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力比多概念。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从性的角度出发对力比多进行定义的。在他眼里，力比多这个概念似乎从属于转移作用（displacement），并以“力比多流注”（libidinal affluxes）的形式传达到其他各种功能和身体区域当中，而这些功能和身体区域本身原来与性并无任何关系。因而弗洛伊德将力比多比喻成一条河流，可以分流、可以筑坝拦蓄，又可溢入旁系支流，等等。这样看来，尽管弗洛伊德把力比多定义为性，但他也并非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以性来诠释“一切”，而是承认确有某些特殊的、性质尚不清楚的本能力量存在，不过在他而言，势必要将它们接纳上述“力比多流注”的能力归因于性。在这一切背后，潜藏着一个未予言明的假定，即“本能集丛（bundle of instincts）”的观念，性本能由此而来只是这个集丛当中的一部分。经验表明，性本能能够侵入其他本能领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它认为神经系统的本能力量恰恰相当于非性本能功能所接纳的力比多流注—已然成为神经症心理分析理论的关键原则，也是维190也纳学派信奉的不二法门。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得不开始思考，力比多最终是否可能与一般意义上的兴趣（interest）相吻合。（在此我要插入一句，引起他进行这种思索的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例。）在此我将逐字逐句地摘录一段弗洛伊德著作中讨论上述问题的文字，未作任何更改：
由这几页内容生发出的观点而产生的第三点思索是：可否假定力比多与外部世界的总体脱节是一种足够有效的作用力，能够导致“世界末日”观念的形成？而至今尚存的利己式欲力贯注（egoistic cathexes）是否足以维持病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协调状态？要解答这一难题，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假设我们所谓的力比多欲力贯注（libidinal cathexis，即由爱欲源头涌出的兴趣）与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相吻合；二是考虑到力比多分配中某种影响广泛的扰动是否有可能带来利己式欲力贯注的相应扰动。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把握还相当生疏，面对它们我们很有些束手无策。假如我们能以某种基础雄厚的本能理论作为出发点，那么结果将会截然不同；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拥有任何此类理论。我们把本能视作处于肉体与精神两个领域分界线上的一个词汇，认为它是官能力量的心理表征。我们也接受将利己本能与性本能加以区别的普遍观点；因为这种区别似乎符合个人同时兼具保存自我与种族延续双重取向的生理学观念。但除此之外，我们就只能借助于各种假说—我们拾起它们，又随时准备将其抛弃—以帮助我们在更加朦胧晦暗、看似一团混乱的心理变化过程中寻找自己的方位。我们之所以对病理性心理过程进行心理分析调查，就是期望这种工作能够推动我们在涉及本能理论的问题上得出一些结论。然而，上述调查工作如今尚处于襁褓之中，只有个别研究人员在做，故而我们在它身上寄托的那份期冀还只能静待来日方长。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最终还是认定偏执狂患者的病理改变足以用性力比多的退行来解释。他说道：
因此，在我看来，偏执狂患者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改变，可以完全地或大部分地由其力比多兴趣的丧失而得到解释。
在这一段中，弗洛伊德切入到关于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病例中为人熟知的脱离现实问题[我在《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Dementia Praecox）一书中也曾对此问题给予关注]，探讨“力比多状态”的退行（recession of the“ibidinalcondition”）是否是这一现象的源头，以及这种状态是否普遍地与“客观兴趣”（objective interest）相吻合。很难假定，通常意义上的“现实功能”（fonction du réel）—借用雅涅（Janet）的用语—只能通过力比多流注或爱欲兴趣而得以维持。事实上，对许多病例来说，现实已经全然消失，以至于患者身上没有表现出丝毫心理适应的迹象（在上述的状态中，现实已被深埋在潜意识内容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患者包括爱欲兴趣在内的一切一切的兴趣都已完全熄灭，只残存着几点余烬，与之一道消失的还有人与现实之间的整个联系。假如力比多真的只是性的欲力，那么太监的情形又将如何？他们被割去的器官正是“力比多”兴趣的寄托之处，但他们也并不一定患上精神分裂症。“力比多流注”这个术语中暗含着某种相当值得疑问的内容。许多带有明显性含义的内容和过程其实不过是一些隐喻和类比，譬如“火”代表激情，“热”代表愤怒，“婚姻”代表某种纽带或联合，等等。大概没有人会认为那些整天忙着连接阴阳管道接口的管子工、摆弄阴阳适配插座的电工都是“力比多流注”特别丰富的人吧？
