按照后世的道德标准为玛利亚·斯图亚特辩护，反对指摘她有过自己无法辩解的激情冲动。所有这些人都拒不承认这些书信和诗作的真实性。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这些是赝品，在史学上不足为凭。从诉讼角度来看，他们无疑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那些流传到我们手上的书信和十四行诗只有译文，也许甚至还有曲解。原件已告阙如。也永远不会重新出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迹，亦即无可辩驳的最后证据已经被毁，也知道为谁所毁。她的儿子詹姆士一世当政，就把从世俗眼光来看有损母亲妇女清白的手迹付之一炬。从此关于这些“首饰盒中的书信”的真伪展开了相持不下的争论，充分反映出在评价玛利亚·斯图亚特上由于宗教与民族的原因而形成的偏见。因此一个持论公允的传记作者就有必要仔细比较分析双方的论据，但是判断必然具有独特的个性，原因是：由于未能提供原件，学术上和法律上的最终定论已无可能，只有从逻辑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肯定或否定其真实性。
无论如何，要想正确认识玛利亚·斯图亚特，阐述她的内在本质，就得做出判断，认定这些诗作，这些书信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能耸耸肩膀说一句：“有可能，也不一定”，不能畏首畏尾说一句：“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便从这个问题边上绕过去，因为内在演变过程的心灵关键就在这里。传记作者必须以十分认真负责的态度比较分析“赞成”与“反对”两方的论点——如果肯定真实性，将那些诗作视为可信的依据，用在自己的论述中，那么就要公开而明确地阐述自己之所以如此认定的理由。
波思威尔仓皇出逃以后，人们在一个上锁的银质首饰盒里发现这些书信和十四行诗，所以它们被称为“首饰盒中的书信”。玛利亚·斯图亚特确实将她第一个丈夫弗朗西斯二世给她的首饰盒像其他各种各样礼品一样送给了波思威尔，这一点毫无疑问。波思威尔在这个上锁的盒子里存放了绝密的文件，当然也收藏着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信，这一点亦可肯定。同样没有问题的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写给情人的信函下笔不慎，有损名声。第一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一辈子都是一个大胆、说干就干的女人，从来不善在言词里、文字中克制自己的感情；第二因为她那些对头发现这些书信时喜不自胜，也可说明，信里一定有某种会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受到损害的、丢脸的内容。但是坚持赝品说者都不再着力否定这些书信与诗作的存在，而是仅仅认为：这些勋爵从一起审阅到交给国会的短短几天之内以恶意伪造的赝品偷换了原件，认为：那些公之于众的函件根本就不是最初在上锁的盒子里发现的原件。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同时代人当中谁曾提出这样的指摘：答案不利于持这种论点的人们。事实上，没有人这样指摘。首饰盒落入莫顿手中那天，这些勋爵一起把它打开，起誓认定书信确系真迹，国会议员（其中有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密友）又将手札审查一遍，亦未表示怀疑。第三次、第四次则在约克法庭和汉普顿法庭展示，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其他手迹原件进行了比较。而令人深信不疑的特别重要的论据是：伊丽莎白将这些书信印发给各国宫廷。尽管从为人看她居心叵测，但她决不会庇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作伪的冒牌货，因为如果这样，说不定有朝一日不知哪个参与者把这件事捅出来。这个女政治家非常谨慎，不会因小事弄虚作假让人抓住把柄。