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历史在千百万人当中选拔出个别的人，为了在此人身上形象地表现出一种世界观上的论争。这样一个人并不总得是顶级的天才不可。命运往往满足于在芸芸众生中找出一个偶然发现的姓名，为了把它写进后世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所以米盖尔·塞尔维特并非由于天才出众，而仅仅是由于他遭到可怕的下场，才变成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这位奇人天资聪慧，多才多艺，可惜杂乱无章，他是个坚强、聪明、好奇、偏执的文人，但是蜻蜓点水似的从一个问题转向另一个问题，有着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但是并无能力达到具有独创性的清晰明白的程度。这位浮士德式的学者，没有对任何一门学问进行过深入研究，尽管对每门学科他都欣然一试，像游击队似的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既涉足哲学，同时也涉及医学、神学，有时候是大胆的观察者，令人刮目相看，可有时又轻率地采用江湖骗术令人生气。当然有一次在他做出预见性宣告的书中，明确闪现开拓性的观察，在医学方面发现了所谓的血液小循环。但是塞尔维特并不想把他发现的宝藏进行系统化的充分利用，在学术上予以深入研究。这道天才的闪光映现在他那世纪阴暗的墙壁上，就像一道过早发光的闪电转瞬即逝。在这位独来独往者的身上蕴藏着许多精神的力量，然而只有内心对明确目标的执著追求才能把一个坚强的学者造就成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人物。
据说每一个西班牙人身上都含有一定分量的唐·吉诃德特点。这话已经重复多次，多到过分的程度；但是在米盖尔·塞尔维特身上，这种观察还真是妙不可言，简直可说逼真已极。不仅从表象上看这位身材瘦弱，脸色苍白，蓄着山羊胡子的阿拉哥尼亚人酷似那位瘦骨嶙峋，身材细长的德·拉·曼恰的英雄 ；便是在他心里也燃烧着同样了不起的稀奇古怪的激情，要为荒诞不经的事情而奋斗，怀着盲目炽烈的理想主义要向现实中的一切阻力发起冲锋。这位四下漫游的神学骑士，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总在发现什么，或者主张什么，他策骑冲向时代的一切围墙和风车。只有冒险才能激起他的兴趣，只有对荒诞不经、离经叛道、危机四伏的事情，他才觉得趣味盎然。怀着活跃的好斗精神，他和身边其他一切刚愎自用之徒混战一场，既不和任何派别有瓜葛，也不属于任何团体，总是孤军奋战，既充满幻想，也奇幻耀眼，因而是一个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稀奇古怪的人物。
谁若这样突出地高估自己，经常感到自己鹤立鸡群，势所必然会跟所有的人搞坏关系。塞尔维特大概和加尔文同年，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他已经和世界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十五岁那年，他就为了躲避宗教法庭被迫从故乡阿拉哥尼亚逃到吐鲁斯，在那里继续上大学。卡尔五世 的忏悔师后来直接把他从大学里抽调出来，充当秘书，带到意大利，后来又带到奥格斯堡会议上。这位年青的人文主义者在会上和他所有的同时代人一样，沉溺于当时的政治热情，关注伟大的宗教争论。亲眼见到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旧两派宗教学说之间的论战，他那骚动不宁的精神立即沸腾起来。哪里有争论，他就要到哪里去参加论战。大家试图对教会进行改革，他也要一同改革。怀着年轻人的激进情绪，这个热血沸腾的学者认为迄今为止一切脱离旧教教会的方法，全都过于迟疑不决，过于不温不火，过于缺乏决断。甚至于路德、茨文利和加尔文这些大胆的革新者在他看来，在净化《福音书》方面都还远远不够革命，他们不是还把三位一体 的教条吸收到他们新的学说中去了吗？而塞尔维特以一个二十岁年轻人所有的不依不饶的劲头干脆宣布尼西亚宗教会议 无效，认为上帝永远是三位一体的教条完全和上帝本质的统一性不相协调。
