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真理，说出你所想的真理，这永远也不可能是犯罪行为。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一切同时代人立即感到塞尔维特被烧死一事是宗教改革运动在道德方面的分水岭。在那暴力横行的世纪，其实个把人被处死并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从西班牙海岸一直远到北海和不列颠各岛，当时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有无数的异教徒被活活烧死。成千上万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人被人以各自所谓的“惟一真正”的教会和教派的名义，押往刑场，被烧死、砍头、闷死或淹死。在卡斯台利奥的《论异端分子》中这样写道：“倘若就此毁灭的，——我根本不说那是些马，而只是些猪，那么每个君王都会说，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可是被除掉的只是些人，因而就根本没有人想到，去数一数这些牺牲品有多少。深感绝望的卡斯台利奥当然还不能预见到我们这个战火纷飞的世纪，他喟然长叹：“我不知道，是否曾经有过哪个年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流洒过这么多的鲜血。”
但是在以后若干世纪里，在无数暴行恶事中总有一桩使得似乎沉睡的世界良心突然惊醒。塞尔维特遭受酷刑的火焰照亮了他那时代所有其他的人。二百年后吉本 还承认：“这一次牺牲给他的震撼比宗教法庭的柴堆上发生的第一千次牺牲对他的震撼都更加深刻。”因为塞尔维特的行刑——借用伏尔泰说的话——是在宗教改革期间发生的第一次“宗教的谋杀”，也是第一次相当明显的否定了他们原来的思想。“异教徒”这个概念本身对于新教的学说而言，便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新教的教理允许每个人都有解释《圣经》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路德、茨文利和麦朗希通从一开始也都对施加于他们运动中的局外人和夸大狂的每种暴力行为明确表示厌恶。路德明确表态：“我不大喜欢死刑判决，甚至对那些罪有应得者判的死刑我也不喜欢。在这件事上使我吃惊的是人们举出的例子。因此我怎么也不能同意把假博士们处死。”他以引人注目的简洁明了的方式写道：“对异端分子不得以外部的暴力来予以镇压或制服，而只能以上帝的圣言来打倒。因为异端是一种精神事件，无法用某种尘世的火焰或者尘世的流水来洗涤干净。”茨文利也同样对市政委员会的每个诉求，对于每次采用暴力行为都明确表示反感。
爱德华·吉本
可是不久，这种新的学说因为在此期间已成为一种“宗教”，不得不认识到——其实旧的教会早已认识到——，长此以往，如不动用武力帮助，无法维护权威的地位。因此为了推迟那不可避免的决定，路德建议，先做一个妥协。他想知道如何区别“异端分子”和“暴乱分子”，如何区别那些“抗议派”和“暴乱派”。前者只是在精神宗教事务上背离了宗教改革过的教会，而后者则是真正的暴乱分子，他们想通过宗教秩序的改变，同时也改变社会秩序。只有在对待后者时——指的是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再洗礼派教徒，——他同意当局有权进行镇压。可是对于那决定性的一步，即把持有不同意见者和自由思想者交给刽子手去行刑时，进行过宗教改革的教会领袖们，无一愿意对此下定决心。在他们脑子里，他们自己作为精神上的革命者，认为有责任，奋起反抗教皇和皇帝，捍卫内心的确信，把它视为最神圣的人权。这个时代他们还都记忆犹新。因此引进一种新的，一种耶稣教会的宗教法庭，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行的。
如今加尔文以焚烧塞尔维特迈出了这世界历史性的一步。他一下子就把宗教改革争取到的“基督徒们的自由”权利撕得粉碎，一步就赶上了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为了自身的荣誉，在把一个随心所欲地解释基督教信仰问题的人活活烧死之前，至少迟疑了一千多年，这是它的光荣。加尔文执政还不到二十年，就以他精神暴政的这一寒碜已极的行为，玷污了宗教改革，在道德风习意义上，他这行动也许比托尔奎马达 的种种暴行，更加值得鄙视。因为，当天主教会把一个异教徒从他们社会当中驱赶出去，交付给世俗法庭发落时，教会认为，这绝不是为了泄私忿报私仇，而是把永恒的灵魂从它那罪孽深重的尘世肉体里解救出来，这是一种净化，一种拯救，使人回到上帝身边。这种救赎灵魂的思想，在加尔文冷冰冰的司法机关里是完全忽视不顾的。他关心的并不是拯救塞尔维特的灵魂：完完全全是为了巩固加尔文对上帝阐述的不可侵犯性，才点燃了香佩尔广场上的柴堆。塞尔维特之所以死得那么惨烈，并不是因为他是个否定上帝者，他根本就不是这样一个人，而只是因为他否定了加尔文的某些论点。因此，几百年后，自由城市日内瓦为自由思想家塞尔维特树立的纪念碑上刻的铭文，称塞尔维特为“时代的牺牲品”，想以此来为加尔文洗刷罪名，也是徒劳。因为并不是他那时代的盲目和妄想，把塞尔维特推上了火刑柱——蒙田和卡斯台利奥，也生活在那个时代——完完全全是加尔文个人的独裁专制造成了这场惨剧。没有什么借口可以为新教的托尔奎马达洗刷这一行动的罪名。因为可以说，缺乏信仰或迷信盛行都有可能产生于一个时代；但是一件孤立的恶行，永远只该由干这件事的人来对此负责。