只有一个人当时为了自己的名声理应呼吁全世界伸出援手，这就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首要的当事人，这个据称无辜、遭到诽谤的女人——使人感到惊讶——仅仅轻描淡写地，完全不能令人信服地提出抗议。她先是通过秘密谈判力图劝阻向约克法庭交出这些书信——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因为证实伪造，只会更能使她挺直腰板哪！——后来又嘱咐自己那些代表，要一开始就将所有对她的指控全都斥为不是事实。这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她在政治问题上很少讲真话，而且竟然要求人们确认君王之言重于所有证据。但是当布坎南将这些手札印在谤书中，到处散发加以指摘，在所有宫廷里人们好奇地谈论这些书信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并未提出强烈的抗议，完全没有说到有人伪造，只是不痛不痒地称布坎南为“可恶的无神论者”。在任何手札里，无论是给教皇的，给法国国王的，或者是给她那些亲戚的信里她都没有写过一句话，说有人伪造了那些书信和诗作。法国宫廷从一开始手里就有真迹的印件，在这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中从来也没有为玛丽亚·斯图亚特撑腰。可见同时代人当中谁都丝毫没有怀疑手迹的真实性；她那些同时代的朋友当中也谁都没有公开说过，用赝品来掉包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原件早已被她的儿子销毁了。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伪造的说法才逐渐抬头，意在竭力将这个大胆、任性的女人说成受了卑鄙的阴谋之害，说她完全清白无辜。
同时代人的态度，具有史学意义的论据无疑说明了手迹的真实性。依我看来，从语文学与心理学来分析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先谈诗作吧——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苏格兰，谁对玛丽亚·斯图亚特的私生活了如指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用外语，即用法语写出一系列十四行诗呢？的确，世界史上有无数伪造文件与书信的例子，文学中也时常不可思议地出现各种伪作。然而，像麦克弗尔逊 的《莪相诗集》，或者柯尼金霍夫手稿 的赝品都是年代久远、湮没无闻的文字复制。但是从来也不见有谁将整组诗歌伪托为一个在世的同时代人所写。要说对创作一窍不通的苏格兰贵族地主，为了丑化自己的女王，竟用法语急忙写出十一首十四行诗，这个想法实在太荒谬了！那么谁是这位无名的魔术师，他竟能用一种外语写出伪托女王的一组诗作，文词如此优美，每一句话语、每一种情感都完全切合这个女人内心深处的奥秘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辩护者曾经回答过。就是像龙沙、像杜·倍雷这样的人也不可能下笔这么快，也不可能把心理活动写得这么逼真。更不要说莫顿、阿盖尔和汉密尔顿之流，这些人充其量会使剑，可是要用法语在席间对话就难矣哉！
如果诗作的真实性可以确认（现在也不大被否认了），那么就有必要承认书信的真实性。当然译回拉丁文和苏格兰语时（只有两封信以原文件形式保存下来），可能有几处改动过，也许甚至确实添了一两处。但就整体来看，同样的论据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书信的真实性，特别是最后提及的心理学上的论据。如果有“一伙”所谓“胡作非为之徒”怀恨在心，蓄意炮制中伤玛丽亚·斯图亚特的书信，自然就会编造露骨的表白，让人鄙视她，使她看上去像一个淫荡、阴险、恶毒的妇人。为了毁谤玛利亚·斯图亚特而将书信与诗作伪造成像流传下来的那样，这就太不合情理了，原因是：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给她抹黑，不如说是替她辩白，字里行间流露出玛利亚·斯图亚特感人的恳切，倾诉了作为罪行的知情人与协助者的畏惧心理。这些书信展示的不是那种激情的欢乐，而是极度的危机，是活活被焚烧和被烧死者透不过气来的呼喊。