这样一种激进的观点在一个宗教问题上反应如此激烈的时代也并不显得怪异。每当一切价值和法律开始动摇的时候，每个人都为自己独立思考，背离传统寻找理由。但是糟糕的是塞尔维特从所有那些争论不休的神学家那里不仅吸取了讨论之乐，也吸取了他们最不可取的性格，狂热的自以为是。因为这位二十岁的小伙子立即要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证明，他们对教会进行的改革很不彻底，只有他，米盖尔·塞尔维特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急不可耐地拜访当时伟大的学者们，在斯特拉斯堡访问马丁·布赛尔和卡彼托，在巴塞尔访问欧柯拉姆帕迪乌斯 ，要求他们尽快把耶稣教 里关于三位一体的教条彻底去除。这些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布道师和教授们突然看到一个没长胡子的西班牙大学生贸然闯进屋来，脾气火暴，歇斯底里，野性十足地要求他们立即推翻他们所有的观点，驯从地接受他的激进论点，他们的惊讶不难想像。就仿佛魔鬼亲自把他们地狱里的一个兄弟送进这些人的书斋，他们看见了这个野性勃发的异端分子，连连划着十字。欧柯拉姆帕迪乌斯把他像条野狗似的赶出家门，骂他是“犹太人，土耳其人，亵渎上帝者，妖魔附体者”。布赛尔在讲经台上痛斥他是一个魔鬼的奴才，茨文利公开警告大家，“防范这个作恶多端的西班牙人，他的错误的邪恶的学说想否定我们整个基督教。”
德·拉·曼恰的愁容骑士在他的迷途之中，不为羞辱和殴打所吓退，他的神学界的老乡 在斗争中也不为别人的论据或者驳斥所动摇。既然领袖们不明白他的意思，既然智者和聪明人不愿在书斋中听他诉说，那就必须让这场斗争公开进行，让整个基督教世界都阅读他写在书里的论证吧！二十二岁，塞尔维特把他最后一点钱都掏了出来，在哈格瑙把他的全部论点付印。这下子可激起了强烈的狂风暴雨公开向他击来。布吕赛在讲经台上宣布这个亵渎上帝的罪人该受的惩罚不多不少，就该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活活地从他腔子里剜出来”。从此刻开始，在整个耶稣教的圈子里，塞尔维特被当作活生生的撒旦派来的特命使者。
以这样挑衅的姿态反对整个世界，既把天主教会，也把耶稣教会的学说全都宣布为荒谬之说，这样一个人，在整个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不可能再找到一个平静的所在，既找不到安身的房子，也找不到遮风的屋顶。自从米盖尔·塞尔维特出版了他的书籍，就被认为犯了“阿里安教派 的异端邪说”，此人受到的驱赶和迫害甚于一头野兽。惟一可以拯救他的小路，想来想去只有一条：完全消失，无影无踪，别让人看见，别让人发现，把他的姓名像件着火的衣裳从身上剥去。这位被人追杀的家伙，化名为米歇尔·德·维勒内夫返回法国，顶着这个假名在里昂的一家印刷厂里充当校对员。他这个外行，有强烈的适应能力，在这个领域不久也找到了新的刺激和进行论争的可能性。在校阅托勒密 的地理书时，塞尔维特一夜之间发展成地理学家，给这部作品加上了一篇详尽的前言。在修订医学书籍时，这个思想活跃的人，又把自己培养成医学家。不久之后他已认真学习医学，他前往巴黎，想要继续深造，他和维萨利乌斯 一起为讲授解剖学预做准备。但是就像先前在神学上一样，这个焦躁不耐的家伙在医学上也没有真正学到家，大概也没有取得博士称号。就在这个新的学科里，他立即开始想要教训和超越其他所有的人。他在巴黎的医学院大胆地预告，要开设一门跨数学、天文学、星占学的课程，但是星相学和医学这样搅在一起的杂拌和他有些骗人的把戏惹恼了医生们。塞尔维特-维勒内夫和权威人士发生冲突，最后在议会公开受到控告，控告他用星占学这样一种受到教会法律和市民法律都严厉批判的学科，尽干些荒诞不经的胡作非为。塞尔维特再次迅速消失，潜伏下来，以便官方调查时不致查明他和那个被官方拼命追捕的大异教徒是同一人。一夜之间，维勒内夫讲师在巴黎消失，就像当年神学家塞尔维特逃离德国一样。好久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等他新近浮出水面，他又戴上了另一张面具：谁能估计到，维埃纳的大主教保罗米尔，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礼拜天都去望弥撒，而他新任的御用医生，竟然是一个受到追杀的极端异教徒，被议会判罪的江湖郎中？