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的未来做出推测，以此结束讲座，这个想法很是诱人：小说会变得更加现实还是更加不现实？小说会被电影扼杀吗？诸如此类。推测无论是悲观的还是积极的，通常都有些夸大，这是提供帮助或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捷径。但是我们没有权利放任推测。我们拒绝了过去的束缚，所以绝不可占未来的便宜。我们想象了过去两百年里的小说家集中在一个房间里写作，诉诸同样的情感，把各自时代发生的事件放入灵感的熔炉，无论结果如何，我们这种方法都是合理的——这是对一群像我们这样的伪学者而言。不过我们必须设想一下未来两百年里的小说家也在这个房间里写作。他们的题材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他们不会改变。我们或许可以驯服原子，我们或许可以登上月球，我们或许可以遏制战争或者强化战争，动物的思维过程或许可以被理解了；可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因为这都属于历史而不属于艺术。历史是发展的，艺术是静止的。面对所有这些新的事实，未来的小说家不得不使用的还是那个虽说可变却依然古老的创造性思维机制。
然而有一个问题涉及我们的主题，这个问题只有心理学家才能回答。不过我们还是来问一下吧。创作思维过程本身会改变吗？镜子上的水银涂层会更新吗？换句话说，人性会改变吗？我们且静待片刻，对这种可能性稍作思考——如此放松一下理所当然啊。
对这个问题听听老年人怎么说是很有趣的。有的时候他语气很自信。“到什么时候人性都是不变的。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原始野人。文明——呸！就是表面文章。总不能改变事实吧。”他感觉生活富足心宽体胖的时候就会这样说。他感到沮丧，让年轻人给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或者因为年轻人会在人生中获得成功而他失败了，他为此而伤感的时候，他的看法就反过来了，他会神秘兮兮地说：“人性是会变的。我这辈子就看见了，天翻地覆啊。得面对事实。”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反反复复，时而面对事实承认改变，时而拒绝改变。
我要做的只是陈述一种可能性。如果说人的本性的确是可变的，那将会是因为人类个体做到了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自己。不管在哪里，总是有人一直想这样做，人数很少，不过其中也有几个小说家。所有的机构和既得利益团体都反对这种探索：宗教组织、国家、家庭（就其经济这一面而言）都无法从中获益，只有在外部阻碍势力减弱的情况下，探索才能继续：这是历史的限制所致。也许探索者会失败，也许思考的工具不能对其本身进行思考，如果能的话，也许就意味着想象类文学的终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就是那位敏锐的探询者艾·阿·理查兹先生[169]的看法。不管怎样，小说就是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甚至燃烧起来的，因为如果小说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他也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笔下的人物，结果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照明系统来照亮人生。
我不知道上述言论与哪种哲学或者与哪些对立的哲学沾边，但是在我回望自己残缺不全的知识、探究自己内心的时候，我看到人的思想有这样两种运动：一种是汹涌澎湃、冗长乏味的洪流，叫历史，另一种是羞羞答答、踯躅不前的侧流。这两种运动在以上讲座中都没有谈到：不谈历史，因为历史只顾带着人前行，不过是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而已；不谈那种踯躅不前的侧向运动，因为这股侧流行动太慢，太小心翼翼，在我们考察的短短两百年跨度里几乎看不出变化。所以我们将其设定为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然后才开始提出人类本性不可改变，这种不变的人性接连不断地生产出散文体虚构作品，此类作品长度达到五万词及以上即称为小说。如果我们有能力或者有资格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考察所有的人类活动及前人类活动，我们也许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种缓慢的侧向运动，火车乘客的变换，都有可能看得出来，“小说的发展”这个说法也有可能变得重要起来而不再是一个伪学术的标签或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技术问题，因为其中蕴含了人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