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独裁者敬而远之绝不意味着对他无比爱戴，谁若表面上屈服于一种恐怖，并不因而就完全承认它有理由存在。当然：在加尔文重返日内瓦的最初几个月里，市民和官厅还都一致对他赞赏有加。所有的党派似乎都倾向于他这一边。从此只有一党存在，大多数人起先都热情洋溢地沾染上一党统治的热狂。可是不久，大家开始冷静下来。因为那些把加尔文请来维持秩序的人，不言而喻，都暗暗希望等到“纪律”一旦稳固，这个阴狠的独裁者所推行的超乎道德的严峻措施也会随之松弛下来。可是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发现，勒住人的缰绳，一天比一天绷得更紧。他们丧失了个人的自由和欢乐，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却从未听到过片言只语的感谢。他们只能愤怒地听到从布道台上传来这样的话语，诸如：绞死七八百年轻的日内瓦人，极有必要竖立绞架，这样终于可以把真正的德行和风纪引进这座道德沦丧的城市。现在这些人才发现，他们没有请到治愈心灵病患的医生，而是把束缚他们自由的监狱看守召进了他们城里。加尔文采取的日益严厉的强制措施，最终使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也无比恼火。
所以仅仅几个月之久，日内瓦城里新近对加尔文出现了不满情绪：他的“纪律”，远远看去，作为一种人们心向往之的景象，远比在它霸气十足的现实里要诱人得多。于是罗曼蒂克的斑斓色彩逐渐脱落，昨天还欢呼雀跃的人，现在开始轻声呻吟。可是每一次都需要有个十分明显、人人理解的缘由，来震撼独裁者头上的光环。而这个缘由旋即出现。可怕的黑死病在城里猖獗施虐达三年之久（从1542年到1545年）。在这三年里，日内瓦人从人性的角度看，对于教会监理会永远正确不会产生谬误这点，开始表示怀疑。因为布道师们平素要求每个病人必须在三天之内请神职人员来到床前，否则便威胁着要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可是等到这批布道师中有一个人染病死亡，他们就听任黑死病医院里的病人在得不到宗教安慰的情况下苟延残喘，逐一死去。市政委员会苦苦哀求，“至少能够有一位教会监理会的成员愿意在精神上鼓励黑死病院里可怜的病人，给他们安慰。”可是除了学校的校长卡斯台利奥之外，没有一个教会监理会的成员应召前来报名。可是这项任务并没有委托给卡斯台利奥，因为他不是教会监理会的成员。加尔文自己则叫他的同事们宣布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员”，并且自己公开承认，“这事和我无关。不能为了帮助一部分人，而把整个教会置之不顾。”可是其他布道师并没有这样举足轻重的使命要捍卫，也都顽固地躲在后面，远离危险。市议会向这些胆怯的灵魂的牧人发出的一切请求全都枉然：其中一人甚至不加遮拦，坦率宣布，“他们宁可去绞刑场也不去黑死病医院。”一五四三年一月五日，日内瓦经历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场景。城里所有宗教改革后的布道师，以加尔文为首，出现在市议会会议，在那里公开发表一篇令人羞愧的自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踏进黑死病医院，尽管他们都知道，无论是在顺利的日子里或是恶劣的日子里，侍奉上帝和上帝神圣的教会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再也没有比领袖个人的勇气对于人民发生的影响更加令人信服的了。在马赛，在维也纳，在其他许多城市几百年后还在纪念那些英勇的布道师，他们在大闹瘟疫的时期，给医院里的病人送去安慰。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领袖们的这种英勇事迹，更不会忘记领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怯懦。现在日内瓦人暗含嘲讽，观察和取笑这些布道师，他们在讲经台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大家做出最大的牺牲，可是自己却并不准备做出最细小的奉献。为了分散大众普遍的愤怒，他们想出了一场很不光彩的戏剧，可是徒劳。那就是，奉市议会的命令，把几个饿饭的家伙抓起来，极为残酷地严刑拷打，直到他们承认，他们用魔鬼的屎尿制成油膏，涂抹在各家的门把上，从而把黑死病带进日内瓦城里。加尔文作为人文主义者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十分轻蔑地反驳这种老太婆瞎说的胡言乱语，这位从不理睬往昔的聪明人，居然承认自己对这种中世纪的奇思妄想坚信不疑，竭力捍卫。他公开宣称，这些 散播黑死病的家伙 纯属活该，这话很伤他的威信。但是他在讲经台上说有人因为不信上帝，在大青白日被魔鬼从床上抓起来，扔进罗纳河里，这话可比那句话对他更为有害。加尔文不得不第一次经历到，有些听众丝毫不加掩饰他们对这种迷信态度露出的嘲笑神情。
