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那些最为肆无忌惮地试图强奸别人意见的人，自己对别人的反驳意见最为敏感。所以看到外部社会竟然允许人家把塞尔维特遭受死刑一事拿来讨论，而不是热情洋溢地百般歌颂这是件虔诚的、取悦上帝的好事，加尔文把这看成天大的不公平。此人刚才还仅仅因为一个原则上的意见分歧把另一个人弄到文火上去慢慢烤死，对于受难者毫无同情之心，而现在这同一个人却要求别人对他表示同情。他写信给一个朋友：“你但凡知道我现在遭受到的污蔑和攻击的十分之一，你都会同情我的悲惨的处境。群犬从各个方面向我狂吠，所有想像得出的污蔑都堆在我的身上。比教皇阵营里那些公开的敌人更加阴险的是，现在我自己阵营里那些妒忌我仇恨我的人对我的攻击。”加尔文不得不十分气恼地确认，尽管他多方引用《圣经》里的段落和论据，人们还是不准备默默地承认他对塞尔维特的谋杀。他已听说，卡斯台利奥和他的朋友在巴塞尔正准备着一份攻击他的文书，良心不安使他焦虑烦躁，最后竟变成惊恐万状。
一个具有暴君性格的人，他对付反对意见的第一个念头总是：进行镇压、书报检查和种种限制。刚得到第一个消息，加尔文就扑向书桌，根本看都没有看见《论异端分子》一书，就心急火燎地快速预告瑞士的各个新教教派，务必千方百计阻止此书的发行。现在千万不要再进行讨论。 日内瓦已经发过言了 ；其他人现在就塞尔维特案件说的话，全是谬误、胡言乱语、一派谎言、异端言论、诋毁上帝，因为这些话反对加尔文。羽毛笔飞速舞动：一五五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加尔文已经写信告诉布林格 ，有人正好在巴塞尔用假名印制了一本书，卡斯台利奥和库里阿纳 想在书里证明，不该用暴力消灭异端分子。这样一种邪说不得扩散，因为这是“毒素，叫人宽容，从而否认，异端邪说和亵渎上帝必须受到惩罚。”所以赶快来阻止这宽容信息的扩散！“这个教堂的牧师们，虽说迟了一步，仍然应该关注这个灾难不致再进一步扩大。”但是单单这样呼吁还远远不够，第二天加尔文的应声虫台奥多尔·德·贝兹的警告更加急切：“他们在封面上印上马格德堡的名字，但是这座马格德堡，我想是在莱茵河畔：我早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挖空心思制造这些可耻的东西。倘若我们容忍这个可耻之徒在他的前言里喷吐污泥浊水，那么请问，这个叫基督教的宗教，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屹立不动？”
但是为时过晚，在这期间这本小册子已经赶到告密者的前面。当第一本小册子运到日内瓦时，的确燃起了一阵惊恐的火焰。怎么回事？把人道置于权威之上的人找到了？有不同思想的人不该拖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烧死，应该照顾他们，像兄弟一样地对待他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圣经》，而不是只有加尔文一人才敢于这么做？这样一来，教会，——加尔文不言而喻自然指的是：他的教会，就要受到危害。一个信号发出，日内瓦就发出了迫害异端分子的呼声。他们向四面八方大喊大叫，一股新的异端邪说已经发明出来，一种特别危险的异端邪说，叫“贝利安主义”，——他们根据这一派的使徒马丁·贝利乌斯（即卡斯台利奥） 的名字，把这种在信仰事务上主张宽容的学说称之为“贝利安主义”，所以赶快趁这种地狱的邪火还没在人世间广泛传播之际，就把它踩灭。德·贝兹对书中第一次提出的应该宽容的要求大发雷霆，大声叫道：“创建基督教以来，这样的诋毁还从来没有听见过。”
立即在日内瓦召开军事会议：该回答呢还是不回答？日内瓦人如此急切地请求茨文利的继任布林格，及时镇压这本书，他却从苏黎世聪明地回绝：这本书会自行被人遗忘，因而最好不要去理睬它。可是法累尔和加尔文焦躁不耐、心急火燎地坚持要公开作答。既然加尔文在做出初步辩护时，经历了惨痛的经验教训，宁可躲在后台，自己并不出头，可他委托他的一个年轻的崇拜者，台奥多尔·德·贝兹对这种宣扬宽容的“撒旦”学说发起一次凌厉的进攻，从而在神学方面初露锋芒，并获得他这位独裁者的谢意。
