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星期四，贝尔拉赫醒来时，时间已接近十二点，这是常有的事，此时午饭快要送来了。他感到脑袋有些沉重，但除此之外一切都久违的好，看来偶尔嘬上两口烈酒的效果还是不赖的，尤其是你卧病在床、禁止喝酒的时候，他暗暗地想。床头柜上放着一封信，是鲁茨派人送来的有关内勒的材料。对于警察局如今的组织管理，真的没有必要再妄加评论，毕竟是被行将退休的人了，谢天谢地，这将在后天变成现实。以前他在君士坦丁堡工作时，等一份收集整理的材料常常需要等好几个月。然而，当老探长还没来得及拆开信件翻阅时，护士就送来了午饭。那是莉娜护士，他最喜欢的护士，但今天她似乎是特地为他而指派的，对他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于往日。老探长觉得有些吃惊。他猜测，大家一定想到了昨夜发生的事情。真是难以理解。他虽然感到，好像他在格利弗离开后唱了伯尔尼进行曲，但他想必这是个错觉，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真可恶，他暗暗地想，要是能记清昨夜发生的事情就好了。在用调羹喝着麦片粥的时候，老探长疑虑重重地张望着病房四周。（总是麦片粥！）盥洗台上放着几只瓶子和一些药品，那里先前可是什么都没有。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都很可疑。此外，每隔十分钟就会有护士进来，不是取走什么，就是寻找什么，或者送来什么。有个护士在走廊里嗤嗤地笑，他听得很清楚。他不敢打探关于胡格托贝尔的消息，正常情况下他在傍晚时才出现，因为他一整天都要在市里的诊所出诊。贝尔拉赫沮丧地咽下苹果酱麦片粥（口味总是一成不变），然后，当他开始吃饭后甜点时，惊奇地发现甜点里竟然搭配了一杯加糖的浓咖啡——胡格托贝尔医生给你的特别关照，护士带着责备的口吻告诉他。这真是破了例。咖啡很合他的胃口，使他提起了精神。接着他便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信件里的材料，这是最能使他振奋的事情了。然而，刚过中午十一点，胡格托贝尔就出其不意地走进了病房，心事重重的样子，老探长装作仍在潜心研究他的材料，偷偷地瞥了一眼便察觉到了。
“汉斯，”胡格托贝尔说着径直走到病床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敢发誓，所有的护士也会一起发誓，你喝得烂醉如泥！”
“噢，”老探长回应道，把目光从材料上移开，接着又说：“嗳！”
绝对没错，胡格托贝尔的语气斩钉截铁，一切迹象都已证实了这一点，他整个早晨都在试图将老探长唤醒，但没有成功。
“真是太抱歉了。”老探长遗憾地说。
“但事实上，你决不可能只是喝了酒，你肯定灌了一瓶子！”医生绝望地叫嚷着。
老人微笑着说，他也觉得是这样。
胡格托贝尔说，他遇到了一个难解之谜，说话的同时擦着眼镜，每当情绪激动时，他总会重复这个动作。
亲爱的塞缪尔，探长说，收留一个刑事专家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点他承认。对于私下饮酒的嫌疑，他也确实无话可说。他只求医生给苏黎世的索纳施泰因医院打个电话，以布莱斯·克莱默的名字为贝尔拉赫挂号住院，说病人是个有钱人，刚做完手术需要卧床治疗。
“你要去找埃门贝格尔？”胡格托贝尔吃惊地问，随之坐在床边。
“当然。”贝尔拉赫回答。
“汉斯，”胡格托贝尔说，“你究竟怎么了，内勒已经死了。”
“内勒是死了，”老探长纠正说，“但我们现在要确定，死掉的是哪个。”
“天哪，”医生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难道有两个内勒吗？”
贝尔拉赫将材料拿在手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案情吧，”他继续平静地说，“我们研究一下那些在我们看来引人注意的细节。你将会明白，我们这一行的魅力就在于数学与丰富的想象力天衣无缝的结合。”
他什么都弄不明白，胡格托贝尔叹息着说，整个早上他什么都没弄明白。
探长一边看着材料，一边接着说：“身材瘦高，头发灰白，以前是棕红色，眼睛绿灰色，招风耳，长脸，脸色苍白，眼下有泪囊，牙齿整齐健康。极其特殊的标记：右眉上有疤痕。”
确实是他，胡格托贝尔说。
谁？贝尔拉赫问。
埃门贝格尔，医生回答。他从描述中可以判断是他。
然而，这只是对在汉堡发现死去的内勒的描述，贝尔拉赫回应道，这是警察局档案里的记录。
胡格托贝尔很满意地断言说，你把两个人搞混了，这就越发不言而喻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跟某个杀人犯相像。我的混淆找到了对这个世界最简单的解释。你必须承认这一点。”