当然，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在维埃纳十分明智地不去传播他的异端邪说的论点。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绝不引人注意。他探望病人，治愈许多病患，挣了大量的钱财。老实巴交的维埃纳的市民看到大主教大人阁下的御用医生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大夫先生神气十足带着西班牙贵族的气派从他们身边走过，总要毕恭毕敬、浑然不觉地脱帽致敬。一个多么高贵，多么虔诚，学识多么渊博，又是何等谦和的人啊！
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激情如炽、野心勃勃的人身上的那个极端异教徒丝毫没有死灭。在米盖尔·塞尔维特的心灵深处，那个旧日拼命探索极不安分的精灵依然不屈不挠地存活着。倘若一个人迷上了某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控制着他直到他思想和感觉的最后一根纤维之中，从而不可阻止地就会产生一种内心的热狂。一个生气勃勃的思想永远也不甘心在惟一的世俗的人身上存活和消逝，它要扩大空间，征服世界，争取自由。因而每一个思想家身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来临。他毕生的思想从内心向外部迸涌而出，犹如扎进肉里的一根木刺从一根化脓的手指拱了出来，一个孩子从娘胎里生了出来，一枚果子从果壳里脱了出来。像塞尔维特这样富有激情和自信的人长此以往无法忍受，他毕生的思想就他一人独自享有。他不可阻挡地渴望，最后全世界都会和他一样思考。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耶稣教的领袖们把他认为是错误的婴儿洗礼 和三位一体的教条大肆宣告，基督教的信仰如何一直为这些“反基督的”谬误所玷污，这一如既往，一直是他每天都在遭受的痛苦。终于挺身而出，给全世界带来真正信仰的讯息，这难道不是他的责任所在？这些年他被迫保持沉默，想必实在是可怕的重负压在他身上。一方面是有话说不出口，心里憋得难受，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被追杀的隐姓埋名之人，又不得不抿紧嘴唇。最后就是身处这种痛苦的境地之中，塞尔维特终于试图至少在远方找到一个和他思想相同的兄弟，可以和他进行精神上的对话，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渴求。既然在家乡，他不敢和任何人在精神上互相交流，他就以书信的方式说出他神学方面的信念。
塞尔维特
糟糕的是，这个有眼无珠的家伙把他的全部信任，恰好都交给了加尔文。塞尔维特想从这位福音学说的最激进最大胆的改革者那里得到对《圣经》的一种更严格更大胆的解释：也许这一来他可以把从前只是口头表述的意见加以革新。因为早在大学阶段这两个同年的朋友曾在巴黎邂逅过一次；但是一直要到多年后，加尔文已经变成了日内瓦的主人，米歇尔·德·维勒内夫成了维埃纳大主教的御用医生，他们俩才通过里昂的一位书店老板建立起通信联系。由塞尔维特率先开始。他以一种叫人难以拒绝的急迫态度，甚至可说是以逼人之势，致函加尔文，想争取宗教改革的这位最坚强的神学家支持他进行反对三位一体教条的斗争。他的信一封接一封。起先加尔文回信时，只是以恪守教条的口气警告他。他有责任教育迷失者，使之迷途知返。作为教会的领袖，他有责任把离群游荡的羔羊引入修筑完善的羊栏之中，便试图向塞尔维特指出他的谬误。可是最后无论是塞尔维特的离经叛道的论点，还是他表达这些论点时的狂妄放肆，骄横自负的口气都使加尔文极为恼火。像加尔文这样霸道的性格，哪怕有人在琐细之极的小事上提出些许异议，都会激起他的怒火，可是塞尔维特竟然写信给他说：“我经常提醒你，竟然同意在上帝本性的三大组成部分上具有极为严重的差异，你可真是走上了歧途。”光是这句话就意味着塞尔维特以最为危险的方式激怒了一个如此危险的敌人。