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午夜时分，窗前传来异响，一阵凉风涌入病房，老探长醒了。
他没有立即开灯，而是思索着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终于察觉到窗户的百叶窗被人慢慢推了上去。将他团团包围的黑暗被照亮了，窗帘在模糊暗淡的光线中幽灵似的鼓胀起来，随后他听到百叶窗又被小心翼翼地推了下去。他再次被午夜难以穿透的黑暗包围。但他感到一个身影从窗口溜入房间。
“总算来了，”贝尔拉赫边说边顺手拧开床头柜上的夜灯，“果然是你，格利弗。”
房间里出现一位高大的犹太人，在灯光下泛着红光，身穿一件破破烂烂污迹斑斑的长袍。
老探长再次习惯性地背靠枕头，双手枕在脑后。他说：“我完全能够想象你飞檐走壁，只是没完全料到你会在今夜前来造访。”
“你是我的朋友，”闯入者回答说，“于是我就来了。”他的脑袋光秃，但十分巨大；双手很有型，但布满了恐怖的疤痕，这证明他曾遭受过非人的虐待。没有什么能摧残他面部乃至整个人所散发出的威严气概。这个巨人矗立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背略微弯曲，双手垂搭在大腿面上。他的影子投射在墙和窗帘上，宛如幽灵，一双没有睫毛却钻石般闪亮的眼睛用刚毅的眼神望着老探长。
“你怎么会知道，我出于需要而逗留在伯尔尼呢？”从巨人那饱受摧残、几乎没有嘴唇的嘴里吐出一句问话，问得既费劲又谨慎，就像一个人掌握的语言太多，以至于一时无法迅速找到恰当的德语句子。尽管如此，他的发音纯正而无口音。“格利弗行事从不留痕迹，”他沉默片刻后继续说道，“我行动起来神不知鬼不觉。”
“每个人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老探长针锋相对地说，“让我来告诉你的蛛丝马迹吧：我个人以为，只要你一到伯尔尼，那个窝藏你的菲特巴赫就会再次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出售他的旧书和邮票，这样他才能弄到一点点钱。”
犹太巨人笑着说：“贝尔拉赫探长的过人本领就在于能从错综复杂中发现简单的真实。”
“现在你认识到自己的蛛丝马迹啦。”老探长打趣地说道。对于刑事专家来讲，没有比泄露自己的秘密更糟糕的事情了。
“为了贝尔拉赫探长，我愿意留下自己的痕迹。菲特巴赫，这个犹太可怜鬼，他永远都弄不明白如何做生意。”
这个高大的鬼怪边说边在老探长的床边坐下，手伸进长袍里，取出一只布满尘土的大瓶子和两只小杯子。“伏特加酒，”巨人说，“一起喝两杯，探长，我们以前不是总在一起喝酒吗。”
贝尔拉赫嗅了嗅杯子里的酒，他喜欢偶尔喝点烈酒，但此刻心里却略有不安，他想象着这个场面万一被胡格托贝尔博士撞见的话，不知他会如何生气呢，又是烈酒，又是犹太酒友，而且还在人人都已入眠的深更半夜。多么优秀的病人，胡格托贝尔一定会讥讽他，并对他大发雷霆，兴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了解胡格托贝尔的为人。
一杯酒下肚后，他问道：“伏特加酒是哪里弄来的？这酒真来劲。”
“从俄国，”格利弗笑着说，“从苏联人手里弄的。”
“你怎么又去俄国了？”
“做生意嘛，探长。”
“你发音不对，”贝尔拉赫纠正着他的发音，“伯尔尼方言只是这样叫。你在苏维埃天堂里难道也没有把这件不堪入目的长袍脱掉吗？”
“我是犹太人，理应穿着我的长袍，我曾经发过誓。我热爱我们这个可怜民族的服饰。”格利弗回答说。
“还是再给我来一杯伏特加吧。”贝尔拉赫要求道。
犹太人重新给两人的杯子倒满了酒。
“但愿飞檐走壁对你来说不是太难，”贝尔拉赫皱着眉头说，“你今晚又干了一件违法的事情。”
格利弗不许让人看见，犹太人简短地回答。
“晚上八点钟天早就黑了，萨雷姆医院自然会放你进来。这里又没有警察。”
“那正好适合我飞檐走壁，”巨人笑着回答说，“这易如反掌，探长。顺着通往屋顶的排水管爬上去，沿着挑檐向前走。”
“幸好我已经退休了，”贝尔拉赫摇摇头说，“你这样做，我问心无愧。我早就该把你关得严严实实。只要抓到你，整个欧洲恐怕都会对我赞赏不已。”
“你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你很清楚，我在为了什么而奋斗。”犹太人淡定地回答。