总而言之，对领袖无错误论 的信念，是每一个独裁者都不可缺少的权力心理因素，这种信念在这次黑死病施虐的时期破坏了一大部分。人们开始明显地冷静下来：反抗出现，范围越来越广。对于加尔文而言，这种反抗幸亏仅仅是扩大范围，并未聚集起来。因为对于任何时期的独裁专制而言，暂时的优势在于，它在数量上，虽说早已只占少数，它的军事化的意志却表现得坚强一致。而反对它的意志来自四面八方，动机千差万别，永远不可能团结起来，或者一直要到以后才能凝结成真正的冲击力量。许多民众，哪怕再多的民众内心反抗独裁专制，只要他们没有团结一致，制定一种统一的计划，拥有一种严整紧密的组织结构，他们的反抗就毫无用处。因此一个独裁者的权威从最初受到震撼到他最后垮台，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走。加尔文、他的教会监理会、他的布道师们和他的从境外流亡而来的追随者们意志坚定，坚若岩石，这股力量团结一致，目标明确。相反，他的反对者们来自各个领域，各个阶级，彼此毫无关联。一方面是从前的天主教徒，他们还秘密地信奉旧日的信仰，除了他们以外，也有嗜饮的酒友，当局关闭了他们通常畅饮的酒店，还有那些不得再浓妆艳抹的妇女们，再就是旧日日内瓦的城市贵族，他们对于这些一无所有的新生穷鬼十分恼火，这些人刚从流亡地回来就得到接纳，安插在各个官厅里面——这股在数量上大占优势的反对派，一方面包括城里最高贵的人士，另一方面又包括最寒碜卑下的分子。但是只要这种不满情绪不和某种思想挂钩，他们只是荏弱无力的瞎吵瞎闹之辈，只是一股暗藏的力量，而不是真正的力量。七拼八凑的乌合之众从来也不可能抗击一支武装齐备的军队，未经组织的不满情绪，永远无法抗拒组织完备的恐怖势力。因此在开头几年，对于加尔文而言，控制这批四分五裂的人群，轻松异常。因为这些人永远也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和他对垒。他不时左刺一剑右刺一剑就能把他们统统干掉。
对于一个怀有某种理念的人，真正危险的永远只可能是向他提出另外一种思想的人。加尔文以他洞察一切，疑心很重的目光立即看出这点。因为从最初的时刻到最后的时光，他在所有的反对者中，最害怕的就是那惟一的人。此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和他平起平坐。他以一个有着自由信念者的全部激情，奋起反抗加尔文的精神独裁专制：此人便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流传给我们的卡斯台利奥的肖像仅仅只有一帧，可惜只是一帧平庸的肖像。像上显示的是一张精神灵动、神情严肃的脸，有着一双坦诚直率，你甚至想说，真实可信的眼睛。额头高爽开阔：就相貌而论，这张脸并没有表示更多的内涵。这不是一幅可以让人直窥性格深处的画像。但是这个人的最为本质的性格特点，还是表露了出来，不致让人误解：那就是他内心的安稳和平衡。若把加尔文和卡斯台利奥这两个对手的肖像放在一起互相比较，那么两人日后在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这样泾渭分明的差别，在感性方面便已看得清清楚楚：加尔文的脸神情紧张，有一股痉挛般病态地汇集起来的干劲，迫不及待地想要发泄出来，难以遏制。卡斯台利奥的脸温和柔顺，一副从容不迫耐心等待的神气。一个的眼光火焰熊熊，另一个的目光幽暗平静。焦躁不耐冲着沉稳忍耐，狂躁的激情冲着沉着的决心，狂热盲从冲着人文精神。
我们对于卡斯台利奥的外表知之甚少，对于他的青年时代，我们几乎也同样了解不多。一五一五年他出生在瑞士、法国和萨伏依之间的边界地区，比加尔文小六岁。他的家庭自称夏蒂容（Chatillon）或者夏塔容（Chataillon），也许在萨伏依统治下有时又叫卡斯台利奥纳（Castellione）或卡斯蒂利奥纳（Castiglione），但是他的母语并非意大利语，而是法语。当然不久之后，他自己真正采用的语言却是拉丁语，因为在二十岁时，卡斯台利奥在里昂大学当了大学生，除了掌握法语、意大利语之外，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后来又学习了德语。即使在其他一切学科方面，他的勤奋好学和丰富知识也十分出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都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时最为博学多识之士。起先是音乐艺术吸引了这个青年学生，他极为穷困，却勇气百倍地以授课维持生计，从而产生了一批拉丁文的诗文。可是不久，一股更加强烈的激情超过他对业已逝去的往日所怀的激情：他对当代的新问题感到浓烈兴趣。古典的人文主义，我们若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它，其实只有很短暂的一段光辉灿烂的时间，就是伟大的覆盖全世界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之间的短短几十年。只有在这短暂的时间，年轻人希望通过古典作家的复兴和系统的教育，来解救世界。