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缓慢传播
深入人心的民主思想可以影响好几代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也符合这条规律。
法国大革命行使政府职能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其革命原则的影响却很深远。它如宗教信仰一般，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走向。尽管偶有间断，但法国大革命依旧在挫折中延续。波拿巴不仅要颠覆世界、改变欧洲版图，他还要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他将法国大革命确立的新人民权利固化为制度和法典，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军事上的建树很快便灰飞烟灭了，但他所传播的革命原则却流传了下来。
继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接踵而来的复辟让人们几乎忘记了革命原则。在五十年期间，革命原则的传播相当缓慢，或许可以说，革命原则已经被人废弃。只有少部分的理论家还依据这些原则行事。作为纯粹的雅各宾思想的传承人，他们也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来重塑社会，而且还坚信第一帝国只是革命事业的中断，他们希望重续革命。
他们期盼着能够重启革命，竭力以写作来传播革命原则。他们忠实地追随着革命者，却从不考虑他们的改革计划是否符合人性。他们为理想的人类建立了一个空想社会，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人类就可以获得新生。
各个时代的理论家们虽没本事去建设一个社会，但却能够摧毁一个社会。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曾断言：“即便君主制像花岗石一样坚固，空想家们也可以将其击得粉碎。”
在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路易·布朗（Louis Blanc）、基内（Quinet）等一类杰出的空想家群体中，只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明白思想和道德的转变必须要先于政治的变革。这个时期的空想家所进行的改革计划不仅没有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反而延缓了民主进程。有些空想家还声称，为了实现共产社会主义，要重新进行大革命，结果不但资产阶级，甚至连工人阶级都受到了惊吓。我们注意到，这种惊吓是导致帝国复辟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写手们费尽心思得出的空想理论不值得讨论，但为了探究一下在如今被人不屑一顾的宗教观、道德观的作用，对这些空想理论做个大致了解还是必要的。改革家们坚信，新社会与旧社会一样，若没有宗教与道德信仰，便会一事无成，因而他们总是热衷于建设宗教与道德信仰。
但根据什么来建设呢？毫无疑问，当然是理性。既然利用理性可以造出复杂的机器，为何不能用理性造出表面上看起来更为简单的宗教与道德呢？没人去质疑宗教与道德信仰是否是以理性为逻辑基础。奥古斯特·孔德本人没看到其中有多少理性。我们知道孔德创办了所谓实证教 [1] ，而且还有6名信徒。他们设想以一位新教皇来代替天主教教皇、来领导教士。
我在此重申，理论家们的一切政治、宗教及道德的观念，在漫长的时间里，只会让民众疏远民主原则。如果民主原则最终得到大范围的传播，这也不是理论家的功劳，而是新出现的生活环境使然。得益于科学发明，工业得以发展，大量工厂得以建立。政府、人民的考量逐步放在经济发展上，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工会运动——当代的民主形式——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同结局
可以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概括为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如前所述，“平等”原则的影响巨大，“自由”与“博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虽然词语浅显易懂，但对其理解总是因时、因人而异。对于同一词汇，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历史冲突频发的主要成因。
对于国民公会而言，“自由”是指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专制统治。对于一位年轻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意味着可以打破一切束缚他的东西，如打破传统、法律、特权等。对于现代政治雅各宾主义者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可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
政治演说家们在演说中还会时常谈及自由，但已不再提及博爱。他们教导的是阶级斗争，而非和睦相亲。这加深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属政党间的仇恨，加剧了彼此间的分裂。
自由原则变得愈发模糊，博爱原则业已荡然无存，唯有平等原则欣欣向荣。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之后，法国不但依然坚持平等原则，并且还大大发展了平等原则，使之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法律、道德、习俗的基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它是名副其实的大革命遗产。最近发生的民主革命，即社会主义，它不仅主张法律上的平等，还主张地位与财富的平等。生物学、经济学历来强调优胜劣汰，但人类却与此相反，对平等的强烈渴求让平等原则大行其道。情感与理性的缠斗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阶段，理性难敌情感。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和人民大众的民主
一切颠覆世界的思想都逃不脱两个规律：一是这类思想的演化缓慢；二是这类思想会因受众精神状态上的差异，而变得意义完全不同。
一种信条犹如一种生物。它只活在变化中。书本必然无法及时应对这些变化，沉积在书中的只有过去的事物，书本只能描述死了的过去，而从不反映活的现实世界。涉及信条的文字叙述通常呈现的都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阐述过制度、语言、艺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演变过程，且还一并指出这些变化的规律与书本中所讲的是多么的不同。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研究民主思想时很少关注成文的信条，而只研究信条背后的心理要素以及接受这些信条的各类人的反应。
同一个原理，在具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其意义千差万别，它似乎是一种随处可贴的标签。
