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拉赫被女护士推进一间打眼看去完全镶满玻璃的房间里，房间在灯光的照耀下耀眼夺目。他看到两个人影：一个清瘦，背微驼，一个深谙世事的人，也穿着工作大褂，戴着一副厚厚的黑边框眼镜，但未能遮住右眉上的那块疤痕，这人就是弗里茨·埃门贝格尔博士。老探长的目光首先只是匆匆地瞟了他一眼。他更多关注的是那个站在他所怀疑的人身旁的女人。女人们让他感到好奇。他疑惑地观察着她。在他这个伯尔尼人眼里，“有学问的”女人都很可怕。这个女人很漂亮，这一点他必须承认，而作为老光棍，他对此有双重的弱点。他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位女士，她身着白大褂站在埃门贝格尔（这个可能杀人如麻的嫌疑犯）旁边，显得高雅而矜持，但是他觉得她有点过于高贵。人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她供奉在神座上了，贝尔拉赫刻薄地心想着。
“你们好。”他说，没有用刚才同柯莱丽护士讲话时所用的标准德语，“很高兴，能够结识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医生。”
他讲伯尔尼德语，医生同样用方言向他打招呼。
老探长咕哝说，作为外籍伯尔尼人，他永远忘不了自己的方言土语。
的确如此，他也这样断言，埃门贝格尔笑着说。能否熟练读准典型的方言词语始终是辨别伯尔尼人的标记。
胡格托贝尔说的不错，贝尔拉赫心想着，这人一定不是内勒，柏林人永远都不可能说出这样的方言来。
他再次打量着那个女士。
“我的助手，玛洛克博士。”医生介绍道。
“噢，”老探长干巴巴地应了一声，认识玛洛克大夫，他同样很高兴。然后，他把脑袋略微转向埃门贝格尔，并出乎意料地问道：“你没有去过德国吗，埃门贝格尔大夫？”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医生回答，“我去过一次，不过大多时候生活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他不动声色，看不出他心里在想什么，也看不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让他惴惴不安。
“在智利，在智利，”老探长说，然后又重复了一次：“在智利，在智利。”
埃门贝格尔点燃一支香烟，走到控制台旁，房间里顿时进入半明半暗状态，只有老探长头顶上一盏蓝色的小灯在亮着。此时只能看到手术台以及站在他面前的两个白色身影。老探长还发现，房间里仅有的一扇窗也被关上了，几束遥远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射进来。埃门贝格尔那支香烟的红点正在上下移动着。
在这样的场所里，通常是不会有人抽烟的，这个念头掠过探长的脑海，我大概多少使他失去自制了。
“胡格托贝尔现在在哪？”医生问。
贝尔拉赫回答说：“已经让他回去了，我希望你给我做检查时他不在场。”
医生往上推了推眼镜说：“我想，我们无疑可以信任胡格托贝尔医生。”
“当然啦。”贝尔拉赫说。
“你生病了，”埃门贝格尔接着说，“手术存在风险，并不一定总能成功。胡格托贝尔告诉我，你也很了解这一点。这样很好。我们医生需要勇敢的病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实情。我多么欢迎胡格托贝尔大夫能在我给你做检查时在场。很遗憾，他遵照你的意愿离开了。我们医生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合作，这是科学研究的需要。”
作为同行，他非常理解这一点，探长回应道。
埃门贝格尔感到惊讶。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问道。据他所知，克莱默先生并不是医生。
“这很简单呀，”老探长笑着说，“你在探究疾病，而我在探究战犯。”
埃门贝格尔点燃了第二支香烟，“对个人而言，这并非是一个毫无危险的工作。”
“没错，”贝尔拉赫应答道，“正当我探寻得如火如荼之时，我却病倒了，因此前来找你。如今我正躺在索纳施泰因医院的病床上，我认为自己很倒霉。或者说很走运呢？”
对于病情发展，他还不能够做出预判，埃门贝格尔回答说，胡格托贝尔自己似乎也并没有多大把握。
“你还没有对我进行检查呢，”老探长说，“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将老实巴交的胡格托贝尔医生支开的原因。我们想要搞明白一件事，就必须做到事先摆脱先入为主的念头。去搞明白一件事，是你的、也正是我的目的，我认为。对某个罪犯或某种疾病预先设想与定论，并且在尚未摸清他（它）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习性前就如此设想与定论，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了。”
说的没错，医生回应道。作为医生，他虽然对犯罪学一窍不通，但这些话却让他茅塞顿开。不过，他希望克莱默在索纳施泰因住院期间，暂且放下自己的工作。
说完，埃门贝格尔点燃了第三支香烟，说：“我想，战犯们会让你在这里静心修养的。”
埃门贝格尔的回答片刻间不禁让老探长觉得疑虑重重。到底是谁在审判谁呢？他一边心想着，一边望着埃门贝格尔的脸，望着这张在孤灯照射下戴着假面具似的、架着闪闪发光的眼镜片的面孔。在这镜片后面，一双硕大的眼睛露出讥讽的神色。
“亲爱的博士先生，”他说，“你也不会声称在某个国家里就不存在癌症吧？”
“这也不就会意味着，在瑞士同样存在着战犯吗！”埃门贝格尔自鸣得意地笑着说。