“这是一种结论，”探长说，“然而，还有很多别的结论都有可能成立，尽管它们第一眼看起来并不一定可靠，但它们值得被当作‘也可能成立的结论’进一步加以证实。其中另外一种结论就是：在智利的人并不是埃门贝格尔，而是内勒用他的名字生活在智利。与此同时，埃门贝格尔以另一个人的名字生活在施图特霍夫。”
这是一种不大可信的结论，胡格托贝尔惊讶地说。的确，贝尔拉赫回答，但做出这样的结论也没什么不可以。你不得不将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
“天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何去何从呢！”医生抗议道，“照此说法，在汉堡自杀的也可能是埃门贝格尔，而那位医生，那位掌管索纳施泰因医院的医生，也可能是内勒。”
“埃门贝格尔从智利回国后，你有没有再见过他？”老探长追问。
“只是匆匆见了一面。”胡格托贝尔畏惧地回答说，双手叉入头发里，有些抓狂。他终于又戴上了眼镜。
“你看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探长继续往下说，“下面的方案似乎也可行：那个在汉堡自杀的人是从智利返回的内勒，而埃门贝格尔离开了他在那里自称为内勒的施图特霍夫，回到了瑞士。”
胡格托贝尔摇着头说，那他们一定得接受犯罪这个事实，才足以支撑这个奇怪的论点。
“说得没错，塞缪尔！”探长点头称许，“我们必须推测，内勒是被埃门贝格尔谋杀的。”
“我们也同样有权进行截然相反的假设：内勒杀死了埃门贝格尔。你的想象力显然太不着边际了。”
“这个论点也成立，”贝尔拉赫说，“我们也可以如此假设，至少在目前这个推理阶段。”
“完全是一派胡言。”老医生气急败坏地说。
“完全有可能。”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应答道。
胡格托贝尔据理力争。凭借如此低级的推理方式，正如探长在现实中所采用的，显然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一切想证明的论点。采用这样的方式，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问题，医生说。
“一个刑事专家的职责就在于质疑现实，”老探长回应道，“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像哲学家们那样行事，在他们循着本行、绞尽脑汁思考由生至死的问题以揣测死的艺术之前，他们首先会质疑一切。就此而言，我们尚比不过他们。我们一起提出了各种可能的论点。一切皆有可能。这是第一步。下一步是，我们要对可能的论点和非常可能的论点加以区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可能并不一定需要成为非常可能。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我们各个论点的可能性程度。我们的对象是两个人，两个医生：一方面是内勒，也就是罪犯，另一方面是你的少年之交埃门贝格尔，苏黎世索纳施泰因医院的老板。从根本意义上说，我们有两个论点，两个都有可能。打眼看去，其可能程度并不相同。第一个论点主张，埃门贝格尔和内勒毫无关系，很有可能。第二个论点认为两者有关系，更有可能。”
没错，胡格托贝尔打断了老探长的话，他始终就是这样认为的。
“亲爱的塞缪尔，”贝尔拉赫回答说，“很遗憾，我是一名刑事专家，肩负着从人们的关系中发现其罪行的责任。我对第一个论点，即内勒和埃门贝格尔之间毫无关系，并不感兴趣。内勒已死，埃门贝格尔也不存在什么嫌疑。而相反，我的职业驱使我对第二个论点，对这个不太可能成立的论点，进一步深挖。该论点的可能之处何在？它表明，内勒和埃门贝格尔彼此互换了角色，即埃门贝格尔以内勒为名，在施图特霍夫在不用麻醉的情况下对囚犯进行手术。此外，内勒以埃门贝格尔为名在智利生活，并在那里向医学期刊投寄医学报告和论文。至于另一点，内勒在汉堡之死以及埃门贝格尔如今在苏黎世的生活，暂且撇开不谈。这个论点很奇妙，这点我们首先得坦然承认。至此我们已经搞定了第一点，搞定了我们所停留的点。它是第一个事实，第一个在我们的推测中、在我们的可能与极大可能的迷宫中所浮出水面的东西。两者的相似性何在？相似性我们常常能遇到，而极大的相似性则极少能遇到，最罕见的是，某些巧遇的东西能完全相同，其特征完全相同，这些特征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经由某个意外变故而生成。事情就是这样。两个人不仅头发和眼球颜色相同，脸部特征相似，体格相同等等，而且两人右眉上部都有独特的疤痕，就连这一点都相同。”
