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医生又接着说，“为了这个被遗弃的世界？探长，难道你每天面对无数起盗窃案件还不感到满足吗？你到底为什么非要闯进索纳施泰因医院来寻找你无法找寻的东西呢？我心想，大概是由于一条业已退役的警犬还企图往高处爬吧。”
女医生笑着说。
“哪里有罪恶，就必须去哪里搜寻，”老探长回答，“法律就是法律。”
“我看你喜欢数学，”她回应道，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依然站在他的病床前，不是犹犹豫豫，而是小心翼翼，不像人们接近一个病人的病床时那样，反倒像站在一个已经被五花大绑的死刑犯旁，人们已公认且期待着他的死，认为处死他犹如消灭一个无用的生命那样合理而自然。“我突然意识到，你属于一群只坚信数学的白痴。法律就是法律。X=X。这句令人难以置信的废话，它被捧过我们的头顶，捧上始终血红的夜空，”她笑着说，“仿佛真的存在某种关于人类的法令，仿佛其效力真的能够无视人类所拥有的权力大小而一视同仁。法律并非是法律，而是权力。这句格言铭刻在我们毁掉的塔勒银币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自在存在，一切皆是骗局。当嘴上说法律时，心里想的却是权力；当我们说出权力这个词时，脑子所想的却是财富；而当财富这个词出自我们的口时，心里却希望能践行人间的种种恶习。法律是恶习，是财富，是大炮，是垄断托拉斯，是各种党派。我们所说的一切绝对合乎逻辑，而唯独你说的法律就是法律纯属欺骗。数学是骗人的，什么理性、认知、艺术，统统都是骗人的。你究竟想干什么呢，探长？在这里，人家问都不问，我们就被置于随意一片腐朽的土地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睁大眼睛凝视向宇宙深处，只见空空如也，却又拥挤不堪，纯属毫无意义之举；在这里，我们迎着那些遥远的、终有一天必然会出现的激流漂去——这是我们唯一知晓的。我们就这样为了死去而活着，我们就这样呼吸和交流，我们就这样相爱，我们就这样有了后代和后代的后代，为了与我们挚爱的、用我们的血肉创造的他们，我们的挚爱、与我们一起变成僵尸，化解成构成我们生命本原的死亡元素。牌已经洗过了，玩完了，又洗好了。没错，就是这样。由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这片由泥污与冰雪所构成的熙熙攘攘的、我们赖以为生的大地，因此我们期望这种我们唯一的生活——这个面对横跨在烟雾弥漫的深渊上空的彩虹而转瞬即逝的时刻——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希望赐予我们充裕的尘世时光，那短暂的时光，因为它能承载着我们，它是赐予我们唯一的、即便是可怜的仁慈。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永远也不会如此，探长。犯罪并不在于现实存在不是这样，也不在于存在着贫困与不幸，而是在于存在着穷人和富人，在于这条承载着我们大家激流直下、我们与之一起沉没的船只不仅拥有穷人栖居的统舱，而且还有权贵们栖居的豪华客舱。人们都说，这没有关系，因为人人都难免一死。死亡就是死亡，没人能逃掉。噢，这滑稽可笑的数学！一种死是穷人的死，另一种死是权贵们的死，而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世界，一个那样的世界，其中上演着弱者与强者之间血淋淋的悲喜剧。不管穷人怎样活的，他也以死而告终，死在地下室的麻布袋上，更体面些的，死在破破烂烂的床垫上，再体面的，就是光荣地流血牺牲在战场上。而富人们的死法则不同。他们活得奢侈，死得也要奢侈，他们有修养，在死亡的时候也要双手鼓掌：鼓掌吧，朋友们，人生大戏的演出到此结束！活着就是装腔作势，死亡就是废话，葬礼是广告，整个人生就是买卖。没错，就是这样。探长，我可以领着你看一看这医院，看一看索纳施泰因医院，它把我变成了如今这副模样，非女非男，仅仅是一具行尸走肉，依赖越来越大剂量的吗啡，要来嘲讽这个世界，这个理应遭到讽刺的世界。这样一来，我会让你，一个已经退休而精疲力竭的警察看看，有钱人是怎么死的。我会向你敞开那一个个离奇古怪的病房，那一个个时而庸俗、时而狡诈的病房，他们在那里腐烂，那一个个闪闪发光、充满兴致和痛苦、专断与罪行的小屋。”
贝尔拉赫没有回应。他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一动不动，脸转向了一边。
女医生弯下腰去看他。
