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一、大革命史学家
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尽管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人们依旧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评判它。对于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魔鬼的杰作”，“黑暗的魂灵从未如此地明目张胆过”。而对当代雅各宾党人而言，正因为大革命，人类方得以重生。
在法国旅居的外国人认为在交谈中应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写道：“这类随处可见的回忆或传统，是如此的鲜活，没有人能够对其无动于衷。它们既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也可引起人们的仇恨。人们一直带着一种热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识来看待它们。你越是了解法国，便会越发地明白，时至今日，在法国人眼里，没有任何一项关于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为了能够公正地阐述过去的事件，那么这类事件既不应当再产生后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为我已经指出了这些信仰都有与生俱来的狭隘性。
人们不必惊异于历史学家表述的有关大革命的观点如此迥异。长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大家都认为自己说得在理，而证明自己漏洞频出的观点的依据却又是那么的空洞。相关的文献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观点迥异，大家都有意或无意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作为自己先后抛出的论述的佐证。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们如梯也尔、基内（Quinet）、米什莱（Michelet），尽管他们才华横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他们的学说并不深奥。历史宿命论是其中的基调。梯也尔认为大革命是数个世纪以来绝对君主制的产物，大恐怖则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后果。基内将1793年的残暴之举归结为长期专制的结果，并认为国民公会的暴政是毫无意义的，且妨碍了大革命事业。米什莱只把大革命当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业，并率先对其加以颂扬，其他的历史学家则加以效仿。
泰纳（Taine）打破了笼罩在这些历史上的光环，尽管他对其非常着迷。他在其著述中对革命时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将无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泰纳对事实、人物的呈现令人赞叹，但他却声称以理性逻辑来对事件进行判断，但理性是无法陈述、阐释这类事件的。他在把心理学用于描述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将其用于解释方面却是苍白无力的。罗伯斯庇尔有恃无恐地残害国民公会长达数月，泰纳认为他如此藐视国民公会，是因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有人说泰纳眼明但心不亮，这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优秀，且尚无人能够企及。该作品巨大的影响力，从其在雅各宾教条的忠实信徒中激起的愤怒可见一斑，巴黎大学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奥拉尔，就是这些信徒中的一位。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檄文声讨泰纳，字里行间饱含激情。两年的时间花在对具体事例的细枝末节的辩解上，换来的只是越描越黑。
再来说说奥拉尔的作品，柯钦指出，奥拉尔在其引述中的对错几乎各占一半，而泰纳则鲜有错误。这位历史学家告诫人们尤其要当心奥拉尔的材料。
“这些材料，如会议记录、报纸、宣传册、革命党人，都是一些爱国主义的真材实料，由爱国分子们编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众。奥拉尔应是从这些材料中搜罗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辩护词；他手上拿着现成的大革命的历史，用一套现成的解释，用为共和体制辩护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人民’的行动，从九月大屠杀，直至牧月法令。”
无论对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纳学派和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难以弥合。奥拉尔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无上的，而泰纳派则认为，一旦挣脱了社会的束缚，听任本能的驱使，人民就会堕落，变得原始和野蛮。奥拉尔的观点和大众心理学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现代雅各宾分子们看来，他的观点依然神圣如同宗教教义。雅各宾分子们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为笔来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学家的观点当成是真知灼见。
二、大革命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毁者承认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埃米尔·奥利维尔（Emile 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个章节对此有过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大革命。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谴责幸存的人。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事件的起因和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事件是环境和事物发展的产物。
泰纳本人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在三级会议召开时，各种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势不可当，甚至苗头已现。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担负起未来和历史的责任；在一代人还未崭露头角之前，其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当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纳一样，也是这种宿命论的拥护者，主张要宽容对待革命暴力。
M.索雷尔（M.Sorel）对博絮埃（Bossuet）有关古代革命的结论“单从特殊的起因来看，一切都让人惊讶，其实一切原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深以为然，因此便片面地认为：“法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是对老欧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老欧洲的重生，但这却是欧洲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归宿，此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让人极为诧异的结果，它仅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并可以从旧体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释。”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基佐（Guizot）。不久前他还在竭力辩称，法国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它是极为自然的产物。当然，他将之与英国的革命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他说：“英国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根本没有中断欧洲其自然的进程，这些革命没有诉求、没有主张、没有做任何革命爆发前人们所说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数次尝试过的事情。……即便从两场革命的基本主张及其落实情况来看，都没发现有什么针对政府、个人或财产、自由或公民权的新举措，没看到其中有什么至少和平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有这些断言均触及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所产生的某个现象，均是先前诸多现象的结果。但此类的笼统说辞没太大的意义。