台奥多尔·德·贝兹是个虔诚的人，规规矩矩，由于他多年来忠心耿耿地为加尔文效劳，日后作为酬谢成为加尔文的继任，他对每一口思想自由的气息都充满疯狂仇恨，比加尔文更变本加厉，一切依赖性人物和独创性人物之间，永远都是如此。那句可怕的话，就出自德·贝兹之口，这句话使他永远承载着以破坏行动求得扬名的荣誉，而在精神史上得到千古骂名： 良心的自由乃是魔鬼的学说 ，绝对不要自由！宁可用火与剑把这些人斩草除根，也不能容忍强调独立思考。德·贝兹大声嚷嚷，唾沫星子四溅，“宁可有一名暴君统治，哪怕他残忍至极”，也不要允许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行动……，声言不得惩罚异端分子，就仿佛声称不得杀死弑父弑母的凶手，其实异端分子远比这些弑杀父母的凶手更加罪孽深重。”根据这个样品，就可以设想，这份反对贝利安主义的狂热发烧的论战小册子体现的正统教义的褊狭已经达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什么？这些“ 伪装成人的妖魔鬼怪 ”说到头还得用人道精神来对待？不行——先得维持纪律，然后才谈人道。倘若事关“教义”，一个领袖绝对不能，无论如何不能屈从于一时的人道念头，因为 这样一种博爱精神不是基督教的，而是魔鬼的 。但是这是第一次，并不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碰到这种好战的理论，就像德·贝兹所写的，人性，可怕的人性，乃是反人类的一种罪行，只有通过钢铁般的纪律和毫不留情的严厉态度才能把人类引导到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目标上去。不能“姑息几只咬啮人的豺狼，如果不想把基督的整群笃信的羊群交给这些豺狼的话……这些所谓的温和真该唾弃，它实际上是极端的残忍。”德·贝兹怀着宗教狂热冲着贝利安主义者吼道，并且要求官厅，应该“德行满怀地手握宝剑劈将过去”。卡斯台利奥自己满腔同情，呼吁上帝也发出同情，以便使这残暴已极的屠戮终于得到制止，而日内瓦的牧师德·贝兹则以同样的热忱，但却是满腔仇恨的热忱，祈求同一个上帝，但愿这大屠杀不要就此终结，“能给予基督教的君王们以心灵的伟大和坚定，把这些行恶者彻底消灭。”但是即使这样把具有不同思想者消灭干净对于德·贝兹的复仇欲而言也还不够残忍。异端分子不仅得全部杀死，而且他们的死刑还得尽可能地加上想像得到的痛苦酷刑，德·贝兹从一开头就用虔诚的暗示为一切想像得出的酷刑进行了开脱：“倘若按照他们罪行的程度来惩罚他们，我想，我们想像不出一种酷刑能符合他们罪大恶极的罪行的程度。”
这种对恐怖的颂歌，这种反对人性的、阴森可怕的论述，即使只是重复一遍，已经令人十分厌恶！但是有必要确认它们，并把它们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为了理解，倘若耶稣教世界的确为日内瓦的这些狂热分子所迫，创立一种新的宗教法庭，这新教世界会遭到什么样的危险，也可以怀着敬意理解，那些勇敢分子和深思熟虑者，在迎击这些中了迫害异端分子狂热之邪的疯子时，冒着什么样的危险——当然是冒着抛弃生命做出牺牲的危险。因为为了及时“排除”宽容的思想，德·贝兹在他的论战文章里专横地提出要求，每一个宽容之友，每一个“贝利安主义”的辩护律师，从现在起，都该当作“基督教之敌”，当作异端分子来对待。这就是说，都该处以火刑。“得在他们身上，使用我在此代表的论述中的那一点，即诋毁上帝者和异端分子应该得到官厅的严惩。”为了让卡斯台利奥和他的朋友们明白，倘若他们继续为那些由于思想的缘故，而被驱赶的人进行辩护，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德·贝兹握紧拳头威胁道：即使伪造印刷地点，并且报以假名，也无法使他们“免遭迫害，因为尽人皆知，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我及时地警告你们，贝利乌斯和蒙福尔 ，还有你们整个小集团。”