“我会告诉你，”她毫无悲悯地继续说，“那些在这里过去走向灭亡和现在正在走向灭亡的人的名字，其中有政治家、银行家、工业家、情妇和寡妇，还有一些名声显赫的人和那些见不得光的、不费吹灰之力就会赚取数以百万、而让我们变得一无所有的投机商人。他们终归也死在这家医院里。他们时而用亵渎的笑话评论自己肉体的灭亡；时而猛然直起身来，粗暴地诅咒让他们占有一切、却又不得不死去的命运；时而在他们富丽堂皇的房间里大声哭喊着十分令人讨厌的祷告，为了不要让尘世的极乐被天堂的极乐所替代。埃门贝格尔满足他们的一切，他们永无餍足地接受埃门贝格尔所提供的一切。可他们还贪图更多，他们贪图希望：而埃门贝格尔连希望也能够提供给他们。然而，他们给予埃门贝格尔的信任，是对魔鬼的信任。而埃门贝格尔给予他们的希望，则是地狱。他们离开了上帝，找到了一个新的上帝。病人们心甘情愿地忍受折磨，寄希望于这位医生，仅仅为了能多活几天，多活几分钟（他们是如此希望的），因为不想与一种东西诀别，他们热爱这种东西胜过热爱天堂与地狱，也胜过热爱幸福与诅咒，这种东西就是权力和地球，地球所赋予他们的权力。在这里，我们的老大给病人开刀也不用麻醉。他在施图特霍夫，在但泽平原灰暗而望不到边际的贫民窟所做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这里来，在瑞士的中心，苏黎世的中心，丝毫不受警察局和这个国家法律的干扰。不仅如此，甚至还打着科学和人道的旗号。他坚定不移地给予人们一切，人们向他期求的一切：折磨，无穷无尽的折磨。”
“不，”贝尔拉赫尖叫道，“不，一定要将这个恶魔除掉！”
“那你得先将人类消灭干净。”女医生回答说。
他再次大喊出他那嘶哑而绝望的“不”，并吃力地直起了上身。
“不，不！”他嘴里还在喊，声音却已经低的近乎耳语了。
这时，女医生随意推了一下他的右肩，他无力地倒在了床上。
“不，不！”躺在枕头上的他仍然吃力地咕噜着。
“你这个傻瓜！”女医生笑着说，“你喊来喊去不，不！这有什么用呢！在我出身那里的乌黑的煤矿区，我也曾对着这个充满苦难与剥削的世界说出了我的不、不，并且开始为之努力：在党内，在夜校，后来在大学里，再后来又回到党内，越来越坚定，越来越顽强。我学习，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说出的不，不。但现在，探长，现在，在这个雨雪交加、烟雾弥漫的清晨，我穿着白大褂站在你的病床前，现在我明白，这个不，不，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地球已经太衰老了，再也变不成一个是，是了。在那个被上帝所遗弃的天堂与地狱相结合的、并且诞生了这个人类的新婚之夜里，善与恶已经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谁也无法再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可以说：善者为善，恶者为恶；善者从善，恶者从恶。太晚了！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顺从或抗拒将招致什么后果，我们所吃的一切，我们给孩子们的面包与牛奶，上面粘着怎样的剥削，粘着什么样的罪恶。我们杀害，既看不到也不了解被害者；我们被杀害，但杀害我们的凶手却毫不知情。太晚了！生存的诱惑太大，而在慈悲面前，面对生存且避免一事无成的慈悲，人却太渺小。如今，我们病入膏肓，受到自己罪恶癌症的吞噬，探长，这个世界已经腐烂，就像一只未妥当存放而腐烂的水果。我们还想干什么呢！地球已经不再可能被塑造成天堂，那魔鬼般的熔岩，在我们获得胜利、荣誉和财富的邪恶日子里，我们招致了它的喷发，它如今照亮着我们的黑夜，却再也不可能回到它喷发而来的火口里。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梦幻，只能在我们借助吗啡而产生的闪亮的思念图景中重新夺回我们业已失去的东西。我，艾迪特·玛洛克，一位三十四岁的女人，每天给自己注射无色液体，它白天赋予我玩世不恭的勇气，夜晚赋予我色彩斑斓的梦境，我的罪行就是这样犯下的，遵照人们的愿望所犯下的罪行，它们使我在转瞬即逝的幻觉中以为，尚且还拥有那些不复存在的东西：拥有这个世界，这个上帝最初创造好的世界。没错，就是这样。埃门贝格尔，你的同乡，这个伯尔尼人，他了解人类，明白该如何利用人类。他无情地在人类最软弱的地方下手：人人都恐惧永恒的失去。”
“你现在走吧，”探长低声说，“你现在走吧。”
女医生笑了，然后站起身来，美丽、傲慢、不可接近。
“你决心要战胜邪恶，却害怕我所讲的一切事实，”她边说，边倚靠在门框上继续梳妆打扮，上方挂着的古老的木质十字架孤独而无用，“面对一个渺小的、受尽欺凌与折磨的女仆你都感到害怕，那你还怎能对付得了埃门贝格尔，这个地狱魔王呢？”
说着，她把一份报纸和一只棕色信封扔到老探长床上。
“你读一读这封信吧，先生。我想，当你看到自己出于好心而惹来的麻烦时，定会大吃一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