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本杰明说他需要在我们中间挑出十五名志愿者，因为之前放弃的对敌人防御工事的攻击，将在今天晚上进行。于是，我开始精心准备，将十颗墨西哥制造的子弹一一擦上了油，为了不使刺刀的亮光成为暴露我们的目标，我在刺刀上涂上了泥灰，我还在背包里塞了一大块面包和一根一尺多长的红肠，还有一支我妻子从巴塞罗那送来的雪茄，这根雪茄我珍藏了很久，一直没舍得抽。我们每人配发了三枚手榴弹——终于，西班牙政府也第一次造出了一颗还算像样的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根据米尔斯式手榴弹的制作原理制造出来的，不同的是它装有两根引信，当你将这两根火线都拔出之后，手榴弹会在七秒钟之后爆炸。其主要的不便之处在于，一根火线太紧，而另一根火线又太松。所以你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两根火线都不要动，这样虽然安全，但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那根较紧的火线便会耽误时间；第二，先把那根较紧的火线拔出来，这样你便会一直提心吊胆，惴惴不安，担心这家伙随时会在你的弹药袋里爆炸。不过，这种手榴弹的好处在于体积小，便于投掷。
午夜将近，我们十五个人便在本杰明的带领下向法比恩塔楼前进。从傍晚开始，大雨就一直在不停地下，雨水已经漫过沟渠，在雨中行进，一不小心就会栽倒在水渠里，整个腰都被淹没在泥水中。庭院里漆黑一片，唯有漫天的大雨倾盆而下，黑暗中，隐约可见一片集结的人群，那是率先到达，已经在那里待命的队伍。雨中，柯普开始对我们讲话，先用西班牙语，后来又用英语说明了当晚的行动计划。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在这里有一个90度的拐弯处，而我们要进攻的堡垒就在这个拐弯处的高坡上。我们一行三十人，一半英国人，一半西班牙人，将在营长乔治·罗卡（每个民兵营大约四百人）和本杰明的指挥下匍匐直上，切断法西斯分子的铁丝网。之后，由乔治投出第一颗手榴弹，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其他人紧接着一股脑儿将手榴弹投向敌人的防护栏，从而将他们从防御工事中逼出来，趁敌人还未来得及集合我们便将其一举擒获。而同时，一个由七十人组成的突击部队将负责攻击另一个法西斯阵地，这两个阵地相距不到两百米，中间隔着一条通信联络战壕。为了避免我方两支队伍在黑暗中彼此误伤，我们都必须佩戴白色的臂章。而据前来报信的通讯员报告，目前无法找到可用的白色臂章。这时，只听黑暗中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难道就不能让法西斯分子戴白色臂章吗？”
距离驶入战斗区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马厩后上方的谷仓由于遭到炮火的严重袭击，没有灯光根本无法在里面活动。地板已经几乎被炮弹炸飞，地板下的铺石都被炸出了个不到七米深的弹坑。黑暗中不知道是谁摸起了一把锄头，从地面上撬起一块被炸烂的厚木板，几分钟后马厩里便燃起了一簇旺火，此时，已是落汤鸡的我们一个个衣服上都开始冒出了热气。有个人拿出了一副扑克牌，还从牌里得出一卦，卦称大家马上就会喝到掺有白兰地的热咖啡（这是战时流行的极具地方色彩的把戏）。我们迫不及待地列队冲下摇摇欲坠的楼梯，在黑暗的庭院里四下徘徊，想知道咖啡究竟在哪里。咳，哪有什么咖啡！原来我们只是被召集在此，集合列队，在乔治和本杰明的带领下，我们在黑暗中继续快速前行。
雨依旧在下，夜依旧漆黑，只是风停了。雨水和着泥土，路况糟糕得让人愤怒。甜菜地间的小径已成为一个接一个的泥堆，滑得像是涂了油的爬杆，到处都是积了水的大泥洼。在我们离开自己阵地前往这里集合的途中，大家都已无数次地摔倒，枪上早已裹满了泥巴。在我们的前方工事前面，有一个我们的后备小分队正在待命，还有一个医生和一些抬担架的人。我们列队按顺序通过胸墙的断口处，又蹚过了一道农渠，伴着“扑通、扑通”蹚水的脚步声，汩汩的流水声，哗哗的雨声……那是一支多么完整的雨中行进交响曲！雨水又一次漫过腰间，沙土伴着雨水和成黏稠的泥浆从每个人的靴子外面溢了出来。乔治站在外面的草地上，看着我们一个个蹚过水渠之后，他便弯下腰，头几乎贴到了地上，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距离敌人的堡垒只有一百五十米远了。如果想顺利接近那里，首要的条件就是不能发出任何响动。
