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明 吴伯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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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舍勒全集》卷九。——编注
德意志政治学院并没有将其自身的学术旨趣局限于那些在所有国家的同类学院共有的研究对象之上，也没有让自己仅仅满足于科学地讲授那些与国家政策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里所有真实情况的确切而严肃的知识。它有两个根植于历史的本质和我们民族历史位置中的更远大的目标和使命：
首先，它必须竭尽全力地克服强力和精神之间形成的那种古 老的、悲剧性的、德意志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我们这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里不是已经减弱，而是愈演愈烈。其次，它必须并且能够有助于彰显一种文化风尚，我坚信，这种文化风尚的存在或消失都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正成长着的一代德国精英人物能够通过其源于德意志历史的深层之中的精神和意志，逐渐渗透并潜移默化地左右我们全部领域的政治领导层。这样的精华人物，不是德意志精神的副本而是它的再生，他将充分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时代的需求。
如果我们将民主和精英人物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当中，虽然他们本人对精英持友好的态度，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却与他们的政治对手们——不管这些对手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还是某种独裁体制的追随者——一样频繁地排斥精英人物。作为精英阶层中杰出专家之一的帕累托（Pareto）非常正确地说过，不仅历史是一个“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而且不管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府是何种形式，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构成历史这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知道民主相当无情地显示了在一个民族中的民众组织以及因信仰一致而组成的团体、阶级、政党之间是存在着历史性差异的，但我们也知道，民主本身并不会造就这些差异，并且，通过揭示这些矛盾，民主尖锐而清楚地概括出精英人物不得不解决的未来将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的深刻理由，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议会民主今天都面临着某种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里面存在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所遭遇的敌对势力不是从前遇到的那种保守的正统主义者（这种敌手在今天几乎销声匿迹），而是某些滑向“左”的和滑向“右”的独裁的趋势。民主如若还想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只能说，只有当它能够从它的反对者手中夺取武器并且产生和容忍一种经过认真挑选、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精英人物时才有可能，这些人物提供给国家和民族的是一种使文化与强力融为一体的局面。无论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成败与否，都将不仅决定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命运和我们血肉之躯的尊严，而且还决定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在此，我不可能就历史中精英人物的总体问题，就他们的类型、内在素质、维护力量、扩展力量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兴盛衰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来进行讨论；即使我将话题仅仅限于我们的国家，我在此也不能展开这种讨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精英将不是仅仅在血缘和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精英”，如旧普鲁士的贵族阶层和旧普鲁士的世袭化的国家雇员。我们时代的使命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而这样的素质和能力绝非能够通过心理遗传的原则由父传子。这样的精英也不能从我们如此众多的政治党派中产生，这些政党有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极易锯断他们所骑坐的枝杈；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关于德国历史的概念中存在着一种“求同”的准则，诸种意见的自由、民主的讨论以及有条理的陈述在一个议会中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公立学校里发生的就法律而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争执中也能看到这种讨论和有条理的陈述无法进行的种种困难）。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精英将不会从中出现，因为特别的政治精英——回想一下在解放战争（1813）的冲击下出现的贵族精英——几乎不会直接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精英可以诞生在那些精神上具有新意的运动中，与此同时，他们被一种新的活力感所推动，因为他们此时已慢慢地进入到政治领域中来了。因此，在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和意大利青年中产生的旨在求民族的再生的运动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精英不再轻易地兴起于特定的阶层，也不再兴起于特定的职业。
某些精英经常具有维护和治理特定的文化成果的重要能力。但是，时代自身以“创造”一词来对之加以鞭策、劝勉的精英却总是在民族的某一隐秘的深处发育、成熟，随后才逐渐崭露头角的。总之，当他们在社会上露面时一定不再是羽翼未丰的人物了。除非他们使自己慢慢融入到在领导人物周围形成的“文化群体”之中，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崛起。我个人多年经验和观察所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是，在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今天，他们受制于我们新式的政府，而这新式的政府在其初期与德国人民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在数年之后，或许在数十年之后，这些今天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对我们的文化持有太严格批判态度的精英才能够在现实和人生方面成熟起来，才能够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且能够替换德国现存的临时政府。当然，我们的民族在政治上所经历的这种再生不是破坏我们的先辈在魏玛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是将关于德性的理想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性的内容注入到作为一种应急组织的政权之中。
形成这样一种精英的条件（能够直到今天都被确认的条件）意味着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对我们已步入其中的时代所具有的结构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对重新造就一个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俯视类型的方式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我说“时代”并非仅仅指年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与人已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化，我使用“时代”一词就是表明这一意义，这一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与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称之为“近代欧洲时期”的时代中所划定的种种分期相比较，这一变化似乎比曾经导致了所谓“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这一根本性转化更为深刻和多样。我们必须返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返回到日耳曼—罗马诸民族社会崛起的历史中去，以便为这种深刻变化找到一种相似的对应物；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德国青年的一位领袖人物所作的下列评论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身上负载着一个关于人的理想的形象，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形象，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可能效法的楷模。