此前，我曾在《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这本书中使用了“心理能量”这种说法。因为在此种病患身上缺失的显然并不仅仅是爱欲兴趣本身。如果一个人试图单纯以爱欲的退行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人与世界关系的疏离，那么他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典型的弗洛伊德式套路，把性观念夸大到膨胀的地步。于是他便只有宣称人与世界间的一切关系实质上都是性关系，如此一来，性这个概念就变得过于宽泛而含混，从而失掉了任何意义。当下时髦的所谓“精神性欲”正是这种概念膨胀的明显表征。然而在精神分裂症状态下，人已将现实失落得太多，将其仅仅归因于严格意义上的性概念是远远不够的。人的“现实功能”已经缺失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某些根本不可能具有性色彩的本能力量也告缺失，因为现实绝不仅仅是一种性功能，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坚持这样的主张！退一步讲，这种主张即便是真的，那么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内倾岂不是必然要导致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相似的脱离现实的症状吗？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正如弗洛伊德本人曾经指出的，性力比多的内倾和退行，其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神经症，而不至于导致精神分裂。
我在《早发性痴呆症心理学》一书的前言中，对性理论抱着一种保留态度，尽管我对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多种心理机制是认可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当时力比多理论的基本观点所决定的。在当时的状态下，单从片面的性理论出发，我无法解释那些功能性扰乱对性领域和其他本能领域的影响何以同样强烈。在我看来，能量说的解释似乎较弗洛伊德《性学三论》中设定的信条更符合事实。由此我归结出了“心理能量”与“力比多”的一致性。后者指的是某种不受道德或任何其他权威约束的欲望或冲动。力比多是自然状态下的欲望。从遗传学角度看，它是和饥饿、口渴、睡眠和性欲一样的身体需求，再加上情绪状态或心情，这便构成了力比多的本质。在高度复杂的人类心理领域，以上所有因素都有其自身的分化及更细微的衍生分化。但毫无疑问，即使最高端的分化也是由简单的形式发展而来的。因此，许多在今天看来并无一丝性色彩的复杂功能，最初是由生殖本能演化而来的。正如我们所知，动物王国的繁殖原则从上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需要大量配子生成的偶然结合式受精，逐渐过渡到无须过多配子、且能为幼仔提供有效保护的更有把握的受精方式。卵子和精子的生成数量减少，原本供给此种生理功能的能量便被大量解放出来，它们很快寻找并找到了新的释放途径。因此，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了艺术冲动的最初躁动，但它仍然从属于生殖本能，而且只在繁殖季节中有所表现。随着以上生理现象的有机固化并获得了功能上的独立性，它们逐渐地褪去了最初的性色彩。就拿音乐来说，尽管它最初无疑从属于繁殖领域，但如果我们现今把音乐和性归入同一范畴，则是一种不当的、异想天开的泛化。这样的观念就好比把科隆大教堂放在矿物学课本里讨论，因为这幢建筑物主要是用石头砌成的！
故而，把力比多理解成单纯的繁殖冲动，就是把自己局限在那种认为力比多与饥饿分属于不同领域的观念范围内，这就相当于说，种族存续的本能和自我保护的本能是两码事。在大自然中当然并不存在这种人为的区别。在大自然中，我们只看到一股持续奔流的生命冲动，通过个体存活而确保种族延续的生存欲望。至此，我们关于力比多的概念恰好与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意志（Will）论不谋而合，认为外在的可见运动只能被理解为内在意志或欲望的表现。哲学上把这种心理感知对物质现实的投射称为“内投作用”（introjection）。通过心力内投，人眼中的世界被主观化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过程，才产生了物理学上力的概念。伽利略（Galileo）亦曾恰如其分地指出，力这个概念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自身肌肉力量的主观感知。同样的，力比多作为欲望的概念是对心理能量过程的解读，我们所体验到的恰恰是这种能量的欲望表现形式。在这个表层之下有些什么，我们所知甚少，就像我们不了解人的心理本身究竟是什么一样。
