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当天傍晚，即周三的傍晚，鲁茨如约打来了电话。胡格托贝尔医生正坐在这位朋友的床边，他马上要进行一台手术，于是让人送来了一杯咖啡，他要稍稍利用这个机会，和病床上的贝尔拉赫“待在一起”。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贝尔拉赫拿起电话，急切地倾听着另一端所带来的消息。片刻之后，他说道：“做得很好，法弗尔，还得请你把材料寄过来。”他挂掉电话。“内勒已经死了。”他说。
“谢天谢地，”胡格托贝尔情不自禁地说道，“这个消息可喜可贺。”他边说边点燃了一支“苏门答腊小玫瑰”。“护士小姐应该不会恰巧在这时进来吧。”
“中午我已经被她撞见了一次，她很生气，”贝尔拉赫肯定地说，“但是我推脱说是跟你学的，然后她说，这确实是你的做派。”
“内勒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医生问。
“1945年8月10日。他在汉堡一家宾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服毒自杀，和调查显示的结果一样。”老探长回答说。
“你瞧瞧，”胡格托贝尔点点头说，“这下你对他的嫌疑应该完全泡汤了吧。”
胡格托贝尔沉浸在吞云吐雾的享受中，贝尔拉赫眨眨眼睛望着从他嘴里吐出的层层烟圈，终于说道，没有什么东西会像嫌疑一样如此难以被淹死，因为没有什么能像它一样又如此容易地反复浮出水面。
探长真是无可救药了，胡格托贝尔一笑置之，这一切在他看来只是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
这是刑事学家必备的首要品德，老探长针锋相对地回应道，然后问道：“塞缪尔，你和埃门贝格尔曾经是不是朋友？”
“绝非朋友，”胡格托贝尔回答，“据我所知，我们之中所有与他同学的人，没有一个人与他为友。至于《生活》杂志上的照片，我也反复地思索琢磨。汉斯，我愿意向你坦诚地说，为什么我会把照片上这个集中营禽兽医生当作是埃门贝格尔。对此你自己也一定琢磨过。照片上能看到的信息并不多，两人也确实存在一些相似，但就算把两个人搞混，也不该因为他们的某些相似之处，而必须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有件事我已经忘记了许久，不仅是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太久，更是因为它实在不堪回首。忘记那些令人生厌的故事，这也是人之常情。汉斯，我曾亲眼目睹埃门贝格尔在不用麻醉的前提下给人进行手术。这在我看来犹如发生在地狱里一样，假如真有地狱的话。”
“真的有，”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如此说来，埃门贝格尔果真干过此等勾当？”
“你可以这么认为，”医生说，“当时也真的没有别的办法，那个可怜的家伙不得不这样忍受手术，可他如今依然健在。如果你真能见到他，他会对天发誓说埃门贝格尔是一个魔鬼。这样说很不公平，要是没有埃门贝格尔，那个家伙早就命归西天了。但尽管如此，坦白地讲，我也能理解这位伙计。那场面实在太恐怖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贝尔拉赫好奇地追问道。
胡格托贝尔喝光杯里最后一口咖啡，不得不又点燃一支“苏门答腊小玫瑰”。“老实说，手术并非魔术。与所有职业相同，我们这一行也没什么魔法。口袋里插把刀，加上胆量，当然解剖学的知识也必不可少，仅此而已。只是那时的我们还是一群年轻的学生，谁会有那样的胆量呢？”
记得我们大约一行五人，五个医学专业的学生，从吉尔塔谷地出发，向着布吕姆里萨普峰进发。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这个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一直都不是个优秀的登山爱好者，对地理方向的感觉就更差了。我估计大约是在1908年前后某个7月，一个极其炎热的夏天，这一点我记忆犹新。我们在阿尔卑斯山某个山峰的茅舍里过了一夜。奇怪的是，我对过夜的茅舍记忆尤深。没错，我经常还会梦到它，随即一身冷汗，从睡梦中惊醒，甚至还没来得及梦到茅舍里面发生的事情。梦中的茅舍与阿尔卑斯山里的其他茅舍一模一样，整个冬天都无人造访，但真正令人恐惧的东西就仅存于我的幻想中。我相信有一点能证明它，即梦中的茅舍从上至下都布满了潮湿的苔藓，而现实中阿尔卑斯山的茅舍却并非如此。人们时常能读到发生在屠夫茅舍的故事，但并不清楚这茅舍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今，每每提起屠夫茅舍时，我就想起我们过夜的阿尔卑斯山茅舍。它周围长满了赤松，门口不远处还有一口水井。茅舍的木头并不是黑色，而是泛着白色，早已腐烂，一条条裂口上长满了蘑菇。但也不排除这是我事后所幻想出的样子。那次事件过后，至今已时隔多年，以至于梦境与现实已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但是，我对那种毫无缘由的恐惧却记忆犹新。我们穿过布满碎石的高山牧场朝茅舍走去。它建造在牧场的洼地上，整个夏天都无人问津，当时我感到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深信，这种恐惧让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但埃门贝格尔也许并没有这么觉得。大家不再说话，每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在我们抵达茅舍之前，夜幕已经降临，一束深红色的奇幻霞光笼罩着眼前由冰雪和石块所构成的渺无人烟的世界，它持续了许久，似乎是难以忍受之漫长，夜晚因此而显得更加可怕。