请看：德·贝兹的这篇文章只是表面看来是一篇学术论争的文章，它真正的意义却在这一威胁之中。得让这些令人憎恶的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们知道，他们提出的每一项维护人性的进一步要求都是在拿生命冒险，德·贝兹急于要让他们的首领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再谨慎行事，便挑衅似的指责这批最为勇敢的人是懦夫，谨小慎微。他嘲笑道：“他（指卡斯台利奥）这个平素如此大胆无畏、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在这本只谈同情和宽容的书里，却显得如此怯懦，胆小怕事，以致他只好乔装打扮，易容变脸，才敢伸出他的脑袋。”也许他希望卡斯台利奥会看到危险，吓得不敢公开报出姓名，承认自己是作者，于是小心翼翼地缩了回去；但是卡斯台利奥接受了挑战。正因为日内瓦的正统教派现在想把他们所做的该遭谴责的行为提升为一种教条，一种实践，这就强迫这位热烈拥护和平的朋友公开和他们作战。卡斯台利奥认识到，采取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已经来到。如若不把谋害塞尔维特的罪行拿到全人类的法庭上去做最后裁决，那么便会有千百件火刑在这次的火刑堆上点燃，到目前为止仅仅是个别的谋杀罪行，将会固定为一种谋杀的原则。卡斯台利奥毅然决然地把他自己的艺术工作和学术研究抛到一边，为了写出他那世纪的“ 我控诉 ”，为了一场宗教谋杀案指控约翰·加尔文，在香佩尔广场谋杀了米盖尔·塞尔维特。这份公开指控约翰·加尔文的控诉书《批加尔文书》，虽说只是针对个别人，由于它的道德力量，变成最了不起的战斗檄文之一，反对任何卑劣的企图：通过法律来强奸话语，通过教条来强奸思想，通过那永远可鄙的暴力来强奸那永远生而自由的良心。
卡斯台利奥认识他的敌人已经多年，因而也了解他敌人的手段。他知道，加尔文把每一个对他个人的攻击都解释成，对“学说”，对宗教，甚至是对上帝的攻击。因此卡斯台利奥从一开始便明确限定，他在他的文章《批加尔文书》里，既不代表塞尔维特的论点也不加以批判，丝毫不想介入宗教的问题或诠释性的问题，而只是控告约翰·加尔文这个人，此人杀死了另一个人米盖尔·塞尔维特。卡斯台利奥下定决心，从一开始就不容忍别人进行狡辩式的曲解。他像一个法学家似的，一开头就用几句话说明他想进行的这一案件。他的控告书这样开始：“约翰·加尔文今天享有极大的威望，如果我看到他浸透了温和的思想，我希望他的威望变得更大。但是他最近的行动是一场血淋淋的死刑并且对许多虔诚的人们进行威胁。因此我这个对流血事情深恶痛绝的人（难道全世界不该都来做这样的事？）便借助上帝的力量，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他的企图，至少把几个被他误导的人，从他的错误中再引导回来。
“去年，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人们为了宗教信仰之故，在日内瓦，受那里教堂的牧师加尔文鼓动，把西班牙人米盖尔·塞尔维特活活烧死。这次火刑激起了许多人的抗议，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加尔文为了回答这些非难，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外表来看，此书染上了十分巧妙的色彩，目的是进行自我辩护，打倒塞尔维特并进而证明，塞尔维特判处死刑，实在是咎由自取。我想对这本书进行一次批评性的审阅。根据加尔文的习惯，他甚至会把我称作塞尔维特的学生，从而不致有人受到误导。我并不为塞尔维特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只是攻击加尔文的错误论点。我把一切有关洗礼、三位一体和每一个这类问题的讨论往往搁置一边，我也并不拥有塞尔维特的著作，因为加尔文已把它们全都付之一炬。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塞尔维特代表的是什么思想。但是在有些根本不涉及这些原则性意见分歧的其他各点上我将阐述加尔文的谬误。每个人都会看见，被鲜血弄得糊里糊涂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我不会像他对待塞尔维特那样地对待他。他先把塞尔维特和他的书放在一起活活烧死，等他死了以后，再对他口诛笔伐。如果塞尔维特的敌人，把书籍连同作者一同焚烧，如今还大胆地向我们指出这些著作，引用其中的一些篇章，那么这种做法就仿佛是一个纵火犯把一幢房子烧成灰烬之后，就要求我们审视一下几间房间里的设备。至于我们呢，我们永远不会把一位作者活活烧死，永远不会把一本著作烧成飞灰。我们严厉批判的这本书，人人都可以阅读。这本书已有两个版本，一本是拉丁文版，一本是法文版。为了不让人有可能提出指责，我将一直历数我将引用的每个章节，而把我的回答置于引用的章节之下，标上同样的相应的数字。”