从一开始，对于塞尔维特的残暴死刑激起的公愤日益高涨，这一点显而易见，甚至于德·贝兹，巴结加尔文的走卒和信徒，也不得不这样报导：“这不幸的人尸灰未寒，人们已经开始激烈地争论这个问题，究竟异教徒是不是可以惩罚。一些人认为，必须镇压他们，但不是采用死刑。另一些人要求，对他们的惩罚应该完全听凭上帝的判决。”即便是这个对加尔文的一切行动全都无条件加以赞扬的人说话时，也突然很奇怪地采用犹豫不决的口气。加尔文其他的朋友就更是如此。当然，塞尔维特当年曾对麦朗希通进行过恶毒的人身攻击，极尽诟骂之能事。虽说麦朗希通给他“亲爱的兄弟”加尔文的信里这样写道：“教会向你致谢，并且将永远向你致谢。你的司法人员审理得很公正，把这个亵渎上帝者判处了死刑。”甚至还有一个过分热心的语言学家姆斯库鲁斯利用这一契机创作了一首节日欢歌。永恒的“ 学者的背叛 ” 。但是除此之外听不见任何真正表示赞同的声音。苏黎世、夏夫豪森和其他的教会代表会议丝毫没有像日内瓦所希望的那样，对于塞尔维特遭受酷刑而死如此热情洋溢地发表意见。尽管他们原则上对于这种杀一儆百，吓唬“宗教狂热分子”的办法还是表示欢迎的，可是历史上耶稣教第一名异教徒遭到火刑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城市的墙垣之内，约翰·加尔文将向历史独自承担做出这一可怕决定的罪责，他们无疑还是心里暗喜的。
与此同时，还听见完全不同的声音。当代伟大的法学家彼耶尔·布丹公开做出他的举足轻重的鉴定：“我的立场是，加尔文无权因为一个宗教上有争议的问题而使用惩罚性的迫害。”但是并不仅仅是整个欧洲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感到震惊和愤怒，就是在耶稣教神职人员的圈子里，反对的声音也日益增多。离开日内瓦的城门只一小时之遥的瓦特兰的神职人员，仅仅通过伯尔尼当局的统治才免于受到加尔文的警卒的骚扰，他们在讲经台上批判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所犯的过错，说这是非宗教的，不合法的。甚至在加尔文自己的城里，他也必须使用警察的暴力才能把批评的声浪强压下去。有个妇女公开地说，塞尔维特是耶稣基督的一名殉难者。这个女人被投入狱中。同样有个印刷工人因为宣称，市政委员会只是为了取悦个别人而把塞尔维特判处死刑，也被投入监狱。有几位杰出的外国学者特意离开此城，以此表明，他们觉得，自从思想自由受到这样的思想独裁的威胁，他们在这座城里不再感到安全。不久加尔文也认识到，塞尔维特作为牺牲品而死，比以往任何时候通过他的著作和他的生命对他都更为危险。
加尔文缺乏耐心，焦躁不宁，听不得任何反对他的意见。在日内瓦，人们胆小怕事，公开发表意见都小心翼翼，但无济于事。加尔文通过墙壁和窗户，感觉到人们强压下去的激动心情。但是事情已经做了，再也无法挽回。既然他无法逃避这件事情，那就别无他法，只好公开面对。加尔文在不知不觉中在这件事情上已被挤到被动防守的位置。这件事情他可是斗志昂扬地首先发动的。他所有的朋友都众口一辞地鼓励他，现在可是紧要关头，终于要对这引起轰动的焚人事件进行一番辩护。加尔文在处心积虑地亲自勒死了塞尔维特之后，决心向全世界“澄清”塞尔维特事件的真相，并且为自己的行为撰写一篇辩护书，这其实是违背他的初衷的。
但是加尔文在塞尔维特这件事上感到良心不安，良心不安也就写不出好文章。因此他的辩护书《捍卫真正的信仰和三位一体的学说，反对塞尔维特惊人的谬误》，这篇文章就像卡斯台利奥说的，“是他双手还沾满了塞尔维特的鲜血时撰写的”，是他写得最差的作品之一。加尔文自己也承认，这篇辩护词是他“ 匆忙之作 ” ，是在心情烦躁的情况下草草写成的。他在这篇强加于他的辩护词里心里如何感到忐忑不安，由以下事实证明：他让日内瓦所有的神职人员，对他提出的论点全都签名，免得他独自承担责任。显然，把他算作谋杀塞尔维特的真正凶手，已经使他坐立不安。所以在这篇文章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倾向相当笨拙地搅在一起。加尔文一方面受到民众普遍愤慨的警告，想要把责任推给“上级官厅”，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证明市政委员会把这样一个“ 怪物 ” 彻底清除，这一行动是正确的。为了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性格特别温和的人，打心眼里反对任何暴力，这位训练有素的辩证法家，把这本书的一大部分篇幅用来抱怨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残暴凶狠，它在无人辩护的情况下便把信众判罪，并且用残暴至极的方法把他们处死。（“而你如何呢？”这个问题卡斯台利奥日后将予以回答。“你指定谁充当塞尔维特的辩护人呢？”）可是接着加尔文用以下通告使愕然的读者大吃一惊：他曾“暗中不断设法把塞尔维特引回到更好的思想上去”（ “我一直不停地尽我所能，为了把他带回到更加神圣的感情中去” ）；而其实只是市政委员会一意孤行，不顾加尔文倾向于宽容，争得了死刑，而且是特别残忍的那种死刑。但是加尔文为塞尔维特所做的这些所谓的努力，杀人犯为受害者所做的努力，实在过于“秘密”，竟没有一个人世间的活人会相信这个事后杜撰出来的传说。卡斯台利奥轻蔑地确认了真实的事实真相。“你最初发出的提醒是辱骂，第二次提醒便是监狱，塞尔维特后来离开监狱，只是被拖到火刑柱上去活活烧死而已。”
