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原的厨房，菱川师宣
一、“犬公方” 政治
侧用人政治的出现
由上文可知，17世纪下半叶，日本农村经济繁荣，城市蓬勃发展。以此为背景，元禄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也拉开了序幕。此时是幕藩体制确立后，局势相对稳定的阶段。
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对儒学的痴迷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建立汤岛圣堂 ，任命林信笃为大学头，将朱子学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这些事实表明，作为全国统治者的幕府将军想从朱子学中寻找理论依据，使将军亲政体制合理化。他取缔异样习俗，屡次处罚御家人和町人中的倾奇者直至彻底根绝。这显示出了德川纲吉一改日本战国遗风，基于儒家理性规范确立身份等级秩序的决心。同时这也意味着武断政治向文治政治的转型。
然而，要想确立将军的亲政体制，仅仅依靠儒家思想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德川纲吉在位时，被没收领地的大名达二十余家、旗本百余家，石高总计140万石。德川纲吉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某一族或谱代大名垄断幕政。他将前朝权臣大老酒井忠清驱逐出幕政就是证明。在德川纲吉一代，幕府直辖地被固定在400万石左右，这与淘汰大名不无关联。
将军加强专制权力同时又是以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为基础的。自从1684年（贞享元年）代替酒井忠清成为大老的堀田正俊在江户城内被若年寄稻叶正休暗杀后，大老、老中的办公地点“御用部屋”便被搬到了距离将军住处较远的地方。因此有人认为，这便是在将军和老中间传话的“侧用人”势力增强的原因。实际上，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无论是首位侧用人牧野成贞，还是其后的柳泽吉保，他们都是在德川纲吉还是馆林藩主时便充当其近臣，后来又一起晋升为大名的。特别是柳泽吉保，他甚至从老中级别晋升到了大老级别。
柳泽吉保多才多艺，精通和汉之学，尤其擅长儒学，禅宗造诣颇为深厚，师从北村季吟，以“古今传授” 之法学习和歌。其具备的全新官僚资质与以往粗莽的谱代大名迥然不同。在担任甲府藩主时，柳泽吉保同儿子柳泽吉里一道殖产兴业，将“郡内织” 的技术推广至国中平原（位于今新潟县佐渡岛中部），在各地建造堰坝用于灌溉。时至今日，当地仍树有纪念碑赞颂其功德。
不过，无论是牧野成贞还是柳泽吉保，他们既非出自门阀，也非世家门第，均属于一步登天的新贵。他们完全倚仗将军对他们的个人信任，因此极尽迎合将军之能事，频繁邀请将军到自己家中，甚至奉上妻妾，私下款待将军，博得将军的欢心。
德川纲吉执政初期被称为“天和之治”。在这段时期，德川纲吉致力于将儒家的礼乐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不过，这样的举措也使得时局颇为紧张。全国各地树立忠孝布告牌以表彰孝子、节妇就是证明。与此同时，力倡俭约，禁止超越封建身份等级的奢靡之风，也是受到儒家反享乐思想的影响。与京都富商之妻攀比穿着打扮的江户町人石川六兵卫之妻，因身着华服观看德川纲吉的仪仗队而被治罪，石川六兵卫也因此被没收财产。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生类怜悯令》
但是，1687年（贞享四年）德川纲吉颁布的《生类怜悯令》使文治政治失去理性，走上暴政之路。
