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的宁静，甜蜜的伤口，惬意的邪恶。
——约翰·高威，《忏悔录》第二册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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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婚配在炼金术中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对此不必大惊小怪。我们能想到的最常用于神秘婚配的术语——化合（coniunctio），首先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化学结合，指待结合的物质或“体”，通过我们所说的亲和力被吸引至一处。在过往，人们使用各种术语，如“婚姻”（nuptiae）、“结婚”（matrimonium）、“婚配”（coniugium）、“交友”（amicitia）、“吸引”（attractio）、“迎合”（adulatio）等，来表达人类的关系，尤其是性的关系。因此，要结合的身体会被看作主动者或被动者（agens et patiens），大雄（vir）或者男性（masculus），以及女性（femina）、玉女（mulier）、阴性（femineus），或者它们被更加形象化地描述为狗和母狗 [3] 、马（种马）和毛驴 [4] 、公鸡和母鸡 [5] 、带翼或不带翼的龙。 [6] 这些术语越是拟人化，或越是拟兽化，由创造性幻想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因而由无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明显，我们也越是会看到，古代自然哲学家在思考与探索物质的黑暗和未知特性时，是如何被诱惑远离了严谨的化学研究，而跌落在“物质神话”魔力之下的。因为从来就不可能有人能绝对地免除偏见，甚至最客观无偏见的研究者，在进入从未被照亮过的黑暗无明且辨识不清的领域时，也很容易成为某个无意识假设的受害者。这未必是不幸，因为这个随后呈现自己、作为未知的代替者的理念，会采用一种古老而非不当的模拟形式。因此，凯库勒关于舞蹈伴侣（dancing couples）的幻象 [7] ，首先让他去找寻特定碳化物的结构，也就是苯环，这个幻象确实是“化合”的一个幻象，这种交配迷住炼金术士的心灵长达17个世纪。恰恰就是这个意象，一直诱使研究者的心灵脱离化学问题，而回到皇室或神圣婚姻的古老神话。但在凯库勒的幻象里，这个意象终于达到了其化学目标，因而在有机化合物以及随之而来的合成化学这两方面都给我们提供了所能想象的最大进步。回溯历史，我们可以说，当炼金术士制造这个谜中之谜（arcanum arcanorum） [8] ，这个最高之神的圣礼（donum Dei et secretum altissimi） [9] ，这个炼金术工作制高点的内在秘密时，他们嗅觉灵敏。随后对炼金的另一个核心理念（化学元素的相互转换性）的确认，在这个迟来的炼金术思维之凯旋中，也具有值得重视的地位。考虑到这两个关键理念显而易见的实践及理论重要性，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是直觉性预期，其迷人魅力可以在后来发展中得到证实。 [10]
然而，我们发现，炼金术不仅是通过逐渐发现如何与其神话前提决裂而变成化学，而且它也变成了，或者说一直都是一门神秘哲学。“化合”的理念，一方面用来阐明化学结合的秘密，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成了“神秘联合”（unio mystica）的象征，因为作为一个神话主题，它代表了对立面联合的原型。如今这些原型不代表任何外部的、非精神之物，虽然它们的确自然地拥有意象的具体性，这种具体性来自从外界接收到的印象。恰恰相反，这些原型独立于它们采用的外在形式，有时跟这些形式形成直接对照，它们代表非个体性精神的生命与本质。虽然这一精神在每一个体那里都是天生的，但是它既不能被个体修改，也不能被占有。它在个体身上，在人群身上，以及最终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它是每一个个体精神（存在）的前提，就好比大海是个别海浪的载体一样。
“化合”的炼金术意象，其实践重要性在较后发展阶段被证实，从心理角度看同样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个意象在对精神黑暗面之探索中扮演的角色，和它在对物质谜团的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实际上，要不是它已经具备使人着迷的力量，吸引着研究者专注于那些路线前进，它也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如此有效地发挥作用。化合是一个先验意象，在人的心理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如果我们回溯这一理念，就会发现在炼金术中它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另一个是异教的。基督教来源无疑是基督和教会教义，“婚约中的男方和女方”（sponsus and sponsa） [11] ，其中基督担任日神的角色，教会担任月神的角色。 [12] 异教徒来源一方面是“神圣婚姻”（hieros gamos） [13] ，另一方面指神秘主义者和上帝的联姻。这些精神体验以及它们在传统中留下的痕迹，可解释清楚很多炼金术独特的幻想世界及其神秘语言，要是没有这些背景联系，炼金术就纯粹是难以理解的。
如前所述，化合意象总是出现在人类心灵历史中某一重要时刻。现代医学心理学通过观察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心理过程所获的近期发展，促使我们对一般称作“无意识”的精神背景的研究变得越来越仔细周到。尤其是心理治疗让此类研究显得更有必要，因为不再可否认的是，精神的病态性失调不应仅仅通过躯体中或意识心灵中发生的变化来解释，我们必须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引证出第三个因素，也就是，假定的无意识过程。 [14]
实践分析已表明，无意识内容总会投射到最先出现的具体人物和情境之上。一旦其主观性起源被个体认识到，很多投射最终会被整合回个体。有些投射虽然与原始客体分离了，仍会随即转移到医生身上。在这些内容中，和异性双亲的关系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例如儿子与母亲、女儿与父亲以及兄弟与姐妹的关系。 [15] 一般来说这个情结不可能被完全整合，因为医生几乎总是被放在父亲、兄弟，甚至是（虽然自然是比较罕见的）母亲的位置上。经验表明，这一投射维持着它原初的全部强度（弗洛伊德将此看成是病因），因而创造出一种纽带，在每个方面都对应着初始的婴儿样关系，带有在医生身上重演童年的所有体验的倾向。换句话说，患者的神经症性适应不良如今转移到了医生这里。 [16] 弗洛伊德是第一个识别并描述这一现象的人，他还创造了“移情性神经症”（transference neurosis）这一术语。 [17]
这种纽带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几乎可以说它是一种“结合”（combination）了。当两种化学物质相结合时，二者都会被改变。在移情中发生的情况也正好如此。弗洛伊德正确地认识到，在心理治疗中，这种纽带是具有至高重要性的，在其中，医生自己的精神健康和患者的不适（混合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混合复合物”（mixtum compositum）。在弗洛伊德派技术中，医生都是尽可能设法避开移情，从常人眼光来看，这是可理解的，虽然在某些案例中，这么做有可能会对治疗效果有相当大的损害。医生应该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甚至他的神经（系统）健康都会被损害到一定程度。 [18] 他确实“接手”了病人的苦恼，并且和病人共享这些苦恼。因此他在冒险——而这是理所当然必须冒的险。 [19] 在我和弗洛伊德1907年的第一次个人会面时，弗洛伊德赋予移情现象以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在一次数小时的会谈后，出现了一个停顿。突然他出其不意地问我：“你对移情怎么看？”我由衷地回答：“这是分析方法的起点和终点。”于是他说：“那你就抓住了核心。”