加尔文就这样一只手把塞尔维特受到酷刑的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开，另一只手又为“上级官厅”做出的那次判决百般辩解。在需要为镇压行动进行辩解时，加尔文立刻变得口若悬河。他论证道，问题并不在于， 给每个人以想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 。因为这只会大大取悦于那些享乐主义者、无神论者和侮慢上帝者。只有真正的教义（加尔文的教义）才允许宣扬。因此这样一种检查绝不意味着限制自由——那些思想暴君一再重复这些同样的反逻辑的论据。 这并非对教会进行独裁专制，而只不过是阻止那些居心叵测的作家公开扩散他们脑子里想过的东西 。如果他们使那些不同意见的人噤声不语，那么根据加尔文和与他相同的人的意见——绝不是对别人施加压力，只是公正行事，并为一个更高的理念——这一次是“上帝的荣誉”——效劳。
但是加尔文真正需要捍卫的有争议之处，并不是在道德上对异端分子进行镇压，——这点早已作为一个论点为耶稣教所采纳。决定性的是这个问题：是否可以杀死有不同思想的人，或者让人把他处死。既然加尔文在塞尔维特案件上用行动对这个问题事先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他现在必须事后予以论证。不言而喻，他在《圣经》里找寻掩护，为了阐述，他只是在接受“更高级的委托”，服从一道“上帝的命令”，才把塞尔维特除掉的。他进而遍寻整个摩西学说（因为《福音书》谈“爱你们的敌人！”谈得太多）寻找处死异教徒的例子。但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他未能提供，因为《圣经》里还根本没有异教徒这个概念，只找到“亵渎上帝者”，否定上帝者的概念。而塞尔维特葬身火海之中，还在高呼基督的圣名，从来就不是一个反基督徒。可是加尔文永远是在他用起《圣经》来特别得心应手的场合，以《圣经》为根据，不顾一切地宣布，通过上级官厅清除异端分子为“神圣的”职责：“就像一个普通人的房子，因为祭祀邪神受到玷污，他的一个家庭成员起来反对上帝时，他若不举起宝剑反击，那他是有罪过的。而这种懦夫行为若发生在一个君王身上，当宗教受到伤害时，他想闭上眼睛，对此视而不见，这种怯懦更不知要卑劣多少倍。“宝剑已经给了他们，他们就该‘为了上帝的荣誉’”（加尔文在他号召使用暴力时，总是滥用这个字眼）使用宝剑。凡是用“以虔诚的热忱”所做的每一件事，早已事先得到辩护。捍卫正统，捍卫真正的信仰，按照加尔文的说法，解脱了一切血亲的纽带，一切人性的诫命；即便是最亲的亲人，只要撒旦驱使他们去诋毁“真正的”宗教，就必须把他们消灭，——可怕的对上帝的亵渎：“ 你丝毫也不能增添他的荣光，倘若你不能把为他效劳置于一切人性的感情之上，不论是谁，既不在乎亲情，也不在乎血缘和生命，只要事关为他的荣耀而战，将把一切人性统统忘怀。 ”
这可怕的一句话，可悲地证明，盲目狂热可以把一个平素思维清晰的人弄到如此目迷神眩的地步！因为这里可是令人吃惊地赤裸裸地说出，只有为了“学说”——他的学说——把“ 心里一切人性的感情 ”全都扼杀，只有当自己的妻子、朋友、兄弟和族人，在真正信仰的某一点上，或者某一小点上和教会监理会的意见不一致时，就心甘情愿地把他们交给宗教法庭处理，这样的人，按照加尔文的意思，才算是虔诚的信徒。为了不让大家对这样一种鲜血淋漓的论点进行攻击，加尔文便采用了他最后的论据，也是他最爱使用的论据：恐怖。他解释道，每一个为异端分子进行辩护，为之开脱的人，自己就犯了异端罪，应该予以惩罚。既然加尔文听不得反对意见，他打算从一开头就吓唬每一个敢说反对意见的人，他拿塞尔维特的命运来威胁他们：要么保持沉默，驯从听话，要么自己到火刑柱上去！加尔文想要干净利索一举摆脱并且结束关于谋杀塞尔维特一事令他难堪的讨论。
但是被谋害者控诉的声音无法平息，难以归于沉寂，尽管加尔文向全世界发出他刺耳的愤怒的吼叫。加尔文的辩护书提出追捕异端分子的要求，造成了最为恶劣的印象。最为真诚诚实的耶稣教徒看到在他们进行了宗教改革的教会里如今有人从布道台上要求推行宗教法庭，感到深恶痛绝。有几位宣称，这样血淋淋的一个论点若由市政委员会来努力提倡，要比由一个宣扬上帝圣言的布道师，由一个基督的仆人来提倡更为恰当。伯尔尼的城市文书策尔沁特斯，后来也是卡斯台利奥的最忠实的朋友和保护人，以坚定无比的语气做出回答。他写信给加尔文：“我公开承认，我也属于那些要尽可能地限制对信仰运动的敌人判以死刑的人，甚至属于那些自愿居于谬误之中的人。特别使我变成这样的因素，不仅是《圣经》里的那些可以引用来反对使用暴力的段落，也因为有这个例子：人们在这座城市里如何对待再洗礼派教徒。我亲眼看见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被拖到断头台上，和她一同带去行刑的还有她的女儿，一位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并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拒绝给孩子施行洗礼。在这样一种事例的影响下，我不得不担心，你自己想把法庭的官厅限制在狭窄的界线之内，可它们不会在这些界线之内停步，它们很可能把小小的错误当作重大的罪行来加以惩罚。因此我认为，宁可责备官厅过于宽大，过于照顾犯人，也比责备它们决定使用刀剑施以严刑要好……我个人宁可抛洒自己的鲜血，也不愿让一个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的鲜血来玷污自己。”