这些纯属巧合吧，医生说。
“或者也是人为的。”老探长补充说。胡格托贝尔曾经给埃门贝格尔在眉毛上动了手术。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疤痕是一次手术后留下的，也是由于鼻窦炎浸润太深，不得不开刀治疗而已，胡格托贝尔回答说。
“在眉毛处开刀，其目的是为了让疤痕看起来不太明显。我当时为埃门贝格尔做的手术无疑不太成功。当然，拿起手术刀时偶尔也有运气差的时候，但我的手术技术一向都很精湛。手术留下的疤痕很明显，在外科医生的眼里甚至不堪入目，再说术后甚至连眉毛都缺了一部分。”医生说。
老探长又问，这样的手术多见吗，老探长想知道个究竟。
怎么说呢，胡格托贝尔回答，算不上多。鼻窦炎往往不至于拖延到不得不动手术的地步。
“你瞧瞧，”贝尔拉赫说，“这正是令人奇怪的东西所在：如此不多见的手术竟然也发生在内勒身上，而且他的眉毛同样也缺少一块，正如档案材料里记载的，就连缺的位置也相同：汉堡的尸体检验很细致。埃门贝格尔的左下臂有没有一块手掌大小的烧伤痕迹？”
为什么要对他产生怀疑，胡格托贝尔吃惊地问道。埃门贝格尔在一次化学实验时出过事故。
汉堡的尸体上同样有这样的疤痕，贝尔拉赫满意地回答说。埃门贝格尔如今是否依然拥有这些特征？搞清楚这一切恐怕很重要吧——胡格托贝尔匆匆地见过他一面。
那是去年夏天在阿斯科纳，医生回答说。当时埃门贝格尔身上依然有两个疤痕，他立刻就发现了。埃门贝格尔还不太显老，言语间少不了嘲讽和挖苦，再说也几乎没有认出他来。
“原来是这样，”探长说，“他是假装几乎不认识你。你瞧瞧，这两人如此的相似，甚至你无法区分他们谁是谁。我们要么必须相信这是罕见和奇怪的巧合，要么就是有意为之。或许这两个人其实并没有我们如今所认为的那样相像。如果两人在官方证件或者护照上看起来很像，当然不足以将二者随便混淆起来。然而，当这两人在诸多细节方面都如此偶然的相似，那用其中一人来替代另一人的可能性就更大。人为做假手术和刻意制造事故，这样一来，背后恐怕就隐藏着将相似性转变成一种身份认同的意图。但就目前的调查情况而言，我们只能说是推测。但是你必须承认，这种相似性使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变得更可信。”
除《生活》杂志上那张照片外，难道再没有内勒的其他照片吗，胡格托贝尔问道。
“还有三张汉堡刑警拍摄的照片，”探长边回答边从档案材料中抽出照片并给他的朋友递过去，“照片上是一个死人。”
“从照片上已经看不出太多东西了，”胡格托贝尔看了半天后失望地回应道。他的声音在颤抖，“似乎存在着巨大的相似性，没错，我可以想象，埃门贝格尔死后也必然是这副模样。内勒究竟是如何自杀的？”
老探长若有所思地、几乎窥探似的望着医生，他身穿白大褂，坐在病床边，看起来相当无助，把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了，贝尔拉赫的醉酒和那些等待着的病人。“用氢氰酸，”探长最终告诉他说，“像大多数纳粹分子一样。”
“用什么样的方式？”
“他咬碎一颗胶囊吞了下去。”
“空腹吗？”
“是的，尸检报告断定如此。”
这样即刻就会毙命，胡格托贝尔说。从照片来看，内勒在死前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两人沉默无语。
最终，探长打破了沉默：“我们继续探究吧，即使内勒的死疑点重重；我们还要调查其他许多疑点。”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说还有其他许多疑点呢？”胡格托贝尔既惊讶又心情沉重地说，“这未免有些过分了。”
“噢，别这样，”贝尔拉赫说，“那是你大学时的经历。我不过简短地提一提而已。它赋予我一个心理依据，能帮助我探究埃门贝格尔为什么当他在施图特霍夫时有可能做出我们不得不推测会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事情。但是我要说说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我手里有一份简历，是我们所知道的内勒的。他生于1890年，比埃门贝格尔小三岁，柏林人，其父不详，其母为仆女，将私生子丢给自己的父母，生活很不稳定，后来被送进了反省院，再后来就不知下落。他的祖父在伯尔希克工厂当工人，也是私生子，少年时从巴伐利亚来到了柏林。他的祖母是波兰人。内勒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十四岁参军，十五岁之前是步兵，后来在卫生院某官员的要求下进入了卫生院，对医学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欲望，曾因成功为伤员进行应急手术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一战后，他曾在很多家疯人院和普通医院担任助理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准备高中毕业考试，为了进入大学学医，但却两度落榜。