德川纲吉的生母桂昌院出身寒门，从卖菜家的姑娘攀上枝头变凤凰。桂昌院虔信佛教，据说护持院住持隆光曾进言称，将军属狗却不怜悯生类，特别是不爱狗，因此才无子嗣。桂昌院听信谗言，劝将军要怜悯生类，于是便有了《生类怜悯令》。顺便提一句，不知是何因缘，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也都属狗，他们与德川纲吉被世人并称“三狗”。
《生类怜悯令》的初衷本是在政治上彰显佛教慈悲，教化人心。但是在专制统治下，该法令逐渐蒙上迷信色彩，让暴官和酷吏有了“用武之地”。
幕府要求百姓上交养狗说明，领取养育金；下令爱惜小狗，遛小狗时要带上大狗；狗打架时，要泼水分开它们，避免狗受伤；如果受伤，必须找兽医医治；若杀伤鸟兽犬类，则处以死刑或流放远岛、投狱。很多民众也因此受罚。这样一来，人人都嫌养狗麻烦，江户市内的野狗数量随之剧增。幕府在中野拨16万坪、在大久保拨2.5万坪土地修建犬舍，收容48 700余只野狗，以10只狗每天3升白米、500匁味噌、1升沙丁鱼干的消耗量供养这些野狗。犬舍还设有奉行及以下诸役，悉心照料着这些“御犬大人”。幕府还要征收特别税，让百姓来承担养狗的费用（幕府领地的农民按照土地石高，每100石征收1石；江户町人按照房屋正面的宽度，每1间征收金3分）。对于民众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幕府官员惮于德川纲吉的偏执，几乎无人上谏。*
* 1698年（元禄十一年），画家英一蝶因其画作《浅妻船》讽刺德川纲吉的独断专行而被流放远岛。
幕府财政的恶化
在此期间，幕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据说明历大火后，仅江户城重建就花费了大约100万两。再加上此时金银不断外流，德川纲吉、桂昌院大肆挥霍，幕府的财政情况首次出现严重失衡。德川纲吉曾两次计划按照惯例参拜日光东照宫（德川家康的灵庙），但都未能实现。幕府表面称这是体恤人民，不愿加重百姓之疲敝，但实际上是因为幕府拿不出这笔钱。
幕府禁止町人承包新田，同时又废除禁止豢养谱代家臣和下人的禁令。随着小农的独立，充满奴隶制色彩的谱代奉公制度开始崩溃，建立在无偿劳动基础上的传统地主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而幕府以上措施，就是为了扼制这一事态。在1694年（元禄七年）的检地条目中，不仅水、旱田的等级被提升，就连此前被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的荒地、湿地都规定了税率，这是幕府加强剥削力度的最好体现。幕府为了弥补财源空缺，还以箔运上税、酒运上税等各种名目课征杂税，从不断发展的商品生产中攫取利益。
自江户初期以来，旗本、御家人的贫困愈加严重，因此幕府将旗本、御家人始于德川家纲时期的役酬加进他们的基本工资中，允许他们向幕府贷款。另一方面，幕府将俸禄在五百俵（150石）以上的藏米取恢复为知行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幕府负担，将部分负担转嫁给农民。
铸造恶币
一改庆长年间以来的良币政策，大量铸造恶币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幕府经济政策的直接负责人是从“勘定所”（负责会计事务的机构）的小吏被提拔起来的勘定奉行荻原重秀。荻原重秀虽算得上是能吏，但他又是典型的封建官僚，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确立幕府财政、中饱私囊。
1695年（元禄八年），幕府开始铸造金银恶币。究其原因，自宽文年间以来，金银产量下降，通过购入灰吹银（铸币的原料）的方式来牟利的金银座町人收入下降，因此他们极力撺掇荻原重秀铸造恶币，从中牟取利益。
在元禄至宝永年间（1704——1710）不断滥发恶币的过程中，幕府牟利约500万两，荻原重秀受贿26万两，金银座町人也通过增加“步一高”（按比例抽取的铸币酬劳）来牟取法外利益。同时，幕府利用下发铸钱许可的方式来救济没落的丝割符商人。获得许可的丝割符商人通过铸造劣质的十文钱大发横财。由于恶币大量流通，物价飞涨，经济领域混乱不堪，普通民众自不消说，就连家臣集团也日渐贫困。1707年（宝永四年）富士山喷发之际，幕府以灾后重建为由，向幕府领地、私有领地征收共计46万两。实际上，用于赈灾的款项只有五六万两，其余40余万两全被用作幕府的日常开销。