但是当塞尔维特最后把加尔文撰写的那本《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一书寄到此书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原作者加尔文家里，并且像小学教师教导学生似的在该书的书页边上做出标记，指出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那么日内瓦的主人加尔文碰到一个业余神学家的这种放肆行为时，心情如何，不难描述。加尔文以鄙夷不屑的口气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法累尔：“塞尔维特扑到我的书上，用侮辱人的评语，在书上乱涂一气，就像一条狗咬住一块石头啃个不停。”何必浪费时间去和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脑瓜进行讨论？他一脚就踢开了塞尔维特的论点。“我不再注意此人的话语，充其量只把它当作 一头驴的号叫 。”
但是这个不幸的唐·吉诃德，非但没有及时感到他手举细细的长矛直冲过去，遇到的是一副什么样的自以为是的钢铁铠甲，反而咬住不放。恰好是这一位，这惟一的不想理睬他的人，塞尔维特却偏偏要不惜任何代价来赢得此人支持他的思想，他死不放手。就像加尔文写的，塞尔维特的确像是“撒旦”附体。他非但没把加尔文当作可想而知最为危险的敌人，避之唯恐不及，反而把他正在准备的神学著作中还未付印的章节充当阅读材料寄给加尔文。别说内容必然会激起加尔文的怒火，便是题目也使他勃然大怒！因为塞尔维特称他这本表白性的著作为 《基督教教理修正》 只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更加引人注目地强调，加尔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需要进行一次“修正”。这一来对于加尔文而言，这位反对者病态的劝人皈依的瘾头和他小丑似的逼人太甚的态度实在过于嚣张。他清楚明了地告诉那位之前介绍他们两人通信的书商弗莱龙，他的确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做，不愿和这样一个自吹自擂的傻瓜浪费时间。与此同时，他写信给他的朋友法累尔：“塞尔维特不久前写信给我，随信附上厚厚的一本他的胡思乱想，并且以难以想像的狂妄口气宣称，我会从其中读到不少令人惊讶的东西。他表示准备到这里来，只要我愿意……但是我不愿为此说话；因为他若前来，只要我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影响力，我就绝对无法忍受他活着离开此城。”这些话在日后将会具有可怕的分量。
不知道塞尔维特是否知道这一威胁，或者（在一封丢失的信件里）加尔文曾经亲自警告过他，——反正塞尔维特终于产生一种预感，他已落到一个把他恨之入骨的人手里。他第一次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以密封邮件给加尔文寄出的那份危险的手稿，还依然落在此人手里，而此人曾公开表示对他敌意森然。突然惊醒的塞尔维特写信给加尔文：“既然你认为，我对你而言是个撒旦，那我就此罢手。请把我的手稿寄还给我，你就好自为之吧。倘若你当真认为，教皇是个反基督徒，你也必然会确信，三位一体和婴儿洗礼作为教皇学说 的一部分，也是妖魔的教条。”
然而加尔文避不回信，更不想把那份作为罪证的手稿寄回给塞尔维特。加尔文仔细地把这份异教徒的文稿珍藏在一只抽屉里，就像一把危险的武器，打算在必要时再取出来。因为经过这最后一次交换意见两个人都知道，必然会有一场恶战。怀着阴沉的预感，塞尔维特在这些日子里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我现在完全明白，我将为了这个事业而送命，但是这个念头不能使我丧失勇气。作为基督的学生，我正步我老师的后尘。”