没必要什么事都要用历史宿命论来解释，尽管很多历史学家都接受历史宿命论。我曾就这类宿命论的意义做过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这类宿命论。历史充满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满了本不该发生却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本人列举了可能影响其后来霸业的六种情形。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奥克松（Auxonne）洗浴时，由于恰巧遇到一个沙滩，才得以幸免于难。如果说那时波拿巴死了，人们也许认为会有另外一个将军取而代之，成为独裁者。但没了带领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的天才，法兰西帝国及其结局又会是什么样？
应当承认，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种必然，但上述坚持宿命论的作家们并没有阐释过这点：大革命是理论家们的永恒的斗争。这些理论家们满怀全新的理想，罔顾他们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律。由于对这些规律的无知，使得他们在追根溯源无果并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羞成怒之后，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布法令，强行推广纸币以代替黄金，纵然手段使尽，也不能阻止该纸币的虚拟币值狂贬，直至如同废纸。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以抑制形势的恶化，然而形势却愈发恶化。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所有的无套裤汉 [1] 都应当为原本应由富人们供养的公共财政开支埋单”，尽管有搜查令和断头台，但是国库依旧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后，大革命者们最终发现，一个社会没有制约就无法存续，但当他们想创造出一些新的制约时，他们才明白，最强有力的制约，即便有断头台的辅助，也无法取代由过去的岁月缓慢建立起来的深入人心的秩序。但他们从不想去理解一个社会的演化，去判断人们的心思，去预见施政的后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是雅各宾主义戕害的产物，而非环境使然，且本不该如此。若路易十六从善如流，或者制宪议会在群众骚乱中不那么胆怯，大革命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只有在为造反有理辩解时，革命宿命论才能派上用处。
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都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从前，人类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学让人类摆脱了这个命运。我之前讲过，睿智的人类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这些支配。
三、近来的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质疑
在本章中要阐述其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挞，无不言之凿凿。囿于自身的信仰，他们做不到就事论事。保王党的作家极端仇视大革命，而自由主义作家则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兴起一股把大革命当成是一种科学现象来研究的热潮，我们知道，掺杂在科学现象中的作者的意见和信仰是极少的，读者是难以觉察的。
当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怀疑阶段。一些之前还曾言之凿凿的自由作家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近来，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些判断，现撷取部分。
阿诺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处之后，开始反思大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接着说道“历史对此一直犹豫再三，难以决断”。
马德林（Madelin）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有关大革命的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犹豫。
给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个全面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一直觉得忐忑不安，没有底气。如今要下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都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原因、事件、结果都充满了争议。
有关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观念发生了切实的转变，这点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卫者的最新的著述中处处可见。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曾声称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仅仅是自卫之举。而如今他们仅仅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辩护。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奥拉尔（Aulard）和德比多尔（Debidour）所著的教科书《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证实这个新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其中有关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处都是于国于民都毫无意义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这场风暴中，人们丧失理智，到处危险重重，爱国者们在暴怒中横冲直撞。
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我们看到刚刚提及的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尽管他是强硬的雅各宾主义者，但对被冠以“国民公会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现得极为严厉。
外国人对我们的大革命的评价一般而言相当严厉。一想到我们动荡的20年对欧洲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其中，德国人表现得最为严厉。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话对此作了总结：
本着爱国和勇敢的精神，我们来谈谈法国大革命；因为爱国主义首先要求对自己的祖国说出真相，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看，德国人认为法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嘴边挂着自由、博爱等伟大的字眼，但却在15年中饱受欺压、蹂躏、谋杀、抢劫和敲诈；而如今，这个民族依旧打着同样的旗号，组建起了专制的、压迫人的、让人厌烦的、危机四伏的民主政体，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体。德国人就这样看待法国。依据德国人的报纸、书籍，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德国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的价值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来的作家们会将大革命当作一件充满激情的、富有意义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把80岁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儿送上断头台或溺毙的嗜血的政府，让法国成为废墟，但在军事上却成功地击退了欧洲；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的王后死于断头台。几年后，她的亲戚，另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嫁给了成了皇帝的陆军中尉，取代她成为王后，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心理学家要选择一段鲜有人研究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最终他们也许会发现，只有放弃虚构的理论，只有放弃实证经验，来研究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心理学才能得到发展 [2] 。
四、不偏不倚的历史
公正性历来被当成是一名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品质。自塔西佗开始，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实际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犹如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带着自己的秉性、个性和民族灵魂来看待事物。有些艺术家，置身于同样的风景前，但是其阐释的方法却必不相同。有一些人会侧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每一份临摹都是个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来对其加以阐释。
作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历史学家要比画家更加客观公正。