元禄至宝永年间，除富士山喷发外，关东大地震、江户大火等天灾地变接连不断，当时的人们都认为这与幕府的恶政有密切的联系。1709年（宝永六年），德川纲吉去世前夕社会急剧动荡，许多狂歌、打油诗流传于世，《宝永落书》中就有这样一首数数歌——“六啊六，天大的运上（税）被收走，百姓的好日子快来喽！”
值得一提的是，德川纲吉去世前还给德川家宣留下遗言：“若能使《生类怜悯令》延续百年，便是对为父的最大孝心。除此之外，我亦别无他求。”
二、元禄之风
从“忧世”到“浮世”
正如上文所述，元禄时代的政治一方面显示出过渡时期的矛盾和混乱，另一方面又在儒家理性道德意识的基础上建立起身份等级社会，并以此为自己的建设方向。这一点在被称为“元禄之风”的时代精神中有明显体现。
首先，从厌世的世界观“忧世”向明快的现世世界观“浮世”的转变，就是最好的体现。“前途莫测。闷闷不乐、思前想后，只会坏了心情。只管顺势而为，看那月、雪、花、红叶，对酒当歌，陶醉其中，聊以自慰，就连眼前的贫穷也不再是苦了……这就叫‘浮世’。”（《浮世物语》，浅井了意作）虽然此时仍然弥漫着“一晌贪欢”的享乐主义，但至少世人睁开了正视人生的眼睛。
这样的世界观在顺应农村和城市发展的京阪（京都和大阪）新兴町人中尤为强烈也是自然之事。因此，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也只能依靠这些人来解决。统一日本的将军及其身边新兴大名、豪商所散发出来的一往无前的气魄，就蕴藏在桃山文化 之中。即便到了江户时代的宽永年间，这种气魄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谓宽永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这种传统文化是以依附于幕藩权力的贵族、大名、僧侣、御用学者以及门阀町人为中心创造的，因此其中心依然在京都。这些人包括以洛外（“洛”指京城）鹰峰的工艺家本阿弥光悦为核心的中院通胜、茶屋四郎次郎、角仓素庵、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等人，以洛南桂地区的智仁亲王的桂离宫为中心的崇传、海北友松、小堀远州等人，以男山八幡的社僧 松花堂昭乘为中心的中院通村、乌丸光广、泽庵、林罗山、淀屋个庵等人。
可以说，这就是一张以德川家康为中心的政界人物图。有观点认为，这张人物图也是文化领域的代表人物图。这说明在这一阶段，日本的传统文化仍被权力阶层垄断。这些人的身边充斥着舶来的珍奇豪华的器具和纺织品，沉醉在茶道、能乐 、和歌、连歌的乐趣中，推崇古道、刊行典籍……这种带有沙龙性质的氛围中有很强的脱离尘世、附庸风雅的倾向。至少要等到新旧势力更迭之后，城市町人才会成为新文化的挑夫。
文化的新气象
文化的新风吹进各个领域，其中一个表现是宽永年间，假名草子 取代御伽草子 流行开来。随着商品流通和交通的发展，新兴商人开始关注具有实用价值的各藩地方志。另外，沉迷男色已成了当时武士和町人的公开习俗，各城市的勾栏妓院成了性解放的好去处。在这一背景下，《见闻集》《名所记》《游里评判记》《男色物》等作品相继问世。
到了元禄年间，该倾向又与《重宝记》的流行联系在一起。《重宝记》汇集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要常识，它的流行使得出版界盛况空前，1670年（宽文十年）至1692年（元禄五年）的书籍出版量是之前的两倍还要多。其中，以假名书写的书籍的增加明显要多于儒学和佛教书籍。出版的繁荣直接受益于木版印刷术的进步，不过藩校、寺子屋 等教育机构的普及也是重要条件之一。假名草子的内容虽仍然存在较强的佛教因果观念，但这些内容已经开始显现出追求现世幸福、及时行乐的倾向，为之后浮世草子的出现打下重要基础。