“你也许真该给自己搞个证件或者什么，”老探长建议道，“我虽然也很不看重这类东西，但总得以上帝的名义遵循某种秩序。”
“我早就死了，”犹太人说，“纳粹分子早把我枪决了。”
贝尔拉赫沉默了。他明白巨人想表达什么。灯光投射出的宁静光圈环绕着两个人。不知从远方何处传来午夜的钟声。犹太人斟满了伏特加酒。他的双眸中闪烁着一种极其不同寻常的喜悦。
“1945年5月的一天，天气十分令人惬意——我还清晰地记着天空上的一小朵白云——，我们的党卫军朋友在某个大石灰坑里枪杀了我们可怜民族的五十个男人，却由于疏忽大意放过了我。我在血泊中爬行了几个小时，然后躲藏在不远处的一棵丁香树下。鲜花盛开的丁香树枝繁叶茂，因此，挖土掩埋尸体的党卫军分队遗漏了我。那时我就立下誓言，既然上帝愿意让我们在本世纪像牲口一样生存，那我自此将永远坚持这种受屈辱、遭鞭打的牲口生活。从此之后，我始终生活在墓穴洞窟的黑暗中，藏在地窖或诸如此类的黑暗场所，只有黑夜才能看到我的面容，只有星星和月亮才能照射到我这件遭受千万次撕扯的长袍。本来就该这样。德国人已经处决了我，在我夫人那里——她现在已经死了，这反而对她很好——，我曾见过我的死亡证明，是帝国邮局寄给她的，上面填写得严谨详实，真为那些优良的教育机构增光添彩，它们肩负着德意志民族的文明大业。死了就是死了，对犹太人如此，对基督徒同样如此，请原谅我将犹太人排在了基督徒前面，探长。你得承认，证件是不会颁发给死人的。任何国家，只要犹太人仍然遭受迫害和折磨，就会有死人。干杯，探长，为我们彼此的健康干杯！”
两个男人喝光了杯中的酒。犹太人斟满伏特加，开口问道：“你要我帮你做什么，贝尔拉赫探长？”说话间一双眼睛眯成两条闪闪发亮的细缝。
“探长这个音发错了。”老探长纠正着他的口音。
“就这样吧。”犹太人坚持道。
“我想让你帮我打听一个消息。”探长说。
“打听消息，这很好，”巨人笑着说，“一条可靠的消息比金子还宝贵呢。格利弗知道的可要比警察局多得多。”
“那可不见得，我们走着瞧呗。你在所有的集中营里都待过，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除此之外，你却很少对我提起你的过去。”贝尔拉赫说。
犹太人斟满了两个人的酒杯。“我这个人曾一度被过分重视，从一个地狱被拖到另一个地狱，待过的所有地狱加起来比但丁所唱的九个地狱还要多，而但丁本人却连一个地狱都未曾待过。每个地狱都给我增添数量可观的伤疤，我如今将它们带入我死后的生活中。”说着，他伸出了左手，整个手已经完全畸形。
“那你也许认识一个名叫内勒的党卫军医生？”老人急切地问道。
犹太人注视着老探长，沉思片刻后问道：“你是说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那个内勒医生？”
“正是。”贝尔拉赫回答说。
巨人嘲讽地望着老探长。“他1945年8月10日已经在汉堡一家破烂的旅馆里自杀了。”他过了一会儿后回答说。
贝尔拉赫思忖着，有些失望：格利弗比警察知道的多个屁，他继续问：“在你的人生中——或者该怎么表述呢——有没有见过内勒？”
这位穿破长袍的犹太人再次用审视的目光望着探长，那伤痕累累的脸皱缩成一个鬼脸，然后他回答说：“你要打听有关这个离奇禽兽什么消息？”
贝尔拉赫思考着，他该多大程度上对这位犹太人敞开心扉，但他随即决定保守秘密，把对埃门贝格尔的怀疑继续留在心底。
因此，他说：“我看到过他的照片，很好奇这样的人后来变成了什么样。我是一个病人，格利弗，还要卧床许久，总读莫里哀的作品也不是那么回事，于是我常常沉思冥想，因而变得好奇，如此杀人如麻的凶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内勒也是人。因此也和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诡诈的三段论法，然而无人能与之抗衡。”巨人说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贝尔拉赫。巨大的脸庞不漏声色，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我猜你是在《生活》杂志上看到了内勒的照片，探长，”犹太人继续说，“那是他唯一一张流传于世的照片。在这美丽的世界上，人们费尽心思寻找，但从未找到第二张。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人们这样尴尬，毕竟在这张唯一现存的有名照片上，人们辨认不出太多关于这位传奇式杀人魔王的消息。”