历史学家可能局限于复述文献，这是现实的倾向。但是仅关于不久以前的文献，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一一浏览。因此，必须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无意识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观点最为吻合的素材，只是偶尔才有意识而为之。
除非满足于简单罗列某个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则无法写出一本真正客观的历史书。任何作者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对此也不必感到遗憾。在要求客观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著述变得越发平庸、沉闷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据此了解一个时代也成了奢望。
历史学家是否可以公正为借口，来回避对人的评价，即回避用敬仰的或严厉的措辞来谈论他们？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每个答案从各自所处的立场而言都是极为正确的，这个立场或是心理学家的立场，或是伦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应当专注于社会利益，并以此来评判人。社会要生存发展的现实，必要有一定数目的规则，要有一套善恶的严格标准，要有明确的善恶评价作为保障。由此，社会要构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个时代的人大体上不超出这些模型的左右，游离模型过远便会有害于社会。
伦理学家便是依据社会所必需的这样的模型以及衍生出来的规则来判断过去的人。伦理学家通过毁誉来建立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楷模的道德模型。像高乃依一类的诗人们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难以效仿，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此，一个民族还需要英雄作为榜样以提振灵魂。
这便是伦理学家的立场。心理学家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一个社会无权宽容，因为它的第一责任便是生存，心理学家应当客观冷静，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考虑功利，其唯一的任务便是解释事物。
他的处境和观察家在观察任意一个现象时的处境一样。看到卡里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处，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显很难做到冷静。但为了理解这类行为，必须得淡定，一如博物学家坦然观察在慢慢享用苍蝇的蜘蛛。理性一旦被煽动起来，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么也就解释不了了。
大家知道，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可以要求二者以阐释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力量。
* * *
[1] 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当时法国贵族男子盛行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平民则穿长裤，无套裤，故有无套裤汉之称。——译注
[2] 这个建议绝非套话。如今的心理学家极少研究自己身边的世界，甚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我在《哲学评论》刊出的一则针对我出版的书的批评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散漫的心态。其中，作者批评我“研究社会和报纸胜过研究书本”。
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批评。报纸的社会栏目和现实世界的视角要比充斥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类期刊中的形而上学的不尽合理的论调要有意义得多。
哲学家们开始觉得这类无聊之语很幼稚。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写所有这些论述只不过是要表达“粗略观察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几个争论”时，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数卷这类的陈词滥调。作为最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大家，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承认“一门学科中的每一句陈述的不足，都会招致形而上学的批评”。二十年来，我一直试图将心理学纳入对现实的研究中，但学院派形而上学的思潮仍难以转向，尽管其影响尽失。
第二章 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
一、旧体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历史学家坚信，大革命针对的是君主制的独裁，但事实上，在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法国国王就已不拥有绝对的王权了。
只有在很久之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君主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为显赫的君主们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与庄园主、教士、国会议员们做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获胜。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拥有足够的权威去对抗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来保护其最亲密的亲信。他的朋友兼参事贝尔干（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学院，遭到了后者的拘捕。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释放他，然而却遭到了拒绝，在没有其他办法保护他之后，他不得不派警卫人员将其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弄出来，并将其安置在卢浮宫，置于自己的身边。索邦神学院并不服输，终于在国王不在的时候，再一次逮捕了他，并将其交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判刑，中午便被火刑处死。
法国国王们的权势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巅峰，随后便迅速地衰落。因此说路易十六专制的确非常牵强。
所谓当家人实际上是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们的傀儡。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别人强迫他做的，极少是其本人愿意做的。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国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权势源于神圣的血统以及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形成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骨架。
旧体制崩溃的真正原因就是作为其根基的传统的式微。当传统在被一再质疑以至于乏人拥护后，旧体制便像一栋根基被掏空的建筑物一样轰然倒塌。
二、旧体制的弊端
一个建立已久的体制最终都会得到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接受。当体制的弊端成了习惯，人们也就难以觉察了，只有在认真思考时，弊端才会暴露出来。人们会思索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些弊端。真正不幸的人是觉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时代，在作家们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意识，我们稍后探讨这些作家们的行为。旧体制的不足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不足数量庞大，仅列举其中几条加以说明。
通过对独立省份接连进行征服后形成的法国，尽管中央集权有相当的权威，但国内还是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律、习惯法和风俗，且税赋各不相同，关税壁垒使得彼此间隔离开来。法国的统一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它是各类地区的一种聚合体，法国在历任国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完全统一。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这种统一。
不但存在着空间上的割裂，还存在着社会的割裂。社会被划分为贵族阶级、教士阶级、第三等级 [1] ，各阶层间的等级森严，难以轻易逾越。