一个微不足道籍籍无名的市政厅的文书在那个狂热的时代这么说，许多人也这么想。但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暗地里这样想想他们的意见而已。即便是为人正直的策尔沁特斯，也和他的老师鹿特丹的埃拉斯姆斯一样，害怕参加当时问题的讨论。他老老实实地带着羞愧的情绪向加尔文承认，他只能把不同意见写信告诉加尔文，在公开场合他宁可保持沉默。“只要我的良心不逼着我，我不会走到竞技场去。只要我的良心允许我不去挑起争论，伤害任何人，我宁可保持沉默。”人文主义者的天性都是很快就表示放弃，从而使施加暴力者容易大行其道。他们大家的行动都像这位为人方正，但是毫无战斗之心的策尔沁特斯一样：保持沉默。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神职人员，这些学者，一些人是对于大声争吵感到厌恶，另一批人是感到害怕，害怕他们如若不伪善地把塞尔维特处死事件当作值得称赞的事情大肆赞扬，自己会被人怀疑为异端分子。所以表面上，加尔文那极端粗暴的要求，对思想异己分子进行全面的迫害，似乎并未遭到反驳。这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响起——加尔文十分熟悉的深恶痛绝的声音——以受到侮辱的人性的名义，公开控告对米盖尔·塞尔维特所犯的罪行：这是卡斯台利奥清亮的声音。日内瓦的施暴者加尔文的威胁从来没有把他吓唬住，他坚决镇定地把他的生命当作赌注投入，为了拯救无数人的生命。
每次精神战争，并不是那些轻率地、激情满怀地发动一场争斗的人是最好的战士，而是那些长期犹豫不决，内心热爱和平，先要慢慢地下定决心做出决断的人，才是最好的战士。只有当他们把一切谅解的可能性都已穷尽，认识到诉诸武力已在所难免的时候，他们才心情沉重，很不愉快地被迫进行自卫。但是恰好是那些最难做出战斗决心的人，将永远是决心最大、最为坚决的战士。卡斯台利奥便是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并不是天生的坚信不疑的斗士。彬彬有礼、乐于和解、真心妥协，其实更加符合他温和的最深意义上的宗教的天性。就像他精神上的先人埃拉斯姆斯一样，他知道每一个人世间的真理和每一个上帝的真理都形式多样，含义也多样。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名叫作《论怀疑的崇高艺术》 （拉丁文：De arte dubitandi）这并不偶然。但是这样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审查，并没有使卡斯台利奥变成一个冷漠的怀疑论者。他的小心谨慎只是教育他要小心翼翼地对待所有不同意见。他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要冒冒失失地参加别人的争论。自从他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自愿放弃他的职位和尊荣之后，他已经完全从当代的政治中抽身引退，去从事一项精神上建设性的工作，用他的拉丁、法语译双语《圣经》译文更好地为传播《福音书》效力。巴塞尔，这个宗教和平的最后一个岛屿，已成为他的宁静的故乡。这里的大学还守护着埃拉斯姆斯的遗产，因此所有那些受到教会独裁专制迫害的人都逃亡到这里，当年全欧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卡尔斯塔特 被路德从德国驱逐出来之后，住在这里。贝尔纳特·奥契诺 被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从意大利赶出来之后，住在这里。卡斯台利奥被加尔文从日内瓦排挤出来之后，住在这里，雷利阿·索契诺和库里阿内 也在这里，还有在荷兰获罪的再洗礼派教徒大卫·德·约里斯 也改名换姓，神秘兮兮地蛰伏在这里。共同受到的迫害造成共同的命运，把这些流亡者联合起来，尽管他们并不是在所有的神学问题上都拥有同样的坚定信念。但是人类的不同天性并不需要把宇宙观全都系统地弄得整齐划一，连最后一枚纽扣也完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在富有人性的气氛中联合起来，友好地进行交谈。所有这些拒绝在道德的独裁专制下效劳的人在巴塞尔过着一种悄然无声，闭门索居的学者生涯。他们并不把一篇篇宣传文章，一本本小册子倾洒在世上，也不在讲堂上重点强调什么观点。他们不拉帮结伙组成门派；仅仅只有对日益严重的精神控制和监督所产生的共同悲哀把这些各自孤立的“抗议派学者”（日后人们用这个字眼称呼这些反对任何教条恐怖的学者）联系起来。
对于这些独立自主的思想家而言，塞尔维特受火刑烧死和加尔文的血淋淋的辩护书，不言而喻是一份宣战书。这件放肆大胆的挑衅行为激起了他们的痛苦和惊恐。他们大家立刻认识到，决定性的时刻已经来到。倘若这样一种暴行无人回答，那么自由精神在欧洲已经退位下台，暴力也就变成了权力。“在黑暗已经一度变成光明之后”，在宗教改革已经把思想自由的要求带到世上之后，人们难道又要重新回到黑暗中去？难道真像加尔文所要求的，该用绞架和利剑把一切思想不同的基督徒，全都斩尽杀绝？难道现在，在最危险的时刻，趁成千上万个柴堆还没在香佩尔广场上点燃，难道不该昭告天下，不得把那些在精神事务上持不同意见的人像一群恶兽似的四下追赶，像强盗和杀人犯似的残忍地严刑拷打，折磨致死？现在，在最后，真正是最后的时刻必须大声清晰地向全世界表明，一切不宽容的行为都是非基督徒的行为，如果采用恐怖手段，那就是非人性的行为。他们大家都感受到这点：现在必须大声清晰地说一句对被迫害者有利的话，一句反对迫害者的话。
