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后记：我非常奇特地、其实也是偶然地认识了几个人，后来我才从他们那儿知道，他们不仅卷入了这错综复杂的情节，而且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
想必是发生在1984年前后的事了。在慕尼黑。我不写日记。我的时间从来都不特别确切。我想是5月末，当时我以为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一座舒适的别墅。一个惬意的花园掩映在参天大树里。花园里，沿着别墅摆放着一张张桌子。一个好客的女主人。出版商、记者，电影和戏剧界人士，精心安排的文化活动。我一如既往不是混淆这个就是那个。我没把握，这一个是不是我以为的那一个，最终还是另一个。另一个也完全是别的什么人。我吃惊地吓了一位剧院经理一跳，我当年认识那里所有的人，现在却一个也不认识了。我心想着，他以为我要给他看一部剧本；他心想着，我要给他看一部剧本。有一个演员像忘了台词的李尔王似的跑来跑去，失魂落魄：“戏演完了。没有新戏了。”另有一位演员我在电视上常常看到，我以为他是个老相识，而他感到愕然，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一个女士推着一个坐轮椅的老者走进来。优雅，优越，美丽。五十岁左右。我认识她，可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矜持地向我问好，用“你”相称，叫我“马克斯”。她认错人了。大笑。她向我致歉。我受宠若惊。她改用“您”与我说话。我问老者是谁？她父亲。一定高寿了吧。快一百岁了。弱不禁风。极其富有活力。面色红润。稀疏的白发，修剪过的髭须，保养得当的胡子，半是络腮胡，半是山羊胡。他刚会见过巴伐利亚州州长。谈论了政治？不，谈的是实用科学基金会。不懂。现在没用的科学太多了。明白。她依然在心想着，我认识她，我不认识她。女主人正在与老者说话。与他聊来聊去。笑声不断。老者一定很风趣。我坐在这个似曾相识的熟人与一个意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遗孀之间。我曾在米兰待了一天，认识了这位出版商。那位熟人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她看我不认识她，就不说话了。遗孀对我说起一位我恋爱过的女演员。她跟一个消防员跑了。饭后去了会客厅。电影戏剧界人士都聚集在剧院老板周围。他们的兴趣是艺术。其他人围着轮椅上的老者。他们对现实感兴趣。有位艺术评论家发表了几分钟的致辞，向女主人致谢，将两拨人聚在一起几分钟。他太懂艺术了，无法不贬低现实；也太懂现实，不能不抬高艺术。之后两圈人又分开了。一个圈在谈论博托·施特劳斯，另一个圈在谈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老者对后者有何看法呢。历史学家，不是气象学家。此言何意？历史学家话说得长远。他是形而上哲学家。幻想着能把握住世界的精神。气象学家只敢预言眼前的事。他是科学家，不会幻想着能把握住大气层。这个世界是看不透的。政治能做什么呢？快速的外科手术，然后就是观察偶发效应。他这样说什么意思？有一家康采恩，他自愿为之提供了咨询，却不情愿地掌管了它，它陷入了困境。没有必要进一步去描述它。各种经济关联比大气层还要复杂得多，预言也就更不确切。老者侃侃而谈，声音低，语速快。只是时而能听到假牙轻轻磕碰的声音。杀人或指使杀人其实是出于必要。全场都惊呆了。尴尬。然后又是感动。仿佛老者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毫无疑问，一说就是谋杀，有些失礼。艺术圈也把耳朵伸了过来。看样子，仿佛老者有些骑虎难下了。然而，一个国王和一个百岁老人也可以这样说。“他简直太吸引人了！”传来一位女演员的低语。我看过或觉得看过她演的电视或电影。幕布和银幕把所有的面孔都混成一团了。至少有十个人看上去一模一样。老者让人给自己倒上杯香槟酒。啜饮着。这时来了一位导演兼演员，我与他是老朋友了。瑞士人，一种失去了土地的俄罗斯爵爷的气派，习惯于与农奴们相处。身材高大富态，胡须整齐，刻意穿得比较随便。吻了吻女主人的手，发现客人们都很激动。他开心地扫视过人群，以他特有的、暖人心头的风度问候道：“你好，州议员先生，你好，海伦娜。”又向我招招手，挺友善的。他接着说：“我看州议员先生正要讲述他的故事。美妙极了。”说完，也倒上一杯香槟坐下。老者继续说下去。他身上弥漫出一种攫取了所有人的权威。其原因并非是他说什么，而是他怎样说。因此，想要以他的方式再现他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的。当他直言不讳地讲起了凶杀时，女主人恐怕会谅解的。有人问他政治能起什么作用。他大概接着说，政治和经济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即权力政治原则。这也适用于战争。尤其是经济，它是战争的继续，只是采用另一些手段而已。就像国与国之间会发生战争一样，企业和企业之间也会发生战争。一个康采恩内部的权力之争与内战一脉相承。人们总是面对着不是把他人排挤在权力之外就是被他人从权力中排挤出去的必然，比比皆是。这时，一个快速的外科手术就必不可少，然后再观察它到底成功与否。坦诚地说，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才需要通过一场谋杀得到解决。谋杀其实是毫无作用的方式。恐怖行径只能在世界格局表面搅起涟漪。