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经济学只具有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例如，如果我指出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并且用这一点来说 明它们，那么，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各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
“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联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而拥有暴力的人居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而占有＝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形态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规律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这些规律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282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像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引论和暴力［论那一章。］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63。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这里已经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一点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 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隆日报》，《马基雅弗利……》）。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生产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在这里遭到了禁止，虽然这种规律依然存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要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会出现货币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包括货币危机和货币荒在内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像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 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么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空洞的词语，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1，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 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依附农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么，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的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区，见朗格塔尔）；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用棉花纺线，然后织布，接着漂白和印染，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汽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惟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绝不“像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御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么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谷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71页），而他却以此而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书信摘选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68年1月7日）
现将杜林的东西和《观察家报》寄还。前者可笑极了。整篇文章显得尴尬和惶恐不安。可以看出，这位神气的庸俗经济学家被刺痛了。他没法说别的，只好说什么要对第一卷作出评论只能到第三卷出版以后，说什么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非无可争议，说什么有人对劳动价值由劳动生产费用决定有点怀疑。你看，对这类人来说你的学问还远远不够，竟没有在要害处把伟大的麦克劳德 (1) 驳倒！不过，他在字里行间又怕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家伙文章写完时兴高采烈，付邮时无疑提心吊胆。
(1) 亨·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1月8日）
杜林（他是柏林大学的非公聘讲师）的文章相当有礼貌，尽管我那样猛烈地抨击了他的老师凯里。杜林显然对许多东西 理解有误。而最可笑的是，他把我跟施泰因相提并论，因为我是搞辩证法的，而施泰因则靠死板琐细的分析法，用某些黑格尔范畴作包装，把各种最无聊的东西毫无意义地拼凑在一起。 (1)
(1) 罗·施泰因《行政学》；《政治学体系》。——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1月8日）
关于杜林。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非公聘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到这是一种令人十分难堪的新见解。我相信，杜林完全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 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奥秘就在于此。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么，他在第二卷1 4 4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直接”实现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 (1) 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
(1) 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1月1 1日）
在博物馆里 (1) ，我只翻了翻目录，还发现杜林是个大哲学家。比如，他写了一本《自然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非自然”辩证法。“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 (2) 。德国的先生们（反动的神学家们除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
(1) 英国博物馆图书馆。——编者注
(2)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2月4日）
库格曼给我寄来了杜林的《贬低凯里的人》一书。我说对了：他之所以注意我仅仅是为了气别人。 (1) 特别显眼的是，这个摆出一副柏林人臭架子的家伙对穆勒、罗雪尔等人采用粗野的口吻， 而他对待我还是小心谨慎的！按照他的见解，除了凯里，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是李斯特。今天我在博物馆看到了他的另一本小册子《资本与劳动》，他在里面“大骂”拉萨尔。过两天我把他的大作寄给你看看。