移情之重要性，往往令人产生误解，即认为移情对治疗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必须从病人那里要求得到其移情。但是像这种东西，是不可以被要求的，就像信仰一样，仅有在其自发时才是有价值的。强加的信仰不过是灵魂的枷锁而已。任何认为他必须“要求”移情的人有所不知，移情仅仅是治疗性因素之一。而移情和投射是非常类似的——投射就是一种不可能应要求而产生的现象。 [20] 就我个人而言，若是仅有一些轻微的移情，或移情不易被觉察，对个人的要求就会少许多，而且也会让我们对其他有效的治疗因素感到满意。在这些治疗因素中，病人自己的领悟力扮演了重要角色，还有他的友好态度，医生的权威、暗示 [21] 、“医嘱” [22] 、理解、同情、鼓励，等等。自然严重很多的案例不在此讨论范畴。
对移情现象的仔细分析导致一个极端复杂的局面，它具有如此令人震惊的显著特征，以致我们经常会忍不住挑出这些特征之一，把它当作最重要的，并且惊呼着解释：“当然了，这不过是……！”我这里主要是指移情幻想的色情性或性欲性成分。这种成分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它并不总是唯一的，也并不总是必不可少的。另一种成分是权力意志（阿德勒如此描述），它被证明和性欲共存，并常常很难辨别出二者谁占主导地位。光这两个成分，就足以为令人瘫痪的冲突提供条件。
然而，还有其他形式的“本能欲望”（concupiscentia），有来自“饥饿”的，有来自“想占有（欲望）”的，另外还有一些基于对欲望的本能否定，这样生命看起来就是建立于恐惧或自我毁灭之上的。一定程度的“精神水平的降低”（abaissement du niveau mental） [23] ，也就是自我等级秩序的弱化，就足以调动这些本能冲动和欲望，带来人格的解离。换句话说，带来人格重力中心的多重化（在精神分裂症中，会出现真实的人格碎片化）。我们常常根据其支配程度来判定，这些动力成分是真实的还是症状性的，是极其重要、具有决定性的部分，还是仅仅是病征。虽说那些最强烈的本能，无疑是要求能得到具体实现的，并且通常会促进其发生，但是也不能被认为是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实际上所遵循的过程受到人格本身强有力的调整。假如一个人的气质使他倾向于灵性的态度，甚至连本能的具体活动也会呈现出某种象征的特性。这个活动不再只是本能冲动的满足，而是跟“意义”联系起来，或是因为“意义”而变得复杂。在纯粹病症性本能过程的情况下，并不会有同等程度的本能对具体实现的要求，而此时本能满足的症状性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些复杂情况的最生动例子，可在色情现象学中找到。早在古典时代晚期，四个阶段就已为人知：夏娃（Hawwah）、（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圣母玛利亚（the Virgin Mary）和索非亚（Sophia）。 [24] 歌德的《浮士德》重复了这个序列：格雷琴是纯粹本能性关系（夏娃）的化身，海伦代表着阿尼玛的形象，圣母玛利亚作为“天上”——也就是基督的或宗教的关系，而“永恒女性”代表着炼金术智慧。这种称谓表明，我们在四个阶段中涉及的是异性恋厄洛斯（Eros）形象或阿尼玛形象，相应地，也是厄洛斯膜拜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夏娃/大地——是纯粹生物性的，女人等同于母亲，只代表某种待受孕的东西。第二阶段仍然是爱欲厄洛斯主导，但是在一个美学和浪漫的层次上，在此女人已经获得了作为个体的某种价值。第三个阶段把厄洛斯上升到宗教虔诚的高度，从而让他（它） [25] 得以灵性化：夏娃被灵性化母性所代替。最后，第四阶段说明了某种竟然超越了几乎难以跨越的第三阶段的东西——智慧（Sapientia）。智慧如何能够超越最神圣和最纯粹者呢？大概只是因为这样的真理——更少有时意味着更多。这个阶段代表着海伦的灵性化，相应地也是厄洛斯的灵性化。这就是为什么智慧被认为对应着《所罗门之歌》 [26] 的书拉密（Shulamite）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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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世界不仅存在不同的本能，它们之间无法被强行简化，并且这些本能也在不同水平运动。鉴于这远非简单情境，移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本能过程）极难解释和分类就不足为奇了。本能及其特定幻想内容一部分是具体的，一部分是象征性的（即“非真实”的），时而为此，时而为彼，而当它们被投射时，它们都有同样的自相矛盾特性。移情远非是仅有一种意义的简单情境，而且我们永远无法预先辨认出移情到底和什么有关。这一点对移情的特殊内容，即一般所说的“乱伦”，也同样适用。我们知道可以把本能的幻想内容，要么解释为征兆，即还原性地解释为本能的自画像，要么解释为象征——自然本能的灵性意义。在前述情况下，本能过程会被认为是“真实”的，而后者被认为是“不真实的”。
对于任何特定的个案而言，是几乎不可能说清什么是“灵性”的，什么是“本能”的。它们形成了令人费解的一团迷雾，就如一股喷发自太初混沌深处的岩浆。当一个人遇到这些内容时，立刻就能理解为什么神经症的精神平衡会被扰乱，以及为什么精神分裂症中整个精神系统会崩溃。它们散发出一种魔力，不仅仅抓住——早已抓住——了病人，而且对中立旁观者，也就是医生的无意识也有一种诱惑效应。这些无意识与混乱内容的负担，沉重地压在病人身上。虽说它们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却只有在患者身上才变得活跃，以一种灵性的孤独把患者隔离起来。这种灵性孤独无论是患者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是无法理解和必然会被错误解释的。不幸的是，如果我们不摸索着进入这个情境，只是从外部靠近它，那么就很容易用轻描淡写的话把它打发走，或者把它逼到错误的方向上。这正是长期以来病人对自己做的事情，给了医生每一个错误解释的机会。最初，这个秘密依附于他的父母，但是当这种纽带松解、投射退缩时，全部的重量就落在了医生身上，医生面对着这样问题：“你将要如何处理移情？”
医生通过自愿地、有意识地接手病人的精神苦恼，让自己暴露于无意识的不可抗拒的内容中，从而也暴露于其诱惑性作用中。个案开始“迷住”了他。这里再一次（强调），我们很容易用个人的喜欢或不喜欢来进行解释，却忽略了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不解的谜团”（ignotum per ignotius） [27] 。在现实中，这些个人的感情，哪怕它们具有一点点决定性程度，也是由那些被启动的相同的无意识内容所统治的。现在，在病人的幻想中，一个无意识的纽带已经被建立起来，就如文献所充分描述的，呈现出所有的形式和维度。由于或强或弱的投射产生的诱导效应，病人将一种激活的无意识内容施加于医生身上，使相应的无意识材料云集其身。如此，医生和病人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建立于共同无意识之上的关系之中。
