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调查：我更美好的生活很有干劲地开始了。就在第二天，我彻底拥有了新办公室和保时捷，尽管这辆车显然比我预想的要旧，而且车况也不怎么样，林恩哈德所要的价钱也不那么厚道。办公室是当年的奥林匹克击剑冠军、全国射击冠军贝诺博士的。好久以来，他每况愈下。这位英俊的奥林匹亚-海因茨并未讨价还价。建筑商弗里德里一大清早就把我领过去，说贝诺愿意把办公室让给我，月租两千，首付四千。这笔钱我不知道流到谁的口袋里去了，不过我可以立即搬进这办公室，并且不仅可以接手贝诺的全套家具，还有他的女秘书，一个有点萎靡不振的内瑞士女人，却有个外瑞士的名字：伊尔瑟·弗洛伊德，外表犹如法国酒吧女郎。她的头发总是染成不同颜色，人却出乎意料地能干。反正这是一桩肮脏交易，我可看不透。现在帐篷街的前厅和办公室与身份相称了，能看到总也少不了的交通堵塞，办公桌给人信任感，配着整齐的椅子，冲着后院有一间厨房和一间卧房，我把弗莱尔街的沙发床搬到这儿了；我离不开自己的老家当。生意好像一下子兴旺起来了。一桩有利可图的离婚案指日可待，受一个大企业家委托，有望前往加拉加斯（柯勒举荐了我），有几桩遗产纷争要调解，要为一位家具商出庭辩护，还有几项有赚头的纳税申报。我的情绪过于疏忽，过于兴奋，甚至连我已经启动的私家侦探所行动都忘得一干二净。在继续追踪柯勒案子之前，我还想着他们的报告。此间我似乎要比以前更加戒备林恩哈德才对：这人有背景，意图让人捉摸不透，他是柯勒推荐给我的，又过于迫切地想要一起干。他细致入微地进行工作。在“剧院酒店”，他安插了肖恩贝希勒，他最能干的人之一。此人在诺伊马克拥有一幢虽然老旧却很舒适的房子。他让人把屋顶扩建成居室，在那里安置了大功率音响，到处都装着音箱。肖恩贝希勒热爱交响乐。他的理论是（他说什么都一套一套的）：相比其他音乐，交响乐最不强迫人跟着听。放着交响乐，人可以打盹、吃饭、读书、睡觉、谈话等等。音乐在交响乐中自我升华，变得像天神的音乐一样听不着了。他认为音乐厅是个野蛮的地方而拒绝前去，说它把音乐变成了一种崇拜。交响乐只有作背景音乐才是合理的，只有当它是一种“底色”时才是人性的，才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东西。于是他吃炖菜时，才理解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播放勃拉姆斯的音乐时，他则推荐填字游戏，也可以吃维也纳牛排；伴随着布鲁克纳的音乐，则适合打雅斯牌或玩扑克。最好两部交响乐同时播放，他也声称就是这么干的。他知道自己放出的狂响是多么可怕，所以按照一套煞费苦心计算出的体系为房子的另外三家住户确定了租金。音乐房下面的那家最低，住客不需要付钱，只需跟着忍受音乐，几小时布鲁克纳，几小时马勒，几小时肖斯塔科维奇。中间住户房租是普通水平，最底层的那家租金则高得快要负担不起了。肖恩贝希勒是个敏感的人。他的外表并不特别，相反，在外地人眼里，他简直就是模范市民的化身。他穿着讲究，香水洒得合适，从不酗酒，善待世上的一切。至于他的国籍，他自称是列支敦士登人。他总说，他承认这没什么大不了，但他至少用不着羞涩：列支敦士登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没什么过错，不过是印了太多邮票，人们疏忽了它在财政上无伤大雅的过失。在大手大脚过日子的国家中，它是最小的一个。而且一个列支敦士登人也不容易患上自大狂，仅仅因为他是列支敦士登人这个事实就赋予他特殊的价值，如同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那样；他们先验地以为，德国人或法国人是一种更高级的人，属于大国的一员——对一个列支敦士登人来说，差不多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大国，就连瑞士也是——会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心理上带来一个令人担忧的坏处，也就是患上某种关联痴呆症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一个国家的规模而增大。他习惯以老鼠为例来解释这个观点：一只老鼠，当它独自待着时，它只会当自己是老鼠。一旦它知道自己身处百万只老鼠中间，就会觉得自己是只猫，而身处亿万只老鼠中间，它就会把自己当成大象。最危险的是五千万只老鼠民族（五千万是一个数量级）。老鼠民族虽然都认为自己是猫，但它们更乐意当大象。这种过度的自大狂不仅对直接相关的老鼠们来说是危险的，而且对整个老鼠世界都是危险的。然而，他将“老鼠数量”与由此造成的自大狂之间的关系称之为“肖恩贝希勒定律”。他自称职业是作家，这之所以让人吃惊，因为他既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也从未写过什么东西。他对此并不否认，干脆将自己称为“潜在的作家”。他从不羞于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写东西。他时而会声称，写作始于“名称的意义”，这是写作最基础的诗学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就是道德，道德立足于对真实的热爱中。如果你仔细考虑一下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你就会明白，比如说一个标题，“拉奥尔·肖恩贝希勒诗歌”，恐怕会仅仅因为想象这种诗歌必须像美丽的小溪一样潺潺流动而变得不可能。当然，人们可以反驳说，肖恩贝希勒这个名字必须更改，可这样一来就与热爱真实的原则发生冲突。肖恩贝希勒出现在哪儿，哪儿就会令人发笑。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在那一个个饭馆里，有许多人靠他过活。他让人记账，饭馆每个月给他寄一次账单，加起来的数目一定很可观。他的收入状况谁也弄不清楚。他声称享有列支敦士登国家高额奖学金，这当然不可能是真的。有人说他是某些橡胶制品的总代理。此外不可忽视的是，他知识渊博，他的判断既犀利又缜密。（也许他不写作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仅仅出于懒惰，也许这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见解：与那些写作的人不同，最好是什么都不写。）他最出名的本事就是跟谁都能说上话，更何况我们的民众缺少这种艺术天赋，而肖恩贝希勒则出类拔萃。逸闻趣事比比皆是，传说一个接一个。据说在一次打赌中（警长也严肃认真地说过），他跟旁边桌上正与几位州政府成员共进下午茶的一位联邦议员搭上了话，无休无止地谈论起我国与列支敦士登的关系，结果让这位高级官员错过了开往伯尔尼的快车。有可能。可话说回来，那些州议员通常也不是那样可以令人信赖的。再说，人们并不认为肖恩贝希勒人不好，可大家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是林恩哈德的特工。这事传开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震惊，肖恩贝希勒就离开了我们的城市，带着他的唱片收藏跑到法国南部去了，这让我们的市民感到惋惜。就在不久前还有人挥着拳头威胁我，幸亏我当时跟鲁奇在一起。如今，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物，肖恩贝希勒，有一天出现在了“剧院酒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他平时很少在那儿露面。他坐在一张桌边，在那儿待了一整天。第二天上午他又来了，就这样过了一周，与所有的人都攀谈，跟领班和女招待成了朋友。然后他就消失了，又只在那些大众小酒馆里露面。这似乎只是一段插曲。其实肖恩贝希勒对重要证人都重新进行了审问。有关后续的调查，林恩哈德用了弗西廷，这人是林恩哈德在塔拉克的侦探所里雇佣的臭名昭著的家伙之一，当时我还不认识他——，现在才认识了（在“摩纳哥酒吧”）。弗西廷是个不可信的、惹人讨厌的家伙，谁都不会否认，连林恩哈德也一样。警察同样如此，他们已经逮捕过弗西廷好几次了（因为贩卖毒品），但又在调查一些案子时需要他。弗西廷是个密探，精通本行，熟悉环境。有可能，他有过一些好日子；有可能，他甚至上过大学，可在后来的人生中坑蒙拐骗，好卑劣。谈起这个话题，他一边阴郁地瞪着杯中的茴香酒，一边说（在“摩洛哥酒吧”），他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他不是俄国人，而是德国人。德国人在这个国家不入流，在埃及或沙特阿拉伯有可能。在这儿，只有俄国人才入流。如果他是俄国人，他的存在就不会引起不满。相反，作为俄国人，他恰恰要义不容辞地成为他现在的样子：烂醉如泥，潦倒不堪。但在这儿，他压根儿连假装俄国人都不可能，因为他看上去就像法国二战电影里的德国人。在这一点上，他破天荒地说了实话。他看上去就是那样儿。他黑白两道通吃，无人可及。所有的饭馆酒吧他都轻车熟路。他能从任何一个常客那儿打听到任何消息。然而就在林恩哈德把肖恩贝希勒和弗西廷探听到的结果交给我之前，我第二次见到了莫妮卡·施台尔曼。所发生的事我不知是害怕还是盼望。要是没有见过面多好啊（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在中央图书馆里的工作：为什么不讲讲施台尔曼的家族史呢？刚才我又收到一张柯勒新近寄来的明信片——上一张是四星期之前了，猫鼠游戏仍在继续，他想以后去萨摩阿，他从夏威夷前往日本，乘坐一艘豪华游轮。在这里，我则面对的是监督委员会，是其主席欧根·劳平格教授。他是著名的刑事法官，脸上有疤痕，诗人气质，脑袋光秃秃的。他在办公室接待我，副主席史托斯也在场，运动员体格，好精神，很虔诚，乐呵呵，自由自在。两位先生很有人情味。虽然被解雇无法避免，不然的话，州议会恐怕还会请求解雇的，所以抢在之前行动比较明智。但是，人们感到遗憾，心情忧郁，慈父一般，可以说完完全全理解，感同身受，一点责备的话都没说。尽管如此，男人之间说话，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自己必须坦诚地这样说，恰恰对一个律师来说，正式表明了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是的，可以这么说，环境越可疑，这种变化就必然越发无可指摘。这个世界现在成了一个可怕的市侩窝，尤其是我们这个亲爱的城市，除非你逃之夭夭。要是劳平格能在这儿甩手不干，然后走人去南方就好了。然而，这并非是事情的关键。妓女当然也是人，甚至是很有价值的人、可怜的人。他当着我和同事史托斯的面坦然承认，他对这些人心存感激。温暖、同情、理解。不言而喻，说得难听些，法律同样也是为娼妓们存在的，但绝对不能说是鼓励。作为律师，我必须认识到，我给下层社会和风尘男女出的一些主意，正因为它们钻了法律的漏洞，所以会导致可怕的后果。运用法律的认识在一些人的手里会是灾难性的。警察简直也绝望了。也就是说，监督委员会并未作出任何规定，不实行思想暴政，完全自由，就是这样，我心知肚明，规定就是规定，哪怕是不成文的规定。后来，当史托斯必须出去时，劳平格这个老当益壮的家伙还问我，我能不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电话号码，好让某个人去进一步结识一个风流女子（吉赛勒）。曾经的体操名将史托斯后来不得不出去时也这么问。两周后我就失去了营业执照。就这样，我一贫如洗地时而泡在无酒精饭馆里，时而泡在“摩纳哥酒吧”里，多多少少是靠鲁奇和吉赛勒的施舍过活。而且我有的是时间，没完没了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最糟的事。正因为如此：为什么不书写施台尔曼的家族史呢，所以我才坐在中央图书馆——自然而然，当我带着一瓶杜松子酒进来时，顿时变得精神抖擞。为什么不彻彻底底、仔仔细细地写一写呢，为什么不揭开老底呢。总而言之，施台尔曼要是没有家族历史和家族故事背景算什么呢。这个姓氏就迷惑人。施台尔曼家族的先祖虽然跟许多工业家族一样，是从北方迁来我国的，然而却是在1191年前后。当时南部德国一位公爵忽然想出了个馊主意：建立我们现在的邦联首府。众所周知，这主意成功了，施台尔曼就是瑞士的先民。再说这个部落的创始人雅克布·施台尔曼，他混迹在绿河岩岸边（离我们足足有四天路程）安营扎寨打家劫舍的流浪者堆里，曾是从阿尔萨斯逃跑的罪犯，就这样逃脱了施特拉斯堡的断头台，保全了性命，在新建立的城市里先是靠当农奴为生，后来竟学会了打造兵器的手艺，是个举止粗鲁满脸煤烟的伙计。几百年来，施台尔曼家族与这座城市的血腥历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作为武器匠，他们制造了本地的长柄斧，在劳庇和圣雅各布战场上派上了用场，而且是照亚德里安·施台尔曼（1212—1255）定下的标准型号生产的。这个家族拥有正式认可的特权，为整个南德意志的主教管区制造月牙斧和刑具。家族事业蒸蒸日上，铸锅街上的铁匠铺成了响当当的招牌。亚德里安的儿子，光头贝尔托德·施台尔曼一世（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贝尔托德·施瓦茨？）就已着手生产火药武器。贝尔托德的曾孙雅克布三世（1470—1517）更出名，几种著名的火炮，例如“四福音书”“大诗篇”以及“黄魔鬼”，都出自他手。从他开始，火炮铸造便作为家族的传统代代相传，虽然在其子贝尔托德四世手中突然中断，因为他是个再洗礼派信徒，只肯生产铁犁，但贝尔托德四世的儿子雅克布四世又重新开始铸造火炮，并亲手设计了最早的榴弹，点火时他本人和发射炮都被炸得粉碎。这就是这个家族的发迹史。生动形象，相当可敬。这个家族在政治上也取得了成功，出了一位乡长，两位出纳，还有一位地方总督。在后来几个世纪里，从武器铸造作坊渐渐发展成一家现代工业企业。家族的历史变得更加错综复杂，那一个个动机开始隐藏起来，那一条条线索被看不见地错综交织，国内视野和关系提升为国际的。家族虽然失去了色彩，但却赢得了组织，尤其到了19世纪前半期，当施台尔曼先祖的一位后裔搬到我国东部后，更是如此。海因里希·施台尔曼（1799—1877）因此也可以被视为特鲁格机械和武器制造厂的创始人，在大孙子詹姆斯（1869—1909），特别是二孙子加布里埃尔（1871—1949）的掌管下，这个厂子日益繁荣昌盛。当然不再是那个特鲁格机械和武器制造厂，而是特鲁格医疗辅助器械股份公司。1891年，二十二岁的詹姆斯·施台尔曼结识了七十一岁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她的影响下，他把这个武器厂改造成了生产假肢的“医疗辅助器械厂”。他英年早逝，弟弟加布里埃尔接任继续扩大规模，凡是能想到的假体他们都造，有假手、假臂、假脚和假腿，如今这家公司在向世界市场提供各种植入性假体（人造股骨、人造关节等等）和外置假体（人造肾脏、人造肺叶）。世界市场：这话并不夸张。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靠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靠的是质量，但首先靠的是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地并购了所有的外国假肢制造企业（多半是小企业）。