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 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情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e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 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 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 雅克－拉－布什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也不 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 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所有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叁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 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议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的1869年3月25日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的传单。这 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 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有人为茹尔·法夫尔预期前来伦敦一事进行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这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所有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它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写于1871年4－5月
1871年6月中以单行本形式在伦敦出版，并于1871－1872年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原文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