划分阶级是旧体制的权力之一，因此，旧体制要竭力维护这种阶级划分。阶级划分成了产生仇恨的主要原因。作为获胜方的资产阶级，它的暴力行为其实就是对自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蔑视和压迫的一种报复。自尊受到伤害是最难忘的伤害。第三等级遭受的伤害最为深重。在1614年的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被迫摘下礼帽，屈膝行礼。当第三等级的一位代表说三个阶级亲如兄弟时，贵族阶级的发言人回应道：“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根本没有兄弟情义，贵族们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们的后人称兄道弟。”
虽然启蒙运动有了长足发展，贵族和教士却依然坚持要求享有特权和待遇，但由于这些阶级已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贵族阶级受到王权的猜忌，并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来越好的资产阶级所逐渐取代，他们由此远离了公共职位，只剩下一个名头。泰纳对这种情况作了清晰的阐述：
自从贵族失去了特权以后，第三阶级借助教育和才华全面接管了权力，二者之间没有了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是有害的。既然贵族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无能是子虚乌有，那么习惯法构建起来的不平等不再被认可便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等级也必然会对特权表示不满。
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等级，使得人们对贵族和教士阶级主动放弃特权不抱什么希望。最终在外力的逼迫下，他们在一个难忘的夜晚 [2] 放弃了特权。但太迟了，此时的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的发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公民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与生俱来的特权等。虽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里一样。我们由此将会少受二十年的祸害，而为了避免这些灾祸，还需要一个与我们心理构成不同的心理构成，尤其需要一些与该时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资产阶级对源于传统形成的凌驾其上的阶级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在大革命胜利后洗劫失败者财富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诺曼人纪尧姆家族（Guillaume le Normand）在征服英国之后把土地分发给士兵一般。
虽然资产阶级厌恶贵族阶级，但它对君主制却没有丝毫的愤恨，在资产阶级看来，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国王的愚钝和对外国的依赖却使其慢慢得丧失了民心。
第一届议会从未想过要建立共和制。实际上，议会具有极端的保王主义性质，它只想用君主立宪制来代替绝对君主制。当议会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后，便开始对国王的抵制不满。然而却不敢推翻他。
三、旧体制下的生活
对旧体制下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真实处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为大革命辩护的作家们像捍卫宗教教义的神学家们一般，把旧体制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描述得极为不堪，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不幸的人为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饿死。前巴黎大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其中有一篇名为“路易十四时期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文章还附有一幅版画，画中最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人和狗在争抢已经完全没有肉的骨头。在那个人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捂着肚子蜷缩着身体，在远处有一名妇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说是尸体，或者是饿殍。朗博还举了旧体制统治的一个例证：“花上800里弗 [3] 在警察局谋得一份差事，便可以获得40万里弗的回报。”但在倒卖这类肥差的掮客眼中，谋得这些数目的好处算得上是极为清廉的了。他还向我们证实“只要花420里弗便可将人送进监狱，在路易十五时期，被监禁或放逐的人达15万之多”。
大部分有关大革命的书籍都缺少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这也是这个时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当然，原因并非缺乏资料，而是资料的矛盾丛生。只要将英国旅行家杨所看到并描绘的富足、热情的农民形象与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进行对比便可知晓。
农民们真的不堪税赋，要将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缴而不是当今的五分之一？对此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证实旧体制下的农村居民不可能过得如此悲惨，因为我们业已证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农民买下的。
人们对当时非常暴虐和复杂的财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预算经常处于赤字状态，残暴的包税人在各种税赋上层层加码。到了大革命时期，这种财政形势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上也提到了这点。我们注意到，会议记录所列举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严寒的冬季所引发的危机的真实情况。如果再提前10年，这些记录里会记载些什么呢？
尽管形势严峻，但这些记录中也不会载有任何革命的想法。最激进的想法也不过是要求“加税要由三级会议批准，且所有人都应纳税”。不否认有时还会提出“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一部规定国王权力和国民权力的宪法的制约”。如果这些愿望得以实现，那么用以取代绝对君主制的君主立宪制很容易便会被建立起来，大革命由此也就很可能不会发生了。
不幸的是，由于贵族和教士阶级太过于强势，而路易十六又过于软弱，导致这种方案夭折了。
资产阶级的要求也给这种方案带来极大的麻烦。声称要取代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真正推手。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很快便超出了其预期、要求和希望。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平等，但人民也转而向它要求平等。大革命由此最终以成立民众政府而结束，但这是大革命从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的结局。
四、大革命期间对君主制的情感变化
虽然情感因素演化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革命期间，不但民众对君主制的情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连革命议会也是如此。从第一届革命议会的立法者们满怀敬意地簇拥在路易十六的身旁到其被砍头，中间只隔了短短数年时间。
这些转变只是表面上的而非深层次的。事实上，也只是把对同一个秩序的情感进行了简单的位置调换，也即这个时期的人们把口中念叨的对国王的爱，转移到了继承其权力的新政府的身上。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旧体制下，所谓天授神权的君主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权力，各地的民众都对其表示了认同。
一旦受到膜拜的人的权力一再被证实是虚幻的，那么民众对君主绝对权力的迷信便会立刻崩塌，其威望便会立刻消失。一旦失去威望，民众便不会原谅那曾让人着迷而如今崩塌的偶像，并寻找他们不可或缺的新偶像。
自大革命伊始，大量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件终让最狂热的信徒们明白，君主不再拥有权势，众多其他势力不仅可以挑战君主，还可以凌驾其上。
目睹了王室在议会上的颓败及其在面对武装进攻时却无力保护巴黎市中心最坚固的城堡巴士底狱，老百姓们会做何感想？
王室的弱不禁风昭然若揭，议会的权势如日中天。在百姓看来，弱不禁风便是威严扫地，于是百姓们转而投向了强者。
议员们的情感也在变化当中，但演化极为缓慢。这也是为何当巴士底狱被攻陷后，在国王逃走并与外国势力串通的情况下，议员们对君主制的信仰依旧的原因。
对王室的忠诚非常强大，以至于巴黎的骚乱和事变虽让路易十六掉了脑袋，但还不足以彻底摧毁这种忠诚。在外省，人们对古老君主制长达数世纪的虔诚 [4] 依旧。
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在法国大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对王室的忠诚，这也是保王事件以及起义在几个省份频发的原因。频繁的事端让国民公会疲于弹压。但在巴黎已不见对王室的忠诚，因为在巴黎，王室的颓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省人看来，王权依然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依然具有威信。