他的谋杀是必要的。然而问题并不是谋杀本身，而是只有谋杀才能解决问题的认识。毫无疑问，他也可以指使人去实施谋杀，一切都可以假借他人之手。可他现在都快一百岁了，还一直自己系鞋带。如果后来还有几次谋杀有必要，那也是自行了结的，上帝在创世时只下过一次手。发起一次就够了。他也觉得问题的解决来得闪电般迅速。他会心一笑。三十多年前，他不得不陪同一位当时既著名又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从一家私人诊所去机场。在诊所里，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裹着厚厚的大衣迷迷糊糊地站在床前。有人要害他，他所推行的遗产税毁了太多的人。他要自卫。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手枪。他要用来去干掉任何一个失去继承权的人。护士喊着救命逃掉了。他又把手枪塞回了衣兜。医生带着两名助手匆忙赶来。这医生是军队中尉，行医粗暴，他诊断说，这个病现在也得在政治家的大脑里了，就是这样，职业上马马虎虎，他又一次给这位先生狠狠地打了镇静剂，然后立刻打发他回家，不然的话，他就会死在这儿。一场短暂的格斗之后，有一位助手被打倒了，这可怜的家伙被扒掉了装有手枪的大衣，他的屁股上——对不起，女士们——扎满了针眼，又被裹在大衣里塞进了老者的劳斯莱斯轿车。于是他就与这位携带武器又发了疯的政治家一同乘车进了城。一个极其美丽的春天夜晚。傍晚时分。快七点钟。他们那儿的人起床早，晚饭也吃得早。当他与这个打盹的金融天才驱车在莱米街向下驶去，看见人们纷纷涌进餐馆时，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个怎样能以世上最巧妙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的可能。“我的上帝！”意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遗孀说，好有趣。老者继续说，那个他必须要清除其在康采恩的影响力的人经常习惯这个时分在一家尽人皆知的酒店用餐。老者喝光了第二杯香槟。他让人停下车，从打着呼噜的部长大衣兜里掏出手枪，走进了餐馆，断定自己没有弄错，那人正好在，他随后开枪打倒他，回到劳斯莱斯车上，把手枪又塞进这位政治家的大衣兜里，将女王陛下这位尊贵的部长送到机场，让他上了一架专机，专机带着生病的部长连同手枪飞回岛国去了。他一回去那个昔日帝国在经济上彻底垮掉了。从文化圈那边不断传来窃笑。女儿保持着诡异庄严的平静。就算她父亲说自己曾掌管过一所集中营，她都不会有什么表情。我们也着魔似地洗耳恭听。就像在听一个老炸弹投手讲故事。他讲述得有趣，甚或逗人，既轻松自如，又冷嘲热讽，这样使得一切变得抽象、不现实。一位出版商迷惑不解地问：“那您呢？”“亲爱的。”他一边回答，一边从一盒粗雪茄里抽出一支（我回想起自己的吸烟岁月，猜测是托珀斯雪茄）。他忘记了两点。一则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圈里，二则是司法。司法必然会以社会圈子为准绳作出判决，不管自觉不自觉，即便它——尤其是面对享有特权的人——有时候习惯于过分粗暴地行事，为了否认它所固有的偏见。可干吗要说这些无聊的呢。他被捕了，被州最高法院判了刑，后来又被陪审法院无罪释放，尽管谋杀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就是这样，必然如此。缺少确凿证据。证人的证词互相矛盾。凶器一直没有找到。谁会在一位部长的衣服口袋里去找呢。人们也无法证实他杀人的动机。对检察官来说，一个康采恩是看不透的。后来发现有一个全国射击冠军恰好也在现场。法庭要传唤他时，他自缢身亡了。你无疑很有运气。当然也有可能确实是这位射击冠军开的枪，就在这个时刻，当时年逾古稀的他突然有了射击的兴致。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那个死者，脑袋栽在配绿豆的罗西尼牛排上，他记得是这样。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其实无关紧要。老者把雪茄点上，他之前有点像个拿着指挥棒的乐队指挥，把雪茄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突然间，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有几个人鼓起掌来。一位肥胖的记者打开窗子朝着夜色笑着说：“一个绝妙的笑话。”大家都深信他是无辜的。我也一样。到底为什么？因为他的魅力？因为他的年纪？真逗人，意大利出版商的德籍遗孀神采奕奕地说。女主人说，生活在书写着这一个个无比离奇的故事。老者的女儿看着我，冷漠而警惕，仿佛她想探个究竟，我到底信不信这个故事。老者抽着他的雪茄，吐出了一个又一个烟圈，我可从来没做到过。他明白，他说，一个被冤枉的人不像杀人凶手那样胆颤心惊，人们为之热烈鼓掌。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杀了人，这就是他的命。我大概也不相信吧，他说着转向我；在我的喜剧中，我立刻会把我的主人公成堆地送上西天。又是一阵大笑声，气氛达到高潮，端来清咖啡，还有白兰地。剩下的就是道德问题了，老者又开口说。他凝视着雪茄烟灰，没有掸掉它，而是小心地让烟灰越来越长。突然间他判若两人。不再是个百岁老人，而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人。