我跟随乔治和本杰明走在队伍前面。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几乎都弯成了折叠式，而又不得不抬起头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前行，任凭雨水打在脸上，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我们不得不将步伐渐趋缓慢。我向后瞥了一眼身后的队友，黑暗中隐约可见一簇驼峰状的身影犹如巨大的黑蘑菇一般正缓缓地向前移动。每当我正要抬头时，紧跟在我身边的本杰明便对着我的耳朵低声而严厉地说：“低头！低头！”我很想告诉他：不必担心，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在这样漆黑的夜晚，根本无法看到二十步之外的事物，当下最重要的是在前进中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一旦敌人听到我们的任何动静，那就完了。他们只要用机关枪对着黑暗的夜空横扫一番，我们便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跑，要么等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行进在已经被雨水完全渗透的地面上，要想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简直是天方夜谭。双脚深陷泥浆中，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啪、啪”的声音。更可恶的是，风停了。尽管还有一丝雨声，夜依旧十分寂静，此时发出的任何声响都会传出很远。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一个令我至今心有余悸的恐怖瞬间——我不小心碰到了脚下的一个罐头盒，心想这下完了，只要方圆几百米内有法西斯分子，我们便暴露了。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也没有传来敌人的枪声。敌人的阵线上没有任何动静。我们继续向前移动，每一步都更加缓慢。你无法想象我有多么渴望快点到达那里，只要在敌人发现我们之前，能到达用手榴弹便可将他们摧毁的距离！此时，你甚至没有了任何恐惧，只有一种巨大无边的渴望，那就是迅速到达我们的目标范围。那种渴望犹如在追捕一头野兽——你是那么急切地渴望能够进入将其捕杀的射程，同时又隐约地确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距离！我清楚地知道，这段距离仅有一百五十米，然而却似乎比一公里还要长。当你以如此缓慢的速度前进时，你会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广阔无边、崎岖不平的大地上爬行的一只蚂蚁，眼前时而出现一片光滑绚丽的草地，时而又是一片恼人的稀泥地，时而出现一丛被风吹得瑟瑟作响、爬行时又不得不绕过的芦苇地，时而又是一堆堆大大小小的石块，看到这些你心中原先那个安静顺利地到达行动地点的希望便彻底破灭了。
这样匍匐前行的时间如此漫长，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走错了路，就在这时，几道细细的平行线在黑暗中隐约可见。这是敌人的外围铁丝网（法西斯分子的阵地上有两道铁丝网）。乔治跪下来，从口袋里摸索出一把钢丝钳——这是我们这个队伍中唯一的一把钢丝钳——咔嚓，咔嚓，铁丝网被剪断了，我们把剪断的铁丝提起来轻轻地放到一边，等着后面的队伍跟上来。他们似乎发出了某种要命的声响。眼看距离敌人的防护栏大概只有五十米了。我们继续躬身前行，脚步轻拿轻放，就像一只只在渐渐逼近老鼠洞的猫，每走一步便停下来听周围的动静，然后再迈出下一步。有一次，我无意中抬高了头，本杰明一言未发便把手放在我的脖子后狠狠地将我按了下来。