然而，由于我们怀有这一真实形象，所以当某一个体在成长的自律性发展过程中显现这一理想形象时，它反而变得尤其明显。尤其是在发生了深刻转型的时代，所有深层的人类期望，也包括所有的政治抱负，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这样一种神秘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与人的死亡、世界末日、来世相关的那种人的理想形象所激动。尼采，这最后一位德意志天才人物有意识地试图创造这样一种理想形象，并且将它与一种新的欧洲精英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他用他一直渴求的“超人”来指称这种理想形象。即使这种理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请顺带想一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这位孤独的诗人和思想家一方面用他惯有的那种带有怪异的晦涩语句来表达“超人”这一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在他整个一生的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我在此无法加以描绘的许多彼此间具有深刻差异的发展阶段。在尼采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超人”概念的最初形态（而且完全是末世论的形态）是指生物学含义上的一种新型的人，在尼采思想的最后阶段，是指一种在现存的人群中有意识地扶植和教育起来的历史性的精英。尼采从过去的历史中征引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例子，但又补充道，这仅仅是些代表“机会和幸运的事件”。尼采思想发展的后期，他对达尔文及其总体进化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甚至在今天仍有价值）显得最为尖锐，超人仅仅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谱系的概念化象征，这种“新的价值谱系”来自其对传统的、历史的“伦理标准”的批判。我不能对“超人”这一理想形象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我只能指出：这样的概念最具惊人之处也许就在于，它似乎并非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着的精英人物接受，并把它作为末世论意义上的人的概念。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形态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性转化的思想。整个科学都是与这样的转化观相对立的，而且维护着下述观念（我这里不拟对此展开阐述）：人类最终被固定在其生物形态上。当物种获得了一种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并且使自己发生变异时，它再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就相应地降低了（威斯曼），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设想人类还会获得生物上的进化。在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后的各个时代里，人类必定不会在其生物组织上经历任何本质性的变化。种族的差异可能是自我驯化和文化的一种早期结果。为人类和灵长类所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智慧”的进化，已经根本性而系统地取代了人类身体器官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发展，以致于即使人的身体器官具有最强有力的再生体（见下文）的能力，即使历经多少个世纪它仍然保持其现有的生物形态，它也不可能产生出一种导致人类发生进一步器官进化的力量。
斯宾塞认定，人能够从功能上遗传已获得的特征而发生气质性改变，他并且认为这种改变与人在精神上的发展同步，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纯属无稽之谈。现代科学在遗传学上的探索已否认了这种理论。科学家们还能够弄清楚人类已获得的发展某些特征的“能力”（Fähigkeiten）是否能够遗传；倘若不能，那么能否直接或经由躯体渗入到胚胎原形质的遗传基因中去。因此，这个过程更多地是间接并且在比斯宾塞所假设延展期更长的时期里发生的。再者，不仅机能的积累，而且精神的发展及其在人类中的活动形式的发展，都已经成了自主的和独立于他的物质器官的（因此，也将可能通过独立于生物学的）“智能训练”来得到研究。这样，当斯宾塞想给在心理的与社会的和谐中，在人类心灵的先天的资质和道德情怀中的成长以一定的生物学理由时，当他用图解式语言对之加以表述时，他只看见了物种的一种运动，这一运动朝着越来越明显的驯服和心理上的驯化，朝着一种所谓的“社会的均衡”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对事物发展的设想也缺乏完整科学的基础。
如果人类这样一种进步性的生物学演化和人在地球上进一步成长似乎非常不可能的话，那么他在生物学意义上产生衰退也就同样不可能了。当初斯宾塞、达尔文和尼采所描绘的关于未来的图景是过于辉煌壮丽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幅以同样程度的夸张性描绘未来的阴冷灰暗的图景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德国青年。我尤其关注着这幅未来的图景，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思考它，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以极大的想象力和技能渲染这一图景。克拉格斯的判断是典型的德国晚期浪漫主义式的。他关于人性的理论看到的是精神、意识、意志和自我在历史中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生命”和“灵魂”所包含着的所有高级的价值。结果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思想”，那么他必定是“机械地”思想；人“打算”，那么他必定就是产生出在数量上与日俱增的机械，并把这些机械横放在他与具有原创性的自然之间，这种局面发展到了顶点的结果便是人不再统治和主宰这些机械，反而是机械埋葬了人。我称克拉格斯是这种泛浪漫主义的杰出解说者［为公平起见，我也应该提到伏罗培纽斯（L.Frobenius）、达克格（E.Dacgue）、斯宾格勒、莱辛］。既然人以技术的手段主宰着有机的自然，精神所通达的道路就是人的生命、灵魂以及活生生的自然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是由于个体的存在本身在心理上和物理上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械装置来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这幅关于人类未来的阴郁图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多么浅显易懂，同时对于我们内心来说又是何等地意味深长，这图景指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自然的某个偏远的角落去寻找避难之所，在那里为人类和历史的衰落而哀叹，在神话、传说、童话和习俗里去缅怀人类遥远的过去和他最后的残存物，以此来使自己沉醉不醒，避开所有的行动，带着缠身的疾病，浸没在原初的灵魂已经迷失其中的日子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常在报道中读到“因为技术的原因，它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决定性的时刻，取消潜艇战，或者在战争的初期，沙皇取消了动员令等。我们之中那些。从战争里活过来的人，都期望着20世纪的西方文明在大大小小的方面于近期里整个有所发展。在控制群众方面不断增多的困难，支配已经自主化了的大都市之不可能性，——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心胸里难道没有体验到这种如同衰微的灰色理论一样的情感吗？但是这个晚期文明的幕间曲对于整个人性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它是不足取的或者不存在的！这种悲观的理论恰好如同实证主义一样，属于褊狭的欧洲式见解。而实证主义的相信进步，也只是颠倒价值而已。总之，一种欧洲的评判标准既非人性死亡的征候，亦非“西方的没落”的预兆！这种悲观的态度对于唤醒人们的警觉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它却没有预示我们的未来。“精神”不是人生或灵魂的敌人！当然，它招致痛苦，但它也医治痛苦。比如，资本主义使有机的大自然遭到劫掠，直到18世纪，人们还用木材取暖；在随后的时期里，当取暖代之以焦炭和煤时，同样的资本主义又将无机的能源用于经济组织之中，并且因此而保护有机的生命并使之具有安全性。资本主义在未来将知道如何把这一劳苦转让给较低级力量的能源，如水能、放射能等，因而达到使较高级的力量获得自由。不是精神，而是克拉格斯用以拒绝“精神”的过分纯化的、但又缺少“智慧”的“智能”，才缺乏理念的高尚和理性的价值——以某种尺度来衡量，它是生命的大敌！再升华（Re-Sublimieruag，下面我将解释该词的含义）在这里难道不是可能的吗？通过使用系统化的优生学来依从这个宣传中的有价值体系，在德国，这一再升华行动是威廉皇帝学院的费舍尔（E.Fischer）促成的，并且用了许多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件事：我承认，我们有限的文化领域层正处于消逝在机械化文明的危险中；这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逐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变得软弱无力，但是，只有当自我控制的新艺术完全无助于对自然的控制时，这样的局面才可能出现，而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已获得如此广泛的发展了。下面我们将确认这一事实。