这一代新人把我们这个中立国能为一家假肢企业提供的可能性理解为向交战的任何一方出售假肢的自由：两次大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如今的政府军、游击队、造反派。他们家的格言是：“施台尔曼为了牺牲者”。尽管假肢厂的产品如今在吕德维茨手中又有些近似早期产品的特色，但假肢这个概念是可以延展的。人在挨打时会不由自主地用手保护自己，所以盾牌就可以说是手的假肢，扔出的石块就是握起来的手，即拳头的假肢。一旦理解了这种辩证关系，那么这家辅助器械厂重新开始的武器制造业务就完全属于假肢的范畴：坦克、机枪和火炮可以看作手臂假肢的延伸。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成功的家族。施台尔曼家族的男人简单、粗鲁、心地单纯，忠于婚姻，辛苦劳作，常常容易变得吝啬，他们有时候对精神世界有一种新奇、独特的鄙薄，致使他们在艺术上的理解力顶多只够懵懵懂懂地欣赏《死人岛》，在体育上只支持足球（这种支持也是有限的，特鲁格足球俱乐部在甲级联赛中的困难状况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个家族的女人们则是另一路货，要么放荡成性，要么洁身自好，泾渭分明，互不相干；荡妇们都长得丑，高颧骨大鼻子，又宽又薄的大嘴，而洁身自好的都是出色的美女。要说在柯勒案中会意外地扮演主要角色甚至双重角色的莫妮卡·施台尔曼，从外表上看，她可以算作洁身自好型，而按照她的生活态度则属于荡妇一类：她父母（1920年，加布里埃尔·施台尔曼娶了斯蒂芬妮·吕德维茨）乘坐私人飞机在飞往伦敦的途中坠毁（准确地说是失踪，因为父母和飞机都没有找到），而她哥哥弗里茨在科达祖尔潜水时又一去不回，这两次不幸发生之后，1930年出生的她继承了全国最大一笔财产，而假肢企业则由她舅舅掌控。当然，要掌控莫妮卡的生活态度远远困难得多。关于这姑娘，到处流传着粗俗不堪的流言蜚语，常常也可笑之极，越传越神，直到几乎变成让人确信无疑的事实，又化为乌有，被正式辟谣——出面的总是她的舅舅吕德维茨——而正因为如此，人们就又相信流言蜚语是真的，直到下一个更加轰动的丑闻超越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于是游戏又从头开始。人们虽然用不屑的眼光看待这位继承了数百万家产的伤风败俗的女子，但却暗暗地感到骄傲，嫉妒——她无所不能——毕竟心存感激，因为人们最终过得快活。施台尔曼女士成了一座城市公认的“世界级蛇蝎美人”，其声誉一方面靠着政府部门、教会和公益协会绝望地苦苦维护，另一方面又因为她的男妓而饱受质疑：靠着这个女人和它的银行，而不是靠着它的妓女，我们的城市才在国际上有了名声。人们几乎要松口气了。既性冷淡又爱搞同性恋，这样的双重名声靠着施台尔曼女士得以纠正，使得习以为常的恶习有所收敛。这姑娘名气越来越大，尤其当我们的市长开始把她编写进他那臭名远扬的即兴演讲和诗作中后更为甚之。市长常常值正式庆祝活动之际，趁之前的时刻要这样表演一番，比如无论是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还是某家私人银行的周年庆典上。然而，我之所以害怕第二次见到莫妮卡·施台尔曼，因为有一个确切的原因。我在莫克家认识了她。那时我在史提西-卢平那里干事。莫克的工作室在沙夫豪森广场附近，冬天屋里过于暖和，铁炉子烧得通红，烟斗、雪茄和香烟的浊气混在一起成了毒雾，整个屋子脏得超乎想象，永远有未完成的雕像，永远围着湿布，周围是成堆的书本、报纸、未拆封的信、葡萄酒、威士忌、草稿、照片、牛肉干。我去是为了看他给施台尔曼塑的雕像。我很好奇，因为莫克告诉我他要给雕像涂上彩绘。雕像立在一片狼藉中间，惊人的自然主义风格，但很逼真，跟真人一样高。它是用石膏做成的，涂成肉色，莫克解释说。雕像一丝不挂，摆出明显的暧昧姿势。我长久地注视着雕像，感到惊讶——莫克也会雕塑。他平时可是个勾画大师：他在室外工作，只需雕凿几下，巨石常常就会变成他想要的东西。他雕出一只眼睛，一张嘴，也许是胸部，一条阴道，剩下的他就不用再雕了，观赏者可以从勾画中时而想象出一个独眼巨人的脑袋，时而想象出一只小动物，时而又想象出一个女人。制作模型必须像勾勒草图一样，他常常这样说。所以他现在采用的手法就更让人惊奇了。石膏像仿佛在呼吸，首先因为它描绘得独有风格。我退后和走近观察，想必他把人的毛发当头发和阴毛用，就为了达到彻底以假乱真的效果：然而雕像并不像一个木偶，它散发着一种令人惊异的活力。它突然动了起来。它从底座上站起，瞅也不瞅我一眼，就走到工作室后面去了，在那里找来找去，找到半瓶威士忌喝了起来。原来那不是石膏像，莫克骗了我。那是真真正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
“你是第四个上当的，”莫克说，“你的神气刚才看上去可蠢了。而且你也根本不懂艺术。”
我走了。那个立在工作室另一个角落的彩绘石膏像第二天被取走了。是被吕德维茨男爵的一个全权代表取走的，也就是她的舅舅，特鲁格医疗辅助器械公司的掌门人。
莫妮卡·施台尔曼一：我的报告越深入，它就变得越难以讲述。不光报告本身变得错综复杂，我的角色也变得模棱两可。我再也无法说明是不是我在行动，或者是不是通过我在行动，甚或是不是有人和我一起在行动。首先我越来越怀疑林恩哈德把莫妮卡·施台尔曼牵扯进来，这是不是巧合。办理那个家具商案子，我运气不好，他通过一个由他杜撰的罗马专家的鉴定，声称那些在加格耐克生产的文艺复兴风格的柜子是真品，是我忽视了这一点，而不是叶梅林。可我马上得去加拉加斯，但正在临行准备时，伊尔瑟·弗洛伊德报告凡特先生来访，他是林恩哈德的一个人。令我吃惊的是，肥胖的凡特抽着布里萨戈雪茄，穿着一身警服，他曾经当了二十多年警察。
“你疯了，凡特，穿着这身衣服出来。”我说。
“这样会有好处，施派特先生，”他叹息着说，“这样会有好处。莫妮卡·施台尔曼打电话来了。她要找个律师。”
“为什么？”我问。
“她被人打了。”
“被谁？”
“贝诺博士。”凡特答道。
“为什么？”
“他跟另一个女人被她捉奸在床。”
“那他就该自作自受。可笑。不是吗？我干吗要管施台尔曼的事？”
“林恩哈德又不是律师。”凡特答道。
“她到底在哪儿？”
“就在贝诺博士那儿。”
“天哪，凡特，别这么拐弯抹角。贝诺在哪儿？”
“你拐弯抹角问来问去，”凡特说，“贝诺在‘布莱廷酒店’打了施台尔曼。库萨文王子也在那儿。”
“那个赛车手？”
“正是。”
我打电话到“布莱廷酒店”，要贝诺博士听电话。接电话的是酒店经理佩德罗里。他问我是谁。
“施派特，律师。”
“他又在打施台尔曼，”佩德罗里笑着说，“你走到窗前就能听见。”
“我在帐篷街。”
“没人管。全城一片哗然，”佩德罗里说，“客人们都逃难似地离开了我的五星级酒店。”
我的保时捷停在发言人街。凡特坐在我身边，我们开车前往。
“从黑吉巴赫街穿过去。”凡特说。
“这样绕路。”我提醒说。
“无所谓。施台尔曼还撑得住。”
到了克鲁斯街附近一个停车标志线，凡特下了车。
“你回来时再经过这儿。”他说。
10月底。树叶红黄相间，街道上落叶飘零。我到达酒店时，施台尔曼已经等在门前。她只穿着一件黑色男式睡袍，左边袖子没了。高个子。红头发。玩世不恭的样子。妩媚。挨着冻。她的左眼青肿。嘴唇翻了起来。光着的一条胳膊上满是抓痕。她向我招手，远远地吐了口血水。贝诺在酒店大堂十分愤怒，也被打得伤痕累累，被两个行李员扶着。酒店窗户上趴满了人。施台尔曼周围都是围观者，十分好奇，幸灾乐祸。一个警察在疏导交通。一辆白色跑车里，隐隐约约地坐着一个金发青年，显然是库萨文，小西格弗里德，看样子正要发动车子。矮小灵敏的经理佩德罗里从酒店出来，给施台尔曼披上一件裘皮大衣，肯定很昂贵吧。我对裘皮大衣一窍不通。“你会冻着的，莫妮卡，你会冻着的。”
“我讨厌裘皮大衣，你这个混蛋。”她说着把大衣扔到他脑袋上。
我停在她身边，“是林恩哈德让我来的，”我说，“施派特，律师施派特。”
她疲惫地上了保时捷。
“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断言道。
她点点头。然后她看着我。我本想发动车子，可她的目光让我惴惴不安。
“我们不是在哪儿见过面吧？”她问道，说起话来很吃力。
“没有。”我一边撒谎，一边发动了车。
“库萨文跟着我们。”她说。
“跟就跟着吧。”
“他是赛车手。”
“一级方程式。”
“我们甩不掉他。”
“这还用说！去哪儿？”
“去林恩哈德那儿，”她说，“去他家。”
“库萨文知道林恩哈德住哪儿吗？”我问。
“他根本不知道有林恩哈德这个人。”
到了黑吉巴赫街停车标志线前，我规规矩矩停了车。凡特穿着警服站在人行道上，走到保时捷跟前，要我出示证件。我拿给他，他仔细检查，礼貌地点点头。然后他转向不得不停在我身后的库萨文，为了仔细地检查他的证件。他接着绕着他的车转了一圈，慢慢腾腾，磨磨蹭蹭，把证件看了又看。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库萨文咒骂起来。我还看见他不得不下车，凡特从兜里摸出个小笔记本。于是我穿过克鲁斯街向着湖边开去，又从高架车道开进比伯林街，转向阿德里斯山方向，途中还谨慎地绕了点弯路，然后就从猫尾街一路飞驰到了林恩哈德的别墅前。
我在花园门前停下车。旁边的小别墅一定是叶梅林的。我从报纸上得知，那天是他六十岁生日，所以这条一向冷清的街道上停了特别多的车。他在举办花园聚会。史提西-卢平刚刚开车到门前。施台尔曼裹着黑睡袍，在我后面一瘸一拐骂骂咧咧地爬上陡直的台阶。史提西-卢平下了车，向我们这边张望，显然被逗乐了。叶梅林不快地从树篱上露出头来。
“是这儿。”施台尔曼说着，递给我一把钥匙。我打开房门，让她先进去。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客厅。很现代，却配着老式家具。穿过敞开的门能看见一间卧室，里面有张舒服的床。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看着挂在一个柜子上方的毕加索的画。“他画的是我。”
“我知道。”我说。
她乐呵呵地看着我。“现在我想起来在哪儿见过你了，”她说，“在莫克家。我在你面前装作一尊雕像。”
“可能吧。”我答道。
“你当时吓了一大跳，”她回忆着，然后问我：“你当时一点也不喜欢我，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喜欢，喜欢，”我坦诚地说，“我挺喜欢你的。”
“那就是说你没忘记我。”她说。
“没全忘。”我坦诚地说。
她笑起来。“好吧，既然你想起来了。”她站起来，脱掉睡袍，一丝不挂地站着，表情狂傲，让人想入非非，根本不在乎自己被贝诺打得遍体鳞伤的样子让人一览无余。她走到大窗户前，从那里可以看到叶梅林的房子。客人们聚集在那里盯着这边，叶梅林举着一个望远镜，旁边是史提西-卢平，正在挥手。莫妮卡摆出莫克为她设计的那尊雕像的姿势，史提西-卢平鼓起掌来，叶梅林则咄咄逼人地挥着拳头。
“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施台尔曼说着朝我转过身来，依然端着那副她的观察者观察着她的姿势。
“偶然而已，”我答道，“受林恩哈德之托。”
“我总是受人欺负，”她若有所思地说，“先是贝诺，后来是库萨文。其他人也总是打我。”她又朝我转过身来。
“这又会使你与一个人重归于好，”我说，“现在你右眼也肿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找块湿布好吗？”我问。
“扯淡，”她说，“你倒可以在柜子里找到白兰地和杯子。”
我打开一个老式恩加丁柜子，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斟上酒。
“你经常来这儿？”我问。
“有时候。我也许真是个婊子。”她有些苦涩和愕然，而又毫不掩饰地说。
我笑了，“那些人受到了更好的对待。”
她喝光杯里的白兰地，说道：“现在我要泡个热水澡。”
她一瘸一拐地走进卧室。消失了。我听见她放水，骂人。接着她转回来，又要一杯白兰地。
我给她斟上酒，“这样不会伤身体吗，莫妮卡？”
“废话，”她答道，“我壮得像匹马。”她又一瘸一拐地回到浴室里。
我走进浴室时，她正躺在浴缸里打香皂。“蜇得要命。”她说。
我坐在浴缸边上。她沉下脸来。
“你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吗？”她问，我没回答，她接着说，“结束了，我不干了。”
我没反应。
“我不是莫妮卡·施台尔曼。”她满不在乎地说。我惊愕地看着她。
“我不是莫妮卡·施台尔曼，”她重复道，然后平静地说，“我只是过着莫妮卡·施台尔曼的生活。我父亲是温特教授。”
沉默。我不知道对此该说什么。
“你母亲呢？”我问道，立刻明白这是个傻问题。她母亲关我什么事。
她毫不在乎。“教师，”她答道，“在埃文达。温特抛弃了她。他总是抛弃女教师。”
她毫无仇恨地说着。
“我叫达芙妮，达芙妮·米勒，”然后她笑着说，“真不该叫这样的名字。”
“如果你不是莫妮卡·施台尔曼，那谁是莫妮卡·施台尔曼？”我迷惑地问，“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你去问吕德维茨吧。”她答道。
忽然她起了疑心：“这是审问吗？”她问。
“你需要一个律师。我就是律师。”
“需要你时我会说的。”她突然若有所思地答道，甚至变得有点敌意。
林恩哈德出现了。我没听见他进来。他突然出现在那儿，正在给登喜路烟斗里填烟丝。“满意吗，施派特？”他问。
“不知道。”我答道。
“满意吗，达芙妮？”他又问。
“马马虎虎。”她说。
“我给你带来了几件衣服。”他说。
“我有贝诺的睡袍。”她答道。
外面传来救护车的呼啸声。
“叶梅林又要犯心脏病了，”林恩哈德干巴巴地说，“我给他送了六十朵玫瑰。”
“他还看见我光着身子。”她笑着说。
“你可没少光身子。”他说。
“你到底怎么知道达芙妮是什么人的呢，林恩哈德？”我问。
“反正就是知道了。偶然知道的，”他边回答边点着登喜路，“我该把你送到哪儿去呢，米勒小姐？”
“去阿斯科纳。”
“我开车送你去。”
“真会做生意。”她赞许地说。
“有报酬，”林恩哈德说，“他来付。”他指着我，“他获得了无价的情报。”
“我还有事要拜托他。”达芙妮说。
“什么事？”林恩哈德问。
她尚未完全肿起的右眼闪闪发光，左手捋着自己的红长发。
“他应该告诉真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告诉那个老处女，我不想再见她了。这话由一位律师通知她，就是算正式的。”
林恩哈德笑起来，“姑娘，那可要惹起一场你无法想象的丑闻啦。”
“我不在乎。”她说。
林恩哈德的登喜路在浴室的水汽中燃不起来。他又点了一次。
“施派特，”他说，“你别掺和这事。这是个建议。”
“你已经让我掺和进来了。”我说。
“你又说对了，”林恩哈德边说边笑，他然后转向达芙妮说，“出来吧。”
“你忽然变成了一个演说家。”我冲着林恩哈德说完就走了。
后来回到帐篷街，我给吕德维茨打了个电话。他暴跳如雷。我知道的事太多了。他说话的声音变低了。就这样，我成功地拜访了真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