这类原则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宗教信仰，还可以用来解释政治信仰。比如，当涉及“民主”时，应该研究一下“民主”一词在不同民族中的具体含义以及在同一个民族中，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的民主是否存在着巨大差异。
现在我们来谈谈大众的民主。很显然，书本与报纸中的民主思想都是文人们的纯理论，普通民众对此不了解，而且普通民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理论上，工人阶级可以通过竞赛与考试来突破横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藩篱，但这样的机会却微乎其微。
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选拔制度以选拔领导阶级。且不说这种选拔是否是真实的，但它贯彻的却是波拿巴的格言“政府的实质就是以民主形式实行精英统治”。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的民主其结果只是由极度专制、狭隘的寡头政治取代了国王的天授神权，然而推动“自由”的目的不在于以一种专制来代替另一种专制。
与前者一样，大众的民主绝不是为了推出领导者。大众的民主竭力主张“平等”、要求改善工人命运，因此它不能接受“博爱”，它不在意“自由”。大众的民主只认可专制的政府，人们不但可以从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大受欢迎这个现象中看到这一点，更能从领导工会的专制方式中觉察到这一点。
知识分子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巨大差异，工人阶级比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二者在精神上没有任何的共性，二者说着不同的语言。工会今天还特别申明不可能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
实际情况历来如此，这或许就是自柏拉图至今的大思想家们绝口不替大众民主辩护的原因。
这一现象使埃米尔·法居特（Emile Faguet）感到震惊，他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在我写《十九世纪的伦理学家与政治》（Politiques et Moralistes du 19 Siècle ）一书时，我希望找一位民主主义者，向其请教他的民主信念，但结果一个都没找到，这让我非常失望。”
这位优秀的作家肯定可以从职业政治家中找到很多民主主义者，但职业政治家是思想家的却是凤毛麟角。
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民主平等化
如何调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与民主平等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难题之一。我们很清楚民主的诉求。让我们看看自然界对此有何反应。
从古希腊英雄时代直至当代，那些撼动世界的民主思想一直绕不过“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这道坎。少有观察者对爱尔维修（Helvétius）提出的“教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示赞同。
事实上，自然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平等。天赋、美貌、健康、活力、智慧总是因人而异，但拥有这些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优势。
任何理论都改变不了这些差异，除非遗传法则能够均分人的能力，否则民主信念只能停留在文字中。
连自然界都拒绝平等，难道社会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平等来？
部分理论家一直认为教育可以实现全民平等，但多年的经验表明，这只是天方夜谭。
不过，风头正劲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清除全部的精英从而实现暂时的平等，这点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一个民族压制自己的精英，而其周围的国家却在依靠精英发展，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显而易见。
自然不仅不懂平等，而且还始终强化等级差异，也即扩大不平等，来实现发展。只有不平等才使得地质时期的低级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而高等生物的创造力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
在社会中同样也有这种现象。不过从百姓阶层中选拔人才的民主形式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个知识精英阶层，但这却违背了理论家们欲将上层和下层人民一视同仁的初衷。
在不受平等原则规约的自然规则之外，又出现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条件。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人们惊奇地发现，尽管法律和制度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但文明的发展却倾向于加深不平等。农民与封建男爵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工人与工程师的知识差距却在日益加大。能力逐渐成为发展的要素，由此，各个阶层的精英们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平庸者只能原地踏步或地位下降。面对这种必然性，法律又能怎么样？
能力不济者即便声称人多势众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研究所侧重的高人一等的大脑，他们很快便会陷入贫苦与混乱之中。
精英们在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无须多言。文明国家和野蛮民族都存在着一群平庸者，文明国家的真正优势仅仅在于拥有精英。美国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因而它禁止中国工人进入其领土。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的能力相当，对薪资要求低，势必会成为美国本土工人的劲敌。
尽管世人皆知这个道理，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依旧日渐激烈。没有哪个时代对精英的需求有这么大，但他们的境遇也从未有如此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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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证教也称人道教，是孔德晚年创立的，他试图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但这仅是乌托邦的设想。——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