对王室的感情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断头台也无法遏制这种情感。保王运动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直持续不断，在督政府时期甚至愈演愈烈，49个省派保王党代表去巴黎请愿，由此引发了果月政变 [5] 。
对君主制的这些情感，大革命难以压制，这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掌权。波拿巴占据了王位后，几乎又重新恢复了旧体制。
* * *
[1] 在法国旧体制中，第三等级是指当时法国社会中除了教士阶级、贵族阶级之外的其他公民组成的阶级。第三等级没有前两个等级所拥有的封建特权，并且担负纳税和其他封建义务。——译注
[2] 史称八月法令，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废除”。1789年8月4日晚，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在国民议会上纷纷宣布放弃封建义务。一夜之间，议会通过30个法令，宣布废除全部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包括教会什一税、贵族狩猎特权、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译注
[3] 里弗（Livre），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译注
[4] 为了表达人民对国王的这种深厚爱戴，米什莱讲述了发生在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件事。“当人们在巴黎得知路易十五离开王宫视察军营并在梅斯（Metz）患病的消息时已是夜晚。但人们还是不顾休息，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打探；教堂在深夜也敞开大门……人们聚集在十字路口，陌生人之间彼此靠近，相互询问。有好几个教堂的牧师泣不成声，中断了唱诗，改为国王的健康祈祷。百姓们也悲戚哭喊……当信使带来国王康复的消息时，大家上前拥抱，几乎使之窒息；人们亲吻他的马儿，似乎在欢迎凯旋的英雄……大街小巷响彻‘国王康复了’的欢呼声。”
[5] 法国督政府中的共和派督政官为镇压保王党复辟活动而组织的政变，发生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故名“果月政变”。——译注
第三章 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传统、情感、道德观构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为并维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的外在生活，各个时代皆是如此。
一旦这套框架的抗应力下降，之前没有可能产生的思想观点便可能萌发、滋长。如在两个世纪前曾遭到猛烈鞭挞的某些理论，到了大革命期间却大行其道，其中缘由便是如此。
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缓慢的心理演变的结果。若要对一场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极为缓慢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看不到这种演化的。人们只有把同一个社会阶级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变化曲线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对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为了弄清楚饱学之士对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室的看法，人们可以将博絮埃和杜尔哥（Turgot）的政治理论加以比较。
博絮埃在解释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时说，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国王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对人负责，它只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评判。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样强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动摇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尔哥一类谋求改革的大臣们，他们的著述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们几乎绝口不提圣灵或国王，而人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的描绘。
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从税赋、贫穷、饥荒到不幸的战争这样一个演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君主权威的尊崇产生了动摇，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时机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个的精神框架开始分崩离析并迅速解体。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新思想，在大革命时期能够迅速传播开来的原因。
实际上，这些极具诱惑力的思想早已出现过多次并影响了英国政治多年。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们便已开始捍卫自由、诅咒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发动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尽管其本人及其父辈早已从教科书中知道了这些事物，但他们却不为所动，因为时机不成熟。为何在一个把等级制度当成一种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时代，人民反而会受到这些思想的触动？
哲学家们在大革命爆发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什么新东西，但却发展了批判精神，而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教条无法对抗这种批判精神。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影响下，业已不受待见的事物变得越发不堪，当传统和声望尽失时，整个社会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种逐步解体最终传导至民众，但解体进程并非由民众开启。民众只是效仿，绝非首创。
哲学家们无法对人民施加影响，但对于民族中的开明阶级的影响却不同凡响。游手好闲的贵族阶级，长久以来不予委任职位，因此，对社会心怀不满并跟着哲学家们一起鼓噪。缺乏远见卓识的贵族阶级率先与自己唯一赖以为继的传统相决裂。满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断地以批判来挖自己特权的墙脚。最热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运的宠儿群体之中，如今也是一样。贵族阶级鼓励人们去论述社会契约、人权、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批判特权阶级的武断、尸位素餐以及各种弊端的演出击节叫好。
一旦人们失去了对规范其行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会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满。所有的阶层都感到之前的行为理据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长达数世纪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们和贵族的苛责的精神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与其他的重大影响叠加后可以产生共振效应。我们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时提过，如今业已分道扬镳的教权和世俗政府，在旧制度下却是紧密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君主制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知识的持续进步让人从信奉神学走向崇尚科学，从神启的真理走向观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尽管一直模糊难辨，但这表明，规范人们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的价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在“人们普遍不满”的这片废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会大厦的魔术棒？
人们一致相信，理性具有传统和神灵所失去的那种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计其数，由此认定以理性来建设社会，以理性完全改造社会，难道不合理吗？为何要怀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传统越来越被人鄙夷，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终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催生出了大革命，还完全驾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与过去相决裂，为了按照逻辑指定的蓝图来建立社会，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学家们的唯理论逐步传播到了民众并被总结成为一句话：从前应当遵从的东西如今不再被遵从，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对从前的主子唯命是从。
