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号的晌午，我无意间听到一个朋友路过旅馆的休息室时说了一句“听说电话局那边出事了”。不知为何，我当时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话。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正走在兰布拉大道上时，突然听到身后不远处传来了枪声。我回头一看，一群年轻人正端着步枪，脖子上裹着无政府主义者统一佩戴的红黑相间的领巾，沿着兰布拉大道渐向北去了。显然，与他们交火的正是埋伏在那座高耸的八角塔（那应该是一座教堂，整条街道都在它的控制范围内）里的一伙人。我的第一反应便是“开战了！”不过，这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闻了，因为这些日子以来，人们随时都在等着战争的爆发。我马上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回到旅馆，我要确保我妻子的安全。可是那帮无政府主义者把着街口，对着人群吼叫，勒令人们往后退，不要穿越火线。枪声越来越紧了，子弹从高塔飞向大街，笼罩在恐慌中的人群为了逃避战火，不得不沿着大街比肩接踵地往后方拥退。此时，夹杂在枪声中的还有街道上的店老板们噼里啪啦地紧关百叶窗的声音。我发现有两个手持左轮手枪的人民军军官，正借着路边树的掩护而警惕地一步步撤退。前方蜂拥的人群正冲向兰布拉大道中央的地铁站寻求庇护。我决定避开他们，否则我很可能会被困在地下长达几个小时。
就在这时，一位曾和我们在前线并肩作战的美国医生突然跑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快！我们得马上赶到猎鹰旅馆（这是一家由马统工党负责的寄宿旅馆，专供民兵休假时居住）。”“马统工党的兄弟们要在那儿会合。现在是危急关头。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
“见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追问道。
医生只管拽着我拼命地跑，此时，他已是惊慌失措、语无伦次了。看来，他一定是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亲眼看见了大批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卫队的卡车驶向电话局并发动了突然袭击，车上几乎全是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紧接着，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便赶到了那里，冲突就此爆发。前不久我听说，这场冲突的导火索是政府提出了接管电话局的要求，显然这个要求是遭到了拒绝。
我们沿着街道一直往前跑，突然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车斗里站满了手持步枪的无政府主义者，最前面还有一位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趴在堆起来的垫子上，护着一把轻机枪。当我们到达兰布拉大道尽头的猎鹰旅馆时，那里已经挤满了骚动的人，他们聚集在旅店入口的大厅里乱作一团，面对当时的情景，大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我们该干些什么。这里除了大楼里充当人民警卫队的少数突击队员身上有装备以外，其他人都手无寸铁。我横穿过街道，走到马统工党当地所在的委员会，那里的楼上有一间经常给民兵发工资的屋子，里面乱哄哄的，挤满了人。其中有一个个子高高的、长相很英俊的男人，三十岁左右的样子，他穿着便装，脸色有些苍白。他一边试图维持着秩序，一边从墙角的一堆东西里给大家分发皮带和弹药筒，目前大概还没有枪。这时我忽然发现，那位美国医生不见了，我才明白过来，一定是出现了人员伤亡，需要医生。而此时，又来了一个英国人。这时，那个高个子和几个人正从里面的办公室里抱出了一些步枪，开始分给大家。由于我和那个英国人是外国人，他们对我们还稍有芥蒂，所以一开始没有人肯给我们发枪。后来，还是我在前线认识的一个民兵走进来认出了我，他们才比较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把枪和几颗子弹。
远处响起了一阵枪声，街上空无一人。大家纷纷议论，说想去兰布拉大道是不可能了。警卫队已经占据了所有大楼的制高点，对过往的人群无不开枪扫射。我原本打算冒险回到旅店，但是考虑到委员会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于是我决定还是留下来为好。整栋大楼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人群，无论是在楼梯上还是在外面的过道里，处处是熙攘的吵闹声，人们个个情绪紧张，慌忙无措。似乎并没有人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知道是警卫队攻占了电话局，他们占领了一切有利地位，控制了原属于工人的所有高楼大厦。在诸多大众的意识里，警卫队总是排在全国劳工联盟和工人阶级之后。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人们听不到一丝对政府的埋怨。在巴塞罗那，贫民阶层把警卫队视为走狗级别的暴力团伙，所以，他们自发组织发动突然袭击可能也被认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我得知事情的真实状况后，这件事情在我脑海中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冲突的一方是全国劳工联盟，另一方是警察。对于在资产阶级共产党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工人”形象，我并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当我看到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以他的血肉之躯与武装精良的警察，与他的天敌奋力斗争时，我知道我再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的立场了。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们这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甚至没有想过给我妻子所在的旅馆打个电话，确认她是否安全，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电话局已经中断了一切工作，然而事实上，电话局仅仅是短短几个小时的停滞运作而已。在这两幢楼里，差不多聚集了三百来号人。他们大多是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人民，从码头那边的穷街陋巷跑来这里避难的，其中有很多妇女，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还有就是一群衣衫破烂的小男孩。我想，他们中多数人应该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慌乱中逃到马统工党的大楼里来寻求庇护吧。这栋楼里面还有一些正在休假的民兵和为数不多的外国人。我估计，在这三百多号人里面大概只有六十支枪。楼上的办公室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索要枪支，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已经没有多余的枪支了。民兵队的小后生们似乎认为这只是一场热闹的聚会，他们只是不停地四下徘徊，想方设法地去讨好那些有幸分到枪支的人，或许干脆趁其不备顺手偷来一把。不一会儿，我的枪就被一个小家伙偷走了，还未来得及察觉，那家伙已经纵身逃走，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我身上还有一把手枪和一盒子弹，我就只能赤手空拳了。