大声、清晰，——但是在那个时刻怎么还能办到！有些时候，人类最简单、最清楚的真理被迫变得模糊不清，进行一番乔装打扮，才能传到人们那里。因为敞开的大门已由当权者的警务官吏和海关官员严加把守，最人道、最神圣的思想必须遮上面纱，包上头巾，像小偷一样通过后门悄悄偷运进去。当一个民族或者一种信仰获得攻击另一个民族或另一种信仰的言论自由之时，一切表示和解的倾向，一切和平主义的妥协让步的理想全都遭到怀疑和镇压，借口是：这些倾向和理念危害某一个（永远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威或神的权威，它们通过其倾向人性的意志，以“失败主义的思想”削弱宗教虔诚的热忱或爱国主义的热忱。这种荒谬的事情一再重复。所以在加尔文的恐怖统治下，卡斯台利奥和他的伙伴，绝对不敢清楚地公开阐明他们的观点。要是像他们计划的那样，发表一篇宽容宣言，一份呼吁人道的号召书，它们第一天就会被宗教专制制度没收。所以暴力只能用计谋来对付。卡斯台利奥采用了一个完全杜撰出来的名字“马蒂努斯·贝利乌斯”作为主编，在封面上加上一个假冒的印刷地点（用马格德堡来代替巴塞尔），尤其是在正文中甚至把拯救无辜受迫害者的这一呼吁也伪造成一部学术著作，神学著作。这本书看上去就仿佛是一些学识渊博的教会和其他方面的权威们泰斗们在对以下问题进行纯学术性的探讨：“De haereticis an sint persequendi et ominino quomodo sit cum eis agendum multorum tum veterum tum recentiorum sententiae”（拉丁文）——翻译过来就是：“异端分子是否应该迫害，以及该如何处理他们，根据古往今来许多作家书面意见摘引而成”。的确，如果只是草草翻阅一下此书的篇页，首先就会认为，的确手持了一本虔信的纯理论的小册子，因为书里写着最著名的教会长老们圣·奥古斯蒂努斯、圣·巴里索斯托姆斯以及希罗尼姆斯 的警句名言，和伟大的耶稣教的权威泰斗们，如路德和赛巴斯蒂安·弗朗克 或者不偏不倚毫无派性的人文主义者埃拉斯姆斯的摘引名句像兄弟般友好地并列在一起。这只是一部繁琐的学院派的选集而已，一部法学和神学方面的引文选篇，选自不同派别的哲学家，似乎在这里拼凑在一起，便于读者看到纯个人的不受人影响的对这道难题的判断。可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这里挑选出来的评审意见都一致认为对异端分子判处死刑是不允许的。这部就其内容而言，极为严肃的著作，含有最为聪明的一条妙计，即本书所做的惟一的恶作剧乃是：引用的反对加尔文的演说家当中还有一位，其论点一定会使加尔文特别生气：此人并非别人，乃是加尔文自己。他自己作的鉴定评语，当然那是他自己还是个受迫害者时作的鉴定，生硬粗暴地反驳了他自己现在狂热地要求对异端分子采用火与剑的呼声。塞尔维特的这位铁石心肠的凶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加尔文只好被称作非基督徒，因为这里印在纸上并且用他个人的名字标明的这句话：“用武器来迫害那些被教会驱逐出来的人，并且拒绝赋予他们人性的权利，这种做法是非基督教的。”
卡斯台利奥以笔名马丁·贝利乌斯出版的著作《论异端分子》
但是决定一本书的价值的是明白说出的话，而不是暗藏在内的隐蔽起来的意见。这明白说出的话是卡斯台利奥在他致符腾堡公爵的献词里的那篇提纲挈领的引言。只有他的引言和结束语提高了这本神学选集，使之超越他那时代。因为尽管这引言和结束语不足十二页，但它们却是欧洲第一篇明确要求把思想自由当作神圣的居住权的文章。在那个时候，只要写出有利于异端分子的文章，那就是为日后所有因为政治上或者世界观上独立自主的态度而得忍受其他独裁专制制度迫害的人所发出的和解呼吁。在这里为日后所有的时代向一切精神公正的死敌进行斗争，向思想狭隘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这种宗教狂热除了自己那一派的意见之外，要镇压任何其他意见——，这场斗争以宽容思想来胜利地对抗这种宗教狂热，只有这种宽容思想能够战胜世上一切敌意。
卡斯台利奥以平稳持重、毫不冲动的逻辑，清晰地、不可反驳地展示他的论点。问题是：异端分子是否可以迫害，是否可以仅仅因为他思想上的罪行在生活中对他进行惩罚。卡斯台利奥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先提出一个决定性的问题：究竟什么算是异端分子？什么人我们可以不失公允地称作异端分子？卡斯台利奥以他毫不畏惧的坚定语气这样论述，因为“我不相信，所有那些被人们称作异端分子的人都是异端分子……这个称号在今天是如此可耻、如此可怕、如此可鄙、如此恐怖，以至于谁若想除掉一个私仇，有个非常方便的方法，那就是怀疑他有信奉异端的嫌疑。因为别人一听这话，立刻就因异端分子的名字而大吃一惊。他们就捂上耳朵，盲目地、疯狂地迫害此人。不仅如此，也迫害那些敢于为他说话的人。”