文字如此缺乏藻饰，思路如此纷乱，显然非常匆促和惊惶，由着一只因激动而在执笔的发抖——人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手写到哪里算哪里。这恰恰充分说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在那些日子里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神经过度紧张的心情。只有一个善窥人心的顶级天才才能针对无人不知的种种事实，如此完美地虚构出这样一种心理基调。以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名声为己任的人们轮番随口指责莫雷、梅特兰或布坎南伪造手迹。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莎士比亚，并不是巴尔扎克，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只是可鄙的小人，也许有本事干些卑微无赖的蒙骗勾当，却没有本事在办公室里组合如此感人的言为心声的真实图像，如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书信经历各个时代所展示的那样。如果这些书信竟是赝品，就得先把这一位作伪的天才寻找出来。所以不持偏见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认定只在心灵遭到困厄和深重的压抑时才提笔诉诸文字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是这些书信与诗作的作者和她极度痛苦的最为可靠的证人。
只有透过诗中的自我暴露，人们方才得以了解这次不幸的激情从何开始，只有借助火热的诗行，人们方才知道这场情爱并非缓慢地凝结而成，而是骤然扑向这个不知就里的女人，永远攫取了她。直接的缘由则是一次粗暴的肉体行为，波思威尔的突然袭击，半是强暴或者就是强暴。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幕后的秘密：
由于他，我泪流不止，
当他离开我的身子，
还未获取我这一颗心之时。
一下子人们就看清了全局，几个星期以来，玛利亚·斯图亚特愈来愈多地同波思威尔在一起。他作为王国的首席顾问、全军统帅在女王旅行与游览期间陪伴她从一座城堡来到另外一座城堡。女王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年轻的新郎垂涎自己，正是她自己替这个男子挑了一位美貌的贵族女子，还参加过他的婚礼。由于促成这桩婚事，因而面对这个忠心耿耿的臣子，她一定感到双重的安全，不会受到侵犯。她可以毫无猜疑地同他旅游，毫无顾虑地同他待在一起。玛利亚·斯图亚特由于轻信而产生的安全感（这本是她性格中最可宝贵的特点）每次都成了她自己的灾难。可能——人们恍如目睹——她偶尔对他举止随便、亲昵，也有女性卖俏忘了分寸的时候，就像当时对夏斯特拉尔，对里齐奥的态度给她造成严重的后果那样。也许她长时间单独同他待在屋子里，她寻开心，耍笑，逗趣。可是这个波思威尔不是弹奏琉特的浪漫诗人夏斯特拉尔，不是阿谀奉承的新贵里齐奥：波思威尔是这样一个男人，有火热的情感和结实的肌肉，由着冲动，由着本能行事，胆大包天。这样一个男人不能轻易撩拨、挑逗。他陡然动手，抓住春情亢奋，官能被愚蠢的初恋激发，却又未能酣畅尽兴的女人。“也许这是肉体占有者的行为。”他向她袭击或者说向她施暴。（在这样半推半就的迷醉时刻谁能分辨自愿与自卫呢？）人们可以相信：从波思威尔一方来看，这次袭击确实不是预谋的举动，不是克制已久的温存得以如愿以偿，只是一时情欲冲动，并非心心相印，纯属肉体的，纯属本能的暴力行为。
但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影响则宛如遭到雷击。某种全新的感受像暴风骤雨一样突然侵入她平静的生活：波思威尔占有她肉体的同时，也夺取了她的情感。她至今只在两个丈夫，在十五岁的青年弗朗西斯二世和嘴上无须的达恩莱的身上接触到阳刚之气不足的男性：病夫和懦夫。她担当赐予者、慷慨的造福者、甚至在这最为隐蔽的深处也担当主宰与君王的角色，早已成了理所当然的常事。她从来都不是被索取者、被占有者、被征服者。可是在这粗野的施暴行为中，她突然——这意外的袭击使她的官能酣畅如醉——遇上真正的男性，终于遇上一个男人，他将她的女性潜质，她的羞耻心、自尊心、自信心全都打得粉碎，终于遇上一个男人，他欢快地为她敞开她自己的、迄未意识到的火山世界。