天色暗了下来，我的肚子也开始抗议了，而放眼望去，似乎在猎鹰旅店也找不到什么可吃的东西。于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便偷偷地跑到他住的旅店去弄点晚上吃的东西，恰好那个旅店离这儿不算远。此时大街小巷都已经陷入一片漆黑而寂静的夜色中，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所有商店都门窗紧闭，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用钢制的百叶窗封了起来，不过街上的壁垒还没有建起来。朋友住的旅店已经反锁上了大门，还用重物挡起来作为防护措施。他们对于我们自然是很警惕的，在一番大惊小怪的盘问之后，终于放我们进去了。回来之后，我才得知电话局已经开始正常工作了，于是，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跑到楼上办公室，想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当然，这栋大楼里是不会有电话簿的，我又不知道我妻子所在旅店的电话号码。无奈之下，我只得辗转挨个搜寻每个房间，找了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才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旅行指南，我终于找到了我想要的电话号码。然而我没有联系上我的妻子，不过，几经周折后最终我还是与英国独立工党驻巴塞罗那的代表约翰·麦克奈尔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人遭到枪击，并且关切地问我马统工党委员会这边是否安全。我调侃地说道，要是能有烟抽就更好了。我只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麦克竟然带着两包“好彩”香烟站在了我的面前。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只身一人穿过街道，冒险穿梭在无政府主义者巡逻队的视线中。他们先后两次拦住他，用枪口指着他检验了他的所有证件。他这个小小的英雄壮举让我永生难忘。当时，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们真的有烟抽了。
那帮人几乎在楼上的所有窗口旁边都安排了武装守卫。在街上，一队突击骑兵正在对几个过路人拦下来进行盘问。一辆装满了武器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除了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个漂亮的黑发女孩，大概十七八岁的样子，腿上放着一挺轻机枪，她在小心地摆弄着。我在大楼的周围转悠了很长时间，这里倒是个闲逛的好去处，不过要想了解到一点地形情况是绝无可能的。满眼望去，处处是废弃的垃圾，破旧的家具，还有那些被人们随手撕掉的宣传单和海报……而这些似乎都是革命的必然产物。每每路过人群，只见大家都姿势各异地在沉沉地睡着。在走廊边的一个破沙发上，还躺着两个从码头那边逃过来的妇女，她们总是发出有节奏的呼噜声。这里曾经是一个卡巴莱剧场，后来才被马统工党接管。有几个房间里还留着表演的小舞台，其中一个舞台上摆放着一架大钢琴，此时的它显得如此落寞、孤独。走着走着，我的眼睛忽然被牢牢地吸引过去，我终于发现了我一直求而不得的东西——那是—个军械库。我来不及想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只知道我迫切地需要武器。以前经常听说，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FAI……这些对立的党派都一直在巴塞罗那的很多地方囤积着武器，所以我相信除了在这两幢大楼里我们所见到的五六十支枪之外，一定还有武器储藏在别的什么地方，在此之前我一直这么盘算着。这个军械库周围没有任何安保措施，门也很破旧，我和另一个英国人便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之后才发现，他们讲的全都是实话——武器确实没有多少了。我们只找到二十来支老式小口径来复枪和几支猎枪，而子弹却一颗也没找到。我赶忙跑到楼上办公室，问他们是否还有多余的子弹，答案是没有。不过，这里倒还有几箱手榴弹，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辆巡逻车给我们送来的。尽管都是些粗制滥造的手榴弹，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拿了两枚放进自己的弹药匣子里。
地上到处都睡满了四仰八叉的身体。不知道哪个房间里还传出了婴儿的哭声，哭声响个不停。虽然已经到了五月天，晚上却越发地冷了。有个房间的舞台上还挂着幕布，我便用刺刀割下一块裹在身上，打算睡几个小时。然而，我却总是被噩梦惊醒，睡梦中一想到那些手榴弹我就担惊受怕，想到如果我稍微用力翻个身，压在身体下面的那两颗手榴弹就会把我炸飞。凌晨三点的时候，那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叫醒了我，他给了我一支步枪，让我在一个窗户旁边站哨。他跟我说，带头发动突袭的警察局长萨拉斯已经被逮捕了。（后来我们才得知，实际上萨拉斯只是被解除职务而已。然而，新闻报道却仍然在说，是警卫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行动的。）天刚破晓，大家就开始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道街垒，一道建在马委会外面，另一道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鹅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道墙，而且卵石下还有很多小石子，很适合装沙袋。这两道街垒的修建过程简直称得上是一道奇妙的风景，我想要是能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们拍下来那该有多好！对于一件下决心要干的事情，西班牙人总是会奉献出他们无限的激情。人们无论男女老少，排着长长的队伍，无不挥洒着汗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就连那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们也都成群结队地团结在一起，他们用一双双孱弱的小手将那些鹅卵石一块一块地击碎，又将它们一捧一捧地装进麻袋里，然后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装满石子的麻袋拖到一辆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上，他们乐此不疲地推着装满沙袋的车子，摇摇晃晃地来来去去。在当地委员会的大楼门口，有一个德国的犹太小女孩，穿着一条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盖住了她的脚踝，她笑眯眯地四下张望着。几个小时后，壁垒已经砌得有一人多高，射击口旁边都站上了士兵，在另一道壁垒后面，有人烧起了火，打算好好地享用他们的煎鸡蛋了。
他们又把我的枪拿走了，对此我似乎无能为力。我和另一个英国人决定回到大陆旅馆去。虽然仍可听见远处接二连三的枪声，但似乎兰布拉大道上没什么动静。在回旅馆的途中，我们去食品交易市场上看了看。只有不多的几家商贩在营业，那些货摊被一群从大街南面的工人居住区来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我们刚到那里，便听到外面传来了沉重的枪声，屋顶上方的玻璃也被震得颤动起来，人们都飞奔着向市场的安全出口拥去。然而，仍有几家货摊还是选择继续营业。我们俩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还买了几条山羊奶酪放到了装手榴弹的袋子里。几天后，当我还能吃上奶酪时，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无比的庆幸。
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那个街角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开火，现在这里已经筑起了街垒。站在壁垒后面的一个人朝我大声喊，让我注意安全（我当时在街道的另一面）。已经占据了教堂钟楼的警卫队站在高处不分青红皂白地朝所有的路人开枪。我停了一下，然后猛地冲过街道，好险啊，一颗子弹从我肩膀的一侧飞了过去，近得让我不寒而栗。当我还在街道的另一侧，快要接近马统工党的行政大楼时，站在大楼门口的突袭骑兵向我大声地发出警告——可我当时没听明白他们在喊些什么，因为中间隔着几棵树和一个报亭（在西班牙，这种类型的街道都有宽阔的人行横道），我根本看不清他们在比画什么。我跑进大陆旅馆，觉得这里应该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于是，洗了把脸，然后又回到马统工党的行政大楼里请命，大陆旅馆和行政大楼之间大约有一百米的距离。此时，大楼外面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枪声足以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场真正的战役。楼下接二连三响起令人胆战心惊的爆炸声，那声音响彻天际，我想一定是有人在用野战炮向我们开火。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手榴弹，因为手榴弹在石材建筑之间爆炸，所以爆炸声响起来时要比平常高出两倍之多。混乱中我找到了柯普，问他我们该做些什么。