“仅有的一张照片，”贝尔拉赫沉吟着，“这怎么可能呢？”
“魔鬼对于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所选中的人，照顾得比老天爷还要周到，把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犹太人挖苦地说，“在党卫军的档案名册中，那份用来研究纳粹罪行而存放于纽伦堡的名册上没有内勒的名字。其他的名册中也没有录入他的名字。他仿佛从未属于党卫军。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呈送给党卫军总部的官方文件里从未提到内勒此人，就连随附的编内人员一览表中也跳过了他。在这个杀人如麻而面不改色的魔鬼躯干上附着某些传奇而非法的东西，就连纳粹分子都为他感到羞愧。但事实上内勒确有其人，对此并没有人怀疑，即便是最挑剔的无神论者，因为一个能策划最恶毒酷刑的上帝，很快就会被人相信。因此，那时在集中营里，在那些较之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集中营里，我们常常谈论他，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像议论一件传闻，而不是把他当成在这个法官与刽子手为患的天堂中最恶毒和最残忍的一个天使来讨论。后来迷雾开始消散，但情况并未随之好转。集中营里能够接受审讯的人，一个都不在了。施图特霍夫靠近但泽。少数经受住了纳粹酷刑的囚犯，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已统统惨遭杀害。俄国人为给囚犯伸张正义，又将集中营的看守们统统吊死。然而内勒并不在其中，探长。他一定在之前早就离开了集中营。”
“可他毕竟会被通缉的。”贝尔拉赫说。
犹太人笑着说：“在当时，又有谁没有被通缉过呢，贝尔拉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牵连进了刑事犯罪中。但没有人再想起内勒，因为没有人再能回忆起他。倘若不是战争结束前《生活》杂志刊登的照片，他的罪行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人知晓。你看到过的照片，拍摄的是一次技艺高超的外科手术，小小的美中不足是没有给病人打麻醉。人们从道义上十分愤怒，开始清查此事。不然的话，内勒恐怕早就会隐居起来，摇身变成一个平平常常的乡村医生，或者某家昂贵的疗养院的浴疗大夫。”
“《生活》杂志究竟是怎么搞到这照片的？”老探长不解地问道。
“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巨人从容地回答，“是我给的！”
贝尔拉赫猛然直起身，吃惊地盯着犹太人的脸。格利弗果然还是比警察知道得多，他震惊地心想着。这位衣衫褴褛的巨人拯救过无数犹太人的性命，他充满冒险地生活并行走于犯罪与骇人听闻的邪恶错综交织的地界。坐在贝尔拉赫面前的是一位有自我法规的法官，他特立独行，自由定罪判罚，无视地球上那些声势显赫的国家的民法典与刑法条款的约束。
“我们喝伏特加吧，”犹太人说，“这样的烈酒总是有益的，也是人们该坚守的。否则，生活在这个被上帝所遗弃的星球上的人们就丧失了一切甜蜜的幻想。”
随后他斟满酒杯并大声说：“人类万岁！”一口喝干杯中的酒后，他反问道：“但人类如何才能万岁呢？这总是很难实现。”
他不应该如此大叫，老探长提醒说，要是被值夜班的护士听到了，她们会进来查看。这是一家管理有素的正规医院。
“基督教，基督教，”犹太人叹息着，“它创造出优秀的护士，同样也创造出能干的杀人凶手。”
老探长暗自想了片刻，伏特加现在喝得差不多了，但随后还是放开继续喝。
房间似乎旋转了片刻，格利弗的身影让他回想起一只巨大的蝙蝠，随后房间又安定下来了，尽管仍然有点倾斜。但这似乎已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了。
“你认识内勒。”贝尔拉赫说。