我知道，内围铁丝网距离护栏通常只有二十米。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三十个人竟然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到达了这里，我原以为，仅是我们的呼吸声便足以让我们暴露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到达了行动地点。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法西斯分子的防御工事了，一个隐约突兀的黑色物体，就矗立在我们的前上方。乔治又一次跪下来摸出口袋里的钢丝钳，“咔嚓！咔嚓！”地剪断了带刺的铁丝网，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发出一点声音的。
这次剪断的就是内围铁丝网了。我们加快速度，四肢贴地从剪断的缺口处爬了过去。如果时间允许我们重新布置一下队伍的话，那就更完美了。乔治和本杰明爬进铁丝网之后，向右侧前进，而跟在后面分散前进的队伍现在必须重新排成一条纵队才能穿过狭窄的铁丝网缺口。就在此时，夜空中突然闪过一道火光，法西斯分子的堡垒前爆发了一声巨响，敌人的哨兵终于发现了我们。乔治单膝跪地稍微平衡了一下身体，随即他手臂一挥做了个投球手的动作，只听“嘭”的一声，一颗手榴弹便在敌人的胸墙后爆炸了。紧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阵咆哮的枪声在敌人的胸墙后爆发了，十几支、不到二十来支步枪同时开火——原来那些枪早已蓄势待发等着我们的到来。霎时间，整个沙袋工事都笼罩在一片血红的火光之中。我方离目标较远的士兵不断地向敌人的护栏投掷手榴弹，有些手榴弹根本挨不着敌人的胸墙。敌人的射击工事中每一个射孔都喷发着火光。最可恶的事情莫过于在黑暗中面对敌人的攻击了，我感觉到似乎每一束火光都是冲着我来的，而更加恐怖的是那些炸弹。若非亲身经历，你很难想象当你亲眼看到手榴弹在你身边爆炸时的那种恐惧。白天，当手榴弹爆炸时你只会听到那一声可怕的巨响，而夜晚，那声巨响伴着刺眼的红色火光，着实让人心惊胆战。当敌人首次发起射击时，我猛然卧倒，侧躺在黏稠的泥浆中，一直挣扎着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拔出手榴弹的保险销。可这该死的东西，无论怎么用力都不肯出来，最后，我才发现，原来是我拧反了方向。我拔出保险销，半蹲起来，使劲投出那枚炸弹，便又在慌忙中迅速卧倒，结果手榴弹远远地在敌人的工事外面右侧爆炸了，我失手了。而此时，就在我的右前方，一枚手榴弹炸响了，它离我极近，我猛然感到一股伴随爆炸的热流向我扑面袭来，我赶忙扑倒，全身贴地，一头扎进泥浆里，由于用力过猛还扭伤了脖子，在当时的一片慌乱喧嚣声中，我还以为自己是被弹片击中了。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一个英国口音在低声地说：“我受伤了！”实际上，这枚手榴弹炸伤了我周围的很多人，不过没有伤到我。我又半蹲起来，扔出了第二枚手榴弹，如今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枚手榴弹当时的去向。
前面的法西斯分子在向我们开火，后面的战友在向敌人开火，而我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就处在双方的火力中间。有一次，我感到后面有人在射击，而且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转过头大声地喊道：“别开枪，你这个蠢货！”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本杰明正在我右面十几米的地方挥手示意我过去。因此，我必须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横穿过去。我不断地用左手拍打自己的左脸，仿佛用手能挡住子弹，这个动作很傻，但我真的很怕子弹会射在我的脸上。本杰明单膝跪地，用他的半自动手枪认真地瞄准对面正在喷射火光的射击孔，脸上仿佛有某种欢喜甚至兴奋的神情。乔治由于在敌人第一次扫射时就已经受伤，不知在哪里躲起来了。我跪在本杰明的旁边，拿出第三颗手榴弹，拔出保险销，投了出去。啊！这次毫无悬念，这枚手榴弹在敌人胸墙内的拐角处，就在机关枪工事的旁边爆炸了。