对上流阶级所不再遵从的事物，群众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从。当遵从的障碍消除后，革命便水到渠成。
这种新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普遍的不顺从。据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 [1] 讲述，当她在隆尚（Longchamps）游历时，老百姓一边踏上马车的踏板一边对她说，“明年，您便会待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不只是民众表现出这种不顺从和不满。在大革命前夜，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泰纳说：“底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诸侯对大领主、农民对城里人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精神状态从贵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众，同样也波及了军队。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内克尔（Necker） [2] 说“我们对军队没信心”。因为军官们也被人道主义化、被哲学化了。从社会底层招募来的士兵虽然没有被哲学化，但都变得不听话了。在他们简单的大脑中，平等观仅仅意味着可以对上级和一切命令说不。1790年，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加以威胁，甚至有几次，如在南锡，军官们还被关押起来。
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蔓延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军队，这成了旧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罗尔写道“受到第三等级 [3] （Le Tiers）思想的影响，军队发生了背叛，正是这种背叛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但不能因为他们抨击不公和舞弊，就认为他们就是民众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在研究了古希腊时期民主的作用后，普遍对民主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与民主伴随而来的破坏、暴力，他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决于民众的意见，民众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几个演说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是伏尔泰真正的前辈，他对雅典民众政府的所作所为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看到的这段历史，其间充斥着群体性的骚乱；雅典城被各个派系所瓜分；暴动让该城市不得安宁；在残暴的煽动者的蛊惑下，最有才华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处死；人们确信，这个以特别自由而著称的民族，本质上却是一小撮蛊惑者的玩偶，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根据自己的兴致一会儿让它向东，一会儿让它向西，犹如海浪随风变向。在马其顿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您是找不到雅典历史中那么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鸠也对民主没有太多的好感。在描述了三种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专制——之后，他还特别指出民众政府容易出现的问题：
人们因法律而自由，但人们还想自由地反抗法律；准则成了严厉，规则成了束缚。私人的财产成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又成了私人的祖业。共和国是一种招牌；它的力量为几个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为所欲为。……于是出现了许多的小暴君，每个小暴君身上都拥有单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仅剩下的一点自由的东西也很快让人难以容忍；单一的暴君出现了，民众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腐化堕落的资格也没有了。民主要设法避免极端的平等意识，因为它将导致民主走向一个人的专制，就像一个人的专制终将走向征服一样。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国式的立宪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为专制。只是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哲人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至于百科全书派，人们认为其在大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尔巴赫（Holbach） [4] 、伏尔泰和狄德罗之外，大多不太关心政治。他们捍卫个人的自由，抨击极端狭隘的教会的侵犯以及哲学家的敌人。他们既非社会主义也非民主分子。大革命和他们的理念毫无关联。伏尔泰本人表示自己对于民主不大赞同，他说：
民主仅适合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且还要位置好。尽管很小，但是它也会犯很多错，因为它也是由人构成的。混乱将在那里成为常态，就像挤满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过，因为喝下了这免费的海水 [5] ，该国将不会发生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会有爱尔兰大屠杀，不会有西西里岛晚祈祷事件 [6] ，不会有宗教裁判所，不会有苦役犯，除非这个共和国是由地狱某个角落的恶魔组成的。
所有这些所谓大革命的煽动者的观点却绝少是颠覆性的，几乎看不到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卢梭是他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几个民主哲学家之一，这也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在大恐怖时期被奉为圣经的原因。他似乎在为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情感主义的冲动所引发的行为开脱，并为其提供理性主义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未曾鼓吹过神秘主义、情感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直觉相当可疑。他本人认为，他的社会重组计划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只适用于很小的城邦。因此，当波兰人向其讨教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向其建议选择一个世袭的国王。
在卢梭的理论中，关于完美的原始社会状态的理论大受褒赞。当时的作家们和他一样，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无缺的，只是社会让他们堕落了。用好的法律来对堕落的人加以矫正，人们便可以重获原始时代的那种幸福。由于不懂心理学，卢梭便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受到同样的制度以及同样的法律的制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爱尔维修（Helvétius）写道：“一个民族的善与恶向来都是立法的必然结果……各个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结晶，这点难道有问题吗？”
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了。
三、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很难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间某位资产者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不过，著名的《人权宣言》对这些观点做了概括，大致将其分为博爱、平等、民众政府等几种形式，我们将从《人权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都没有得到大革命时期人们的高度认可。而且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新立法者们依旧沉浸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回忆中，重温着柏拉图和普鲁塔克（Plutarque） [7] 的著述。他们想重现斯巴达时代的政体、习俗、法律以及朴素的生活。