柯普朝窗外看了一眼，将手杖从背后收起来，说道：“下去看看再说。”接着，他便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下楼梯，我也紧跟着一起下了楼。结果发现，就在大楼的门口，一群突袭队员正在扔手榴弹，他们就像扔保龄球一样将手榴弹扔出去，让它顺着台阶滚到人行道上。手榴弹在二十米以外的地方爆炸了，和枪声交织在一起，发出了可怕的震耳欲聋的声响。在街道中间的报亭后面，有个人偷偷地探出了头，此时此刻，他的头就像是琳琅满目的展会上摆放的一颗椰子那样惹眼——他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美国民兵。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紧挨马统工党大楼的是一家楼上设有旅馆的咖啡馆，叫摩卡咖啡馆。开火的前一天，有二三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卫队员住进了咖啡馆，冲突发生后，他们便第一时间占领了整个大楼，而他们自己也困在了里面。或许他们是提前受命占领咖啡馆，以便为之后突袭马统工党大楼做准备。而当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想走出摩卡咖啡馆时，与突袭队民兵交了火，结果，有一名突袭队员身负重伤，而警卫队中有一名人员死亡。后来，警卫队撤回了咖啡馆，当那个美国人沿街走过来时，警卫队便向他开火，尽管那个美国人手里并没有武器。美国人急忙躲到报亭后面，这时，突袭队员看到警卫队出来放枪，便向他们扔手榴弹，想将他们再次逼回馆内。
大致了解了情况之后，柯普径直走过来，一把将那个正用牙齿咬手榴弹保险销的红头发德国突袭队员拽了回来，紧接着便大声命令人们撤回大楼，并试图用各种语言让大家明白，我们必须避免流血牺牲。随后，他便走出大门，站在一处可以看得见警卫队动向的人行道上，从容自若地解下手枪，轻轻地放在地上。随行的两个西班牙民兵军官也随之卸下手枪放在了地上。三个人缓缓地走向聚集在门口的那些正处于高度紧张、恐慌的情绪之中的警卫队人员。这件事若换作是我，就算给我二十英镑我也不会干的。他们赤手空拳地朝着那些装有真枪实弹的警卫队士兵走过去，可那些士兵却被他们的机智吓坏了。一个穿着衬衫、脸色吓得发青的士兵走出来和柯普谈判。他的手一直指着放在人行道上的两枚手榴弹，情绪显得十分激动。柯普回来之后告诉我们，最好去引爆那两颗手榴弹，否则路过的行人会很危险的。于是一个突袭队员向其中的一颗手榴弹开了一枪，手榴弹爆炸了，但他没有击中另一颗。我要过他的枪，蹲下来朝第二颗手榴弹开了一枪。很惭愧，我也没击中。
这是我在这场暴乱中开的唯一一枪。人行道上洒满了从摩卡咖啡馆的招牌上掉下的碎玻璃片，停在外面的两辆车中，一辆是柯普的军用车，车上布满了被子弹打出的窟窿，挡风玻璃完全被爆炸了的炸弹震碎了。
柯普又带我上了楼，并给我解释了一下目前的情形。如果马统工党大楼遭到攻击，我们必须守住这里，但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们命令我们按兵不动，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火。这栋大楼的正对面有一个叫作波利罗马的电影院，电影院的楼上设有一个博物馆，它的屋顶比其他正常的建筑高出很多，屋顶上还有个双拱形的瞭望塔。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控制整个街道，只要有士兵拿着几把枪守在那儿，就可以抵制一切向大楼发起的攻击。电影院的管理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我们在电影院进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被困在摩卡咖啡馆的警卫队，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太大威胁的，他们不想打仗，让别人活着，同时也能给自己留条活路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时，柯普重申了命令：除非有人向我们开火或者我们的大楼受到攻击，否则任何人不许开枪。虽然柯普没有说出来，但是不难推测出，马统工党的领导们对被牵连到这个事件当中是非常愤怒的，但他们还是认为不得不和全国劳工联盟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我们已经在瞭望塔上安排好了守卫。在接下来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溜进对面的旅馆吃饭时能短暂休息一下，我一直守在波利欧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没有遇到任何危险。我所忍受的最大的煎熬便是饥饿和无聊了，然而，这却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难熬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经历能比这场巷战更让人感到厌恶、绝望、身心疲惫的了。
在这几天当中，我总是坐在屋顶上，只是惊讶于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荒谬的景象。透过瞭望塔的小窗户，可以一眼望到好几里远的地方——那里有一排排高耸的楼房，琉璃的穹顶，还有那些由耀眼的红砖绿瓦盖成的拱形的屋顶。东面是波光粼粼的淡蓝色的大海——这是我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大海。这个有着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竟被深锁在了一个如此死气沉沉的噩梦之中。阳光毫不吝啬地洒在空旷的街道上，然而除了从壁垒后面和用沙袋垒起的窗台里射出的枪林弹雨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动向。街上没有来往的车辆，电车停在兰布拉大道上一动不动，电车司机早在开战前就跳出车外逃之夭夭了。此时，一直以来令人厌恶的声音带着跌宕绵延的回响在成千上万的石头建筑物之间飘荡，整个城市就像正在接受一场热带暴风雨的洗礼。机关枪、冲锋枪和手枪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响声和地动山摇的手榴弹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时而渐渐弱下来变成稀稀拉拉的响声，时而又变成震耳欲聋的猛烈的轰鸣声，这些声音一整天从未休止过，直到深夜。而当第二天的黎明到来时，又会准时地响起。
见鬼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谁和谁在对打，又是谁占了上风，起初很难搞清楚。巴塞罗那人早已习惯了巷战，对地形环境也十分熟悉，所以，单凭直觉他们就能分辨出哪个政党会控制哪些街道或是哪些建筑物，这是任何一个外来人员所无法企及的。站在瞭望塔向外望去，一眼便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其中一条主要街道——兰布拉大道，形成了整个城市的一条分界线。在兰布拉大道以东，无政府主义者牢牢地占据着工人阶级的阵营；在以西的方向，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中，正进行着一场毫无头绪的战斗，而在这场战斗中，似乎加联社党和警卫队都或多或少地占有主动权；而在兰布拉大道以北，加泰罗尼亚广场周围的地形情况十分复杂，若是每幢大楼上不挂上一面党旗，是很难辨别那里是属于哪个党派的。这里的主要建筑就是科隆旅馆——也就是加联社党的总指挥部，掌控着加泰罗尼亚广场。科隆旅馆这栋大楼仅有的靠近广场的一扇窗户里，架起了一挺机枪，选在这个位置作为机枪射击点，其威力足以横扫整个广场。在兰布拉大道南面，在我们以东一百米的地方，加联社党的青年联盟（相当于英国的青年共产主义者联盟）占据着一家大百货商店，他们将店内正对着我们瞭望塔的窗户用沙袋堵了起来。他们降下了他们的党旗，升起了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对于电话局来说，所有冲突的起因都是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党旗在并排飘扬着。那里已经达成了某种暂时性的协议，电话局的工作并未中断，大楼里暂时并没有人开火。