文禄、庆长年间（1592——1614），继承说唱故事 的净琉璃物语与三味线、木偶戏相结合，衍生出一种新的戏剧文学。这种新的戏剧文学因其具有与能乐正相反的夸张表演和伴奏而在城市、农村中迅速流行开来。
歌舞伎原本是神社祭祀时，由巫女等人表演的歌舞。后来，歌舞伎开始效仿猿乐，加入模仿的元素，逐渐贴近戏剧。同时，町人以独特的风俗习惯创作的风流舞、倾奇舞也影响了歌舞伎的发展。出云大社的巫女阿国曾女扮男装，与男扮女装的男演员上演充满性意味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不久之后，这种游女歌舞伎流行开来。但是在幕府整顿不良风俗的过程中，这种表演形式被禁止，只有男性表演的“若众歌舞伎”代之兴起。若众歌舞伎同样被幕府禁止后，这种表演形式便发展成了演员需剃掉前额头发的“野郎歌舞伎”，表演的主要内容也变成了模仿式的狂言。
经过上述过程，至元禄年间，江户的初代市川团十郎吸收了金平净琉璃 的表演和倾奇者的做派，创造了荒事；大阪的岚三右卫门和初代坂田藤十郎加强了歌舞伎的写实性，创作了以寻花问柳和恋爱为主要题材的“和事”。初代市川团十郎的父亲是江户町人，也是一名倾奇者，绰号“菰之重藏” 。初代市川团十郎从小生活在杀伐的环境中，这种生活环境恰恰为他提高艺术境界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这样的成长经历也使他难逃丧命舞台的厄运。 可见，元禄之风中尚古、粗蛮的一面被当时各种表演形式展现得淋漓尽致。
此时的风俗画多由狩野派、土佐派 的画师创作而成。创作的题材虽是市井风俗和日常生活，但其中已经展现出了新的风尚。但是，菱川师宣首创的浮世绘与此不同，是真真正正的元禄之风的产物。浮世绘不仅画美艳的若众和优美的女子，还以生动灵巧、丝毫没有颓废之感的简洁笔法刻画百姓劳作时的样子。而且浮世绘不仅由画师亲笔画成，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能够大量产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木版画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相传画师俵屋宗达出身于京都豪商之家，其装饰画中的古典元素被画师尾形光琳完全去除，取而代之的是跃然纸上的豪华、绚烂之色调。而这样的画风也正符合此时的时代风向。*
* 在工艺品方面，深受浮世绘影响的横谷宗珉的町雕，取代了刀剑装饰的传统豪门后藤家的家雕。在陶瓷器具方面，新技术在各地兴起，酒井田柿右卫门发明的色彩艳丽的彩瓷，以及野野村仁清加入蒔绘（日本独特的漆画工艺）元素创造的京烧等都是对传统的叛逆。特别是在染色方面，与元禄窄袖便服联系密切的友禅印花的发明，更是渲染了此时豁达的时代风气。
古学的确立
以上方新兴町人为代表的民众在经济上取得了进步，这也增强了民众在生活观念上追求现世幸福、及时行乐的元素。与此同时，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等许多新精神也随之产生。
元禄时期，在孕育民众文化的同一片土地上，另一朵新花——“学问”生根发芽。分别从儒学内部诞生和确立的国学（指日本国学，下同）、古学就是其中的代表。林家的朱子学被认定为幕府官学、占据特权地位后，学问领域本就贫瘠的创造力更加枯竭下去。*
* 《政谈》一书写道，人见友元好心劝告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林家学者疏于经学，不擅讲释，应加以注意。”可林鹅峰听后分外恼火，毫不忌惮地公开表示：“某家自道春（林罗山）以来即为第一御用学者。若真如其所言，林家学问应即刻废弃。”
山鹿素行是最早倡导古学的学者之一。与他同时代的伊藤仁斋认为，朱子学所推崇的《大学》并非孔子所著，而是伪作，因此应从《论语》《孟子》着手研究古学。
生于京都木材商之家、一生未曾出仕的伊藤仁斋在堀河开设家塾古义堂，门人三千，声名远播。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生成发展、永不停息的“一元气”，反对静止看待事物的朱子学。在道德伦理方面，伊藤仁斋将“仁”归于爱的范畴并加以绝对化。