第二次致检察官的话：我写得越多，我的报告结果就越变得不可思议。我不遗余力地像作家似的潜心写作，甚至努力追求诗意。我描写天气状况，竭力在地理方面达到确切无疑，查阅城市地图。之所以做这一切，只是因为您，检察官约阿西姆·弗伊瑟尔先生（请原谅，停尸间的尸体又指名道姓地对您说话了）欣赏文学的东西，甚或诗意的东西，一直把自己看成一个音乐人，就像您在所有合适和不合适的场合——甚至在刑事法庭上——喜欢提及的，因此，如果不添加上我的文学色彩，您恐怕会把我的手稿怒冲冲地丢到墙角去。然而，我的报告却是老一套，尽管诗情画意。我感到遗憾。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通俗小说作者：我是正义的斗士，林恩哈德是利马特河边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而达芙妮·米勒则是被称之为黄金岸边，也就是我们的湖右岸的梅萨林纳。那个挺着乳房、放荡不羁的雕像，我在莫克家仔细地看了它，而我则把活生生的达芙妮当成雕像惊叹，这个用彩绘石膏制作的放荡的女人形象（就别提真人了）后来在我记忆里比出现在我报告里这个姑娘更生动。当然，她有没有跟林恩哈德睡过，如果睡过，那么睡过多少次——她跟谁没睡过呢？——本身都无所谓。但对我的报告来说，内在的动因和过程现在至关重要，我要弄清楚这个一团乱麻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外在现象没错，那么内在动机即使没有完全的把握猜出来，但也可以感觉到；如果外在的事实不对，发生了一次没有被记录在册的男欢女爱，或者又误报了一次没有发生过的男欢女爱，那么你就会摇摆在空虚和不确定中。这里的情况也一样。林恩哈德是怎样发现了“假”莫妮卡·施台尔曼的秘密的？因为他跟她睡过？恐怕很多人都会心知肚明。她爱他？她不会把秘密告诉他。她害怕？有可能。那么贝诺呢，林恩哈德一开始就要怀疑他？因为达芙妮？我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人们把达芙妮的死归咎于我。我真不该去拜访真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但是达芙妮恳求我这样做。我必须探索一种可能性，我接受了委托，还收下了一万五千法郎预付款，尽管我过去和现在都深信这种可能压根儿就不可能：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是杀害温特教授的凶手，这一点无可质疑。要说凶手也可能是别人，只是一种可能性，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追寻这种可能性的过程中，有一些被忽略的事实浮出水面，关键在于柯勒不是凶手这个假想，这就是我为了追根问底而必须做的。再说吧，我要把真相写下来，坚守真相，但是：真相后面的真相是什么？我面对种种猜测，来回摸索。什么是对的？什么被夸大了？什么被歪曲了？什么被隐瞒了？我该怀疑什么？相信什么？在这些事件背后，在柯勒、施台尔曼、史提西-卢平、林恩哈德、海伦娜、贝诺等等这些我所遭逢的人物所发生的事件背后，到底有没有某些真实、确切和无疑的东西呢？在我们的城市背后，在我们的国家背后到底有没有某些真实、确切、无疑和现实的东西？难道不是一切都不可救药地被隔绝了，毫无希望地被排除在世界其他地方赖以蓬勃发展的法则和动机之外吗？难道不是一切都是乡巴佬式的、中欧的、小家子气、不现实吗？这里的生活、爱情、吃喝、交易、苦思冥想和钻牛角尖、传宗接代和扩大组织？我们还能表现什么？我们还能代表什么？我所描述的这一帮混蛋还有一点意义，还有一点作用吗？可话说回来，也许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潜藏在林林总总的背后，也许答案会出其不意地从一切可以想象的人为的情境中冒出来，猝不及防，就像从藏匿的地方钻出来一样。这个答案将会是对我们的判决，执行判决就是真相。我愿意相信是这样，狂热而执着。不是为了这个我在其中苟且求生、精美造作的社会，不是为了那些包围着我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残渣余孽，而是为了正义；为了正义我行动，为了正义我必须行动；我要拯救最后残余的人性（我写下来的东西富有激情、庄严、高尚，有管风琴伴奏的神圣严肃，但我不会删去所书写的东西，也不会修改它。为什么要修改呢，为什么追求风格呢，指引我的不是文学上的野心，而是杀人的意图。再说吧：我没醉，检察官先生，您弄错了，我没醉，很清醒，十分清醒，清醒得要命）。因此，我别无选择（祝您健康，检察官先生！），只有酗酒，嫖娼，讲述，说出我的顾虑，画上我的问号，等待再等待，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等到那残酷的女神摘下面纱（又变成了文学描述，真恶心）的那一天。这不会发生在纸面上，真相不是可以画出来的公式，它存在于任何语言上的努力之外，存在于一切诗情画意之外，只存在于审判降临之时；在正义永恒的自我伸张中，它才会产生作用，才能感觉得到。有朝一日，当我站在名誉博士柯勒面前和他面面相觑时，当我要实现正义并执行判决时，真相就会有的。那时，就那么一瞬间，眨眼的工夫，心跳的片刻，刹那的永恒，子弹嗖地划过的瞬间，真相就会闪闪发光。现在，我低头沉思时，真相就溜掉了，不比一个古怪邪恶的童话更真实多少。我造访真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时的印象也是这样：更像幻梦而不像真事，更像传奇而不像事实。
莫妮卡·施台尔曼二：“蒙利普斯”公馆位于我们城市边上一座巨大而荒芜的花园内，长久以来别墅都快要看不见了。只有在冬天，透过纵横交错的老树枝丫向着瓦格纳直坡方向看，间或可以勉强地辨出里面的几堵墙和一道三角山墙的轮廓。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能回想起蒙利普斯公馆招待客人的情形。“真”莫妮卡·施台尔曼的父亲和祖父都只在楚格湖或日内瓦湖畔的乡间别墅举办庆典或周年纪念。他们待在城里只是为了工作（他们代表的还是重体力劳动者），只在城外举行庆祝活动。而家族的女士们只要进城，就住在“多尔德”酒店、“巴尔拉克”酒店或“布莱廷”酒店。“蒙利普斯”渐渐成了一个传说，尤其是发生了那个事件以后：一天早晨，有三个从德国来的盗贼被打得可怜巴巴地躺在施台尔曼别墅花园大门外。警察对此没有发表评论。吕德维茨介入了此事。除了被人们当成莫妮卡·施台尔曼的达芙妮之外，好像这房子里再也没有任何人。送货商必须把货物放在大门旁边一个空车库里，然而每天送来的食品数量却很可观。达芙妮自己从不邀请任何人来别墅，她在奥罗拉街还有一套公寓。我开车去瓦格纳直坡时，已经吃了两片解热镇痛药。天气变化无常，又发生突变，那个湖看上去像一条小溪，对岸显得那么近。下午四点。我停在花园大门外，将车子半停在人行道上。大门没上锁，我走进花园，昏昏沉沉，止痛药还在作怪。一条石子路向上通去，时而会有木台阶，但这路完全不像我想得那么陡，可直坡则意味着陡峭啊。花园几乎无人维护，路边荒草丛生，喷泉上长满青苔，中间有些部分跟原始森林一样，到处都是数不清的花园侏儒。它们不是零零散散地立着，而是成群结队，一堆又一堆，莫名其妙；它们长着白胡子，呈玫瑰色，微笑着，傻乎乎的，甚至还坐在树上，像被固定在树枝间的鸟儿似的。然后又有更大的侏儒，更加怒气冲冲，甚或更加邪恶，是些女侏儒，比男的高大，一些脑袋硕大、令人毛骨悚然的女侏儒。我感觉他们跟踪我，包围我，我越跑越快，在一棵巨大的老白蜡树旁猛地转弯后出乎意料地被人抓住了：仿佛狠狠地撞上了一堆铁，我都没看清是谁撞了我，把我翻了个个，显然是个保镖。接下来，在走进别墅的路上，我与其说被领着，倒不如说被拖着。房门口站着第二个保镖，如此魁梧，好像堵住了整个大门。他接待了我，把我推进别墅里，先是穿过一个前厅，然后走过一个壁炉正在噼噼啪啪燃烧的大厅，好像整个一根树干在其中燃烧，最后来到一个客厅，或者也可以说一个小房间。他们让我乖乖地坐在一张皮椅上。我昏昏沉沉地抬头望去。手臂和脊背隐隐作痛。两位保镖坐在我对面笨重的皮椅上，都是光头。他们的脸就像泥塑的一样，眯缝眼，颌骨犹如拳头。衣着讲究，深蓝色真丝西装，就像盛夏时节的打扮，白色真丝领带，而脚上的鞋却像举重运动员穿的。他们看上去块头很大，其实个子并不特别高。我向他们点点头，他们脸上依旧毫无表情。我环顾四周。护墙板上全是照片，有的挂着，有的贴着，那么多，深棕色的墙板就像被照片壁纸盖住了。每个发现都伴随着一种奇怪的惊恐，我弄明白了，墙上的照片全都是同一个人：贝诺博士。然后我才看见铁窗对面墙上有一个壁龛，里面放着莫克那个放荡不羁的雕塑杰作，那个一丝不挂的“假”施台尔曼，达芙妮，只不过现在是青铜的，她双手像举杠铃一样托着自己的乳房。当我感受着这雕像时，对面的双开门打开了，里面走出第三个光头保镖来，比皮椅上那两个更加强壮，也穿得更考究。他抱来一个满脸皱纹身子蜷曲的怪物，像四岁孩子那么大。怪物穿一件怪异的、领口很低的黑色连衣裙，缀着一颗蓝宝石，在矮小佝偻的身体上闪闪发光。
“我是莫妮卡·施台尔曼。”怪物说。
我站起来，“施派特，律师。”
“哦，哦，一个律师，”大脑袋的小怪物说。声音好恐怖，听起来仿佛是另一个人从这怪物身体里说出来的。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来我这儿干什么？”
保镖抱着怪物一动不动。
“莫妮卡……”
“施台尔曼女士，”怪物更正道，然后拽拽自己的裙子：“迪奥，很时髦，不是吗？”这声音里有一丝冷静而优越的嘲讽。
“施台尔曼女士，达芙妮不想再回到你身边了。”
“是她让你告诉我的？”怪物问。
“她让我转告你。”我答道。
难以猜得出来，怪物听到这消息时是怎样的心情。
“威士忌呢？”她问。
“遵命。”
似乎还没等到怪物发出信号，我身后的双扇门就开了，第四个光头保镖端来苏格兰威士忌和冰块。
“纯的？”她问。
“加冰。”
第四个保镖斟上酒，站在一边。先前那两个也站起来。
“你觉得我的仆人怎么样，律师？”怪物问道，那个抱着她的保镖把酒送到她嘴边。
“令人敬佩，”我说，“我以为他们是您的保镖。”
“令人敬佩，但很愚蠢，”她答道，“乌兹别克人。俄罗斯人在中亚什么地方捡到了他们，安插进了红军队伍，后来他们成了德国人的俘虏。由于纳粹人类学家们确定不了他们属于哪个种族，他们才幸存下来。我父亲在一家种族研究所里把他们买来了，当初这样的苦工还是很便宜的，被当作人类无用的尾货。我觉得他们是乌兹别克人，因为我喜欢这个词。你看见了那些花园侏儒吗，律师？”
我脸上冒出汗来。房间里太热了。
“像一支大军，施台尔曼女士。”
“有时候，我也站到那些女侏儒中，”怪物笑着说，“虽然我动来动去，但却没人发现我。干杯。”
那个抱着她的乌兹别克人又把威士忌送到她嘴边。她喝着酒。
“祝您健康，施台尔曼女士。”我边说边喝酒。
“你坐下，施派特律师。”她命令道。我坐到皮椅上。那个乌兹别克人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怀里抱着怪物。
“达芙妮不想再回我身边，”她说，“我早知道，她总有一天不会再回来的。”在那硕大的、几乎没有头发的脑门下，布满皱纹的小脸上有一双大眼睛，里面噙着泪水。
还没等到我能说什么，乌兹别克人忽然把怪物放到我怀里，把她的威士忌塞到我空着的手中，与其他三个一起向着窗户跪拜。他们额头触地，无比肥大的屁股高高地撅起。怪物紧紧地抠住我，我手拿两只酒杯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又在祷告。每天五次。这时，他们大多时候都把我放在一个柜子上。”她说。
怪物然后命令道：“喝。”
我把酒杯送到她嘴边。
“难道奥林匹亚-海因茨不是美丽过人吗？”她突兀地问道，然后才一口气把威士忌喝干了。
“确实美丽过人。”我一边回答，一边把空杯放在皮椅旁边的地毯上。怪物险些从我怀里掉下去。
“无聊，”她阴沉地说，口气里满是自卑，“贝诺是一个荒淫堕落俗不可耐的纨绔子弟，我爱上了他。我总是爱上俗气的男人，因为达芙妮总是爱上俗气的男人。”
我抱在怀里的怪物摸上去像一副微小的骨架。
“我把自己的名字给了达芙妮，好让她去过上我想过的生活，她也这么过了，”她说，“我恐怕也会和任何人上床。你跟她睡过吗？”怪物突然干巴巴地问。
“没有，施台尔曼女士。”
“停止祷告！”她命令道。
乌兹别克人都站了起来。那个把怪物抱进来的又把她接了过去。我同样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手里还一直端着那杯加冰的威士忌。我已经完成了使命，打算告辞了。
“你坐回去，律师。”她命令道。我服从了。她从乌兹别克人的手臂中俯视着我。她的眼睛里此刻放射出某些咄咄逼人的东西。被禁锢在这样一具瘦小蜷曲的躯壳里，她只能通过眼睛和声音来表达自己。
“拿把刀来。”她说。
一个乌兹别克人打开一把折刀，递给她。
“到贝诺的照片那儿。”怪物说。
乌兹别克人把她抱到墙上的照片前，她开始不慌不忙地划着照片，就像做手术似的，划破了微笑的贝诺博士，划破了用餐和坐着的贝诺博士，划破了沉思、睡觉、神采奕奕、喝酒的贝诺博士，划破了身着燕尾服、黑礼服、定制西装和骑马装的贝诺博士，划破了射击手枪的贝诺博士，划破了化装舞会上扮成海盗、身着泳装和不穿泳装的贝诺博士，划破了奥运会赛场身穿击剑服的贝诺博士、划破了穿网球服的贝诺博士，划破了身着睡衣的贝诺博士，划破了打猎的贝诺博士。我们让开地方，乌兹别克人站在我周围，那个抱着小怪物的人在这地狱般酷热的小房间里一圈圈地绕着我们走，地板渐渐地铺满了划碎的照片。所有的照片都划碎之后，我们各就各位，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怪物又被放回我怀里。我像一个抱着怪胎孩子的父亲坐在那里。
“这下让我舒心了，”她平静地说，“现在我撒手不管达芙妮了。我会让她变成她曾经的样子。”
她向上看着我。皱巴巴的面孔看上去衰老不堪，仿佛怪物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来到了这世上。
“代我向老柯勒问个好。”她说，“他常来看我。要是他一意孤行惹我生气，我就在书架上爬来爬去，拿书扔他。可他总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现在他还掌管着我的生意。从监狱里。我们没有进入光学和电子领域，而是生产装甲武器、空中防御武器、迫击炮和榴弹炮，这都是柯勒的功绩。你想想，是吕德维茨有这样的本事，还是我？你瞧瞧我这样子。”
怪物沉默了。
“我脑子里除了淫乱没别的。”她然后说道，这个畸形的怪物又让人感受到了她面对自己所表现出的那般嘲讽和鄙视。
“抱走吧。”她命令道。
乌兹别克人又抱起她。
“再见，施派特律师。”她说，而她的声音里又带有那冷静而优越的嘲讽之意。双扇门打开了，乌兹别克人抱着莫妮卡·施台尔曼走出去。门又合上了。我独自与那两个带我进来的人为伍。他们走到我的皮椅前，其中一个拿走我的酒杯，我想站起来，另一个却把我按了下去。随后那杯威士忌泼在了我脸上，冰已经化掉了。两人把我提起来，抬出小房间，穿过大厅，出了大门，走下花园，经过花园侏儒，打开花园大门，把我扔在我的保时捷车前。一对老夫妇正沿着人行道散步，吃惊地瞪着我和那两个乌兹别克人。那两人消失在花园里。
“外籍工人。”我边说边取下警察夹在雨刷上的罚款单。出口不许停车。