既然前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个大胆假定，推测原来用于产生卵子和精子的力比多现已转而有机地固着于另一种功能（比如筑巢功能）当中，无法再被用于别的方面，那么我们现在便只能把所有的欲求，包括饥饿和本能在内—无论你怎样理解它，一视同仁地看成一种能量现象。
由此观点出发，使得力比多概念延展成为一种表达笼统意向性的概念。正如上面来自弗洛伊德的引文中所言，我们对人类本能的性质及其心理推动力还所知甚少，不足以凭之认定任何一种本能较其他更为重要。因此，当谈到力比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是把它理解成一种能量—价值，它能够传达到任何一种活动领域—无论是力量、饥饿、仇恨、性，还是宗教，而其自身从来不表现为哪种特定的本能形式。正如叔本华所云：“意志就其自在本身来说与其作为现象的显现有着极大的不同，且完全超脱于任何形式的现象性—此种素质只有当意志转化成能被感知的现象时才会具有，故而它只能影响到意志的客体化，而与意志本身无关。”
无数神话学和哲学尝试都曾试图对这种人只能由主观经验感知的创造性力量进行系统阐释和形象化的表达。且举几例为证：请读者想一想赫西奥德（Hesiod）诗篇中爱神厄洛斯（Eros）对宇宙起源的重要意义，还有俄耳甫斯秘教所崇拜的法涅斯神（Phanes，参见插页图17），那位闪亮者、先造者、“厄洛斯之父”的创世意义。在俄耳甫斯教中，他的意义等同于普里阿波斯；他是阴阳合体的，相当于底比斯的狄俄尼索斯-利西乌斯（Dionysus Lysius俄耳甫斯教中法涅斯神的意义与印度教中的爱神伽摩（Kama）相近，后者也同样身为宇宙起源的要素。在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看来，世界魂就是理性（奴斯）流溢的能量。把原初的创世要素“太一”比作光，把理性比作太阳（♂），把世界魂比作月亮（♀）。他又把太一比作父，理性比作子。）。他被描绘成乌拉诺斯（Uranos）的太一是超越物质世界的；统辖可见世界的是儿子克洛诺斯（Kronos），而世界魂宙斯又从属于后者。太一，或曰整体中存在的实体（ousia），被普罗提诺描述为本质性的东西，它的三种发散形式也是如此；故有μίαοσίαντρισìνποστάσεσιν（一个存在，三种位格）之说。正如德鲁兹曾经指出的，这也是基督教历史上经尼西亚（Nicaea）教义大会和后来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教义大会确定的三位一体教义所遵循的程式。在此补充一点，即某些早期基督教教派赋予圣灵某种母性意义（世界魂或月亮）。根据普罗提诺的说法，世界魂具有分裂及可分性倾向，这是所有变化、创造和繁殖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它是一种“无止境的生命完全体”与整体能量；它是一个活的观念有机体，观念只有在它里面才能产生效力、化为真实。理性是世界魂的起源，是世界魂之父，理性“理性所包孕的，以逻各斯的形式由世界魂诞出，后者使其充满意义，酣然沉醉，犹如啜饮过天上的醴露（nectar）一般。”所孕思的，由世界魂诞入现实。
这醴露和苏麻酒一样，都是能带来丰饶和永生的仙饮。理性使灵魂结果；作为超灵它被称做神界的阿芙洛蒂忒（Aphrodite），作为“下界之灵”它是地上的阿芙洛蒂忒。它了解“生育的产痛”。阿芙洛蒂忒的鸽子之所以成为圣灵的象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能量说的观点将心理能量从一种太过狭隘的定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本能的进程，常在涌溢的能量作用下强化到惊人的地步，无论这能量来自何方。不仅在性的方面如此，在饥饿、口渴等方面也是一样。一种本能能够暂时因另一种本能的兴起而被去增益化（depotentiated），这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心理活动的规律。那种认为性且只有性才受到去增益化影响的观点，无异于在心理学中再现物理学和化学中的燃素说。弗洛伊德本人对现存的本能理论也抱着某种疑问，他这种想法是大有道理的。本能是一种极为神秘的生命表现形式，究其本质部分地属于心理学，部分地属于生理学。它是人类心理当中最恒定的一种功能，极难改变，如果说真的有可能改变的话。因此，对病理性的调适不良，比如神经症，更容易从患者对本能的态度而不是从本能的突变角度加以解释。然而，患者的态度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假如它取决于本能的话，则必不至于如此复杂。神经症背后的驱动力量来自于诸多先天特性和环境影响的叠加，它们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态度，令患者无法过上满足他本能的生活。如此，一个年轻人身上神经症式的本能变态，会与其父母的类似性情息息相关，而性方面的困扰则退居其次，不是最主要的现象。所以，不可能出现一门神经症的性理论，尽管很可能有这方面的心理学理论出现。
