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后，英国独立工党派遣的由大约二三十人组成的志愿者小分队抵达了阿尔库维耶雷。由于要对所有的英国志愿兵进行整编，我和威廉也被分到了这支队伍中。我们的新阵地在奥斯库罗山，与萨拉戈萨东西相望，仅几英里之隔。
新的阵地高枕于像刀背一样的石灰岩山崖上，阵地上沿水平方向挖掘的防空洞洞口直逼悬崖，好像沙燕筑起的巢，洞穴深不见底，在这浓墨般漆黑而又狭矮的洞穴内，人们即使双膝跪地也无法抬起头来，起身站立就更不可能了。与我们阵地左侧相邻的山顶上是另外两个马统工党的阵地。其中一个阵地对于那些坚守前线的士兵们来说可是有着绝对的吸引力的，因为这里有负责做饭的女兵。这些女兵虽算不得漂亮，但是却打破了战地里只有男人的格局。与我们阵地右侧相距约五百米的地方是一个加联社党的哨所，位于阿尔库维耶雷要道的拐弯处。这里是敌我双方的交通要道。夜里，随着照明灯指引的方向，经常会看到我方从阿尔库维耶雷出发的军用卡车和法西斯分子从萨拉戈萨出发的军用车辆蜿蜒而行，缓缓地驶过这个路口。在这个阵地上，狭长的萨拉戈萨山脉清晰可见，夜晚时分，整个萨拉戈萨就像是一排被灯光点缀的舷窗，一直伸向西南方向六公里之外的地方。自一九三六年开始，政府军队就对这里虎视眈眈，死盯着不放。
我们有三十人，其中还有一个西班牙人，他叫拉蒙，是威廉的小舅子，另外还有十二个西班牙机枪手。其中难免会有一两个小混混——不必多言，战争往往是乌合之众的大聚会——但英国军队除外，他总是不枉其名，无论是体质训练还是思想训练都很过硬。其中，最优秀的当属鲍勃·斯迈利了，他是一位著名矿工领袖的孙子。很可惜，威廉最后却无辜惨死在巴伦西亚。尽管存在语言交流的困难，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却总是能够相处得很好，这或许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西班牙民族的某些特质。我们渐渐发现，在这些西班牙人中，有两句英语几乎人人受用，除了一句巴塞罗那妓女们和英国水手们做生意时的常用语之外（应该属于出版物的禁用词汇），另一句就是“OK，baby！”
前线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除了几声偶然的枪响，更偶然的就是法西斯那边的迫击炮声，而随着这炮声，我们要做的只是派士兵跑到战壕上确认炮弹究竟落在了哪个山头。敌我相距越来越近了，到了三四百米远的距离，我们的正对面是敌人距我们最近的一个阵地，上面有一个机枪工事，那些射孔不断地诱导我们浪费子弹。敌人从不屑于用步枪射击，而是直接用机关枪准确地扫射所有暴露在他们枪口下的人。然而我们的第一例伤亡却发生在十几天后。与我们对峙的是西班牙人，但是据叛逃人员透露，其中还有几个德国NCO的成员。据说以前还有过一些摩尔人，这些从热带来的可怜家伙，哪里忍受得了这里的寒冷！我们在无人区发现了一具摩尔人的尸体，这成了当地的一大新闻。往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战线被一片村庄隔断了，那是一片低洼地带，有茂密的树林，那里仍属于非占领区。以前白日里双方都派人在这儿巡逻。虽然数百米之内我从未看到过一个巡逻的法西斯士兵，但是对于我们那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来说，到这种地方巡逻倒不失为一种乐趣。你可以通过大幅度地匍匐行进穿过法西斯防线，甚至可以看到飘着君主制旗帜的农家院子，那便是法西斯军队的司令部。我们偶尔也会对其进行步枪齐射，之后便在敌人瞄准我们之前迅速溜进战壕。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击破几扇窗户，然而，就凭我们的步枪，在距离目标八百米之外的地方，哪怕是一座房子都无法击中。
天气虽晴朗，却总是很冷。有时中午的阳光很充足，但依旧寒冷。在四面山坡上向阳的地方，随处可见刚刚吐出新芽的番红花和刚从泥土里冒出的鸢尾花。一切正是春景，只是已姗姗来迟。夜晚变得更加寒冷。轮岗回来后，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经常去伙房，把灶火的余烬搜集在一起，然后站在炽热的小火苗旁边取暖。这样虽然会烤坏靴子，但是脚却舒服多了。不过也不乏这样的清晨，黎明的太阳从山顶上升起，让我们在原本糟糕的时刻欣然睁开双眼，去迎接崭新的一天。我并不喜欢大山，即使景色壮观。然而，当晨曦被挡在群山之后，第一束金色的阳光远远地像利剑一般刺入黑暗的山谷，那光芒越来越亮，与火红的云海相互映射着铺向神秘的远方，这一切简直值得去尽情欣赏——哪怕彻夜不眠，哪怕站到下肢麻木，哪怕你曾因想到接下来那滴水不进的三个小时而沮丧。在这场战役中我有幸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晨景，那是我在曾经走过的岁月中不曾有过的，我想这也将成为我余生中一段与众不同的回忆。