她还未觉察到危险，她来不及推拒，就被击败。密致的外壳一破，深藏的熔岩往四外喷射，在吞噬，在烧毁。可能她最初只是感到恼火、愤怒，气头上恨死这个伤害女性自尊的色狼。可是自然法则中最为难解的奥秘之一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往往碰在一起。正如皮肤几乎无法区分极冷与极热，正如严寒可能给人以像火一样的烧灼感觉，相反的情感也会融合在一起，在某一瞬间，女人心中的恨可能变成爱，受到伤害的自尊可能变成失去控制的顺从，她的躯体可能贪得无厌地渴求刚才还由于极度反感而拒不接纳的行为。从这时起，这个至今还算审慎的女人激情勃发，在内心的烈焰中焚烧，渐渐化为灰烬。所有迄今她借以安身立命的支柱，名声、尊严、体统、高傲、自信与理性全都坍塌：一被压倒，扔了过去，她便只想越来越深地沉醉其中，但求堕落与毁灭。前所未有的异乎寻常的欢乐向她袭来，她尽情地享受，贪婪地、迷恋地，宛如融化了自我：她温顺地吻了这个男人的手，他毁了她的女性自尊，却教会她委身进入从未有过的极乐境界。
这种从未有过的，这种无可比拟的醉意远远超越了她对达恩莱的初次激情。在达恩莱身上，她仅仅发现委身的乐趣，浅尝辄止。现在她才痛快淋漓地享受。她只愿与达恩莱分享王冠、权力、寿命。她要给波思威尔的不再是某一件礼品，不再是这个和那个，而是她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为了使他富有，她可以变成穷人；为了使他飞黄腾达，她乐于贬低自己。在难以言传的迷醉中，为了抓牢他留住他，为了这唯一的一个人，她扔掉束缚她限制她的一切。她知道，她的朋友们会离开她，世人会辱骂她看轻她。看到了这一点使她在旧的高傲遭到践踏以后产生新的高傲，她兴奋地表明态度：
为了他我从此无视名声，
这一生造就的唯一真正的幸福，
为了他我拿良知与权力去冒险，
为了他我抛却亲情与友谊，
任何顾虑在他面前都得让开。
我想起他，朋友们便微不足道，
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会使我发抖，
我乐于为了他送掉一切，
我愿意为了他让出整个世界，
为了他能高升我可以死去。
从此再无他求，一切都只是为了他，她第一次感觉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他。
为了他我要获取最高的奖赏，
永不停息，直至他终于知道，
没有其他乐趣能点燃我的心，
除却不断地不倦地为他效劳。
为了他愿命运之神使我长在，
只是为了他使我常年幸福、健康，
让我可以追随他依靠他，
永远作为她的这一个女人。
她所拥有的一切，她所体现的一切，她的王位、她的名声、她的肉体、她的灵魂，她都扔下自己激情的深渊，在堕入深处的过程中肆意品尝自己漫溢的春心。
内心激动与过于激动到如此疯狂的程度一定会发生心理变化。过度的激情促使这个至今随和、拘谨的女子萌发出从未有过的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在这几个星期里，她的肉体与灵魂所得到的享受增强了十倍，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以前没有见过、以后不再见到的能量与能力。在这段时间里，玛利亚·斯图亚特能够骑马疾驰十八个钟头，随后彻夜写信而无倦意。平时只是写些简短的警句箴言、即兴小诗，现在她却能热情如沸，灵感如潮一口气写下那一首十四行诗，字里行间用以往从未有过、后来未再见过的表现力与说服力，诉说了自己的种种欢乐与痛苦。她，这个一向轻率、粗心的女人竟能在众人面前伪装得完全不露痕迹，以至于几个月里没有一个人觉察到她与波思威尔的关系。她在众人面前同这个男人说话就像对臣子那样一本正经。事实上，只要这个人稍微碰她一下，她便激动得直打哆嗦。她能在她的神经紧张得使她发抖，内心由于绝望而痛苦已极的时候，却能装得轻松愉快。在她身上形成一股魔鬼般“超越自我”的力量，它拽着她，使她远远超越原有的潜质。