不管他是杀了人还是只有杀人的念头，他说，从道德上讲，关键在于动机，不在于具体实施。然而，如果一种行为并不符合社会表面上遵循的一般法则，道德问题毕竟是对一种行为辩护的问题，因为这个行为不符合一个社会所谓以此为准绳的普遍准则。这样一来，辩护就落入了辩证法的范畴。辩证法可以为一切辩护，所以也是道德的。因此，他认为任何辩护都是不伦不类的。夸张地说，每个道德都是不道德的。他只能说出这样的理由，他是为了一个康采恩的利益行动的，可尽管如此，它还是倒闭了，于是他那美妙的谋杀也就没有了任何用处，不管凶手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所以，要问政治上能达到什么，他现在可以这样回答：如果说只是通过偶然事件，也就是偶然实现了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你想要实现的东西的反面。说完他就要告辞了，但愿这个尊敬的女主人能恩准他走；但愿他的女儿海伦娜送他去“四季饭店”。女儿把他推出门，不屑再看我一眼。我觉得他的故事是杜撰的。谁会这样杀人呢。但不可忽视的是，老者曾经有权有势，而且很有影响力，要不施特劳斯怎么能会见他呢。我认为他是一个经济界领导人，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但要讲述交易所的内幕，那可比谋杀更复杂，所以他就大谈一桩杜撰的谋杀案，因为他从中可以确信，与交易投机不同，人们是不会相信他的。上了出租车后，我就把他的故事忘到了脑后，只是寻味着他归属于道德范畴的辩证法，并且突然想起了他的名字：柯勒，伊萨克·柯勒。在一次参加话剧院朋友的宴会时，我就坐在他对面。旁边就是他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年前了。我也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而庆贺呢。没完没了的致辞。柯勒当时看上去活力十足，皮肤晒得黝黑。他女儿说，他刚环游世界归来。
之后的夏天，也许是初秋时节。一位熟人的父亲去世了，是个史提西-莫西女士。大约十五年前，她曾是我家的雇员。她告诉我说，她父亲的庄园要卖掉。我知道这庄园，有年头了，残破不堪。我决定买下它。景色宜人。下面就是史提西山谷，史提西牧场，再过去就是弗洛廷根和阿尔卑斯山高地。农庄后面是悬崖绝壁。村庄就是个小山沟，还没有坐落在真正的阿尔卑斯山里。老房子。有座小礼拜堂。弗洛廷根的牧师偶尔在这里布道。还有一家小旅馆。好奇怪，这年头还有与世隔绝的村子。我要与那个说情人讨价还价，村里的人就这么称呼律师。他住在“卢恩伯格”小旅馆的一间客房里，就在旅馆客厅里处理他的事物。处在充当听众的村民们之中。他看上去更像个乡村法官，当我到达时，他正在调解一场斗殴。一个农夫包着头上的伤口骂骂咧咧地走开了。事后再来描写这说情人有些难。大概不到五十岁。他也可能年轻得多。酗酒成性。喝一种名为“白滋”的烧酒，别的地方管这酒叫果子酒。他显得驼背，实则不然。阴郁易怒。脸面浮肿，并非不体面。一双水蓝色的眼睛布满红丝。大半时候很滑头，常常浑浑噩噩。他想方设法欺骗我，要的价钱是当年的熟人指点的两倍。他说了好些繁琐的故事，与史提西牧场当地议员打交道是多么困难。他胡诌了很多不成文的法律。他说那庄园闹鬼，那个史提西-莫西农夫上吊了。每个史提西-莫西农夫都是上吊死的。农夫们都公然恬不知耻地洗耳恭听。当他说起上吊自杀的农夫时，他们模仿着上吊自杀的样子，把右手举过头顶，仿佛他们牵着一根绳子，眼睛翻白，吐出舌头。我弄明白了，说情人不是想骗我，而是想阻止我买庄园——后来他反而又去欺骗我当年的女雇员的家人。他把庄园贱卖给了一个姓史提西-苏特林的。他发现我对庄园越来越没兴趣了，与其说因为他的借口，倒不如说因为乡民的敌意，于是就变得和蔼可亲。当然他已经喝醉了，但不讨厌。恰恰相反，他变得风趣了，尽管有些尖刻。他开始讲述。农夫们都围上来。他们鼓励他讲述。显然他们很熟悉他的故事。他们聆听着他讲述，就像聆听着一个讲童话的人。他声称自己曾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中一位著名律师。用他的话说，臭名昭著。他挣了很多钱。与大银行分享，与城里的富家分享。然而，他最亲密的客户却是妓女。用他的话说，“他的婊子们”。他讲了无数的笑话，尤其是一个所谓“兰花-诺尔蒂”。他的绝大部分笑话我都认为是瞎编的，然而我被吸引住了。
与其说我被这些故事倒不如说被包装在其中的社会批判吸引住了。批判有点无政府主义色彩。它不符合事实，只符合他的想象。他沉醉在一个有关谋杀案审判的新故事里。他模仿着被告，模仿着五位法官。农夫们开怀大笑。他作为辩护律师打赢了官司。随后他发现，那个被无罪释放的人原来是凶手。这人是政府议员，把说情人以及五位法官都给耍了。农夫们欢呼起来，也喝起了白滋酒。显然他们已经多次听了这个故事，而且百听不厌。他们一再催促说情人继续讲下去。他半推半就，有人给他倒上酒，他指着我，认为我可能不感兴趣吧，人们给我也倒上白滋酒。哪里呢，我饶有兴趣。说情人讲起了他如何竭尽全力想要再审这个案子，但政府，最终还有联邦法院阻挠这样做。议员总归是议员啊。每一个司法障碍，每一次刁难都会引发一阵哄笑。在我们自由的瑞士就是这样，一个农夫叫着，又要了一瓶白滋酒。后来他就单枪匹马地行动了，说情人说。他一直等着，直到那议员环游世界归来。他从媒体上获悉了他抵达的时间。然后他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警长。警长让人封锁了机场，可是说情人却打扮成清洁女工跟着一群清洁工混进了机场，在可以打开的假胸里藏了一把手枪。有个警察摸了摸他的假胸，说情人尖叫起来，有人要强暴他。