熊泽蕃山是阳明学者，他批判儒家学者将《源氏物语》《伊势物语》视为淫秽之物，并称赞《诗经》是阐释人情自然的佳作。伊藤仁斋也持相同立场。到了晚年，伊藤仁斋甚至否定了劝善惩恶论。可以说，他们对“感情主义”（主张感情至上）的肯定是京阪町人生活观的映照。但是，伊藤仁斋毕竟是儒学家，他一方面认为道德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必须用人类的个人修养来消灭道德。伊藤仁斋死后，其子伊藤东涯继承学统，与荻生徂徕的学派形成对抗。
在荻生徂徕的努力下，实用之学古学发展到了积极的经世济民论的高度。荻生徂徕一方面为幕藩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觉中为人类的道德解放提供了新方向。在《辩道》等著作中，荻生徂徕认为“道”是圣人所创之道，是从自然界中分离的人类社会之道，具体表现为礼乐刑政。
另外，朱子学中的禁欲学说也在此时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快乐论的思想。在论述《诗经》时，荻生徂徕与伊藤仁斋同样认为，这是“古人吐露的忧喜之言”（《徂徕先生答问书》）。这说明，荻生徂徕对感情主义仍然是持肯定态度的。
荻生徂徕认为明道的前提是对古典的考证研究，因此他提倡古文辞学，这一点与主张古义学的伊藤仁斋有所不同。荻生徂徕曾向德川吉宗将军呈上《政谈》一书，认为武士的现状是“旅宿之境涯”，并否定了商人的价值，认为只有当地武士和农民构成的农本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不过，这只是空想罢了，这一观点深刻体现了徂徕学作为经世论的局限性。但是，荻生徂徕与山鹿素行、新井白石等人同样出身浪人之家。他在上总渔村度过的青年时代，以及来到江户寒窗苦读的经历，至少让他睁开眼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矛盾所在。
国学的诞生
国学诞生的社会基础与古学相同。众所周知，国学在确立过程中深受古学，特别是徂徕学的影响。与汉学相对的“和学”作为日本之学问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起初，佛教、儒学在道德、训谕方面的解释和附会对和学起着统治性的作用。但临近江户中期，受古学运动的刺激，学界开始呼吁和学独立。这一运动首先在以京阪为中心的地区展开，这一点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下河边长流和契冲就是其中的先驱。
下河边长流与契冲分别著有《万叶集管见》和《万叶代匠记》，他们都主张以文献学的方法研究《万叶集》。究其原因，二条家 的歌学拘泥传统窠臼，主张神秘主义。而下河边长流与契冲就是要打破这种神秘主义，获得歌学研究上的自由。同时，江户的户田茂睡出于同样的立场痛批歌学上的传授思想和语言上的诸多限制。这样一来，元禄时代便为日后国学之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例行节日庆典的形成
元禄时代同时也是仪式活动盛况空前的开端。在这一阶段，民间习俗广泛吸收宫廷古老仪式和以幕府为中心的诸多庆典活动。七夕节可以上溯至8世纪。如今的日本会在七夕节这一天，将写着歌或愿望的五色纸条挂在竹子上，这一习俗便源自元禄时代。赏月、立春前夜的撒豆驱魔、女儿节、端午节等节日活动和庆典也是在此时随着农村、城市的繁荣而愈发隆盛。例行节日庆典有鼓舞民众劳作，使其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一丝慰藉的意味。同时，神道、佛教又可借此扎根于民众之间，强有力地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
民间主要的节日庆典活动