然而强迫意志促使情感负担过重带来了恶果，这便是可怕的虚脱。每次她事后都得精疲力竭地在床上躺好几天，一连几个钟头迷迷糊糊地在一些屋子里四处乱走，在卧榻上抽抽搭搭地呻吟：“我还是死了好！”叫喊着要别人给一把匕首让她自尽。正如这种超常力量袭来时那样，过了几个钟头它又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她的身体再也无法长期承受这种狂暴的强化自我行为，这种剧烈的尽力超越自我行为，它叛乱了，它反抗了，神经都在燃烧，都在颤抖。她的身体由于毫无节制的放荡已被伤害到了何种程度，在吉特堡事件中暴露得最清楚。10月7日波思威尔在与一个偷猎者搏斗时受了重伤，消息传到吉特堡，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正在那里举行地方法院庭审。为免引起注意，她克制自己没有立即上马疾驰二十五英里去赫密塔治城堡。但是毫无疑问，这个坏消息使她六神无主。她身边最无先入之见的观察者，即法国使节杜·克洛克当时还对她与波思威尔的暧昧关系一无所知，他向巴黎报告：“对她来说，失去他并非没有多大的损失。”梅特兰亦觉察到她心不在焉，神思恍惚，但是同样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说：“抑郁寡欢，闷闷不乐，可能由于她与国王关系不好。”过了几天，女王才在莫雷勋爵以及几个贵族的陪同下骑马飞奔去看波思威尔。她在受伤者的床边待了两个钟头，随后同样骑马狂奔返回，好像想借发疯似的疾驰将心乱如麻的痛苦压住。可是这一来，她那被朝里面烧灼的激情掏空的身体突然垮了。人们把她扶下马鞍，这时她晕了过去。昏迷不醒地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开始发烧，这是典型的伤寒。她辗转反侧说胡话。后来忽然身子僵直。她不能辨认，也没有知觉了。那些贵族和医生束手无策地围住这个令人困惑不解的病人。信使被派往各地，去请国王，去请主教，以防万一，到时候可以为她举行最后的涂油仪式。就这样，玛利亚·斯图亚特在生死之间躺了八天。看起来好像她那不想再活下去的意愿在一次猛烈的爆发中撕断了她的神经，摧毁了她的力量。然而，人们用有护栏的大车将正在康复的波思威尔一送来，女王便感到好了一些——这像临床诊断那样清楚地显示出：这次虚脱实质上是一次心灵的衰竭，典型的歇斯底里的发作。而且——又是一个奇迹——过了两个星期，这位人们认为必死无疑的女王又能骑马了。危险来自内心，这个垂危的病人又从内心排除了危险。
女王虽然身体已经恢复健康，但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依然心绪不宁，失魂落魄。连最不了解情况的人都觉察到，她已换成“另外一个人”。她的神情、举止都有了某种已经定格的变化。在她身上已无往日的轻巧与自信。她步履维艰，生活与行事有不胜负担的重压。她把自己锁在屋子里。透过门缝使女们听见她在抽泣、呻吟。她一向坦诚待人，这回却三缄其口，不把心事告诉任何人。谁都没有料到她日夜守住、逐渐使她的心灵窒息的可怕的秘密是什么。
原来她这种激情潜藏着一种祸患，它使她变得非同寻常而又令人寒心。这贻害无穷的祸根就在于：她从最初一刻起便意识到，她选取这种情爱是犯罪行为，只有绝路一条。第一次拥抱——一个特里斯坦 瞬间——之后的醒悟一定非常可怕。他们误饮了迷魂酒，猛然从沉醉中惊醒，两个人都记起，他们不是生活在并无旁人的无边无际的感情天地里，而是受制于这个世界，受制于责任与法律。感官恢复功能，蓦然眼前通亮，他们看清了自己多么荒唐，这是骇人的觉醒。委身于他的她是有夫之妇，她对之委身的他是有妇之夫。这是通奸，他们疯狂的情欲造成的双重通奸。才多少天前，才两个星期，二三十天前，她自己，玛利亚·斯图亚特，作为苏格兰女王隆重签署并颁发诏书，在她的王国内，犯通奸与任何其他形式的有伤风化的罪行者处以死刑。所以从最初一刻起，她这种激情便已打上罪恶的烙印。如果要将这种欲望持续下去，只有接二连三地犯罪，才能得以实现。为了永远结合在一起，两个人都得以强制的方式脱身——这一个离开丈夫，那一个离开妻子。这种罪恶的情爱只能结出毒果，玛利亚·斯图亚特从一开始就畏惧而清醒地看到，从此她不得安宁，无可救药。正是在这样绝望的时刻，玛利亚·斯图亚特产生出最后的勇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命运挑战，并不是胆怯地退缩、躲藏，而是昂首在这条通向深渊的道路上走到底。就让一切都失去吧，在这种痛苦中，为他做出牺牲便是她的幸福。
我将在尘世上拥有的一切，
我的孩子、国家、生命、幸福与荣誉，
全都放在他那大权在握的手中，
我的心永生永世都向着他，
只能是，一定要归他所有，
听命于他，在他身旁便是极乐，
不管发生什么，我对他至死忠贞。
“不管发生什么”，她都敢于走上通向绝境的道路。她已经牺牲了一切，牺牲了肉体、灵魂与命运。为他，为这个她爱得无法形容的情人，这个爱他到了难以名状程度的女人在这世界上只担心一件事：失去他。
