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初，贝尔拉赫被送进萨雷姆医院接受手术，从那里能够眺望到伯尔尼老城和市政厅。原本急待进行的手术不得不因为老人突如其来的心肌梗塞而推迟两周。当这个十分困难的手术真开始进行时，进展令人欣慰，而病情诊断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老探长的情况很糟糕。他的上司，一位名叫鲁茨的预审法官，已两度接受了老探长行将辞世的事实，却又两度体验了绝望后的希望。在圣诞节即将来临之际，老探长的病情终于出现好转。在圣诞假期期间，老探长虽然还在昏睡，但是在12月27号，星期一，他清醒过来了，并翻看起1945年美国的旧《生活》杂志。
“这些禽兽，塞缪尔。”夜幕降临，当胡格托贝尔医生进入探长的病房探视时，探长递给他一本杂志并反复说：“这些禽兽。”“你是医生，你能够想象当时的情况，仔细看看这张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拍摄的照片！集中营医生内勒在不用麻醉剂的情况下给一个囚犯进行腹部手术，整个过程被拍了下来。”
“纳粹分子有时会这么干。”医生一边回答道，一边注视着照片，可是脸色却变得煞白，仿佛要避开这份杂志。
“你怎么了？”病人见状，惊讶地问道。
胡格托贝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把翻开的杂志放在贝尔拉赫的病床上，手伸进白大褂的右上方口袋，摸出笨重的黑框眼镜，用微微颤抖的手——老探长观察得很仔细——把它架在鼻梁上，然后再次仔细地观察着照片。
“他为什么如此紧张？”贝尔拉赫心里默默地思忖着。
“胡说八道，”胡格托贝尔终于做出了回应，他显得有些生气，把杂志放回桌上，同其他旧期刊放在一起。“来，手伸过来，我来摸一下脉搏。”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然后，医生放开老探长朋友的胳膊，看着挂在床上的表格。
“汉斯，你的情况不错。”
“还能活一年吗？”贝尔拉赫问道。
胡格托贝尔变得有些尴尬。“我们现在不谈这个话题，”他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按时来复查。”
病人嘟哝着说，他一直都很注意自己的身体。
这样就好，胡格托贝尔说着便离开了房间。
“还是把那本《生活》杂志给我吧。”病人似乎若无其事地说道。胡格托贝尔从床头柜上堆放着的一叠杂志中随意抽了一本递给病人。
“我不要这一本，”探长略带调侃地望着医生说，“我要你从我手里拿走的那本。我无法如此轻易地把注意力从集中营那里移开。”
胡格托贝尔迟疑了片刻，当他察觉到贝尔拉赫向他投来审视的目光时，不由得满脸通红。他拿起杂志递给探长，随即迅速地离开病房，仿佛这里让他感到有些不舒服。护士走了进来。探长吩咐护士把剩下的杂志统统搬出房间。
“不拿这一本吗？”护士指着放在贝尔拉赫被子上的杂志问到。
“不，这本留着。”老人回答说。
护士离开了，老人再次仔细打量着杂志上的照片。那个正在做残暴实验的医生神情显得泰然自若。他的脸绝大部分被口罩遮住了。
探长把杂志放进床头柜的抽屉里，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他睁大眼睛凝视着渐渐布满整个房间的黑夜。他并没有打算开灯。
后来，护士走进来，送来了晚餐，一如既往的病人食谱，分量很小：燕麦粥。菩提花茶他并不爱喝，于是被遗忘在了一边。用勺子喝完粥后，他熄灭灯，重新凝视着黑夜。夜愈加漆黑，视线越来越难以穿透黑影。
他喜欢透过窗户望着黑夜降临时这座城市逐一亮起的万家灯火。
当护士再次进来为探长安排休息时，他已经睡熟了。
早晨十点，胡格托贝尔来到病房里。
贝尔拉赫躺在床上，双手交叉着枕在脑后，那本翻开的杂志铺在被子上，他的目光留意着走进来的医生，胡格托贝尔却瞥见了摆在老人面前的那张拍摄于集中营的照片。
“你难道不想解释一下，当我昨天让你看《生活》杂志上的照片时，你的脸色为什么忽然变得和死人一样惨白吗？”病人问道。
胡格托贝尔走到床边，他取下表格，像往常一样仔细查看后又挂回原处。“汉斯，这是一个可笑的误会，”他说，“完全不值一提。”