当谈论到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新见解时，我不能构想面对着任何一个自行转型的未来景象，这种转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无论是关于人类有机的或自然的禀赋。因为只有一个景象代表着一种承认人类的自由发展自身的“理念”，这是一种意味着人类自身将形成他的无限创造部分的理念，而精神和意志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之发生影响。来自精神的一切不会自发地发生，它也不会从自身发生。它必须被导引！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接受法国人格雷特里（Gratry）的话：“不仅个体的人，而且全人类都可能终结于圣人或罪犯，这就看它如何支配其意志了。”人是一种其本质为开放性质所决定的动物。他是什么或者想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这种理念一定得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是“全人”（Allmensch）， [1] 而不是从群众和所有民主政体中分离出来的“超人”；通过全人这个理念，超人和次等人一同变成了“人”。
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中，人已经证明其自身是一个有着巨大适应性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的哲学立场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过于狭窄地构思人的理念，是毫无意图地从一个自然的或历史的形态中推究这一理念，或者在包含这一理念的任何如此狭窄的意图中发现它。古典含义中的“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者的“能工巧匠”，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人”，新的泛浪漫主义理论中的“病态人生”的人，“超人”，林奈（Linne）的“贤明人”，拉美特利的“机器人”，单独地作为“强力”、“力比多”和“经济”存在的人，在马基雅维利、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笔下的人，以及上帝创造的堕落的亚当——所有这些勾画都太狭窄以至不能涵盖整个人。因此，所有这些定义都类似诸种事物的名称。然而，人并非一件东西。他是一种宇宙运动本身的方向，甚至是这种运动之源的方向。人是“小宇宙和一种充满精神的生灵”。我希望，这些含义不会太狭窄以至不包含他的许多可能性和诸多形式。让我们承认吧，人及其本质性运动所在的空间是无限的，不要把人拴在一种“模式”中，拴在一个模型里，无论就自然的历史还是就世界的历史来看，“人类在其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无限量的发展，包含着比一个人可能想象到的程度更神秘的和更大的发展”（兰克语）。
就抽象含义而言，全人几乎与我们无缘。它是关于某种人的理念，这种人包含并且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的本质潜能。的确，他来自我们中间，就如同对于上帝，我们只能在精神和生命中把握他的本质，因此，他就是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无限的形式和完满的状态之中。然而，人类历史的每一年轮都认识一位相对的全人，一个可以接近它的全人性（Allmenschlichkeit）的最大值，一种在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态中相对的最高参与行为。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也是如此。
为了修饰相对意义上的全人，今天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作为我们引导性的理想，请允许我从现时代的使命这个观点开始谈起。
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Ausgleich）。这种谐调是几乎所有的特征，尤其是自然的特征，物理的和心理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把社会的各种群体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将人分成多个社会群体，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精神、个性和相对个性方面的差异（如民族差异）以相当大的幅度递增。对种族间紧张关系的谐调；在心理状态、自我意识、尘世和神之间，在各个巨大的文化群落（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谐调；在男性和女性对人类社会管理的思维方式方面的谐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谐调，以及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阶级论争、阶级条件和权力之间的谐调；在所谓文明的、半文明的和原始的民族之间关于政治权力分享方面的谐调；还有在相对原始的文明与高级的文明的心智之间的谐调；在其心智态势的评估中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相对谐调；在技术知识和文化成长之间的谐调；在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的谐调；在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领域方面，对总体文化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谐调；最后，在我已经命名的七种类型的关于人本性的片面观念之间的谐调。
我们应该认识这种朝着谐调方向发展，并且与人的精神个性日益增多的差异相伴随的发展趋势，认识到这种谐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它是不可逃避的命运。无论谁要作出抵抗，无论谁希望培养某种所谓的“有性格的”或“特别的”理想人，但作为一个已经具体地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他的抵抗和希望都是徒劳的。现代世界充满着要使成为一个物种的人的种种可能形式复活的企图。仿佛这个世界是一个二手货商店，里面都是被人废弃的杂物：“异教的人”、“早期信基督”的人、“哥特式”的人、“文艺复兴”的人、“拉丁—大公教”的人（法兰西）、“莫斯科”人（俄国）等。但人类将不加理会地从这各种人工化的浪漫的抱负旁走过！
如我所说，对在世界大战中突然发现了它最为真实的共同经验的人类来说，谐调本身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因为，世界大战正是人类的一部共同历史的开端，同时它生发出引导和管理这种对群体质量与势力作出谐调的精神使命。当谐调以这样一种方式实施时，人类便将获得有价值的成果。这就是所有政治学的使命，说到底，这也是它最基本的使命。
刚刚结束的漫长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产生各种紧张关系的时代，这些紧张关系一直向着愈益特别化的方向发展，如同欧肯（R.Eucken）所说的，这是一个“各种势力增长”的时代。它时常被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暴力革命进程所打断，比如农民战争、英国和法国革命、影响较小的德国革命及俄国大革命等。然而，适用于现时代的最普遍的公式，在我看来，似乎是各种势力的谐调，而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各种紧张关系将得到普遍缓和的时代。同时它也是人类在其中再一次依赖自身活生生的精神和勇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努力成为种种魔幻般的力量的主人，而在上一个世纪中，这个魔幻般的力量在脱离羁绊后曾一度成为人类注意的中心。他的目的是使这些力量服务于人类的救赎和精神价值富有意义的实现。如若每项政策都具有阻止那些妨害这注定谐调的因素的功能，那么任何厄运都将被一种强大而不可抵制的、朝着谐调发展的潮流所荡涤无存。今天，以正确的术语所构想的每一个政治学的目标实际上是一项引导和管理这种谐调的某些具体任务，其目的是使毁坏、爆炸、流血和眼泪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内。如我说过，它似乎就是在新世纪里任何政策最普遍的公式，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确一件事：这个时期不仅是增长着紧张关系特殊势力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谐调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来说恰恰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是最充满着死亡和眼泪的时期。我们在自然和历史上的称之为爆炸、灾难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没有被精神和意志富有意义地引导的阶段，或者不是顺从于它们的引导的阶段。
让我们勾勒一下这个即将来临的谐调的几种类型吧。