然而，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这祸患中最大的祸患，这痛苦中最大的痛苦还在后头。她尽管做了种种蠢事，但是目光敏锐，她很快便发觉：这一回她又是虚掷了感情：她对之倾注了满腔如火真情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爱她。波思威尔在情欲驱使下，急骤而残暴地占有她，像对许多其他女人一样：官能的兴奋一冷却，他便把她们全抛掉，现在他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离开玛利亚·斯图亚特。对他来说，这种施暴行为只是炽热的瞬间，转眼即成过去的艳遇。这个不幸的女人自己也很快就不得不承认，她以一片真心热恋的主宰对她完全没有另眼相看：
你以为我放荡不羁，
——我看得出——你不了解我的品性，
你以为——啊，你冤枉了我！——
我的心像蜡一样，水性杨花，
你体会不到我对你一片真情，
你以为别人也会使我动心，
你以为我软弱，毫无主见。
猜疑使我对你情意更炽烈，
使我更热切地为你献身！
但是这个为自己的激情所迷醉的女人不是傲然转身离开这个负心汉，不是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而是跪倒在这个漠不关心的男人面前，为的是留住他。她过去的高傲突然变成极度的自我作践。她恳求，她乞求，她自卖自夸，把自己像商品一样推销给并不爱她的情人。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忍受莫大的屈辱，以至于这个往日气度不凡的女王如今像一个市集女贩那样斤斤计较，在他面前历数她为他做出了哪些牺牲。她一再恳求他——人们甚至不得不说：纠缠不休地——保证对他像奴隶一样恭顺。
你的女友舍此无他的要求
便是喜爱你，为你效劳，对你忠诚，
让自己的愿望完全合你的心意，
为了你，我面对危难也不退避，
你会看到我的奉献何等恭顺，
我多么热切地渴望
学会充实自己来侍候你，
按照你的意愿在爱抚中解脱——
我只求为这个奖赏而生而死。
在这个直率的女人身上如此彻底地毁灭自尊心，令人不寒而栗，感到震惊。她一向面对世上任何君主、人间任何危险都毫不畏惧，现在竟然这般糟蹋自己，出于嫉妒的恶意采取极为可耻的手段。玛利亚·斯图亚特一定从某些迹象中觉察到，波思威尔心里对自己年轻的，也就是她当时毫无私心为他选定的妻子比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更喜欢，他决不会为了她而背弃前者。于是她便想——正是强烈的情绪能使一个女人变得狭隘想起来实在可怕——以最不光彩、最可悲、最恶毒的方式贬低他的妻子。她竭力撩拨男子性爱的虚荣心：她提醒他（显然根据某些私下相告的情况），他的妻子在他拥抱时不够热切，她只是略带迟疑地委身，并无充盈的激情。她过去傲气十足，如今落到可怜地自夸的地步。她比较了她这个通奸者为波思威尔做出的牺牲与奉献比他自己的妻子大了多少，而后者只是靠了他才得到好处与乐趣。不能啊！他应该留在她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身边，只该留在她的身边，不能被那个“虚情假意的”妻子的书信和眼泪所蒙蔽。
可是现在她开始认真思考，
她给自己出的主意多么糟糕，
无视情重如此的男子给予宠爱，
一旦惊觉，便以满纸虚情假意
引诱我的朋友离我而去
唉！我已看到，她成功地
用骗人的眼泪、呼喊与哀诉，
再度将你拽入过去的罗网。
你却保存这些虚妄的手书，
相信笔下谎言超过我的申述。
她的哀号越来越绝望：希望他不要将她这个唯一匹配的女人同那个并不般配的女人弄混了；希望他抛弃那个女人，同她结合，因为她愿和他生死与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她跪着哀求他向她索取一切作为她忠贞不渝的明证，她愿意牺牲一切：宫室、家园、产业、王冠、荣誉与孩子。希望他把一切都拿去，只求留她在身边，她已经把整个儿都给了他，给了她心爱的男子！