巨人回答说，他有时会和内勒打交道，说完后继续喝着他的伏特加，接着便开始了他的讲述，但声音不再像先前那般冰冷清晰，语调变得像唱歌那样奇怪。讲到讽刺挖苦之处，他的语调变得高昂，有时又低沉缓和。贝尔拉赫由此而体会到，他所讲述的一切，包括愤慨与讥讽，都只是对于一个由上帝创造的、曾经美丽的世界的无缘堕落所表达出的无尽悲哀。这个巨人般的阿赫斯维如今在午夜时分坐在老探长的病床边，病入膏肓的探长倾听着这个悲惨男人的讲述，我们时代的历史把他变成了一个阴郁的、令人恐怖的死神。
“那是1945年12月的事，”格利弗继续用他唱歌般的音调讲述着，半借着伏特加的酒劲，他的痛苦犹如一片黑暗的油面在酒的海洋里扩散开来，“接着又在来年1月，那时，冬日里希望的太阳正在斯大林格勒和非洲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但那几个月却被诅咒了，探长，我生平第一次在我们可敬的犹太法典教士及他们灰白的胡子面前起誓，我快要熬不过那些时日了。但我后来却熬了过来，这多亏了内勒，他的生平正是你急切要了解的。有关这位年轻的医学家，我能够向你倾诉的是：通过把我打入地狱最底层后再抓着我的头发将我拽上来，他救了我的命。这样的方式，据我所知，仅有一人挺了过来，这人就是我，这样的我遭到了咒骂，咒骂我受得住一切。出于感恩戴德之心，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采用给他拍照片的方式来曝光他。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的善德，人们往往只能以怨相报。”
“我没有听懂你在讲什么。”探长回应道，心里拿不准犹太人是不是借着酒劲儿胡言乱语。
巨人笑了，从长袍里又拿出一瓶酒。“请原谅我，”他说，“我讲述所用的语句过长，但我所遭受的折磨远长于此。我要说的很简单：内勒曾给我动了手术。没有打麻醉。我获得了这一闻所未闻的殊荣。请再次原谅，探长，当我想起这一切时，我就不得不喝伏特加，像喝水一样，因为这一切真的不堪回首。”
“魔鬼，”贝尔拉赫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并朝着病房的寂静处再次重复着：“简直是魔鬼。”他从床上半直起身子，顺手把空酒杯递给坐在他床边的巨人。
“听我的故事，只需要些许心理耐受力才是。但要经历我的故事，心理则越麻木越好，”身着破烂发霉长袍的犹太人用唱歌般的音调继续讲述着，“有人说，你最终应该忘掉这一切，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德国。如今在俄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暴行，世界上哪里没有暴虐狂？但是我什么都不愿意忘记，这样做不仅仅因为我是犹太人——德国人杀死了我的六百万同胞，可是六百万啊！——不，因为我仍然还是人，尽管我住在地窖里与老鼠为伴。我反对将不同的民族加以区分，划分为优等与劣等民族，但我执意将不同的人加以区别，这一点已经铭刻在我的心里。从我的肉体第一次经受折磨开始，我便将施虐者和受虐者区别开来。我并未将其他国家的看守们的新暴行从账单上抹去，我将此账单呈递给了纳粹分子，他们必须统统偿还，我要将它们一起算。我当然有不区别对待施虐者的自由，他们都有同样的嘴脸。倘若还有上帝，探长，我这颗备受损毁的心便别无所求，在上帝面前并没有种族之分，只有人之分，上帝将依照罪行对每个人进行判决，并依照他所秉持的公正给他自由。基督徒啊，基督徒，听听一个犹太人对你所讲述的，他的民族把你们的救世主钉上了十字架，而他如今连同他的民族被你们基督徒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在一个人们称之为灭绝营的地方，在距离古老而受人敬重的城市但泽不远处，我的肉体和灵魂处在悲惨之中，正是为了这座城市而燃起了这场罪恶的战争，此后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残酷无情。耶和华身处遥远之地，忙于其他星球的事务，或者因忙于钻研某个神学问题而费尽了其崇高的精神。简而言之，他的子民们被肆无忌惮地驱向死亡，被毒气杀死，被击毙，任由党卫军肆无忌惮地处置，时而也视天气而定：刮东风时处以绞刑，刮南风时则放恶狗疯咬致死。内勒医生也参与其中，就是你急切想了解其命运的这位医生，一位世界道德秩序的参与者。他是一个集中营医生，这样的医生在每个集中营都多如牛毛。