莱克古斯（Lycurgue） [8] 、梭伦（Solon） [9] 、米太亚德（Miltiade） [10] 、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Manlius Torquatus） [11] 、布鲁图斯（Brutus） [12] 、穆西乌斯·塞沃拉（Mucius Scoevola） [13] 以及神话人物的米诺斯（Minos） [14] 都成了戏剧舞台和讲坛上的常客，为民众所津津乐道。革命群众始终笼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环之下，只不过后来人们将其换成了18世纪的哲学家的光环。
人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一般被描述为一群在思维缜密的哲学家们指导下的、坚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实际上，他们却从不主张进行革新，而是执着于尘封已久的、充满不确定性且他们一无所知的过去。
理性的人是不会在如此遥远的过去中寻觅自己的榜样的，而只想着采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大加赞扬的英国式的宪政体制，且各个民族都应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机。
他们的抱负仅限于完善现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但在革命时代，人们所设想的道路往往与实际的道路截然不同。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根本没人想到温和的、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革命会迅速转变成为一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专政之一。
* * *
[1] 勒布伦夫人，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御用肖像画家。——译注
[2] 内克尔，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瑞士银行家，主张缩减开支，1781年被免职。——译注
[3] 第三等级，通常是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纳税义务的人构成的等级。与那些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人构成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他们均属被统治阶级，虽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但却没有任何权利。——译注
[4]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哲学家，无神论者。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商人家庭。1735年时移居法国。1744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1749年回到法国，后继承伯父的男爵爵位。与狄德罗等人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是“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有《自然的体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圣的瘟疫》《自然政治》等。其中，《自然的体系》一书有“无神论的圣经”之称。——译注
[5] 原文如此，在此应该指采用了“民主”。——译注
[6] 指反对安茹王朝的西西里国王卡洛斯一世对当地统治的一场起事。1282年3月30日是复活节，一大群西西里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祷钟响起。一伙法国官员也加入了人群，不顾人们对他们冷眼相向。几个法国人开始和西西里女子套近乎，后来一个法国军士带着一个已婚的女子离开人群，女子的丈夫当即就把法国军士刺死了。法国人立马要为他们的同伴复仇，却当场遭到群众攻击和杀害。当全城的晚祷钟声响起，报信者们在巴勒莫四处奔走，号召人们暴动。西西里人屠杀了法国人以及同法国男子结婚的女子，侵袭了房屋、客栈和僧尼修院。——译注
[7] 普鲁塔克（约公元46年—120年），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译注
[8] 莱克古斯，古斯巴达的立法者，主张严刑酷法。——译注
[9] 梭伦，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译注
[10] 米太亚德，约公元前554年—前489年，古希腊的雅典统帅。——译注
[11] 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古罗马执政官。——译注
[12] 布鲁图斯，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注
[13] 穆西乌斯·塞沃拉，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译注
[14] 米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国王，主神宙斯和欧罗巴之子。——译注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一、对原始人、自然状态、大众心理的幻象
我们已经提及并再次重申，一个学说中的谬误并不妨碍它的传播，唯一要关注的是它对人的影响。
在心理学家看来，批判错误却无人喝彩，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哲学家要想弄清楚人们为何如此沉迷，不妨着重研究一下人们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大革命时期才会出现如此多的意义深远的幻象。
最为明显的一个幻象便是关于我们先祖和原始社会的本质。在人类学还没能揭示我们远祖的生存状况之前，人们只根据《圣经》的记叙而认为，人类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后来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应该皈依的模型。重返自然状态很快成了众口一词的要求。
卢梭说：“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论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则便是：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他热爱公正和秩序。”
现代科学通过我们祖先生活的遗迹判断其生存状况，很早便证实这个学说是错误的。现代科学认为原始人是粗野残忍的，他们和现代野蛮人一样，不知善良、道德、怜悯为何物，他们只受冲动的支配，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便离开洞穴冲向猎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们会扑向敌人。理性尚未诞生，不可能对他们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与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标不在于回归原始状态，而是要脱离原始状态。雅各宾党人恰是要以摧毁一切社会约束——没有这些约束，任何文明都无从谈起——从而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状态，将一个开化的社会变成了野蛮的游牧部落。
理论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与一位罗马将军对占卜者的力量的认识差不多。作为行动的动机，它们的影响都相当大。国民公会总是从中汲取动力。
有关原始先祖的错误认识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现代发现之前，人们对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的了解是少之又少。但大革命理论学家完全无视其周围人的心理则是难以理解的。
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完全不具备细微观察的能力，这点似乎能说得过去。他们生活在同龄人之间，但却既不观察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他们从不怀疑大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人民总是和他们空想出来的虚幻模型相一致。由于对心理学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无知，他们认为人民的本质是善良的、有情义的、懂得感恩的并时刻准备倾听理性的声音。
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的话语表明他们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当农民开始焚烧城堡时，他们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并苦口婆心地劝导农民停止纵火，以免“惹恼了他们的好国王”，并恳请他们要以“德行来感动国王”。
二、幻想使人摆脱过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类很容易摆脱过去，一个社会可凭借制度来加以全方位的重塑，这点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础原则之一。
在理性的启蒙下，立法者认为，除了可作为模式的原始社会之外，过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谬误的一种遗赠，立法者决定要与之彻底决裂。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意图，他们建立起一个新的纪元法，并更改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称谓。