可是不久这一代人当中最为激情奔放，最为优秀出色的人才发现，从古老的羊皮纸里把西塞罗和图基狄德斯 的作品一再进行加工，只是老年人的工作和低下的车夫的工作，与此同时，一场宗教革命，犹如一阵森林大火似的从德国传来，攫住了千百万人的灵魂。不久在所有的大学里讨论得更多的是新教和旧教，而不是讨论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教授们和大学生们不再研究古老的法学家演说摘录的汇编，而去研究《圣经》。就像在以后的年代里，政治、民族或者社会的波浪席卷了欧洲全部年轻人，在十六世纪则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激情驱使他们在当代宗教思想上一同思考，一同讨论，互相帮助。卡斯台利奥也为这股激情所攫住，而对他的人道天性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一段个人的经历。他在里昂第一次目睹了焚烧异端分子的场景。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残忍，另一方面则是牺牲者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使他心灵深处极受震撼。从这一天起，他下定决心，要为新的学说而生，为这种学说而奋斗，他在这种学说里看到了自由和解放。
不言而喻，这位二十五岁的年轻学者在内心决定支持宗教改革之时起，他在法国，生命便遭到危险。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制度使用暴力来镇压信仰自由，对于那些不愿屈从、不愿让自己的良心遭到强暴的人，只有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可以公开反对国家恐怖，从而成为烈士；贝尔甘和哀济埃纳·多莱 选择的便是这条进行公开反抗的勇敢至极的道路。当然他们为自己奋起反抗，付出了焚身柴堆的惨痛代价。或者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同时也保住自己的生命，可以表面上屈从，隐匿自己的意见——这就是埃斯拉姆斯和拉伯雷的技巧。他们表面上和教会与国家保持和平状态，披着学者的外衣或者戴着小丑的小帽，从背后射出浸了毒汁的剑矢。他们灵巧地避开暴力，以奥德赛 的方式，用计谋蒙骗残暴行径。第三条出路乃是流亡国外：他们在国内遭到迫害和唾弃，便试图把内心自由完整无缺地带到另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不受干涉自由自在地呼吸。卡斯台利奥生性耿直，但是软弱，他选择了加尔文一样最和平的道路。一五四○年春，他在里昂心情沉痛地看到第一批新教的殉道者被活活烧死以后不久，他就离开祖国，决定从此以后作为新教学说的信使和传播者。
卡斯台利奥首先前往斯特拉斯堡，为了 接近加尔文 ，是为了加尔文的缘故，就像大多数这类宗教流亡者一样。因为自从加尔文在他《基本纲要》的前言里，如此英勇大胆地向弗朗茨一世 要求宽容和信仰自由以来，尽管他年纪还轻，已被全体法国青年公认为新教学说的宣告者和旗手。受到同样迫害的流亡者都希望向他学习。他善于提出要求，并确定目标。大家希望从他那里获得终身为之奋斗的任务。因为卡斯台利奥天性渴望自由，还认定加尔文就是精神自由的代表，便作为学生，一个热心的学生，立即前往加尔文的家里，加尔文太太在斯特拉斯堡为传播新学说的未来传教士设立了一个大学生旅舍，卡斯台利奥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可是期望和大师建立进一步的关系，一时还不可能，因为加尔文不久在沃尔姆斯和哈格瑙 的两次宗教会议上被撤职。第一次建立联系的机会错过了。但是当时才二十四岁的卡斯台利奥已经给加尔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点不久就获得证明。因为加尔文最终被召回日内瓦的事刚一确定，根据法累尔的建议，无疑也得到加尔文的赞同，卡斯台利奥这位年纪轻轻的学者就被任命为日内瓦学校的教师，并且特地给他加上校长的头衔，有两位助理教师充当他的助手。此外，还交付给卡斯台利奥他所期望的职责，在日内瓦的一个教区梵德娄弗的教堂里布道。
卡斯台利奥完全不负所望，此外他的教学活动还给他带来特别的文学上的成功。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拉丁文的动力，卡斯台利奥把《旧约》和《新约》中最为形象生动的插曲翻译成拉丁文对话的形式。这本小书，原来只是作为日内瓦的孩子学习拉丁文的辅助教材，不久竟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就文学和教育学的效果而言，也许可以和埃拉斯姆斯的《知心的谈话》 相提并论。在几世纪后，这本小书还一再重版，起码出版了四十七次之多，几十万学生用它学会古典拉丁语的基础知识。尽管就他人文主义的抱负而言，这本拉丁文的初级课本仅仅是部次要作品，偶然之作。但是卡斯台利奥通过这本处女作已登上时代精神的前台。