但是医生要让自己意识到这个事实远非易事。人们自然不愿承认，自己会被任何一个病人以最个人的方式影响。但是这个过程发生得越是无意识化，医生越是会被诱导采取一种“避邪”的态度，而且他躲藏其后的“医学面具”正是（或者不如说看起来是）一种达成此目标的令人赞赏的工具。不离于此面具是医生的常规，还有他伪装事先知道一切的把戏，这是老练的从业者和所有从不犯错的权威最喜欢的小道具之一。然而对此缺乏洞察就成了无良庸医，不能低估的是，无意识感染带来的可能会是，疾病转移到医生身上。当然，我们必须假定，医生能更好地让群集化的内容意识化，否则这就只会导致双方被囚禁在同样的无意识状态里。这里最大的困难是，那些经常在医生心中被启动的内容，一般都会保持潜伏状态。医生可能是如此地正常，以至于不需要任何无意识的立场来补偿其意识情境。至少经常貌似如此，虽然在更深层次上是否如此有待商榷。他可能有充分的理由选择精神科医生这个职业，并且对神经症的治疗特别感兴趣；但是他要是不能对自己的无意识过程有所洞察，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同样他对无意识的关注，也不能完全由兴趣的自由选择来解释，还不如说，是一种命定的性情，一开始就让他倾向于医学专业。一个人对人类命运知晓越多，对人类行为的秘密源泉探查越多，就越会被无意识动机的力量和自由选择的局限所打动。医生知道——或者至少他应该知道——他并非出于偶然选择这个职业的；心理治疗师尤其应该清楚认识到，精神感染，尽管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实际上是他工作的宿命，因而完全符合他自己生活的本能倾向。这样的认识也使他对病人有了正确的态度。于是病人就对他个人有了某种意义，这为治疗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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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有的前分析性心理治疗中（这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时期的医生），移情就已经被定义为“融洽（关系）”（rapport）。一旦病人的初始投射被打破，它便形成了治疗性影响的基础。在治疗工作中，显然投射也只能在很小程度上模糊医生的判断，否则所有的治疗都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有理由期望医生至少熟悉自己身上的无意识影响，并可以要求每个意图实践心理治疗的人应首先接受“训练分析”，然而即便是最好的准备，也不足以教会他有关无意识的所有东西。彻底“清空”无意识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其创造性力量存在，就会持续不断地产生新的形态。意识，无论它有多么广阔，都必然被保持在无意识这个大圈子内的小圈子中，如一座被大海包围的岛屿。正如大海一样，无意识产生了无穷无尽的、自给自足的、丰富多彩的生物，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财富。我们可能早已知道无意识内容的意义、影响和特性，却从未估量过它们的深度和潜能，因为它们有无限的变化，永远不会被穷尽。实践中达到这些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获得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能够允许无意识来合作，而不是将之驱赶到意识的对立面去。
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治疗师也会一再发现，他陷入一种联系中，一种依托在交互无意识之上的结合中。尽管他可能相信自己拥有关于群集化原型的所有必要知识，但他最终会意识到，确实有很多东西是他的学术知识从未梦想过的。每个需要彻底治疗的新个案都是开创性工作，每次因循守旧都会被证明是死路一条。因此更高层次的心理治疗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有时它不仅挑战我们的理解力或同情心，也挑战我们整个人。医生倾向于要求其病人能够全力以赴，但是他必须认识到，只有当他意识到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他自己时，这种要求才会奏效。
早先说过，进入移情的内容，起初通常都是投射到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身上的。这些内容很少或从未缺少过性欲的一面，又或者实质上就是真实的性欲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其他因素）。因此，一种乱伦的特性无疑会依附于其上，由此产生了弗洛伊德学派的乱伦理论。对医生的异系交配性移情并不会改变这种情况。他只是通过投射被卷入家庭乱伦的特殊氛围中。这会导致一种不真实的亲密感，对医生和病人来说都是异常痛苦的，并且唤起双方的阻抗和怀疑。对弗洛伊德最初发现的激烈反对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可被经验证实的事实，而它已得到如此普遍的确认，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仍然试图去反对它。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极具争议的。乱伦是出于一种真实的乱伦本能，还是一种病理性变化？或者，乱伦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安排”（阿德勒）？或者，乱伦是正常力比多 [28] 退行到了婴儿水平？ [29] 或者，所有乱伦幻想都纯粹是象征性的，因而都是在精神史上居于非常重要地位的乱伦原型的重新激活？
对所有这些迥然不同的解释，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得出令人满意的论点。引发最多攻击的观点可能是，认为乱伦是一种真实本能。但是，考虑到几近普世盛行的乱伦禁忌，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一个东西要是不被喜欢或渴望，一般就不需要任何禁令。以我之见，每一种解释在某一点上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所有相应的含义都存在于具体情景中，尽管其有不同的强度。有时某一方面占优势，有时另一方面占优势。我根本不会断言说，上述清单不能被进一步补充了。
然而，在实践中，乱伦如何被解释至关重要。解释会根据案例的性质、治疗的阶段、病人的洞察力及其判断的成熟度而有所不同。
乱伦元素的存在不仅涉及理性的困难，最糟糕的是，涉及治疗情境的复杂情感。这个地方，隐藏着所有最隐秘、最痛苦、最强烈、最微妙、最羞耻、最怯懦、最怪诞、最不道德的情感，同时也隐藏着最神圣的感觉，它们也构成了人类关系中不可思议、令人费解的财富，并赋予它们令人信服的力量。就像章鱼的触手，无形地缠绕在父母和儿童身上，并通过移情，缠绕着病人和医生。这种联合的力量表现在神经症症状那份无可抗拒的力量及固执中，表现在患者对婴儿世界或对医生的绝望依附中。用“附体”这个词描述这种状态是无比贴切的。
无意识内容产生的明显效应，让我们可以推断出有关其能量的一些东西。所有的无意识内容一旦被启动——也就是，一旦它们让自己被感受到——就拥有一种特殊的能量，使它们能在任何地方表现自己（例如，乱伦主题）。但这种能量通常还不足以将内容注入意识。要做到这一点，意识心灵这边，必须有某种先天素质，也就是说，一种以能量丧失形式表现出来的缺陷。丧失的能量会提升无意识中某些补偿性内容的精神效能。这种“精神水平的降低”，是一种在原始人的“灵魂丧失”中得到最彻底表现的现象，原始人也有有趣的心理治疗方法可重新捕获迷途的灵魂。这里不宜详细讨论这些事情，所以稍微提一下应该就足够了。 [30] 类似现象也可在文明人身上观察到。他也容易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主动性。要发现真正原因不是容易之事，一般会导致人们去讨论那些有点棘手的、潜伏在背景中的事情。各种形式的粗心大意、被忽视的职责、被拖延的工作、故意的挑衅等等，所有这些都会阻塞他的能量，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它们就再也找不到一个意识出口，而只能冲入无意识层面。在无意识中，它们又激发出相应的补偿内容，从而对意识心灵产生一种强制性影响。（所以说，极端的玩忽职守和强迫性神经症是非常常见的组合！）