警长向他道歉，并把那个警察关进了机场禁闭室。农夫们拍腿欢呼。说情人又讲了他如何开枪打死了那个被他辩护释放的凶手。就在去头等舱休息室的路上。这议员头朝下栽倒在垃圾桶里。就像退尔与盖斯勒狭路相逢一样，他把那个“狗东西”干掉了，一个农夫嚷道。其他农夫报以热烈的掌声。热闹非凡。这才叫正义。说情人表演着自己被捕的情景。描述着警长怎样撕下了他的假胸。爬上桌子。当着五个为被害人无辜开脱而现在不得不释放其凶手的法官的面发表辩护辞。由于他对法官们说“见鬼去吧，司法”，便成了史提西山谷里的说情人。说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里。一个农夫站了起来，左手拿着半瓶白滋酒，拍拍说情人的肩膀说，他自己姓史提西-史提西，而说情人虽是史提西山谷里唯一的外姓，却是个地地道道的瑞士人。说完，他一口气喝干了瓶子里的酒，倒在桌上，打起了呼噜。其他人则高唱起已经被废除的国歌第一段：“瑞士万寿无疆，儿女茁壮成长，像圣雅各之战，争赴疆场。”这个故事我反正觉得有点耳熟。我还想知道一些细节，可说情人已经醉得无法对话了。几个农夫咄咄逼人地站起来，而另外几个已经唱到了第二段的结尾：“巍巍阿尔卑斯，天然屏障雄峙，上帝所赐。我们挺立崖巅，临危难，脸不变，从容不迫地死，以哭为耻。”我同情说情人，他从明星律师变成了一个颓丧的偏远山村律师。他犯了凶案，赢了自己的官司，但谋杀却毁了他。我放弃了购买庄园的想法。我要走了，史提西山谷不欢迎城里来的人；由于他们从车牌上看出了我来自纳沙泰尔，就觉得我反正是个另类，虽然我跟他们说着完全一样的语言，只是不那么爱唱而已。我离开了小旅馆。“早晨天空放金光，照得我们亮堂堂，神在一片红光中下降。祈求上帝，委身于上帝吧，每当阿尔卑斯山闪耀红光。因为你们都懂得，因为你们都懂得，神就住在这块土地上。”歌声从我身后传过来。他们转而唱起了新国歌。
后来又忘得一干二净了。坐轮椅的老者、他女儿、史提西牧场旅馆中醉醺醺的杀人犯和周围醉醺醺的农夫，都沉入下意识之中。买不成庄园的怒气掩盖了这一切。我想买那庄园并非心血来潮。我需要换换环境。回来后，我开始进行调整，清掉了四十年来书写积累起来的破烂。大堆未经处理的信件、付了钱从来看都没看过一眼的账单、一些我从不知道的结算通知、堆积如山的修改稿、改个没完没了的手稿、残片、照片、草图、漫画，一片地地道道的狼藉，一部分必然变得井然有序，一部分必须被彻底清除。未读的手稿堆积成山，淹没在多年来未加处理的邮件的史前洪水里，我随手翻开一部。司法。扔掉这破玩意儿。要扔掉时，我的目光落在手稿的第一页，看到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这个名字。我又把手稿从塑料袋里捡回来。这是一位H博士从苏黎世寄来的，可是我从不读别人寄来的手稿。我对文学不感兴趣，我自己就是干这事的。H博士。我记起来了。库尔。1957年。一次报告会后。在一家酒店里。我去酒吧，想再喝杯威士忌。那儿除了半老的女招待，只有一个客人，还没等我坐下，他就来自报家门。他就是H博士，当年的苏黎世州警察局警长，一个身材高大肥胖的人，穿着过时，背心上横挂着一条金表链，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样打扮了。虽然他年事已高，蓬乱的头发依然黑油油的，髭须浓密。他坐在吧台前一个高凳上，喝着红酒，抽着巴伊亚诺雪茄，直接呼唤女招待的名字。他声音洪亮，动作灵活，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让我又喜欢又害怕。第二天早上，他开车带我同去苏黎世。我翻看着手稿。它是用打字机打的。标题上方有一行手写字：“随您处置。”我开始读这份手稿。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作者是个律师，驾驭不了素材。现实不时地干扰着他。结尾时，他描述了最重要的东西，然后突然没了时间。他写得太匆忙。总的来说更多是一篇平庸之作。有些情节也让我困惑，比如一些章节的标题：让秩序变成混乱的尝试。还有一些人名：尼科德穆斯·莫尔奇是谁，达芙妮·米勒是谁，伊尔瑟·弗洛伊德又是谁？谁会保留着一支花园侏儒队伍呢？警长不是曾经告诉我说他爱读让·保尔吗？我无法再问警长了。他已经死了，1970年。我接着又读警长寄手稿时附上的信：“从史提西-卢平的葬礼上回来。只有莫克在场。事后与他在‘剧院酒店’吃饭，有鹅肝汤、罗西尼牛排配绿豆。之后为莫克找了很久助听器。女招待把它跟餐盘一起收走了。要说我们那个正义狂人吧，他最终还是成功地混进了机场。混在一群清洁工里。他也开了枪，枪响时他吓得一头栽进了垃圾桶。所幸柯勒什么也没察觉，因为那时一架四引擎飞机正要起飞。反正刺客是不可能造成任何损害。他搞错了。我毕竟详细地描述过那旧货商。长号里的子弹其实是精心准备的空弹。事后不知该拿这位正义狂人怎么办。他完了。我不想把他交给司法。史提西-卢平（见上）关照了他，给他找了个差使。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您的H博士，前警长。”我打电话到史提西牧场，卢恩伯格旅馆的老板接的电话。我要找说情人。死了。上星期“埋掉了”。他叫什么呢？叫什么？就叫说情人。埋在哪儿了？想是弗洛廷根吧。我开车前去。公墓坐落在村外。有一道石墙围着。一扇铸铁大门。天好冷。那年我第一次感觉到冬天已经来临。对我来说，公墓有种熟悉的东西。我小时候就在一座公墓里玩过。它很有个性。每个死者都有自己的坟墓、墓碑、铸铁十字架、底座、石柱，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天使，在一个名叫克里斯特里·摩泽尔的墓碑上。然而弗洛廷根的公墓却很现代化，是十年前由地方议会决定建造的。十年前死去的人已经尸骨不存，因为公墓的土地有限且不能再扩展——土地价格太高了——，所以只允许死者在家乡的土地里躺十年。然后就进入永恒之境了。可是这十年里死者必须笔直地躺着。每个人的墓都一样，摆着一样的花，竖着同样的墓碑，墓碑上也刻着同样的字体。死者们就这样一排排地躺着，我找的那个人也一样。活着时乱七八糟，死后则井然有序。最后一个，位于一个还空着的墓旁。墓碑已经立好，花也摆上了（紫菀、菊花）。墓碑上写着：