报道关于报道的报道：在我拜访瓦格纳直坡三天之后，那篇公报就刊登在了我们那个世界知名的地方报纸上，是由某个名叫艾希斯伯格的国会议员撰写的，这人是特鲁格医疗辅具股份公司的代理律师。公报内容是，那个十年前离开法国科达祖尔一所寄宿学校后就混迹于社会、以各种丑闻让我们的城市不得安宁的人并不是莫妮卡·施台尔曼，她冒充其人，声称有特鲁格医疗辅具股份公司罹患严重残疾的女继承人好心的许可，她叫达芙妮·米勒，生于1930年9月9日，是伯尔尼州尚瑙市女教师欧内斯蒂娜·米勒（死于1942年12月2日）与阿道夫·温特，本地大学副教授（1955年3月25日死于谋杀）的非婚女。这篇符合国会议员性格的粗暴报道引起了艾希斯伯格企图得到的轰动，之前考虑周到的媒体变得无所顾忌，就连“布莱廷酒店”的斗殴都被详加报道。佩德罗里公开说，贝诺欠了他三个月的房钱和饭钱。他本以为施台尔曼女士最终会付账，可现在此女非彼女，达芙妮和贝诺也不知去向。那帮暴徒又向我冲来，艾希斯伯格暗示过，说我去看过真正的施台尔曼。伊尔瑟·弗洛伊德像头母狮似地反抗，几个记者还是挤到我跟前，我说得模棱两可，含含糊糊，这样应付过去，让他们去问林恩哈德，草率地说出了佩德罗里对此只字未提的库萨文。暴徒们又拥到莱姆斯去，太晚了，库萨文的新玛莎拉蒂车在试驾时爆炸，库萨文和王子都被炸得粉身碎骨。记者们又在我们这座城里包围了“蒙利普斯”公馆，在瓦格纳直坡那儿排起长长的车队。不让任何人进入花园，更不用说进别墅了。一个不要命的记者带着全套技术装备半夜翻墙爬了进去。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赤条条地躺在花园大门外的烂泥里，衣服和几架相机都不翼而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伴随着这篇公报，秋天也在一夜之间彻底崩溃了，狂风把树上的铁锈色和土黄色一扫而光，人们在残枝败叶中艰难跋涉。接着开始下起雨，后来又是雪，然后又是雨，城市泡在脏兮兮的烂泥里，而那位记者就这样站在烂泥里挨冻。然而，丑闻不仅搅动了媒体，也点燃了想象。在我们这座城里，到处都在酝酿着一些极其无聊的、我却久久没有感知到的流言蜚语。我一心忙着自己的事情。我的客户开始流失，加拉加斯出差告吹了，那桩十分看好的离婚案泡了汤，税务局也没人肯相信我。充满希望的开端忽然显得没有希望了。我已经花光了柯勒的预付款。我觉得自己仿佛在一场马拉松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开始了，然而，要等到事务所盈利，我面前还有无尽的路程。伊尔瑟·弗洛伊德已经在找新工作了。我找她谈话。
她坐在接待室的办公桌前，把一面小镜子竖在打字机键盘上，把嘴唇涂成火红色。她的头发昨天还是麦秸黄，现在又成了夹着蓝条的黑色，看上去绿幽幽的。当时是六点过五分。
“你在窥伺我，博士先生！”伊尔瑟·弗洛伊德一边抗议，一边继续化着妆。
“谁让你这么毫不遮掩地跟职业中介所打电话。”我自我辩解道。
“打听消息总是可以的吧，”她化好妆后说道，“但我现在不会遗弃你的，因为我们有大活要干。”
“什么大活？”我吃惊地问。
伊尔瑟·弗洛伊德并不急于回答，而是先把豪华挎包放在桌上，把镜子和化妆笔一股脑丢进去。
“博士先生，”她说，“你虽然看样子心地好，可对律师而言过于善良，律师们必须是另一副模样。我所认识的律师要么让人看着放心，要么有艺术家风范，像钢琴家，只是没穿燕尾服，可是你，博士先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不耐烦地打断她。
“我想说，你是个人精，博士先生。你看上去不像律师，而却是律师。你想把那个无罪的议员从监狱里解救出来。”
“你胡说些什么，伊尔瑟？”我吃惊地问。
“要不然你怎么会从柯勒那里获得一万五千法郎支票呢？”
我惊得不知所措，“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我严厉地训斥道。
“我毕竟时不时清理一下你的办公桌，”她吼叫着回敬道，“你搞得乱七八糟。你现在还会变得无礼。”
她擦擦眼睛，“可是你会成功的。你会把那位善良的议员救出来。我会留在你身边！像一根藤！我们俩会成功的，博士先生！”
“你相信老柯勒是无辜的？”我震惊地问道。
伊尔瑟·弗洛伊德妩媚地站起身，挎上包，尽管令人钦佩的肥胖。
“全城都知道怎么回事，”她说，“也知道凶手是谁。”
“这样说我可是满怀期待啊。”我说着突然打起了冷颤。
“是贝诺博士，”伊尔瑟解释说，“他曾是瑞士射击冠军。现在所有的报纸都这样说。”
后来我跟莫克一起在“剧院酒店”吃饭。是他请我去的，对老吝啬鬼来说可是少有的事。我接受了邀请，虽然我知道莫克只有肯定对方会回绝时才会发出邀请。然而我还是好奇，想知道莫克是不是人们说的那样，自温特死后就总在那张桌子上用餐。确实如此。出乎我的意料，莫克高兴地跟我打招呼。可我还没坐下，警长就坐在了我们身边。这是我初次认识他，事实也表明，他来就是为了结识我。这次会面本来就是警长安排的，他做东，最后也全是他付的账。莫克不过是个幌子。警长点了肝丸汤、罗西尼牛排配土豆饼和豆子，还有一瓶香贝坦葡萄酒。他说这是为了向温特致敬，虽然温特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令人害怕，但却是个出色的吃货。看着他吃饭总是一种享受。我点了同样的菜。莫克从送菜小车上选了烤牛肉配土豆泥。这顿饭吃得有些沉闷。我们沉默地吃着，莫克其实根本用不着把助听器取下来放在盘子旁边。他这么做本来是为了不受打扰地用餐。后来警长点了份巧克力慕斯，我向他讲述了我与伊尔瑟·弗洛伊德的谈话。
“你不知道，施派特，你那独一无二的女秘书说得多好啊。这个流言出自监狱。监狱长和看守发誓说柯勒绝不可能是凶手。鬼知道，老滑头是怎么办到的。一旦有人开始相信无稽之谈，别人也会相信。就像雪崩，人云亦云，越滚越多。警察局专案组的人自己最先相信了。就是这样，这事其实跟你施派特毫不相干，可是大家讨厌赫伦中尉。如果逮捕柯勒证明是个错误的话，他手下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要说警察局其他人，他们一直嫉妒专案组的人，而消防队和公交职员又觉得自己低警察一等。这样一来，雪崩就不可阻挡了，传到了老百姓那里。他们本来就乐于看见我们工作不顺。尤其对我。如此这般，凶手就已经变成了无辜的羔羊。再说这是一桩尽人皆知的谋杀案，正中某些人的下怀。而且那些行会以及柯勒圈子中的人，议员们、国会议员们、政府议员、州议员、市议员等等，谁知道还有哪些人掺和进来了，所有的总经理和经理，还有老板和上司们，都为叶梅林的强硬做法和法官的倒戈感到气恼。他们不反对判决，但他们指望的是能判成缓刑，或者宣布凶手无责任能力而释放，这些都不会让一个政客失去行为能力。柯勒的无罪恐怕是许多伤口上的一贴狗皮膏药，施派特。”
莫克推开盘子，把助听器塞进耳朵里。
“你从老柯勒那儿接受了一项十分奇特的委托，现在又有了无聊透顶的流言蜚语，说柯勒是无辜的，凶手是贝诺这个轻浮的家伙。因为他曾是射击冠军，所以这个国家里每个人就都想象着他是凶手。可这个蠢蛋为什么非要躲起来不可呢，”警长说着边说边吃着面前的巧克力慕斯。“不好吃。柯勒的委托、传言，贝诺的失踪，这一切都息息相关。”
“施派特落入一个陷阱里。”莫克边说边开始用碳笔在桌布上画，画的是一只老鼠，已经夹在捕鼠器里了，可仍在啃着肥肉。
帐篷街上，林恩哈德坐在我办公室里。
“你是怎么进来的？”我气愤地问。
“这不重要，”林恩哈德答道，指着办公桌说：“这些报告。”
“你也认为柯勒无罪吗？”我满怀疑虑地问。
“不。”
“莫克说，我落入了陷阱。”我气恼地说。
“看你自己了。”林恩哈德答道。
一百五十页，写得密密麻麻，电报风格。我所期待的是一份推论报告，模模糊糊的关联，而面前的都是事实。一个陌生人被一个名字取而代之。这些报告本身会得到各种各样的评价，总体上会被小心地接受。肖恩贝希勒对证人进行问询：证人相互矛盾，但矛盾的程度令人吃惊。比如：一位女招待声称说，她听见柯勒叫了声“猪狗”，而正在旁边桌上吃饭的一个女式内衣店经理（“我身上还溅到了一点汤汁”）陈述说，柯勒说了“你好，老朋友”。第三个证人说，他看见议员还和教授握了握手。又有人说柯勒打倒温特以后撞到了林恩哈德。林恩哈德打了问号，并给予说明：“我没在那儿。”另一些矛盾的证词达五十多页。现在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证人。每个证人都倾向于为所经历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掺进一些想象的东西。一个有证人的事件不仅发生在证人之外，也发生在证人的心里。人人以自己的方式感知事件，把它印在自己的记忆里，记忆又重塑了事件：每种记忆都还原出一个不同的事件。矛盾成堆，因为与警察相反，肖恩贝希勒问询了所有的证人。证人越多，证词就越矛盾。五十多页证词矛盾重重。说到底也有时间上的差异：案子发生在大半年之前。想象力有时间去重塑记忆，再加上想象思维，自以为是，凡此种种。另外五十页似乎都是那样一些人的证词；他们自以为曾在谋杀现场，其实并不在场。然而，肖恩贝希勒毕竟仔细地进行了调查。弗西廷的报告：他的方法最简单明了。他直接询问，之所以能做到，因为他从来都是直接询问。他进行调查时，一点不引人注意。他什么都不放过，连没用的细节或者看似没用的细节都要问个明白。最终，他的一个个小石子组合在一起，足够艰辛地、靠着无数的马提尼酒粘合起来，拼贴成一幅马赛克图像，这图像令人可疑地证实了出现在肖恩贝希勒报告中不同证人的证词。有几个人声称说，当时贝诺博士也在“剧院酒店”；而另有一些人则说，贝诺在柯勒之前接近过教授；又有人说，他就坐在同一张桌上；甚至有一个证人说，他紧随议员之后离开了酒店；一位酒吧侍女陈述说，温特被杀害后不久，贝诺就冲进了她的酒吧，高兴地跳起舞，打碎了好多酒杯，并大喊“那个吸血鬼死啦，那个吸血鬼死啦”。他故意碰碰在场的每一个人，并且说他这下要娶她了。人们以为他说的就是施台尔曼女士，祝他幸福，要他请大家喝喜酒。这一切都发生在“升天酒吧”，如同一个强盗窟，位于大教堂附近，因其辛辣的烧酒而得名。前些日子，人们常在这家店里见到贝诺。所谓“前些日子”，在贝诺那里长达两年多。他出身名门，享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有成，运动生涯斐然，社会成就辉煌，还与该城首富施台尔曼家订了婚。贝诺忽然沉沦了，变了样，谁都躲着他。大家都以为施台尔曼撤销了婚约。他经常出国旅行，传言说他赌博。起先他还能勉强维持与一些对他有利的豪门的关系，后来渐渐就没人请他了，最后被拒之门外。他还是大手大脚过日子，后来变卖了以前光鲜时仅剩下的几样东西：版画、家具、几箱陈年波尔多酒。他变卖了各种不属于他的东西，比如首饰之类，同时在打两场官司（我就不详述这位奥林匹亚-海因茨的债务了，那是灾难性的，简直是离奇，两千多万）。奇怪的是，弗西廷关于贝诺的报告在很多方面也与被杀的温特如出一辙（除了债务）：出国参加了几届压根儿就没有举办过的国际笔会大会，他却一谈就是好几个星期；传言去赌场。温特离开“剧院酒店”三楼的文学圈聚会后，也始终把歌德的名言四处挂在嘴上。在那里，他跟我们这座城市的出版商、编辑、戏剧评论员和圣徒传记的权威作者们坐在一起，好让文化的统治力量不要从自己身边溜走。那个尊贵的圈子虽然容忍了他，但总笑话他，要是他到下村那边去看印度舞伎的表演，他们称他为“印度的大地之神”。林恩哈德得出了结论：毫无疑问，如果排除柯勒是凶手，那么只有贝诺可能是凶手。他以为达芙妮就是莫妮卡·施台尔曼。后来，他与温特之间出现了一些纷争。达芙妮跟贝诺分手，就是这个纷争造成的后果，因此也毁了贝诺。作为施台尔曼的未婚夫，他恐怕会左右逢源；没有施台尔曼，他就寸步难行。我满腹狐疑。林恩哈德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达芙妮是被贝诺殴打之后才与他分的手；莫妮卡·施台尔曼也是在达芙妮与她分道扬镳之后才放弃了贝诺。温特和吕德维茨早就知道达芙妮并不是莫妮卡·施台尔曼，但知道此事的还大有人在。有人冒充别人的身份，让自己销声匿迹，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肯定还有其他知情人。想必主管当局里也有人心知肚明。后来，柯勒也知道了。施台尔曼告诉过我。也许还有很多人知道。莫克说我落入的陷阱只能存在于我煽动人们相信柯勒无罪之中，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尽管我自己并不相信他无罪。我参与制造了这种看法，因为我接受了柯勒的委托。如果我屈从于柯勒不是凶手的假设，那我注定会拿另一个开刀；如果不是布鲁图斯刺杀了凯撒，那就是卡修斯；不是卡修斯，就是加斯卡。也许吧。也许监狱长和看守并不是说柯勒无罪的始作俑者，而是我自己。警长怎么会知道我的委托呢？商量委托时看守莫瑟尔在场，克努珀夫妇、海伦娜、柯勒的私人秘书费德尔，肯定还有不同的律师，他们都知道，然后是林恩哈德，是他手下的人？伊尔瑟·弗洛伊德知道这事，她会守口如瓶吗？也许柯勒的委托已经全城皆知了，尽管我坚信他杀人是出于科学上的好奇，然而因为委托，我的调查将人们的视线从柯勒身上引开了，而不是集中在他身上。难道这就是委托的意义所在？难道我是一个看不透的阴谋的始作俑者？难道我把那些调查报告交给了雇主？但是我陷入了窘迫之中。林恩哈德很快就会开出账单。我需要钱，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柯勒。我必须干下去，无所顾忌。或者还有出路？我突然想到去找我的老东家史提西-卢平谈谈。我依然犹豫不决。后来我还是决定不去找他，也不提交调查结果，不管会发生什么。可是后来我不再犹豫了。1956年11月30日到12月1日那天夜里，也就是周五深夜到周六凌晨，贝诺博士来找我了。将近半夜时分。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在这个夜晚，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已成定局。我正在第三次研读报告，他拉开了办公室的门。这办公室原本属于他，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又高又壮，一绺长长的黑发梳到了后面，遮住了秃顶。他踉踉跄跄地向我的办公桌走来，看上去仿佛骨架都撑不住身体了。与肥胖的身躯相比，他的双手小得简直像孩子的。他把双手撑在桌面上，瞪着我，半被台灯光照亮。他不再是个清醒的人，一副绝望的样子，无助得令人同情。我向后一靠。他黑西装上有油污在闪亮。
“贝诺博士，”我说，“你去哪儿了？媒体到处找你。”
“别管我去哪儿了，”他喘息着说，“施派特，别起诉了。我求你。”
“起诉什么呢，贝诺博士？”我问。
“你在起诉我。”他沙哑地说。
我摇摇头。“没有人起诉你，贝诺博士。”我解释道。
“你撒谎，”他叫道，“你撒谎！你派了林恩哈德来对付我，派了凡特、肖恩贝希勒，还有弗西廷。你也唆使媒体跟踪我。你知道，我有杀死温特的动机。”
“那是柯勒干的。”我答道。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这样。”他浑身发抖。
“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一点。”我试图安抚他。
贝诺瞪着我，用一块肮脏的手帕擦擦额头，“你会起诉我的，”他低声说，“我完了，我知道，我完了。”
“你说什么呢，贝诺博士。”我答道。
他踉跄地走到门口，慢慢打开门走了，没有再理睬我。