敌人的火力好像突然弱了下来。本杰明一跃而起，高喊道：“前进！冲啊！”我们立即冲上那条陡峭的小斜坡，向敌人的堡垒猛冲过去。说是“猛冲”，其实就是迈着沉重的步子移动，因为在浑身湿透，从头到脚裹满了泥浆，身上扛着沉重的带着刺刀的来复枪，背着一百五十发子弹的情况下，想要跑步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前方一定有一个法西斯分子在等着我，如果他从那个位置向我开枪的话是绝对不会失手的，但不知为什么，此时我居然希望他不要开枪，而是更希望和他来一场刺刀的较量。我似乎已经感受到我与他的刺刀在交锋，我很想知道是否他的胳膊比我的更有力。然而，那里一个法西斯分子也没有，我似乎也感到了一丝宽慰。那只有一堵矮护墙，而那些沙袋构成了一个很好的据点，通常情况下这种防御工事是很难攻克的。护墙内的一切都被炸了个粉碎，倒塌的梁柱和水泥板凌乱地遍地都是。我们的手榴弹炸毁了胸墙内所有的军事设施和防御工事，却仍旧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看到。我想他们一定是躲在地下了，于是用英语喊道（情急之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句西班牙语）：“赶快出来投降！”却无人应答。随后，被炸坏的棚顶上有一个身影跳了下来，向左边跑了过去，我急忙追赶，在黑暗中拼命地挥舞着刺刀。跑过拐角时我又看到了一个人影——不知道与刚才追赶的那个人是否是同一个人，他沿着通信壕向另一个法西斯阵地方向逃去了。我刚才一定离他很近，因为我能够看清楚他。他露着头，双手紧紧抓着那条披在肩上的毯子，好像除了这条毯子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我当时如果开枪，一定会让他遍体开花。但是我们事先接到命令，一旦攻入敌人的堡垒，为了避免误伤自己人，大家只许使用刺刀，所以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开枪的事，而是脑海中浮现出了二十年前我们中学时的拳击老师，他生动地用手势向我演示了自己在达达尼尔海峡用刺刀对付一个土耳其人的情景。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枪托，狠狠地向他的背部刺去，只差一点我就刺到他了，我又一次挥起刺刀刺向他，却仍然以毫厘之差而告终。就这样，他被我追了一段距离之后便跳到了战壕里，我站在他身后的地面上，又刺向他的肩膀，却还是没有刺中。如今想来，这真是极富喜剧性的一幕，不过我想对于那个人来说，却并不那么富有喜剧色彩。
当然，由于当时他比我更熟悉地形，所以很快就脱身了。当我返回堡垒时，所有人都在叫喊。枪炮声已经没有那么刺耳。敌人仍旧从三面向我们猛烈地开火，但射击的距离更远了一些。
我们暂时击退了敌人。我还记得我以预言家的口吻说道：“我们对这个地方也只能控制半个小时，最多半小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半个小时。向右手边放眼望去，从敌人的堡垒中射出的无数道绿光穿向黑暗的夜空，但是它们距离我们还很远，大概有一二百米。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搜索整个阵地，缴获一切值得缴获的东西。本杰明和其他的一些队友已经在阵地中央的一片废墟中开始搜索了，本杰明兴奋地从坍塌的棚顶下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手里拖着一根绑着一个弹药箱的绳子。
“同志们！弹药！这里有很多弹药！”
“我们不需要弹药，”一个声音说道，“我们需要的是枪。”