种族的谐调，血统的混合将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康德已经预言，种族间紧张关系的谐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从维护一个“纯粹的”种族出发去看待世界的救赎［依他之见，一个“高贵的种族”也只能模仿戈宾诺伯爵（Count Gobineau）的“七位忠诚的朋友”］，那么就让他和他的纯种民族撤退到荒岛上见鬼去吧！独立的有色民族的崛起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进步。在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之间的谐调将要开始，但是，它可以进行得很好，也可以很糟，或者是优秀的血统相混合，依据科学经验而产生出较高级的人种价值系统，或者是一种不充足的混合导致人类作为物种在价值上趋向于败劣，以致诸价值系统的沦丧。无论一个人是认定几个大的种族群体独立地构成了整个人类而不相信人类在种族关系上是相互关联的，或是站在单一人种学说的角度认为：种族的差别是形成人类过程的组成部分，一个联合起来的人类从种族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虽不是历史的一个起始点，但可以一直作为它的目标。从其最基本的结构来看，世界历史中并不包含一种纯粹文化成分的、按固定节奏展开的过程，无论是就各个种族的命运，还是就所谓“文化”的命运来说都是如此。各种“文化”从繁荣、成熟到衰落都是相互接近而又彼此独立的，斯宾格勒暗示了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忽视了种族的融合，忽视了一个民族对外来观念的吸收以及各种以古典的文化为动力的复兴运动。世界历史也不是一种单一的运动，它自开始以来就一直继续着，并且仅仅在晚近才由于环境的差异以及历史赋予了一个民族的便利条件而分裂成不同的支系，这种观点尤其为基督教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所认定，但二者都仅仅局限于它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之中。实际上，历史的构架就像一个河系，在这里面，许多大河在数不清的世纪中依据它们各自的河道奔腾不息，数不清的支流荡入其中，蔚为壮观，最终浩浩荡荡地直接汇聚在一起，流入一个更为壮伟的主河道中。在数量上逐渐减少的历史流向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历史机体。就这些根植于人类统一体理性精神的茎干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种精神就其结构具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关系在地球上是求永存的并且比任何民族的联合及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典章制度更经久不衰。它们所形成的精神意义和客观价值内容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再次兴起，并且在混合的文化中重新兴盛并形成人类社会。因此，举例来说，古代的风尚能够以更新的形态和方式丰富西欧世界。然而，在历史有机体仅仅“表面”，仅仅是群体的灵魂和生命的“表现”这种意义上（比如传奇、童话故事、神话、风俗、习惯等），当某个民族单位不复存在时，它们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的内在意义作为现实存着的价值已被确凿无疑地摧毁和丧失掉了。因此，它们是终归不免灭亡的存在物。在与纯粹的“精神文化”和“表现的模式与属灵的生命”的强烈对比中，集体的精神产品，对权力的追逐欲、智能，尤其是经验科学、技术、政府及其管理的形式，法律规则等，简言之，这些都是文明的而非文化的成分。有机体仅在民族共在与超越民族的存在之外显示为一种不间断的“进步”，这些有机体截断了文化的种种形态，并且成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国际化”意义的线性的“渐增效应”。然而，“世界主义”的谐调是纯粹文化形态的谐调，不仅当代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过去兴盛过的残存的文化都可以在这种谐调中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世界主义”的谐调比起连结着世界贸易的、文明和技术的“国际化”谐调来显得尤其不相称，它缓慢地向前发展，并且以一种与文明和技术的国际化不相同的方式向前发展；但世界贸易的的确确又是“世界主义”谐调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各种类型的谐调中，最重要的一种谐调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相适应的文化谐调，这种文化谐调与产生及创造整个历史的人类相适应。
在今天，有一种谐调强烈地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谐调确认，人无论在何处都要朝着全人发展，并且开始形成这样的结论：精英人物是介于“阿波罗式”和“狄奥尼索斯式”的人之间的一种人物。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形式中，作为“理念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对立，到目前为止已将一种二分法引入了所有民族的哲学思想之中。这类谐调不仅出现在西欧，而且，至少也出现在美国，并且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过程，已经很有效地产生着作用并且吓唬甚至威胁我们中的许多人，这些人至今仍在只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为了用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的所有征候来丰富这个过程，我喜欢称它为一种再升华的过程。所谓再升华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指把聚集起的能量降低的精神性意识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有机体把这种能量转化到脑力或智能中去，它是所有纯粹精神活动（例如观念活动）定然遵循的轨迹。
这再升华过程首先仅仅在一种降了格的重视精神之中显示自身，这种显示又尤其发生在对智能活动、对精神作品和它特定的社会承担者的重视之中。今天，在欧洲和美国所有伟大的近代群众运动都奇怪地被融合在他们有意识的反理性、反理智的态度中，这种态度通常表现为一种轻视精神、轻视所有精神中的价值的倾向。苏联的本质和政策是基于两种因素。他们被反理智的、反西方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火焰所灼烤着，同时还被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所维持着，而马克思主义却是拒绝这些观念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具有活动论的色彩。从事法西斯活动的代表人物们都轻视学者和知识人士。某个时期里，墨索里尼对某些我认识的人士说：“在意大利，他们训练着悲剧诞生的实际申请者”，即“狄奥尼索斯式的人”。我们只需看一下在所有国家里飞速成长起来的体育运动；这种青年人的运动带有他们的现代“身体意识”和对身体的欣赏，这种运动不仅作为一种工作与欣悦的源泉，而且这种运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美和美的形态，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巨大的人种改良运动，看到了清教式的道德观念的消逝——如林赛（Ben Lindsey）在他的《现代青年人的反叛》一书中描述的那种少年法庭的判决，看到了在所有国家中青年人新型恋爱习惯，看到了声势浩大的心理分析学的运动和关于内驱力的现代心理学的流行，看到了弥漫在全世界的愤怒，看到了自尼采和柏格森以来新近形成的泛活力论的学说，看到了朝着黑暗的神秘主义发展的怪异的当代嗜好，以及幼稚地轻视科学而赞成互助或群体的种种观念学的倾向，看到了对婴幼儿和青年人作为某种内在价值存在的新的评估，到了对学者、知识型艺术家、知识型戏剧文学家们的欣赏的急速下降，看到了在当代体育运动或电影中“英雄类型”已经几乎变成神话般的人物，看到了对“力量”、“美”和“青年”的疯狂的绝望，看到了对具有原始性神秘的情绪、艺术和精神的欣赏，看到了曾经被欧洲人启蒙的民族的习俗反过来占据欧洲的整体趋向，即欧洲的“逆向殖民化”（Gegenkolonisierung）……所有这些情形和数以千计的其他特点，我称之为人的内驱力在新世纪里对片面升华的一种系统反叛，这种反叛针对着曾被我们的先辈夸大了的理智主义，顽固的禁欲主义实践及他们的升华技巧（这已经是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叛在欧洲已成了时尚。现在，所谓的“生命”女神似乎已经取代了“精神”女神的统治；因为我不能将这场运动确认为一种短暂的“后大战现象”。它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因为尼采的声望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他使“生命”这个记号具有魔法音色。事实上，我看见了一个集体性的运动已深深地根植在西方历史之中，这种运动致力于在人的外观和他的有机组织之间进行总体能量（Gesammtenergie）的再分配。
这些运动真的很令人吃惊？他们没有为现代人的健康制定出种种必要的方法吗？尽管他们很早就超越了真理和正义的所有界线，在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中尤其如此，这也与每类反向运动一样。正如路德所说，人类仅仅像一个喝醉酒的农民，左摇右晃地发现了通向上帝的途径。自从古代晚期和耶西米出现以来，甚至从耶稣的有神论开始统治欧洲以来，禁欲主义观念就已经发展成一种最片面的关于人的学说，它以更新了的形态出现并且产生了许多完全不同的因果式解释。最后，这种观念真正地开始危及人类诸种力量间的均衡。最初到来的是作为一种与古代异教相对立的早期基督教的与教父时期的禁欲主义；随后是中世纪僧侣和修道院的禁欲主义，由于它仅在一个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因而它相对来说是无害的。接着是这种禁欲理想进入到群众和“俗人”之中，随后也进入到新教禁欲主义中，它是“内在世界的拥护者”，就像韦伯和特洛尔奇所称呼的那样；最后持续增长着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拜金的禁欲主义”（马克思），专心于产品无限度积累的工作和工业的禁欲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形态导致具备工作能力的人们达到了一种“理智化”程度，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达到一种“升华”的程度；这种“升华”在当前这个世纪不得不转变成一种对生命和内驱力的革命，如果人们的均衡将获得重建的话。某一天，人的本性的反叛终将到来，所有的反叛将都是黑暗的、任性的和本能的，如儿童对成年人的反叛，妻子对丈夫的反叛，庸碌的民众对有建树的精英的反叛，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反叛，被称为无意识的对意识的反叛，环境对人和他的理智的反叛！当然，并非就纯粹的政治原因，而是就群众对其所持有态度而言，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对这个内驱力抑制的原因，也不是内驱力针对过去那种高度紧张的、乃至极度紧张的“阿波罗式”和禁欲式“理性主义”而发生的最初反抗的原因。这场运动就其所涉及的心理分析学的再升华过程而言，既不会受到世人的称赞，又不会受到责难！它几乎代表着一种有机的需要，当然，尽管它正受到最片面因素的影响，但也仍无法与先前升华时代那种无限制的禁欲主义和精神化过程相比拟。