不在现场证明：又被中断了。命运的打击。这次是因为鲁奇。在他的陪同下，出现了一个家伙，鲁奇向我介绍他是“侯爵”。（由于我作为书写者跳出了这个不祥的事件，但也作为行动者纠缠在其中，那我就必须公开表明我的观点：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我自己变成了罪人：我确信，检察官先生，你一定会赞同这话。当然我还要有限定，我也把你连同你因为公职而代表的社会算作这个罪恶世界的一部分，不仅仅只有鲁奇、侯爵和我。）要说这个类似人的家伙，他是从纳沙泰尔流窜到此的。开着一辆敞篷美洲豹。一张带着微笑的嘴脸，仿佛他是来自科镇的，神气就像是兜售高级香皂的。当时是星期天晚上快十点（这篇报告写于1958年7月底，小小的尝试，想让我的稿子有个头绪）。外面下着暴雨，电闪雷鸣，十分吓人，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可是一点也不凉快，天气还是那么闷热。楼下传来颂歌：“沉没吧，世界，沉没在基督怀中，快乐地沉没吧。”还有：“神圣的主啊，让电光和霹雳落到我们这些罪孽者身上吧。”鲁奇有点不自然地来回捋着他的络腮胡子，我觉得他有点紧张。他那双圣徒似的眼睛也闪现出苦思冥想的光芒，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鲁奇显然在沉思。两人都身穿雨衣，却基本上是干的。
“我们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鲁奇低声低气地说，“侯爵和我，需要刚才两小时的。”
侯爵装模作样地微笑着。
“那么两小时之前呢？”我问。
“我们不在场可有铁证啊，”鲁奇边说边试探地看着我，“我们跟吉赛勒和玛德莱娜在‘摩纳哥’酒吧。”
侯爵点头证实。
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来找我。鲁奇一如既往总那么乐观。“没有任何人认出我们，”他说，“现在伞还是很有用的。”
我思忖着。“你们把伞放哪儿了？”然后我边问边从椅子上站起来，把纸收好。
“放楼下了。放在了地下室门背后。”
“那是你们的伞？”
“我们找来的。”
“哪儿找的？”
“也是从‘摩纳哥’。”
“就是说两小时前你们是带着伞出来的？”
“下雨了嘛。”
鲁奇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对他的回答不以为然。于是他满怀希望地从雨衣里掏出一瓶拿破仑白兰地来，侯爵也变戏法似地掏出一瓶同样的酒放在办公桌上。
“太好了，”我点点头，“这才有点人情味儿。”
接着，两人各放下一张千元大钞。
“我们可是大方的生意人。”鲁奇肯定地说。
我摇摇头，“亲爱的鲁奇，”我遗憾地说，“原则上我不会为假话陪你坐着。”
“明白。”鲁奇说。
两人又各拿出一张千元大钞。
我不会为之所动，“伞的故事太蠢啦。”我说。
“可警察又不会因为伞来找我们。”鲁奇反驳道，可是他显然觉得事情不妙。
“但他们会因为伞而怀疑你们。”我警告他们。
“懂了。”鲁奇说。
两人又各献出一张千元大钞。
我愣住了，“你们准成富翁啦？”
“人各有生财之道，”鲁奇说，“只要我们一得到余款，就会远走高飞。去国外。”
“什么余款？”
“剩下的酬金。”侯爵解释说。
“什么酬金？”我满腹狐疑地问。
“为一个我们已经完成的使命，”鲁奇明确地说，“我们一到尼斯，就把吉赛勒和玛德莱娜让给你。”
“我也把我的姑娘让给你，”侯爵说，“纳沙泰尔人很实际。”
我仔细检查了钞票，折好塞进裤子后兜。鲁奇还想再说些什么，被我拦住了：“下不为例。你们为什么需要不在场证明，我也不想知道。”
“劳驾了。”鲁奇谦恭地说。
“把你们的香烟都拿出来。”我命令道。
鲁奇口袋里塞满了烟：骆驼、登喜路、黑与白、超级皇帝、皮卡迪利。桌上堆了一大堆烟盒。
“我有个女朋友开了间报亭。”他解释说。
“侯爵先生抽什么？”
“很少抽。”他尴尬地嗫嚅着。
“你没带烟？”
侯爵摇摇头。
我又坐到办公桌前。我们必须行动了。
“现在我们抽半小时烟，”我命令说，“尽量快抽多抽。我抽骆驼，鲁奇抽加长版超级皇帝，侯爵，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就抽登喜路吧。把烟抽到还能看得出商标，然后就掐灭在同一个烟灰缸里。最后每人都带一盒打开的烟走。”
我们没死没活地吞云吐雾。我们很快就把四支烟并在一起抽，然后它们自行烧尽。外面又下起了雷雨，楼下在吼叫着颂歌：“上帝啊，粉碎我们这些奸人吧；耶稣啊，灭掉我们的财产吧，因为我们杀死了你，我们亵渎了神圣的主。”
“其实我平常绝对不抽烟。”侯爵呻吟着说。他特别难受，简直变得有点人样了。
半小时后，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空气简直呛死人，因为我们关着窗子。我们离开房间，刚下了一层楼，就迎面撞上一队警察。但他们不是来找我们的，而是来找乌特里圣徒的。邻居们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们宁可入地狱，也不愿意听颂歌。肥胖的风纪警察史图伯推了推门，两个同来的巡逻警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们，因为我们三个可是有名的人物。
“嗨，史图伯，”我说，“你是风纪警察，圣人们与你不相干啊。”
“你还是看好你的圣人们吧。”史图伯低声说着，让我们过去。
“妓女律师！”其中一个巡逻警在我背后喊道。
“我们最好还是马上去警察局。”鲁奇叹息着说。警察让他颜面扫尽。侯爵好像吓得在祷告。我感觉自己可能卷入了某些可疑的事情里。
“胡说八道，”我给两人打气说，“我们恐怕遇不上比警察更好的事了。”
“那伞……”
“回头我来处理吧。”
新鲜空气让我们感到惬意。雨停了，街道上热闹起来，到了下村街，我们走进“摩纳哥酒吧”。吉赛勒还在那儿，玛德莱娜已经不见影了（现在我知道她的名字），不过有科琳娜和宝莱特，她们是鲁奇的新人，刚从日内瓦弄来的，三个都打扮得很漂亮，货真价实，也都接过几次客了。
“侯爵看上去脸色发绿，”吉赛勒边喊边招手示意，“你们虐待他了？”
“我们打了两小时扑克，”我解释说，“侯爵也得陪着吸烟。活该，谁让他想把你从鲁奇手中夺走呢。”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呢？”宝莱特用法语说。
“生意是在无声无息中做成的。”
“结果呢？”
“现在我是你的律师。”我说。宝莱特愣住了。我转向阿尔方斯。这位侍者生就一张兔唇，正在柜台后面洗酒杯。我要威士忌。他端来三杯69威士忌放在我们面前。我一口气干了一杯，告诉侍者“这两位付账。”然后离开了“摩纳哥酒吧”。我还没走出门十步远，就听见有车停下来。我仔细看去，发现警长带着专案组三个警探进了酒吧。我溜过一个街角，躲进下一个酒吧里。后来我也挺走运（起码有一次）：一个小时后，当我返回镜街时，史图伯和两个巡警已经走开了。一片寂静，乌特里的信徒们一定也已经散去了。在地下室门背后，我找到了那两把伞。我本想把它们拿到地下室里藏起来。这时，我忽然有了别的想法。我走上楼，教派会所前一片寂静。门没上锁，即使上了锁，我也能用这把门钥匙打开它，因为很多老房子都有一把通用的钥匙。
我走进前厅，只有楼梯间的灯光微弱地照进来。门旁有一个伞架，上面插着几把伞。我把这两把湿伞插到其中，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上楼到了我的房间。我打开灯。窗子大开着。警长坐在扶手椅上。
“这儿抽过很多烟，”他边说边望着堆满烟蒂的烟灰缸，“是我把窗户打开的。”
“鲁奇和侯爵来过我这里。”我解释道。
“侯爵？”
“这样一个来自纳沙泰尔的怪人。”
“他叫什么？”
“我不想知道。”
“亨利·祖佩，”警长说，“他们是什么时候来你这儿的？”
“从七点到九点。”
“他们来时已经下雨了吗？”警长问。
“他们下雨之前来的，”我答道，“不然就全淋湿了。为什么问这个？”
警长打量着烟灰缸。“风纪警察史图伯看见你九点离开房间时，与鲁奇和侯爵在一起。你们后来去哪儿了？”
“我？”
“你。”
“去‘霍克酒吧’了，我喝了两杯威士忌。鲁奇和侯爵去了‘摩纳哥酒吧’。”
“这我知道，”警长说，“我在那儿逮捕了他们。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放了他们。他们有不在场证明。他们在你这儿抽过烟。两个钟头之久。”他再次注视着烟灰缸，“我必然会相信你，施派特。一个在乎正义的人是不会为杀人犯提供不在场证明的，不然就太奇怪了。”
“谁被杀了？”我问。
“达芙妮，”警长答道，“那个冒称莫妮卡·施台尔曼的姑娘。”
我坐在办公桌前。
“我知道，你心里清楚，”警长说，“你拜访过真正的莫妮卡·施台尔曼，她放任了那个假的。于是达芙妮·米勒就去当了街头妓女。没有跟鲁奇和祖佩说好。在希尔申广场旁边的停车场，有人发现她死在自己的梅赛德斯车里。快八点半时。她七点钟就到了那儿，却一直待在车里。那时雨大得要死。哼，现在鲁奇和祖佩有不在场证明，而且身上没有武器，他们的雨衣也是干的。我只好放他们走。”他不说了。“一个美丽绝顶的姑娘，”他过了一会儿说，“你跟她睡过吗？”
我没有回答。
“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警长说着点起一支巴伊亚诺雪茄，咳嗽起来。
“你抽得太多了，警长。”
“我知道，施派特，”警长答道，“我们都抽得太多了。”他又望着烟灰缸，“但我发现你挺关注我。那么，我对你也要有所关注：像你这样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你真的没有朋友吗？”
“我也不想跟人结仇，”我答道，“你要审问我，警长？”
“只是好奇，施派特，”警长把话绕开，“你还不到三十岁。”
“我可没钱荒废我的学业。”我答道。
“你曾是我们最年轻的律师，”警长说，“可现在你不再是律师了。”
“监督委员会不过是照章办事。”我说。
“我要是能对你有所了解的话，”警长说，“就会更容易地明白你在想什么了。但我却一点也不了解。我刚认识你时，你为正义的斗争让我眼前一亮，我自惭形秽。现在，我眼前亮不起来了。我依然相信你的不在场证明，但我再也不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
警长站起身来。“你让我感到遗憾，施派特。你卷入了一桩荒谬的事件，我一清二楚，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变得很古怪，这恐怕难以改变了。我想你就是因此才自暴自弃吧。柯勒又写信了吗？”
“从牙买加。”我答道。
“他走了多久了？”
“一年多，”我说，“快一年半了。”
“这人在地球上穿来穿去，”警长说，“不过也许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
说完他就走了。
补记。又过了三天：我跟达芙妮睡过，没有告诉警长。他也不再追问，这事他觉得并不重要。我想了很久要不要把这事写下来。不过警长是对的，一切都变得这么毫无意义，再隐瞒什么也根本没意思：现实包括一些无比无耻下贱的事，我在达芙妮的毁灭中所扮演的角色属于无耻下贱之行，尽管她的死因是“真”莫妮卡·施台尔曼报复行动所致。这个丑闻爆出以后，达芙妮一年多不知去向。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林恩哈德也不知道。她在奥罗拉街上的公寓空着，房租一直有人支付。谁付的，不得而知。后来她又出现了。还是那么光鲜，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有了新的追随者。以前她生活奢靡，现在她以此为业。朋友们不再理睬她，她开着她的白色梅赛德斯到处跑，要价高得吓人，又财源滚滚，交过地方税、国税、国防税、养老和伤残保险等税后依然如此。能跟她睡被视为幸事。好了，闲话少说，我不想隐瞒，她只来过我这儿一次：快半夜两点时，她来镜街敲响了我的房门。我从沙发铺上爬起来，心想可能是鲁奇。我打开灯，开了门，她走了进来，环顾四周。窗户半开着，房间冰冷（当时是二月中）。俗气的墙纸上贴着《观察者报》的彩图，我的衣服在办公椅上，大衣搭在扶手椅上。她穿着一件灰鼠皮大衣——肯定货真价实，要不就是“真”施台尔曼还在为她付账——她脱光衣服，全扔到扶手椅上，然后躺在沙发上。我躺在她身边。她很美，屋里又很冷。她没待多久。她又穿上衣服，拿起皮衣，把一张千元钞票放在我的写字台上。当我抗议时，她就挥起右手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这样的事谁愿意去说呢，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之所以现在又肯写出来，也是因为一切都破灭了。今天早上快六点时，风纪警察史图伯老兄来告诉我说，鲁奇和侯爵在措利孔附近被人从湖里捞了上来（案发地点不远就是施台尔曼的一所别墅）。史图伯高兴地走了，我感觉有些受辱：他连问都不问，警长怎么也能派个专案组的人来找我吧。鲁奇和侯爵没有能够迅速逃往国外。就这样，1958年8月1日，我们的国庆节就十分沉闷地开始了。再说还是个周五，也是达芙妮下葬的日子，法医允许将她下葬。上午10点。8月1日只是上午工作，掘墓人也一样。对一个小国家来说，国庆节放一整天假太多了，它知道自己的大小。我刚离开房间，外面就打起雷来，这个夏天雷雨多得成了家常便饭。我的大众车还在修理厂。（有一天，我不知在湖上什么地方吃过饭，在野外的夜空下开着我的保时捷——就这样，检察官先生，这事我也得忏悔。忽然我连人带车还有玛德莱娜［是玛德莱娜吧？］从蒂夫路上什么地方滑到了一片树丛中。鲁奇料理了一切，小姑娘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我又开上了老大众。曾经。我早就可以把它取出来，可我在修车行不能赊账了。我害怕账单。）于是我只能搭乘有轨电车去参加达芙妮的葬礼。可我为什么要按下乌特里圣徒会的门把手，门开了之后，为什么要将六天前放在那儿的伞拿一把，再也说不清楚了。这么做是出于心不在焉，还是出于一种阴郁的幽默，我再也弄不明白了。才九点半，天空却已经变得乌黑，我穿过老城向贝尔维尤方向奔去，拿伞当手杖用。所有人都行色匆匆，我也走得很急，像每次暴雨来临之前一样。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雨一定很特别，因为现在才是上午。天公也不忘达芙妮，我心想着。我在贝尔维尤上了电车。其实这种天去参加葬礼很傻，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上了挤满人的车厢。太阳不时穿过黑色的云墙，像探照灯一般忽明忽暗。十字广场站上来一个笨重的黑衣男子，小个子，光秃秃的脑袋闪闪发光，留着整齐的黑色络腮胡，里面夹杂着几绺白须，戴一副金质无框眼镜。我一时不由得相信他就是被杀的温特，他作为幽灵回来参加女儿葬礼。这人跟死去的那个多么相像，他手里还拿着一个花环，不过我看不清挽联上的字。墓地已经来了很多人，名流悉数到场，人人都难免怀旧伤感。她的新客人一个都没有来。可达芙妮·米勒并不是人们来到这漂亮整洁的墓园的唯一原因。她旁边的坟墓里，也要让检察官叶梅林安息。他的逝世也引起了普遍的哀悼，没有比再也无法怨恨更悲伤的事了。幸好悲伤中掺进了幸灾乐祸，他的结局不无滑稽。他每周都去洗桑拿浴，赤条条地坐在赤条条的林恩哈德身边。这次惊吓他没能挺过去。人们咬牙切齿地致哀。同时下葬也有好处。人们可以共同参加两个葬礼。我思量着谁是来参加哪场葬礼的，有市长，有检察官弗伊瑟尔是来送别叶梅林的，还有几个无罪释放的乱伦犯，人都死了他们还要来气气他。林恩哈德、劳平格、史托斯和史提西-卢平两个都参加。弗里德里、吕德维茨、蒙德申可能只是来参加达芙妮葬礼的。每个人都拿着一把伞。森恩牧师站在达芙妮墓前，瓦滕维尔牧师站在叶梅林墓前，两人都已准备就绪。我不耐烦地等着，重心在两条腿上换来换去。天上打起了雷，森恩牧师和瓦滕维尔牧师却都没有开始祷告。我在电车上见过的那个老男人放下了花环（除此之外棺木上没有别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同父异母妹妹达芙妮，胡格·温特。这一定是小学教师温特吧。雷声又响起来，这次震耳欲聋。刮起一阵风。所有人都等啊等啊，旁边墓上的人都朝这边看，人们在等着什么。我一直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后来终于明白了：“真”莫妮卡·施台尔曼坐在轮椅上，一位瘦高的护士迈着大步把她从墓园大门口一直推到棺材前。矮人化着浓妆，头戴一顶朱红色假发，与达芙妮的发色相仿，假发让小矮人的脑袋看起来更大。她身穿一条小裙子，像童装似的，一条珍珠项链穿过两条小弯腿垂在轮椅上。她怀里抱着一个用黑布包起来的东西。一个穿深色西装的矮壮男人——西装太短太紧——走在她身边，正是那位非常富有的大傻瓜，国会议员艾希斯伯格，他身后也拖着一个花环。甚至连市长和弗伊瑟尔，还有掘墓人都离开了叶梅林的墓，走到达芙妮·米勒的墓前，只剩下瓦滕维尔牧师孤零零地站着。他也恨不得走过来。雷声又一次震耳欲聋，狂风大作。