江户时代使用太阴历。七草节、上巳节、端午节、七夕节和重阳宴被称为“五节”，备受重视。
三、“好色”文学与“义理”文学
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
浮世草子的首创者井原西鹤通称“平山藤五”，居于大阪，是家境富裕的町人。他早年丧妻，双目失明的独生女同样早逝。他将家业让与二掌柜，安闲度日，随心所欲。虽未出家，却手挎头陀袋 云游四方，半年才回一次家。正如“人情之圣”的称号所示，井原西鹤是通达人情表里、历经世间沧桑之人。与此同时，井原西鹤还是谈林派的俳句作家，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起点。
毋庸赘言，自日本中世末期松尾芭蕉确立“正风”（指松尾芭蕉的俳风）后，俳谐才由连歌的起始句独立出来，成为日本封建文学的重要一环。在此之前，从荒木田守武、山崎宗鉴，到松永贞德的贞门派、西山宗因的谈林派，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准备过程。以町人自由的视角看待以町人为主的题材，琢磨其中的妙趣和明快的诙谐，另一方面又怎么都逃脱不开文字游戏的束缚，这就是贞门派。与其相比，谈林派不拘泥于俳谐的形式，甚至故意超出字数、破坏押韵来表现理性。这样的形式反而表现出了新兴町人浓厚的生活氛围。松尾芭蕉就曾是谈林派的俳人。
但是，一昼夜两万三千五百句，四秒独吟一句，具有如此气魄的井原西鹤终究不能将满腔的文学热情仅仅诉诸十七个音节的俳句。于是，他转向了散文体的浮世草子。
1682年（天和二年），井原西鹤的处女作《好色一代男》杀青付梓。直至1693年（元禄六年）52岁的井原西鹤去世时，除真伪不详的作品外，他至少发表了15部作品，死后还留下五部遗稿。
浮世草子的作者不只井原西鹤一人。至元禄末年，包括井原西鹤作品在内的浮世草子共刊行199种。出版方也不再是江户初期的特权书商，而变成了宽文年间以后出现的新兴书商。可以说，正是以好色本 为主的浮世草子，让出版商成为了真正的企业。
浮世草子的主要读者是城市中等阶层以上的町人和近郊富农。当时在大阪周边诸国已经出现了众多地主俳谐沙龙和文化聚会。而这也是浮世草子、《重宝记》之类的文学作品能够成为畅销书的重要基础。
井原西鹤的作品在内容上可分为“好色物”“町人物”“杂话物”三类。对人类爱欲和物欲的赤裸刻画，是贯穿这三类作品的共通主题。“人就是长着手脚的欲望”（《好色一代男》），这是井原西鹤的人生观基调。在井原西鹤的作品中，受到古学和国学肯定的感情主义被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好色物中宣扬的人类性解放到了町人物中，则变成了对町人营利活动的肯定和拥护。“有钱能使鬼推磨”（《日本永代藏》），井原西鹤就这样生动再现了支配人生的金钱的魔力，以及人类与金钱斗争、想要征服金钱的可怕欲望。在《西鹤诸国故事》等杂话物中，井原西鹤又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否定妖魔鬼怪，将利剑挥向封建道德。
通观井原西鹤的作品，其中虽有诸多富于建设性的元素，但他没有从理性和统一的视角去看待人生，只是将人视为感官动物。在这一点上，井原西鹤与近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是有区别的。
在初期作品中，井原西鹤对人不加束缚、赤裸裸的本能给予了肯定。但是越到后期，其作品中“苦涩的阴影”就越为强烈。这是其人生阅历加深所带来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井原西鹤作为一名创作者，亲身经历了元禄初年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带来的社会现实后所产生的变化。这样看来，井原西鹤产生一种循环往复的处世哲学——“四十五岁之前立家立业，之后极尽游乐之事”（《日本永代藏》），即“赚了钱便尽情享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其作为遗稿出版的《置土产》等书中，井原西鹤描绘了一个个无论多么落魄都决不屈服、不向贫穷低头的人物形象。可见，直到生命的最后，井原西鹤仍然相信人类力量的可能性。