但是卡斯台利奥并不想从这样一种迫害的歇斯底里出发来进行判断。他知道每个时代都要找出另外一群可怜虫，把他们贮积已久的仇恨集体发泄到这批可怜虫身上。每一次都选出人数较少，力量较弱的一群人，以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肤色，他们的种族，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世界观为借口，让他们供强势者宣泄那些潜藏在人性之中的破坏性的能量。口号、契机时时在变，但是诬蔑、鄙视、消灭的手段一成不变。一个有头脑的人永远也不该被这些轻蔑鄙夷的话语所迷惑，被群众本能的狂怒所裹挟：每一次他都应该以新的从容和公正的态度来寻找正义。因此卡斯台利奥在完全吃透异端分子这个仇恨的字眼之前，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那么，异端分子究竟是什么？卡斯台利奥一而再地向他自己，并且向读者提出这个问题。既然加尔文和其他宗教法庭的法官们总是把《圣经》当作惟一有效的法律典籍，他也逐页研究了《圣经》。可是你瞧，他在书里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字，这个概念——首先必须由一种教条，一种正宗教义，一种统一的学说来发明这个概念。因为，要想反对教会，必须先创建一个教会来作为机构。《圣经》虽说谈到了诋毁上帝者以及对他们必要的惩罚。但是一个异端分子并不非是诋毁上帝者不可，这一点在塞尔维特案件上已经得到证明；相反，恰好是人们称作异端分子的人，尤其是那些再洗礼教派的信众，特别热情洋溢地声称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把救世主当作崇高无比、至亲至爱的榜样来崇拜。既然土耳其人、犹太人、异教徒，从未被称作异端分子，那么异端行为归根到底只是发生在基督教世界内的一种罪行而已。所以新的表达方式：异端分子虽说是基督徒——并不依附于“真正的”基督教教义，而是刚愎自用，在不同的个别的问题上背离了“正确的”理解。
表面上看，这一来似乎找到了一劳永逸始终有效的定义，但是——灾难深重的问题啊！——在基督教教义所有不同的解释当中，哪一个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呢？什么是对上帝的圣言做出的“正确”阐释呢？是天主教的，路德派的，茨文利派的，再洗礼教派的，胡斯派 的，还是加尔文派的诠释？在宗教问题上的确有万无一失的把握吗？是不是《圣经》里的词句总是可以解释的呢？卡斯台利奥和那个强词夺理的加尔文相反，他有勇气用一声谦虚的“不行”来作为回答。他发现《圣经》里，可以理解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并存。这位在内心深处坚守宗教精神的学者写道：“宗教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神秘莫测。一千多年来还始终成为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这场争论中，只要爱情没有照亮这些聪慧的人们，没有把持着最后的话语权，鲜血将流淌个不停。”每一个解释上帝圣言的人，都有可能失误，陷入重重谬误之中，因此相互之间表示宽容应是首要义务。“倘若所有的事情都如此清楚明了，就像上帝只有一个，这样地清楚，那么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轻易地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就像所有的民族都认识一致，世上只有一个上帝。然而因为一切全都黯淡不清，混乱一片，基督徒就不该彼此互相批判，倘若我们比异教徒更有智慧，那么我们也该比他们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于是卡斯台利奥在探讨时，又多迈出了一步：“每个人都会被称作异端分子，虽说他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法则，但是并不是按照他国内以权威的方式要求于他的那种形式。所以异端行径——终于指出了最为重要的区别！——并非绝对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加尔文教徒不言而喻，对于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个异端分子。同样不言而喻的是一个再洗礼教派的基督徒，对于加尔文派信徒而言，也是个异端分子。同一个人，在法国算是个正宗的信徒，可是对日内瓦而言，他可是个异端分子。反过来，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作为罪犯，遭受火刑，被活活烧死的人，对于邻国而言，是个殉道者——“你在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算作正宗教徒，而在另一个城市，将被视为异端分子，所以如果有人在今天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就得拥有许多信念和许多宗教。有多少城市和国家就得有多少信念和宗教。”于是卡斯台利奥就做出了他最后一个、也是最大胆的一个结论：“我现在努力思索，究竟异端分子是谁，我别无所获，只找到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把所有那些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的人，统统称之为异端分子。”