如此绚烂的天外来光映染着我们每个人的面孔和双手，它仿佛并非来自太阳，而是来自比太阳更遥远的星球。我们慌忙地冲入茅舍，这自然也是轻而易举，因为屋门并未上锁。早在吉尔塔谷地，就有人说过，我们可以在这茅舍里过夜。茅舍真可谓陋室，除了几张简易架子床外空空如也。借助微弱的光线，我们看到了屋顶下方的茅草，靠在墙上的黑色扶梯早已歪歪扭扭，上面沾满了前一年的尘垢脏污。埃门贝格尔去屋外的井里打水，行动异常匆忙，仿佛已经预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这自然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在地灶上生火，还找到一口锅架在上面，就在这时，在这被灰暗和疲惫所笼罩的奇特氛围中，我们中的一人遭遇不幸，生命垂危。他是个胖胖的卢塞恩人，一个店主的儿子，像我们一样学习医学——没人知道他为何要学医，一年后他放弃学医，还是选择了经商。这个手脚笨拙的小伙攀爬上梯子，本想取屋顶下方的茅草，无奈梯子断裂，致使他摔下，喉头很不幸地撞在一根突出墙来的梁木上，躺在地上呻吟不已。他当时摔得不轻，起初我们以为他身体什么地方骨折了，可片刻后他开始费劲地喘息。我们将他抬到屋外的一条长凳上，落日余晖的灵异霞光穿过重叠的云层照射下来，映在这位受难者的身体。他此刻的模样令人恐惧。已擦破并渗血的喉咙肿得很高，他向后仰着头，喉头剧烈地颤动着。更加恐怖的是，我们发觉他的脸色开始变暗，在天边魔鬼般霞光的照映下几乎变成黑色，一双睁大的双眼犹如两颗湿润的白色鹅卵石在脸庞上泛着光。在绝望中，我们努力地用湿布给他包扎伤口，可是无济于事。他喉咙内部越肿越高，面临窒息的危险。这位受难者起初还发疯似地挣扎乱动，可现在已明显丧失了活力，仿佛一切对他而言已经无所谓了。他的呼吸变得沉重，已经无法讲话。我们很清楚，他已经生命垂危，但我们却束手无策。我们缺乏经验，也缺少应对此类状况的相应知识。我们虽然知道，有一种紧急手术也许还能带来一线希望，但没人敢去行动。唯独埃门贝格尔与众不同，他不仅知道，而且敢做。他对这位卢塞恩受难者做了详细的检查，用炉灶锅里的沸水对他随身携带的小刀进行消毒，然后施行环甲膜切开手术，该措施偶尔在急救时会被采用，在喉头上部与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间进行横行皮肤切口，以缓解呼吸困难。恐怖并不在于情急之下不得已而用随身小刀替代施行手术，汉斯。可怕的是某种别的东西，那种显现在两个人脸上的东西。受难者可能因呼吸困难而失去了知觉，但他的双眼仍然睁着，睁得圆圆的，因此还看得清眼前发生的一切，即使这一切也许像梦境。当埃门贝格尔施行手术时，天哪，汉斯，他的双眼同样睁得圆圆的，面部已扭曲变形。似乎从这双眼睛中迸发出某种魔鬼般的东西，一种极度愉悦的表情，一种通过折磨别人或诸如此类的方式而获得愉悦的表情。顷刻间，我感觉到了害怕，即便非常短暂。然而我相信，在当时，这种害怕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人还曾感受到，因为其他人根本连看都不敢看一眼。我同时相信，这大概多半是我的臆想。我经历的一切，当晚阴森的茅舍和灵异的霞光，这一切共同帮助构建了这种臆想。这场意外的奇特之处在于，那位后来被埃门贝格尔通过环甲膜切开手术救了性命的卢塞恩人，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和埃门贝格尔讲过一句话，更别说特意为此而感谢埃门贝格尔了，以至于许多人都对这位卢塞恩人产生反感。与此相反，埃门贝格尔从此却愈发受人赞赏，人们称赞他才华出众、聪明过人。他的人生道路不同寻常。我们都认为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对此并无兴趣。他研究的领域十分庞杂，物理，数学，似乎没有一样能满足他。甚至哲学和神学课程他也去听。在国家医学考试中他成绩出众，但他后来却并未开业行医，而是协助别人干，还曾当过我的手下。老实说，除少数几人不喜欢他之外，病人们都很赞赏他。他就这样度过了一段不平静而孤独的生活，直至最后选择远渡重洋、移居国外。他发表过一些稀奇古怪的论文，例如一篇为占星学辩护的论文，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为强词夺理的论文。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同他聊得来，他后来变成了一个尖刻恶毒、无可信赖的异类。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在智利突然风格大变，在那里从事客观理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绝对是跟气候是分不开的，或许与周围或身边所处的环境相关。但一回到瑞士，他又迅速变回了原样，显出他最初的面目。
胡格托贝尔讲完后，贝尔拉赫说，但愿埃门贝格尔还保存着那篇占星学论文。
医生表示，他明天就把那篇论文带给探长。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探长沉思着说。
“你瞧瞧，”胡格托贝尔说道，“生活中的我，也许做梦真的太多了。”
“梦境不会撒谎。”贝尔拉赫应答道。
“梦境尤其会撒谎，”胡格托贝尔说，“请原谅我不得不离开了，还有一台手术等我去做呢。”说着他从凳子上站了起来。
贝尔拉赫伸手与他道别，“我只希望不是你方才讲的环甲膜切开手术。”
胡格托贝尔笑着回答，“腹股沟疝气手术，汉斯。坦诚地说，我更愿意做这类手术，即使手术难度更大些。现在你必须静心修养。务必静心。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比睡足十二小时更为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