但是卡斯台利奥的雄心壮志远远不止于为学童撰写一本受人欢迎、十分有用的手册。他放弃人文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为了在许多小事上分散他的力量和学问。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胸怀崇高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是要一举重复和超越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惊人壮举：他的计划乃是把整部《圣经》再次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他的民族，法兰西人民也得拥有全部真理，就像通过埃拉斯姆斯和路德的独创性意志，使整个人文主义的世界和德语世界获取全部真理一样。卡斯台利奥凭着他性格中坚忍不拔、默默无言的信念，开始着手去完成这一规模宏大的任务。这位年轻的学者白天通过薪金菲薄的工作为全家挣得每日寒碜的吃穿用度，夜里他就一夜一夜地从事这最为神圣的计划，他将为之奉献终生。
然而，在卡斯台利奥迈出这第一步时，就碰到了坚决的反对。日内瓦的一位书商表示，准备印刷他的《圣经》拉丁文译文的第一部分。但是在日内瓦，一切有关精神和宗教的事务，加尔文都是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者。没有他首肯许可，在城墙之内，任何书籍都不得付印。书报检查历来都是一切独裁专制自然而然的近亲之子。
于是卡斯台利奥便去见加尔文，一位学者去见另一位学者，一位神学家去见另一位神学家。他以亲切友好的态度恳请加尔文给他出具出版许可。但是具有威权思想的人，总把独立思考者看成无法忍受的敌对者。加尔文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生气，难以掩饰的恼火。因为他自己给他一个亲戚译的《圣经》法文译本写了前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 普遍赞赏的作品 ，新教世界公开承认的译文。“这个年轻人”怎么这样“大胆”，竟然那样狂妄，毫不谦虚，敢于不承认他亲自肯定的，他自己也参加译述的这个版本是惟一有效、惟一正确的版本，而是标新立异，取而代之，另外再搞一个他自己的新版本！在加尔文给维累 的信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对卡斯台利奥的“放肆”火冒三丈。“现在请你听听我们赛巴斯蒂安的想像力：让我们有理由大笑，但是也有理由大怒。三天前他跑来见我，请我给予许可出版他的《新约全书》的译文。”从这讽刺的口吻就可以想像，他是如何亲切地接待他的竞争者的。事实上他十分干脆地就把卡斯台利奥打发走了。他说，他乐于给卡斯台利奥出具一张出版的许可，但是要有一个条件。他得先读一下译文，并把他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予以改正。
卡斯台利奥的性格并没有毫无虚荣的自我欣赏或者自以为是的特点。他从来不像加尔文那样，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惟一正确的，自己对任何事情的意见是无懈可击无可指摘的。他日后为这一译本所写的前言，简直在学术上、人性上都可看作谦虚的典范。他在前言中坦率地写道，他自己并没有全部明白《圣经》的所有段落。因而警告读者，不要毫无顾虑地信任他的译文。因为《圣经》一书，晦涩难懂，充满了矛盾。他所提供的只是一种解释，绝非满有把握的译文。
埃拉斯姆斯
可是尽管卡斯台利奥如此谦虚，富有人性地评价自己的译著，可是对自己作为一个人而言，他却把个人的独立性的高贵置于无可估量的崇高地位。他意识到，作为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学者而言，绝不在加尔文之下。他完全有权认为这种想要居高临下地进行审查的打算，这种要他“进行改正”的威权要求，是对他的一种贬抑。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之间，神学家和神学家之间，地位相当，一律平等。他不愿意把自己和加尔文之间的关系置于师生关系之中，不愿让他的作品任人像学童的作业一样用红笔划来划去。为了寻找一条人性的出路，并且向加尔文表示他个人的敬意，他建议，在加尔文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向加尔文朗读他的手稿，并且事先表示，愿意采纳加尔文的一切忠告和建议。但是加尔文的原则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他不愿意只做做顾问，他要的是发号施令。他干脆利索地断然拒绝：“我告诉他，即使他答应给我一百枚金币，我也不准备受到束缚，在某个待定的时间前去会晤，然后说不定花两个小时讨论一个字。接着他就悻悻然地走了。”
两柄宝剑第一次交锋。加尔文感到，卡斯台利奥并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务上乖乖地屈从于他。他终于在众口一词的谄媚奉承中认出了那个永恒的敌人，那个特立独行之人。从此时此刻起，加尔文便下定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把这个不为他效劳而要为自己的良心效力的家伙从他的职位上赶走，如果可能，把他赶出日内瓦。