(1) 见本书第385页。——编者注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年3月6日）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 (1) 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么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 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们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1) 《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8年3月14日）
顺便提一下，你应该把杜林的书 (1) ，还有我的书 (2) 的校样寄还给我。从杜林的书中你可看到，什么是凯里的伟大发现，这就是：在农业中人类是从较坏的土地向越来越好的土地转移。这部分是因为作物是从无水的丘陵等处向下移到潮湿的谷地。而特别是因为凯里先生认为，最肥沃的土壤是沼泽和类似的地方，正是这些地方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耕地。最后是因为英国在美洲的殖民是从荒芜的新英格兰开始的，也就是从凯里视为典型的马萨诸塞州开始的。
［……］
你是否读过杜林与“枢密顾问”瓦盖纳之间的丑闻（这是波克罕告诉我的）：前者指责后者偷了他关于工人合作社的手稿或诸如此类东西。
(1) 欧·杜林《贬低凯里的人和国民经济学的危机》。——编者注
(2) 《资本论》第1卷。——编者注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0年6月27日）
同一个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泽斯·门德尔森。这个典型的草包曾经写信问莱辛：他怎么想到要严肃地对待“死狗斯宾诺莎”呢？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他们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已。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5月24日）
刚刚收到两封信，附上。在德国，一批受雇佣的煽动家和 浅薄之徒大肆咒骂我们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拉萨尔分子很快就会成为头脑最清晰的人，因为他们接受无稽之谈最少，而拉萨尔的著作又是为害最小的鼓动材料。我倒想知道，这个莫斯特到底向我们要求什么，我们怎么做才合他的意。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人以为，杜林对你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就使我们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倘若我们讥笑他在理论上的无稽之谈，那就会显得是对他的人身攻击进行报复！结果是，杜林越蛮横无理，我们就应该越温顺谦让；莫斯特先生真是大发慈悲，他还没有要求我们不仅要善意地私下向杜林先生指出他的失误（似乎问题仅仅是一些失误），以便他在下一版里纠正，而且还要拍拍他的马屁才好。这个人（我指莫斯特）竟能够既给整卷《资本论》写出概述，而又对此书一窍不通。这一点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是他的自我写照。如果报纸不是由威廉 (1) ，而是由一个多少有点理论水平的人主持，那么，一切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就不会出现，此人不会欣然发表各种胡言乱语（越荒谬越好），也不会以《人民国家报》的全部权威向工人加以推荐。总之，这件事把我气坏了，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
(1)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6年5月25日）
我的意见是：“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毫不留情的批判来表示。他显然在崇拜他的那些舞弄文墨的不学无术的钻营之徒中间进行了煽动，以便阻挠这种批判；他们那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他们所熟知的李卜克内西的软弱性上。顺便指出，李卜克内西有义务（这一点必须告诉他）向这些家伙说清楚：他一再要求进行这种批判；几年来（因为事情是从我第一次自卡尔斯巴德回来时开始的），我们把这看作是次要的工作，没有接受下来。正如他所知道的和他给我们的信件所证明的那样，只是在他多次寄来各种不学无术之徒的信件，使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值得花力气去做。
特别是莫斯特先生，不用说，他必定认为杜林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因为后者不仅在向柏林工人的演讲中，而且后来还在出版物中白纸黑字地写道，他发现惟有莫斯特使《资本论》成为某种合理的东西。杜林经常阿谀奉承这些不学无术之徒，他们这类人在我们这里是吃不开的。莫斯特之流对于你用以迫使士瓦本的蒲鲁东主义者缄默的那种方法感到恼怒，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具有警告意义的先例使他们畏惧，于是他们就想利用流言蜚语、气味相投的情分、同仇敌忾的义气 来使这种批判永不能进行。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5月28日）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又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反正我是不得安宁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中所提出的论断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平庸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揭露这个家伙。对于评论这位贵人的历史观（即认为杜林之前的东西全都没有价值），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可以从中引证他自己说 的尖刻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 (1) 我的计划已经订好——j’ai mon plan。开始时我将纯粹就事论事地、看起来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性和平庸性这两个方面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没有借口说什么“冷酷无情”等等了，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要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用来对付这种人的不只是一种办法。
我希望威廉 (2) 在《新世界》上登载莫斯特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就是为《新世界》写的。莫斯特总是不会抄书，竟把自然科学中最可笑的谬论，如环体和恒星分离说（根据康德的理论），安在杜林头上！
对于威廉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缺乏稿件，如果缺乏稿件，那可以采取赫普纳和布洛斯那时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时事文章等等来补救。问题在于，威廉一心想要弥补我们理论的不足，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同时，威廉还一心想在理论方面尽量离开我们而独立，由于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所以他在这方面总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远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认为，同《人民国家报》的那些理论上的蠢才相比，杜林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总还比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糊涂的先生们的著作要好一些。
［……］
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 (3) 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在海滨闲逛对此有不小的帮助，在这里我可以反复思考各个细节。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1) 套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2)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3)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6年8月25日）