卡斯台利奥和塞尔维特以及其他上百个人，每人都已知道对于加尔文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狂热分子，哪怕只是在他学说的无足轻重之处，反对过他一次，这也是非常放肆大胆，性命攸关的事情。因为加尔文的仇恨就和他性格中的其他特性一样，都是僵硬不变，彻头彻尾的，并非突然迸发出来又自然平息下去的怒火，就像路德那样暴跳如雷，大发脾气，和法累尔那样态度粗暴、破口大骂。加尔文的仇恨是怀恨在心，坚硬、尖锐、犀利，犹如矿石，不像路德的那种仇恨来自血液，由于脾气，由于火气太大或者肝火太旺。加尔文的韧性、冰冷的仇恨来自脑子，他的仇恨具有极好的记性。加尔文从不遗忘，从不忘记任何人。德·拉·马累牧师这样说加尔文： “他要是生谁的气，就永远不会忘记” 。他要是用这支石笔在他内心深处刻上一个名字，就永远也磨不掉，除非此人自行从人生的大书中消失。所以这些年，加尔文没有再听到塞尔维特什么事情，也就相安无事：但这并不是说加尔文已把他忘怀。他不声不响地在抽屉里保存着那些有损名誉的书信，在他的箭囊里存放着箭矢，在他顽固坚硬冷酷无情的灵魂深处，埋藏着旧日不可更改的仇恨。
事实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塞尔维特表面上态度非常沉寂。他已放弃说服这个不可教诲的人；他的全部激情现在都倾注在他的著作上。这位大主教的御用医生以寂静无声，确实令人震撼的献身精神悄悄地继续写作他的《基本纲要修正》。他希望这本书在真实可信性上远远超过加尔文、路德和茨文利的宗教改革，最终解救全世界，使之皈依真正的基督教。因为塞尔维特根本不是那个“极端蔑视《福音书》的人”，后来加尔文试图把他当作这样一个人来加以批判，同样，塞尔维特也不是大胆的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人们今天有时把他这样进行赞美。塞尔维特始终停留在虔信宗教者的范围之内。他在自己这本著作的前言里发出以下的号召，证明他是如何感到自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愿意为信仰神性而奉献生命：“啊，耶稣基督啊，上帝之子，你是上天赐给我们的，请你把你自己显现给你的仆人，以便用真实的方式使我们明白这样重大的一次启示。我遵循内心神性的冲动，设法予以捍卫的，正是你的事业。早在从前我就做出过第一次尝试，而现在，既然时间当真已经来临，我又被迫重新再做尝试。你教育我们不要藏匿我们的光芒。因此，我若不去宣扬真理，那就让我活该倒霉！”
塞尔维特在付印他的著作时采取特别谨慎的措施，这证明他充分意识到发表此书将会引起的危险。因为大主教的御用医生竟然把一本长达七百页的离经叛道的作品拿去付印，这在一个喜欢蜚短流长的小城市里可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不仅作者，便连制作者及其助手，参与这一风险惊人的事件，可都是赌上了性命。但是塞尔维特愿意把他多年来行医治病辛辛苦苦地挣得的一笔财产作为牺牲，来贿赂那些犹豫不决的工人，让他们不顾宗教法庭，悄悄地印制他的作品。为了谨慎起见，他们把印刷机从原来的印刷厂搬进一幢废置的房子里，塞尔维特本来就是为了印书才租下了这幢房子。一批可靠的工人就在房子里工作，他们全都赌咒发誓，保守这一秘密，以绝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印制这本异端邪说的著作。不言而喻，在这本大功告成的著作里，任何表示印刷地点和出版地点的印记全都隐而不显。就是在最末一页塞尔维特让人在该印出版年份的地方，印上了暴露实情的作者姓名的缩写第一字母M.S.V.（米盖尔·塞尔维特·维拉诺乌斯），给宗教法庭的猎犬提供了一个无法反驳的证据，证明塞尔维特是作者，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但是塞尔维特根本用不着自我暴露，他那冷酷无情的敌人所怀的仇恨，似乎在沉睡之中，而实际上正目光如炬地在一旁窥伺，自会查个一清二楚。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极为精彩的密探和侦察的组织越来越井井有条，越来越细致周密，已经远远超出本城的范围，延伸到邻邦各地，它在法国的组织甚至比教皇的宗教法庭工作得更加细致精确。塞尔维特的作品还根本没有真正出版，一千册书，捆成一包一包，存放在里昂或者没有打包，就装进运书车，源源不断地送到法兰克福的书展上去。塞尔维特自己也没有亲手寄出过几册，以致今天总共只有三册书保留下来，而加尔文当时已经弄到一册。他立即动手一举消灭二者：这个异教徒和他的作品。