他说的没错。我们的步枪多半都被泥浆堵塞，无法使用了。枪管需要清理，但是，在黑暗中卸下枪栓是件十分危险的事——你把它卸下来放在一个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有一个小型手电筒，是我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巴塞罗那买到的，要不是它我们就连一件称得上照明工具的东西都没有。有几个人的枪还可以用，他们便开始零星地向远处喷火光的地方开枪。没人敢过于频繁地连续射击，因为即便是队伍中最好的枪，如果连续射击的话枪管可能会因发烫而更容易堵塞。我们留在堡垒内的大约有十六个人，其中有一两名伤员，其他的许多伤员都躺在外面相对安全的地方，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帕特里克·欧哈拉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急救训练的贝尔法斯特爱尔兰人，他背着一大包绷带穿梭在伤员中间，帮他们包扎伤口，可是，无论他多么愤怒地大喊自己是马统工党，还是会在每次返回堡垒时遭到误击。
我们开始了对整个阵地的全面搜索。我看到旁边躺着几具尸体，但我顾不上去搜索他们，此刻，我在迫不及待地四下寻找敌人的机关枪。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当我们潜伏在堡垒外面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们开枪呢？我拿着手电筒打量炮楼内的机关枪工事，结果令我大失所望！根本没有机关枪，只有一个空支架和许多装过弹药及备用零件的空盒子。他们一定是在第一次警报拉响时就把机关枪卸下来转移到别处了。很明显，这是一次接受了指挥命令的集体行动，但却是一种愚蠢而怯懦的行为，因为但凡他们手里有机枪，我们则无一能逃脱死亡的命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懊恼和沮丧，要知道，我们是多么热切地期待能搜获一挺机关枪啊！
我们找遍了每个角落，却还是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有遍地散落的手榴弹——法西斯分子的手榴弹比我们的还要差劲得多，只要轻轻一拉引信就能立刻爆炸。我随手捡了几个装进袋里留做纪念。法西斯士兵的防空洞里什么都没有，这不由得让我们感到震惊，同时又心生怜悯。那些我们在防空洞里随手乱扔的多余的衣服、书籍、食物、小件的私人物品之类的东西在这里完全看不到。看来，这些被强征入伍，分文未得的可怜的法西斯士兵，除了几条破毯子和几块浸了水的面包之外，一无所有。炮楼的最北端有一个半地下式的小型防空壕，高出地面的部分留有一个小天窗。我们用手电筒向窗户那边照过去，大家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那里有一个放在皮匣子里的圆柱形物体斜竖在墙边，一米多长，直径半尺多宽，很明显是机关枪枪身。我们冲过去，冲进防空洞，结果发现那个皮匣子里的东西并不是机关枪，而是一架带有折叠支架的巨型望远镜，放大倍数至少在六十到七十倍之间，对于我们这支装备奇缺的队伍，这显然是更加珍贵的东西。像这样的望远镜在我方前线部队中根本找不到，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东西。我们得意地将它取出来，斜竖在墙边，准备稍后带走。
而就在此时，只听有人高喊：“他们围过来了！”而根据双方交火的枪炮声来判断，战斗也明显愈来愈激烈了。但是显然法西斯分子是无法从右侧反攻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穿过双方交战的无人区去攻击原属于他们自己的胸墙。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那么就只会从阵线内侧实施反攻。我绕到防空洞的另一头，整个阵地呈马蹄铁形状，所有的防空洞都建在中央位置，因此我们左边还有一道胸墙，激烈的炮火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不过这并不打紧，真正危险的是我们的正前方，因为那里没有任何防御工事。不一会儿，一串子弹就从头顶上方呼啸而过。这些子弹一定是从不远处的另一个法西斯阵地里射过来的。显然，我们的突袭部队根本没能完成夺取那个法西斯阵地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的交火声更加震耳欲聋。这种持续不断，犹如万鼓齐鸣的咆哮声，是无数支来复枪齐射发出的声音，我早已习惯于远远地辨别这种声音，而此时却是我第一次置身其中。显然，战火已经从方圆几公里的战线蔓延开来。道格拉斯·汤普森正斜靠在胸墙上单手射击，另一支受伤的胳膊不听使唤地在身体的另一侧不停地晃动，而旁边那个枪管卡壳的队友则在拼命地为他装子弹。