老探长用审视的目光注视着医生，“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同样也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出现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有可能不同。没有任何人、任何民族例外。埃门贝格尔博士，听说有一个犹太人，有人在集中营里不用麻醉就给他做了手术。在这些人那里，只有一种区别：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区别。然而我则认为，还存在着犯罪者与被宽恕者的区别。我们瑞士人，包括你和我在内，都属于被宽恕者之列，正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一种恩赐而非一种错误；因为我们也要祈祷：‘主啊，请指引我们免受诱惑。’我因此来到瑞士，并不是为了寻找普遍意义上的战犯，而是为了猎取某一个战犯，虽然我对他知之甚少，仅有他一张模糊的图像。可是我现在病倒了，埃门贝格尔医生，猎取工作一夜之间崩溃了，因此，猎物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对他穷追不舍。一出可怜的戏剧！”
那么他自然几乎再也没有可能捕获猎物了，医生漠然置之地回答，一边吐出烟雾。烟雾在老探长的脑袋上方形成了一个乳白色泛光的烟圈。贝尔拉赫瞧见他对旁边的女医生使了一个眼色，她随即递给他一支针管。埃门贝格尔在手术室的黑暗中消失了片刻，当他再次出现时，手里拿着一支药剂管。
“你的机会微乎其微。”他又说了一遍，说着将一种无色的液体汲入针管里。
但探长并不赞同。
“我还有一个武器，”他说，“我们就采用你的方法吧，博士先生。在年末的最后一天，在这阴沉的日子里，我冒着雨雪从伯尔尼来到你的医院，你选择在这间手术室里接待我，对我进行首次检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刚刚到达，立即就被推进一间让病人感到恐怖的房间，这样做显然不同寻常。你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你要让我感到恐惧，因为你只有掌控了我，才能真正算作是我的医生，而我却是一个执拗的病人，胡格托贝尔或许告诉你了。因此，你才决定使用这一招。为了能治愈我，你要控制我，这正是你必须采用的恐惧手段之一。在我那令人憎恨的职业里同样如此。我们的方法相同。我只能用恐惧来对付我要寻找的人。”
埃门贝格尔手里的针管已经对准了老探长，“你不愧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心理学家，”医生笑着说，“说的没错，我是想通过这个手术室来稍稍触动你一下。恐惧是一种必要的手段。然而，我在采用我的手段之前，我们还是先见识一下你的手段吧。你要如何行动？我十分期待。被追踪的人不知道你在追踪他，至少你是这么说的。”
“他预感到了，但不十分明白，对他而言，这才是危险所在，”贝尔拉赫答道，“他知道我在瑞士，正在寻找一个战犯。他会消除对他的怀疑，会一再申明，我寻找的是另一个，而不是他。因为他通过极其高超的手段将自己保护起来了，使自己从无以复加的犯罪世界里脱身，逃到瑞士，隐姓埋名，拯救了自己。一个天大的秘密。但是，在他十分黑暗的内心深处，他预感到我在找他，不是别人，就是他，始终是他。于是他会感到恐惧，他的理智越告诉他我找的人不可能是他，他就越感到恐惧，而我，博士先生，却因身患重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无能为力。”他沉默了。
埃门贝格尔用奇异的、几乎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他，手里稳稳地握着针管。
“我怀疑你会成功，”他镇定地说，“但是，我祝你好运。”
“他会被恐惧折磨惨死。”老探长淡定地回答。
埃门贝格尔缓慢地将针管放在那张玻璃和金属做的小桌上，它就立在滑轮病床旁。针管躺在那里，一个邪恶的尖东西。埃门贝格尔微微弯腰前倾。“你认为是这样吗？”他终于开口了，“你相信是这样吗？”眼镜片后面的一双小眼睛几乎挤成了一条缝，“如今还能遇到如此信心满满的乐观主义者，真是令人惊讶。你的思想很大胆，但愿现实不要过分地愚弄你。假如到头来你白忙活了一场，那会多遗憾啊。”他轻声说着这些话，有点惊诧。然后他慢腾腾地回到房间的黑暗里，手术室再次亮起了刺眼的光线。埃门贝格尔站在控制台旁。
“我稍后再给你做检查，克莱默先生，”他微笑着说，“你病得不轻。这一点你也明白。病情将危及生命，这样的嫌疑尚不能排除。经过我们方才的交谈，很遗憾，我只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你很直率，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检查起来不会太容易，因为还要对你进行一个手术。我们最好推到年后再做吧，这样不好吗？如此美好的节日应该平平安安地过。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我要将你保护起来。”
贝尔拉赫没有回应。
埃门贝格尔掐灭了烟。“真见鬼，博士，”他说，“我怎么会在手术室里抽烟呢。克莱默先生的到来令人激动。你尤其应当注意提醒他，更要提醒我。”
“这是什么东西？”当女医生递给他两粒红色药丸时，老探长问道。
“镇静剂而已。”她说。女医生把水递给他，他比刚才更加不情愿地喝了下去。
“叫护士过来。”埃门贝格尔站在控制台旁边命令道。
柯莱丽护士出现在门口。探长感觉她就像一个平易近人的刽子手。刽子手们总是很随和。他心想着。
“你把我们的克莱默先生安排在哪个病房？”医生问。
“72号病房，博士先生。”柯莱丽护士回答。
“我们让他住在15号病房吧，”埃门贝格尔说，“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照看他。”
倦意再一次向探长袭来，早在胡格托贝尔的车里时，他已经感受到了倦意。
护士把老探长推进走廊时，滑轮病床猛地拐了一个急弯。贝尔拉赫再一次忍着倦意清醒过来，他瞥见了埃门贝格尔的脸。
他看到，医生正在仔细地观察着他，满面笑容，神情爽朗。
他打了一个冷颤，昏睡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