要找借口，随时都会找到。加尔文不用等很长时间，因为卡斯台利奥单靠他那极其菲薄的学校教师的工资，无法养活他那子女众多的家庭，他力争获得一个“上帝圣言宣讲师”的职位。他自己觉得，这个职位更加符合他的性格，而且待遇也更好。从他离开里昂之时起，他人生的目标便是去做新教学说的仆人和宣扬者。几个月以来，这位出类拔萃的神学家已经在梵德娄弗教堂布道，在这个风纪严谨的城市里并未引起丝毫非议。在日内瓦没人能够提出同样要求，盼望接纳到布道师的行列中去。事实上卡斯台利奥谋求这一职位的申请，获得了市政委员会的一致赞同，委员会在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做出决定：“有鉴于赛巴斯蒂安是位博学之士，极为适合为教会效力，兹决定，任命他在教会事务上供职。”
但是市政委员会没有把加尔文考虑进去。怎么回事？市政委员会竟然事先没有十分恭顺地征求加尔文的意见，就贸然下达命令，把卡斯台利奥任命为布道师，从而成为他的教会监理会的成员之一？而此人刚愎成性，特立独行，会给他造成麻烦！加尔文立即对卡斯台利奥的任命表示抗议。在他给法累尔的信里为他的这种很不仗义的处理方法做出论证，措辞极为晦涩暧昧：“有些重要的原因阻碍了他的任命……当然我在市政委员会里只是暗示了一下这些原因，并没有明说，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批驳了一切错误的怀疑。为了使他的名声不致受到攻击。我的目的旨在保护他。”
读到这些参不透的神秘兮兮地绕来绕去的词句，不由得让人首先产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怀疑：这话听上去不是就像卡斯台利奥的确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使他不配拥有布道师荣誉的资格吗？一定有什么污点，为了“保护”他，加尔文极为仁慈地用基督教的宽容精神把他的污点掩盖起来。大家暗自问道，这位备受尊敬的学者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让加尔文这样宽大为怀地对此秘而不宣？他是侵吞了别人的财产，还是和什么女人有染？他的品德无可指摘，这点全城闻名。莫非盛名之下还隐藏着什么秘密的不轨行为？但是加尔文故意说得不清不楚，听任卡斯台利奥头上笼罩着这种把握不定的怀疑。而对于一个人的名誉和威望最为致命的乃是一种“庇护性的”模棱两可。
可是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不愿受到“庇护”。他襟怀坦荡，问心无愧。刚刚听说是加尔文在背后施出阴谋诡计，想要破坏他的任命，他便站了出来，要加尔文在市政委员会公开解释，什么原因拒绝给他布道师的职位。这一来加尔文不得不表态，明确揭示卡斯台利奥的秘密罪愆。人们终于获悉，加尔文如此宽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奥的罪行：卡斯台利奥在两个无关紧要之处对《圣经》的神学阐述和加尔文的意见不尽相同，真是滔天大罪啊！第一处是，卡斯台利奥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所罗门的《雅歌》并非宗教诗歌，而是世俗诗歌——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神学家都表示赞同，有的大声，有的小声。所罗门的《雅歌》是对苏拉米特 的颂歌，赞美她的乳房像两只小鹿，在草地上欢蹦乱跳。这首颂歌表达的是一首完全世俗的情诗，绝对不是赞美教会的诗篇。第二个偏离之处也无足轻重：卡斯台利奥对基督的地狱之行赋予的意义与加尔文不同。
加尔文“宽厚地秘而不宣”的卡斯台利奥的罪行原来就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此无足轻重！为此之故居然拒绝给卡斯台利奥以布道师的职位。但是对于加尔文这样的人而言，在学说问题上没有小事，也没有小气。这点可是关键。他那井井有条的精神，追求的是新的教会的最高一致和权威，任何最细小的偏离行为都和最大的偏离一样的危险。加尔文要在他设计得宏伟之极的逻辑大厦上的每块石头，每个石子，都各居其位，不得挪动，无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风俗和权利上，他认为也像在宗教意义上一样，任何形式的自由，原则上是无法忍受。新教教会若想长存，必须从地基一直到最后一个最细小的装饰全都显出霸气和权威。谁若不承认他加尔文这领袖的原则，谁若试图在自由的意义上独立思考，这个国家就没有他容身之地。
