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8点，我刚到办公室，马泰依就来了，他把夹心巧克力球放到我的办公桌上，激动得连招呼都没打。他穿着以前的西装，却没扎领带，也没刮胡子。我把烟盒往他面前一推，他拿出一支，使劲地抽起来。
“你给我巧克力干什么？”我无奈地问道。
“那个刺猬。”马泰依回答说。
我愕然地看着他，把小巧克力球在手里转来转去。“你这是什么意思？”
“十分简单，”他解释说，“凶手给格里特丽·莫泽夹心巧克力球，莫泽把巧克力球变成了刺猬。孩子的那幅画有了谜底。”
我笑着说：“你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现在，同样的事情在安妮玛丽身上发生了。”马泰依回答说，然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
我立即就相信了。我让人把亨齐、费勒和四个警察叫过来，向他们下达了指示，通知了检察官。接着，我们出发了。加油站里一个人都没有。海勒太太把孩子送到学校后自己去上班了。
“海勒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我问道。
马泰依摇摇头。“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到了空地，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却一无所获。接着，我们分头行动。快到中午时，为了不引起怀疑，马泰依回加油站去了。那天是周四，时间对我们有利，孩子下午不上学。我突然想起格里特丽·莫泽也是在周四被害的。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天气炎热，空气干燥，到处有蜜蜂、马蜂和别的虫子嗡嗡叫，还有鸟儿尖锐刺耳的叫声，从远处传来了斧子砍伐的声音。两点了，村庄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时，女孩出现了，就在我的对面，带着她的布娃娃穿过灌木丛，不知疲倦地跳着，蹦着，跑到小溪旁，坐了下来。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树林，很专注，也很期待，眼睛里闪着光，好像在等什么人。不过她看不到我们。我们躲在树丛和灌木丛后面。这时，马泰依回来了，悄悄地靠在我旁边的一棵树干上，和我一样。
“我猜他半小时以后会来。”他小声地说。
我点了点头。
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密。林中小路与外面公路的交叉口被严密监视，现场甚至还有一台无线电设备。我们全都配有武器。孩子坐在小溪旁，几乎一动不动。她好奇、不安、激动地等待着。她身后是垃圾堆。她一会儿沐浴在阳光里，一会儿笼罩在高大阴森的冷杉的阴影中。只听见虫子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啁啾声。每隔一会儿，女孩就用又细又尖的嗓音唱“玛丽亚坐在一块石头上”。她反复地唱着，重复着不变的歌词。在她坐着的那块石头的四周是生锈的罐头盒、破桶和金属线堆成的小山。偶尔有一阵风刮到空地上来，树叶在空中摇曳，簌簌作响，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我们等待着。对我们来说，除了这片被秋天施了魔法的树林和坐在空地上的红裙子女孩，这个世界上已别无他物。我们坚定地等待着凶手的出现，希望伸张正义，清算罪行，严惩坏人。半个小时早就过去了，事实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们等啊，等啊，我们的等待如同马泰依数周、数月以来的等待。五点钟了，天空浮现出阴影，天色渐暗，所有明艳的色彩都隐去了。女孩一蹦一跳地离开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什么，连亨齐也一样。
“我们明天再来，”我下令，“我们在库尔过夜，住在施泰因博克宾馆。”
就这样，周五和周六我们也在那里等着。其实我本该调用格劳宾登的警察。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不想向别人解释，不想让别人干涉我们的事。周四晚上，检察官就已经打电话过来，他对我们的行动提出抗议，其中不乏威胁之辞。他说这简直是胡闹，他暴跳如雷，要求我们回去。我不为所动，坚持待在原地，只派了一名警察先回去。我们等啊，等啊。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惦念那个孩子，也不再关心谁是凶手，只有马泰依牵动着我们的心，这个男子汉的观点一定要被证明是对的，他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否则的话，就会发生不幸。