我们这边有四五个人，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就摆在眼前，那就是我们必须把前面胸墙上的沙袋拖到没有防护的一边，建起一道壁垒，而且越快越好。当前火力正猛，但或许什么时候会弱下来。借着周围射击的火光，我看到包围我们的敌人大概有一两百人。我们费力地挪动沙袋，将它们扛起来，草草地扔到前方二十米的地方，试图筑起一道掩体。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差事。这些都是大沙袋，每个都有一百多斤重，你要使出全身力气才能让它们松动，而且那些腐烂的麻布一旦裂开，潮湿的泥土便会从头到脚洒满全身，灌进你的脖子和袖筒里。我对当时环境的所有恐惧至今仍记忆犹新：黑暗中的混乱与喧嚣，令人心惊胆战的战火的咆哮，蹚着泥浆在子弹中来往穿梭，不断地在突然破裂的沙袋中挣扎抗争……伴随着这一切的还有来复枪对我的困扰，我时时刻刻把它抱在身上，生怕一放下便会将它弄丢。我当时还对一个和我一起摇摇晃晃地抬着沙袋的战友大喊：“战争，太残酷了！”突然，几个高大的身影接二连三连地跃入我们的胸墙前。走近时，我们看到他们身穿突袭部队的制服，我们立刻欢呼起来，心想一定是我们的援军到了。然而，他们只有四个人：三个德国人和一个西班牙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奉命攻击敌人另一个阵地的突袭队的情况。由于不熟悉地形，他们在黑暗中走错了路，在敌人阵地的铁丝网旁边被发现了，很多人当场就牺牲了。还好他们四个人在半路上掉队了，才幸免于难。这三个德国人既不会英语，也不会法语和西班牙语，连一个单词也说不出来。我们费尽周折，一边叫喊一边打各种手势才向他们解释清楚目前的情形，好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赶筑工事。
眼下，法西斯分子调来了一挺机关枪，隔着不到两百米的距离望去，就像是一串点燃的爆竹，伴着冷酷的噼里啪啦的响声，一连串的子弹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不久，我们便在枪林弹雨中勉强建起了一个临时工事，虽然略微低矮，但是我们这边的几个人却可以用它作为掩体卧倒射击了。我蹲在他们的后面，眼看着一枚迫击炮弹飞旋而过，在无人区爆炸了。虽然这样也很危险，但至少对方不能马上确定我们的位置。总算不用再跟那些可恨的沙袋较劲了，眼前的画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显得颇有意思。黑暗中的喧嚣声、不断逼近的敌人的枪火，以及我们的人对着那些枪火射出的火光。你甚至可以抽点时间来让自己稍作思考。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对这一切究竟是否会产生恐惧，答案是“不”。在攻入敌人的堡垒之前，我所面临的危险或许比现在还要小，然而当时却充满了畏惧……突然，有人大喊“他们缩小了包围圈！”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敌人的枪火已经越来越近，我看到有一道火光距离我们已经不到二十米了，显然他们是沿着那条通信壕进攻上来的。二十米，正是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向我们投来一颗炸弹的距离，而我们八九个人守在一起，只要一枚炸弹轻轻落下，我们便会被炸得粉身碎骨。鲍勃·斯迈利面部受了伤，伤口不大却鲜血直流，他径直起身向敌人投去一枚手榴弹。我们赶紧伏下身体，听爆炸的声响。手榴弹投出时，导火线还在空中发出嘶嘶的响声，可是这枚手榴弹竟然没有爆炸（这种手榴弹至少有1/4是哑弹）。我身上只剩下从敌人那里捡来的那几颗手榴弹了，我不知道这些手榴弹能派上多大的用场。我大声喊：“谁能给我一枚手榴弹？”道格拉斯·莫伊尔从口袋中的弹药袋里摸出了一枚，递给了我。我立刻将它投了出去，然后自己一头扎进土里。托上帝的福，这枚手榴弹成功地落在了敌人开枪的地方，这可是一年才有一次的幸运。