因此市政委员会要求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互相公开阐明各自的观点，以便极为妥善地消弭他们之间意见的分歧。这一努力从一开始就是白费力气，徒然浪费时间。因为大家必须一而再地重复这一点——加尔文归根到底只愿意教育别人，从不愿意听人教训或者被人说服；他从不和任何人讨论，只是下达命令。刚说第一句话，他就要求卡斯台利奥“皈依我们的意见”，警告卡斯台利奥，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他这样做是完全本着他的世界观，在新教教会里必须意见统一，必须树立权威。但是卡斯台利奥也忠于自己的信念。因为信仰自由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是最高的心灵财富，为了信仰自由，他不惜付出任何尘世的代价。他清楚地知道，他只需要在这两桩微不足道的枝节上屈从加尔文，立刻就能满有把握地获得在教会监理会中的收入甚丰的职位。但是卡斯台利奥性格独立，刚正不阿，他回答道，他不能遵守的事情，没法允诺。他不能违背他的信念，采取任何行动。于是这次两人的交谈，无果而终。这一时刻，两种宗教改革在这两人之间交锋。自由的宗教改革，要求每一个人在宗教事务上都有自己的自由，再就是正统的宗教改革。加尔文在和卡斯台利奥经过这次毫无结果的论争之后，满有理由地在信中这样评论卡斯台利奥：“经过我们的谈话，我可以这样说，他这人对我有这样一些看法，很难假设，我们之间有朝一日会意见一致。”
那么，卡斯台利奥对加尔文有哪些“看法”呢？加尔文自己并没有说明那些“看法”是什么，他写道：“赛巴斯蒂安脑子里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渴望主宰一切。”实际情况也的确不可能表达得更加正确。卡斯台利奥不久就认识到，其他人日后将要认识的事情：加尔文依照他专横的天性决心在日内瓦只容忍一种意见，那就是他的意见。大家只有像德·贝兹 和他其他跟屁虫一样，奴性十足地屈从于他的教条的每字每句，才有可能生存于他的精神领域。可是卡斯台利奥却不愿呼吸这种精神强制统治下的牢狱空气。他之所以离开法国，逃离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并不是为了来屈从于新教的新的信仰监督，他之所以抛弃旧教条，不是为了充当新教条的奴仆。对他而言，基督并不是像加尔文所看见的那样：一个顽固无情、拘泥形式的法学家，他的《福音书》是部僵死的，一成不变的法典。而卡斯台利奥则只把基督看成最富人性的人，一个伦理上的楷模，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以自己的方式谦卑地按照他的榜样生活，并不因此就狂妄地声称，他，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真理。卡斯台利奥看到日内瓦的那些新任命的布道师如何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地解释上帝的圣言，就仿佛这些圣言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这位心灵自由的人就不由得怒火中烧，愤慨不已：他的怒气冲着这些狂妄傲慢的家伙，他们不停地自诩自己神圣的使命，而谈到其他所有的人，却像谈及令人厌恶的罪人和毫无尊严之辈。在一次公众大会上他们对使徒的圣言做出这样的评述：“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通过巨大的耐心，证明我们是上帝的使者。”这时，卡斯台利奥突然起立，要求这些“上帝的使者”审查一下自我，不要老是审查别人，惩罚别人，裁决别人。看来卡斯台利奥也许知道许多事情（这些事后来在市政委员会的记录里也透露出来），证明日内瓦布道师的私生活，并非毫无错误可言，过的生活也不大像清教徒那样，因此他觉得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一下这些狂妄傲慢的伪君子们。卡斯台利奥发出攻击的原文，可惜我们只在加尔文告诉我们的那个版本里找到（加尔文拿到敌人的文章，一向擅自改动，从来没有特别的顾忌）。但是即使从他片面的阐述也可以看出，卡斯台利奥在承认大家都有谬误时，也把自己包括在内，因为他说道：“圣保罗 为上帝效劳，而我们只为我们自己效力。他很有耐心，我们则非常缺乏耐心。他曾经遭受过别人的不公正待遇，而我们却迫害无辜的人。”
加尔文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似乎对卡斯台利奥的攻击毫无思想准备，深感意外。若是一个激情如炽、脾气暴躁的参加讨论者，若是路德，定会霍然跳将起来，发表一通火爆的演讲作为回答。若是埃拉斯姆斯，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也许就会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地参加讨论。然而加尔文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精通战略通晓实战，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感觉到，卡斯台利奥的话对在场的人产生何等强烈的影响。现在和他正面冲突并不可取。于是他一言不发，把他薄薄的嘴唇抿得更紧，事后为他这种特殊的收敛态度做出解释：“我在这一时刻保持沉默，但只是为了不要在众多的陌生人面前激起一场激烈的讨论。”