我们的兵力严重不足，因此不得不加长轮岗时间，每个人都更加疲惫不堪。我开始承受缺觉带来的痛苦，这个问题即使在战事最缓和的时期也无法避免。除了轮岗和巡逻，还有夜晚的防空警报以及要不断地做好战斗准备。更糟糕的是，无论何时我们都无法在一个兽穴般的地方，伴着双脚因寒冷而带来的刺骨的疼痛安然入睡。我记得在刚去前线的三四个月里，虽然连续二十四小时不睡觉的情况没有超过十次，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觉的时候也超不过十次，每周只能睡二三十个小时的事情是常有的。不过这种睡眠不足所带来的后果倒也没那么坏，虽然人们变得越来越迟钝，在山坡上攀爬也越来越困难，但是大家都开始有强烈的饥饿感，那是一种多么强烈的饥饿感啊！所有的食物都变得美味了，即使是每个去过西班牙的人到最后看了都想吐的扁豆都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佳肴。我们喝的水，都是骡子，还有那不断受虐的毛驴从几里之外的地方驮回来的。不知为什么，阿拉贡的农民们对待骡子总是很友善，而对待毛驴却总是很残忍，可怜这些畜生，一旦不听话，就常常会在屁股上被踢上一脚。队伍中蜡烛的供给已经中断了，火柴也所剩无几。从西班牙人那里我们学会了用橄榄油、装炼乳的易拉罐、弹药筒，还有那些破布来制作油灯。只要有一点橄榄油（在当时是很难弄到的），这些东西就会伴随着烟雾燃烧起来，虽然火光只有蜡烛的四分之一亮，却足以让我们借着这微弱的光摸索到身边的步枪。
看来真正的战斗是不太可能到来了。在离开蒙特波塞洛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子弹，发现近三周以来，我对敌人只开过三枪。据说在这场战争中打死一个人至少要用一千发子弹，照此说来，打死一个法西斯分子，至少也要花上二十年的时间。在蒙特波塞洛，双方阵地相对较近，开枪的频率也相对较高，即便如此，我相信，我还是从未击中过一个敌人。事实上，对于此时的战争和这里的前线来说，真正的武器并非步枪，而是扩音喇叭。如果不能用手中的步枪打死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人们就常常会用高声呐喊的方式来攻击敌人。对于这种极其特殊的作战方法可是说来话长。
在这场战争中，一旦作战双方处于一喊话对方就能听得到的位置，那么战壕与战壕间的骂战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我们的队员会高喊“法西斯猪！”而对方则传来：“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当他们得知与他们对峙的队伍中有英国人时，便会高喊“滚蛋，英国猪！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对于站在政府一边的各党民兵们来说，用高呼呐喊的宣传方式来萎靡敌人的士气已成为了一种常规的作战技能。只要处在有利的位置，民兵手里就会配发一个扩音喇叭，特别是机枪手，他们的任务就是用这个武器来对敌人进行喊话，内容基本是固定的，多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告诉那些法西斯士兵：你们不过是国际资本主义雇佣来的牺牲品，你们是在与自己阶级的同胞作斗争等等，以此来劝他们赶快转移到我们的战线上来。这种对话由一个接一个的士兵不断地重复，有时候整晚都不间断。其效果几乎毋庸置疑，人们普遍都认为那些不断出现在法西斯队伍中的叛逃者多半是因为受到这种劝说的影响。仔细想想，如果一个可怜的哨兵，可能原本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却被逼参加了法西斯的队伍，而今正在哨岗上饱受严寒之苦，当这句“不要与自己阶级的同胞作斗争”的口号一遍一遍地在黑暗中回响时，他的内心是很难不为之所动的。而此时，选择背叛还是继续效忠便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当然，就英国人的战争观念来说，他们很难适应这种方式。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种不用武力去征服而是试图劝说敌人改变信念的做法，我起初也感到十分震惊，甚至反感。后来，我却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种方法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常规的堑壕战中，除非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否则要想在几乎没有一枪一炮的情况下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可以不费一枪一炮地将敌人劝服到自己的战线上来，那是再好不过了。况且，俘虏总强过于尸体，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情报。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此情景大失所望，因为我们觉得这帮西班牙人对于这场应该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处在我们东边低地的哨所上有个加联社党的士兵，他对于这种劝降任务简直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总是抛开那些革命口号之类的说辞，不断地告诉那些法西斯士兵我们的伙食有多么优越。他对于政府供给的宣传简直超乎想象。“奶油土司”——当他说到这个名词的时候整个山谷似乎只有他的声音在回荡，“此刻我们正在此坐享着奶油土司！多美味的奶油土司！”而此刻，我更加相信，他和我们一样，已经至少有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都没见到过他所说的奶油土司了，可是，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漫漫寒夜，“奶油土司”这几个字一定会让那些法西斯士兵垂涎三尺吧，就连明明知道那只是谎言的我们也禁不住流口水了。