不可能比这次讨论进行得更加公正。加尔文在他业已印制的书籍里，已经清楚明白地确定了他的立场。卡斯台利奥利用这份人人皆可取得的文件，就像一名预审法官使用一名被告的业已记录在案的口供。他把加尔文的全书再抄写一遍，为了不至于有人会说，他不知怎地，歪曲或者纂改了他对手的意见。为了从一开始就能去除这样的怀疑，说他故意删节加尔文的书，从而歪曲加尔文的原文，他就把加尔文书中的每个句子都进行了编号。所以在塞尔维特案件上进行的第二次思想诉讼，要比在日内瓦进行的那第一次诉讼公正得多。在第一次诉讼时，被告人被关在一间小小的囚室里挨冻受冷，与世隔绝，任何证人和辩护人都不予提供。而这一次，塞尔维特案件得以自由无羁地在整个人文主义世界的关注下，作为一桩道德决断审理清楚。
事实情况清清楚楚，不容争论。人们在加尔文的催逼下，奉日内瓦市政委员会之命，以极端残忍的方式把一个人判刑处死，而这个人当火焰在他周围熊熊燃烧的时候，还能用响亮的嗓音宣称他是无辜的。于是卡斯台利奥提出了一系列决定性的问题：米盖尔·塞尔维特到底犯了什么过错？约翰·加尔文并不担任国家公职，而只是担负一个神职职位，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纯粹神学的事件，转交给市政委员会？难道日内瓦的市政委员会有权，单凭这个所谓的过错就把塞尔维特判刑？最后——根据哪个权威，依照哪条法律，竟把这个外国神学家判处死刑？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斯台利奥审阅了法庭记录，加尔文自己的证词，为了首先确认，加尔文控告米盖尔·塞尔维特的罪过究竟是什么。他没有发现其他指责，只发现塞尔维特根据加尔文的意见“以大胆的方式歪曲了《福音书》，并且为一种难以解释的欲望所驱使，妄想擅自修正《圣经》。”所以加尔文指控塞尔维特并无其他罪行，只是独立无羁一意孤行地对《圣经》进行了阐释。于是卡斯台利奥立即进行反击。在宗教改革这一范围内，对《福音书》进行这种一意孤行的阐述的人，塞尔维特难道是惟一的？谁敢声称，他这样做是违反了新的学说的真谛了呢？这种个人的阐述，不是甚至可说，正好是宗教改革的基本要求吗？耶稣教的领袖们，除了对圣言和《圣经》进行了这种全新的阐释之外，还做了什么别的事呢？加尔文，恰好就是加尔文和他的朋友法累尔，难道他们两位不是教会的这种改造和新建的过程中最大胆最坚定的人吗？“不仅是他自己投入到一种真正革新改造的纵情恣肆之中，他甚至还把这种纵情恣肆强加到别人身上，以致违拗他的意志，便成了非常危险的事。他事实上在十年之中进行的革新多于天主教会在六百年内所进行的革新。要说谁有权把耶稣教会中进行的新的阐释说成是罪过，并进行判罪，那么加尔文作为最大胆的宗教改革家就最没有权利说三道四。”
加尔文认为他是不会有舛错的，这已不言而喻。因而他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别人的任何意见都是错误的。在这里卡斯台利奥立即提出第二个问题：谁让加尔文当上法官，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加尔文当然认为所有这些作家都有错误思想，他们不愿成为对他的教条照本宣科的人。因此他要求，不仅要阻止这些人写作，也要阻止他们说话，这样只有他一个人有权把他认为正确的东西说出口来。”可是恰好是这一点，卡斯台利奥要一劳永逸地否定掉，某人或某个党，可以提出要求，说只有我们才知道真理，其他任何意见都是谬误。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的真理，可以争论，含义很多，“所以用这样一种刚愎自用的态度，对于只属于上帝的秘密进行争论是狂妄自大的，就仿佛我们介入了上帝最隐蔽的秘密。