以后他会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激烈讨论吗？他会单挑独斗，和卡斯台利奥针锋相对地争论一番吗？他会把卡斯台利奥召到教会监理会，要求他列举姓名和事实来为他所做的普遍性的指控提供论据吗？满不是这么回事。加尔文在政治上从来不讲信义。对他来说，任何批评的企图，不仅是理论上的意见背离，也立刻就犯了国法，就是罪行。而罪行则归世俗官厅处理。他不是把卡斯台利奥拽进教会监理会，而是拽到世俗官厅去，把一场关于道德的讨论转变成一个违反国法的案件。他向日内瓦市的市政厅提出的控告是：“卡斯台利奥贬低了神职人员的威信。”
市政委员会于是召开会议，但心里并不十分自在。它并不喜欢布道师之间的这种争吵，甚至给人这样的印象，现在终于有人敢于出来对教会监理会的狂妄自大公开发表激烈的言辞，对此，世俗官厅似乎并不认为这有违他们的心意。首先，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延宕许久不做决定，他们最终做出的判决竟是惊人的模棱两可。卡斯台利奥受到口头责备，但并未受到惩罚，或免除职务；只不过他在梵德娄弗教堂的布道师工作就此停止。
对于这样一个不温不火的惩戒，卡斯台利奥照理应该感到满意才对。但是他内心已经做出决定。他新近发现，在日内瓦有加尔文这样一个如此专横跋扈的人物，思想自由的人是没有栖身之地的，这点已经得到证实。于是他就要求市政委员免去他的职务。但是从这第一次力量的较量，他已对他对手的战略有了足够的认识。这下他就知道，这种党派观念十足的人总是自作主张，随意摆弄真理，要真理为他们的政治服务；他预见到，他自愿地放弃职位和荣誉，表现得富有男儿气概，可他们事后会把此事歪曲成，他是由于某些不大体面的原因丢掉了他的职位，他这样估计有充分的理由。因此卡斯台利奥要求在他离开日内瓦之前要为这个事件给他一份书面的证明。这一来加尔文便被迫亲自签署证明（今天还可以在巴塞尔的图书馆里看到这份文件）。卡斯台利奥之所以未被任命为布道师，只是因为在两个个别的神学问题上有所背离。在文件中还有以下字句：“为了不至于有人把卡斯台利奥的离城而去归咎于其他原因，谨在此全面证明，他是 自愿地 辞去教师的职位。他先前担任教师职务殊为称职，使我们认为他完全有资格属于布道师之列。但他尽管如此未能当上布道师，并不是由于他的举止有任何瑕疵，而仅仅是由于上述原因。”
把惟一的和他旗鼓相当的学者从日内瓦排挤出去，对于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而言，意味着一大胜利，但是实际上这是个皮卢斯 的胜利。因为在极大的范围内，人们都把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学者卡斯台利奥就此离去视为严重的损失，对此深表遗憾。有人公开宣称，“卡斯台利奥大师是通过加尔文遭受这一不公正的待遇的。”通过这一事件，在整个世界主义人文主义的圈子里，加尔文在日内瓦只还容得下对他顶礼膜拜之徒和一味追随之辈，这点已得到证实。在两个世纪之后，伏尔泰还把卡斯台利奥受到压迫一事，当作决定性的案例来加以引用，以证明加尔文专制的精神态度。“从他 让卡斯台利奥蒙受的迫害可以衡量他专制暴戾的精神态度。卡斯台利奥是一位比他自己更为伟大的学者，被他出于嫉妒从日内瓦赶走。”
加尔文从此听到非难和指责，就变得敏感，过分敏感。他立刻感觉到，排除卡斯台利奥激起了人们普遍的反感。他刚达到目的，把这惟一有地位有身份，特立独行的人从日内瓦驱逐出去，立刻就担心起来，舆论也许会怪罪于他，让卡斯台利奥从此完全身无分文地在世上踯躅。事实上，卡斯台利奥做出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绝望，不顾后果。因为他公然宣布自己是政治上最为强大的新教领袖的对立面，他在整个瑞士境内的任何地方就都不可能指望会在宗教改革的教会里马上找到职位，他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使他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日内瓦宗教改革学校的前任校长沦为乞丐，饿饭的乞丐，挨家挨户地乞讨。加尔文有足够的远见，能够认识到，他的一个遭到排挤的竞争对手，公开处于困境，必然会给他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既然卡斯台利奥现在不再待在身边打扰他，他便设法给卡斯台利奥搭起金色的桥梁，帮他寻找出路。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他便一封接一封地向他的朋友们写信，其热心令人惊讶。他告诉他们，他如何使劲给这个穷困潦倒的卡斯台利奥谋求一个合适的职位（此人之所以沦落到落魄穷困的地步完全是咎由自取）。“我希望，他能在什么地方顺顺当当地安顿下来，而不引起激愤。我在这方面将伸出援手。”但是卡斯台利奥并没有像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闭上他的嘴巴。他到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公开讲述，他如何由于加尔文权欲熏心，不得不离开日内瓦。