“见鬼。”我旁边有人说。是警长。
护士把施台尔曼推到敞开的墓前，艾希斯伯格把花环扔到棺木上，挽联上写着献给我永远热爱的莫妮卡，你的莫妮卡。
森恩牧师走上前来，被突然响起的雷声惊得缩成一团，所有在场的人也都走上前来。我不情愿地被挤到了施台尔曼身后，站在护士和警长之间，警长前面是艾希斯伯格，护士前面是史提西-卢平。棺材被放进墓室里。旁边墓地上，叶梅林的棺材却没人放，瓦滕维尔牧师还在向这边张望。森恩牧师安详地打开圣经，宣布将朗读约翰福音第8章第5至11行，却没读成。莫妮卡·施台尔曼将怀里的东西高高举起，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掷进墓里，那东西扑通一声重重地砸在达芙妮棺材上，喀啦裂开了：原来是莫克为“假”莫妮卡·施台尔曼塑的青铜头像。瓦滕维尔牧师向这边奔来，森恩牧师惊得不知所措，不由自主地说道：“让我们祈祷吧。”
可就在这时，沉甸甸的雨点已经开始掉下来，阵风凝成了暴风，雨伞纷纷张开。我站在施台尔曼后面，想护住她，所以也打开了我的伞。我一按手柄近旁的按钮，伞盖忽然飞了，吓了我一跳。它高高飞起，在哀悼的人群头顶打旋。这时大风忽然停止，伞盖像只大黑鸟落进了达芙妮的坟里。很多人都在忍着笑声。我盯着手里的伞柄：这一把三棱刀。我觉得，仿佛我手持杀人凶器站在被害人墓前守墓，而牧师则在祷告上帝。然后，掘墓人开始抡起铲子干活，叶梅林的棺材也终于放了下去。护士把施台尔曼推走，我必须给她让路，却还一直举着三棱刀站着，而其他伞都已收了起来：雷雨虔敬地绕过了墓园，跑到市中心上空倾泻而下。直到晚上还有人从被淹的地下室往外抽水。不知从哪儿传来几声爆竹，有人已经开始庆祝。阳光炽烈地泼洒在涌向墓园出口的人群和抡着铲子的掘墓人身上。森恩牧师也急着尽早离开，瓦滕维尔牧师糊里糊涂地站着，市长和弗伊瑟尔也都已经走了。只有林恩哈德站在叶梅林墓前，看着坟墓被一点点填满。从我身边走过时他在哭泣。他失去了一个敌手。我再次盯着手中的三棱刀。刀尖呈深褐色，刀锋旁边的凹槽也是。
“你的伞不能用了，施派特。”警长在旁边说，随后从我手中拿走与伞柄相连的三棱刀，转身向墓园出口走去。
出售：柯勒从广岛发来的明信片让我平静下来，他要去新加坡。终于到了报告这关键的事的时候，尽管这关键的事原本就是件蠢事，任何经济上的困境也不能为之开脱。我把那些报告寄给了史提西-卢平。两天后，他在城郊家里的客厅接待了我。客厅这个词太保守了，应该叫没住人的大厅才对。这房间是正方形，我估计有40平米见方，三面都是玻璃墙，一扇门都看不到。透过一面墙能俯瞰下面一座小古城。老城幸好免遭了高速公路之害，无尽的车流穿梭而过，赋予暮色中的城市风景某些生机勃勃幽灵似的东西，一串串灯光穿过古老墙垣的血管。透过另两面玻璃墙，可以看到一些打着背光的石块，沉重的巨石无规律地摆放着。莫克雕琢粗犷，一些用花岗岩雕成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就统治着地球的神祇。高山从深谷里拔起，将一个个大陆拆开。整块的巨石犹如巨型生殖器，将它们的影子投入当时空荡荡的大厅。大厅里除了一架三角钢琴之外，就只有对角线上的两张安乐椅。三角钢琴摆得离门口很近，可想而知，放的不是地方,就在一个通向楼上的木楼梯旁边。楼上肯定还有很多不太大的房间。然而，当我开着保时捷抵达时，这房子看上去只有一层，以前从城里看去，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座平顶洋房。我当年的老板坐在其中一张安乐椅上，裹着睡袍，一动不动，只有椅子之间的落地灯照着他。我轻轻咳嗽一声，他一动不动，我走过大厅地上色彩各异、精心铺设的大理石地板，史提西-卢平依然一动不动。我坐在另一张安乐椅上，陷入了一片皮革的海洋。我发现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放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一瓶开了塞的红葡萄酒，一只小小的郁金香形水晶玻璃杯，还有一碗核桃。大约四米开外，史提西-卢平坐的椅子旁边也放着同样的东西，只是面前地上多了一部电话。我看看史提西-卢平。他睡着了。我想起瓦尔兰画的肖像，以前我总觉得画得夸张，现在才发现画家看这位律师时独到的天才眼光：一团雪白的乱发之下，是宽大的四方额头，刻画得粗犷而恰如其分。鼻子如同植物的块根，深深的皱纹，向着如同凿出来似的下巴延伸。难以名状的固执而又柔和的嘴巴。我端详着这张脸，就像一片熟悉而神秘的风景，因为我对史提西-卢平知之甚少，虽然他当过几年我的上司，私下里从没与我说过一句话，也许这就是我没有留在他事务所的原因。
我等着。突然，那孩童般好奇的眼睛透过无框眼镜直盯着我。
“你怎么不喝，施派特，”他说，清醒得就像根本没有睡过似的（也许他没有睡），“你给你斟上酒，我也给我斟上。”
我们喝着酒。他观察着我，沉默着，观察着。
在我们开始谈论困难之前，他开口说道，一边望着眼前，他可以想象困难在哪儿，个人的看法，与目前纠缠着我的种种麻烦息息相关，因此我才心急火燎地跑来找他——不就这样吗？也不全对，我是开着保时捷来的，高级，高级啊。
他笑了起来，不知什么东西让他觉得特别惬意。他一边喝酒，一边接着说，他有没有给我讲过他的人生。没有？也是的，讲它干吗。好吧。他是一个山民之子，他的家族自称为史提西-卢平，为了不跟史提西-比尔林混淆。他们两家自人类有思想起，就在为一块土豆地争斗不休。那块田如此陡峭，每年都得辛辛苦苦地重新平整，而且常常不止一次。要是运气好，这块地长出的土豆能做三四块土豆饼。可两家就为此官司不断，又斗殴，又互相谋害。现在依然如此。简而言之，年轻的同行，他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当了律师，就在史提西村，它就叫这名字。村里不光史提西-卢平和史提西-比尔林是对头，还有史提西-莫西和史提西-苏特林这一对仇家，所有的史提西家族彼此都结了怨。但那只是村子刚刚落成的时候，如果它有个开端的话。如今每一个史提西家都与其他家打得不可开交。就在这么一个小山沟里，施派特，这么个小村里，在一团乱麻般的邻里纠纷、谋杀、乱伦、伪证、盗窃、侵占和诽谤中，他作为乡村律师度过了自己的学习时代。那里的人们管他叫说情人。他不是为了将法制引入了这山沟，而是为了让法制远离它。制造假象说老娘出了事故，又娶女佣为妻的农夫，用砒霜把老爹送进坟墓后又嫁给男佣的农妇，这样的男女在山村里比在监狱里有用得多。监狱空着会为国家节省更多钱，农舍空着，草场就会荒芜，家乡的土地会滑落山谷。
他独自笑起来。
“天哪，那可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啊！”他惊讶地说，“后来，我一定是鬼迷心窍了，娶了个梅尔奇奥家的女人，来到我们这座狗屎城市，成了大名鼎鼎的律师。天气怎么样？”
“有热风。对12月而言太热了，”我答道，“就像春天。”
“我们到外面去？”
“很乐意。”我回答。
“到外面去可能不是确切的说法。”他边说边按下安乐椅扶手上一个按钮，巨大的玻璃墙随之沉到地下去了，巨大的石像背后的灯光也熄灭了。我们坐在活动地板上，就像在露天一样，只有落地灯还照着。
夸张卖弄的设计，他说，眼睛盯着前方。他觉得自己就像帝国政府元首。可是，施派特，你想说什么呢，作为大律师，他必须请得起范德豪森这样的人来设计，尽管他更喜欢弗里德里的小市民风格。命运让你变得时尚。而现在，他孤零零地坐在这里。在这大厅里，曾经举办过一次又一次狂欢，小城圈子里的人抱怨了，还有那些狗屁小民，直到——好啦，这一切于事无补。之后，他让人把家具都弄走了。全都是时尚家具。
然后，他一边给自己斟酒一边说：“我们言归正传吧，施派特。”
我讲述了名誉博士柯勒给我的委托。
我知道，史提西-卢平打断我的讲述，喝着酒。克努珀夫妇也来过他那儿。海伦娜，柯勒的女儿把我的委托跟他说了，林恩哈德及其同党的调查他也仔细看过。
我讲述了我关于柯勒作案动机的想法，讲述了海伦娜怀疑她父亲是被迫杀人的，还有我与达芙妮的邂逅、拜访真莫妮卡·施台尔曼家、贝诺出现在我办公室，我都一一讲给他听。
“年轻人，你有机会了。”史提西-卢平惊讶地说，又给自己斟上酒。
“我不明白你要说什么。”我不安地回答。
“你当然明白，”史提西-卢平反驳道，“不然的话，你就不会来找我了。我们一起来玩柯勒的游戏吧。假设他不是凶手，另一个凶手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那只能是贝诺，所以他才吓成那样。他从那个冒充的施台尔曼手里挥霍了两千多万，温特把这事跟真施台尔曼讲明了，婚约破裂，贝诺毁了。在‘剧院酒店’的人堆里枪杀了温特。就这样。这正是你的委托人需要的说法，也将是你需要的说法。”
史提西-卢平举起酒杯对着落地灯的灯光。小古城里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了好几分钟之久，根据一直亮着不动的前灯推断，车流拥挤成一堆。
史提西-卢平笑着说：“本世纪最美妙的再审案件恰恰必然会落在像你这样一个青瓜蛋子头上。”
“没人委托我进行再审。”我说。
“你所接受的委托就会导致再审。”
“柯勒杀了温特。”我肯定地说。
史提西-卢平感到惊讶，“那又怎么样？”他说，“难道你在现场？”
在这房间后面，有一个黑影走下木楼梯，一瘸一拐地向我们走来。他走近时我看清了，是个牧师，拎着一只小黑包。他停在史提西-卢平面前三米远的地方咳嗽起来，玻璃墙升起，背光灯随之闪亮，花岗岩神像的身影投入又封闭起来的室内。牧师年迈，歪歪斜斜，满面皱纹，跛着一只脚。
“你夫人已经行过涂油礼了。”他说。
“好的。”史提西-卢平说。
“我会为她祈祷。”牧师许诺说。
“为谁？”史提西-卢平问。
“为你夫人。”牧师明确地说。
“那是你的本分。”史提西-卢平漫不经心地答道，看也不看他一眼。牧师咕哝着一瘸一拐地向门口走去。先前领我进来的女仆为他打开门。
“我妻子快要死了。”史提西-卢平漫不经心地说，并喝干了杯中酒。
“这样的话……”我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一边站了起来。
“上帝啊，施派特，瞧你拘谨的样子，”史提西-卢平说，“还是坐下吧！”
我坐下来，他又给自己斟上酒。玻璃墙再次消失于地下，射灯熄灭，我们又坐在露天里。
史提西-卢平盯着前方。
“我妻子的伟大就在于让我免受亲眼看着她死去的痛苦，”他说，这话听上去无动于衷，“牧师曾守在她身旁，现在她身边还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我妻子，施派特，不光死爱享乐，而且富得要命，虔诚得要命，她也美得要命。我们的瑞士德语好可笑。她骗了我一生。坐在她身边的医生就是她的最后一个情人。不过我理解她。像我这样的男人是女人的毒药。”
他兀自笑起来，然后突然换了话题。
他说我是个傻瓜，我认为伊萨克·柯勒博士有罪。他，史提西-卢平也一样。虽然所有证人都互相矛盾，虽然凶器一直没找到，虽然缺少杀人动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他有罪。为什么？因为谋杀发生在一个人满为患的饭馆里。那些在场的人会以某种方式有所察觉，即使他们的话自相矛盾。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非得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绝对相信是怎么回事。这让他在庭审时就感到惊讶。既没有追问手枪，也没有审问证人，甚至法官也对警长的陈述表示了满意。虽然警长当时就坐在凶杀现场近旁，但他既没有说自己是否亲眼目击了凶杀过程，也没说是否审问过证人。再说辩护律师是草包一个，叶梅林则处于亢奋状态。我们要把我们可爱的努力、我们知道柯勒有罪与我们相信柯勒有罪平衡起来。我们所知道的踉踉跄跄地尾随着我们所相信的。一个精明的辩护律师单凭这个矛盾就能判定无罪开释。可我们毕竟还会给我们善良的叶梅林一个寻找动机的机会。柯勒把这个有利可图的委托送给了我，因为我对台球一窍不通。我从中得出结论——他洗耳恭听了我的话——，柯勒之所以杀人，只是为了进行观察；之所以谋杀，只是为了研究社会法则。因此，他没有说出他的动机，因为法庭上不会有人相信这种说法。亲爱的朋友，他只能就此说，这样一个动机太有想象力了，只有文学家才会构思出这样的动机。尽管他也相信，像柯勒这样的人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动机。但到底是什么呢？
史提西-卢平思索着。
“你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然后说，“因为你对台球一窍不通。柯勒打的是台边球。”
“台边球，”我想起来了，“柯勒这么说过。在‘剧院酒店’打台球时。‘台边球，就得这么打贝诺。’”
“他是怎么打的？”史提西-卢平问。
“我记得不太清了，”我回忆着，“柯勒把球打到台边，球撞到台边后滚回来，撞到了贝诺的球。”
史提西-卢平给自己斟上酒。
“柯勒枪杀了温特，是为了除掉贝诺。”
“到底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施派特，你简直太幼稚了，”史提西-卢平吃惊地说，“再说施台尔曼已经提示过你。柯勒掌管着她的生意，坐牢也不耽误。他不只是在那儿编篮子。施台尔曼需要柯勒，柯勒也需要施台尔曼，吕德维茨是个傀儡。但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不管怎么说，柯勒的女儿说得有理。谋杀是为了帮人忙。为什么不是呢？也是一种敲诈。亿万家财是施台尔曼的，那两千万是她的两千万，所以柯勒不得不服从，于是他就通过温特除掉了贝诺，按照施台尔曼的意愿。也许她压根儿就不用把这个意愿说出来。也许只是他自己猜到的。”
“一个比真相更疯狂的推论，”我说，“施台尔曼爱过贝诺，因为达芙妮爱过他。达芙妮离开了他，施台尔曼也就放弃了他。”
“一个比真相更现实的推论。真相往往是难以置信的。”他反驳道。
“没有人会接受你的推论。”我说。
“真相是不会有人接受的，”他答道，“法官不会，陪审员不会，就连叶梅林也不会。真相发生在司法高不可及的地方。如果案子再审，唯一能让司法部门信服的推论，就是贝诺博士是谋杀者。只有他有确凿的动机。即便他是无辜的。”
“即便他是无辜的？”我问。
“这碍你什么事？”他答道，“他的无辜也是一个推论。他是唯一能让手枪消失的人。亲爱的，只要你完成了这再审，过不了几年，你就会跟我一样了。”