这句话看上去非常简单，就其不言而喻而言，几乎可说是句套话。可是要把这句话大大方方地公开说出来，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因为这一来，整个时代，其领袖们，君侯们，神父们和牧师们，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们都被一个无权无势之人在脸上抽了一鞭，他们对异端分子的残酷迫害纯粹是胡闹，是嗜血成性的荒谬妄想。对千千万万无辜的人进行追捕，把他们绞死、淹死，用火烧死完全是违法行为，因为他们并没有对上帝和国家犯下任何罪行；他们并没有在活动的现实空间和其他人隔离开来而只是在思想的看不见的空间和他们隔开而已。谁有权利，审判一个人的思想，把他的内心的私人的信念等同于一个卑下的罪过？国家无权，官府无权。根据《圣经》的圣言，只有恺撒拥有的东西，才属于恺撒；卡斯台利奥强调引用路德的话：尘世的王国只有权利管理人的肉体；但是人的灵魂，上帝可不愿意让任何尘世的权利来控制它们。国家可以要求每一个臣民维护外在的秩序，政治秩序。不论是哪一个权威，干预人们道德的宗教的——我们要补充的还有艺术的——信念的内在世界，只要它们不是表示对国家本质明显的愤怒（我们要说，只要不进行政治鼓动），这种干涉便是越权，便是侵犯人家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谁也不必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向一种国家机关负责，也没法负责，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把自己做的事情直接展现在上帝面前。”国家权力不管思想上的问题。要是有人世界观上有其他的信念，为什么人们就口泛白沫，令人恶心地大叫大嚷？为什么一个劲地大叫要调动国家警察？为什么流露出杀气腾腾的仇恨？没有宽容和解之心，不可能产生真正人道的精神，因为“只有当我们内心可以自控，我们才能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使我们有时候意见分歧，至少我们可以互相谅解，并且互相承认有爱情与和平的纽带，直到我们达到信仰上的一致。”
所以说产生这些令人憎恶的可怕杀戮，进行这些有伤人类尊严的野蛮迫害，其罪责不在异端分子，他们是无辜的（谁又该对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负责呢？）。真正负有罪责的，永远对我们世界的这种嗜血成性的妄想和狂野的迷误有罪的，对卡斯台利奥而言，是宗教狂热，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人的那种绝不宽容的态度，他们眼里只看到他们的理念，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世界观。卡斯台利奥无情地鞭笞这种疯狂的倨傲自大。“人们这样地确信他们自己的意见，或者更多的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意见中得出的错误的信心进而确信，他们傲慢地鄙视其他人。从这种傲慢产生种种残忍和迫害，以致谁也不愿意容忍另一个人，只要那人和他意见不同，尽管在今天，不同意见之多就和人数之多一样。然而没有一个派别不批判其他所有派别，只想独自统治，独霸天下。因此所有这些流放、流亡、囚禁、火刑、绞死，所有这些每天都在执行的卑劣的处死和拷打狂潮，仅仅因为有几个意见遭到大人物的憎恶而发生，往往甚至因为没有明确的缘故而发生。”只是出于固执己见才会演变出荒谬绝伦，只是由于思想上不能宽容，才会产生“那种狂野的野蛮的欲望，去做残忍的事情。人们看到今天有些人由于听到这些撩动情绪的污蔑，变得狂躁不宁，倘若他们打算执行死刑的人当中有一个人首先被人用刀杀死，而不是痛苦万状地被文火活活烧死，他们便勃然大怒。”
因此对于卡斯台利奥来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把人类从这些野蛮行为中拯救出来。那就是宽容。我们的世界有空间容纳许多真理，不仅只容纳一个真理。只要人们愿意，可以彼此为邻，住在一起。“让我们彼此互相宽容，不要批判别人的信仰！”那么，那种粗野的反对异端分子的叫嚣就完全多余，一切因为思想问题进行的迫害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尔文在他的文章里竭力鼓动君王们，使用宝剑去干净彻底地消灭异端分子，而卡斯台利奥则请求君王们：“请你们更多地倾向于温和这一边，不要听从那些鼓动你们去杀人的人。因为当你们必须在上帝面前清算你们的账务之时，他们不可能作为你的帮手站在一边，助你一臂之力；他们那时要为自己进行辩护，这已经够他们忙的了。请相信我，倘若基督此时就在这里，他绝对不会规劝你们去杀死那些承认他的圣名的人，即使他们在某个细节上迷失方向，或者误入歧途……”
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偏不倚、毫不偏袒地对所谓的异端分子有罪还是无辜这个危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就像处理思想问题应该做的那样。他审查了它，掂量了它。当他现在出于内心最深刻的确信，为这些被追捕被迫害的人要求和平和精神的避难所时，尽管内心确有把握，也几乎是低声下气地把他的这个意见放在别人面前。而那些帮派人士就像市场上的小贩似的，高声尖叫，大肆喧哗，称赞他们的教条。这些思想狭隘的教条主义者们人人都不断地从布道台上向下大叫，他，只有他出售纯正的学说，真正的学说，只有他的声音才地地道道地宣扬上帝的意志和圣言，卡斯台利奥则用朴实的语言说：“我不是作为一个上帝派来的先知跟你们说话，而是作为一个来自群众的人，此人厌恶争论不休，只希望宗教能够不通过争吵而是通过感同身受的爱，不是通过外在的习俗，而是通过内在的心灵效力来得到证明。”教条主义者跟别人说话，就像跟学生和仆从说话一样。而人文主义者和人谈话，就像兄弟和兄弟之间，人和人之间交谈。
