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缅甸北部的曼德勒乘火车直达眉苗，途经与掸邦高原接壤的富饶的曼德勒山。那是一段奇妙的旅程——从一个典型的充满东方气候的城市出发，在那里明媚炽热的阳光照在落满灰尘的棕榈树上，鱼肉的香气伴着香料和大蒜的味道扑鼻而来，沉甸甸的热带水果等着人们来采摘，一张张黝黑的面孔在人群中来往穿梭……这一切都已是如此熟悉与自然，以至于当你坐在行驶的列车上时还依然沉浸在这种熟悉而亲切的氛围中，当火车在海拔四千多米高的眉苗停下来的一瞬间还对自己已经离开了曼德勒浑然不觉。然而在你踏出车厢的一刹那，仿佛你已经踏上了地球的另一端，突然之间你便仿佛感受到了一丝如在英国般的甜蜜而凉爽的空气，周围草丛遍野，蕨丛和冷杉相互映衬，还有那些山里妇人们粉扑扑的脸蛋儿和她们叫卖的篮子里红彤彤的草莓。
在前线待了三个半月，再次回到巴塞罗那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昔日在巴塞罗那的情景。此时此刻，如此突如其来的变化，与当日队伍离开巴巴斯特罗时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在开往巴塞罗那的列车上依然弥漫着前方战线的味道——尘土与污垢、吵闹与喧哗、凌乱与不安，破烂的衣服与浑身的倦怠，还有同志与战友间的友谊和平等。在巴尔瓦斯特罗就早已载满了民兵的火车，又被沿途上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挤得密不透风。他们有的拎着一捆捆的蔬菜，有的拎着不断尖叫的被捆起来的家禽，有的还扛着袋口紧扎却又满地打滚的麻袋，原来里面装的是活蹦乱跳的兔子，更有人把一大群绵羊赶进车厢里，塞满了车里所有大大小小的空地。民兵们高喊着革命歌曲，歌声淹没了列车的隆隆声，沿途看到漂亮的女孩时，不断地朝她们送去飞吻，或者向她们挥动着红黑相间的领巾。葡萄酒、茴香酒、浑浊的阿拉贡烧酒，接连不断地在每个人手中传来传去。更不可思议的是你可以举起西班牙的山羊皮水壶将酒柱喷进车厢里的任何一位朋友的嘴里，真是让人省事儿不少。我身边坐着一个十五岁的黑眼睛小子，他正在情绪激昂地跟两位满面褶痕的农民讲述着什么，我敢断定他一定是在胡编乱造，吹嘘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却让两位老人家听得目瞪口呆。随即，两位老人便打开包裹，取出羊皮袋，给我们斟上黏稠的红葡萄酒。那一刻，列车上充满了说不出的开心和欢乐。然而，当火车穿过了萨瓦德尔，驶入巴塞罗那时，我们便被一种排斥，甚至是敌意所笼罩，仿佛刹那间我们已置身伦敦或是巴黎。
每一位数月前来过巴塞罗那的人如今重返此地，无一不体会到这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奇怪的是，无论是头年八月份来过后次年一月重返的，还是像我一样在头年年底来过后第二年四月重返的，大家的体会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里的革命气氛已经完全消失了。当然，对于那些八月份来过这里的人来说，目睹了街道上洒满的斑斑血迹和驻扎在小旅馆里的民兵队之后，十二月的巴塞罗那仿佛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了。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英国来的陌生人来说，初来这里时它比我所想象的更像一座工人阶级的城市。如今，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又重新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城市，虽然经历了战争的蹂躏，变得更加萧条和破败，却不再像一个工人阶级所掌控的城市。
更为惊人的变化恐怕是来自于群众。曾经盛行一时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几乎已经消失不见，每个人穿着的好像都是从西班牙裁缝那里专门定制的时髦夏装。体型富态的男人们和身材优雅的女人们，还有崭新锃亮的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但凡是有点身份的人，似乎都配得起一辆轿车。新的人民军，是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前几乎还未建立起来的部队，而如今成群结队的人民军军官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人民军里每十名军人就配有一名军官，其中有很少一部分军官是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后来因军事能力过硬而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是进过军校却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就官兵关系而言，人民军与资产阶级军队确实有所不同，但仍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薪酬和制服上。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军服，军官穿的则是优雅帅气的收腰型卡其布制服，有点类似于英国陆军军官所穿的制服。我想他们二十个人中也就至多能有一个人真正上过前线，但是他们腰间全都别着自动式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即使特别钟爱，也是花上一笔钱都弄不到一把手枪的。