而此时，我们这边出奇的平静。摩卡咖啡馆的那帮警卫队已经关上了铁窗，用咖啡馆的家具堆起了一道路障。不久，就有六个人爬到了我们对面的屋顶上，用床垫搭起了另一座壁垒，而且还挂上了加泰罗尼亚的国旗。但是，看得出他们并不想主动开火。柯普和他们达成了明确的协议：如果他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也绝对不向他们开枪。上次交涉之后，柯普已经和那帮警卫队的士兵相处得很好了，并且还去咖啡馆对面拜访过他们几次。当然，警卫队已经将咖啡馆里所有能喝的东西洗劫一空了，他们送给柯普十五瓶啤酒当作礼物。作为回报，柯普竟然把我们的一支步枪送给了他们，用来补偿他们前一天无故不知去向的一支枪。然而，蹲守在屋顶上的确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荒诞离谱。有时候，我会油然升起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对那些可憎的声音置若罔闻。我常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看企鹅出版社的系列读物，幸好几天前我买到了几本。偶尔，我也会意识到在五十米外有士兵正在盯着我。我仿佛又回到前线的战壕里，有好多次我意识到我竟然差点把警卫队叫成了“法西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让自己从这个习惯中摆脱出来。我们总共有六个人守在那儿，每一个瞭望塔内都安排有一个守卫，而其他人则都坐在下面的铅板屋顶上，那儿除了一道石栏杆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掩护。我心里很清楚，警卫队随时都可能接到开火的命令。虽然他们已同意在开火之前给我们警示，但是也很难保证他们不会首先破坏协定。然而，只有一次，我以为我们所担心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后来发现是虚惊一场。那时对面的一个警卫队士兵蹲下来朝着壁垒开枪，当时我正好在瞭望塔站岗，见他开枪我便立即把枪口对准了他，朝他大声喊道：
“喂，不要开枪！”
“什么？”
“不要朝我们开枪，否则，我们就要还击啦！”
“不要，不要！我并不是朝你们开枪。你看下面！”
他用枪口指了一下通往我们大楼的一条小街道。那里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一把步枪，在街角鬼鬼祟祟的。显然，这个人刚向屋顶上的警卫队开过枪。
“我刚才是朝他开枪呢，是他先开的枪。”（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不会向你们开枪的。我们跟你们一样，都只是工人。”
他向我敬了一个反法西斯的礼，我回敬了他。我朝对面高声喊道：
“你们还有啤酒吗？”
“没有了，都喝光了！”对方大声回应道。
而就在当天，当我无意间把头探出窗外的时候，加联社党青年联盟的一个士兵在街边不远处的大楼里，毫无缘由地突然向我开了枪。也许是因为我太过惹眼了。我并没有还击。虽然他离我只有一百米左右，但子弹还是离我偏出了好几米远，连瞭望塔的屋顶都没打着，像往常一样，西班牙人的射击水平又救了我一命。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遭到从这幢大楼里发出的袭击了。
万恶的枪声仍旧响个不停。但是，就目前形势来看，双方都是出于自卫才开枪的。人们都只是待在自己的大楼里或壁垒后面向对方射击。离我们大约半里地的地方有条街道，那里的全国劳工联盟办公室和劳工总会的办公室几乎是面对面，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声音最为可怕。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天，我经过那条街道时，还能看到橱窗的玻璃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样。（巴塞罗那大部分店铺的窗户都用长纸条交叉着封贴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子弹打到窗格上的时候，玻璃会被震碎）。步枪和机关枪开火的嗒嗒声时不时地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所掩盖，而远远地人们就能听到沉重而响亮的爆炸声。这样的声音差不多有十几次，而且每一次都间隔挺长时间，我当时也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听起来像是空投炸弹，但又不可能是空投炸弹，因为周围根本没有出现过飞机。后来才有人告诉我，事实上很有可能是内部间谍故意一次性引爆了一堆炸药，为的就是制造更大的动静，造成更大的恐慌。不过，我并没有听到火炮声——我一直在等着听大炮的响声，因为一旦有大炮的轰鸣声响起，就意味着事态已经很严重了（火炮在巷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来，报纸上刊发了有关街道壁垒遭枪击的小道消息，却没人能够确切地指出哪幢楼房遭到过炮击。因为不管怎样，对于早已习惯了枪声的大众来说，发布壁垒遭到枪击的消息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食品短缺从一开始就是个难题。为了给守卫马统工党大楼的那十几个民兵弄到吃的，我们只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克服重重困难，溜到猎鹰旅馆那儿找点吃的（因为那些警卫队的士兵常常埋伏在兰布拉大道一带）。但是吃的根本不够分，因此，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必须尽可能地去大陆旅馆吃饭。大陆旅馆已经被自治政府“集体化”了，这儿和其他被全国劳工联盟或劳工总会控制的旅馆不同，它被视为是中立地。因此，战争一开始，这个旅馆就被一大群人挤得满满的，数都数不过来。其中有外国的新闻记者；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嫌犯；有为政府服役的美国飞行员；还有来自不同国家、持不同的政治观点、属于不同派别的共产党特工，其中有一个肥头大耳，一脸凶相的俄国人，据说他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人，绰号查理·琛，他腰带上别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枚小巧的手榴弹；看起来很像是亲法西斯的西班牙有钱人；有两三个负伤的国际纵队士兵；有因战争受阻而无法把橘子运回法国而滞留的法国卡车司机；还有许多人民军的军官。人民军作为一个集体，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中立，尽管也有少数士兵溜出来自立门户。在星期二的上午，我在马统工党的兵营里就见到过其中的几个人。刚开始，在食物短缺的形势还不是十分严峻、报纸还没有开始借此挑起仇恨之前，多数人都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玩笑。大家都说，这种事在巴塞罗那是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位意大利新闻记者走了进来，他叫乔治·提奥利，是我们的一位很了不起的朋友，他的裤子淋满了鲜血。原来他只是出去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在人行道上遇上一个伤员，便给他包扎伤口，不料竟有人像开玩笑似的向他扔了颗手榴弹，幸好他伤得不是特别重。我记得他当时感慨道：巴塞罗的铺路石是应该计算一下数量的，这样修筑和拆毁街道的壁垒时就少了好多麻烦。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换岗后饥肠辘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满身污垢地走进旅馆时，看到房间里坐着两个来自国际纵队的队员时的情景。他们的态度完全是中立的。我想，假如他们是自己政党忠实的拥护者，他们一定会极力劝我改变立场，或者干脆把我绑起来，拿走我满满几口袋的弹药。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他们只是十分同情我在休假期间还坚持在房顶上值勤。而他们对这场巷战的态度大致是：“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警察之间的一场小冲突，它并不代表什么。”不管战斗进行到什么程度，不管有多少人伤亡，我相信，较之官方所谓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起义的说法，他们的说法倒是更有几分贴近事实。