这是可能造成能量丧失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不是通过意识心灵的故障造成能量丧失，而是通过无意识内容“自然”地激发，再作用于意识心灵。人生中某些时刻翻开了新的篇章，从未受到注意的新兴趣和新倾向显现出来，或人格发生突然改变（所谓的“性格突变”）。在此类剧变的孕育期，我们经常能观察到意识能量的丧失：新的发展从意识抽走了它所需要的能量。这种能量降低的状态，在某些精神病的初发期，及创造性工作之前的空寂时刻，都能被清晰地看到 [31] 。
因此，无意识内容的显著潜能，总是提示着意识心灵及其功能相应的弱势。这就好像后者受到了无能的威胁。对原始人来说，这种危险就是“魔力”的最可怕的例子之一。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在文明人中也能找到这种秘密的恐惧。在严重情况下，这表现为一种害怕发疯的秘密恐惧；在较不严重情况下，其表现为对无意识的恐惧——这种恐惧即便正常人，也会通过他对于心理学观点和解释的抵抗表露出来。当涉及对艺术、哲学和宗教的所有心理学解释时，这种抵抗会显得近乎荒诞，就好像人类精神和这些东西绝对没有或者不应该有任何关系。医生在咨询过程中会了解到这些防御严密的领域：它们就像岛屿上的城堡，神经症患者借此来躲避那些章鱼。（“快乐的神经症岛屿”，正如我的一位患者如此称呼自己的意识状态。）医生充分觉知到，患者需要一个岛屿，没有的话，他可能会失落。它是他意识的避难所，也是对抗无意识包围的最后堡垒。同样道理，正常人的禁忌区也是心理学千万不要碰触的。但是既然防守永远不能赢得战争，所以一个人必须为了终结战争而与敌人展开谈判，看看他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自愿充当调解人的医生之意图。他一点也不想打扰这个有点不太稳定的岛国的田园风光，或者拆毁那些防御设施。相反，他庆幸的是，如果有这么一个稳固的据点，他就不必一开始就到混沌中去寻觅了，那可是一个相当绝望、困难的工作。他知道这个岛屿有点狭小，岛上生活相当贫乏，而且受尽各种想象需求的折磨，因为太多的生活都被弃之门外，结果创造了一只可怕的怪兽，或者不如说，是把它从沉睡中唤醒。医生也知道，这个看起来使人害怕的动物与这个岛屿有着某种秘密的补偿关系，能够供应这个岛屿所缺乏的一切。
然而，移情改变了医生的心理状态，尽管在一开始时他无法察觉。他也会受到影响，并且变得难以区分什么是患者的，什么是从外而来占据了他自身的东西，就像患者一样。这让他们两个都要直接面对潜伏于黑暗中的恶魔力量。结果是产生了一些矛盾性的交融——积极和消极、信任和恐惧、希望和怀疑、吸引与排斥——这种交融也正是初始关系的特征。这是各种元素的“爱恨交织”（νεĩχος χαì φιλíα），炼金术士将它比作原始的混沌（primeval chaos）。被激发出来的无意识看起来就像一阵对立面释放出来的疾风，并且试图调和它们，因此，用炼金术士的术语来说，伟大的万灵药（panacea），即灵丹妙药（medicina catholica），才可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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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强调的是，在炼金术中，那种黑暗的初始状态或“黑化”（nigredo） [32] ，通常被认为是先前运作的产物，因而它并不代表绝对的开始。同样，“黑化”的心理对等物也是前面初始性谈话的结果。这类谈话在某个时刻，有时候会延迟很久，“触碰”到了无意识，并且建立起医生和病人的无意识身份 [33] 认同。这个时刻也许会被有意识地察觉和铭记，但是一般来说，它发生在意识之外，而如此建立起的连接只能在后来，通过其结果，间接地被认识到。在此前后有时会出现梦境，宣告着移情之显露。如梦可能表现为，地窖里起火了，或者小偷闯进来了，或是病人的父亲死了，或是它可能描述一种色情的或是其他某种暧昧的情况。 [34] 这样的梦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古怪的无意识时间位点被启动了，会持续数月乃至更长。我经常观察到这个过程，这里将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在治疗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时，我对她在1938年10月21日做的梦印象深刻，此梦如下：“一个美丽的小孩，六个月大的女孩，正在厨房里跟她的祖父母、她母亲和我一起玩。祖父母在房间的左边，小孩子站在厨房中央的方桌上。我站在桌子旁边跟小孩玩。老妇人说，她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认识这个孩子才六个月。我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她出生之前，我们就认识并喜爱这个孩子。”
显而易见，那个孩子是某种特别的东西，譬如，小孩英雄或是神圣小孩。（梦中）没有提到父亲，其缺席是场景的一部分。 [35] 作为事发地的厨房指向无意识。四方桌是“四相性”（quaternity），是“特别”小孩的经典基座 [36] ，因为小孩是自性的象征，而四相性则是这自性的象征性表达。如此的自性是无时间性的，存在于任何生命诞生之前 [37] 。做梦者深受印度著作的影响，非常熟悉《奥义书》，但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却不甚了解。小孩的确切年龄让我要求梦者查阅她的笔记，看看在六个月前无意识中发生过什么事。在1938年4月20日这一栏，她看到了下面这个梦：
“和另外几个女人一起，我看着一块织毯，一块上面有些象征人物的四方毯。过了一会儿，我跟一些女人坐在一棵神奇的树前面。那棵树长得很茂盛，起初它看起来像某种针叶树。但是接着在梦里，我认为那是一棵猴谜树（属南洋杉树），树枝像蜡烛一般笔直向上（会被误认为是枝状大烛台）。一棵圣诞树嵌在这棵大树里，其嵌入的方式让它乍看起来像一棵树而不是两棵。”梦者一醒来就写下此梦，眼前有一幅生动的树的图像。突然她眼前又出现一幅画面：在树根部躺着一个小小的金色小孩（树的诞生主题）。她因此继续着梦中的感觉。这毫无疑问是描绘了神圣（金色）小孩的诞生。
但是在1938年4月20日之前的九个月发生过什么事呢？1937年7月19日到22日之间，她曾画过一幅画，画的左边是一堆彩色且光滑（珍贵）的石头，一条长翅膀、戴皇冠的银蛇盘绕其上。画的中央站着一位赤裸女性，在她的生殖器区也有一条银蛇，仰头直指她的心脏，而心脏突然变成了一颗五角的、熠熠闪光的金星。一只彩色的小鸟从右边飞下来，嘴里衔着一根嫩枝。在嫩枝上有五朵花，其中四朵是并列一组的，一朵黄色、一朵蓝色、一朵红色和一朵绿色，而顶端的一朵则是金色的——显然这是一个曼荼罗的结构。 [38] 蛇代表昆达利尼的嘶嘶上升，在相应的瑜伽中，这标示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结束于在神圣自我中神化，也就是湿婆神与沙克蒂神的会合。 [39] 显而易见，这是象征性受孕的时刻，它既符合密宗，而且——因为那只鸟——也符合基督教，因为混合有诺亚的鸽子、橄榄枝及天使传报的象征。