加尔文对塞尔维特所进行的这第一次（比较鲜为人知的）谋害企图，就其阴险卑劣而言，其实远比日后在香佩尔集市广场上所进行的公开的谋杀要令人反感得多。因为如果加尔文在收到这本被他视为极端离经叛道的书籍之后，就把他的敌人送到宗教官厅里去，那他走的是一条公开的诚实的途径。他只消在布道台上号召基督教世界警惕这本书，那么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就会在短时间内亲自在大主教宫殿的阴影之中发现此书的作者。但是这位宗教改革的领袖省掉了教皇的官厅为此进行调查研究的辛苦，而且是以最为奸刁的方法帮了他们的大忙。为加尔文大唱赞歌的人试图在最阴暗的这一点上也对加尔文进行辩护，那是徒劳。因为他们没有认清他性格的最深层，却在试图洗刷他的性格：加尔文就他个人而言，无疑极为真诚热忱，具有最为纯净的宗教意志，但是问题如果涉及他的教条，关系到“事业”，这时他就立刻变得无所顾忌。为了他的学说，他的党派，他就立刻愿意（在这点上，他和罗耀拉 之间的天壤之别竟变成了完全一致）赞同任何手段，只要行之有效。塞尔维特的著作一到加尔文的手里，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一位名叫纪尧姆·德·特吕的信奉新教的流亡者，就在一五五三年二月十六日从日内瓦写了一封信到法国给他的表兄安多阿纳·阿尔耐，此人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正如德·特吕变成一个狂热的耶稣教徒一样。在这封信里，德·特吕首先泛泛地赞美了一下信奉新教的日内瓦如何精准地镇压了一切异教徒的为非作歹，而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却让这类杂草遍地丛生。可是突然之间，这亲切友好的闲聊变得严肃起来，暗藏杀机：德·特吕写道，譬如说现在还有个异教徒在法国那儿正逍遥法外，此人不论在哪里，只要被人找到， 就理应活活烧死 。
人们不由自主地警觉起来。因为这句话和加尔文当年所做的宣告简直如出一辙，暗露杀机：塞尔维特若走进日内瓦，他就要设法使得此人不再活着离去。但是加尔文的帮凶德·特吕，现在说得更加露骨。他现在公然明确地告密：“我说的是一个阿拉哥尼亚地区的西班牙人，名叫米盖尔·塞尔维特，可是自称米歇尔·德·维勒内夫，操的是医生的职业，”并把塞尔维特那本书印好的书名内容提要和前面四页一并附上。然后他对这世上的罪恶，发出一声充满同情的喟叹，寄去他这封凶残致命的信件。
日内瓦的这枚地雷埋得过于巧妙，不可能不立即在所期望的地方爆炸，一切都完全按照这封阴毒的告密信所期望的那样发生。那位虔诚的信奉天主教的表兄阿尔耐心慌意乱，一筹莫展地拿着这封告密信到里昂的教会官厅去，红衣主教立即十万火急地召见教皇的宗教法庭法官彼耶尔·奥里。由加尔文转动起来的轮子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前滚动。二月二十七日来自日内瓦的告密信抵达，三月十六日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已经在维埃纳押上法庭。
但是，使那些日内瓦虔诚热心的告密者无比恼火的是：那个安置得殊为巧妙的地雷并未爆炸。想必有什么人出手相助，硬是把引线中途切断。很可能是维埃纳的大主教亲自给他的御医一个珍贵的信号叫他及时隐蔽。因为当宗教法庭的法官在维埃纳出现时，印刷机已经奇迹般从印刷地点消失，工人们纷纷表白并且发誓赌咒，从来没有印过这样一本书。那位备受尊重的维拉诺乌斯 十分气愤地否认他和那个米盖尔·塞尔维特有任何相同之处。奇怪的是，宗教法庭对于这种随口一说的抗议竟然就表示满意，这种奇怪的宽容态度证实了这样的估计，一定有哪一位有权有势的人，在当时出手庇护了塞尔维特。宗教法庭若在平时，早就立刻动用了拇指夹和绞盘这样的刑具，这次却当即释放了维勒内夫，宗教法庭法官则一无所获地返回里昂，告诉阿尔耐，他提供的情报可惜还不足以构成控告。日内瓦的阴谋，绕着弯通过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把塞尔维特就此干掉，看来遭到可耻的失败。倘若阿尔耐没有第二次致函日内瓦，要求他的表弟德·特吕提供新的，这一次必须是站得住脚的证明，这整个见不得人的事件大概就此化为乌有了。