但是，正因这些人不服输、要面子，所以才酿成一出出人间悲剧。而近松门左卫门，正是直面这些悲剧的执笔人。
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琉璃
近松门左卫门虽与井原西鹤不同，出生在武士之家，但正像他以作家的立场所说的，“我已作好为戏剧事业朽烂之觉悟”（《野郎立役舞台大镜》），他仍然是个町人。
1686年（贞享三年），近松门左卫门写作《出世景清》赠与竹本义太夫，二人自此建立合作关系。其后十几年，近松门左卫门主要从事狂言剧本的创作。1703年（元禄十六年），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第一部世话净琉璃 《曾根崎心中》（“心中”意为殉情）大获成功，从此奠定了他在净琉璃剧本作家中的地位。擅长耍女角木偶的辰松八郎兵卫在剧中所使用的阿初木偶，也是《曾根崎心中》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虽然近松门左卫门指出，“总而言之，净琉璃首先在于木偶”（《难波土产》），认为净琉璃的主角是没有灵魂的木偶，因此要想在木偶身上注入感情，除了耍木偶的技巧之外，还必须在章曲、台词上下功夫。但实际上，近松门左卫门作品中的语言既是感性的，又是很接地气的。他还认为，“所谓的艺术处在虚与实的薄膜之间”（《难波土产》），虚实融合所产生的艺术意境与感动人心的力量相结合，才是优秀的艺术。
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大体分为古代剧“时代物”以及描写百姓生活、坊间趣闻的“世话物”。特别是世话物，它让净琉璃首次与古净琉璃清晰区别开来，作为戏剧文学发展起来。元禄末年，仅京阪两地的殉情事件就高达十九起，幕府甚至禁止了当下正流行的殉情题材出版物。而近松门左卫门的许多作品也正是以这些真人真事为素材写就的。
《曾根崎心中》的主人公名叫德兵卫，他从近郊农村来到大阪，在叔父名为平野屋的店里当伙计。德兵卫与曾根崎新地的游女阿初立下誓言、双双殉情。殉情的原因是，其一，叔父想让德兵卫取老板娘的侄女为妻，德兵卫在乡下的继母偷偷收下了叔父赠与的两贯钱。德兵卫拒绝后，叔父逼迫德兵卫还钱。其二，虽然德兵卫好不容易要回了钱，但德兵卫的朋友——油店的九平次苦苦哀求德兵卫把钱借给他，并答应一天后还钱。于是德兵卫便把钱借给了九平次。可当德兵卫要求九平次还钱时，九平次不仅不还，还污蔑德兵卫伪造印章和手印，在众人面前狠狠羞辱了他。无计可施的德兵卫哀叹自己“既没能维护男人的尊严，又没有安身立业”，遂立下誓言，“将在三日之内向整个大阪证明我德兵卫的正直和清白”，决定以死明志、维护尊严。德兵卫口中的“没有维护男人的尊严”“没能维护‘一分’”的观念虽然是武士自古以来的荣誉意识，与主从关系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当时的町人社会中，这种荣誉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摄阳奇观》中记录了一张万治年间（1658——1660）的借条，借条上写着“若不还钱，即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受你羞辱，我也毫无怨言”。做生意守信是商人之道，就是拼上身家性命也要维护“一分”。一旦在町内丧失信誉，就只有死路一条。从这一点来看，德兵卫自杀的悲剧也是必然的。
《曾根崎心中》强调的是主人公的“一分”意识，而《心中天网岛》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另一个社会意识——“义理”。