对于由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骗局来说，这不是真实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骗局包括片面的哲学和“生命宗教”，当然，它们无法获得可以揭示最后真理的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学说忘记了两件事情：青年人，有力量的人，渴望着生命但仍然不习惯于较高级的理智活动的人，是可以使其自身达到禁欲的理想、达到一种较高级的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升华的有力推动的。因此，年轻的、有力量的日耳曼诸民族满腔热忱地接受了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精神。另外，再升华，无论它出现在何处，也无论它采用何种观念，披着何种形式的价值外衣，其本身就是一个衰老的征候，一种丧失主导功能的征兆，恰如由反省产生的再反省，只不过是原始人和小孩对于“第二”童年期的仰慕。当然，它也是为反抗和克服在智能方面的升华而作出的第一个系统化的尝试！任何乞灵于“生命”（它是我们时代整个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活力论”），欲使它成为对生命的一种独特的、非同寻常的完满性表述的人都不过是孩子气的。我们时代的活力论是一种反理念（Gegenideal），是一种“精神解毒药”，而不是一种过剩力量的直接表述。儿童想长大成人而不再是小孩。依恋于儿童时代的高级价值是成年人慕想再成为儿童的一种结果！
西方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用一种片面的方式来使它充满生气的力量得以升华，这已使具有极大耐性的人也失去了对他的“本性”的表露能力。这样一种强调对人的“本性”的陈述，已培养出如此片面的、以精神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情感，它具有极其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以至于即使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系统性再升华都是无害的。在任何情形下，人都有权削弱他在历史性演化过程中的禁欲主义升华现象，因为他已经自行地和本体性地使其自身精神化了。伦理的全部历史是一个人的升华达到适当程度并获得了一种适应的内在力量时，不断放松其外在限制的历史。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全人已相对实现的迹象。它仅仅是一个导引，对这样的一种演化来说它仅仅是序曲而已。如果再升华获得成功，具体地说，如果我们再次觉得那些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些被现代，尤其被自笛卡儿以来的思想主流掩埋在智性和机械态度之下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均衡，以使精神和精神性恢复其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重要性。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朝着全人迈进，即，朝着精神和冲动，理想和感性意识之间高度紧张的人迈进，这样的人有能力将这两种力量有条理地谐调统一为一种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只有这样，我们将克服注定的甚至是不体面的浪漫化的消解，克服观念和实在的分离，思想和行为的分离，正是这类分离和消解在成为欧洲所有的理智生活中的通病，而不幸的是我们德国也不例外。
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人，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他达到了辉煌的理念世界最高点，这样的人正接近全人的理念，并且，世界本源的实体理念就通过这样一种经常增长着的精神和内驱力的相互渗透而成为现实。“有着最深刻思想的人，爱恋着最有活力的事情”（荷尔德林）。
这种朝向在人的精神原则和生命原则之间的谐调运动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谐调运动相匹敌——这一谐调运动是在人类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进行的。我们时代已变得全然俗世：大地的和狄奥尼索斯式的一面已呈现一种明显朝向某种新升起的价值和女性权威方面发展的趋势。今天，我们正深深地意识到它，同时它将毫无疑问地进一步影响我们最深切的和最终的观念。自从大地的崇拜消逝以来，西方关于上帝的概念就一直较片面地受男性的和逻辑的因素影响。在基督教会的框架里，新教主义摧毁了古代母系神祇崇拜的最后遗迹，被摧毁的古代崇拜还有将玛利亚奉为上帝生母（Theotodos）的崇拜以及对“圣母教会”的崇拜。到目前为止，对于上帝的观念在概念和情感上始终都是彻底男性化的。这一点曾被威尔斯（H.G.Wells）在他的《上帝，看不见的主》一书中很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俾斯麦，作为男性精神的体现者也曾以同样的方式感到这一点并且作出了判断，而索洛维约夫（V.Solovjev）也声称注意到这一影响。］作为一种教义学的概念，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似乎没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我说，它似乎仅仅是因为，只要所有存在的本源恰恰是“纯粹精神”和“光”，并且只要一种精神的原则归因于它而不是把它归因于“生命”和“内驱力”，那么，这种本源事实上作为一种以片面的男性的和逻辑的方法被构想和表述出来的古典的人的理念，便是所谓的贤明人（homo sapiens）。从语源学角度看，在许多种语言中，“人类”这个术语都可追溯到“人”这个字。最近朝着一种对女性的重要意义和崇拜发展的新的运动出现了，这一运动把崇拜杂婚（看重肉体的享乐更甚于婚姻的结果）看得比崇拜婚姻和生育之神德米特更重，这个运动向着两性的价值之间趋于谐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还未明显地向确立“母权法”的方向发展。与这一运动能够相伴随的是所有种族的纵欲淫逸行为。此外，这种发展是在我命名为再升华的总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也将用来表明对于那种独一无二的极端精神化与极度纯化的人而言究竟何为通向全人的途径，这种人根据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
进一步影响人类形态的另一种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谐调是，在欧洲与三个伟大的亚洲文化中心：印度、中国和日本，以及作为某种媒介物的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谐调。它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并且在未来将确定无疑地获得进步。在这里还有一点，欧洲很久之前就已停止担当一个唯一的积极推进者的角色了。自从欧洲已经输出并且继续在输出它的技术手段、经济产品和立于其上的科学给这些亚洲民族，这些民族就通过发展他们自己的经济面目而日益变得独立于欧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欧洲——主要是德国，自洪堡、谢林（Fr.Schelling）和叔本华以来，就吸收越来越多的东方古老智慧进入其精神的主体之中，比如，古代亚洲关于生存和苦难的学理释义等。这种知识通过难以计数的渠道传入西方，最近，这种传入正以相当大的规模进行着。因此，欧洲可以将其成功地命名为自己的所有物。一个真正的全世界范围的世界哲学正在形成，或者至少作为一种流行的运动的基础。它不仅为历史记录了在印度哲学、佛教，中国和日本智慧中的关于存在与生命的最高级原则——这些不证自明的原则长期以来竟不为我们所知晓；同时，它还客观地检测着它们并且将它们汇入一种包含其自身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中。由古代、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所建立的精神模式当前并没有被抛弃，因为这种抛弃上述精神模式的企图将导致错误的方向。然而，现代人类的形象也同时正在从根本上逐渐获得变更。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关于人和他所仿效的楷模之间的谐调。它是外倾性格的、积极的“英雄”这类基本的西方理念，与最广泛地出现在亚洲，尤其是在早期南方佛教中从容赴难的“圣哲”这样的理念相和解，其中亚洲“圣哲”的理念通过他们的受难艺术、“不抵抗”艺术或者甚至通过对外倾性格和自主的抗恶行动的精神排拒来直面存在的痛苦与罪恶。消除每一点疼痛和罪恶，从最简单的躯体疼痛到最深刻的精神性人物受难，这是最具人类天性特征的。这种行为可以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从外部，通过改变外观的病因诱发物；从内部，通过消除我们对病因诱发物的直觉抵抗，简言之，通过忍耐性的艺术。
