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阴暗，时光倏尔晴明
冷雨过后，晴空万里无云
歧见纷纭，争吵喧闹不停
不幸将止，和平即将来临，
两者之间，苦难无穷无尽！
——《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之歌》
斗争似乎已经结束。随着卡斯台利奥去世，加尔文消灭掉了惟一和他旗鼓相当的思想上的敌人。既然他同时在日内瓦把政治上的反对派也弄到噤声无语的地步，现在他可以毫无阻拦地把他的事业搞得规模越来越大。独裁者在克服了他们发轫之初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的危机之后，一般说来，有一段时间可以算是地位得到了巩固；就像人的机体开头有些不适，渐渐适应气候的转变和环境的变动，各国人民不久就令人惊讶地习惯于新的统治形式。老一辈的人咬牙切齿地把这使用暴力的现代和他们更加喜欢的过去两相比较，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人渐渐死绝，他们身后一批年轻人已经依照新的传统成长起来，以浑然不觉、自然而然的态度把这些新的理念当作惟一可能的理念接受过来。一个民族总是在一代人期间受到一种思想决定性的影响，发生着变化，所以加尔文的上帝的诫命，也是在经过二十年后才从神学的思想材料浓缩成一种感官看得见的存在方式。必须公正地评论这位天才的组织者，他在获胜之后，按照极为出色的计划把他的体系从狭窄的空间导向广阔的天地，渐渐地扩展成面向世界。钢铁般严谨的纪律，使得日内瓦按照外在维护生存的方式变成一所模范城市；从世界各地都有宗教改革者来到这“新教的罗马”，欣赏一下新教的神权政治的政权，如何在此地能够模范地得到贯彻执行。严酷的教育，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所能达到的目的，一无保留地全部达到。尽管独创性的多姿多彩由于冷静刻板、单调乏味而做出牺牲，而欢乐情绪则牺牲于像数学一样冷漠的规范精准，但是这一来，教育自身则提升到一种艺术的高度。所有的学校，所有的慈善机构全都管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给予科学最为辽阔的发展空间。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创办了新教第一个思想中心，同时也建立了一个相应的机构，来反对他旧日的同伴罗耀拉创办的耶稣会 ：逻辑性的纪律反抗纪律，久炼成钢的意志反抗意志。传播加尔文主义学说的传教士和鼓动者将在这里用出类拔萃的神学武器武装起来，根据仔细拟定的作战计划，分别派往世界各地。因为加尔文早已不再想把他的权力和理念仅局限于这个小小的瑞士小城。他那无法驯服的统治欲，早已越过千山万水渐渐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纳入他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苏格兰已经通过他的使节约翰·诺克斯 臣属于他，荷兰和北方各国的一部分，早已为新教的精神所渗透，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早已武装起来准备决战；只要再成功地跨出一步，《基本纲要》将成为全世界的基本纲要，而加尔文主义将成为西方世界统一的思想和生活模式。
加尔文主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把特殊结构强加到那些臣服于它的国家里，由此可见，加尔文主义的学说这样胜利地得到贯彻，使欧洲的艺术形式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凡是日内瓦的教会能够实现其道德、宗教的苛刻条件的地方——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在一般性民族色彩之内，还有一种特别的典型产生：那就是生活作风毫不张扬地、“毫无瑕疵”“道德纯洁”地完成其道德和宗教义务的市民典型，自由奔放的感官到处明显地受到压抑，进入讲究方法严加控制的状况，生活淡化成比较冷漠的态度。光从大街上看——一个人强烈的个性竟可以如此强烈地影响实际生活，从而流传至今——今天还可以在每个国家一眼就看出这是现在或是往日的现在，从举止的某种稳重和矜持，服装和态度的收敛，甚至从石砌房屋不讲究富丽堂皇，没有庄严铺张的劲头，都可以看出加尔文主义的管教所造成的往日的现在。在每个方面，都打破个人主义和个人强烈的生活要求，到处都加强官厅的权威，加尔文主义在由它统治的各民族创造出认真服务、谦虚坚毅地融入整体的人们，也就是制造出出色的官员和理想的中产阶级。马克斯·韦伯 有理由在他著名的研究资本主义的著作里指出，没有什么因素像主张绝对服从的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助于准备资本主义，因为在学校里就以宗教的方式教育群众平等相处，一丝不苟。国家永远是通过把它臣仆们坚决彻底地组织起来，才能提高自己的军事突击力。起先使荷兰后来使英国占领和移民新大陆的那批了不起的、顽强、坚韧、吃苦耐劳的航海家和殖民者，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种精神上的根源又创造性地决定了美国人的性格。所有这些民族取得的多得不胜枚举的世界政治上的成功，都归功于圣彼耶尔教堂的那位来自法兰西北部的布道师的严格管教的影响。