对于一些归根到底我们毫不了解的事情假装确有把握的样子，借以欺骗别人，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从创世之初起，一切灾难均来自教条主义者，他们焦躁不耐地宣称，他们的意见和世界观是惟一的，只有这些狂热地宣扬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的狂热分子才以他们自以为是的好斗精神扰乱了世上的和平，把自然的思想并存变成思想对立和你死我活的相互敌对。卡斯台利奥控告加尔文就是这样一个鼓动思想上绝不宽容的教唆者：“所有的宗派都在上帝圣言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宗教，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正确的。根据加尔文的观点，必须一种宗教迫害另外一种宗教。不言而喻，加尔文宣称，他的学说是正确的。但是别人也同样宣称自己的学说正确。他便说，别人错了。别人也同样说他错了。加尔文要当法官，别人也要当。那么怎么才能做出决断？可是谁又任命加尔文担任最高裁判长裁判所有其他人并拥有最终判处死刑的权力？他用什么充当证物，支持他的法官垄断权？支持他拥有上帝的圣言。可是其他人也声称自己拥有上帝圣言，或者说，他的学说无可争论。可是在谁眼里不可争论？在他自己眼里，在加尔文的眼里。倘若他宣布的真理，真是真理，真是那样显而易见，那他何必写这么多的书？为什么为了证明譬如谋杀或者通奸是个罪行，他一本书也没有写过？因为这些事情每个人都很清楚。倘若加尔文的确渗透了并且揭露了一切思想上的真理，为什么他不给别人留点时间，让他们同样理解这些真理？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把他们打倒，从而剥夺了他们承认这真理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第一步和决定性的一步可以确定下来：加尔文在精神和宗教问题上狂妄地要求得到法官的职位，而他丝毫也没有这种权利。其实有项任务会落到他身上。倘若他认为塞尔维特的意见不正确，他完全有责任向塞尔维特解释他的错误，并让他皈依正确教义。可是他并没有好言好语地进行解释，而是立即采用暴力。“你的第一个行动乃是逮捕，你把塞尔维特关进监狱，你不仅把塞尔维特的每一个朋友都排除在这场官司之外，只要不是塞尔维特的敌人，全都排除出去。”他只采用了古老的，沿用至今的讨论方法，当教条主义者们感到讨论棘手之时，总是采用这种方法：他们自己把耳朵堵上，把别人的嘴巴封住。但是躲在书报检查后面，总是最明确地暴露了这一个人或这一种学说心灵上的毫无把握。卡斯台利奥仿佛预感到他自己的命运，他叫加尔文承担道德上的责任：“我请问你，加尔文先生，倘若你和某人就遗产问题打一场官司。你的敌人争取到法官只让他一个人讲话，同时禁止你发言，你难道不会奋起反抗这样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你要把己所不欲的事情强加于人？我们是在这里讨论信仰问题，为什么你要封住我们的嘴巴？你对你的事业的寒碜如此确信无疑，你如此害怕被人打败，害怕失去你作为独裁者的权力？”
这一来对加尔文的原则性的控告已经措辞完毕。加尔文依靠他的国家权力，放肆地要求在神性的、道德的和尘世的问题上独自决定一切。这样他就犯了严重侵犯神性的权利的罪过。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脑子进行独立思考，让人的嘴巴讲话，让人的良心成为最后的内心的道德机关的权利。加尔文犯了侵犯每一个人间权利的罪过，因为只要一个人有一点背离正规的意见，他就对此人像对待卑下的罪犯一样进行迫害。
这时卡斯台利奥稍稍中断一下他的官司，为了召来一名证人。叫一位尽人皆知的神学家来反对布道师约翰·加尔文。根据神的法律，单凭思想上的罪过，就进行官方的迫害，是不允许的。令人难堪的是，卡斯台利奥给予发言权的那位伟大的学者，不是别人，正好是加尔文自己。这位证人，非常勉强地给请来参加这次辩论。“加尔文确认，大家全都晕头转向，他便急急忙忙地控诉别人，以便人家不至于对他产生怀疑。但是非常清楚，激起这场混乱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他让塞尔维特遭到判刑这惟一的事实，不仅在日内瓦，而是在整个欧洲都激起了恼怒，把所有的国家都弄得动荡不安。现在他试图把他自己犯下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可是当年，当他自己还属于那些遭受迫害者之列时，他使用的可是另一种语言。当时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来反对这种迫害。为了不致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在这里抄下他的《基本纲要》一书中的一页。”