他们将各自的科学热情奉献于大屠杀事业，给成千上万的囚犯注射空气、石碳酸、苯酚及一切世间所能得到且有助于满足他们恶魔般屠杀欲望的物质，或者甚至有必要的话，用人体做实验，不用麻醉。他们声称这是情况所迫，因为肥头大耳的帝国元帅禁止在动物身上做活体解剖。就此而言，内勒并非唯一一位施行此类行径之人。——现在我有必要说说他了。在我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的游走历程中，我悉心观察着这些恶魔般的施虐者，学习——正像人们所说的——去认识我的兄弟们。就其本行而言，内勒在很多方面都很出众。他不参与他人的暴行。我必须承认，但凡在集中营里尚有可能、且有一点意义，他就尽己所能去帮助囚犯，尽管是在以灭绝一切为目的的集中营里。探长，与别的医生相比，他的做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毛骨悚然。他的实验的出众之处不在于将人折磨得更痛苦。那些被以高超技艺捆绑起来的犹太人在别的医生的刀下同样是嚎叫着死去，但死因是痛苦所致的休克，而非高超的医学艺术。他的险恶之处在于，他对受虐者所做的一切都事先得到了他们的许可。不可思议的是，内勒只给那些自愿参加手术的犹太人施行手术，这些人要么已经清楚地知道将要面临什么，要么必须在做出自愿决定之前，甚至必须事先亲眼目睹此类手术的全部惨状，然后才要作出决定，愿意去忍受相同的折磨。”
“这怎么可能呢？”贝尔拉赫气喘吁吁地说。
“希望所在，”巨人笑着说，胸部上下起伏，“希望所在，基督徒。”他的一双眼睛在一种深不可测的兽性狂野中闪烁，脸上的伤疤清晰地凸显出来，两只手如同动物爪子一样摊放在贝尔拉赫的被子上，布满裂痕的嘴反复而贪婪地汲饮着伏特加，烈酒灌入他那伤痕累累的躯干里，他的嘴里发出好似来自远离尘世的哀叹：“信仰，希望，爱，这三者，《科林多前书》第13章讲得很好。其中希望是当中最坚韧的，它已被印刻在我——犹太人格利弗——的肉体上，成为红色的胎痣。爱和信仰，它们在施图特霍夫早已见鬼去了，唯独希望尚存，人们带着希望去见鬼。希望。是希望！内勒准备好了希望，并将它提供给每一个愿意拥有希望的人，而许许多多的人愿意抱着这样的希望。这听起来难以置信，探长，但是数以百计的囚犯主动找内勒做手术而不用麻醉，即使他们浑身颤抖、脸色苍白，眼睁睁地看着先于他们的人惨死在手术台上，也仍然丝毫不吐一个‘不’字。这一切都源于所谓的希望，重获自由的希望，内勒许诺给他们的希望。自由！人类对它究竟要何等热爱，才会为了它而甘愿忍受一切，人类对它如此热爱，以至于当时在施图特霍夫自愿赴汤蹈火，只为拥抱这个别人许诺给他的悲悯的自由私生子。自由有时是娼妓，有时是圣贤，在每个人的眼中各不相同。在工人眼中，在神职人员眼中，在银行家眼中，自由的样子皆有不同，在身处奥斯维辛、卢布林、马伊达内克、纳兹瓦勒和施图特霍夫灭绝营的犹太人眼中，自由又完全是另一副样子：在那里，所有灭绝营外的一切都意味着自由，但并不奢求它包括上帝创造的美好世界。噢，绝不，人们仅仅无限卑微地奢望能够再次被送回到一个略微舒适一点点的地方，如布痕瓦尔德或达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此刻就能看见金光灿灿的自由；在那里，人们不必担心被毒气杀死，而仅仅是被殴打致死；在那里，至少还残存千分之一的渺茫希望，遇到某种未必会有的偶然机会而获救，并保住性命。但是，在灭绝营里，死亡成为绝对的出路。上帝啊，探长，让我们为之奋斗吧，自由终究会对所有人来说是相同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要再为自己的自由而在他人面前感到羞愧。可笑的是，正是从一个集中营换到另一个的希望驱使人们成群结队地、或至少大量地涌向内勒的屠宰板；可笑的是，”（讲到此处，犹太人真的发出了一阵绝望而愤怒的讥笑声）“基督徒，而我也躺在了那张鲜血淋淋的屠宰板上，看着聚光灯下内勒的手术刀具和钳具在我上方模模糊糊地晃动着，然后沉入深不见底的痛苦深渊之中，痛苦地折磨着我们，将我们一层层地剥开！我也进去找他，抱着一丝再次逃命的希望，抱着再次逃离这个被上帝诅咒的灭绝营的希望。由于这位备受认可的心理学家内勒平常以乐于助人和为人可靠而积累下的好口碑，人们便会信任他，就像当你陷入无限困境而无法自拔时，始终会相信奇迹的出现一样。说真的，事实也如此，他没有食言！