这又带我们回到先前的假设，即令光、火、太阳这类象征得以形成的力量并不是性本能，而是某种中性的能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现实功能缺失并没有带来性欲的增强，而是创造了一个带有显著古旧特征的幻想世界。不可否认，在精神分裂症病例中，特别是在最初的发病阶段，有时可能出现强烈的性扰乱，尽管这种症状也同样经常地出现在任何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中，如恐慌、愤怒、宗教狂热，等等。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心中，古老的幻想世界替代了现实，这丝毫不能表明现实功能本身的性质；它只能证明那个众所周知的生理事实，即每当一个近期的系统遭到损坏时，它就很可能被某种更原始的、早被废弃的古老系统所代替。借用弗洛伊德的比喻，就是丢下手里的枪，再次拿起弓箭来。最近获得的现实功能（或适应性）一旦失落，更早的一种适应模式（如果有的话）则必然冒出来代替它。我们在神经症理论中发现了以下的原则，认为任何一种适应的失败都会被更古老的一种适应所补偿，也就是说，被一种退行性的对父母意象的再激活所代替。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种替代性产物是来自于患者个人的幻想，其中几乎没有丝毫古旧特征，而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想当中，上述特征则是一种典型存在。此外，神经症患者从未真正失去现实，只是对其加以篡改而已。而另一方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现实已经完全消失了。在此我必须感谢我从前的学生霍内格（J.Honegger）—不幸的是，由于他的早夭，其著作未及完成便戛然中止—他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一份简单的描述：一位心智聪慧的偏执狂患者，他明知地球是一个环绕太阳运行的星球，却舍弃一切现代天文学观念，代之以他自己苦心营构的一套体系，说地球是一个扁平的圆碟，太阳环绕它周而复始地运行。我们从史毕尔莱因的书里也看到一些有趣的例子，说一些词汇已经过时的古义会在患者发病过程中再度涌现，凌驾于其当今意义之上。比如，她的一位女病人声称，神话中酒的类似物是“精种的流泄”，即苏麻酒。这位病人还提到一个与烹饪有关的象征，与炼金术士佐西摩斯（Zosimos）的心象可谓异曲同工：她在幻象中看到祭坛上有一个大“盆”，盆里沸腾的水中，是正在转化形态的人。的概念都替换成了“母亲”。（参见插页图和水这位病人把大地20、图37）
上述关于受扰动的现实功能被古旧替代物所取代的论点，在史毕尔莱因的一句话中找到了佐证，她说：“我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我的病人们只不过是被某种根深蒂固的民间迷信左右着罢了。”实际上，精神病患者所构筑的替代现实的幻象确实和某些曾经具有现实功能的古老观念相类似。然而，正如佐西摩斯的心象所表明的，那些古老的迷信乃是一些象征，为的是对外部世界（和心理领域）中的未知事物加以适当表达。“想象”（Auffassung）为我们提供了“把握”事物（fassen, begreifen）的一个“把柄”（Griff），由此而来的“概念”（Begrifj）令我们有能力把它们据为己有。从功能上讲，概念相当于那种对事物拥有巨大控制力的魔法名字。念动这个名字，不仅能使该物失去威胁性，还能将其纳入自己的心理系统，从而扩展人类头脑的意义范畴、增强其力量。[比照《古埃达》中“亚尔维斯之歌（Alvissmal）”里表现出的那种对命名的原始敬畏。]史毕尔莱因显然认为象征也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她说：
因此，在我看来，象征的起源似乎是情结力争分解融入思维的普遍整体当中的结果……由此，情结被剥夺了它的个体特质……这种存在于每个情结当中的分解或转化的倾向是诗歌、绘画及一切艺术形式的源头。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中的“情结”都换成“能量价值”，即情结的总体情感作用（affectivity），那么我们将清楚地看到，史毕尔莱因的观点与我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种类比的构筑过程，似乎逐渐地改变着人类头脑中的观念和名称储备，并不断为其增添新的内容，最终大大地扩展了人类眼中的世界图景。特别生动或特别激烈的内容（带有“情绪基调”的情结）在无数譬喻中得到反映，产生大量同义词，将其对象带进心理的魔力场域。不同事物间借着比喻而达成的密切关联就这样生成了，这种关联被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贴切地形容为“神秘参与”。显而易见，这种根据带有情结基调的内容创建类比的倾向对人类头脑的发展曾经有过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我们完全赞同斯坦达尔（Steinthal）的观点，认为“like”（如同）这个不起眼的字眼在人类思维进化史上起到过无比重要的积极作用。很容易想象得出，原始人类的某些至关重要的发现，正是力比多限向（Canalization of libido）注入类比构筑过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