二月份的一天，我们发现一架法西斯的飞机正在向我们逼近。像往常一样，机枪手们扛起枪飞奔到空地上，仰面竖起枪管，开始极力朝天上瞄准。照理说，敌人轰炸我们这种孤立的阵地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有少数飞机掠过我们的阵地上空也会绕行，以避免火力攻击。可是这一次，敌人的飞机却径直飞过来，不过飞得很高，远远超出了机枪的射程。随后，从飞机上散落下来一些白色的东西，在空中翻滚，渐渐地落在了地上。那不是炸弹，而是法西斯主义者印刷的《阿拉贡先驱报》，报纸上宣称我们的马拉加沦陷了。
当天晚上，法西斯发动了一场进攻，不过中途停止了。当时我在防空壕里睡觉，正睡得沉的时候，突然听到头上一阵枪响，还有人冲里面喊，“敌人进攻了！”随着喊声，我即刻起身抓起枪，爬上山顶的机枪手岗哨上——这是属于我的岗位。在无边的黑暗中，枪炮声如梦魇般地响个不停。我从火力声中判断，大概有五挺机枪在朝我们发起猛烈攻击。还有法西斯炮弹的轰炸声，那是他们中有人在对着自己的胸墙开炮，我不得不说这真是一种白痴的行为。夜空漆黑如墨。而在我们西边的山谷中闪着绿光的地方有一些步枪，一小股法西斯分子也向我们发起了进攻，也许他们是在巡逻吧。黑暗中，子弹在我们的周围穿梭，响声震彻山谷。几颗炮弹呼啸而过，却全然没有落到我们的阵地上（在这场战争中这种事情几乎是家常便饭），甚至都没有爆炸。而令我更加不解的是另一挺机关枪朝我们背后的山头上开火，两挺机关枪原本是派来支援我们的，眼下我们仿佛完全陷入了一个包围圈中。此时我们自己的机枪却又卡壳了，这些该死的弹药总是如此不择时机，更倒霉的是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推弹杆居然不见了。此时的我们除了站着挨枪子儿，别无选择。那个西班牙机枪手总是不屑于隐蔽，或者说他们更愿意故意暴露自己，于是我也不得不这样做。也许这样说有点狭隘，但那的确是一种有趣的经历——我还是第一次在炮火中侃侃而谈，而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发现自己当时是那么恐惧——我发现，当你静静地站在一片炮火声中，明明知道会被击中，却不知道会被击中身体的哪个部位时，那种恐惧远胜过对死亡的恐惧。你会时刻担心，猜测子弹可能飞来的方向，这让你的神经极度紧张，整个身体处于极度敏感的痛苦中。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敌方的火力渐渐弱了下来，不久就停火了。而我们只有一名士兵的伤亡。这时，敌人已将几挺机关枪摆在了无人地带，但是离我们阵地很远，他们并不打算攻击我们的防护墙。其实他们并没有攻击，而只是为了鸣枪狂欢，以庆祝他们打下了马拉加。不到两天，报纸上和广播里就播出了一条消息——一次由法西斯发动的以装甲兵和坦克武装为主的大规模进攻（这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要知道，战斗是在一个近乎垂直的山坡上打响的！）被英勇的英国人击退。对于我来说，整个事件的关键意义，恐怕莫过于它让我从中明白了，要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
当法西斯分子散布马拉加失守的消息时，我们都以为那只是个谎言。但紧接着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更可靠的关于此事的传言，大概直到两天后官方才宣布承认了这个事实。随后，一系列大肆渲染民兵们无能的消息便逐渐传开了——整个城市是怎样不费一炮一枪被占领的，意大利人又是如何不战而退，并将暴怒指向那些无辜可怜的民众，而民众又是如何被追了数百英里后最终遭到机枪射击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传入前线后，战士们无不感到心寒，因为不管战斗的过程如何，战士们始终相信，马拉加的失守是因为内部有人叛变造成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背叛的谈话，并且第一次看到谈话中有了分歧。也是第一次，我开始对这场战争有了隐约的怀疑，时至今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是非对错都并非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二月中旬，我们离开了蒙特奥斯库罗山，与这个战区的所有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一起，被分到了围困韦斯卡政府的军队中。从寒冷的平原到那里需要走二十五公里的路程。被修剪过的葡萄藤还没有发芽，在起伏不平的土地上，冬麦的叶子才刚刚探出了头。从我们脚下的战壕望过去，四公里外的韦斯卡是那么的渺小而又清晰，像一座布满了木偶之屋的小城。几个月前，当我们成功占领了谢塔莫的时候，政府军的总指挥兴致勃勃地说：“明天，我们就会在韦斯卡的土地上喝咖啡。”但最终他还是错了。虽然我们也曾洒下鲜血，却最终并没能攻克那座城镇，而“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壮语则成为日后全军谈论的笑料。如若来日能够重返西班牙，我一定会专程前往韦斯卡，在那片土地上喝上一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