在海滨浴场的鄙俗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 (1) 。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因为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因此，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平庸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 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占支配地位，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他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没有越出通用邦法 (2) 的作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作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1) 欧·杜林《哲学教程》。——编者注
(2) 指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编者注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6年10月7日）
根据你给恩格斯的信，你已向代表大会宣布，恩格斯将对杜林进行评论。可是恩格斯发现《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使我们极为惊讶的报道，我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以后他立即把这篇报道给我看了。据这篇报道说，你曾宣布我（我连做梦也想不到）将参加同杜林先生的辩论。
啊！埃林杜尔，告诉我，
这种两重性格是怎么回事！ (1)
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 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一部重要得多的著作 (2) 。
(1) 引自缪尔纳的悲剧《罪》第2幕第5场。——编者注
(2) 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编者注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76年10月20日）
我目前正在为莱比锡《前进报》写批判杜林先生的著作。为此，我需要你在1868年3月寄给马克思的那篇《资本论》书评。如果我没有弄错，杜林把那篇书评发表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一种杂志上。马克思怎么也找不到它。因为你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我估计你可以在你当时的记事本中找到一点有关的记载：例如杂志名称和发表这篇文章的期号。如果你能把这告诉我，我可以订购这一期，过几天在这里就可以收到。如果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如何不要为此写信给杜林，因为同此人有小小的、哪怕是间接的接触，更不要说由他提供一点极小的帮助，都会在我需要最充分的批评自由的问题上，使我失去批评自由。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7年1月9日）
附上《哲学》编的结尾部分。我将立即转入《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但是在完成《哲学》编以后可能会有一段间歇。我想你们会等到选举结束，因为在这期间你们要利用报纸的篇幅进行鼓动。如果每星期有两号刊登我的著作，而第三号留给你们刊登别的东西，我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你们有时在第三号中也留篇幅给我，我自然不会反对。
［……］如果他们抱怨我的语调，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记给予反驳，向他们指出杜林先生对待马克思和他的其他先驱者的语调，而且特别要指出，我是在论证，而且是详细地论证，而杜林简直是在歪曲和辱骂自己的先驱者。他们要这样做，那我断言，他们必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7年3月5日）
附上杜林评论。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 的脑袋，我是办不到的。
现在，在我这样仔细阅读——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之后（而从李嘉图起的那一部分，我还没有读，其中必定还有许多奇谈怪论），我将能平心静气地欣赏它了。当你潜心研读这家伙的东西，对他的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少令人好笑的下流作家。
不过，在炎症使我心情烦躁的情况下，这项附带的“工作”帮了我大忙。
恩格斯致马克思 （1877年3月6日）
衷心感谢你在《批判史》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超过了我在这个领域里也把这个家伙驳得体无完肤的需要。拉甫罗夫说迄今为止对这个家伙太客气了 (1) ，实际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当我重读《国民经济学教程》 (2) ，识破这个家伙及其手法，而且再不用担心在这堆破烂里设下什么圈套的时候，当这一整套矫揉造作的无稽之谈原形毕露的时候，我当然认为应当对它更加蔑视。好心肠的拉甫罗夫自然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说教中可以不必采用逐渐加强法，而我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 抨击的时候，就不能不这样做。然而，在《哲学》编的结尾，他就不会再埋怨我温和了，在《经济学》编更不会埋怨了。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4卷第37页。——编者注
(2)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编者注
马克思致恩格斯 （1877年3月7日）
怕以后忘记，现寄去对前一封信的如下补充：
（1）休谟关于“劳动价格”只是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提高之后最后才提高的论点，是他关于货币量的增加对工业起刺激作用的看法的最重要一点，这一点还最清楚地表明（如果一般对此会有怀疑的话），他认为这种增加仅仅是因贵金属的贬值而引起的。从我寄上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休谟反复谈到这一点。对此杜林先生 (1) 只字未提；而且一般说来，他对于他所赞颂的这个休谟的论述，同对所有其他人的论述一样草率，一样肤浅。此外，即使他觉察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也不宜在工人面前颂扬这种理论，因此，最好略而不提整个问题。
（2）我是把重农学派作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来看待的，当然，我不想把自己的这种态度直接告诉这个人。如果一下子公开表明这种态度，那么，在我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之前，那些拙劣之徒就会把它接过去，同时加以歪曲。正因为如此，我在寄给你的评 述中没有谈及这一点。
但是，在批驳杜林时也许可以引用《资本论》的下述两段话。我引用的是法文版，因为这里不像在德文原本中那样纯粹采用暗示方式。
关于《经济表》：
“如果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那么，年再生产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过程；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市场。在市场上，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运动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给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再生产的图画。他们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继承者的论述更接近于真理。”（第258—259页）
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而本能地、时而有意识地始终主张生产劳动的特征是生产剩余价值。随着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它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推向前进，它对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就有所变化。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为什么？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第219页）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资本论》德文第2版第554页），而且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同上，第141—145页）。