这时可悲的局面第一次展露出它的背景，从玛利亚·斯图亚特喋喋不休的自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幅图像：波思威尔要她就像占有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只是逢场作戏，春风一度，也就了结。可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全心全意迷恋他，情热如火，忘乎所以，只想留住他，永远留住他。然而对这个婚姻美满、野心勃勃的男子来说，仅仅是情人关系并无多大的吸引力。波思威尔至多由于近水楼台有利可图才同一个能够支配苏格兰一切显职与尊荣的女人再敷衍一段时间，或许将玛利亚·斯图亚特视为情妇而继续容忍她。但是这不能满足一个具有女王胸怀的女王，同样不能满足一个不愿与人共享的女人，她只想在激情冲动中独占这唯一的男子。那么怎样才能羁縻他呢？怎样才能永远笼络他，这个野性未驯、胆大包天的男子呢？承诺无限忠贞与恭顺只会使这种男人感到厌烦，不可能诱惑他，他从其他女人那里早听腻了。只有一种奖赏才能吸引这个贪婪的男人，就是许多人竞相夺取的最高奖赏：王冠。波思威尔尽管无意继续与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女人相好，但是一想到这个女人是女王，在她身边他能当上苏格兰的国王，便感到巨大的诱惑。
当然，这个念头乍看似乎非常荒谬，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合法丈夫亨利·达恩莱还活着：不可能有第二个国王。但是这个荒谬的念头却成了从此刻起将玛利亚·斯图亚特与波思威尔像锁链一样缚在一起的唯一的想法，这个可怜的女人再无其他引诱办法可以拴住这无法无天的男人。除了王冠，世上别无他物可以使这个不受约束、我行我素的狂人为此而被对他绝对恭顺的女人收买和喜爱。没有一种代价她不肯付出。这个醉意蒙眬的女人早已忘掉名誉、身份、尊严、法律。即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必须用犯罪为波思威尔谋取这顶王冠，她也不会畏缩，因为情欲已使她丧失了理智。
正如麦克白为了利用女巫们残忍的预言当上国王，除了血腥灭绝整个王族以外，另无其他可能一样，波思威尔也无法通过正当的、合法的途径成为苏格兰的国王。要走这条路，只有踩着达恩莱的尸体才能过去。为求血与血得以交融，就得流血。
如果他在使玛利亚·斯图亚特摆脱达恩莱之后向她求婚并索要王冠，可以预料，她不怎么会拒绝，对这一点波思威尔无疑有绝对的把握。据说在那个尽人皆知的银首饰盒里发现了明确的书面承诺，玛利亚·斯图亚特答应，就是“遭到亲属和其他人的反对”也同他“结婚”。即使这份保证书是赝品，即使没有白纸黑字、加盖图章的承诺，波思威尔也能确信她会顺从。
她不知有多少回向他（也向所有其他人）抱怨，说一想到达恩莱是她的丈夫，就感到非常苦闷。她在十四行诗里过分热切地，在情话喁喁时或许更加热切地向波思威尔倾诉，说她非常渴望同他永生永世结合在一起。因此，他可以放胆使用极端手段，为她采取暴戾恣睢的举动。
波思威尔无疑也确信那些勋爵都会赞同——至少默许。他知道，这些人无一例外全恨死那个令人讨厌、叫人难以忍受的年轻人，是他出卖了他们。波思威尔也知道，最使他们高兴的事莫过于能以某种方式尽快将此人撵出苏格兰。波思威尔自己就出席过11月间在克莱格密勒宫那次奇怪的会议，玛利亚·斯图亚特当时也在场。会议内容隐隐约约地涉及达恩莱的命运。王国最高的显要们：莫雷、梅特兰、阿盖尔、亨特利和波思威尔当时一致向玛利亚·斯图亚特建议，将放逐的贵族，即杀害里齐奥的莫顿、林稷和卢塞文召回来，他们定会自告奋勇使她摆脱达恩莱。在女王本人面前起初只谈摆脱他的合法形式，即离婚。玛利亚·斯图亚特提出这样的条件：摆脱的形式一方面要合乎法律，另一方面不能对她儿子产生偏见。这时，梅特兰以含糊得费解的方式回答说：方式方法交给他们去处理，他们一定把事情办得不让她的儿子吃亏；莫雷虽然身为新教徒，但在这类问题上并不较真，也会“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番话说在前头令人感到奇怪，因此玛利亚·斯图亚特再次强调，不能干出有损她的“名声或良知的事情”。在这样话里有话的言词背后潜藏着某种话里有话的意向——波思威尔当然不会听不出弦外之音。只有一点却很清楚：当时大家，玛利亚·斯图亚特、莫雷、梅特兰、波思威尔这些悲剧的主要角色都要搬掉达恩莱；只是最好用哪种方式，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好好商量，是耍手腕，还是用暴力？