到此刻为止，人们也许还可以以极度宽容，可谓宽容之极的态度假定，德·特吕的确纯粹是出于信仰的热忱向他信奉天主教的表兄谈及一位他个人并不认识的作者，无论是他还是加尔文都没有料到，他们纯粹是个人的告密竟然会传到教皇的官府那里去。可是现在，既然司法机器业已启动，日内瓦这帮人想必清楚地知道，阿尔耐可不是出于个人的好奇心，而是受宗教法庭的委托，向他们进一步索取证明，那他们就不能再装糊涂，仿佛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取悦于谁。根据一切人世间的预测，一名耶稣教的神职人员现在想必会吓得退避三舍，因为他们恰好在给那个曾把加尔文的几个朋友用文火缓缓烧死的官厅充当密探。塞尔维特日后很有理由劈头盖脑地向他的杀人凶手加尔文掷过去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不知道，充当官厅的控诉人，受官府之命跟踪别人，这并不是《福音书》的仆人的本行。”
但是只要事关学说，加尔文就失去了道德的尺度和人道的感情，这话必须一再重复用在他的身上。塞尔维特必须干掉，至于用什么武器，什么方式把他干掉，此刻对于加尔文已经完全无所谓，他对此人实在恨之入骨。事实上这事也进行得极为阴险，无比可耻。因为德·特吕给他表兄新写的这封信无疑是加尔文口授的，可以说是伪善的极品。德·特吕起先故作惊讶，他表兄竟然把他的书信转送到了宗教法庭。他其实纯粹是“ 私人性质地 ”向他表兄一个人报导这一消息。“我的目的只是让你看看，那些自称为教会柱石的人，他们美丽的信仰热忱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是现在他分明已经知道，火刑的柴火堆已经准备妥当，他非但没有拒绝给天主教的宗教法庭进一步提供任何材料，这位卑劣的告密者反而抬眼仰望上天，摆出一副虔诚的模样宣布，既然错误已经发生，那么“上帝一定是为了最好的结果，才希望它这样发生的，以便基督教世界能够涤净这种污秽的龌龊，这种致命的瘟疫。”于是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在这样恶劣地试图把上帝扯进这件人性的或者毋宁说非人性的恶毒事件之后，这位笃信无疑、诚实不欺的耶稣教徒便向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提供了能够想像得到的致人死命的证明材料，那就是塞尔维特亲笔写的书信和他作品的部分手稿。现在宗教法庭审判异教徒的法官可以迅速而便捷地开始工作了。
塞尔维特亲笔写的书信？德·特吕怎么弄到这些信，从哪儿弄来这些亲笔信？塞尔维特可从来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呢。现在已经不用再捉迷藏：加尔文在这件阴暗的事件中，一直想十分谨慎地躲在后台，现在必须从后台走向前台了。因为不言而喻，这些亲笔信就是塞尔维特写给加尔文的信件和寄给他的部分手稿，而加尔文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为谁把这些信件从抽屉里拿出来的——这是决定性的一点。他完全知道，这些信件会转交给谁：就是交给那些“教皇走卒”，他每天在布道台上把他们斥为撒旦的奴才，他们把他的学生严刑拷打，活活烧死。他清楚地知道，宗教法庭的大法官这样急切需要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是为了把塞尔维特送到柴火堆上去活活烧死。
因此，如果加尔文以后试图抹煞这个明摆着的事实，以狡辩的口吻写道：“谣传我设法让教皇的宗教法庭把塞尔维特抓获。有几个人甚至说，我把他交给我们新教信仰的死敌，把他投进狼群的咽喉，我这做法很不正大光明。不过我请问您，我能以什么方式和教皇的走卒们建立联系？说我和他们互相交往，那些像纠缠基督的贝利亚尔 一样死缠我的家伙，我会和他们串通一起，策划阴谋，这可很难令人置信。”可是这个看似符合逻辑的愚蠢遁词旨在隐瞒真实情况，实在过于拙劣；因为当加尔文嗫嚅地说，“他能以什么方式可以和教皇的走卒们建立联系呢？”文件却给予了一个摧毁性的明确回答：是通过他的朋友德·特吕建立的直接的途径。话说回来，德·特吕自己也在给阿尔耐的信件中极为天真地承认，加尔文帮了大忙。