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小姐的幻想就这样告终了。其结果之所以令人悲哀，主要因为它们是在潜意识入侵的威胁已然分明可辨的关键时刻突然地中断了。米勒小姐对于自己心像的真正意义，显然没有任何可资理解的线索—即使是对价值观感觉敏锐的弗鲁尔努瓦对此亦无从解释—我们实在无法假定，米勒小姐能够应付得了下一个阶段，即能以正确的态度将这个英雄同化到她的意识人格之中。为此，她将不得不认清命运对自己的要求，了解那些突入她意识当中的怪异形象意味着什么。显然，在她身上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人格分裂，因为她的潜意识已是独立先行，源源不断地推出大量并非出于她的意识而且令她备感奇特怪异的意象。在客观的观察者眼中，这些幻想显而易见是一种不受意识控制的心理能量的产物。对于这些渴望、冲动和象征性事件，人的意识完全无能为力，难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应对。本能冲动试图把做梦者从童年的沉睡中唤醒，却遭到显然已经失序的个人自尊的对抗，同时，我们必须假定，与此相对应的狭隘的道德视野亦是一种阻碍力量，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她理解上述象征的精神含义。我们的文化早已忘记了如何象征地思考，就连神学家们也没有能力更深一步地对早期教父们的释经学加以运用。新教主义的心灵疗治更是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当今时代，还有谁情愿费心由“一堆乱糟糟的病态幻想”当中拼凑出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当医生们开始认真看待这些幻想产物并帮助患者了解其中的喻意，这对于身处上述境遇的患者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救命的纶音。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患者有可能至少部分地实现对潜意识的同化，从而相应地对危险的人格分裂进行部分修复。同时，上述同化作用还可帮助一个人抵御那种危险的孤立感，就是当人面对自身人格中令人费解的、非理性的侧面时所产生的孤立感。孤立感会带来恐慌，而太多时候，恐慌即是精神病的肇始。一个人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裂隙越宽，致命的人格分裂就离他越近，这会在有神经质倾向的个体身上导致神经症，而在具有精神病体质的个体身上导致精神分裂症和人格断裂。故而，心理治疗的宗旨就是要通过将潜意识倾向整合到意识头脑当中，从而缩小乃至最终弥合二者间的裂隙。通常情况下，来自医生的这种暗示性激励在患者方面是被潜意识地认知，或者如我们所说，是一种“本能”的领会，其精神内涵尽管未被察觉，但它却悄无声息地潜入患者精神生活的意识层面，多半是以经过伪装的形式，发生在他自己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所有这一切传递都发生得水到渠成，毫无障碍，只要患者的意识里含有某些象征性的意念—“对于拥有象征符的人，通过是容易的”，炼金术士如是说。另一方面，假如分裂的倾向已然存在，或许是从年轻时候就开始的，那么潜意识每前进一步，都只能拉大它与意识之间本已存在的裂隙。要想架起一道跨越这条裂隙的桥梁，通常都需要外来的帮助。假使先前我有机会为米勒小姐提供治疗，我会将我写在这本书里的一些内容告诉她，从而强化她的意识头脑，使之能够理解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如若没有这些“集体表征”（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即便是对于未开化的土著，它们也同样具有心理治疗价值—人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潜意识创造物的原型联想意义。上述的尝试，如果单单从以个人人格为取向的心理学角度来进行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有志于治疗严重分裂症的医者，必须对他准备治疗的头脑的解剖学和进化史有所了解。精神病医师必须具备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及生物进化学的相关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神经症患者心理上的分裂可以通过单纯的人格心理学疗法得以纠正，但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移情问题，而后一问题在大多数病例中都会出现，并且其中总是潜藏着集体内容。
米勒小姐的情况属于典型的严重精神失常的前兆潜意识表现。它们的出现并不一定表明此种精神失常必定出现。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这要取决于意识头脑对它们的态度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米勒小姐的案例用在本书中非常适当，因为我个人与这个案例毫无瓜葛，是故应可免于那种屡见不鲜的指责—说我为立论而“影响”了该患者。假如米勒小姐在她的自发幻想创作初露苗头之时便开始延医诊治，那么，打个比方说，Chiwantopel这出戏后半部分的情节发展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其结局亦可能如我们所愿，不至于落到如此灾难性的下场。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研讨工作。我们设定的任务目标为审视一个具体的个体幻想体系及其来源，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众多问题犹如拦路虎一般，令我们对其做全景式理解且参透其复杂性的努力不免有些流于浮泛。有人提出，由于某些工作假说未必具有永久的正确性，甚或存在谬误，因此不应将之公诸于众，但我却不赞同这种观点。当然，我已尽一己所能严防错误的出现，时刻警醒自己要充分意识到此类研究中处处潜伏的危险，因为在这个诡谲的领域中，一旦出现错误，其危害性将尤其巨大。和其他行业不同，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并不十分情愿被置于研究者的位置上。我们无法自主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也不能自主划定研究探索的领域，因为患者们带着林林总总的、事先不可预见的问题到我们这里求诊，期望我们能药到病除、妙手回春，这不免令我们产生力不胜任之感。对我来说，促使我不断研究下去的最强大的动力永远来自于我的临床实践，而这种力量包含在一个简简单单又无人能够忽视的问题之中：“你怎么能治好一种连你自己都不了解的病呢？”梦境、幻觉、幻想和妄想都是特定境况的表达。如果我不理解那些梦境，也不理解患者身处的境况，那么我的治疗又能有什么用处？我向来无意利用我的病人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全面透彻地理解病人的境况，其中自然包括其潜意识的补偿活动，这要比证明自己的理论重要得多。在米勒小姐一案中也是如此。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尝试着理解她的境况，并把自己努力的结果作为一个实例写在这里，用以阐明一些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对于这些问题，任何一个意图从事心理治疗的医生都应加以科学的了解。身为这样的医生，他需要的是一种关于心理的科学，而不是一套这方面的理论。我以为对科学的追求不在于孰是孰非的争吵，而是努力扩充和加深人类的知识。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对科学抱着同样想法和感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