当我们走在街上时，我注意到人们总是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外表。当然，在前线待了几个月下来本来就该是这副模样，我们的样子的确有点吓人。我意识到此时的自己看起来像是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已经破破烂烂，毛呢的军帽也早已变了形，帽檐总是耷拉下来遮住我的一只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张着大口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样子，再加上我们浑身的污垢和几个月未经修剪的胡须，也就难怪会引来人们惊诧的目光。但是，这让我有些不安，我似乎已经感觉到，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这里一定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之后的几天里，无数个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我的感觉——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人，广大的群众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所剩无几；二是社会，社会先前的贫富分化、阶层等级又重新站稳了脚跟。
几乎所有人对战争置若罔闻，这不禁让人感到万分惊讶，甚至难以接受，这简直让那些从马德里或者巴伦西亚来的人感到恐怖。也许是因为巴塞罗那从未真正地被卷入战争，一个月后，我在塔拉戈纳目睹了同样的情形，在这个海滨小镇上，人们的生活平静如常，似乎从未受过任何干扰。然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整个西班牙民兵志愿者的征募从一月起便开始锐减；二月份时，加泰罗尼亚掀起了一股参加人民军的浪潮，但是征募的结果并不理想。战争刚刚打了六个月，西班牙政府就不得不再次征兵，这对于一场对外战争尚且说得过去，但对于内战而言似乎太不正常了，这无疑与人们对发动战争时所抱有的革命希望密不可分。那些由工会自发组成，并且在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星期内就把法西斯赶回萨拉戈萨的民兵队伍所做出的巨大努力，都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奋斗。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事业已付之东流，而那些被迫卷入对内与对外的各种战争的千万劳苦大众，特别是城市无产阶级，也许并不应该因对战争产生冷漠情绪而备受责难。没有人想输掉战争，但绝大多数人更期望的是战争早点结束，这一点无论你去到哪里都能有明显的体会，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千篇一律、无关痛痒的谈话：“可恶的战争！烦透了！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但凡略懂政治的人恐怕早已看出来，在这场战争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所造成的两败俱伤远远超过了对佛朗哥的反抗。而对于很多的劳苦大众来说，食物短缺是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前线”变成了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令无数年轻人永不复回的地方，而那些有幸能够在三四个月后回家的人便会同时带回塞满衣兜的大笔军饷。（民兵休假时，通常会一次性补发所有欠付的薪金。）至于伤员，即使他们仍然在拄着拐杖，或是单腿弹跳着挪动，也不会得到任何特殊的照顾。参加民兵已不再是一种时髦，最能表明这一点的便是各个商店，因为商店总是最能够表现大众品位的地方。在我初到巴塞罗那时，各个小商店尽管简陋破旧，但几乎家家都售有民兵装备，橱窗里陈列着军帽、拉链夹克、军用皮带、猎刀、军用水壶、左轮手枪及皮套等各种军用设备。如今，虽然商店明显地精致起来，而战争的概念却被抛在了脑后，特别是后来，当我为准备回到前线去购买所需装备时，那些人们在前线急需的东西已经很难买到了。
眼下，一股全面地反对民兵政党而推崇人民军的潮流正席卷着整个巴塞罗那。一时间，整个形势让人无法捉摸。从二月份开始，所有武装力量从名义上都已编入了人民军。虽然名义上民兵是按照人民军的路线改编的，然而薪水和委任军衔的级别相差却很大。原则上，每个师应由混合旅改编组成，即由部分人民军和部分民兵共同组成，但事实上，名义上的重组只是把原来队伍的名称变了一下，例如，马统工党旗下的“列宁师”改名为“第二十九师”。由于直到六月份还几乎没有几支人民军军队开往阿拉贡前线，因此民兵队伍还可以保持独立并保留原先的性质。然而，政府那些宣传队却总是不肯放弃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涂上“我们需要人民军”的字样，并利用无线电广播和共产主义媒体对民兵进行无休止地抨击，有时甚至是恶意地嘲讽，责怪他们训练不精、纪律涣散，等等。人民军总是被描绘成“英雄的军队”。这样的话听多了，便会让你情不自禁地觉得，像我们这样自愿奔赴战场似乎是一件可耻的事，而只有坐等应征入伍的人才是光荣的。然而，眼下民兵们在前线苦苦坚守阵地，而人民军却在后方休整训练，对于这一事实却无人问津。