我作为唯一一个经受住了一次毫无意义的胃切除手术，被照料至康复，在2月初踏上了返回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路。然而在经历了没完没了的路途辗转之后，我绝对也不会到达那里，因为行至艾斯莱本城附近时，就是那个丁香花盛开的美丽5月的一天，我爬进树丛里躲藏起来了。——这是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曾经历过的事情，探长，他就坐在你的床边，这就是他所遭遇的苦痛和他穿行于这个时代的荒诞血海中的全部旅程。我们时代的漩涡吞噬了千百万人，有罪的人，无罪的人，并还将继续卷走我身体与心灵的残骸。行啦，至此第二瓶伏特加也已经喝光啦，是亚哈随鲁沿着街道边墙和道边水渠返回菲特巴赫家那阴冷潮湿的地窖的时候啦。”
格利弗已经站了起来，他投射在墙上的影子遮住了半个房间，然而老探长仍然不让他走。
“那么，内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问道，声音已不再像先前那般轻言细语。
“基督徒啊，”犹太人说着将喝光的酒瓶和酒杯又藏进那肮脏的长袍里，“谁能回答得了你这样的问题呢？内勒死了，他只是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把他的秘密交给了统管天堂和地狱的上帝，他不会再说出他的秘密，就连神学家也不告诉。探究那里只存在着死亡的东西的地方，是致命的。不知有多少次，我想试图去揭开这个医生的神秘面纱，可始终未能如愿。我根本无法与他取得交谈，他也不与党卫军乃至众多医生中的任何人保持来往，更别说与我这个集中营囚犯了！也不知有多少次，我试图搞清在他闪亮的眼镜片背后所隐藏的一切。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犹太人又能真正做什么呢？因为他无非看到的是这个虐待自己的人穿着手术罩衫，戴着遮住了半个脸的口罩。就是这样，当我冒着生命危险拍照内勒时——没有什么比在集中营里拍照更加危险的事情了——，他始终就是这个样子：白罩衫裹着他瘦削的身躯，他微微驼背，在这些由悲惨、灾难和凄惨所充斥的营房里踱来转去，步态轻盈谨慎，仿佛生怕被传染上什么疾病似的。我想，他的举止定然出于小心谨慎。他或许早已料到，迟早有一天，在某个美好的日子里，集中营里这一切如同地狱般的魔鬼行径终将会消失——为了在别的什么地方像一个麻风病患者似的与别的施虐者以及别的政治体制一起再次从人性深处迸出来。想必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好隐居起来，仿佛他是临时被招聘到那个地狱里。此后我核算了我的出击所取得的成果，探长，我的出击收获颇丰：当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时，内勒开枪自杀了。再说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名字，这就足够了，探长，因为谨慎的人都试图隐姓埋名不为人知（这便是老探长听到格利弗讲的最后一句话，沉闷如撞击生铁大钟所发出的声响，隆隆地回响于老探长的耳中，让他感到恐惧），隐姓埋名！”
这时，伏特加酒开始起作用了。这个病人虽然觉得，仿佛对面窗户上的帘子犹如一艘渐行渐远的帆船上的风帆鼓起来，仿佛听到远方有一个百叶窗升起时发出沙沙声；然后，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仿佛一个巨人般的身躯坠入夜空的漆黑。后来，当一望无际的群星透过敞开的窗户那张开的伤口照射进来时，老探长的心中爆发出一种无法遏制的执拗，他要在这个世界上挺下去，为了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凭借他这悲怜的、正在饱受癌症吞噬的身躯，贪婪地，不可阻挡地，这身躯还有一年时间，只有一年时间了。他开始怪声怪气地唱起歌来，仿佛伏特加火焰般地在他的胸中燃烧，唱着伯尔尼进行曲，唱进医院的寂静中，让医院里的病人们躁动不安。他想不到什么更有力量的东西了。然而，当惊慌失措的夜班护士们冲入病房时，老探长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