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包括亨齐在内，周五晚上他坚定地说，这个神秘的杀人犯周六肯定会来，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刺猬，另外，女孩也频频到空地上来，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得出她在等人。就这样，我们站在隐蔽的地方，藏在树丛和灌木丛后面，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死死地盯着那孩子，盯着罐头盒、金属线团和垃圾山，一声不吭地抽着烟，彼此也不交谈，听着她没完没了地唱“玛丽亚坐在一块石头上”。
到了星期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了。由于接连几天都是好天气，树林里突然挤满了郊游的人。有一支杂牌合唱队和一名指挥闯入了空地，他们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热得满头大汗，撸起衬衣袖子站在空地上。树林里弥漫着喧闹的歌声：“磨坊主喜欢流浪，流浪。”幸亏我们不是穿着警服躲在灌木丛和树干的后面。“上天颂扬这永恒的荣耀……”“然而我们度日如年啊，日子过得越过越糟糕。”不久，一对情侣来到空地上，虽然有孩子在场，他们还是旁若无人地亲热起来。孩子就坐在那儿，她的耐心不可理喻，她的期待令人不解。她已经等了四个下午了。我们等啊，等啊。后来，那三个警察也带着无线电设备回去了，我们只有四个人了，除了马泰依和我，还有亨齐和费勒，尽管真的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可是仔细算来，我们等的这几个下午，只有三个下午是值得的，正如亨齐所说的，凶手不会选择周日作案，因为这里太不安全了。因此，我们星期一也在那儿等着。星期二早上，亨齐也回去了。毕竟在凯赛尔纳街必须有人看守。亨齐出发时，仍然坚信我们的行动会成功。我们等啊，等啊，等啊，潜伏着，暗守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门任务，因为我们的人手太少了，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行动小组。费勒在林间小路附近的灌木丛后面放哨，他躺在阴凉处，在秋天夏日般的炎热中打盹儿，有一次甚至鼾声如雷，随风传到了空地上。这是星期三的事。马泰依站在空地上，正对着加油站，我面朝他在空地的另一边盯着。我们就这样潜伏着，等待着，等待凶手，等待刺猬巨人。每听到有车经过州公路，我们的心就随之一颤，那个孩子就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每天下午她都到空地上来，坐在小溪旁唱“玛丽亚坐在一块石头上”。她的行为固执、怪诞、令人费解。我们开始厌恶她，甚至开始憎恨她。当然，有时她很长时间都不来，她抱着布娃娃在村子附近转悠，但又不敢离村子太近，毕竟她在逃学。为了避免学校调查此事，我私下里跟老师谈了一次话，这可没那么容易。我亮明了我的身份，隐晦地道出了事情的真实情况，老师的态度很犹豫，最终同意孩子不去上课。
孩子绕着树林走来走去，我们用望远镜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不过最终她还是回到林中空地上——除了星期四，我们绝望了，因为那天她待在加油站附近。我们无计可施，只能希望周五了。现在我必须做出决定了；马泰依还在那棵树后面站着，接连几天都一言不发。第二天女孩又蹦蹦跳跳地来了，穿着红裙子，抱着布娃娃，像几天前那样又在老地方坐下来。天气还是那么好，秋意正浓，五彩斑斓，无比亲近，万物在凋零之前展现出勃勃生机。可是，检察官连半个小时也不能忍了。下午将近五点钟时，他与亨齐一起开车来了，没有人想到他会来。他突然出现了，走到我面前。从一点钟起我就站在那儿，来回倒腾着两只脚休息。他瞪着那个女孩，气得满脸通红，“玛丽亚坐在一块石头上”。尖细的声音飘了过来。我早就不想听这首歌了，再也不想看到这孩子了，再也不想看到她那张豁了牙的丑陋的嘴，那细细的辫子，那条俗气的红裙子，此时此刻，我觉得这女孩可憎、可恶，庸俗、愚蠢。我简直想掐死她，杀死她，把她撕个粉碎，只是为了不再听她唱“玛丽亚坐在一块石头上”。简直要把人逼疯了。一切都是老样子，一切都没有变化，愚蠢至极，毫无意义，令人绝望，只有树叶越堆越多，风力越来越猛，金黄色的太阳照着这该死的垃圾堆，光线变得更黄了。这真叫人忍无可忍。突然，检察官迈着重重的步伐，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径直朝孩子走去。这简直是莫大的解脱。他面无表情，脚踩在垃圾堆里也不管，看到他走上前去，我们也都赶了过去。现在一切该结束了。
“你在等谁？”检察官朝孩子大声吼道。孩子坐在石头上，惊恐地看着他，抱着布娃娃。
