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我便意识到，这本37年前写成的书亟待修改，但诊疗和科研工作的繁忙令我一直无暇定心完成这项艰巨而不讨人喜欢的任务。如今，年迈和疾病终于把我从职业生涯的责任下解脱出来，给了我必要的时间反思自己年轻时犯下的过错。我对这本书从来不曾喜欢过，更不要说感到满意了：因为当初撰写此书的时候，我是迫于诊疗工作带来的压力而匆促急就，顾不得许多章法。许多材料未及加工，便草草堆叠在一起；没有给思想留下酝酿醇熟的机会。整个过程之于我就如同一场山体滑坡，轰然倾泻，势不可遏。只有到后来，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背后的迫切性；这本书的写作其实是一场心理爆发，所有那些在弗洛伊德（Freud）心理学及其狭隘观念的约束之下没有喘息空间的心理内容，在此形成了一次集中爆发。我无意诋毁弗洛伊德，或贬损他在个体心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但在我看来，他为心理现象设置的观念框架似乎太过狭隘，令人无法忍受。这里我说的并非他的神经症理论，此种理论只要与经验事实相符，尽管狭隘也无妨；我也不是指他关于梦的理论—对此不同的人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但纯属善意分歧。我指的主要是他在总体观念上那种简约式的因果论，还有，他完全无视一切心理事物所共有的一个如此鲜明的特点：目的指向的直接性。弗洛伊德的《一个幻觉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一书虽是其晚期著作，却极好地展现出他早年的观点，一直跳不出陈旧的19世纪晚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巢窠。
可想而知，本书诞生于如此光景之下，自然不尽人意，其中包括许多勉强编串在一起的或长或短的片段。它是一种尝试，意在为医疗心理学营造一种更广阔的背景，并把心理现象的总体引入这一视野。应该说，这一尝试仅仅获得了部分的成功。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医疗心理学从当时充满主观与个人偏颇的情势中解放出来，让大家了解潜意识是一种客观的、集体的心灵。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与19世纪个人主义并行不悖的个人论观点令我不甚满意，因为，除了本能动力论（这在阿德勒的理论中其实无足轻重）之外，个人论容不下客观的、非个人的事实。故而，弗洛伊德看不到我意图的客观原因，只是一味怀疑我有什么个人动机。
如此看来，这本书便成为一座地标，矗立于两条道路分岔之处。由于此书存在着前述的不足，并有许多未尽之功，给我今生接下来的几十年设定了任务规划。在我刚刚完成书稿之际，我突然意识到，伴着神话生活意味着什么，而没有神话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一位基督教早期时代的教父曾经说过，神话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被每一个人所信奉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能过没有神话的生活，或超然于神话以外，他便是个有异于常人的特例。他就像一个没有根的人，与过去、与自己身上延续着的祖先的生活、与他身处的人类社会之间都没有真正的联系。他的衣食住行都和旁人不同，他过着仅属于他自己的生活，沉浸于自己构织的主观癫狂境界，还以为那是他一个人新发现的真实。这种玩弄理性之举从来不会造成致命影响，间或可能让他感到胃里坠胀，因为胃这个器官容易排斥理性的产物，将其视为不易消化之物。人类心理并非始自今日；论其渊源，要一直上溯到数百万年以前。个人意识只是一季的花果，由地下的多年生根茎萌发而来；如果把地下根茎的存在纳入认知，那么个人意识便与真相更加相符了。因为根茎乃是万物之母。
因此，我怀疑自己若一直生活在神话之外，躲在自己的朦胧推测中，那么神话中必定含有某种我未能领会的意义。这使我不由得郑重自问：“你活在哪种神话里？”对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只有承认自己的生活并无神话相伴，甚至也不在神话里，而是置身于各种理论上的可能性所组成的云霭阵中，对它们，我已经开始生出了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我不知道自己活在神话中，即便知道，我也不了解究竟是哪种神话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我的生活。于是，我便再自然不过地担起了认识“我的”神话的任务，并且将其视为一切任务当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我告诉自己—假如我对此一无所知，又怎能在诊疗过程中适当考虑到个人因素，即我本身的人差方程（personal equation）呢？而这对了解另一个人又是如此的不可或缺。我必须弄明白是什么潜意识或前意识神话在塑造我这个人，我是从怎样的地下根茎中萌生出来的。正是出于这种决心，我才不惜花费生命中的许多个年头，钻研作为潜意识过程产物的主观内容，努力寻求一套方法，使我们得以借此探索潜意识的种种表现，或者至少能在这方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在上述领域里，我逐渐发现了一些关联线索，而这些本是我在动手编缀此书之前就应该了解的。我也不晓得到了37年后的今天，我是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书中有太多地方需要删改，太多空缺需要填充。事实证明，修订后的版本已不可能保持1912版的原始风貌，因为我必须把大量多年以后才发现的东西纳入其中。然而，我已尽了一己之力，除了个别重大的改动之外，尽量维持此书原有的面貌，以保持与此前各个版本的一致性。尽管修改之处颇多，但我认为还不能说它被改成了另一本书。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整部书实际上不过是针对精神分裂症前驱期实证分析的一番深入讨论。书中所述病例的种种症状，如同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引着我们穿越无数象征性类同所构成的迷宫，也就是说，达成对心理放大的理解，这对我们确定原型语境的意义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当这些象征性类同的意义得到破解时，它们占据的空间之大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正因如此，书中对病史的陈述才会成为一项如此艰巨的任务。但这并未出乎我们的意料：你挖掘得越深，下面的基础就越是广阔。它势必不会变得狭窄，更不可能在某一点上便告终止—比如说，一次心理创伤。任何此类的理论都预先假定我们已经拥有关于受创心灵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却是任何人都不曾拥有的，只有通过不辞辛苦地深入研究潜意识的运行才能获得。为达到上述目的，需要掌握海量的比较材料，就其数量来说，不会超过比较解剖学所需要的材料。了解意识的主观内容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它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真实的、表层以下的心灵生活。哲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一样，要求研究者对其他学科门类拥有相当广博的知识。仅对神经症理论及其病理学一知半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此种医学知识只是关于一种疾病的肤浅信息，而不是关于患病的心灵的知识。我希望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内，能凭借此书对这种弊病加以补救—当时如此，今日亦然。
本书最初创作于1911年，我时年36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岁，它标志着人生后半程的开始，在这一时期，人往往会发生“心灵转变”（metanoia）。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与弗洛伊德之间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志同道合的同事关系。在此困难关头，我妻子在现实和道义上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激，没齿难忘。
1950年9月
C. G.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