菲利克斯·施派特，说情人，1930—1984。
我在家又读了一遍手稿。这一定是照着原始手稿打下来的。尽管警长可能给其中添加了一些诗意，但手稿仍是原汁原味的。要说施派特的讲述吧，他在史提西山谷自我炫耀说身背着一桩他没有犯过的谋杀案。而柯勒在慕尼黑则把他犯下的谋杀罪名推到了那个他想借被害人要除掉的人身上。我将手稿复印了一份。我在电话簿里找到了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地址。我把复印件寄给他。几天后，我收到海伦娜·柯勒的一封信。她请求我前往她那里。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走开。我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便踏进了柯勒的宅邸。
当我从铸铁大门迎着别墅走去时，觉得仿佛走进了手稿之中，仿佛手稿在评述我。大自然散发着财富的气息。茂盛的十月植物也毫不逊色。一路上树木十分壮观。几乎依然是一片夏日的景象。没有热风。一片片精心修剪的树篱和灌木丛。一尊尊长满青苔的雕像。一个个赤裸裸的大胡子神祇裸露着青春的屁股和腿肚子。一个个平静的池塘。一对神气十足的孔雀。一切都寂静又奇幻。只能听见寥寥几声鸟鸣。房子包裹在野葡萄、常春藤和玫瑰丛中，有很多山墙，又大又宽敞。里面舒适又轻松。古董家具，价值连城。墙上挂着印象派名画。晚期的荷兰古画（一位年迈的女佣领着我）。我要在伊萨克·柯勒博士的书房等着。这房间很宽敞，洒满金色的阳光。通过一个双扇门可以进入花园。门边两扇大窗户几乎一直开到地面。珍贵的木地板。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深深的皮椅。墙上没挂画，只有一排排的书，直到天花板上。全都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著作，相当可观的藏书。在一个宽阔的角落上摆着台球桌，上面有四只球。穿过打开的门，年迈的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坐着轮椅进来了，显得更加柔弱，更加透明，简直像个幽灵。他好像没有看见我。他把轮椅弄到台球桌边。令我吃惊的是，他走下轮椅，开始打台球。海伦娜从后面一扇门里走出来。充满活力，穿着蓝色牛仔裤、真丝衬衫和手工针织的外衣，上有红、蓝、黄色三个大方块图案。她将一根手指放在嘴边。我明白了。我跟随着她。一间宽敞的会客室。又是一扇打开的玻璃门。我们坐在露台上，头上有把遮阳伞。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坐在户外。古老的藤椅，茶几上铺着一方青石。草坪上有一台割草机。初秋的几堆落叶。孔雀在其间漫步。她说自己正在花园中劳作。有个小伙子在后面的园子里一边翻地，一边吹着口哨。他们必须得把孔雀弄走。邻居们不断地投诉。他们已经投诉了半个世纪。但她父亲喜欢孔雀。她相信就是为了惹恼邻居们。他干脆让孔雀叫个不停。也不管警察时不时找上门来。孔雀的叫声是人们所能听到的最难听的声音。周边的房子因为孔雀而失去价值。土地价格低落。她父亲买断了一切。邻居们再也不敢投诉了。然后，她给我倒上茶。你父亲是个可怕的人，我说。也许吧，她说。她读没读过那手稿？浏览了一遍，她回答。施派特爱过你，我说，他不好意思写这些。你也爱过他。善良的施派特，她说，他唯一爱过的人是达芙妮，把她写得最生动。而对她海伦娜的爱，他不过是想象而已。他是想象而已，我直言道。善良的施派特十四天前死了，在史提西山谷。“茶凉了。”她说着从露台把杯里的茶泼到落着黄叶的草坪上，正泼在小伙子脚前，他调皮地吹着口哨跑过去。
然后，孔雀叫了起来。这个时候它们一般不叫的，她说，它们马上就不叫了。可是孔雀并没有停下。我们最好还是进去吧，她说。于是我们进屋，关上对开门，坐在安乐椅上，中间是张小牌桌。白兰地？好的。她斟上酒。孔雀又在外面继续叫着，单调、吓人。幸好父亲听不见这畜牲叫了，她说，接着问我有没有读过与莫妮卡·施台尔曼那一段。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答道。她自己也曾被请到她那里做客，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海伦娜说，那时她还不满十八岁，跟这座城里所有人一样，以为达芙妮就是莫妮卡·施台尔曼。对她又羡慕又嫉妒，还有些为贝诺吃醋，因为他对她敬而远之。然而，当时谁没受过他的诱惑呢，能跟贝诺睡在一起是时尚，就像能跟莫妮卡·施台尔曼睡在一起一样。尽管人们都相信这两人会结婚，也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她，海伦娜是柯勒的女儿，是碰不得的。于是贝诺就躲开了她。可她接受施台尔曼邀请时一点也没多想，更多是暗暗地希望能在那儿遇见贝诺，她多么迷恋他啊。饭后喝咖啡时，她把这事告诉了父亲。是不是请她去奥罗拉街，父亲问，伸手去拿马克白兰地；他在家总喝马克。去“蒙利普斯”，她说，还没有人被邀请到那儿哩。不对，父亲回答她说，到现在为止，只有吕德维茨和他应邀去过那里。他能不能给她一个建议呢？