波思威尔最性急，最鲁莽，他主张使用暴力。他不能也不想等待，因为他不仅像其他人那样要把这个讨厌的小家伙挤走，而且还要继他之后取得王位和王国。其他人只是巴不得有机会弄走他，可他非果断地行动起来不可。看来他早就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在这些勋爵当中找过同伙和帮手。但是这一点在历史的烛光中依然显得朦朦胧胧，罪行总是在背阴或昏暗的角落里策划。人们永远也不知道波思威尔把计划告诉了多少和哪些勋爵，他又争取到哪些人给予的协助或默许。莫雷看来知道此事，但未参与。梅特兰往前迈步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可靠的则是莫顿临终时的一番话。莫顿恨死出卖他的达恩莱，放逐后刚刚返回时，波思威尔策马相迎，直截了当地向他建议，一起杀掉达恩莱。可是莫顿经过上回那件事，当时那些同伙将他弃置不顾，所以变得谨慎了。他吞吞吐吐没有把答应的话说出，而是要求做出保证。莫顿先询问女王是否同意谋杀。波思威尔毫不迟疑地做了肯定的回答。里齐奥被害以来，莫顿知道，口头协定事成之后很快便被否认，因此他在承担责任之前，要求见到女王白纸黑字的书面保证。他希望按照良好的苏格兰道德，得到一份正规的“协定”，以便出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推卸罪责。波思威尔同样答应了。当然他永远也不会提供这样的“协定”，因为只有玛利亚·斯图亚特完全居于幕后，用事出“意外”做挡箭牌，他们以后才能结婚。
因此，动手一事又落回到波思威尔这个最性急最鲁莽的人肩上，于是他下定决心独立完成此事。无论如何，莫顿、莫雷、梅特兰在听取他的计划时态度暧昧，据此他已经感觉到，这些勋爵不会公开反对。他们尽管没有明确保证，但都通过心照不宣的沉默和置身事外的友好态度表示了赞同的意思。从玛利亚·斯图亚特、波思威尔与这些勋爵有了一致的想法这一天起，活人达恩莱便穿上了寿衣。
可以说，万事俱备。波思威尔已与铁杆同伙当中的几个说好，并通过多次密议定下动手的地点和方式。但是举行祭祀仪式尚缺一物，即：牺牲品。达恩莱尽管非常愚蠢，但还是不知怎的一定隐隐约约觉察到他面临的厄运。几个星期以前，只要那些勋爵戒备森严，待在霍利罗德，他便不进宫门。自从被出卖的杀害里齐奥的那些凶手意味深长地得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赦免回到国内以来，连在斯德林宫他也觉得不安全了。他坚决拒绝所有的邀请与诱惑，始终待在格拉斯哥。那里有他父亲伦诺克斯伯爵，那里有忠实的自己人，那里有一座坚固的可以防守的府邸。紧急时，如果敌人强攻，可以登上泊在港口的那艘船逃走。在这危急关头，仿佛命运要保护他，让他在一月初得了天花，他求之不得，拿害病当借口，一连几个星期留在格拉斯哥，躲在这万无一失的港口宝地。
波思威尔在爱丁堡等候牺牲品，可达恩莱这一病却意外地打乱了他酝酿成熟的整套计划。波思威尔一定由于某种我们不能确知，只能揣测的原因急着要动手——也许由于他急不可耐地要夺取王冠；也许他有理由担心，这个阴谋有这么多靠不住的知情者，再拖下去，可能会被泄漏：也许他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暧昧关系造成的后果已见端倪——无论如何，他不想再等待下去。可是怎么样把这个害病的人，起了疑心的人骗到谋害的地方来呢？怎么样把他从床上，从有围墙的宅院里弄出来呢？公开的约请会使达恩莱感到突兀，而且无论莫雷、梅特兰或者宫廷任何其他人同这个被唾弃、被憎恶的人都没有亲密的关系，都无法说动他自愿回来。只有一个，唯一一个女人能够支配他，她曾两度成功使这个对她俯首帖耳的不幸的男人顺从她的意志。玛利亚·斯图亚特，只有她一个人，如果她假装喜欢这个渴求她爱他的人，或许能把这个起了疑心的人诱进绝境。只有她，世界上所有人当中只有她一个人才能设下这个闻所未闻的骗局。再说，她已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宰，完全听从于暴君的命令。波思威尔只消吩咐即可。于是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或者可以说人们在感情上不愿相信的事情发生了：1月22日，几个星期来胆怯地避免同达恩莱在一起的玛利亚·斯图亚特骑马来到格拉斯哥，表面上说是探望害病的丈夫，实际上是按照波思威尔的嘱咐引诱他回到爱丁堡城里，在那里死神手持已经磨好的匕首焦急地在等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