(1)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编者注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1877年4月11日）
恩格斯对于《前进报》用那样的方式刊登他反对杜林的著作很不满意。先是强迫他接受一定的条件，然后又根本不遵守商定的条件。在选举期间，根本没有人看什么文章，他的论文不过是作填补空白之用；后来又把文章分成零碎的小段发表，这个星期发表一段，隔两三个星期再发表一段，这就使读者（尤其是工人）根本看不出它们的联系。恩格斯已给李卜克内西去信提出警告 (1) 。他认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被杜林先生的一小撮信徒吓坏了。如果说那些傻瓜起先叫嚷对这个愚蠢的小丑“保持沉默”，而现在他们想对这种批判保持沉默，那是十分自然的。莫斯特先生不配说论文过于冗长。他那幸而没有问世的替杜林的辩护才是长而又长的。如果莫斯特先生没有注意到，不仅普通工人和甚至像莫斯特本人那样自以为在很短时期内就能知道一切和评论一切的曾经是工人的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素养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学到许多东西，那么，我只能对他的智力表示惋惜。
(1) 参看下一封信。——编者注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7年4月11日）
今天接到你9日的来信。还是老一套。起先你许下种种诺言，然后做起来却全然相反。当我为此抱怨时，你就沉默两个星期，然后说，你太忙，并要我留点情面，对你不要过多责备。“这是既加伤害，又加侮辱” (1) 。但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以致我不能容许再一次对我玩这类把戏。
我昨天发出的信将在明天早晨到莱比锡，星期五（13日）你就会收到。我等着你立即答复我的问题。我对你的问题的答复也将取决于你的这个答复，倘若那时一般说来需要我作出答复的话。
如果到星期二（17日）晚上我还没收到你的任何答复，或者你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就将撇开你，而自己想办法，使我剩下的论文不致像迄今为止那样被糟蹋。在这种情况下，我下一步很可能或迟或早地被迫把这全部过程公诸于众。
(1) 引自爱·穆尔的喜剧《拣来的孩子》第5幕第2场。——编者注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1877年4月24日）
如果李卜克内西三言两语向我说明真相并答应改正的话，那么我就根本不会怀疑是杜林的影响了。我们之间有过关于每星期发表一篇论文的明确协议。当我抱怨违约时，李卜克内西让我等了十多天。在这期间，尽管他在莱比锡，但是看不出任何改正的迹象；最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我留点情面，对他不要过多责备，——如此而已；至于今后如何改正，只字未提。由于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别人对编辑部施加了什么影响，因此，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好作以上的推测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李卜克内西履行自己的诺言。我对他说，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我有关此事的信件给任何人看，因此，只要涉及到我，这些信您可以随便使用。这里人们确实向我纷纷提出指责，说我竟允许把自己的论文作为补白发表，弄得谁也无法掌握它们的联系。您只要回想一下，这样的事至少已发生过六次，起先对我许下最美好、最明确的诺言，而后一切又做得截然相反，那么您就会明白，这种事情终究会使人厌烦。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1877年6月25日）
今天我把《杜林》的经济学 (1) 开头部分寄往莱比锡。李卜克内西声称，代表大会的决定根本不涉及我的论文。我也只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代表大会无权对我的论文单方面作出决定，或者未经我同意就解除李卜克内西根据去年代表大会的决定而对我承担的义务。
［……］
这个亥姆霍兹该是一个狭隘得可怜的人，他居然仅仅因为一个叫杜林的人发表的言论而发怒，甚至要柏林大学的一个系作出抉择：不是杜林走，就是我走！好像杜林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全部疯狂的妒忌心在科学上还有屁的价值似的！亥姆霍兹尽管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实验家，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当然丝毫不比杜林高明。此外，德国的市侩习气和短浅目光在德国教授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特别是在柏林。否则，举例来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名叫微耳和的学者竟认为，当上一名市参议员，就是自己所追求的最高名位了！
(1)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编。——编者注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7年7月2日）
如果你立即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事实：副刊很快就要出版并想把我的论文登在上面，那会使我们两人免去许多无谓的不快。根据你过去的来信判断，我不能不认为，出版副刊不可能早于10月，况且副刊已经归并到预告在那时出版的评论 (1) 中去了；因而我也不能不认为，你打算不顾已通过的决议，在《前进报》的正刊上登载我的论文的续篇。一切疑虑都是由此而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疑虑是有根据的。
我已给朗姆寄去了三篇论文，为了慎重起见，我今天又写信告诉他，论文可以登在副刊上。第四篇论文已经写好，第五篇正在写。令人遗憾的是，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打扰和耽搁；后天我要去曼彻斯特几天，然后，要到海滨去，因为妻子生病；不过，在那里我每天仍然可以工作几小时。
(1)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者注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7年7月31日）
你21日和28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我只希望杜林的那套货色已彻底破产，而且再也不能拼凑起来了。但党的机关报刊毕竟是丢了脸，它们任人诱入歧途，硬说杜林的东西具有科学意义，理由是他受到普鲁士人的迫害！我遇到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
瓦尔泰希确实使用了马克思派和杜林派的说法；这个说法在代表大会之后立即就在各家报刊上出现了，这些报刊发表了他在公开会议上的发言（他就是在这个会上提出这个说法的）。我也不信，他会否认这些话。尽管他现在坐牢，我也不能以此为理由把他描绘得比实际上更好些。
［……］
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们的人中大多数不希望有真正的科学。我说的是党，而党本身正是像它在报刊和代表大会上让公众所看到的那样。现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一些浅薄之徒和自诩为著作家的曾经是工人的人。即使像你说的那样，这些人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少数，那你们显然也不应当小看他们，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徒。党在精神上和智力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如果当时表现得稍微慎重和理智一些，这种衰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个健康的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把废物排泄掉，但这 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而群众是健康的，但这决不能成为无端把疾病接种到他们身上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