这个案例，尤其是最后的意象，是经典的象征，标志着移情的开始。诺亚的鸽子（调和的原型），“神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 Dei），为的是引出救世主的神和物质的联合，那蛇的轨迹代表着日月之间中道的中脉——所有这一切都是第一步的预想阶段，是一个仍未实现的、让对立面的联合达到顶峰的过程。这种联合类似于炼金术中的“皇室联姻”（royal marriage）。前驱事件预示着各种对立面的会合或碰撞，从而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混沌和黑暗。如上所述，这可能发生在治疗的开始，或者它可能先经历一个漫长的分析，一个和解的阶段。尤其当患者有强烈阻抗，并伴随对无意识启动内容的恐惧时。 [40] 这些阻抗有很好的原因和充分的理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恣意压制，或者被完全劝退。它们也不应该被轻视、贬低，或者被认为是荒谬的，相反，它们应该得到最认真的对待，应把它们当作极其重要的防御机制，用以对抗往往是难以控制且过于强大的内容。通常的规律是，意识态度的虚弱性和阻抗的强度成正比。因此，当存在强烈阻抗时，就必须仔细看护好和病人的意识性融洽关系，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的意识态度必须被支持到一定的程度，考虑到之后的发展，他必须让自己承受最明显的不一致性。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人永远都不能太过确定地说，病人意识态度的虚弱状态，可证明随之而来的无意识的突袭也是同等虚弱。实际上，医生应该继续支持病人的意识（或弗洛伊德所言“压抑”）的态度，直到病人可以让“压抑”的内容自然地升起。万一有无法事先检测到的潜伏性精神病 [41] ，这个谨慎的程序也许能避免无意识那毁灭性的入侵，或至少能及时地捕捉到它。无论如何，此后医生也可问心无愧，他知道自己已竭尽所能地避免致命后果的发生。 [42] 这里补充一点，也不算离题的，就是对意识态度的一贯支持本身具有高度的治疗价值，而且也经常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想象无意识分析是唯一的灵丹妙药，从而应用于每一个案，这是一种危险的偏见。无意识分析更像外科手术，我们只有在其他方法都失败的时候才诉诸手术刀。对无意识最好是置之不理，只要它没有侵扰到自己。读者应该很清楚，我对于移情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在描述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工作，而是在描述当由意识心灵正常施加于无意识的控制被扰乱时会发生什么事，虽然这种扰乱并不是必然会出现。
那些移情的原型问题变得紧急的个案，绝对不总是“严重”的个案，即病情严峻者。当然其中也会有此类严重个案，但是也有轻微神经症，或者就只是我们无法诊断的心理困难而已。奇怪的是，正是后两种案例给医生带来了最困难的问题。往往相关的人忍受无可言说的痛苦，却没有产生任何够资格被称为疾病的神经症症状。我们只能说这是强烈的苦恼，一种灵魂的激情，而不是心灵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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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无意识的内容群集起来，它倾向于破坏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意识的信任关系，通过投射创造出一种幻觉的气氛，这种气氛要么导致持续的误解，要么制造出一种令人极度不安的和谐印象。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让人难以忍受，最坏的情况下（虽然有时是为了最好的治疗效果）只会阻碍治疗，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发现差别之处。但是不论何种情况，无意识的群集都是一个棘手的因素。治疗情境被笼罩在一种迷雾中，而这跟无意识内容的本性完全吻合：它是“黑中之黑”（nigrum, nigrius nigro） [43] ，如同炼金术士所说的那样，它还充满着危险的极性张力，充满着“敌对元素”（inimicitia elementorum）。一个人发现自己处于一团无法穿越的混沌中，混沌实际上是神秘的“原初物质”（prima materia）的同义词。“原初物质”或称“原质”在每一方面都对应着无意识内容的本质，只有一个例外：这一次它没有在炼金物质中显现，而是显现于人自身。在炼金的情况下，很明显的是，无意识内容是有人类起源的，正如我在《心理学与炼金术》中描述的。 [44] 这个“原初物质”或者“哲人石”（lapis philosophorum），成百年来一直被追寻，却从未被发现过，正如一些炼金术士所猜测的，它应该在人自身中寻找。但是看起来这个内容永远也不能被直接发现和整合，只有通过投射的迂回路线才行。因此，无意识通常首先以投射形式显现出来。每当它不请自来，直接侵入视觉、梦境、精神启迪、精神疾病之中时，总在此前有一些精神状态明确地证明投射的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扫罗（Saul）在基督以幻像显现在他面前之前对基督徒的狂热迫害。
这难以捉摸的、欺骗性的、不断变化的内容，像恶魔一样控制着病人，在病人和医生之间飞来飞去，作为（治疗）同盟的第三方持续着它的游戏，时而顽皮，时而邪恶。炼金术士们恰当地把它拟人化为诡计多端的启示神，赫尔墨斯（Hermes）或者墨丘利（Mercurius）。虽然他们对他捉弄他们的方式叹息不已，但是仍然给予他最高的名号，这使他和上帝也相差无几。 [45] 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好的基督徒，诚信之心不容置疑，并以虔诚的祈祷开始和结束自己的专著。 [46] 然而，如果我只把自己局限在对墨丘利（他那顽皮的闹剧、他那无尽的干涉、他那含沙射影、他那令人迷惑的理念和诡计、他的矛盾性和他那常常是千真万确的恶意）的负面描述上，那就完全是对真相不公正的压制。他也能够从事相反一端之事。我很能理解何以炼金术士赋予他们的墨丘利最高的精神品质，虽然这与其极度阴暗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无意识内容的确是最重要的，因为无意识毕竟是人类心灵及其创造能力的所有基模。尽管无意识的另一面如此精妙灵巧，但由于其本质，它可能是最具危险和欺骗性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圣达修（St. Athanasius）在其《圣安东尼的一生》中提到的魔鬼，他们虔诚地交谈，唱赞美诗，阅读圣书，最糟糕的是——他们说出真理。我们心理治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教会我们去寻找真、善、美。它们未必在我们寻找它们之处被发现，常常是藏在泥土中，或者被巨龙守护着。“它在误会中被发现”（In stercore invenitur） [47] ——炼金术谚语如此说。尽管如此，它并不会有任何贬值。但是，它并未改变尘土，也未减弱邪恶，无论什么都不能减少上帝的恩赐。这种对立是痛苦的，这种悖论是令人困惑的。有如下的说法：
在上之天
在下之天
在上之星
在下之星
凡在上者
亦皆为下
证得此道
其乐无穷 [48]
但这话太过乐观和肤浅，忽略了对立面所带来的道德折磨以及伦理价值的重要性。