考虑到人与人都是相似的，他们认为可以为人类立法。孔多塞（Condorcet） [1] 说，“一部好的律法应当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如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正确的一个几何命题”，他认为自己阐述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论学家从未觉察到隐藏在显性的事物背后那些不可见的动因，这些动因决定着事物的走向。生物学的进步表明，他们的错误是何等严重，生物对其过去是何等依赖。
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一直在与过去的影响做斗争，而根本不明白过去的影响为何物。他们想要斩草除根，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对制度和法律的绝对力量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在初期则是信心满满。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宪议会的发言席上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宗教，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在场的人居然也毫不惊讶。人们知道，他们想稍后去做这个事情，人们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企图遭到了何等惨烈的失败。
雅各宾派拥有一切成功的要素。得益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暴政，他们扫清了一切障碍。他们所钟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在十年的暴力、摧毁、焚烧、屠杀、动荡中，他们的颓势越发明显，最终沦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独裁者在整个法兰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复先前遭到废除的绝大部分事物。
雅各宾派想要在纯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会的企图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实验。人类或许将不会再以如此大的规模来重蹈覆辙了。
尽管教训异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们依旧看到，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凭借他们的空想来主张彻底重塑整个社会。
三、对大革命原则的理论价值的盲从
大革命用以构建新权力的基本原则被写入先后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权宣言》之中。这些《宣言》都宣称“主权原则属于国家”。
这三部《宣言》在几个方面并不一致，尤其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条只是简单地说“人生而自由，始终自由，且权利平等”。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更进一步明确了“所有人生而平等”。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说得较有分寸：“平等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在谈及权利之后，第三部《宣言》还认为有必要就“义务”做出说明。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书》中的道德。其中的第二条认为“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源于铭刻在每个人心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它们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部分。
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尽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当巨大。
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们的墙壁上，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它拥有实实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师施加了魔力的咒语。
在承诺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动下，这句咒语的扩张力十分惊人。成千上万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每当一个地方爆发革命，总会听到这同样的话语。
选择这样的范式非常幸运，它属于笼统含糊的、让人浮想联翩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恨、自己的希望来自由阐释它。真实的意义并不重要，从信仰而言，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则中，平等最富有意义。在本书的另一个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续并被保留下来的，其影响至今不绝。
人们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国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须追溯至古希腊共和国时期，人们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传授平等理论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只根据人的德行来对人进行评判。
仅仅把平等宣称为一个原则是不足以让人遵守的。基督教会很快便抛弃了理论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只是演讲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词的意义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其中隐含的情感经常与其真实的意义截然相反，不但体现着“不让任何人高于自己”的蛮横要求，还伴有“自己要高人一等”的强烈愿望。
在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中，在如今的雅各宾党人中，平等一词释放出来的仅仅是对于一切优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愤恨。为了消除优越，他们声称要统一习俗、礼仪、习惯、地位。一切专制，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外，都是可憎的。
无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这让他们感到反感，于是他们便矢口否认不平等。第二部《人权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谎称“所有人生而平等”。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对平等的渴望之下的只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需求。拿破仑被迫为他们恢复了贵族头衔和勋章。泰纳指出，在最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为驯服的统治工具，泰纳说：“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顷刻间，他便把他们的专制本能欲望、发号施令的欲望、强过别人的欲望尽收眼底。此外，绝大多数的下属也都对金钱和享乐充满渴望。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部长、行政长官、专区区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们只是穿着两套服装的同一人，只不过前者着短上衣，后者穿绣花外套。”
平等教义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资产阶级要求人民主权的申明。这个申明一直是纯理论上的空谈，至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则是大革命的遗赠。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平等”左右的“自由”和“博爱”两个词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大革命以及帝国期间，除了装扮语句之外，它们几乎毫无用处。
此后它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博爱根本没有被用于实践，人们也几乎不在意自由。实际上，工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给了工会。
总而言之，尽管共和格言极少用于实践，但它的影响特别巨大。除了这三个著名的词语之外，法国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业已荡然无存，这三个词成了人民的福音书，成了横扫整个欧洲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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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1793年7月，执政的雅各宾派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为罪名追捕孔多塞，后者于9个月后，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