“我必须承认，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加尔文先生那里得到我附上的文件。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耻的、亵渎上帝的罪行必须得到镇压，而是因为他个人认为，他有责任通过教训来说服异教徒，不是用司法的宝剑来迫害他们。”书写这封信件的作者实在拙劣，他（显然是在加尔文的授意下）企图把一切罪责都从真正有罪的人身上抹去，但是纯属徒劳，他这样写道：“可是我一个劲地催逼加尔文先生，并且为了说服他而向他挑明：他若不向我提供帮助，人家就会责备我做事轻率，最后他也只好把现有的材料提供出来。”但是文件记载的事实，在此远比一切机灵的话语说得更加明确：不论存心也好，半推半就也罢，加尔文为了达到谋杀的目的，毕竟最后还是把塞尔维特写给他个人的私人信件，提供给了“教皇的走卒们”。只有通过加尔文有意识的出手相助，德·特吕才可能在他致阿尔耐——实际上：是致教皇的宗教法庭的信里——把这批致命的证明材料附上并且在信末写上这样一句明确的附言：“我相信，我以有效的材料武装了你，现在抓获塞尔维特并将他告上法庭，应该不存在任何困难。”
根据报告，红衣主教德·图尔农和大法官奥里接到控告异教徒塞尔维特的最终的证明材料，而这恰好是他们的死敌，极端异教徒加尔文热心殷勤十分巴结地硬送上门来的，他们起先纵声大笑，完全可以理解天主教教会的首脑们何以心情这样舒畅；因为假装虔诚的修饰手法实在过于笨拙，难以掩饰加尔文名誉上无法抹去的污点：说加尔文出于善意，出于对德·特吕的友谊的忠诚，以极为亲切可爱的方式，想要帮助天主教的头头们，把一个异教徒活活烧死。可是他毕竟，说到底毕竟是耶稣教的领袖。这两个教会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互相以钢铁和火焰、绞架和车轮在拼死斗争，两个教会之间平素这样彬彬有礼，表示好意，实属罕见。但是这一令人欢愉、让人放松的瞬间过后，宗教法庭的法官们立即着手进行他们无情的工作。塞尔维特被抓获，投入监狱，紧接着就进行审问。由加尔文附上的信件构成的证据，如此令人瞠目结舌，把人击成齑粉的证据，被告无法再长久否认，米歇尔·德·维勒内夫和米盖尔·塞尔维特实为同一个人，也无法再否认，他自己确是那本书的作者。塞尔维特输掉了这场官司。不久在维埃纳火刑柴火堆的烈火就要熊熊燃起。
加尔文极端强烈地希望，借助他天主教的死敌，把他的另一个死敌干掉，但是这个希望第二次证明还为时过早。因为，要么是塞尔维特多年来在这一地区行医，极端受人爱戴，特别是有贵人相助，要么就是——这种可能性也许更大——天主教会的头头脑脑非常高兴地发现，正因为加尔文如此迫切地要把此人弄到行刑柱上去，他们就故意松松垮垮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们心想，宁可放过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异教徒，也不能让那个危险千百倍的一切异端邪说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日内瓦的加尔文大师称心如意！对塞尔维特的看守松得出奇，平时异教徒都关在狭窄的监牢里，带上铁环，钉在墙上，而塞尔维特却完全异乎寻常地每天都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放风，呼吸新鲜空气。四月七日这天就是在这样一次散步之后，塞尔维特突然消失。监狱长只找到他的睡袍和梯子。他就是利用这把梯子越过花园的围墙。在维埃纳的市场广场上，没有焚烧他的真人，只好把他的画像和五捆他的作品《基本纲要修正》放在柴火堆上烧掉。日内瓦思考得极为巧妙极为周全的计划未能成功，加尔文本打算利用别人的宗教狂热，阴险奸诈地把自己精神上的敌人彻底干掉，而自己的双手则保持干干净净，不染血污。日后加尔文继续对塞尔维特施虐，仅仅因为此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把他活活弄死，这一暴行加尔文不得不在自己双手沾满鲜血，受到一切有人性的人憎恨的情况下，自己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