对“原初物质”即无意识内容的精炼，要求医生方面有无尽的耐心、毅力 [49] 、镇定、知识及能力；而对病人方面的要求是，他能拿出自己最佳的力量并具备感受痛苦的能力，这样就不会让医生觉得完全不受影响。基督教美德的深层含义，尤其是其中最伟大的美德，即便对不信教的人来说也是明显的，因为会有些时刻，他需要所有这些来把他的意识和他的生命于这团混沌中拯救出来。混沌不带暴力地最终消亡，并非简单之事。如果这项工作成功了，它像一个奇迹，人们就能理解，是什么激发炼金术士在他们的秘方中加入一个衷心的“屈服于神”（Deo concedente），或者考虑到，只有上帝行使奇迹，他们的炼金过程才会得到圆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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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能觉得奇怪的是，一个“医疗程序”竟会引发如此考虑。虽然就躯体疾病而言，没有任何疗法能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万无一失的，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疗法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而无须医生或病人加入一种“屈服于神”的配方。但是我们这里处理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因此，我们不能使用描述身体细胞和细菌的语言，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和精神本质相应，同样我们必须有一种态度，能衡量危险并能应对危险。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真诚的，否则它就不会起效了；如果它是空洞的，将会同时损害医生和病人。“屈服于神”不仅是华丽的辞藻而已，它表达了一个人的坚定态度：他不会想象自己在每个场合都比别人知道得更多，并能充分觉知到，在他面前的无意识材料是某种鲜活的东西，是一个悖论性墨丘利。一位年老的大师就如此说：“他是被自然加工过的，但是只是一点点，她把他转变成金属，但尚未完成。” [50] 因而，这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渴望在人的整体性中得到整合。它就像一片原始的心灵碎片，意识尚未贯入其中创造出分隔和秩序，它是一个“联合之二元本质”——如歌德所说，一个模糊的深渊。
既然我们不能设想（除非我们已完全失去判断能力）今天的人类已达到意识的最高可能水平，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些潜在的无意识精神剩余，其发展会造成意识的进一步扩展和更高程度的分化。没有人能说这个“残余”有多大或多小，因为我们无法测量意识发展的可能程度，更不用说测量无意识发展的程度了。但毫无疑问，存在着一团原始的、未分化的“混沌”（massa confusa），它不仅在神经症和精神病中展现自己，同样也构成了无数并非真正病态的人的“柜中骷髅”（skeleton in the cupboard）。我们习惯于听到，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难与问题”。我们只是接受它，把它当作是老生常谈，而没有考虑这些困难与问题真正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人永远无法对自己满意呢？为什么一个人会不可理喻？为什么一个人不总是善良的，为什么一个人必然会让魔鬼有机可乘？为什么一个人有时说太多，有时说太少？为什么一个人会做愚蠢之事，而只要事先稍微想一下，这些事情就可以轻易地避免？是什么总是让我们受挫，阻挠我们最良好的意图？为什么有些人从来没有注意这些，甚至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最后，为什么成群的人在最近三十年会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错乱？为什么两千四百年前毕达哥拉斯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智慧规则，或者为什么基督教不能在地球建立其天国？
教会有魔鬼的教条，邪恶原则的教条。我们喜欢把魔鬼想象成具备偶蹄、角和尾巴、半个乳房、来自地府之神。他显然是从狄俄尼索斯的盛大宴会逃出来的，是异教徒之罪恶愉悦的唯一幸存斗士。此图绝妙无比，准确描绘了无意识怪诞邪恶的一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它，因此它一直保持着其原始野蛮状态。
如果像许多人乐于相信的那样，无意识仅仅是罪恶，仅仅是邪恶，那么情况就简单了，道路就清晰了：行善而不作恶即可。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无意识不仅是本质上是邪恶之物而已，它也是至善的来源 [51] ；不仅是黑暗，也是光明；不仅是兽性的、半人的、恶魔样的，也是超人的、灵性的，而且是“神圣”的——以这个词的经典意义来说。将无意识拟人化的墨丘利 [52] 基本上是“双重的”，本质上是悖论二元性的，是朋友、怪物、野兽，同时也是万灵药、“哲人之子”、“天主智慧”（Sapientia Dei）和“圣灵之礼物”（donum Spiritus Sancti）。 [53]
既然如此，那么所有简单解决此事的希望都破灭了。所有关于善与恶的定义都变得可疑或实际上无效了。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善与恶是坚不可摧的，也是刑法典、十诫和传统基督教道德所不容置疑的简单真理。但是，相互冲突的忠诚要微妙得多，也危险得多。一颗被世俗智慧磨砺的良心，不再能够满足于训诫、理念和美言。当它必须要处理原初精神的残余，孕育未来和渴求发展时，它越来越不安，四处寻找某种指导原则或固定点。的确，一旦在我们处理无意识的过程中达到这个阶段，这些迫切需要得到之物就变成紧迫的需要了。既然今天这个世界唯一可见的有益力量是被我们称为“宗教”的伟大“心理治疗”系统，从中我们期望灵魂的救赎，那么，很自然地许多人会做出情有可原的、常常也是成功的努力，为他们自己在现存的信仰中找到一个神龛，并且在传统留存的真理中获得较深的领悟。
基督教教会所阐述的教条式真理几乎完美地表达了精神体验的本质，此解决方案是正常的和令人满意的。它们是灵魂秘密的储存室，此无与伦比的知识以辉煌的象征意象来详尽表述。因此，无意识与教会的灵性价值观有一种自然的亲近，尤其是这些灵性价值观的教条形式，其特殊性归功于几个世纪以来的神学争论——在后代的眼中看起来是愚蠢的——以及很多伟大人物的激情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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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给无意识混沌寻找收容所的任何人来说，要不是任何人为之物，无论如何精致，终究有其不完美之处的话，教会都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事实是，回归教会，比如回归到某一特殊信条，并非一般通则。更常见的是，对宗教本身有更好的理解和更深刻的联系，而“宗教”本身不能与信条混淆。 [54] 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任何能认识到基督教因分裂而形成两种观点、两个流派的合理性的人，都不能否认另一方排他性的言之有理，否则就是自我欺骗。作为一名基督徒，他必须认识到，他所归属的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了四百多年，认识到他的基督教信仰非但没有救赎他，反而使他陷入一场冲突，一场仍然在撕裂基督之体的分歧中。这就是事实，任何一种要求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的信条都不能否认这些事实，虽然每种信条都完全相信自己拥有绝对的真理。这种态度对现代人是不公平的，他能看清楚新教相对于天主教的优势，反之亦然。他痛苦地明白，这种教派的争执正把他逼入绝路，让他无法做出更好的判断，换句话说，正在诱使他犯对抗圣灵的罪。