如今，重返前线的民兵队伍已不再锣鼓喧天、旗帜飘扬地穿街过巷，而是多半都在凌晨五点时分，避开喧哗的人群被悄悄地送上开往前线的列车和卡车。为数不多的应征入伍的人民军已经开始陆续开往前线，虽然他们如同昔日的民兵队伍一样，大张旗鼓地穿越大街小巷，但是随着人们对战争的兴趣日益淡漠，他们也很难再受到如同昔日一般的热情款待。至此，民兵队伍只作为名义上的一支军队，事实上，巧妙地被报纸媒体大肆宣传的却是人民军。任何偶获的荣誉都自然地要归功于人民军，留给民兵的就只剩下批判与指责。而在同一支部队里，一方屡受表彰而另一方备受责难的事屡见不鲜。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整个社会氛围的变化，若非亲身经历，你是很难想象的。初到巴塞罗那时，我以为这里是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贫富分化的城市，那是因为，当时看来确是如此。“时髦”的衣服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没有阿谀奉承，没有人索取小费，无论是服务员、卖花女还是擦鞋匠都真诚地注视着你的眼睛，亲切地叫你“同志”。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在这种真诚亲切中，除了人们心中所抱有的希望之外，同时还包含着一种虚伪。无产阶级相信，革命虽然已经开始但成果却未得到巩固，而资产阶级对革命的恐慌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穿上工作服，蓄意伪装，同时高呼着革命的口号，以此来免受皮肉之苦。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原样。豪华的餐馆和酒店里坐满了饱尝珍馐的富人。而对于可怜的工人阶级来说，待遇没有任何提高。食品和物价一涨再涨，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他们手中的薪水从未涨过。除了高昂的物价以外，商品经常会供不应求。当然，无论如何，受苦的永远是穷人，而不是富人。那些餐馆和酒店似乎永远都可以需有所得，而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队伍却总是要排上几百米长。先前，我在巴塞罗那从未见到过的乞丐，如今也比比皆是。成群的流浪儿童，光着脚，徘徊在兰布拉大道的熟食店门外，眼睛直直地盯着从店里出来的客人，随时准备围上去求点残羹剩饭。曾经的那些“革命用语”如今已不复存在。陌生人之间很少称呼“你”或者“同志”，而换成了“先生”和“您”；见面的问候由“敬礼”变成了“早上好”。服务生又穿上了他们笔挺的衬衫，店里的导购和服务生又换回他们擅长的阿谀奉承来博得顾客的欢心。我和妻子走进一家针织品店里买袜子时，店员先是鞠了一躬，接着又搓搓双手，而这些却是连英国人都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摒弃了的繁文缛节。收小费的习俗也或明或暗地渐渐流行起来。街道上的工人巡逻队已被勒令解散，战前的警察巡逻队又重新掌管了这一职务，这便使得那些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的卡巴莱歌舞厅一类的娱乐场所和高级妓院又纷纷重新开张。一切都开始向富人阶层的利益看齐，其中一个虽小却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烟草的短缺。对于广大的烟民来说，烟草急缺到了连街头售卖的用碎甘草根卷起来的所谓烟卷都被一抢而空。我就曾经尝过一次（事实上许多人都曾吸过）。西班牙烟草的生产地加那利群岛被佛朗哥控制着，因此，政府这边就只有战前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存货，烟草商店每周只能开一次门，在排了几个小时的长队以后，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也许能够买到一小袋六七克左右的烟丝。原则上，政府是禁止从国外购买烟草的，因为这样会占用购买装备和其他必需品所需要的黄金储备。而实际上，仍有大批价格昂贵的香烟从国外被走私进来。像“好彩”这等牌子的香烟，成了最能牟取暴利的商品。这些走私进来的香烟，可以在高级旅馆中大大方方地售卖，也可以在街头巷尾偷偷摸摸地交易，如果你能花上十个比塞塔的话，便能买一包尽情地享用，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民兵一天的薪水。因为都是有钱人的游戏，所以得到了政府的默许。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可能面包是个例外，政府对面包的限量订购十分严格。如果换作是几个月前，如此鲜明的贫富差异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那时候工人阶级仍然掌握着政权，至少表面看起来是如此。但是，若是把一切都归结于政权的更替也是有失公允的，因为造成这种形势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巴塞罗那人们不必过那种整天提心吊胆，为了保命东躲西藏的日子。在这里，除了极其偶然的空袭外，人们几乎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那些到过马德里的人无一不谈到那里与巴塞罗那迥然不同的情形。在马德里，共同遭遇着的生命危险迫使所有人都生出了同志般的情感。