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听筒又放下。
“我妻子死了。”他说。
“深表哀悼。”我结结巴巴地说。
“不值一提。”他说。
他又想给自己斟上酒，可是瓶子已经空了。我站起来，把我的酒给他斟上，又把酒瓶放在他的酒瓶旁边。
“我还得开车。”我说。
“明白，”他答道，“保时捷也值不少钱。”
我没有再坐下，“我不接手再审案子，史提西-卢平先生，也不想再跟那委托有什么关系。我要毁掉这些调查结果。”我声明说。
他举起酒杯对着落地灯。
“预付了多少？”他问。
“一万五，还有一万手续费。”
楼梯上走下来一个拎包的男人，显然是那个医生，犹犹豫豫，思量着要不要过来。接着女仆走来，把他领出去了。
“你要挣到这些钱得费些力气，”史提西-卢平说，“总共是多少？”
“三万，外加手续费。”我答道。
“我给你四万，你把调查的结果都交给我。”
我犹豫着。
“你打算进行再审。”
他仍在端详着自己那杯太保红酒。“那是我的事。你把这些材料卖给我好吗？”
“我大概只能这么做。”我答道。
他喝干杯中酒，“你不是必须这么做，你想这么做。”他又斟满一杯，对着灯光看。
“史提西-卢平，”我说，感觉自己与他不相上下，“要是打官司，我就是贝诺的辩护律师。”
我走了。当我走到一尊花岗岩雕像影子前时，他还在说：“你不在现场，你可想好了，施派特，你不在现场，我也不在现场。”
说完，他把酒一口喝干，又睡着了。
……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发电报告诉我他抵达的时间：他将于后天从新加坡飞回来，22点15分降落。我会枪杀他，然后自杀。这样一来，我还有两夜时间来写完这份报告。他的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是因为我不相信他还会回来吧。坦诚地说，我喝醉了。我去过“霍克酒吧”，最近一段时间总泡在“霍克酒吧”里，坐在长木桌旁，周围都是醉汉。我靠着吉赛勒和另外几个姑娘过活，她们是在侯爵死后被弄到这儿来的，不是从纳沙泰尔，而是从日内瓦和伯尔尼。而这里有好多姑娘又去了日内瓦和伯尔尼，一场大规模重组开始了，但与我毫不相干。公开吧，我什么事都不许做，而私下里，我没有什么事可做，只有等待着后天22点15分这个时刻。鲁奇的职位由兰花-诺尔蒂接手，据说他来自索洛图恩，在法兰克福飞黄腾达。他很有气派，他的姑娘们现在都戴着兰花。警察很愤怒，因为不能禁止人戴兰花。有一个巴塞尔的女法学家凌晨一点走在贝尔维尤附近的街上，衬衫上别着一朵兰花——她刚参加完电视台一场关于妇女选举权的讨论——，被逮捕了，当时身上没带证明身份的东西。这事成了爆炸性丑闻，警方和警察局长——他因为笨拙的辟谣——落得贻笑大方。兰花-诺尔蒂拥有无限的统治力，他现在聘用了律师维切尔滕，我们最有名望的律师之一。出于社会原因，维切尔滕愿意为某些毕竟也纳税的女士争取权益，并赞成引入按摩院。而我呢，兰花-诺尔蒂暗示我说，就我的“生活态度”而言，他的生意可负担不了，但他不会不管我，因为他不能对不起鲁奇。他说他跟自己的“员工”商量过，允许我暂且在“霍克酒吧”容身。警长也没再找过我麻烦，鲁奇和侯爵是怎么丧命的，好像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就连达芙妮不明不白的死也被遗忘了。就这样，我虽然不是皮条客，却也在这一行混饭吃。在“霍克酒吧”，碰上有人问我要姑娘的地址——老年男士居多——，我常常随手撂给他们几个，也不跟他们要钱，这些人随后请我喝威士忌，不过是大方而已，其实也是理所当然。这就是我醉酒状态、自作自受和急急慌慌的理由。老实说，当我看到柯勒的电报时，我就先沿路喝个不停，稀里糊涂回到镜街，二十个小时后坐在我的写字台前。幸好我还有一瓶尊尼获嘉，感觉挺奇怪。但我现在想起了那个来自图恩的牙医，他在“霍克酒吧”找过我，我在“摩纳哥酒吧”把他介绍给了吉赛勒——我是从“摩纳哥酒吧”回来的，不是从“霍克”，我可能就是这样说的——，书写时这样急急慌慌，不仅使所书写的东西难以辨认，而且也使之离题太远——那瓶尊尼获嘉是应得的。吉赛勒对牙医不感兴趣，嫌他恶心，他喝凯歌香槟时——已经是第二瓶——把假牙取出来，先取出上牙，又取出下牙，假牙都是他自己做的，指着上牙左智齿上他的姓名缩写C.V.让我们看。他还把假牙拿在手里，一张一合试图要去咬吉赛勒的乳房。坐在旁桌上的辛德尔曼笑得眼泪都流到肚子上了，特别当牙医的假牙掉到桌子底下时，不仅掉到我们的桌下，而且也掉到辛德尔曼的桌下，这家伙和玛丽莲坐在一起，一个从奥尔滕新来的女子，兰花-诺尔蒂也来自那里——不，来自索洛图恩——，或者就是奥尔滕。牙医随之不得不趴在地上找来找去，没人肯帮他捡起假牙，他们只是用鞋把它从一张桌下踢到另一张桌下。最后吉赛勒打算帮一帮，大家笑着闹到很晚，而我得到了我的尊尼获嘉。辛德尔曼的狂笑让我生气，因为审判柯勒案子时，他是起诉方一个极其糟糕的代表。是审判，不是再审。所有人都期待着史提西-卢平会盯着再审，但他提交给司法部的申诉出人意料。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从来都没有承认过在“剧院酒店”枪杀了日耳曼学教授阿道夫·温特。如果嫌疑人不承认犯罪，仅凭目击证人的证词不足以定罪，证人也会搞错。因此，柯勒的案子应由陪审法院来审理，而不是州最高法院。正因为如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宣布原判决无效，将柯勒的案子移交给适用他的陪审法院。史提西-卢平的申诉引起了人们热火朝天地翻阅所有的档案和记录，令司法部长莫泽·施普伦林感到震惊的是，这些材料证实了有罪供述的缺陷——人们把柯勒思辨般的套话当成了认罪——，其导致的结果是，司法部长责令首席法官耶格雷纳提前退休，训斥了四位陪审法官以及检察官叶梅林，将柯勒的案子指派给了陪审法院——一个在法律上有点仓促的过程。叶梅林的疯狂发作无济于事，他提交给联邦法院的申诉被以惊人的速度拒绝了，可以说迅雷不及掩耳，对这个因为工作负担沉重、拖拖拉拉运转的当局来说绝无仅有。简而言之，柯勒的案子于1957年4月重新立案。叶梅林不肯让步，他执意要再次作为公诉人出庭，但他被史提西-卢平以抱有成见为由拒绝了。他像撒旦似地抗拒，直到听说史提西-卢平也要请林恩哈德出庭，这才退却下来。当然，弗伊瑟尔也不是史提西-卢平的对手。这时，我发现还没有描述案件本身以及警长在其中扮演的可悲角色。他供述说，他没有看见柯勒开枪，他只是这么推测。其实史提西-卢平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确实出类拔萃，我承认。出庭的证人说辞如此矛盾不堪，以至于陪审员总得强忍住笑，听众则被逗得咯咯直乐。一直没有找到凶器这个事实，史提西-卢平打出了事先策划好的牌，这个情况在第一次审判时被忽略了，所以案件缺少物证，本来已经可以单凭证据不足这一个理由将柯勒无罪释放。然而，史提西-卢平却渐渐地将嫌疑引到了贝诺身上，他案发时在“剧院酒店”，毕竟是瑞士射击冠军，大批枪支收藏者。据林恩哈德说，贝诺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打算变卖这些收藏——大厅里响起一阵嗡嗡声。接着，他暗示贝诺博士与温特教授不和，于是传唤贝诺刻不容缓。所有人都急切地等待着传唤，可贝诺博士却没有到庭。我已经找了他好几天。我下定决心要为他辩护，就像我对史提西-卢平宣布过的那样，所以急需从贝诺那儿得到足够的信息，好对柯勒进行调查。可是在“升天酒吧”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弗西廷猜他可能藏在达芙妮家，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不会对老情人撒手不管。一个名叫艾米尔·E的人，一个除草剂代理商最后给住在奥罗拉街的达芙妮那里留下了一个月的工资，他有印象，她公寓里还有个人。但他始终不见踪影。人们怀疑他逃跑了。警察局全力以赴，国际刑警也介入其中，差不多就是当初逮捕伊萨克·柯勒时的阵势。达芙妮故意阻挠，要求出示合法手续才能搜查她的房子。第二天早晨，当伊尔瑟·弗洛伊德走进帐篷街我的办公室时，发现那位潇洒的击剑手兼射击冠军吊在吊灯上被穿堂风吹得晃来晃去，因为窗户大开着，她又开了门。贝诺一直留着自己以前办公室的钥匙。当我在达芙妮那儿寻找他的下落时，他爬上了我的办公桌，也就是他以前的办公桌。而我还在达芙妮那儿，想要找到贝诺的下落——接连好几天，我身上都散发着那个代理商艾米尔·E留下的各种化学药剂味……我之所以不愿意多说这个案子，原因也许在于：这样一来，我与达芙妮的新关系也可能会被说出来，而且是当着海伦娜的面。要是史提西-卢平审问达芙妮的话，他肯定会这样做的，那么贝诺恐怕不会抢先于他自杀的；他这样做，人们就会以为他认罪了：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风风光光地被释放了。他离开审判大厅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了下来，用那冷淡、缺乏感情的眼睛看着我说，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我陷入财政危机后最糟糕的解决办法，上帝啊，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为什么没去找他呢，而是把那些调查文件都交给了史提西-卢平，他一手导演了这场丑恶的司法闹剧。无罪释放，呸，见鬼去，不得不像无辜羔羊似地站在那儿令人尴尬，谁是这样一个无辜羔羊呢。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气得我七窍生烟，也让我明白，杀死柯勒是我的义务，因为总得有人伸张，免得它会彻底沦为笑话：因为他说，要是我把那些调查文件交给他，而不是卖给史提西-卢平，那么就算没有再审，贝诺也会挂在吊灯上晃荡的。他说着推了我一把，仿佛我是一只癞皮狗。我踉踉跄跄地撞到了身后的莫克，他正把助听器放进背心口袋里，还说了声“也是的”。柯勒离开了审判庭。“蚂蚁餐厅”行会举行了胜利庆典。市长用六音步诗致贺词。然后就飞往澳大利亚。我带着手枪去追，但没追上。人们熟悉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半了，又到了秋天。总是秋天。上帝啊，又醉了，我担心自己的字迹无法辨认。时间是中午11点——还有35个小时15分钟——我继续酗酒，管它发生什么灾难。可怕啊，如果海伦娜还爱着我的话，那会是我的死刑判决。我只能确信我爱过她，也许依然爱着，虽然她上了史提西-卢平老骨头的床。最近我看见她跟弗里德里在一起，他用右手搂着她的肩膀，仿佛她早就是他的财产。可这真的也没什么大不了。没有必要写我们的爱情，也没必要写刚才我与伯格，那个教派牧师在楼梯上的谈话——刚才我又去过“霍克酒吧”，但一无所获，没喝到威士忌，客人们在看足球赛，心情不好，因为瑞士队踢得很差。那些平日总跟我要地址的家伙也心情不好。“摩纳哥”关门了。我身上没钱，忘了带钱包。可我必须有威士忌，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剧院酒店”。那儿也空空如也，阿尔弗雷多——是阿尔弗雷多吧——奇怪地看着我，艾拉和克拉拉果断地从后面走出来。有人叫我的名字。史提西-卢平坐在詹姆斯·乔伊斯常坐的桌边，招手请我过去。艾拉和克拉拉见了有点不高兴，但史提西-卢平就是史提西-卢平。他让我扣上裤子扣，等我坐下后，他说我过得太不像样了，同时给自己的咖啡里倒樱桃酒。我要一瓶威士忌，我神思恍惚地说，我的处境无望了，我知道，没有威士忌我就活不下去了，我被恐惧攫住了，恐惧自己搞不到威士忌。我身体里的一切都反对我改喝别的，比如葡萄酒或啤酒、烧酒甚至流浪汉喝的酸苹果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酒精肝，却不得风湿病）。我心里最后一丝人的尊严要求我，只喝威士忌，为了正义，为了毁掉我的正义。这时，艾拉已经把一杯酒放在我面前。史提西-山谷又需要一个律师，史提西-卢平干巴巴地说。他的继任者，说情人史提西-苏特林在打猎时中枪而亡了，有人把他当成了一只岩羊，不是史提西-比尔林，就是史提西-弗西，或者史提西-莫西成了怀疑对象。弗洛廷根的调查法官把这个案子搁置起来了，要查清真相毫无希望。这个职位也许适合我，我似乎是第一个不姓史提西的说情人。我重新获得律师从业许可证，这是可以办到的。你只对我一人提出这个建议吗，我回应道，把威士忌一口干了。只对你，他说。明白吗，施派特，他接着说，该是我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的时候了，如果他史提西-卢平热衷于从司法的血盆大口中也把有机会可以逃脱的罪人救出来的话，只是打个比方而已，那也并不是为了愚弄法律。律师不是法官，不论他是否相信正义，是否相信从这种理念中推导出来的法律条文，都是他的事，这终究是个形而上的问题，就像询问数字的本质一样。但作为律师，他必须研究，一个被诉诸法律的人到底该不该被法律看作有罪或无罪，不管是有罪还是无罪。海伦娜跟他说过我的怀疑，但我的调查不够充分。海伦娜当时是空姐——天哪，那时人们还觉得这份工作有点了不起——，但她不在英国部长回国乘坐的那架飞机上。部长是乘坐一架英国军用飞机返回的，恐怕不需要瑞士航空的空姐吧。当初海伦娜回答我的问题时有些含含糊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没有立刻弄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相反，要说他从莫克那儿听到了柯勒针对我所说的一些话，他就觉得不可理喻了。柯勒打算重新打官司，为了不是作为无辜的天使站在法庭上，那他就得声明他确实崩掉了笔会成员温特，他是怎么让枪消失的，见鬼去吧。他，史提西-卢平有种特别不好的感觉。为老家伙争取到无罪释放，这本来是他的司法职责，可现在他担心自己放出了一头猛兽，一个独来独往的家伙，总是那么凶险莫测。柯勒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动机，可他难以说得清楚。他先是相信施台尔曼利用了柯勒，现在觉得柯勒利用了施台尔曼。温特、贝诺、达芙妮、两个皮条客，已经死了很多人了，要是我不见好就收的话，也会突然被人从希尔河里捞上来。好啦，然后我还是得到了一瓶，怎么来到了镜街，我也弄不明白。在史提西-卢平跟我大谈他的聪明智慧时，艾拉又给我端来一杯威士忌。我真的还能把他的话写下来，这是一个奇迹，现在是夜里一点半，这期间我一定睡着了——还有二十多个小时——十九个，我看错了，现在是两点半——柯勒就要——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与西蒙·伯格的谈话一定是在楼梯上进行的。当时，我带着史提西-卢平给的威士忌回到镜街。自从乌特里剩徒们沉寂以来，想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突然停止嚎叫了——风纪警察史图伯来找过我，毫不含糊地暗示说，警方正式怀疑我与组织卖淫有牵连，当时那个教派正唱到“耶稣基督，在你的伤口上”，却戛然而止，继之一阵大喊大叫、抗议、哭嚎，无与伦比的吵闹，接着是楼梯上许多叮叮咣咣的脚步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史图伯又接着讲述他的推测：因此，我在楼下会所门前遇到教派的牧师时，本应该感到吃惊才是。