一直到星期三，也就是五月五日，这一切似乎都发生了改变。街道两侧家家户户铁窗紧锁，安静得可怕，即便有几个行人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出来，出来的时候也是一边蹑手蹑脚，一边高举着白色的手帕向周围的武装力量示意他们无意做出任何冒犯的举动。在兰布拉大道中间有一处还算比较安全的角落，几个卖报的人站在那儿朝着空荡荡的大街叫卖。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团结报》在星期二刊登的内容里，把电话局遭到攻击称为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挑衅”（或是其他类似的描述），而一转眼到了星期三，这家报纸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并开始劝导人们回去上班，语气中似带着几分恳求。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们也发布了同样的消息。马统工党报纸印刷厂的办公室——报纸的名字叫作《战斗报》——几乎和电话局同时遭到了突袭，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警卫队占领了。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而且利用一些其他的渠道把消息散布了出去。我极力劝说大家要待在壁垒后面。在这个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知道整个事件将会如何收场。也许目前还没有人离开壁垒，但我敢肯定每个人都已经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枪战达到了极度厌恶的程度，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没有人希望整件事最后演变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那只能意味着彻底输掉了反对佛朗哥法西斯的战争。据我了解，这种担忧不止存在于一个党派中，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人几乎都对此忧心忡忡。到目前为止，我们不难发现，从广大的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一贯主张和既得利益来看，他们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拿回电话局的控制权；二是解除令人憎恨的警卫队武装。如果政府能答应这两个条件，并承诺不再牟取食品暴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用不了两小时壁垒就会被全部拆除。但是，显然自治政府没打算妥协，而此时，谣言仍在四处散播。有传言称，巴伦西亚政府已派出六千多名士兵前去占领巴塞罗那，而五千多名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民兵则已经离开了阿拉贡前线，准备对抗政府军。事实上，只有第一个传言是真的。从瞭望塔望去，我们看到了浅灰色船只已驶进港口，看上去像是军舰。水手出身的道格拉斯·莫利说，那东西看起来像是英国的驱逐舰。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就是英国的驱逐舰。
我听说那天晚上在西班牙花园广场，有四百名警卫队士兵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了，还有消息称，全国劳工联盟好像已经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控制了整个局势。从这些消息来看似乎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但是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因为此决定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这个消息简直就像三月天的响雷，着实令我震惊，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消息是此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真正理由。我隐约感到，一旦战争结束，所有的一切罪名都会落到马统工党的头上，因为它是力量最弱的一个党派，让它做替罪羊再合适不过了。同时，我们在这里的中立立场也将宣告结束，一旦政府向我们发难，那么我们除了自卫别无选择。而且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此时驻扎在行政大楼对面的警卫队一定会收到向我们开火的指令，因此，我们只能先下手为强。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以非法党派的名义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漫长的、梦魇般的夜晚，我们一直在加强大楼的防卫措施。我们锁上了大楼前门的铁窗，在前门的后面，用工人们弄来的备用石板筑起了一道壁垒。我们仔细检查了军械库。加上波利欧罗马屋顶上的六支步枪和一支坏了的手枪，我们总共有二十一支枪，每支枪大约有五十发子弹，还有几十枚炸弹。若不是我发现了这个军械库，除了几支手枪外，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我们有十二个士兵，其中大多是德国人，他们都表示一旦开战，他们愿意主动进攻摩卡咖啡馆。当然，如果要开战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在午夜刚过的时候从屋顶上向他们发起突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他们虽然人多，但我们士气更高涨，尽管这么做肯定会有人牺牲，但是我们最终必然能够攻下咖啡馆。我们大楼里除了有些巧克力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而且到处有传言称“他们”要给我们断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是掌管着供水的政府，还是全国劳工联盟，我们无从知晓）。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盥洗室的所有水盆，以及我们能够找到的每只水桶都装满了水，最后，连警卫队送给柯普的十五个早已喝光了的啤酒空瓶子里也灌满了水。
我已经差不多六十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觉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情绪已接近崩溃。现在已是深夜了。楼下的壁垒后面睡了满地的人。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放着一张沙发，我们打算把这里作为伤员包扎室。尽管毫无疑问，在这幢大楼里既没有碘酒，也没有绷带。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此时，哪怕在攻打摩卡咖啡馆之前睡上半个小时也是好的，而之后我便很有可能会在战斗中身亡。我至今仍会想起当时我在睡梦中仍能感受到别在皮带上的手枪勒得我的腰部疼痛难忍；另一件至今记忆犹新的事情，便是当我突然醒来，惊讶地发现我的妻子站在我的身边。原来，我的妻子早已从旅馆里跑了过来，她打算临时充当一名护士以备不时之需。天亮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政府没有向马统工党宣战，也没有停水，除了零星的几声枪响，街道上一切正常。我的妻子说她不忍心叫醒我，就在外面房间的扶手椅上睡了一晚。
这天下午出现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休战。随着战火声渐渐消失，街上随之便挤满了乌泱乌泱的人群。有几个商店已经打开了铁窗开始做生意，市场里货摊上的货物已经所剩无几了，外面还是被一大群疯狂抢购食物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然而，这里不得不说一下，电车还没有开始运行。警卫队仍然守在摩卡店的壁垒后面，两边的防御工事并没有拆除。人们为了购买食物而四处奔走。在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这样的担心：“你说这算是停战了吗？你觉得还会再打起来吗？”人们所议论的这场战争，就像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就像是一场凶猛的飓风或强烈的地震一样，无情地降临到每个人身上，谁都无力阻止。果不其然，我原以为会休战几个小时，但是好像仅仅消停了几分钟而已。突然一阵枪声响起，就像是六月的暴风雨一样，所有人闻声便吓得撒腿就跑，只听人们哗哗地将门窗紧锁起来，街道上像变魔术一样瞬间变得空无一人，壁垒后面的人们又迅速地各就各位，人们所担心的噩梦又开始了。