可是，并不尽然，加尔文、德·贝兹和约翰·诺克斯这些“杀死欢乐”者，若以他们最初要求的那种粗野的方式占领了全世界，这将是个多么令人惊恐万状的噩梦啊！什么样的冷漠，什么样的单调，什么样的灰暗色调将笼罩整个欧洲啊！这些反对艺术、仇视欢乐、憎恶人生的狂热分子将会怎样施虐，反对美妙绝伦的花团锦簇，和所有那些人生的温柔高雅的多此一举的妙事啊。恰好在这些多余的妙事里，画家的游戏冲动在天神般的千姿百态之中充分表现出来！狂热分子将会如何把一切社会的、民族的对照差异全部铲除，以便有利于一个干巴巴的单调世界的产生，而这些强烈的对照正因为花样繁多、感觉鲜明，使得西方世界产生文化史上的帝国，这些狂热分子会用他们可怕的准确划一的秩序阻止处于创造过程之中的伟大心灵产生的熏然陶醉！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日内瓦阉割艺术创作的欲望，他们在踏上英国统治宝座时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把世界精神产生的优美无比的花朵之一，莎士比亚的戏剧，毫无同情之心地用脚后跟彻底踩烂，他们在教堂里把古代大师们镌刻的石碑砸得粉碎，用对上帝的敬畏来取代人性的欢乐，那么在整个欧洲每一次狂热的努力，——不同于仅仅用一种神圣化的虔诚来接近上帝，——都会落到一个根据《摩西圣经》的律令，逐出教门的命运。我们内心好好设想一下，欧洲的十七至十九世纪如果没有音乐、没有画家、没有剧院、没有舞蹈，没有它那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没有它的节日庆典，它的精致绝伦的情欲性爱，它的社交活动的精美技巧，简直就难以想像，只会让人感到憋屈得透不过气来！只有光秃秃的教堂和严峻的布道来怡养心神——只有管教、谦卑和对上帝的敬畏！这些传教士可能会把艺术，我们沉闷阴暗的工作日得到的上帝之光，看成沉湎“犯罪”，纵情声色，当作“不正经的玩意儿”，禁止我们接触。这样伦勃朗将始终是个磨坊长工，莫里哀将始终是个裱糊匠，或者仆役。这批狂热分子会惊恐万状地把鲁本斯创作的那样肉感丰腴的画像全都焚毁，也许把画家本人也一同烧死。他们会阻止一个莫扎特保持他神圣的开朗欢快的情绪，会贬抑一个贝多芬，让他去为《圣经》中的诗篇谱曲！雪莱、歌德和济慈——你们能够设想在虔诚的教会监理会的“诉讼记录”和“印刷准许书”盛行的时候会有这些诗人吗？在《纪律》一书的阴影里康德和尼采能够建造他们思想的世界吗？绘画精神的充溢和奔放从来也没有像在凡尔赛宫和罗马的巴洛克风格的作品中，凝练美化到这样令人难忘的辉煌的程度。洛可可风格柔和的色彩调和也从来没有在时尚和舞蹈上达到这样长足发展的可能。欧洲精神不能在创造性的变幻中发展，将在神学的强词夺理中委顿凋零。因为世界若不能得到自由和欢乐的浸润和滋养，将不能繁衍生长，将永远缺乏独创精神，生命在每一种僵死的制度里都将冻得奄奄一息。
幸好欧洲没有被纪律所约束，没有被清教徒化、没有被日内瓦化：生命的意志永远渴望革新，历来反对把世界拘囚在惟一的一个制度里的一切企图，这一次也把它那不可抗拒的反抗力量动用起来。加尔文的进攻只胜利挺进到欧洲的一小部分，即便是在加尔文主义达到统治地位的地方，不久也自愿放弃了它那一成不变，依照《圣经》提出的严格要求。加尔文的神权统治未能长此以往把它的全权强加在任何国家之上。在他死后不久，面对现实的反抗，当年不可调和的“纪律”对人生、对艺术的敌意渐渐缓和，向人文主义转化。因为长此以往，感性的生活总比任何抽象的学说更加强劲有力。生活以它温暖的汁液，流贯任何僵硬，松动一切严峻，缓解一切冥顽不化。就像人的肌肉，不可能持续痉挛，处于极端紧绷的状态，一种激情也不可能一直处于白热化的状态之中，同样，精神的独裁统治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保持其肆无忌惮的激进主义：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一代人得痛苦地承受它的高压。