这正好打中加尔文最为敏感的部位，因为加尔文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拥有独裁专制的权力，始终只想作为一个极为谦虚最为谦卑的仆人在执行他沉重的职务，让大家赞赏。于是信件里的口气顿时改变；对卡斯台利奥的同情便一下孑然无存。他向朋友抱怨，“你真该知道，这条狗——我指的是赛巴斯蒂安——如何向我狺狺狂吠。他说，他只是由于我的专制独裁才丢掉他的职位，以便我能独自掌权。”几个月以前，加尔文曾经亲自签署文件，证明卡斯台利奥完全有资格担任上帝的仆人这一神圣的职位。这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加尔文眼里，在短短几个礼拜之后竟变成了 野兽 ，变成了 狗 ，仅仅因为卡斯台利奥宁可承受最为严酷的穷苦潦倒的困境，也不愿为了谋求肥缺而出卖自己，接受招安。
卡斯台利奥自愿选择贫穷，富有英雄气概，已经在同时代人当中激起赞佩。蒙田强调说，一个像卡斯台利奥这样功绩卓著的人，竟然不得不承受这样的苦难，实在可悲，他接着补充一句，倘若有许多人及时获悉此事，肯定会给以帮助。但实际上人们并不愿意出手相助，哪怕让卡斯台利奥免除最露骨的穷苦，他们也不愿意。不知还要持续多少年，这位逐客才找到一个和他的渊博学识和超群品德勉强相称的职位。起先没有一所大学聘用他，他也得不到布道师的职位。因为瑞士各城在政治上依赖加尔文已经过于严重，没有人敢公开任用这位日内瓦独裁者的反对派。这位逐客最后好不容易在巴塞尔的奥坡林印刷厂找到一个校对员这样低下的职位，得到一些生计。但是这不规则的工作不足以使他养活妻儿。卡斯台利奥不得不另外担任家庭教师，挣得必要的铜板来喂饱桌旁嗷嗷待哺的六张或者八张嘴巴。难以名状的卑微可怜的穷困苦难，每天敲击着他的心灵，麻痹他的力气，就这样他不得不苦撑苦熬许多阴暗的年头，最后大学终于把这位受过通才教育的学者任命为希腊文教师！但是就是这个职位也是荣誉多于收益，很长时间未能使卡斯台利奥免于从事那永恒的徭役。他这一生将继续充当伟大的学者，有些人甚至称他为他当时学识最为渊博的学者，但却不得不从事低下的辅助工作。在巴塞尔市郊他自己的小屋子里，他亲手铲土。既然白天的工作不足以使他养家糊口，他便整夜整夜地苦干，校阅印刷样稿，改正外文著作，从事各种语言的翻译。为了谋生，他为巴塞尔的出版商们从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德文翻译的作品达到数万页之多。
但是这种成年累月的贫穷匮乏只能摧垮他的躯体，他那虚弱敏感的身体，永远也不可能彻底摧毁他高傲的灵魂所保有的特立独行和坚定不移。因为尽管从事这种遥遥无期的徭役，卡斯台利奥并没有丝毫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可动摇地继续从事他的毕生事业，把《圣经》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与此同时还撰写一些时评文章、论战文章、评论和对话。没有一天，没有一夜，卡斯台利奥不在工作。这位永恒的苦役工人从未体验过旅行的乐趣和放松的恩典，从来也不曾享受过荣誉和财富给人的感性的酬报。这个自由的精神宁可永远充当贫穷潦倒的奴隶，放弃夜里的睡眠，也不放弃他独立自主的良心——那些秘密的精神英雄给他树立了无与伦比的榜样，他们不为世人所知，在遗忘的黑暗之中为他们最神圣的事业进行斗争：为了言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维护自己思想的不可动摇的权利而进行斗争。
卡斯台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真正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是这两个人，两种思想已经互相直视对方的眼睛，认识到对方是不可调和的对手。这两个人哪怕就一个小时，也不可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同一个精神的空间中。尽管两人已经彻底分开。一个住在巴塞尔，另一个住在日内瓦，他们都彼此十分警觉地观察着对方。卡斯台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台利奥，他们的沉默只是在等待着那决定生死的一句话。因为那种最为内在的矛盾，已经不再是不同意见而已，而是世界观和世界观之间的根本对立，相互之间不可能保持和平。精神自由永远不可能在独裁专政的阴影之中感到自己已经实现；只要有那惟一的独立自主的人昂然屹立在国境之内，独裁专制制度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地生存下去。总是需要有一个原因，把潜在的紧张关系引向爆发。只有当加尔文点燃了焚烧塞尔维特的柴火堆，挂在卡斯台利奥唇边的话语才会燃放，发出控告。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自由的良心宣战，卡斯台利奥才会以良心的名义向他发起殊死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