随着一阵爆炸声的轰鸣，紧接着便传来了一阵梦魇般的哭号声、尖叫声和呻吟声。无论如何，我总算炸倒了一个敌人，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炸死了，但至少伤得不轻。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当我听到他的惨叫声时，心中产生了一种隐隐的难过。而此时，借着昏暗的火光，我看到离那枪火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身影，我想我不会看错。我不假思索地举起枪向他射去。又是一声惨叫，不过我想这仍然是那枚手榴弹的效果。随后我们又投出了几枚手榴弹，渐渐地，敌人的枪火越来越远了，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多米，甚至更远的距离。我们已经把敌人击退了，至少是暂时击退了。
大家都开始骂起来，抱怨究竟为什么后方不给我们增援。只要给我们一支冲锋枪或加派二十个带步枪的人，我们就能顶住一个营的兵力，守住这个地方。此时，本杰明的副官，被派回去请求指示的帕迪·唐纳文爬上前面的胸墙，对大家宣布：
“喂！赶快出来！所有人立即撤退！”
“什么？”
“撤退！出来！”
“为什么？”
“这是命令。火速撤回我们自己的阵地，快！”
大家都开始翻越前面的胸墙。有几个人还在拼命地想要带上那个笨重的弹药箱，而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那架立在墙根的巨型望远镜。但此时，我看到了那四名突袭队员正飞快地跑近通信壕，我想或许是因为他们先前接到了某种秘密指令，但是那条通信壕通往的是另一个法西斯阵地，如果他们冲向那儿结果必定凶多吉少。眼看他们就要消失在黑暗中，我赶紧追上去，使劲地回忆西班牙语中“撤退”这个单词，最终情急之下我只能大声地喊出，“Atrás！Atrás！（西班牙语‘后面’的意思）”也许是这个单词的表达还算准确，那个西班牙人听懂了，并把其他三个德国人也带了回来。帕迪还在胸墙那里等着我。
“快，快！”
“可是我的望远镜！”
“可——望远镜！本杰明在外面等着我们呢！”
帕迪为我抬起铁丝网，我们从铁丝网下爬了出来。一出堡垒，我们便遭到了敌人疯狂的火力围攻，我相信，其中一部分火力是来自我们自己人的，因为整个战线的所有人都在开枪，无论朝哪边走，都会有流星般的子弹与我们擦身而过。我们在黑暗中东逃西窜，就像一群被疯狂追赶的羊群。此时，手里搬着那箱缴获的弹药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一个最重的弹药箱装有一千七百五十发子弹，重达一百多斤，另外还有缴获的几支步枪和一箱手榴弹。尽管双方阵地相距只有不到两百米，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都熟悉地形，却还是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全都迷失了方向，走来走去却发现我们只是在一片烂稀泥里兜圈儿，除了知道被两边的子弹夹击以外，其他的完全摸不清状况。天空没有月亮，不过夜色渐渐变淡了些。我们的阵地在韦斯卡东部，我本想原地不动，等天亮了辨明方向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都不同意。我们继续一步一滑地向前跋涉，不断地改变方向，大家轮流拖着那个弹药箱。终于，前面不远处，隐约出现了一排矮胸墙的轮廓，但是，这有可能是我们的阵地，也有可能是法西斯分子的阵地，因为完全没有人清楚我们所走的是哪个方向。本杰明卧倒在枯萎的野草中，小心翼翼地向前方移动，当他匍匐到离胸墙二十米的地方时，试探性地发出了暗号，随即便听到对方回应“POUM！”我们即刻起身，沿着胸墙找到了回去的路。我们再次蹚进沟渠，浑身裹满泥浆，伴着“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和“哗哗”的流水声，安全地返回了阵地。