加尔文的学说也很快失去了它那高到极致的绝不宽容的态度，快得超过人们的预期。几乎从来就没有一种学说在度过了一百年之后还和它往日缔造者的模样相似。把加尔文自己要求的东西和加尔文主义在它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东西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虽说在让-雅克·卢梭的时代，日内瓦城里还在争论不休，是否允许剧院成立还是应该把它禁止，并且严肃地讨论这个奇怪的问题，“美丽的艺术”究竟意味着人类的一个进步，还是一场灾难，但是《纪律》的最危险的过度紧张已经打破，对《圣经》的僵死的信仰已经有机地适应了人性。因为生动活泼地发展着的精神，总是知道，首先把粗野退步、使我们吃惊的东西，用来达到它神秘的目的：永恒的进步从每一种制度里只采用有促进作用的东西，而把起阻碍作用的东西抛在身后，就像扔掉一只榨干了汁液的果子。独裁统治在人类宏伟的计划当中只是短时间的纠正而已。什么东西逆潮流而动，想要阻止生活的节奏，事实上在使得生活的节奏短暂倒退之后，只能更加迅猛地推它向前：比勒阿姆 永恒的象征是，他原想诅咒，却一反他的意志给予了祝福。于是就从加尔文主义的制度，发生了最为奇怪的转变。这个制度特别阴狠地想要限制个人的自由，结果却从中产生出政治自由的思想；荷兰、克伦威尔 的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加尔文主义最早的影响地域，竟最为心甘情愿地给予自由、民主的国家理念以实现的空间。从清教徒的精神渐渐形成了新时代最重要的文件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宣言。而这个独立宣言又给予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决定性的影响。一切变动中最为奇怪的转变乃是，相反的两级正好相碰——恰好是那些最为不宽容的精神强烈渗透的国家，令人意外地成为欧洲实现宽容的最初的收容所。恰巧在加尔文的宗教成为法律的地方，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也在那里成为现实。从前加尔文还为了神学方面的一点意见分歧，把塞尔维特活活烧死在日内瓦，后来，“上帝的敌人”，他那时代活生生的反基督徒伏尔泰，竟把这同一个日内瓦看成他逃亡的目的地。但是，请瞧：在任上的加尔文的继任，也就是他当年那些教堂的布道师，都前去拜访伏尔泰，以便和这个藐视上帝者富有人性地共同讨论哲学问题。而那些在人世间走投无路的人，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又都在荷兰撰写他们那些把人类的思想从教会的和传统的各种羁绊中解放出来的著作。恰好在最为严酷的上帝学说的阴影中，完成了从严厉的新教教会转化为启蒙运动的这一转变，平素很少信仰奇迹的勒南 把这称作一个奇迹。许多因为自己的信仰和观点受到威胁的人，从各个国家逃到这里。最为彻底的矛盾，到头来总是最早互相接触；所以这些矛盾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宽容和宗教，卡斯台利奥的要求和加尔文的要求几乎像兄弟一样地互相渗透。
因为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也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只有一刹那间，此人杳无音讯，有关他的消息也随之无声无息。又过了几十年之久，沉默围绕着他的名字，遮得密不透风一片黑暗，犹如大地掩盖着他的棺木。谁也不再问起卡斯台利奥，他的朋友纷纷死去，或四下星散，少数几本出版过的书籍也渐渐难以得到，而尚未出版的作品又无人敢于付梓。他的战斗似乎是白打了一仗，他这一生似乎是白过了一生。但历史所走的道路神秘莫测：恰好是他敌人的胜利帮助卡斯台利奥复活。加尔文主义侵入荷兰，声势迅猛，也许过于迅猛。牧师们经过狂热的科学院的锻炼，认为在新近皈依新教的国度里，必须比加尔文的严酷更变本加厉。可是这个民族刚刚抵御了君临两个世界的皇帝 ，不愿用新近夺得的政治自由为代价，换取一个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他们又奋起反抗。在神职人员的圈子里有几位牧师提出异议，以后被称之为抗议派宗教成员。他们反对加尔文主义极权的要求，当他们在这场反对这个顽冥不化的正宗教义的斗争中寻找思想武器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那位业已销声匿迹、几乎已成传奇的先驱战士卡斯台利奥。柯恩赫特 和其他自由派的新教徒，提到卡斯台利奥的作品。从1603年起，卡斯台利奥的著作新版和荷兰文译本一版接一版地问世，到处都引起轰动，一直博得日益高涨的赞赏。事实一下子就得到证实，卡斯台利奥的思想丝毫没有埋在地下，似乎只是经过冬眠，熬过了最艰难的时间。