我带着满腔的厌恶与愤怒重新回到屋顶的岗位上。我想，如果当一个人置身于类似事件的时候，他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感觉自己是在创造历史，按理说至少应该觉得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此时此刻，如果你身在其中，你是绝对不会这么想的，因为这时，你的身体极限以及对现实的承受能力已经远远重于一切。在战争期间，我从未对那些离战场数百里远的记者们想当然地做出的形势报道进行过所谓正确的分析判断，此时我更加关心的并不是这场两败俱伤的、灾难性的战争的是非对错，而是如何能尽早地结束这没日没夜的待在屋顶上的那种按捺不住的不安和烦躁，还有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饿——要知道，从星期一到现在，我们一顿像样的饭都没吃过。我心里暗自发誓，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马回到前线去。我在这儿几近崩溃了。我已经在前线的阵地上待了足足一百一十五天了，本想着回到巴塞罗那能够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愿，反而只能在屋顶上度日如年地这么待着。对面屋顶上的警卫队士兵也跟我一样。他们总是隔段时间就向我挥手，告诉我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是势必会向我们开枪的。如果说这是历史，那这一切绝不像是历史的真正面貌，而更像是一段在前线最难熬的日子。由于士兵人数匮乏，我们每个人只能超负荷地比往常多站好几个小时的岗，绝不是为了逞英雄，只是尽忠职守罢了。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身心倦怠，严重的睡眠不足导致我们常常几次三番地晕倒在岗哨上，而对于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丝毫无暇顾及。
在旅馆里面，那些神色各异、不同类型的乌合之众连鼻子都不敢伸出门外，而此时，最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旅馆里的人开始相互猜疑起来，对间谍变得有些神经质的人们，疑神疑鬼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小声嘀咕着某某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那个肥头大耳的俄国特工，不停地纠缠着那些外国难民，并大肆渲染整个事件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因为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一个以撒谎为职业的人——当然，那些新闻记者是不算在内的。和着窗外噼噼啪啪的枪声，在紧锁的铁窗后面，人们依旧上演着一场时髦的旅馆生活闹剧，这种场景实在令人憎恶至极。射进来的子弹击毁了位于大楼正面餐厅的一根柱子，现在餐厅已经停用了，客人们都挤到后面一个漆黑的小屋里，屋里的座位根本不够。旅馆已经分批裁减了一部分服务员——他们中有一些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曾经参加过大罢工。现在，虽然这些服务员已暂时脱下了工作服，但是他们仍然在尽职尽责地提供着服务。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食物可以提供，这看起来多少有些讽刺。星期四的晚上，旅馆里的主食仅仅是每人一条沙丁鱼，面包已经很多天没有供应了，甚至连酒也很难供应，迫不得已，我们只得享用那些年头越来越久、价格也越来越贵的酒。就在战事结束后，这里的食品短缺问题仍然持续了很久。我记得，接连三天，我和妻子的早餐只有一小块山羊奶酪，没有面包，而且连喝的都没有。而这里唯一不缺的就是橘子。法国卡车司机把他们无法运回国的大批的橘子拿到旅馆来卖。他们都是一些长相很粗鲁的汉子，身边总是跟着一些俗气的西班牙女孩，身后还有一个穿着黑衬衫的大块头搬运工。若是在平日里，略微有些势力的旅馆经理会千方百计地整得他们不舒坦，事实上会拒绝他们在大楼内留宿。但是现在这些人却很吃香，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身上连粒粮食都没有，他们拥有一间私人面包房，我们这些人都必须低声下气地从他们那儿设法买点面包吃。
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星期五晚上，我在屋顶上整整守了一夜。第二天，看起来战争像是真的要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没有多少枪战，没有人敢确定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经抵达了。政府用一半安抚一半威胁的口吻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家，并声称一个小时后如果发现任何人携带武器，都将被抓捕。虽然人们对广播并没有太在意，但是，街道壁垒后面的人群却是逐渐地散去了，我相信，散去的主要原因多半是食物匮乏。不管是从哪里发出的声音，大家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没东西吃了，我们得回去上班了。”而对于警卫队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只要城里还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就能得到供应，也就能继续坚守阵地。到了下午，虽然四周空荡荡的壁垒仍原封不动地立在那里，但街道上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样子，兰布拉大道人头攒动，商店也差不多都已经开始营业了，而看起来最让人放心的是，在封锁的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已经开始运行了。警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虽然他们并没有拆除街道上的壁垒，但是有些人已经拿了把椅子坐在人行道上，毫无警惕地把枪横放在腿上。当我无意间从一个警卫队士兵身边经过时，他还善意地朝我眨了眨眼睛，对我露出了友好的微笑，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电话局的大楼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已经降了下来，只有加泰罗尼亚的国旗在迎风飘扬着。这就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吃了败仗。现在我才意识到——由于我对政治意识的缺乏，对本该清楚的事却仍然不是很清楚——那就是政府心知肚明，工人们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当时我对这些事不感兴趣，我所关心的是，这场可恶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可以在返回前线之前吃上饱饭，可以稍微平静地休息一下了。