他甚至明白为何教会必然如此行事，而且知道教会也必须如此行事，免得任何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会以为自己已经安睡于亚伯拉罕的“预期之怀” [55] 中，被拯救了，平安了，没有了一切的恐惧。基督的受难延续着——因为基督的生命存在于“奥体”（corpus mysticum）中，或者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两大阵营中，是与自己冲突的，没有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可以否认这种分裂。因此，我们恰好置身于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情境中——他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冲突之中。一再地努力压抑另外一面，只会使他的神经症恶化。医生必须建议他如其所是地接受冲突，接受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很多苦恼，否则冲突永远不会结束。聪明的欧洲人，如果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话，都是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信奉新教的天主教徒或信奉天主教的新教徒，他们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告诉我这样的人不存在是没有用的：这两类人我都见过，而且他们让我大大提高了对未来欧洲的希望。
但是，一般来说，公众对教会的负面态度似乎较少是宗教信仰的结果，而多是心理懒散以及对宗教的无知所引起的。我们可以对人类臭名昭著的灵性匮乏感到愤怒，但当一个人是医生时，他并不总是认为疾病是难以处理的，或病人是道德低劣的；相反他会假设，负性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使用疗法不当引起的。虽然有理由怀疑，人类在已知的五千年文明中，是否在道德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哪怕是细微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在意识及其功能方面，有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意识以知识的形式得到了巨大扩展。不仅个体的功能发生了分化，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些功能可以被自我控制了，换句话说，人的意志发展了。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智和原始人比较时，这尤其显著。跟早期相比，我们自我的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甚至不惜有冒险的飞跃，虽然有时在提到“神的旨意”时，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同时我们断言：“有志者事竟成。”而谁会想到祈求上帝的帮助，而不是求助于其同胞的善意、责任和义务、理性或智慧呢？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观念的变化，都无法改变其存在这一事实。现在当个体意识状态有明显变化时，被群集的无意识内容也会变化。意识状态离某个平衡点越远，无意识里努力要重建平衡的内容就越有力量，相应也就越危险。这最终导致一种解离：一方面，自我意识骤然努力要摆脱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如果它没有怀疑隔壁邻居是魔鬼的话！）；而另一方面，它日渐成为一个内在的“执政反对党”的暴虐性意志的受害者，这个内在的“执政反对党”展现出恶魔般的衣冠禽兽和超人之组合的所有特征。
当几百万人进入这种状态，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的每一天都提供给我们有益的教训。这些当代事件以其独特性泄露出它们的心理背景。这种毫无理性的毁灭和破坏是对意识偏离平衡点的一种反应。因为在精神自我和非自我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平衡，那个平衡是一种“宗教”（religio） [56] ，一种对始终存在的无意识力量的“仔细考虑”，而我们却忽视了这些力量。由于人类意识状态的转变，现存的危机已经酝酿了几个世纪。
教会是否已经适应了这种世俗的变化？它们的真理也许比我们所知更有权利称自己为“永恒”的，但是其世俗的外衣必须向世间众生的瞬息万变致敬，并且应该考虑到精神的变化。永恒真理需要的是能与时俱进的人类语言。原始意象经历不断的转化，却始终保持不变，只是换成了新的可被重新理解的形式。当每一种表述都过时的时候，如果不想丧失其对“快速变化的墨丘利”（fugax Mercurius） [57] 的吸引力而让有用但危险的敌人逃走的话，它们总是需要新的解释。“旧瓶装新酒”是怎么回事？新纪元的灵性需要和烦恼的答案在哪里？又有哪些知识可以用来解决当代意识发展所提出的心理问题？“永恒”真理以前从未面对过如此傲慢自大的意志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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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除了更个人的动机外，也许较深层的原因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已屈从于新异教和反基督，并且建立起追寻世俗权力的宗教理想来反对建立在爱之基础上的形而上理想。但是不属于教会的个人决定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基督的态度；它的意思可能正好相反：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 [58] ，在人类心中再建神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复活圣迹”（mysterium paschale）在其内在的和较高的意义上得以完成。古老而过时的观念把人看作是一个小宇宙，包含着一个最重要的、仍有待探索的心理学真理。在以往时代，这一真理被投射到身体上，正如炼金术把无意识精神投射到化学物质上一样。但当小宇宙被理解为内在世界时就完全不同了，在无意识中，其内在本质已被匆匆一瞥。奥利金（Origen） [59] 的话中可见对此的一个提示：“理解到你是第二个小世界，日月在你之中，还有星辰。” [60] 正如宇宙不是一堆消融的微粒，而是安住于神之怀抱的统一体一样，人类也不应陷入以无意识为模型的各种可能性和倾向性的旋涡之中，而应成为包含所有这些可能性和倾向性的统一体。奥利金适切地说：“你看到的他，看起来是一个人，实际上不是一个人，只要他一有念想，在他之中就有很多人。” [61] 被无意识占有意味着被撕裂为很多人或事，一种“分离”（disiunctio）。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奥利金的说法，基督徒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内在统一的人类一员。 [62] 盲目地坚持教会的外在团体自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它无意中提供了内在的非统一感，通过使用一种外在的容器，而没有真正地把“分离”变成“化合”。