我们西方人缺乏从内部战胜疼痛的系统化技术。我们不信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的能力中也无法持续地发展这样的技术。我坚信，这是我们多少世纪以来确定犹太—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理由，这些教义包括人的堕落、原罪，作为对之惩罚的受难，与救赎其他人紧密相关的需要（关于恩宠和启示的教义），而这些对于古典时代的精英人物来说都是无从知晓的。直到最近，在精神疗法和指导内在生命、灵魂的意识中，我们还缺乏心理学的技术。在过去那些基本上采用自然的药物疗法的世纪里，医学专注于医治病人的器官和细胞组织，而对深层心理的与精神的疗法未予注意。但是，既然生命的躯体和灵魂从结构上看是一体的，那么，整个生命过程从理论上来讲便依从两种类型的影响，即，依从于物的、化学的刺激，以及依从于那些通过意识走廊实施影响的构成物。无论真实与否，无论这种真实的程度如何，都必须通过实验科学与技术来加以确认。这些医疗效果不仅在神经疾病中可以被观察到，而且在有机体器质性的身体内部的疾病中也可以被观察到。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地自问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是一个整体的立点来看，整个西方文明——一个片面的和过分活跃的外向型过程——从终极性的分析角度来看是否是某种以不合格的手段向前发展的尝试，除非这个过程伴随着某种来自克服我们整个非精神性的低劣心理与生理欲望的“生命”内在力量；而这种“生命”是以正常方式存活的，因为里头存在着一种与片面、过分活跃、外向正好相反的深思、反省、忍耐的发展手段。有没有可能——我例举极端情况——如果人仅仅依靠外力去征服其他的人和物，去征服自然和宇宙，而缺乏上面提到的具有自控能力的行动与抗衡力，其结果恰恰适得其反，在自然——这个人类误以为是他进行积极干预的理想领域，人类竟日益变得像奴隶一样并屈从于它的作用力？培根说过：“只有服从自然才能战胜自然”，另一种同样正确的说法是：“若我们一心想战胜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一则印度神话向我们讲述了，年轻的天神梵天那曾在河里同缠绕其身的一条举世闻名的蛇徒然搏斗过很长时间。在这个故事里，蛇象征着世界上那种捉摸不定的关系。后来，梵天那神的父亲提示他不要忘了自己的神性，于是，他顺应着蛇的缠绕，变幻了自己的整个身体，用完全向蛇屈服的方式逃脱了它那恶意的拥抱。印度神话还补充了一句：他像一位女人从手套中抽出手那样，轻而易举地逃脱了蛇的缠绕。再例如，犹太—基督教中关于人的概念，同中国、印度或古希腊人关于人的概念相比，是完全片面的、根本上是支离破碎的。对古希腊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来说，关于创世和操纵一切的上帝这一概念，都是闻所未闻的；而犹太—基督教却依循着这一概念，固执地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甚至把人作为创造的主人和拥有力量、带有目的的生物与自然对立起来。结果，这种思想就用人类的历史观念所不曾采用过的别的方式，把人类从全生命结构中、从自然这个有序的系统中抽取出来。这一观点，即使把它和“自发的理性”及“理念的自发力量”这些“经典”观念联系起来，也仍是不够完善的！
人类必须再一次学会把握那种伟大的、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Solidarität），同时还有世界进程与其第一推动力演变之间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人类必得把世界的这种相关性不仅仅当作一种理论接受下来，还须由表及里，彻底地加以采纳、实践与运用。上帝的本质不是世界的“主人”，人类的本质也不是创造的“主人和君王”，不过，两者首先都是对方命运的伙伴，都具有持久性，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许有一天，两者都会大获全胜。
我刚才所提到的东、西方看待世界的两种不同思想，在政治手段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表现。这种影响的重大意义一般来说都远远被低估了。这方面我指的是存在于积极的强权政治、“猎人政治”和消极的不抵抗政治的“受害者”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差别；后者是一种引诱“猎人”进入混乱地带，或进入更开阔地区的一种妙计，在那里，猎人往往易犯错误、容易失手，并且无法找到足以控制整个区域的强力中心。兰克（L.V.Ranke）在《普鲁士起义》一书中，曾特别动人地描绘了拿破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他看到俄国人自己烧了莫斯科。这也许是属于这类情况的第一个例子。这类情况会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欧洲各国积极的强权政治同亚洲国家消极的政治手段之间的未来争端中。它也同样影响着英国在印度的策略及其发展潜力；并可以用来说明甘地为何采用“不抵抗”政策来团结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以共同反对英国在印度的专制统治。
如果我们具有忍耐、受苦这样的特殊技能，并能使之完善，而且把它和行使外部力量的技能结合起来（这种使用外力的技能在欧美国家已发展得很彻底了），就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的认识文化之转型（eine Umformung der allgemeinen Erkenntniskultur）；我的意思是说，就能使我们获得的技术性、实验性知识，和人文知识一样，隶属于关于得救的形而上学知识。本质观照，这是接近存在的基本方法，尤其是获得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方法，但它首先必须与一种“消极的”、忍耐的态度联结在一块，尽管这种态度有时会遏止生命的中心欲望及其活动。对自然的真正“体验”，与带着支配自然这一目的的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它也要求有一种爱的奉献态度。我们必须再一次把握住如何才能像阿西德弗兰斯所做的，或像法布尔在《回忆昆虫学》中所说的那样，对自然的“语言”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抛弃那种愚蠢的理论，它竟认为精确的自然科学（尽管还是值得赞叹的）是我们参与自然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歌德的深刻洞见——“自然的核心不就是人类的心灵吗？”——自我沉溺于“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自身，认为人类内心和那伟大的、包含一切的成长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每种自然有机体都产生于这一过程，正如它们都产生于永恒本体的精神之驱策，——所有这一切都与精确的科学有着天壤之别！正如法布尔所指明的，这些产生于内心的知识，不仅能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平凡的酒神那样参与生命的宇宙存在，而且还能拥有伟大的阿波罗太阳神的文化经验。这种知识使人类变得高贵、幸福，而自然科学则教育人类，并使人类有力量改造和支配自然。如果人类内心不曾回归过自然，如果人类不曾有过一种与自然合一的新感受、对自然的全新的热爱之情——几年前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青年运动中表现尤为强烈，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人类可能已不再关心去支配他曾一心想支配的东西，他可能已不再认为生活值得去追求并获得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充满生机的独特价值。
对形而上学也可作类似的思考。形而上学，只有靠不断的思考，把偶然获得的个别经验概括成本质性的东西，并使之真正渗入人的思想，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只有这样，自我才能从恐惧中挣脱出来，从仅仅“在此”（Dasein）这样一种压力下摆脱出来，从变幻无常的命运之手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形而上学才会成为人类在感到具体、明确的周边“环境”的压抑时所希冀的那种自由气息，它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等人来说就是如此。欧美国家几乎完全丧失了形而上学理念，更有甚者，连获得这种知识的技能和方法也丢掉了。形而上学遭到完全的扼杀，这是因为：（1）教会里的一些粗制滥造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2）人类实验和技术知识方面的进步。把人类孤立起来，使他与最切近的生存环境相隔离，割断他与生活的联系，切断他与万物之源联结的纽带，这无异于是要大大限制他的眼界，甚至于窒息他的内心生活；这就和割断他与大自然的联系一样其害无穷。歌德说过，人需要崇拜三种东西：一种超乎其上；一种低于其下；还有一种与其相随。
谐调势必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使这种谐调循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是当前的文化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我们一定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德国的学校，尤其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次要的任务，是从属于技术教育的。要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越来越多的谐调（拉特瑙）；要形成普及教育这一广泛的运动，充实无产阶级的心灵——他们过去几乎是完全被排斥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价值之外的。要使这一切仅仅成为可能，就需要社会的上层阶级认识到，对人文教育的任务应给予特别而单纯地关注。仅具有技术知识与方法，难免导致人类的分崩离析，而一旦具备了真正的人文知识，就能使之在一起呼吸同一种精神的民族王国的空气。那时候，少数居于一群不成功的劳动群众之上的缺乏教养的技工，将成为文明的野蛮人。