柯普和几个西班牙人还在堡垒内等我们。医生和几个抬担架的人都已经离开了。看来伤员已经被送走了，而乔治和一个叫希德斯顿的战士却不见了。柯普焦躁地踱着步子，急得脸色苍白，就连脖子后的赘肉也都发白了，他无暇顾及流星般从胸墙穿过来的子弹，哪怕子弹就从他的头顶横扫而过也无心理会。我们都蹲在胸墙后以保证安全，只有柯普还在念叨，先是西班牙语“乔治！科尼奥！乔治！”接下来又是英语“乔治不能死，不能死！”乔治是柯普的至交好友，也是他下属最得力的军官之一。突然，柯普转过身来，要在我们中间召集五名志愿者，两名英国人和三名西班牙人，他们要被派去寻找失踪者，最后由我和莫伊尔还有另外三个西班牙人参加了寻找工作。
出发后，那几个西班牙人就嘀咕：“天亮了，行动更危险了。”的确，天空已微微露出蒙蒙的淡蓝色。法西斯分子防守的阵地里传来了沸腾的欢呼声。显然，他们已经用更猛的火力重新占领了这块阵地。当我们靠近敌人堡垒六七十米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发现了我们或听到了什么动静，突然猛烈地朝我们开火，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扑倒在地。敌人从胸墙内扔出了一枚手榴弹，着实引起了一阵剧烈的恐慌。我们趴在草丛里，在等待时机向前靠近，却似乎听到敌人的欢呼声越来越近了——我坚信这纯粹是我们的想象，但当时听起来却是那么千真万确。他们冲出阵地向我们追过来了。“跑！！！”我冲莫伊尔喊道，我像脚下踩着弹簧一样即刻蹦起来——天哪，我跑得该有多快啊！就在那天晚上我还在想，一个浑身湿透，扛着一支步枪和几十发子弹的人怎么能够跑得动呢？而此时我才明白，原来当你知道自己身后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全副武装的敌人在追赶你时，你一定会跑得飞快。但是其他人跑得比我更快。就在我飞速奔跑的时候，有几个人以流星般的速度从我身边一跃而过，就是那三个西班牙人，他们早已冲到了前面。他们一直跑入我方阵地好久之后才停下来，我本可以赶上他们。事实上，我们的精神都完全崩溃了。但是我很清楚，在黯淡的光线中一个人行动的隐秘性显然要高于五个人一起行动。因此，我决定独自返回到敌方阵地去寻找。我成功地潜入了敌人的外围铁丝网，开始遍地搜索，不过因为我只能四肢伏地，所以搜索不是很得力。最终还是没有发现乔治和希德斯顿的线索，我只好重新爬回了的我们的阵地。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就已经被送往急救站了。乔治的肩部受了轻伤，而希德斯顿却惨受重伤——先是被子弹射穿左臂，多处粉碎性骨折，正当他无助地躺在地上忍受伤痛时，周围又有一枚手榴弹爆炸了，导致身体多个部位被弹片撕裂。值得庆幸的是希德斯顿最终康复了。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仰面朝天，背部蹭着地面挪动了好一段距离后遇到了一位受伤的西班牙战士，最后俩人相互帮衬着才摆脱了险境。
天色渐渐亮了。在绵延数公里的战线上，零星散乱的枪声就像暴风雨过后空中落下的雨点一样，仍在噼里啪啦地响着。那种凄凉的景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无边的泥泞与沼泽，瑟瑟哭泣的白杨，战壕里混着黄泥的污水；一张张精疲力竭的面孔，久未修剪的胡须都糊满了泥巴，整个脸颊被硝烟熏得乌黑，只剩两只眼睛透出疲惫的目光。当我回到防空洞时，与我同住的另外三个人都早已酣睡。他们来不及卸下身上的装备便倒地而睡了，只是手中紧紧地抓着那把糊满了泥巴的来复枪。防空洞内外全部湿透了，我找了好久，好不容易才搜刮到了一些干木棍，燃起了一小团火。接下来，我点着了那支珍藏已久的雪茄，这支雪茄陪我在雨里折腾了一晚上，居然没被折断，这着实令人惊喜。
后来，据说这次行动是个重大胜利，即便过程是那样的艰难。其实，这只不过是为了分散敌人在韦斯卡的兵力而进行的一次突袭，好让无政府主义者再次发动进攻。据我判断，在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至少投入了将近两百人的兵力来进行反击，而此后据一个叛逃的法西斯士兵描述，当晚敌人增派的援军多达六百人。我敢说这家伙一定是在说谎——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叛逃者总是会拍马屁讨好我们的。至于那架望远镜，真是太可惜了。时至今日，一想到曾经与那样一件精致的战利品擦肩而过，我仍旧感到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