于是卡斯台利奥就引论《基本纲要》中的字句，当年的加尔文所写的字句。就凭这些字句，今天的加尔文可能就会把作者处以火刑活活烧死。因为当年的这位加尔文一个字母一个音节也不偏离的论点恰好就是卡斯台利奥现在代表的反对他的论点。在《基本纲要》的第一版里，一字不落地写道：“杀死异端分子，纯属犯罪行为。通过铁与火让他们毁灭，就是否定任何人道的原则。”当然，一旦掌权，加尔文就急急忙忙地把承认人道从他作品中划去。在《基本纲要》的第二版，全书的面貌已经改变，原有的明确的决定性的态度已经荡然无存。就像拿破仑当了执政和皇帝就极端仔细地把他青年时代写的那份雅各宾党人的宣传品统统销毁，这位教会首脑加尔文刚从一个受迫害者变成迫害者，就想让他承认宽容的观点永远消失。但是卡斯台利奥不让加尔文从他手里滑走。他逐字逐句地重复《基本纲要》中的字句，并且用手指直指加尔文：“现在请大家把加尔文的第一份宣言和他今天的文章、行为进行比较，大家可以看见，他的现在和他的过去如此迥乎不同，就像光明之于黑暗。因为他把塞尔维特处死，他也就希望，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全都这样毁灭。他违背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处死……因为加尔文害怕其他人会过于公开地暴露他的朝令夕改，他的变化多端，会把这一切都公之于众，便想把这些人统统处死，现在大家还对此表示惊讶吗？因为他干了坏事，所以他害怕暴露真相。”
可是卡斯台利奥偏偏要弄清真相。加尔文终于得向全世界阐明，直截了当不要任何模棱两可。他，这位当年主张言论自由的辩护士，出于什么原因，让米盖尔·塞尔维特受尽残暴的酷刑，在香佩尔广场上当众活活烧死：于是铁面无私的审讯重新开始。
两个问题已经解决。首先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米盖尔·塞尔维特无非只犯了一个思想罪，其次是偏离了现在通行的解释，这永远也不该算是一个卑劣的罪行。卡斯台利奥质问，加尔文作为一个教会的布道师，在一个纯理论的抽象问题上，为什么要调动世俗的官厅来镇压不同意见？在有头脑的人们当中，思想问题，只能以思想方法来解决。“倘若塞尔维特手执武器来反对你，那你有权向市政委员会乞求援助。既然他只用羽毛笔和你作战，你为什么用火与剑来对付他的文章？你倒是说啊，你为什么躲在市政委员会的背后？”有关人们内心的良心问题，国家毫无权威可言，“捍卫神学学说，这不是市政委员会该管的问题。宝剑和学说毫无关系，学说纯粹是学者的事。市政委员会对于学者的保护也和保护工匠、工人、医生或者市民一样，倘若他的肉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话。只有当塞尔维特想要杀死加尔文时，市政委员会才有权采取行动，保卫加尔文。可是塞尔维特只用文章和理性的理由在进行战斗，那么人们也只能通过理性的理由和文章来叫他负责，而不能用别的方法。”
加尔文企图通过更高的神的诫命来为他的行动进行辩护，卡斯台利奥却不可反驳地把加尔文的企图都一一驳回：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没有什么神的诫命，也没有什么基督教的诫命，规定可以谋杀别人。加尔文在他的文章里试图依照摩西的法律，要求用火与剑把伪信徒彻底消灭，卡斯台利奥便严厉而尖锐地回答道：“加尔文想怎样用上帝的圣名执行他在这儿祈求的法律呢？那他不是就得在所有的城市里破坏掉住宅、房屋、牲畜和家具。倘若有朝一日他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那天不是就得去袭击法兰西和其他所有被他看作是异教徒的民族，把城市夷为平地，把人们消灭干净，把孩子们和妇女们，甚至还在娘胎里的孩子也都杀死？”当加尔文为自己辩护时，提出如果没有勇气把一个腐烂的肢体从基督学说的躯体上切割掉，就会危害它。