从巴伦西亚开来的军队最初出现在街道上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都是突击卫队——一种类似警卫队和卡宾枪手之类的队伍（主要从事警察工作），是共和国的精锐部队。他们像是突然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似的，每十个人分成一个小组，在街道上到处巡逻。他们个个身材魁梧，身着灰蓝色的制服，肩上背着长枪，每个巡逻小组还配有一把冲锋枪。而就在这时我们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我们在瞭望塔上驻守时用的六支步枪还放在那儿，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枪弄回马统工党的大楼，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虽然只是把几支枪送到街对面看似距离很近的地方，但是这些枪是属于这栋大楼日常军备的一部分，要将枪支运到街上，就违反了政府命令，如果运送时被政府的人发现，那我们肯定会被逮捕。更糟糕的是，这些好不容易弄来的枪会被统统没收。大楼里一共就只有二十一支枪，这六支枪我们可损失不起，无论使出任何手段都必须把它们运回到大楼里。可是怎样才能穿过街道而不被发现呢？仔细研究了一番以后，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我和一个红头发的西班牙男孩开始往外偷运枪支。其实，想要避开巡逻的突击队是很容易的，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是在摩卡咖啡馆的警卫队。他们很清楚我们在瞭望塔还有枪，要是被他们看到我们在往外搬运枪支，事情就全部暴露了。我们脱掉了上衣，把枪带挂在左肩，枪口朝下，枪托夹在腋窝，枪管藏在裤腿里，但可惜这些都是长毛瑟步枪，即使是我这么高的个子，要想把它舒舒服服地塞在裤腿里也是很难的。我们拖着一条完全僵直的左腿，一步一步地从瞭望塔的螺旋状楼梯上走下来，别提有多难受了。下了塔楼，走到平坦的大街上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往前走的唯一方式就是要走得特别慢，慢到你根本不用弯曲你的膝盖。当我以乌龟前进的速度走到电影院外面时，我看到有一群人不住地盯着我，神色颇为好奇。当时我就想：他们会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呢？或许是以为我在战斗中负了伤吧！然而，无论如何，所有的枪支还是有惊无险地被偷运了过去。
第二天，突击队的士兵在大街上招摇过市，俨然一副征服者的架势。这毫无疑问是政府有意在炫耀武力，目的就是震慑那些他们明知道根本不会反抗的老百姓。如果他们是担心再次发生暴动而守卫的话，他们就不会一群一伙地把军队分遣在大街上，而一定会安排武装力量待在壁垒里做好守卫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军队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像样的军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把他们认定为我的“敌人”，但是我依然情不自禁地羡慕他们的军容。不过我也只能惊讶地看着他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曾经在阿拉贡前线的时候，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武装的民兵，未承想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更让我发自内心惊叹不已的不单是他们百里挑一的身形军姿，更是他们优良的武器装备。他们整齐划一地配备了全新的“俄式步枪”（这些是苏联支援给西班牙的步枪，但我敢肯定那一定是美国制造的）。我盯着其中一个士兵身上的那支枪仔细端详了一番，发现它虽不是那么完美，但比起我们在前线时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步枪，已经是好过不知道多少倍了。这些突击队的士兵平均每十人就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而在阿拉贡前线时，我们每五十个人才可能拥有一挺机关枪，至于手枪则只能靠非法购买了。事实上，我直到现在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来没上过前线的警卫队和卡宾枪手们都拥有远比我们先进的装备，穿着远比我们高档的军装。我想，这大概就是所有的战争的共同点——后方和前线总会形成某种鲜明的对照，在西班牙，一方面是穿戴整洁的警察，而另一方面则是衣衫褴褛的士兵。
第一天，有些突袭队员以挑衅的方式给老百姓制造了许多麻烦，他们强行登上电车，对乘客进行搜查，如发现有乘客带着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他们就会立即撕毁，而且还会扔到地上跺几脚。这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暴力冲突，期间还有一两个人被杀了。不过，我猜他们也是奉命行事，很快他们就收起了征服者的架势，逐渐变得友善起来了。一两天后，突击队和老百姓们便开始相处得很好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用了一两天的时间就把当地的女孩子哄到了手。
巴塞罗那的那场战争最终成了巴伦西亚政府期待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他们会解散工人民兵，将他们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国旗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大概除了在前线的法西斯分子阵营里，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情形。工人阶级居住区内正在拆除壁垒，拆除的过程比建造时要缓慢得多，因为拆除一座街垒再把石头一块块搬回去远比建造它要困难得多。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壁垒可以继续保留着，有些甚至一直到了六月底才拆掉。警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的有利地形。在全国劳工联盟的大营里，正在大规模的搜查武器，不过我相信，一定还会有很多武器被私自收藏起来的。《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刊登的内容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致到最后头版内容几乎完全是空白的。不过加联社党的报纸并未列在审查之列，该报纸还在继续发表煽动性的文章，不断地倡导要镇压马统工党，声称马统工党是一支隐蔽的法西斯组织，还配了一幅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漫画里马统工党被撕开了画有锤子和镰刀标志的面具，露出了一副有着纳粹标记的丑恶嘴脸，漫画被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贴遍全城的大街小巷。事实很明显，政府对巴塞罗那战争已经下了定论，那就是：这是一场由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旅馆里那种可怕的怀疑和敌对的氛围，随着战斗的结束已然愈演愈烈。当每个人面对横飞的指责时，想要保持中立就没那么容易了。邮局又开始营业了，国外持不同立场的共产党报纸也随之散播了进来，当然，他们对战争的报道不但极富强烈的党派倾向性，而且对战争的描述与事实依旧大相径庭。我想对于那些曾经身赴战场并亲眼看见了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那些共产主义者而言，无疑也会对这些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说法感到万分沮丧而无奈，但是他们自然还得坚持自己党派的立场。我的一位共产党朋友就曾经找到我——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找我了——他问我是否愿意站到国际纵队这边，这让我颇为惊讶。
“你们的报纸说我是法西斯，”我回应道，“当然，你们也可以把我说成是一个马统工党的政治嫌疑犯。”
“哦，那没有关系的。毕竟，你也只是奉命行事。”
我不得不告诉他，经历了这件事以后，我不可能再参加任何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了。因为那可能意味着我迟早会被人利用，来对抗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谁也说不准这种事会不会再次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必须选择拿起枪杆，我也会站在工人阶级那一边，而不是与他们为敌。他对我的看法并未发表意见，但之后，整个谈话的气氛便发生了改变。毕竟，你再也不可能和一个即将成为你政治对手的人在一起各抒己见、举杯畅饮了。