她不听任何建议，她倔强地说。她可别接受这邀请，她父亲说着把酒喝干了，这就是他的建议。可她还是去了。她蹬着自行车穿过了瓦格纳直坡，把车靠在铁栅栏上，按了按大门口的门铃，她接着说。她感到很吃惊，一点动静也没有。然后她发现大栅栏门并没有上锁。她打开大门走进花园。可她刚一进去，就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攫取了，想转身回去，但大门已经无法打开。如果说她先前讲述时犹犹豫豫的话，那么从此刻起，她说起话来，仿佛所发生的一切并非发生在她身上，而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按照她的说法，从这一刻起，她就意识到她已经被诱入了一个陷阱里。这个荒芜的花园笼罩在晚霞强烈的反光中，一道红光，她觉得十分险恶。她不由自主地迎着看不见的别墅向上走去。砾石在脚下作响。然后她看见路旁有一个花园侏儒，然后是三个，随之有许多侏儒从未剪的草丛中向外探望，被覆盖在羽扇豆和翠雀草之中，掩映在波斯菊下面。尽管它们的脸胖乎乎的，但在晚霞中显得邪恶。尤其当她发现树上也有叼着烟斗的侏儒冲着下面狞笑，她感到一阵恶心，快步从侏儒旁边走过去，直到来到一些脑袋硕大、几乎秃顶、没有长胡子的侏儒面前，一些用彩陶塑成的形象，比其他花园侏儒高大一些，大约有四岁孩子高低。她不敢从它们身边走过，发现这些侏儒中有一个在向她眨眼。她惊恐地瞪着这个形象。它开始狞笑起来。她一路上坡跑过花园，穿过一排排猥琐的侏儒，直跑到一片没有侏儒的草地上。那是一个平缓的斜坡，可以看到上面的别墅了。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停在那里。她看看身后，希望她弄错了。一切不过是场噩梦。这时，她又看见那个狞笑着的侏儒迈着摇摇晃晃的小步向她走来。她向上朝着别墅奔去。她快速穿过敞开的大门。她听见身后有一阵碎步小跑的声音。她穿过一个前厅，然后又是一个大厅，尽管是夏天，壁炉噼噼啪啪在燃烧，一切空空如也，只有小步奔跑的声音尾随着她。她来到一个小房间里，用力撞上门，插上锁，环顾四周。只有她一个人。墙上贴满贝诺的照片。她扑倒在皮沙发上。一股奇怪的甜香味。她失去了知觉。后来她苏醒了，她继续讲述着。四个赤裸的大汉紧紧抱着她。他们都是光头，散发着刺鼻的橄榄油味。他们滑溜溜的像鱼一样。她一切都再也记不清了。她反抗，有人在大笑。然后她的双腿被强行掰开了。温特教授出现了，一丝不挂，大腹便便。在这个淫荡好色之徒上方，她看见了那个尾随着她的花园侏儒。她就蹲在柜子顶上。这时她才明白过来，那不是花园侏儒，而是一个女性怪物，她正从柜子顶上向下张望。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只是遵从了这个长着成年人的大秃脑袋和四岁孩子身躯的怪物的意愿。她把她赶进了别墅，为了在她海伦娜的身上实现在她身上无法实现的东西；她梦寐以求要在自己身上实现的东西。当温特强暴她，贝诺和达芙妮也轮流扑到她身上时，海伦娜被快感这唯一的武器征服了。她叫啊叫啊，她越是快活得难以言表，怪物的目光就越痛苦。怪物浑身颤抖，目光中投射出无穷无尽的嫉恨，仿佛被排除在海伦娜所感受到的快感之外的不幸所震撼了她。遵照她的命令，她的畜生们强奸了她。最后，怪物一边十分恐惧地大喊道：“停止！”一边啜泣起来。海伦娜被放开了，怪物被抱走了，她孤零零地呆在房间里。她收拢起自己的衣服。大厅的壁炉里还有火光。然后她摸索着走出了前厅，穿过漆黑的花园，来到大门前。大门未上锁，她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讲述。她骑车回家了。
她沉默不语。她后来问我是不是吓着了。“没有，”我说，“不过最好再来点白兰地。”她给我和她都斟上酒。回家以后，她说，父亲还在书房里。爬在写字台前。他几乎看都没看她一眼。她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听完后走向台球桌，开始打球。你还想怎样，他问。报仇，她回答。“忘掉这一切吧。”她父亲说。但她坚持要报仇。他停止打球，注视着她。他劝过她别去，可她还是去了。她的事。没有什么建议是必须遵从的，否则那就是命令了。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没什么大不了。你必须摆脱掉已经发生的事，谁永远无法忘却，那他就是与时代倒行逆施，最终会被碾得粉身碎骨。可我就是要报仇，她答道。“孩子。”父亲说，他只这么叫过她一回。他所说过的，也只是建议而已。她要报仇，好吧，仇是要报的。他的事。说完，他把四只球摆上台球桌，打了一杆，只一杆，先是把一只球打得撞到台边，又滚了回来，把另一只球撞进“袋子”里。温特，她父亲说，这时又一只球也落进球袋里，贝诺，还有达芙妮。当他说到施台尔曼时，台面空了。还有她？她问。她是球杆，他答道。他只用她一次。对他们怎么办，她问。“他们会死。”他回答。按照他定下的顺序，一个接一个死去。他让她去睡觉，他还要工作。