这些意义重大的未来的谐调形式，将影响新一代掌权人物的人品素质，从而会引导我们作一些影响到阶级和国家前途的调和。
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转型的力量结构，将命中注定地要我们对欧洲的政治、经济中的紧张局面势进行协调。因为，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这两个领域里的紧张局势进行日益增多的调和，根本不会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文化的个体性构成威胁；相反，它会更进一步促进、稳定这种精神与文化上的自主性。当然，那种产生于19世纪的，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扩张的殖民政策，权力绝对集中的专制民族国家的巨大历史性计划，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里不得不进行相当大的收缩。单为这个原因，我们德国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攫取新殖民地。一定范围内的联邦政治将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这方面，已率领着有联邦自治领土的英国已最为大度地做出了表率。至今还有一种情况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是“国家”的真正功臣——他们创建了最具革命性的群体生活模式并推动了向现代化民族国家发展这一历史性进程；尽管是他们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排除了改革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如教会、贵族、农民、封建集团、世袭领地的力量及其官僚体制；然而，这一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却日益削弱，其中那些独立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仅那些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就连完全新兴的阶层也都和资产阶级脱离了关系，或超乎其上，或甘居其下。那些甘居其下的阶层，逐渐形成了拥有大批私有企业的、不断趋于官僚化的、正在发展壮大的雇主阶层；而那些超乎其上的阶层则代表了金融与生机盎然的工业这两者的磁力中心。至于那些独立的中产阶级——最近曾支持法兰西民族力量政治［澎伽勒（Poincare）］——由于战争的缘故，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些新兴的阶层差不多都兴致勃勃地倾向于组织一些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组织。这将迫使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别国，它与三十年战争迫使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是相仿的。由罗昂亲王创建的文化合作联盟，上次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尽管我和这一运动已有好几年的密切接触，但对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类似于“神圣同盟”的精神与政治倾向还是感到相当的吃惊。他们也许谈不上“神圣”，但却有一种日益增加的恐惧驱使他们这样做，欧洲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很害怕，因为以后国家之间爆发的任何战争都将危及到他们的阶级力量。由此可以想见，将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会日益滋长一种和平主义思想。至于社会下层阶级，将和上层阶级同样大力主张加强和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并非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实是生命中注定不得不这样做。在此，把政治、经济上的谐调引入正确的渠道并使之具有适当的形式这一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们身上。
即使是作为这一时的矛盾焦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对抗，也会进行一些谐调的。我们还得问一句，未来的精英人物是否有足够的政治魄力对此进行和平的谐调，是否这种谐调非得不仅通过血腥的阶级斗争，还得通过阶级之间的战争才能得以实现？在大战以前，两种政治口号所表明的困难从两方面来看都已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以前基本上属于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对抗这个老问题，日前在关心社会整体利益的民族福利国家和按北美方式组成的、并同样为国际的联系服务的一些强大的商业联盟之间的争端中也开始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如今的一些强权国家和完整的民族独立国家（英国、俄国）喜欢把它们之间的对抗看作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以前，阶级差别只存在于单个国家内部），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阶级斗争便蒙上了更具威胁性的阶级战争的阴暗色彩。因而，原属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却日益扩大成为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笼罩在欧洲政治（尤其是德国）之上的最为可怕的乌云，莫过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而给我国造成最大威胁的，莫过于欧洲大陆的某股势力卷入英、俄之间的力量争端中，或者因对这样一种策略的偏爱而鼓励至今仍在犹豫不决的英国拿起来对付俄国。面对这种局面如何采取行动，这一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将可能成为一个打入德国民族内部并造成极端分裂的楔子，甚至会导致一场所谓精神上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的政治家们合乎情理地保证要持守“严格的中立”，也无济于事；因为绝对的持守中立需要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尤其是军事力量。一个弱小的德国，又处在如此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中立梦想的。然而，要是欧洲大陆诸国在各方面都能团结一致，那么，这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秩序之间的国际性谐调便能同样很好地以和平的方式在日内瓦进行。一方面，苏联及其新经济秩序建立以来，不得不吸收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并且随着农民阶级日渐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还逐步恢复了其典型的民族格局；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恪守着私有制原则，但同样也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因素，采用了全部或部分的集体化经济政策，因而，实际情形乃是双方越来越多的名称与概念上的矛盾得到了谐调和解决。
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在什么国家，只要是为新的实力集团或阶级之间的谐调服务，都将不得不包容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宗教习俗；都将不得不通过精神与心灵的内部调和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分歧。由于这一问题影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我已在别处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我们面对的是两种基本的历史哲学：一种认为过去主要是集体经验的结果，另一种却认为主要是伟人的业绩；一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另一种则认为它是发生在带有一成不变目的性的“上帝安排”的“限度”内的事件的总结；一种因惧怕未来而赞美“过去的好时光”，一种却是怀着末世论的希望、永远憧憬着那种断然否定过去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一种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却是极为唯心主义的。这两种哲学观都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所产生出来的，而都是一些完全建立在阶级神话基础之上的逻辑范畴和意识形态，它们证实了，实际利益比理性更有威力。但是，谁若是想对政治有清晰的洞察，两种观念都得放弃。
因此，只有懂得如何把欺骗的原因、把从属于某一阶级、把参与民族历史神话的创造所可能具有的影响考虑在内，只有懂得如何抹去蒙在灵魂之眼上的蜘蛛网，人们才能认清现实，并找到一些可行的方法去克服沿袭下来的矛盾。正因为这一点，对历史教学进行彻底的改革也就具有了高度的重要性。只要对人类、历史有着自己观点的“经典”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片面的有神论还在上层阶级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下层阶级与那些已经开始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就会一直坚持着亵渎神灵的、终究不过表示“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这样公式化的自然主义观念，或者会一直坚持着某种与之相类似但更为精炼的思想，去嘲笑大人类的一切形而上学的束缚。