旅馆里的争吵声此起彼伏，而与此同时，监狱里也已经人满为患了。战斗结束后，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释放了俘虏。但是，警卫队却不然，他们把大部分俘虏都关进了监狱，常常是不经过审判便关押起来，一关就是好几个月。而且，由于警察一贯地粗暴腐败，总是会有很多人无辜地被拘捕和迫害，这种情况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之前，我曾提到过道格拉斯·汤普森在四月初受伤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与他完全失去了联系。这是常有的事，因为伤兵会不断地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星期二的早上，我在街上遇见了他。其实，他就住在塔拉戈纳医院，大概是战斗打响时被送到巴塞罗那的。汤普森完全被这没头没脑的枪声搞蒙了，他问了我一个所有人都问的问题：
“见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尽力详细地解释了一番之后，汤普森立马说：“我得离这种事远点。我手臂上的伤还没有好呢。我要回旅馆去，就待在那里哪儿也不去。”
事实总是在提醒人们，在巷战中熟悉当地的地形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他回到了他的住处，但不幸的是，这家旅馆位于警卫队所控制的城区，结果旅馆遭到了袭击，汤普森被捕入狱。他被关进了人满为患、没有立足之地的囚牢里，一关就是八天。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一些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而那些想保全自己饭碗的警察紧紧地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况更糟糕，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他们就极有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会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那时，没有人会知道等待他们的是多么恐怖的命运。有几个外国妇女甚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婚”的方式，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有一个德国女孩因为没有任何证件而不得不接连好多天假扮成一个男人的情妇来躲避警察的抓捕。有一次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来，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这个可怜的女孩脸上写满了羞耻和痛苦。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会以为我一定会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我是不会告发她的。如果你一直当作朋友的人向秘密警察告发了你，那么你必然会对他恨之入骨。我被这场噩梦般漫长的战斗无休止地纠缠着，战火声吞噬着我的整个身体和灵魂，几个日夜不眠不休、滴水未进，又累又饿的我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我好像着了魔一样地在想下一秒我会不会被别人开枪打死，抑或是不得已而开枪打死别人，想着想着我的神经几乎接近崩溃，每当门外响起砰砰的声音时，我便紧紧地握住手枪，让自己从噩梦中醒来继而精神也高度紧张起来。
星期六的早晨，外面突然想起了一阵刺耳的枪声，人们喧嚣起来了：“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我跑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那段时间，甚至是之后的几个月，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也不会忘记那种极度恐怖、极度令人厌恶的氛围：对死亡的恐惧，对周围的人的猜忌和怀疑，对敌人的仇恨；经过严审后多半只剩谣言和假象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庞大的疯狂抢购食物的队伍，还有那端着武器、成群结伙地在街上到处巡逻的突击队。
执笔至此，我一直在尽力诠释一些我认为在巴塞罗那战斗中最重要的东西，然而对于当时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想或许还有些疏于表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虽然都是些经意或不经意间的所见所闻，有些事情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至今我还记得有一次，枪声响彻了整个街区，大概相隔两三条街的人们都能听到混乱的枪战声，但是依然有一位穿着时尚的妇女，胳膊上挎着购物袋，手里牵着一条白色的狮子狗，漫步在兰布拉大道上，或许她是一个聋子吧，我心里这样想；还有一个男子双手挥动着两条白色的手帕，冲过了加泰罗尼亚广场那个被封锁的无人区；而那一群身穿黑色衣服的人，差不多花了一个多小时想穿过加泰罗尼亚广场，可都以失败告终，只要他们在街角一出现，科隆旅馆里加联社党的机关枪手就朝他们开火，把他们逼退——对此我十分不解，因为很明显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后来，我在想，他们很有可能正在举行葬礼；而曾经在波利欧罗马楼上博物馆里当门卫的小个子男人，他甚至把整场战斗当成一种社交的机会，他很是高兴能有英国人来看他，他说英国人太可爱了，他希望战事结束后，我们都能再来看他，事实上，我的确去看过他；还有一个小个子男人，他躲在门后，在一片该死的枪炮声中，仰望着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空，似乎很享受地摇摇头，说道：“看来我们又回到七月十九号了！”他的语气就像在评论早上的天气不错一样；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正在为我做军靴的鞋匠，开战前，我曾去过那家鞋店，停战后，也就是五月五日休战期间，我又去那里待了一小会儿。这家店要价很高，店员都是劳工总会的成员，而且很可能曾经一直是加联社党的成员——不管怎样，他们和我一定不在一条政治战线上，而且他们也知道我在为马统工党服务，但是，他们对整场战斗的态度显然没那么在意，“过这种日子真够倒霉的，你说是不是？影响我们做生意啊。打个没完没了，好像前线打得还不够热闹似的，太倒霉了！”我敢肯定地说，很多人，甚至是大部分巴塞罗那的老百姓，对整个事件丝毫不感兴趣，至少如果空袭没有降临在他们头上，他们是不会那么在意的。对于那些从未真正加入战斗的人来说，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而已。
这里我只是就我的个人经历和体会做了一些描述。在下一章里我将尽力探讨的是一些更为深刻的话题——那就是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又是怎样，整件事中到底谁是谁非，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巴塞罗那的这场战争衍生出了很多的政治资本，因此用平衡、公正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战争是极为重要的。围绕这场战争写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要编册成书的话恐怕也早已堆成山了。如果说这其中有十分之九都是杜撰的，那也绝非夸大其词。战争期间发布的所有新闻报道，几乎都是那些从未到过事发现场的新闻记者们编造出来的，他们不仅没有报道出事实的真相，而且还在报道中蓄意误导人们。通常，公之于世的仅是一些片面的事实。我和当时待在巴塞罗那的每个人都一样，所目睹的仅仅是身边的街区所发生的事情，但光是这些所见所闻就足以用来反驳那些漫天横飞的谎言了。我之前说过，如果你对政治争议毫无兴趣，对那些党派以及党派内部衍生出来的政治名词毫无兴趣，你大可以忽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像中国古代战争中那些将军们的御封头衔一样令人迷惑不清。试图去搞清楚政治党派之间争论的细节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就像一脚踏入一个臭水坑一样无法自拔又理不清头绪。但是，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去揭开事情的真相，去更深刻地探究在这个遥远的城市里所发生的这场混乱不堪的斗争，或许远比最初所看到的表象要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