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上，我才约见了马泰依，见面地点不是“密室”，而是我的办公室。从这里也能清楚地看到希尔盖伊的街景。墙上悬挂着盖伯勒、摩根塔勒、亨泽克等瑞士知名画家的画像。马泰依捅的娄子让我大为恼火。政治部某位坚持只说法语的先生因此事打来电话；约旦使馆已经提出抗议；联邦委员会则要求我们作出解释。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因为我搞不懂这位老部下为什么这样做。
“请坐，马泰依先生。”我生硬的语气难免会让他有些郁闷。我们坐下来。我没有抽烟，也没有要抽的意思。这使他有些不安。“瑞士联邦，”我接着说，“与约旦签订了一个关于借调一名警察专家的协议。马泰依博士，你也与约旦签了协议。你没去约旦就是违约。你我都是学法者，我没必要再多作解释吧。”
“不用了。”马泰依说。
“所以请你尽快赶往约旦。”我向他建议道。
“我不会去的。”马泰依说。
“为什么？”
“杀害小格里特丽·莫泽的凶手还没有找到。”
“你认为小贩是无罪的？”
“是的。”
“不管怎样，我们有他的供词。”
“他肯定是失控了。长时间的审讯、绝望、被遗弃的感觉。对此我也有责任，”他接着说，“小贩曾向我求救，我没有帮他。那时我只想着去约旦。”
当时的情形很怪异。就在前一天，我们的交往还毫无隔阂。而现在，我们穿着星期天便服，正襟危坐，身子挺得笔直。
“我请求你把这个案子再交给我来办，局长。”马泰依说。
“我不能这样做，”我说，“绝对不能。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马泰依博士。”
探长诧异地瞪着我。
“我被解雇了？”
“你已经从州警察局离职了，因为你要在约旦任职。”我心平气和地解释道，“你违约是你自己的事。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接着聘用你，就意味着我们支持你违约。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确实如此，”马泰依回答说，“我明白了。”
“很遗憾，木已成舟。”我断然地说。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去机场时绕路去了麦根村，村里有不少孩子。”
“你想说什么？”
“出殡的队伍里有不少孩子。”
“这很正常。”
“机场附近也有孩子，整整一个班学生。”
“那又怎么样？”我惊诧地看着马泰依。
“假如我说得对，假如杀害格里特丽·莫泽的凶手还活着，那其他孩子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吗？”马泰依反问道。
“当然。”我冷静地说。
“如果存在这种潜在的危险，”马泰依恳切地说，“警察就有义务保护孩子，防止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所以你没有飞往约旦，”我不紧不慢地问道，“为了保护孩子们？”
“的确如此。”马泰依镇静自若地回答。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更加看清了这案子，并开始理解马泰依的做法。我然后说，必须接受孩子们正面临危险的可能。假如马泰依的推测是对的，也只能寄希望于真正的凶手有朝一日会暴露自己，或者，最糟的是，他下次作案时会留下蛛丝马迹。我的话听起来有玩世不恭的味道，但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好可怕。警察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必定有限。虽然一切皆有可能，哪怕是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从可能出发。我们不能说封·贡腾肯定有罪，我们永远不能这么说。然而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有罪。如果我们不愿意揪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人出来，小贩就是唯一的嫌疑犯。他犯过猥亵罪，又随身带着剃须刀和巧克力，衣服上还有血迹。另外，他也在施维茨和圣加伦卖过东西，而这两个地方发生过其他两起谋杀案。其次，他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自杀了：现在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罪，实在是外行了。健全的理智告诉我们，封·贡腾就是杀人犯。诚然，我们要承担风险，因为我们只是凡人，我们的判断也会出错。况且，很遗憾，格里特丽·莫泽谋杀案并不是我们要侦破的唯一案件。紧急行动小组刚被派往施力恩，昨天夜里那里发生了四起严重的入室抢劫案，而且我们也无力承担再次调查过程中技术层面所需的花费。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而我们也正在这样做。不只是现在，孩子们一直都有危险。仅仅在一个州每年就发生两百多起性侵犯案件。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告诫父母，也可以警告孩子，这些我们都已经做了，但是法网恢恢，也有漏网之鱼。犯罪行为屡禁不止，不是因为警察太少，而恰恰是因为有警察的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也就没有犯罪行为了。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义务。在这一点上，马泰依是对的。可话说回来，我们首要的任务则是把执法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我们只能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说完这段话，我又沉默不语了。
外面响起教堂的钟声。
“我能理解你个人的处境变得很棘手。你现在是进退两难。”我客气地结束了我的话。
“谢谢你，博士先生，”马泰依说，“我会先以我个人的名义调查格里特丽·莫泽谋杀案。”
“我劝你最好放弃这个案子。”我建议道。
“我不会放弃的。”他回答道。
我掩饰着内心的不满。
“我能请你不要因为此案再给我们添麻烦吗？”我站起身来，问道。
“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马泰依说，我们连手都没握，他就起身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