他的古德语和数学很差。这家伙好像只在医学方面颇有天赋。但他之后成为自然疗法医生和神医，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去找他治疗，随后他陷入法律纠纷，被处以数额不大的罚款，理由是，正如法庭所判定的，‘他的医学知识惊人’。有人为他申诉，报纸也替他说话，但统统无济于事。后来事过境迁，这事逐渐平息下来。之后，他继续我行我素行医，人们也只好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整个三十年代里，内勒在西里西亚、威斯特法伦、巴伐利亚和黑森一带行医。再后来，也就是二十多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1938年，他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1937年，埃门贝格尔从德国移民去了智利！）内勒的古德语和数学成绩光彩夺目。在大学里，因为一个法令，他得以豁免大学学习。在国家考试中，他凭借与高中入学考试同样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国家颁发的医学文凭。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却作为医生而消失在集中营中。”
“天哪，”胡格托贝尔说，“你又想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很简单，”贝尔拉赫不无嘲讽地回答，“我们现在来看看手上的几篇论文，这些由埃门贝格尔从智利投寄过来并发表在《瑞士医学周刊》上的论文。它们也同样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这些论文的学术价值值得称赞，我也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我无法相信的是，它们出自一个文采出众的人之手，一个独具文学才华的人，你说它们是埃门贝格尔的大作。在文笔方面，完全没有比它们更糟糕的论文了。”
“学术论文远远不是诗歌呀，”医生反驳道，“康德毕竟不也写得好复杂难懂吗？”
“可别糟蹋康德啦，”老探长不满地嘟哝说，“康德写得难懂，但写得不差。这几篇来自智利的论文，不仅文笔糟糕，而且通篇都是语法错误。这人似乎分不清第三格和第四格，就像人们口中的柏林人，他们永远都分不清德语中的第二人称什么时候用三格，什么时候用四格。同样奇怪的是，作者时常将希腊语说成是拉丁语，仿佛他对这些语言一窍不通，就以1942年第15期为例，他在论文里使用了Gastrolyse这个词。”
房间里变得一片死寂。
几分钟之久。
然后，胡格托贝尔点燃了一支“苏门答腊小玫瑰”。
也就是说，贝尔拉赫认为这些论文都出自内勒之手？他终于问道。
他认为这很有可能，探长镇定自若地回答道。
“我无法再反驳你了，”医生阴郁地说，“你向我证明了真相。”
“我们现在不能夸大其词，”老探长说着合上了放在被子上的文件夹，“我只是向你证明了我的论点的可能性。可能的东西还不等于真实的东西。假如我说，明天可能要下雨，那明天不一定就会下雨。在这个世界上，想法与真相是两码事，不然的话，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就会过得轻松多了，塞缪尔。在想法与现实之间，始终还存在着这种生存冒险，我们现在必须以上帝的名义去经受这种冒险。”
“这样做的确毫无意义。”胡格托贝尔一边叹息着说，一边无助地望着他的朋友，而探长则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倘若你的推理是对的，那你会把自己置于可怕的危险之中，因为这样看来，埃门贝格尔就是魔鬼。”
“我明白。”探长点点头说。
“这样做毫无意义。”医生再一次重复着，声音很轻，几近耳语。
“公平正义永远都有意义，”贝尔拉赫坚持自己的行动，“请在埃门贝格尔的医院为我挂一个号，明天上午我就要去。”
“除夕之夜？”医生跳起来。
“是的，”老探长回答，“除夕之夜。”说着，他的双眼闪烁着嘲讽：“你把埃门贝格尔那篇关于占星学的论文带来没有？”
“当然带来了。”医生吞吞吐吐地回答。
贝尔拉赫笑着说：“那就让我看看吧，我的确很好奇，想看看里面是否谈到关于我的星相。或许我恰好走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