“你到底在等谁呢？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怎么不说话呀？”
这时，我们所有人都来到女孩身边，把她团团围住。她瞪着我们，脸上满是恐惧和疑惑。
“安妮玛丽，”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发抖，“一个星期前，有人给你巧克力。你好好想想，小刺猬一样的巧克力。是不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送你巧克力了？”
女孩不吱声，只是看着我，眼里噙着泪水。
这时，马泰依在孩子面前跪了下来，抓住了她的肩膀。“听着，安妮玛丽，”他向她解释道，“你必须告诉我们谁给了你巧克力。你必须跟我们说清楚这人长什么样。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姑娘，”他急促地说，现在是关键时刻，“她也穿着你这样的红裙子，一个穿黑衣服的高个男子也给了她巧克力，就是你吃的带刺的小巧克力球。后来，这小姑娘跟着高个男子进了树林，高个男子用一把小刀杀死了她。”
他沉默着。女孩还是不说话。她瞪着他，一声不吭，眼睛瞪得大大的。
“安妮玛丽，”马泰依扯着嗓子喊道，“你得告诉我怎么回事。我只是不愿意你有什么不测。”
“你撒谎，”女孩轻声说，“你撒谎。”
这时，检察官又一次失去了耐心。“你这个蠢货，”他喊了起来，抓住女孩的胳膊，来回摇晃她，“现在就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们跟着检察官冲着她乱嚷乱叫，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智，也开始摇晃女孩，并且开始打她，对着她小小的身子骨一顿暴打，她倒在垃圾堆里的罐头盒和红色叶子之间，我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一边狠狠地揍她，一边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女孩一声不吭，任由我们发泄心中的怒火，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最多过了几秒钟，女孩突然尖叫起来，她的声音太可怕了，简直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我们吓呆了。“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我们害怕极了，放她走了，她的尖叫让我们清醒过来，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害怕和羞愧。
“我们是畜生，我们是畜生。”我喘息着说。
孩子穿过空地朝树林边缘跑去。“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她又开始叫起来，她的声音太恐怖了，我们都以为她发疯了。万分不幸的是，海勒这时正好出现在空地上，孩子一头扑到她的怀里。我们把海勒给忘了。她什么都知道了；她路过学校时，女老师跟她讲了实情。我不用问也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此时此刻，那个苦命的女人站在那里，抽泣的孩子紧紧地贴在她的身上。她凝视着我们，她的眼神和她女儿刚才看我们的一模一样。她自然认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费勒、亨齐，可惜还有检察官。这情形真是又可笑又可悲。我们所有人都感到无地自容，觉得自己滑天下之大稽。整个事情就是一出搞砸了的喜剧。“你们撒谎，你们撒谎，你们撒谎，”女孩还在愤怒地喊着，“你们撒谎，你们撒谎，你们撒谎。”这时，马泰依耷拉着脑袋，惴惴不安地向娘俩儿走去。
“海勒太太，”他说，语气与其说是客气，倒不如说是谦恭，但是这样做也于事无补，因为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让整个案子一了百了，一笔勾销，永不再提，撇清所有的纠结瓜葛，不管那个凶手是不是存在。“海勒太太，我发现有个陌生人送巧克力给安妮玛丽吃。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几星期前用巧克力引诱女孩并把她杀害的那个人。”
他煞有介事地打着官腔，用词精准，我差点笑出了声。海勒很平静，直视着他的眼睛，然后她开口了，也和马泰依一样客客气气、拘谨有礼。“马泰依博士，”她低声问，“你收留安妮玛丽和我只是为了找到这个人吗？”
“我别无选择，海勒太太。”探长答道。
“你是一头猪。”这女人平静地说，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她牵着孩子的手，穿过树林朝加油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