天满一地的治兵卫是一家纸店的老板，他与同为曾根崎新地游女的纪伊国屋的小春坠入爱河，相约共赴黄泉。在治兵卫的妻子阿御的请求下，小春出于女人间的“义理”决定独自赴死，并违背自己的内心，对治兵卫说尽了绝情的话，让治兵卫离开自己。但是，当阿御得知丑恶的商人太兵卫（与《曾根崎心中》的九平次类似）想要赎出小春时，她才明白小春去意已决。于是，阿御同样出于女人间的“义理”，向治兵卫坦白了事情的经过，当掉自己所有的衣物，劝治兵卫用换来的四百匁新银赎出小春。此时，治兵卫的岳父五左卫门出现了，他强行带走了阿御。万念俱灰的治兵卫于是与小春手牵着手，朝着殉情的地方走去。
阿御与小春之间的义理并非外部力量的作用，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充满人情味的感情。在这里，“义理”与那种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是相一致的。然而，主人公越是珍重那份生而为人的义理，就越会陷入悲剧的沼泽之中，这就是那个时代永远无法解开的矛盾。
荻原重秀提出的财政方针与特权町人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小町人阶层的剥削。藏元、挂屋等富商也因收不回大名贷欠款而纷纷没落。甚至有的富商仅仅因为生活稍微奢侈了一点，便被没收所有财产。尽管富商抗议“欠债还钱、守信誉乃武士之常，诸侯也不例外”（《草间伊助笔记》），但这些抗议并没有激起波澜。
这样的事态使得商业资本不得不趋向反动，道德意识不得不开始分裂。《财宝速蓄传》中的背德意识——“若心怀无用的义理和廉耻，则无法出人头地。只要有钱，一切羞耻和耻辱都会消失。做生意要不择手段，只考虑得失”，以及《町人考见录》中顺应封建秩序以增值资本的消极经营理念（既要“恪守仁义”，又要“经商谋利”）就是最好的体现。
将近松门左卫门笔下的主人公逼入绝境的，是生而为人的荣誉和“义理”意识。从儒家理性的道德意识来看，这种荣誉和“义理”意识反而是陈腐的。然而，他们无所畏惧地誓死恪守荣誉和义理，以此来对抗抹杀人性的封建统治和门阀町人。
在孕育了京阪新兴町人的周边商品生产地带，直接生产者在与农村古旧的各项制约进行斗争时，彼此之间逐渐结成连带关系。而近松门左卫门的作品就是将根基置于这种斗争之中，在主人公领悟到“义理”其实是一种阻碍的过程中，描绘出一出出人间悲剧。净琉璃在这一时代收获了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广大观众群体，原因就在于此。
松尾芭蕉的俳谐
尽管背负着俳谐的传统和制约，但在时代进步的大背景下，松尾芭蕉还是将俳谐确立为近世的大众诗。
伊贺上野藤堂藩士松尾芭蕉曾与同藩藩士的姐姐有过一段不幸的恋爱经历。因恋爱失败而脱藩的松尾芭蕉颠沛流离，吟游四方，尝尽生活艰辛，终其一生都被排斥在封建体制之外。但是，这段经历反而让他更加贴近民众。
主张俳谐的精神在于写实，倡导“诚之俳谐”的松尾芭蕉创造了传统和歌、连歌无法想象的新俳谐之美。贞门派、谈林派所追求的“妙趣”也在松尾芭蕉的“诚”中得到了扬弃。“侘”“寂”“挠”（或称“萎”）“幽雅”“轻妙”等正风的根本理念，“余韵”“移”“响”“位”等象征手法，通过江户时代的现实主义精神，让日本中世诗歌的理想得到了升华。与其说这是对传统的否定，不如说这是对传统的完善。
正如他在《幻住庵记》中的自白——“终是无能无艺，只系此一筋（指俳谐）”，从世俗角度来看，松尾芭蕉的一生是在不断的失败和失意中度过的。而这一点也让松尾芭蕉深感作为一介凡人的无能为力，成了他看透一切的根源。同时，这也是松尾芭蕉以自然为友、以旅途为栖所的原因所在。
然而，无能为力虽是人的本质，但坚强地在这种本质中活下去，品尝疾病、贫穷、家累之苦，却又出人意料地不失乐观，这便是松尾芭蕉的活法。与西行 所处的时代不同，无论松尾芭蕉居于江户还是云游四方，地主、批发商成立的俳谐沙龙“俳坛”都永远为他敞开大门。临终之际，卧于病榻的松尾芭蕉似有顿悟地慨叹道：“俳谐亦妄执之一也。”但他转而又吟诵道：“旅途罹病，荒原驰骋梦魂萦。”松尾芭蕉至死都无法割舍他对自然和俳谐的留恋。而他的这一苦恼也正彰显了元禄时代的民众不屈不挠的人文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