“你认识这个名叫内勒的医生？”贝尔拉赫问道，声音里流露出不同寻常的激动。
“不，”胡格托贝尔回答道，“我并不认识他。他只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那他们两个人一定长得很像。”探长说。
的确很像，医生坦言道，他再次仔细地注视着照片，贝尔拉赫能够明显觉察到医生又一次忐忑不安。但是，照片上毕竟只能看到半张脸。所有医生在手术时看起来都一样，医生说。
“这个禽兽让你想起了谁？”老探长不太客气地追问。
“你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胡格托贝尔回答道，“我告诉过你，你一定弄错了。”
“但你还是愿意发誓说，正是他，我猜对了，塞缪尔，不是吗？”
算是吧，医生回答说，假如他能断定照片上的人正是他的嫌疑对象的话，那他当然愿意发誓。医生说，他现在最好别去理会诸如此类的不愉快事件。刚经历过一场生死攸关的手术，翻看一份旧《生活》杂志，对他并无好处。医生停顿片刻，然后不禁着魔似的又望着照片，再次断言照片上的人不可能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人，因为后者在战争期间一直待在智利。这就是说，这样说全是胡说八道，谁都看得出来。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喃喃地说，“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国的，你讲的那个人，你认为不可能是叫内勒的那个人？”
“1945年。”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再次重复道，“看起来你并不愿意告诉我，这张照片让你想起了谁？”
胡格托贝尔迟疑着没有回答。眼前的事让这位老医生感到尴尬。
“假如我讲出了他的名字，汉斯，”医生终于开口说，“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怀疑。”
“我已经对他产生了怀疑。”老探长回答。
胡格托贝尔叹了口气。“汉斯，你看见了吧，”他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我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懂吗？我是一个老医生，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你的怀疑纯属妄想。怎么能够仅凭一张无谓的照片就轻易怀疑一个人，更何况照片上这个人的容貌也难以辨认，而且他当时身在智利。这是事实。”
这人究竟在智利都干了些什么，探长插嘴问道。胡格托贝尔回答说，这人在圣地亚哥经营一家诊所。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继续重复着。他暗自思忖着，如此偶然的同步双簧不仅可怕，而且难以被拆穿。塞缪尔说得对，嫌疑的确是个恐怖的东西，只源自魔鬼。
“没有什么能比嫌疑更能让人感到不适了，”他继续说，“这一点我很理解，也因此时常诅咒自己见人就怀疑的侦探职业。但如今嫌疑就摆在我们面前，并且是由你引出的。老朋友，你若能够将它重新收回，我自然很乐意，如果你真的能放下你的嫌疑的话。毕竟真正放不下嫌疑的人其实是你啊。”
胡格托贝尔坐在老探长床边，不知所措地看着探长。阳光透过窗帘斜射到房间里。外面的天气不错，温暖的冬日常有这样的好天气。
“我确实放不下，”医生终于打破了病房的寂静，“我确实放不下。但愿上帝帮帮我吧，我内心里真的无法对这样的嫌疑彻底释怀。我太熟悉这个人了，我们曾一起读书、共事，他还曾两度担任我的助手。照片上的人的确是他。他左边太阳穴上的手术疤痕还在。我认识他，还曾经亲手给埃门贝格尔动过手术。”
胡格托贝尔摘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放进白大褂右上方的口袋里。然后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