但是一个真正有人性的人，看到不人道的事情发生，不可能心情不激动。一位诚实作家，当他的灵魂因为当代的荒谬绝伦的事情发生而颤抖时，他的手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写出冷漠的原则性强的词句；倘若他的神经为义愤而灼热燃烧时，他的声音不可能保持平稳适度。所以卡斯台利奥看到了香佩尔广场上那根行刑柱，一个无辜的人捆在柱上，因为受到酷刑而扭动至死，他也不可能长此以往保持平静，而只是进行学术性的探讨。这是一个活人，遵照一个精神上的兄弟之命，活活地充当了牺牲，一个学者被另一个学者，一个神学家被另一个神学家活活害死，而且是以充满爱的宗教的名义。心灵深处涌现出那个受到折磨的塞尔维特的图像，看到对异端分子进行的残酷的群众性的迫害，卡斯台利奥从他写满字迹的纸页上抬起目光，寻找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制造者，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对上帝虔诚地侍奉来为自己的褊狭，缺乏宽容进行开脱。当卡斯台利奥喊出：“尽管这些事情如此残忍，倘若这些暴行的制造者试图用基督的外衣来掩盖这些暴行，并且声称，他们这样做只是贯彻了基督的意愿而已，那么这些施暴者就犯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罪行。”这时，他就一直看到加尔文残忍的眼睛里去。他知道，这些施暴者随时随地都想用某一个宗教的世界观上的理想来掩饰他们的暴行。但是鲜血玷污了每一个理想；暴行贬抑了每一个理念。不，米盖尔·塞尔维特并不是遵照基督的指令被烧死的，而是奉约翰·加尔文的命令死于火刑。因为不然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而在世上受到糟蹋。卡斯台利奥叫道：“倘若承认基督的人都会通过火刑和水刑遭到屠杀，受到的虐待甚于杀人犯和强盗所受的待遇，今天谁还愿意当基督徒……倘若人们看到，在今天有人在某一个细节上和那些攫取了权力和暴力的人意见相左，就会以基督的名义被活活烧死，尽管他葬身火穴之中，还大声承认，他是信仰基督的，那么谁还愿意侍奉基督？”
于是这位崇高的人文主义者感到，终于必须制止这种疯狂的妄想：认为可以折磨人并且杀死人，只因为他们反抗此时此地的暴力拥有者。卡斯台利奥看到，暴力拥有者始终不断地滥用暴力，在这个世上就他一人，独自一人，这个渺小的，弱势的人在关怀这些受迫害、受驱赶的人，他便拼命向着苍天扬起嗓音，在一曲充满激情的怜悯赋格曲中他的呼吁这样终结：“啊，基督，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的君王，你看见这些事情了吗？你真的和从前判若两人，变得这样残忍，对你自己变得这样充满敌意？当你还在人世的时候，没有比你更温柔更好心的人，没有人比你更温和地容忍人们的嘲弄。你受到百般辱骂，被人吐了唾沫，被人嘲笑，扣上荆冠，在两个强盗当中钉在十字架上，在蒙受最深沉屈辱之际，你会为那些把污辱和诟骂加诸你的人们祈祷。现在你真的已变成另一个样子？我祈求你，以你圣父最神圣的圣名祈求你：你的的确确要求，把那些没有遵守你的指令和诫命的人，像你的布道师们所要求的那样，统统扔到水里去淹死，用铁钳撕得粉碎，一直撕到五脏六腑，撒上咸盐，用利剑扎烂，用文火烧烤，用各式各样的酷刑慢慢地折磨，尽可能缓慢地折磨至死？啊，基督，你真的批准了这些暴行？那些做出这些屠宰行径，这样折磨人肢解人的人们，的的确确是你的仆人？当这些残忍的屠宰行径进行时，他们呼唤你的圣名作证，你的态度真的，就仿佛你饿得发慌，想吃人肉？倘若你，基督，真的要求人们做这些事情，那么还有什么事情留给撒旦去做呢？说你和撒旦干的事一模一样，啊，可怕的对上帝的亵渎啊！啊，人的这些勇气多么卑劣啊！把这样的暴行统统推在基督身上，这样的暴行只可能是魔鬼的意志和独创啊！”
倘若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没有写别的，只写了《论异端分子》一书的这篇前言，而在这篇前言里只写了这一页，他的名字也必将载入人文主义的史册，永远不会磨灭。因为在刀剑的铿锵声盖过人们说话的声音，战争把最后的决定权悉数夺走的世界里，他这样的声音扬起，显得多么孤独，他的令人震撼的申诉，希望被人听见，又是多么无望。但是尽管所有的宗教和传播智慧的教师已无数次宣扬过这些最富人性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还得一再让健忘的人类记住。谦虚的卡斯台利奥补充道：“毫无疑问，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我不说。但是只要是真实正确的事情，重复多次直到被人承认，这也并不多余。”因施暴者在每一个时代都会以其他的形式更新，那么反对他们而进行的斗争也必须由知识分子一再更新。他们永远不得逃避，借口眼下暴力过于强大，因此用语言来对抗暴力毫无意义。因为必要的事再多说也不嫌多余，说出真理绝非徒劳。话语虽说没有取胜，但它证明了真理永恒的现实性。谁在这样的时刻为真理效力，已经以行动证明，任何恐怖势力都不能控制自由灵魂，即使在最无人性的世纪，也有容纳人性之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