像这种肥头大耳的男人吃着烤鹌鹑，而路边的孩子们却在向路人讨面包的情形着实令人生厌，然而在马德里轰鸣的枪炮声中，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不记得是巷战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走过一条时尚街时看到一家甜品店，橱窗里摆满了各式外观精致而价格不菲的甜点和糖果，这种商店原本只有在伦敦的邦德街或者巴黎的和平街才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仍在经受战争的创伤，民众尚且食不果腹的国家，人们竟然还有闲钱花在这些东西上，这不禁让人感到隐隐的震撼和恐惧。然而似乎连上帝都有意不赞成我对这种奢靡的鄙视以及我内心所存在的一种高尚和自我优越感。经过了几个月的短暂不适，我便开始变得极度贪求我曾经认为奢靡的东西——可口的饭菜和葡萄酒、鸡尾酒，还有美国香烟……我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开始沉湎于所有只要我能买得起的奢侈品中。
在巷战开始前的那个星期，我一直忙碌纠缠于几件事当中，这些事情之间似乎又有着某种说不清、理不明的关系。起初，就像先前提到过的，我一直忙着尽可能地让自己过得舒适一些。结果，由于饮食过量，整整一周我都感到身体不适，常常大半天卧床不起，睡醒后又加一顿饱食，结果身体又开始不舒服。与此同时，我还在私下里联络着购买一把左轮手枪。我太想要一把左轮手枪了，因为在战壕里作战手枪比步枪方便多了。但是这种手枪很难搞到，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没有民兵的份儿，你只能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几经周折，多方打探之后，终于一位无政府主义的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口径26毫米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五米之外根本不具备任何杀伤力，不过有总比没有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初步安排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并计划加入其他组织——一个能够确保把我送上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
之前大家已经都知道我想离开马统工党。就目前我的个人喜好而言，我还是宁可加入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列中去。如果能成为全国劳工联盟的一员，就可能进入FAI民兵组织。但有人告诉我，如果这样就很可能不会把我派到马德里，而是派到特鲁埃尔。如果想去马德里，我就必须参加国际纵队，而要参加国际纵队还必须得到一名共产党员的推荐才行。于是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位共产党员朋友，他服务于西班牙医疗救护队。当我向他说明情况之后，他似乎非常愿意吸纳我，还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再邀请其他的英国独立工党志愿者和我一起加入。要不是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或许我当时就一口同意了，尽管这样做的后果很难预料。
原本在巴塞罗那战斗开始前，我是很有可能被派往阿尔瓦塞特的，如果那样，我就不会目睹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战场，如果那样，我很可能就会相信了官方的那套说辞。而且如果战争时期我在巴塞罗那的话，一方面接受着共产党的领导，一方面又一心向着马统工党的同志，那么我一定会失去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的假期只剩下一个星期了，因此，我焦急万分，盼着能在回前线之前恢复健康。而此时，我的内心仍在犹豫着——要知道，一个小小的决定很可能会影响人们一生的命运——我只有等待，一边等待，一边让靴匠给我定做一双新的军靴。（整个西班牙部队都没能做出一双适合我型号的军靴。）我对那位共产党员朋友说，过段时间我安排妥当后一定会给他个准信儿。现在的我真想好好休息一下，我甚至幻想带着我的妻子去海边玩上两三天。多么美妙的想法！然而眼下的时局在告诫我，这简直是一种奢望。
因为，一旦揭开这座城市虚伪的面纱，在浮华奢靡的掩盖下是日渐膨胀的贫穷，缤纷的花店、绚烂的彩旗装饰着每条街道的欢愉，却掩饰不住一张张宣传海报和拥挤的人群背后政党派别之间的无限憎恨与势不两立。然而人们无论持何种政治立场，无不发出预言性的感叹：“一场动乱很快就要爆发了！”这其中的危险，不言而喻也不难理解，其实就是那些希望革命继续前进和那些对革命充满怀疑甚至阻止革命的人之间的对抗——说到底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就政治而言，除了加联社党和他们的自由主义者同盟之外，现在的加泰罗尼亚没有什么其他力量了。然而，还有一支力量令人难以捉摸，那就是全国劳工联盟，他们虽然装备简陋，对于政治时局嗅觉盲目，只是一味地对抗自己的对手，除此之外他们甚至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内心所图。但他们势力庞大，在各个重要的工业领域均占据显著优势，如果与这支力量联合，势必会给对手造成不小的压力。在加联社党控制的自治政府看来，要保证自己阵地的安全，就必须从全国劳工联盟的那些劳工手里夺取武器。