“埃门贝格尔？”老探长稍待片刻后冷静地问道，“他叫埃门贝格尔？”
“现在我告诉你他的名字了，”胡格托贝尔不安地回答，“他叫弗里茨·埃门贝格尔。”
“他是医生？”
“是的，他是医生。”
“他如今生活在瑞士？”
“他在苏黎世的一座山上开了一家医院，名叫索纳施泰因，”胡格托贝尔回答道，“他在1932年离开德国移民到智利。1945年，他回到瑞士后就接手了这家医院，这是全瑞士最昂贵的医院之一。”他轻声补充道。
“只给富人看病？”
“只给超级富豪看病。”
“他能算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吗，塞缪尔？”老探长问道。
胡格托贝尔犹豫不决。他觉得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于是他说：“他曾经是个正派的科学家，可惜我们不清楚他如今是否依然如此。我们对他工作中采用的方法存有怀疑并难以认同。我们对他所精通的内分泌领域也知之甚少，和科学欲征服的所有领域没什么两样，该领域也同样荟萃着形形色色的人。神医科学家和江湖庸医，两种角色时常集于一身。这又能怎样呢，汉斯？埃门贝格尔深受病人喜爱，他们信任他就像信仰上帝似的。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对如此富有的病人来讲，疾病也应该是一种奢华。没有信仰根本不行。至少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如此。他因此获得了成功，被人们供奉着，还发了财。我们因此冠以他遗产大叔的称号。”
胡格托贝尔突然停止说话，他似乎有些后悔刚才说出了埃门贝格尔这个绰号。
“遗产大叔。何来如此绰号？”贝尔拉赫问道。
听说这家医院继承了许多病人的遗产，那里比较流行这样做。胡格托贝尔显得有些内疚。
“于是就引起了你们这些医生的注意！”老探长说。
两人都沉默不语。沉默中隐藏着某些说不出的、令胡格托贝尔倍感恐惧的东西。
突然间，他惊恐地说：“不许你再想你正在想的事情了。”
“我只是在想你正在想的事情，”老探长平静地回答道，“我们必须尊重事实。假如我们的想法真的应验，真如我们所料，的确是一场犯罪活动的话，那我们也不该因此而害怕。我们只有在良心面前坦白自己的想法时，才有可能进一步去查证这些想法。如果之后被证实是我们错了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消除这些错误想法。塞缪尔，我们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在想：埃门贝格尔用他在施图特霍夫集中营掌握的手段来逼迫他的病人将自己的财产馈赠于他，然后再将他们杀掉。”
“不，”胡格托贝尔大声喊着，眼神激动地说，“不！”他不知所措地盯着探长。“我们绝对不能这样想！我们不是禽兽！”他再次大声喊叫着站起来，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墙边走到窗边，从窗边走到床边。
“上帝啊，”医生悲叹道，“再没有比此时此刻更可怕的时刻了。”
“嫌疑，”躺在床上的老探长说，然后再次用强硬的口吻重复道，“嫌疑。”
胡格托贝尔在贝尔拉赫的床前站定：“让我们忘掉这场谈话吧，汉斯，”他说，“我们还是放过自己吧。是的，人有时喜欢玩弄可能性，但这从未有过好下场。我们就忘掉埃门贝格尔这个人吧。我越仔细地观察这张照片，就越觉得不是他。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找借口。他当时在智利，并不在施图特霍夫，因此我们对他的怀疑纯属胡闹。”
“在智利，在智利。”贝尔拉赫喃喃不已，眼睛里闪烁出分明在盼望着一次新的冒险的目光。他舒展了一下身体，然后又再次放松地平躺下，一动不动，双手交叉枕在脑后。
“现在你得去看看你的病人了，塞缪尔，”探长在片刻后提醒道，“他们在等你呢。我不希望你在我这里耽搁太久。让我们忘掉这场谈话吧，这样才是最好的，你确实说得对。”
胡格托贝尔走出病房门。当他再次将信将疑地回头望着他的探长病人时，探长已经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