现在它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终于临近。不久他业已发表的著作已经不够满足需要，于是使者被派往巴塞尔寻访卡斯台利奥的遗著。这些遗著运往荷兰，在那里原文与译文又一次次地付印。这位业已消失的学者死后半个世纪，甚至刊印了一套他作品和文章的全集献给他（古达版，1612），这是他永远也不敢期盼的事。这一来，卡斯台利奥第一次由他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们簇拥着，又参加到论战的中心去，胜利地复活了。他的影响难以估量，尽管这几乎只是一种非个人的影响，无名的影响。卡斯台利奥的思想在外国人的作品里，在外国人的斗争中继续长存。在阿米尼亚纳派 为在新教中争取自由改革而进行的著名的讨论中，大多数论据都取自卡斯台利奥的著作。格劳宾登的传教士冈特纳 ，——长得仪表堂堂，值得一个瑞士诗人为他塑造形象——在库尔的教会法庭上为一个再洗礼教派的成员辩护，发表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辩护词时，手里就拿着《马丁·贝利乌斯》 一书。在荷兰，卡斯台利奥的作品极为广泛地流传，无论是笛卡尔还是斯宾诺莎已经接触到卡斯台利奥的思想，这种估计在这里几乎具有事实的力量，尽管在文件上还几乎没有证明这点。但是在荷兰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被宽容的思想所征服，这种思想渐渐地渗入到整个民族，这个民族已经对神学家的絮聒不休的争吵和教会之间杀气腾腾的征战极为厌烦。在《乌特累西特和约》 中，宽容的思想已变成国家政治现象，从而走出了抽象的范畴，扎扎实实地进入现实的空间：一个政治上自由的人民听从了卡斯台利奥当年向各国君王发出的感人呼吁，要求互相尊重意见，把它提升为法律。尊重任何信仰和任何思想的想法，已从它未来世界统治的这第一个省份胜利地继续渗透到整个时代之中，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本着卡斯台利奥的精神，谴责了每一种宗教的和世界观的迫害。在法国大革命中，终于赋予了个人以权利，自由而平等地承认其信仰和意见，在下一个世纪，也就是十九世纪，自由的思想，——各国人民的自由、人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作为不可替代的生活准则统治着整个文明世界。
一直紧挨到我们这个时代，整整一个世纪这种自由的思想统治着欧洲，显得理所当然，不容置疑。人权变成不容侵犯、不可更改的基本柱石，坚实地砌进每部宪法之中，成为支撑每个国家的基本柱石之一，我们都已认为，具有思想专制，强加于人的世界观、思想的严酷要求、对意见进行审查的时代已经永远沉没，每一个人对精神独立的要求，就和对他自己尘世的肉体所抱的要求一样牢固稳定。可是历史有潮涨潮落，永远是忽高忽低；从来不是一个权利一旦夺得，便世世代代夺得，没有一种自由如此牢固，不会遭遇形式总在变化的暴力。每一个为人类而赢得的进步总一再遭到怀疑，即便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也会重新遭到质疑。恰好当我们觉得自由已是习惯，而不再觉得是最神圣的财产之时，从欲望世界的阴暗之处产生出一种神秘的想要强奸它的意图：每当人类过于长久过于无忧无虑地乐享和平之时，渴求力量陶醉的危险的好奇心和发动战争的犯罪的欲念便向它袭来。因为要继续向前挺进，达到它难以测定的目的，历史总不时给自己创造一些我们不可理解的挫折。就像在洪水泛滥时最坚固的堤坝会纷纷坍塌，世代相袭的权利的墙垣也会倒塌。在这种人人心惊胆战的时候，人类似乎倒退到初民群居时部落间的嗜血厮杀和人群犹如羊群只会奴性十足地俯首听命的状态。但是就像每次涨潮之后，洪水必然会回落；所有的专制暴政都会在最短时间内老朽或者冷却，所有的意识形态和它们暂时的胜利都会随着它们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只有思想自由的思想，一切思想中的思想，因而不会屈服于任何思想，将会永远重复出现，因为它如精神亘古长存。如若外表上它暂时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那它又会逃回到良心的最内在的深处，任何迫害都无法企及。倘若当权者认为，他们已经战胜了自由精神，因为他们已经把它的嘴唇封死，这纯粹是徒劳。因为每一个新人出生，也会有新的良心诞生，它总会思忖他思想上的职责，要掀起旧日的斗争，为了夺回人类及人性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总会一再地有一个卡斯台利奥复活，来反抗每一个加尔文，来捍卫思想的堂堂正正、不言而喻的权利，反抗一切暴力之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