就像我先前所说的，对于政党民兵的瓦解正是实现此种目的一种手段。同时，战前的武装警察、西班牙警卫队等等，已恢复武装并加强了武器装备，这只能特别说明一件事，西班牙警卫队属于正规的陆军宪兵队，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他们充当的有产阶级保镖的角色从未改变过。政府也同时颁布禁令，所有私人武器须一律上缴。显然，要执行这项命令自然没那么容易，要从无政府主义者那儿夺取武器只能通过使用武力。如此一来，加泰罗尼亚各个地方的冲突不断，再加上新闻媒体总是发布一些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言论，在此期间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流言横飞。很多地方，政府动用警力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据点发动攻击。在靠近法国边界上的一个叫普奇塞达的地方，一股警力还被派去控制了先前由无政府主义者占领的海关，同时还杀害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安东尼奥·马丁……类似的事情在费卡洛斯也连连发生，我想在塔拉戈纳也是如此。在巴塞罗那的一些由工人阶级控制的郊区，还曾发生过一系列的民间势力之间的争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的成员接二连三地互相谋杀。有好几次，谋杀过后双方还举行了故意煽动仇恨情绪的声势浩大的葬礼。不久前，就有个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被谋杀，而为死者送丧的全国劳工联盟的队伍多达几十万人。四月底，我刚到达巴塞罗那就有一个叫罗尔丹的劳工总会的著名人物被杀了，据推断很可能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人干的。之后政府便下命令，叫所有的商店停止营业，并上演了一场盛大的葬礼游行，游行的队伍主要是人民军队，游行队伍很长，以至于从队首走到队尾必须要走上两个小时。我从旅馆的窗户向外望去，这样的情景却激不起我一丝一毫的热情。很明显，这种所谓的葬礼无非是为了炫耀势力罢了，势态再稍微严重一点就很可能会上演流血的惨剧。
当天夜里，两百米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传来一阵枪声，我和妻子都被惊醒了，第二天才知道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一个男子遭到了枪击，大概是劳工总会的人干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谋杀事件绝大多数可能都是特务分子干的。国外资本主义媒体对罗尔丹被杀事件反复报道、大肆渲染，而对由此产生的报复性谋杀却刻意地只字未提，从中我们不难推断他们在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上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眼看“五一”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相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说要更温和些，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努力达成与劳工总会的和解。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想努力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他们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向民众展示两大联盟之间的团结。但是，在最后一刻，游行还是被取消了。因为游行的结果不言而喻，那就是只能引起更大的暴乱。于是，五月一日这一天风平浪静，甚至比以往还要平静，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在巴塞罗那，这个号称正在进行着一场革命的城市，在所有未被法西斯占领的欧洲城市中几乎是唯一一个在五月一日当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城市。而我不得不说，当时的我也因此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当时，人们本以为英国的独立工党小分队会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每个人无不对那场即将发生的暴乱担惊受怕，而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会被无辜地卷入到一场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试想自己行进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在响彻天空的口哨声中，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枪响，被不明方向的莫普哥高处的一个陌生的狙击手打死，这种死法对我来说可是太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