从“黑化”或“黑暗”（tenebrositas）开始的痛苦的冲突被炼金术士们描述为“分离”（separatio）或“元素解离”（divisio elementorum），“溶解”（solutio）或“焚烧”（calcinatio）或“焚化”（incineratio），或描述为身体的分割、难以忍受的动物献祭、母亲之手或狮子之爪的截肢、新郎在新娘体内的微粒化，等等。 [63] 在这种极端形式的“分离”进行时，存在着一种秘密的转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灵性的——这种转化必然都会被证明是神秘的墨丘利。换言之，从那些骇人的动物形态中，逐渐涌现出一个“简单之物”（res simplex），其本质是同一的，但又具有二元性（歌德所说的“联合之二元本质”）。炼金术士试图用他的各种程序和配方避开这个悖论或矛盾，从“二”中得到“一”。 [64] 但正是他的象征和象征过程的多样性证明这种成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很少能找到那个目标的象征，其双重本质不是直接明了的。他的“哲人之子”（filius philosophorum），他的“珍贵之石”（lapis），他的“双性人”（rebis），他的“霍蒙库鲁斯”（homunculus），都是雌雄同体的。他的黄金是“非凡”（non vulgi），他的“珍贵之石”是精神和躯体，他的“酊剂”同样如此，那是一种“灵魂之血”（sanguis spiritualis） [65]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皇家婚配”（nuptiae chymicae）在炼金术中作为一个至上和终极联合，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代表着类比魔法（magic-by-analogy），此魔法被假定可以带来炼金工作最终的圆满，并用爱结合起对立面，因为“爱比死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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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所描述的，不仅是一般的概括，而且往往是最惊人的细节，是无意识分析过程中可观察到的同样的心理现象。在无意识的冲击下，个体那似是而非、强行说“我要、我想”的统一体破碎了。只要病人认为有某个他人（他父亲或母亲）可以为他的困难负责，他就可以保留这个统一体的某些表象（putatur unus esse! [66] ）。但是一旦他意识到他自己有阴影，认识到他的敌人在他自己心里，冲突就出现了，“一”变成了“二”。因为“他”最终会被证明是另一个二元体，一种对立的复合物，自我很快就会变成在大量念想间被抛来掷去的羽毛球，结果是“光明的模糊化”（obfuscation of the light），即意识被去能化（depotentiated），病人不知所措，不知道他的人格在何处开始或结束。这就像穿过阴暗的山谷，有时病人不得不紧紧抓住医生，把他当作现实的最后一块碎片。这种情况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医生常常也处于和炼金术士同样的位置上，不知道自己是在坩埚中熔化的神秘混合物，抑或是那熊熊燃烧的火蜥蜴。心理的感应不可避免地使双方参与到第三者的转化中，并在此过程中自我转化，而医生的知识始终如一，就像闪烁的灯火，是黑夜里的一盏昏暗之灯。没有什么比把炼金术士的工作室划分为一个“实验室”和一个“祈祷室”更能说明他的心理状态的了，他在实验室中忙于摆弄坩埚、蒸馏器，在祈祷室中他祈祷上帝赐予急需的启迪——“清除我们心灵中可怕的黑暗” [67] ，正如《曙光乍现》的作者所引用的。
“此艺惟全心可修”（“Ars requirit totum hominem”），我们在一篇旧时专著中读到这样的句子。 [68] 这在心理治疗工作中再正确不过了。真诚地参与，超越职业性的例行公事，是绝对重要的，当然除非医生倾向于通过回避他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顽固——从而损害了整个进程。医生必须走到他主体可能性的极限，否则病人就不能够跟着照做。人为设定的限制是没有用的，只有真实的限制有用。它必须是一个真诚的净化过程，在此“所有多余之物在火中被烧毁”，而基本事实涌现出来。还有什么比意识到“这就是我本来所是”更根本的吗？它展示出一个统一体，然而也是——或曾是——多样体。自我不再是带着其伪装和人为修饰，而是另一个“客观的”自我，因此它最好被称为“自性”（self）。不再仅是一组称心如意的虚构故事，而是一系列严酷的事实，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所有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或命运。这些未来的人格综合的初步迹象，正如我在较早的出版作品中表明的，出现在梦中或者“积极想象”中，在那里它们采取了曼荼罗象征的形式，这在炼金术中也并不陌生。但是这种象征性的初步征兆，离统一性要达到的提示还很远。正如炼金术有很多非常不同的程序一样，从七重蒸馏到千重蒸馏，或者从“一日之功”（work of one day）到持续十数年“奥德赛（式长途漂泊）”不等，同样在对立面的心理配对之间的紧张也只能逐步地消除，而且，就像炼金的最后产物一样，结果总是显露出其基本的二元性，统一的人格也永远不会失去内在不和谐的痛苦感觉。从这个世界的苦难中得到完全救赎是一个幻觉，且必须保留为一个幻觉。基督的世间生命同样也结束了，不是在心满意足的福佑中结束的，而是在十字架上结束的。（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物质主义在其享乐目标方面，和某种“快乐的”基督教像兄弟一样携手。）这个目标仅仅作为理念存在是很重要的，更本质的事情是导致目标的“伟业”（opus），它才是一生的目标。在这一目标达成时，“左和右”被联合了 [69] ，而意识和无意识在和谐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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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炼金术中，以日神和月神为伪装的“对立体化合”（coniunctio oppositorum）、皇家兄—妹或母—子配对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以致有时候整个过程采取的形式都是神圣婚姻及其神秘后果。对此最完整和最简单的说明，是1550年《哲学玫瑰园》中的系列图谱，我把这个系列图谱复制于后文中。其心理学重要性值得更详尽的研究。医生在分析病人无意识时发现和体验到的一些事物，都与这些图片里的内容极其一致。这不太可能只是偶然，因为古代的炼金术士通常也是医生，如果他们像帕拉赛尔苏斯一样，关注他们病人的心理健康或者探询他们的梦境（为了诊断、预后和治疗），他们就有足够的机会去拥有此类体验。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仅可以从他们的病人身上，而且可以从他们自己身上收集心理信息，如观察已经被诱发的自身无意识内容 [70] 。即便是今天无意识也经常以系列图画的形式表达自己，经常有病人自发地绘画。如我们在苏黎世中世纪炼金术文献（《曙光乍现》） [71] 和其他专著中所看到的，那些早期的图画无疑也是以类似方式得以创作，它们作为工作中产生的印象被收集存储起来，然后以传统要素进行解释或修整。 [72] 在现代绘画中，同样地，我们也发现了传统主题的一些痕迹，和原始或神话理念的自发重复并存。鉴于图画和精神内容之间这种密切联系，我认为从现代发现的角度来审视中世纪的一系列图画，甚至把它们当作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线索，都是恰当的。这些中世纪的奇珍异宝包含着许多种子，在许多世纪后才以更清晰的形式出现。
他……在旷野蒙恩……
——《耶利米书》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