卡斯台利奥便这样回答：“把不信神的人从教会里割除，这是牧师的事情，这只意味着把异端分子逐出教会，赶出社会，但并不意味着要取他的性命。”在《福音书》和世上宣讲道德风习的书里，没有任何地方要求这样不讲宽容。“你最后是不是想说，是基督叫你把人活活烧死的？”他把这句话劈头盖脑地扔向加尔文，此人双手沾满塞尔维特的鲜血，写下了他这一篇绝望的辩护书。既然加尔文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他是为了捍卫学说，为了保护上帝的圣言，被迫把塞尔维特活活烧死的，既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像所有的施暴者那样，试图用另外一种高高在上的超个人的兴趣来为自己的暴行辩护，这时——就像一个黑暗世纪里的一道霹雳，划过天际，照亮夜空，——卡斯台利奥的永不消逝的话语向他迎了上去：“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当日内瓦人处死塞尔维特时，他们并没有捍卫任何学说，而只是牺牲了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活活烧死另外一个人就表示信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只是为了这种信仰给自己烧死了一个人。”
“杀死一个人绝不是捍卫一种学说，而只是：杀了一个人。”——这句话说得真了不起，真实、清晰、永不消逝、最富人道的一句话。用这句像用坚硬的铁石铸成的句子，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为古往今来所有时代进行的世界观上的迫害做出了裁决。不论用什么逻辑的、伦理学的、民族的或者宗教的借口蒙骗或者搪塞，来为除掉一个人进行辩护，这些理由无一可以为那个犯了这个罪行或者下令进行这一罪行的人减轻其个人的罪责。永远总有一个人对这血腥的罪过负有罪责，永远也不可能把一次谋杀事件通过一种世界观来进行辩护。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于人。没有一个学说因为大吼大叫而变得更加正确，没有一种真理因为大吼大叫而变得更加真实，没有一种真理可以通过暴力宣传能突破它本质自己的空间，人为地拔高，但是如果一种学说，一种真理去迫害那些从内心深处反对它的人们，就更不真实，更失人心：坚定信念是个人的经历和事件，不隶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它们所从属的人本身；个人的坚定信念不能限制和训练，哪怕有个真理千百次地以上帝为依据，并且自称为一种神圣的真理，它永远也不能认为自己有权把上帝创造的一个人的生命这样的圣物破坏净尽。生命有限的人为了加尔文认为生命无限的思想而毁灭，这对于加尔文这个教条主义者，这个派性严重的人来说，纯属次要问题，可是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每一个为自己的信念受苦受难以致死亡的人，都是无辜遭到屠戮的牺牲品。但是在思想问题上进行强制，对他来说不仅是反对精神的罪行，也是白费力气一场。“不要强制任何人！因为强制从来也没有能使一个人改过迁善。有些人想强迫人们皈依某种信仰，这些人的行动荒谬绝伦，就像有人想用一根大棒，采用暴力把食品塞进病人嘴里一样的荒唐。”因此应该一劳永逸地结束对持不同思想者的镇压！“请你剥夺你的官厅人员采用暴力和进行迫害的权力！就像圣保罗所要求的，给每一个人以言论和写作的权利，不久你就会认识到，自由一旦从强制中解脱出来，会在人间世上做出多少丰功伟绩！”