后来，我们正喝第三杯白兰地，她又接着这个对话。旁边房间里传来了台球的撞击声。她觉得这次对话更加可怕地留在她的记忆里，比之前发生在“蒙利普斯”的事更甚。她在房间里关了灯，在无尽的黑暗里，久久地望那一个个冷酷的星辰；它们毫不在乎，在我们这个呈现为不可名状的尘世虚妄的地球上存在不存在生命，更何况人的命运呢。这时，她心头顿生怀疑，父亲恐怕希望她前去，并料到她的好奇心会诱惑她。可那女矮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她呢？污辱她是针对她，还是她父亲？如果是针对她父亲的，为什么他一开始劝她不要报仇呢？他只想考虑要不要应对这场争斗？可争斗什么呢？谁与谁争斗呢？父亲津津乐道的那家砖瓦托拉斯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些远远更加重要的托拉斯；他时而也谈起未来属于其的硅树脂。虽然她问过所有的人，大家都说搞不明白她父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切让她惴惴不安。是不是他与吕德维茨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是不是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不过是施台尔曼发给父亲的信号，她再也无法容忍他的干预？
我思忖着她给我讲述的一切。我有一事不明，我说，她父亲在慕尼黑讲述了他的谋杀，好吧，他说出了一个假动机，可他是在“剧院酒店”前才起了这个念头，他可以用部长的手枪——不，这根本就不可能。海伦娜警惕地看着我。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不错，她说，她父亲没有说出真相。谋杀是他们俩商量好的，可怜的施派特猜中了。她父亲用自己的手枪打死了温特，又将凶器塞进了部长的大衣里。她随后在飞机上又从大衣袋里掏出手枪，到了伦敦后扔进泰晤士河。部长没有乘坐瑞士航空班机回伦敦，我打断她的话。史提西-卢平的反驳有道理，她说。但他不可能知道，遵照部长的愿望，她作为他的陪同一起飞到了伦敦。为了这个目的，她才一再去诊所看望过他。她沉默了，我注视着她。她经历了她的人生，我经历了我的人生。“施派特呢？”我问。她没有回避我的目光。我将自己与施派特的邂逅讲给她，她仔细听着。施派特看错了我，她平静地说，我同样也会看错她。那天夜里之后没几周，她就与温特有了私情，然后是贝诺，因此出现了贝诺与温特、达芙妮与贝诺的冲突，以及她与施台尔曼的决裂。至于她此间还跟什么人上过床，都无关紧要。跟所有人吧，这是最确切的说法。她自己也说不明白。她总是试图理性地解释一些不理性的东西，然而她的行为却强于她的理智。也许她所说的一切不过是为她在“蒙利普斯”所迸发出来的天性寻找借口；也许她一直盼望着再被强暴，因为人只有在遭到强暴时才是真正自由的：也不受自己意愿的约束。可这同样只是一种解释。她觉得自己不过是父亲的一个工具，这种可怕的感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所有他在打台球时提到的人，都按照之前所说的相继丧命了，最后一个是施台尔曼。两年前。她听他的建议进入了军火交易，特鲁格股份公司因此垮掉了。后来，人们发现她死在自己在希腊的一个岛上。她的四个贴身保镖被子弹打成了筛子。施台尔曼的尸体半年后才找到，头朝下挂在一棵橄榄树上。我看没看到这个消息？我对这名字完全没印象，我答道。海伦娜说，施台尔曼失踪的消息见报后，她在父亲桌上发现了一封电报，只有一行数字：1171953。要是把它当成日期来读，就是她遭到强奸的那天。如果杀人是父亲指使的，那么执行者是谁，这人背后还有谁，背后的背后又是谁呢？施台尔曼之死是否意味着一场经济战争的结束？这种作为权力争夺的经济战争到底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东西呢？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说。
“我们回到施派特吧”，我说，如果她不介意的话。不介意，她说。施派特接受她父亲的委托时，她曾希望他能发现背后的秘密。背后有什么秘密？背后是谁唆使父亲去杀人的，那就是她。不太合乎逻辑，我说。为什么？她问，是她唆使父亲这样干的，她本来可以选择。她在兜圈子，我断言说，她先是将一切罪责归于父亲，现在又归于自己。他们俩都有罪，她说。这一切简直就是疯狂，我说。她疯了，她回答。继续讲吧，我要求道。她依然泰然自若。她父亲被无罪释放了，他出门旅行了，施派特辱骂了她，几乎说中了真相。这时，她去找警长，向他坦白了一切。这意味着什么，我问。坦白了，一切都坦白了，她重复道。然后呢？我问。她沉默了。然后她说，警长也只是问一下，怎么回事呢？他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说，死案一个。贝诺已经自杀了，事后要断定是谁开的枪，甚或要搜遍泰晤士河寻找那把枪，怎么可能呢。在有些案子中，司法失去了意义，纯粹成了摆设。她走她的人，他会忘记她所讲述的。为什么她父亲一次也没有提到施派特，我问。他把这人忘了。也包括史提西-卢平，我说。真奇怪，她说，她父亲幻想着是贝诺，而不是他杀了温特。只有她一个人知道父亲就是凶手。她到底是不是确切地知道怎么回事呢，我问，虽然不大可能，但的确也许是贝诺吧。她摇摇头。是她父亲。她检查过那把她从部长衣袋里拿出来的手枪，还在家里亲手给它装上了子弹。
她为什么要把这一切告诉我呢，我问。她吃惊地看着我。我又到底为什么把手稿寄给她呢？不就是为了弄清真相吗？我是个作家，不关心别人的真相，只关心自己的。对我来说，这关系到写一部小说，没有别的目的。一旦这本书出版了，上面将会写上我的名字，而不是施派特。至于手稿到底是施派特的还是我的，只有我心知肚明。我声称它是从警长那儿得来的。她也认识那个夸夸其谈的老家伙，他常来他们家里做客，把什么不该对外人讲的话都往外说。他也会在我这儿这样做的。然而，如果我要利用她，那么我可别把她描写成像歌德笔下一个彻头彻尾欠揍的女人，她们是那样无聊，除了菲利娜，在这位老先生创造的所有形象中，他只情愿跟这一个睡觉。然后，她呆呆地盯着前方。小园丁吹着口哨从窗前走过。我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我起身告辞。老人还一直在书房里打台球。台边球。