他背靠门，一动不动。我想从他身边过去，他跌跌撞撞倒向我；要是我不扶住他，那他准会倒地的。当我把他从我身上推开时，发现他的脸烧毁了，而且没有了眼睛。我吓得要走，上楼去，进我房间。但他不放开我，抱着我大叫道，他凝视着太阳，为了看看上帝，他一看见上帝，就能看见一切，之前他是个瞎子，但他现在看见了，看见了，他大喊大叫，把我也拽倒了，我们随之一起倒在通向我的房间的楼梯上。我记不清他给讲述的一切，我酩酊大醉，什么也听不明白，也许他胡说八道，说他看到了太阳的里面，看到了笼罩在那里的绝对黑暗，它与隐身的上帝融为一体；只有让太阳烧掉眼睛后，你才能看得出那隐身的上帝，然后才会感受到上帝是太阳里面完美的黑暗中一个无边无际的点，不断地深入，以无尽的渴望将太阳吸进去、大声地喝进去，而没有变得更大，仿佛它是一个无底洞，是深渊的深渊，太阳向内越来越虚化，也越来越扩大，人们什么都发现不了，但到了明天夜里10点半，就会到如此地步，太阳仅仅变成光，就会光芒四射，不断膨胀，以光的速度，烤焦一切，地球将在无比强烈的光芒中蒸发，大概这样说道。他像喝醉似的冲着当时醉醺醺的我说。我现在更加醉醺醺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牧师。他蒙着面走到信徒面前，向他们宣告世界将要毁灭，并且要求他的信徒要像他一样让太阳烧毁眼睛，从头上撕下头布：我听到了叫喊声、抗议声、嚎叫声、无与伦比的吵闹声，那些丁丁咣咣跑下楼梯的信徒就是答案。我又把所写的东西读了一遍。大约三个小时后，我就得出发去机场。警长早上七点半已经来过了，或者更早些，他坐在我的沙发前，我醒来时看见他坐在那儿，感到吃惊。也就是说，我呕吐完后，从厕所回来要往沙发上躺时，才发现他坐在那儿。警长问要不要他来煮点咖啡，没等我回答，就向小灶房走去。我又睡了过去。等我再次醒来时，咖啡已经备好，我们沉默地喝着。警长然后问我知不知道，我是每十个人中的一个。我问他，这个奇怪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每十个人中他会放过一个，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不然的话，他必定会在达芙妮的墓前逮捕我。他像我一样当过律师，像我一样一事无成，只是偶尔作为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出过庭。于是他落脚到警察局。党派的朋友们给他这个社会主义者在市警察局刑侦处谋了个法律顾问的差使，虽然他们为私事需要律师时，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找他。他步步高升，最终当上了警长，这并非是因为做出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是被政治上的勾心斗角推上去的。司法机器的其他部门同样如此。并非他要谈腐败，然而司法对于某些客观的东西的要求，一个彻底远离任何社会顾虑和偏见的机制，距离现实存在如此遥远，以至于他无法像我一样悲观地看待柯勒的案子。毫无疑问，从我这方面来说，接受委托并把资料卖给史提西-卢平，这是个错误。史提西-卢平因此才会逼得贝诺上吊，并赢得官司。但是——关于柯勒是否有罪说来说去——，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州议员打死了教授，连警长对此也毫不怀疑——如果他现在一边看着我，一边心里想着，我对抗一种从法律角度来看超乎寻常、但却无懈可击、因此也合乎法理的无罪释放,这已经把我带到了什么样的境地——尽管正义因此已经被置于死地——那么，倘若我还要在这件事上匡扶正义，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判处柯勒和我自己死刑，对两个人执行死刑判决，拿起藏在沙发后面的手枪，把柯勒和我自己都送上西天。但他，警长，虽然认为这么做是合乎逻辑的，却也毫无意义。因为，在正义面前，如果绝对把它当作理念来看的话，我的境况并不比柯勒好，他只需想想我在达芙妮之死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够了。在正义面前，我与柯勒同样是杀人犯。相反，法官在履行着一种值得讨论的职责。他要让一个不完美的机构运行起来，司法机关现在就是这样，其作用就是负责让人类的游戏规则在尘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遵守。就个人而言，法官不必秉持多少公正，就像教皇不必秉持多少虔诚一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独当一面履行正义，这样做是极不人道的。这样的人没有注意到，坑蒙拐骗时而会比正确无误更人道，因为世界的运转时不时需要润滑，这是一种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擅长的运转方式。这样一个正义狂自己必须是正义的，而我是不是这样，答案就在我身上。你瞧瞧，警长，我能把我们的交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你的报告，因为我一句话都没说，一直躺着，吐得一塌糊涂，只能洗耳恭听——按照它的意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我也感到奇怪，你猜到了，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做什么，也许正因如此，我自暴自弃；有可能正因如此，我帮鲁奇和纳沙泰尔的侯爵伪造了不在场证明；大概正因为如此，我才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就是为了以我的方式让我像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一样变成罪人。这种模样甚至对一个兰花-诺尔蒂来说也太可鄙，而且不及他所代表的女人尊严。然而，这样一来，我的判决以及由我来执行这个判决就成了世界上最公正的事，因为正义只能在同样有罪的人之中实现。就像只有钉在十字架上一样，也就是画在伊森海姆祭坛画上的样子，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巨人挂在上面，一具丑恶的尸体，在其重压下，他被钉在上面的横杆弯曲了，一个基督，比那些麻风病人还要可怕，祭坛画就是为他们而作的。当他们看见上帝这样挂着时，在他们与这个神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公正，因为按照他们的信仰，毕竟是上帝把麻风病带给了他们：对他们来说，上帝被公正地钉在了十字架上。我在清醒地书写，检察官弗伊瑟尔先生，我在清醒地书写，正因为如此，我求你别责怪警长，他本该收走我的枪。警长这番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这番诚实正派的演说并非出于慈父心肠，所谓每十个人中他会放走一个的故事，谁爱信就信吧。要是每十个罪犯中他会抓到一个的话，那他可能也会高兴。这一切不过是挑衅：他事后将会感到懊恼，当时没有在葬礼上逮捕我；在下葬时，我的伞盖飞掉后，他从我手里夺走了三棱刀。但我了解他，他思维敏捷，心里明白，这样一来，不仅必然会重新提出是谁杀害了可怜的达芙妮的问题，而且还要追问凶手之凶手，这样他就会陷入莫妮卡·施台尔曼的势力范围里。有谁愿意跟一个正打算重新进入武器产业的假肢帝国过不去呢。可是，如果我在两小时以后——更确切地说是两小时十三分钟以后——向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开枪，警长就会动手，即使子弹不起作用。检察官先生，我们毕竟要朝着这个方向达成共识：一方面，警长竭尽全力要以那番感人肺腑的演说阻止，要是我开了枪的话，会造成危险；警长先生，你真的不会想到，我早已用真子弹替换了空弹（我又跟你说话了）。因此，我在此之前从没有仔细说过楼下旧货商的事。出于本能，好让你别对他了解太多。那个独眼龙可是个怪物，在他那儿，不曾有过办不到的事。绝对不曾有过。因为这现在已经是往事了，旧货商三个星期前搬走了，楼下的商店和二楼的居室都空着。乌特里圣徒会那里也变得寂静和空空如也。此外，我昨天（或前天或大前天）发现有封挂号信，已经来了好几个月，但我一直没看，内容是镜街那所房子属于文物保护建筑，因年久失修而急需修缮，由弗里德里承办，他要改建内部，将老房子变成豪华住宅，这是他新揽的活儿，于是我必须于10月1日前搬离我的住处。由于10月1日早就过了，我不得不在全城东游西荡，只为找到最后一瓶威士忌，不知什么时候，昨天吧，我在“剧院酒店”从史提西-卢平那儿得到了一瓶。不然的话，我在独眼龙的住处就算弄不到威士忌，也能弄到一瓶格拉巴酒。就这样，我在他的旧货店里一只长号喇叭口中找到了真子弹，警长先生，你之前装在我枪里的空弹倒了进去，装上了真子弹。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和我将会在民歌声中死去。然而，在我——即使我的清醒越来越咄咄逼人，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我感觉眼前出现了一个太阳，我不由自主地要像那个疯牧师一样盯着它——还有不到一小时驱车去机场（开着我的大众，它只是马马虎虎地修了，也就是说，我不让再修了，缺钱）前，还有一句话对你说，警长先生：我收回我的怀疑。你的行动是正当的。你想把选择的自由留给我，不想触犯我的尊严。我感到遗憾，我做出了另外的决定，不是你所希望的。现在是最后的坦白：在这场关于正义的游戏中，我不仅输掉了自己，也输掉了海伦娜，那个被我杀的人和杀了我的人的女儿。我将先打死了他，接着将不得不开枪自杀。第二将来时。我又想起了拉丁文课，是孤儿院一位老牧师教给我的，为了备考本城的文理高中。我常常喜欢说起孤儿院，甚至在莫克那儿也说起过，尽管跟他聊天很难。当时有个作家在讲自己母亲的死，显然他对母亲的感情非常深。而我则大谈起孤儿院的好处，说家庭是罪恶的孳生地，人们永远颂扬的家庭之爱实则令人作呕，这些话显然让作家十分恼怒。莫克笑了起来。人们从来不知道莫克听见了什么，没听见什么——他又把助听器放得找不着了，他能从你的嘴唇上看到你说什么。我猜是这样的，但他不承认（又是他的一个花招）。当我吹嘘的时候，他说，在他看来，没有父母的成长是可怕的。庆幸的是，他绕着圈子说——作家早就走了——我成了律师，没想过从政，虽然从政总有可能。然而，一个热衷于孤儿院的人要比一个年轻时与父亲或母亲，或与双亲都斗得不可开交的人更糟糕。就像他，莫克。他就像憎恨瘟疫一样憎恨那两个老家伙，他这样说，尽管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基督徒，但他憎恨他们，因为他们生了八个孩子之后居然还生了他，却从来没有问过这群非同寻常的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到底他们愿不愿意来到世上。造孩子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罪行。当他如今在一个切姆普（他这样称呼一块石头）上狂怒地凿来凿去时，虽然他幻想着这就是他的父亲或母亲，自己在向他或她复仇，但对于我他就得问问了，像我这个向往孤儿院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是的，他，莫克，肚子里有一股仇恨，仇恨怀了他、生了他而又没把他就近扔进垃圾箱的人，他把这仇恨从石头里雕出来，雕出一个形象，他爱这个形象，因为他创造了它，而这个形象如果有感情的话，也会反过来憎恨他，就像他憎恨父母一样，他们则爱着他这个不肖之子，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爱与恨的循环。然而，他反过来想想我这样的人，我并不恨是谁生了我，也不恨活在世上，而是爱一个造就并调教了我的机构，我命中注定会对某种不合人情的东西产生热情，对一种意识形态、或只是对一种原则，比如对正义。如果他再想想的话，像我这样一个人，要是人家不符合他的原则，就说正义原则吧（可是哪里会有人符合这个原则呢），那他会怎么与人相处呢；谁要是符合这原则，那他就会吓得直冒汗。他的仇恨是建设性的，我的仇恨却是破坏性的，是杀人犯的仇恨。“天哪，施派特，”他结束了他那难以理解的思绪，“你让我感到遗憾。你彻底走上了邪道。”之后我就再没去过他的工作室。我为什么要讲述这次谈话呢，警长先生：因为这个雕塑家说得好极了，他刚在威尼斯受到热烈欢迎。我是个试管人，在一家重点实验室被培育出来，按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原则接受了引导，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是我们这个国家除了高级钟表、精神药物、银行机密和永远中立之外所造就的。我恐怕是这家试验机构的模范产品，只是其中少了一样东西：台球桌。于是，我被置于这个世界上，而看不透它，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研究过它，因为我想象着，我在其中成长起来的世界里，肯定存在着孤儿院秩序。我毫无准备地被扔进了人类的丛林秩序中；我毫无准备地要面对成就了这秩序的种种欲望：贪婪、仇恨、恐惧、狡诈、权力；但我最终同样无助地遭受着那些使丛林秩序变得人道的情感的磨难：尊严、准则、理性、爱情等。我被人类的现实所驱赶，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挣扎在激流中，与自己的灭亡作斗争，在灭亡中自己也变成了野兽，我与史提西-卢平那夜谈话之后变成了野兽。在那里，我将资料卖给了他，它要用于释放杀人犯。他女儿来了：海伦娜在帐篷街我的事务所里等着我，在我从贝诺手里接过来的豪华的三居室里。现在我才想起来，她并没有在房子前面而是在里面等我，坐在我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她对这房子了如指掌。但是贝诺——谁能不受他的引诱呢。就这样，她来了，因为她信任我；就这样，她献出了自己，因为我渴望得到她。然而，我没有勇气也把自己托付给她；也不再相信她因为爱我也渴望得到我。我们就这样错过了爱情。我没告诉她，她父亲不是被迫杀人的（尽管那个恶魔般的女侏儒希望如此）；她父亲只喜欢在这渺小可怜的星球上扮演上帝的角色；我被人收买过两次，被他和一位大律师，他乐于把司法游戏玩到头，像一个大师，他豪爽地接过了一个新手开启的棋局。就这样，我们睡在了一起，没有彼此交流，不知道世上并不存在无言的幸福。也许只存在片刻的幸福，我在那个夜晚所感受到的幸福。当时，我就预感到我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种难以置信的可能，就存在于我的内心，但我却没有使之变成现实。因为那时我是幸福的，一夜之久，我深信自己会成为我没能成为的人。当我们第二天早晨面面相觑时，我们都心里明白，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必须去机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