所有的事实都审查完毕，所有的问题都得到回答。现在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义做出判决——历史对此签名。一个名叫米盖尔·塞尔维特的人，一个寻找上帝的人，一个 圣经大学的学生 遭到杀害——加尔文是作为这次谋杀案件的精神发起者受到控告。日内瓦的市政委员会是作为此案的执行机构受到控告。道德复审将此案进行了审查，断定：两个机构，精神机构和尘世机构在此案中都越过了自己的权限。市政委员会犯的是越权罪，“因为它并无权利对一个思想错进行审理。而罪行更严重的是加尔文，他把这个责任强加在市政委员会身上。“根据你提供的证据，以及你的同党提供的证据，市政委员会杀死了一个人。市政委员会同样并不拥有这种能力，在这件事上做出决定或做出区分，就像一个盲人无法区分色彩一样。”加尔文犯有双重罪过：他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做出的安排和执行全都负有罪责。不论加尔文出于什么动机把这个不幸的人推到火焰中去烧死，他的行动都是一种恶行。“你下令把塞尔维特杀死，要不是因为他所想的正是他所说的，就是因为他出于内心的坚信说出了他所想的。倘若你是因为他表示了他内心的信念而杀死他，那你是因为他说了真话而杀他，因为真理在于，即使身在谬误之中，也说出真实的想法。倘若你仅仅因为他有一个错误观点便下令杀他，那么你其实事先就有责任设法争取他来接受正确的观点，不然就手里拿着文章，向他证明，一切出于诚信而身陷谬误的人都必须统统杀死。”可是加尔文杀了人，毫无道理地除掉了反对派；因此他犯有罪行、犯有罪行、犯有蓄意谋杀的罪行……
有罪、有罪、有罪；三次用喇叭发出的冷酷的钢铁般的声音以雷鸣般的声响向他那时代宣布了判决；最后的最高的道德法庭，人性，做出了决定。但是拯救了一个死人的名誉又有什么用处，没有任何人的赎罪能帮他重新回到光明：现在需要的是保护活着的人，谴责一桩反人性的活动，从而阻止无数次其他反人性的罪行。不仅仅是约翰·加尔文这个人理应受到批判，还有他那本宣扬可怕的恐怖教义和进行镇压的书也要得到批判。卡斯台利奥训斥那个有罪之人加尔文，“你难道没有看见你的书和你的行动将把人们引向何方？有许多人声称，要捍卫上帝的荣誉，但是现在他们如果要杀人可以以你的证明为依据，走上你那灾难深重的道路，他们将和你一样，全身沾满血污。他们将和你一样，把那些和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统统杀死。”个别的狂热分子并不危险，危险的是狂热主义的灾难性的精神。所以有头脑的人需要反对的不是那些态度生硬、强词夺理、嗜血成性的人，而是要反对每一种摆出恐怖主义姿态的思想，因为——一个人在开启一场百年宗教战争时发出的先知般的预言——“即便是最为残忍的暴君，用他们的大炮也不可能使那么多鲜血流淌，比不上你们通过你们血淋淋的符咒流洒的鲜血，和不久还将流洒的鲜血，除非上帝怜悯世间的人类，让君王、官厅都睁开眼睛，让他们最终拒绝他们那些血腥的差使。”就像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在他温和的宽容宣言中所声称的，面对那些被驱赶、被驱逐的人所受的苦难，最后他实在不能再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就像他在那文告中扬声冲着上帝祈祷，绝望地祈求上帝，赐给人间更多的人性，在这本战斗小书中，他的话语声调高扬，变成了一声令人震撼的诅咒，诅咒一切以他们刚愎自用的仇恨来破坏世界和平的人们。他的这本著作把最高贵的义愤化为电闪雷鸣，击向一切狂热激情，以如下宏大的大型终曲结束：“早在达尼哀尔 时期，这种宗教迫害的无耻行径已大行其道，要是在他的生活行止方面找不到可以攻击之处，他的敌人就说：我们必须在他的信仰上攻击他。今天人们正好就是这样干的。倘若在一个敌人的道德态度方面抓不住他，就依靠‘学说’，这种做法非常巧妙，因为官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的判断，更容易被人说服。用这种方法人们镇压那些更加弱势的人，同时让‘神圣的学说’中的口号大声响起。啊，他们的‘神圣的学说’——基督在末日审判之日将会多么憎恶它啊！基督将会要求清算他们的品行举止，而不是清算学说，倘若他们对基督说：‘主啊！我们曾经与你同在，我们曾经按照你的意旨教导人们’，那他会回答他们：‘滚开，你们这些罪人！’
“啊，你们这些盲人，啊，你们这些深受蒙蔽的人，你们这些嗜血如命、无可救药的伪君子！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最终认识真理，你们这些尘世的法官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随心所欲地盲目地让人们的鲜血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