差四分两点。我来到书房前。当我布置这书房时，还能从这儿看到湖呢。可现在视线都被树木挡住了。我不得不伐掉其中几株，我搬来时它们还没有长出来。真可悲，不得不伐树，你在谋杀它们。橡树已经长得高大茂盛。看到这些树木，让我感觉到了时间，我的时间。与我仰望天空时感觉到的不一样。怀着某种遗憾，我已经看见了昴星团、金牛座、五车二星，一些冬天的星星，可现在还是夏天啊。这是个信号，再过三分之一年，又会老去一岁。客观的时间在天上流逝，一个年近六十五岁的人可测的时间；它伴随着树木和我一起主观地迎着死亡，不再是可测的，而只能感觉到。可是地球是怎么感知时间的呢？我望着夜晚的湖面，除了人类对它的破坏，它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地球感觉自己多老了？客观上？非常古老？四十五亿岁？或者它主观上感觉自己正当盛年，因为还要经过七十亿年，它才会被太阳烤干？或者，它在闪电般的速度中感觉时间，感觉自己是一股难以抑制的狂热力量，它把自己加热凝聚，崩裂大陆，抬高山脉，堆叠地层，将海水冲上陆地，我们在坚实的大地上的漫游其实只是走动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地面上，它随时可能裂开，将我们吞噬？人类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尽可能客观地测量了它，将它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还在期盼着更新的时代来临。是的，还有更加精细的时间划分，比如在东方的遗迹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希腊人时代，恺撒和基督与之相连，接着是信仰时代，文艺复兴欢快地宣告了宗教改革时代的到来，之后便是理性不断张扬的年代，一发不可收，直到今天理性仍在高涨，它涨啊涨啊，我们可别小气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奥斯维辛是几个插曲，卓别林的声名盖过了希特勒，相信斯大林的只有阿尔巴尼亚人，四十年的和平，可不是哪儿都有的。坦诚地说，其实只存在于超级大国之间，存在于欧洲，总体上也存在于太平洋地区，包括通过广岛和长崎洗刷了罪过的日本，甚至中国也向旅行社开放了。然而，这种和平是怎样经历它的时间呢？它在哪儿又可以如此称道的时间呢？对和平来说，时间会停滞吗？如果是这样，和平能不能与它一起从头开始呢？时间会从和平身边溜走吗？它甚至会像暴风一样掠过和平，像龙卷风一样，把汽车刮成一团，将火车掀离轨道，把喷气式飞机甩到山峰上，把城市烧成焦土？我们这四十年可测量的和平时间客观上是怎样流逝的？在这个时间里，一场人们不停地为之武装的真正的战争似乎越来越不可想象，但却一直让人提心吊胆。为了维护和平时间，几百万人上街游行、打着标语、唱着流行曲祈祷，难道我们的和平时间不是早就拥有了我们昔日称之为战争的形式，因为我们把种种安抚我们的灾难植入我们的和平之中？世界历史在给人类上演着无穷无尽的时间，因为对地球来说，客观地测量，不过是一个短短的插曲，甚至不是这样，是地球一秒之内的插曲，从宇宙来说几乎是无法确定的，几乎连一块难以辨识的擦痕都留不下。多利亚人相信，他们刚一从土地里钻出来，依然跋涉在黏土里，就已经开始彼此袭击：其实我们也是这样争来斗去，不论在和平还是战争年代，几乎还没走出冰河纪，就是男人斗女人，女人斗男人，男人斗男人，女人斗女人，不是被理性而是被本能所引领，本能的发展比理性早了几百万年，其动机难以看透。就这样，我们通过拿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来威慑，来维护我们身体上最可怕的东西，就像大猩猩捶打着我们的胸膛一样，为了震慑另一些大猩猩群。与此同时，我们冒着死于和平的危险，那个我们一心要保卫的和平，在惨死中被灭绝的森林枝叶所掩埋。我疲惫地回到写字台前。回到我的战场，进入我创造物的魔力中，但不是另一个现实，除了那个其时间到了尽头的现实，不是我们这个。它是由我虚构的，我却无法猜出它。我的创造物创造了他们的现实，它是被他们从我的想象中夺走的，因此也是被从我的现实中夺走，被从我创造他们所付出的时间中夺走的。于是，他们也是我们的全部现实的一部分，所有可能中的一种，其中一种我们称之为世界历史，而它也被囊括在我们虚构的范畴中。难道这个只有在我的想象中会变成现实的故事，这个由我书写的、现在离开我的故事比那个世界历史更荒唐？比我们建造城市的土地更经不起地震吗？而上帝呢？我们想想他，难道他会不同于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行动吗？难道施派特没有拒绝委托、去寻找一个不存在的凶手的自由吗？难道他不是非得要找到一个并不存在的凶手，就像人类一样，当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实时，必须找到并不存在的上帝，找到魔鬼？难道魔鬼不是上帝虚构用来为他失败的创造开脱吗？谁是罪人呢？是给予委托的人，还是接受委托的人？是颁发禁令的人，还是无视禁令的人？是颁布法律的人，还是触犯法律的人？是允许自由的人，还是感受自由的人？我们给予自由，我们给予自己自由，我们因为这样的自由而走向毁灭。我离开我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书房，从我的创造物中解脱了。四点半。我第一次看见猎户座出现在天际。它在追踪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