人们不应该自欺欺人，不该认为无产阶级大众重又会加入某个宗教组织或重又信奉某种宗教，即使今又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上的混乱与绝望，再加上由此导致的国家威信的日益减退，而使教会赢得不少势力。基督教信奉纯粹精神的、创世的上帝，相信人类的堕落、人类与生俱来、无法弥补原罪，并用这些来解释许多自然界和社会上的罪恶现象如战争、国家对暴力的使用、卖淫等。似乎这些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所有这些观点，就像关于人的经典观念及其变体一样，是专属上层阶级意识形态的。而且，位格性的有神论仅仅来自于异教的东方君主大国，这一事实便证明了，这种有神论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家长制文化色彩及其思想方式的君主意识。把上帝视作“绝对精神”（黑格尔）的泛神论也基本上是属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只要上层阶级仅仅相信绝对精神的自发力量，绝对意志的积极和肯定的力量，不满足于精神意志对人类及人类历史仅仅起着“导向”作用，只要上层阶级把这种信仰作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下层阶级也会一直坚持着关于人类的纯粹自然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对宗教及其权威只作社会学与经济学的解释。
各个阶级要在形而上学、宗教方面，因而也就是在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达到完全的有机统一和相互协调，将只能通过建立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自我、世界、上帝的观念：它融合了光明与黑暗，精神与命运决定论，以及对生存与生命的神秘冲动；这种观念同时把人视作精神动物和受冲动驱使的动物，并使人植根于一切事物的神圣来源中；它承认生命和自然对精神的完全依赖，也承认精神对生命与自然的普遍依赖。它把这种相互依赖性结合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本源的观念：作为物质存在的世界的本源是超越于这一对比的两个极端的；在那里，精神与生命、理念与力量达到了和谐，当然，这种谐调必须同时发生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且不能脱离人类的行动。
研究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两种体系的社会学，其目标是要把有关上帝、得救这种观念和社会模式、政治体制联系起来，在这一领域里，韦伯、特洛尔奇、施米特（C.Schmitt）以及一些人种学家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事实上，宗教观念的世界不可能真的从历史模式，甚至经济生产状况中直接产生出来。不过，两者却由一条内在纽带——一种对于存在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维系得紧紧的，并同时难以察觉或辨认。如果这一共同的纽带不存在，如果人类的总体生活中不是充满着和渗透着内在的宗教观念，那么宗教就成了一种僵死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也不能再度使人类成为一个整体，而只会使之四分五裂。只有那时，宗教才会应了马克思对其终极本质的错误断言而成为各种非精神利益的体现，也才成为为了某一阶级利益而希望保留某种过时的社会状况与思想意识的体现。当代有关人与神性的观点（它们只能同时发生变化）确实是这样的，它们不再符合人类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再符合人类现有的社会结构；它们使人类与世界本源的关系背负着不成熟时期的特点：人类被牢固地分隔成各个单独的文化群体，并且几乎没有什么动力促进它们相互之间进行调节。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必须大大地修改有关人在宇宙中形而上学位置的那些理念，并尽最大努力把它和历史真实结合起来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就新的精英人物——当然包括政治精英人物与宗教、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所可能发生一些转型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陈述；此外，我还想就精英人物对教会信条采取的基本态度谈一些意见。
我认为，对于宗教和形而上学，政治精英人物可能有这样四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教条主义地信仰教会条文及其一切影响——不管是因为简单信仰，还是因为固执己见地对教会及教会法条文一律服从，他们都使自己完全变成教会中的一员。第二种态度可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即“压垮无耻之徒”，如苏联的政策，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都是如此。第三种态度是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今天已由“法兰西行动”和法西斯主义广泛地实践过了。这里，政治家本人对宗教是完全持怀疑态度的，并暗中按权力原则行事。表面上，他赞成宗教和教会，把它们作为驯服群众的工具或作为一种“民族神话”，然而在事实上，他即使不嫌弃它，也还是对它相当冷淡的。第四种态度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斯宾诺莎，再到歌德、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哈特曼（R.Hartmann）等所有古今伟大的哲学家对宗教组织与形而上学所持有的态度。关于这种态度，斯宾诺莎阐述得极为清楚：“宗教是群众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是思想家的宗教。”群众乞求着那些隐藏在各种图片和符号背后的东西，并对此敬若神明；思想家则选择一些纯粹的并可加以推理的成分，并带着虔敬的态度把它们上升到思想领域。既然两者都牵涉到充满生气的精神活动，而且，只要如此，深层意义的一致性便能使这两种对终极价值的各自寻求状态连接起来。
对于持第四种态度的人来说，第二种态度是极端愚蠢的，因为某些宗教神话是从属于每一个民族的根本存在的，而“群众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柏拉图）。至于第三种态度，则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骗人把戏，它错误地把政治因素从人类整体中孤立出来、带给人类的只是进行过分解的宗教和教会自身。关于第一种态度，我必须说：今天的精英几乎完全不可能一方面站在完全赞成某种教会组织信条的立场上，同时却又能公正地对待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要求，而且还能确保防止对那些信条的歪曲，不仅仅维持着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些天主教团体就曾认真地讨论过魏玛宪法中有关统治德国人民的条款，是否并不直接与教会最高权威对该宪法的强烈谴责相矛盾。
我的信念使我相信，精英人物作为一个必须把今后的谐调引入正轨的团体，一定不能效忠于任何一种教会组织。一旦涉及到有关宗教组织的价值和真实性时，这些掌权人物应站在精神和道德的最高层次，尊重伟大的信仰传统及教会机构，尽管制止信仰方面的各种争端，主张自由地交流意见。而关于终极的形而上学观点，将不会像近几年的精英人物们所做的那样，只建立在路德、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也不会只建立在任何其他传统的基础上，而是应该包容宗教史上及形而上学史上所曾有过的那些完满的、不同的理解。从根本处来看，精英人物会以过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为榜样，按照他们的教导，从自身精神的自发力量中，从自己对世界及历史的经验中，得出对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出发点——上帝、世界的看法。在坚持这一立场的前提下，它首先会试着去判断，在教会的成文信条、对正义的看法以及教规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与自己在考虑现实完满性时所得出的观点相干或不相干的。与此同时，它将记住，有意义及精神价值领域里，一切宗教组织所具有的特点：图书符号和历史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与一些理性观念、概念以及具体的道德哲学相吻合的。正如黑格尔曾恰如其分指出的，同一种“意义”可能以宗教信仰的想象出现，也可能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出现。关于在即将来临的时代进行谐调这一最高终极目的，关于对上帝、世界、人类的各种不同的形而上学理念进行谐调，我不多说了。不过，我敢大胆地断言，即使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领域，我们还是能见到，所有国家的伟大思想家们与精英人物之间的一切基本见解都将日益（几乎是很奇怪地）趋于一致，尽管至今几乎还没有什么人认识到这一点，但大范围的谐调毕竟已全面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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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舍勒在此造的这个词显然有意与尼采的“超人”（Übermensch）词相对。——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