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残篇是被死亡篡改过的一件作品。”阿多诺对艺术品的这一隐喻说法，实际上也适用于他本人从事的最后一项哲学研究。《美学理论》的印刷文本，就是阿多诺的一部未曾脱手的、兴许永远不会送交付梓的文稿。我们现在出版的这部残篇，尽可能忠实于1969年8月所假定的样态。
在其谢世的前几日，阿多诺在一封信里言明，本书的定稿需要自己“竭尽余力，再作修改”。他想要修改的部分，“与其说是主旨内容上的，毋宁说是编排结构上的”。阿多诺曾经写道：“本书的主旨实际上……都已俱在。”当时，他期望在1970年中期最后定稿。他原想对书稿中的材料作出许多调整，对有些部分进行删节，尤其要在正文中插入发表在《附录一》中的那些片断。另外，他打算完全重写初稿导言。最后，他还想对语言表述的诸多细节再加润色。
可以说，本书是一部未完成的遗作。同那部计划专论道德哲学的著作《否定的辩证法》一样，《美学理论》这部专著旨在“再现我思想中的精髓”。阿多诺的这一言论，尽管对自己的其他论著有失公正之嫌——从克尔凯郭尔（1933年）到贝尔格（1968年）都对各自的论著有过类似评说，一种只有作者自己才能作出的貌似公正的评说——但却使人倍加重视这部被死亡篡改过的论著的重要价值。阿多诺认为，“一部作品的残缺不整性，成为其表现方式的组成部分”（因为此种方式对作为阿多诺哲学之组成部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提出批评），由此排除那种必然由精神犯下的幻象过失。从摧毁《美学理论》文本所证要旨的角度来看，阿多诺的这一论点难以令人信服。对阿多诺来讲，残章断篇的概念具有双重意义。这会指涉某种生产性的东西：系统性理论要表露其真理性内容，就必须化分为残篇或片段。《美学理论》不属于这种情况。该书作为残篇具有不同含义；我们这里所处理的是一部在实现其内部形式律之前曾几易其稿的遗作。
阿多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向来抵制任何企图从死亡事实中挤出某种形而上意义的做法。这样做就得接受死亡铸成的破坏。就阿多诺而言，有两个相关的传记片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他始终不相信本雅明的作品《拱门街计划》（Arcades Project）并非是废物利用的论点；二是他从来没有默认贝尔格的歌剧《鲁鲁》的器乐演奏手段仍不完善这一事实。本书编者并不隐瞒《美学理论》一书的残篇本性。编者绝不能自欺欺人，即便甘心自欺也不可能如此行事。如果一部残篇纯属偶然所致，那就没有必要去默认这部残篇了。然而，忠实性是阿多诺本人一贯倡导力行的原则，该原则要求人们切勿改动残篇，只需完整呈现。
在1949—1950学年冬季学期，阿多诺恢复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席。到了1950年夏季学期，他讲授美学课程。随后，他四次讲授此课；最后一次始于1967年夏季学期，长达一学年之久。当时，《美学理论》的大部分初稿已经写成。我们无法断定阿多诺于何时构想出撰写一部美学论著的计划。阿多诺曾偶尔提到这是一部“他终生推迟下笔”的著作。早先的有些笔记，可追溯到1956年6月。他晚年的朋友彼得·苏尔肯普（Peter Suhrkamp），期望阿多诺撰写一部美学专著，这一期望或许是促成这一写作计划变得更加现实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阿多诺有意将自己的美学思想整合在一起，即把这些思想发展成一个连贯完整、结构严谨的理论框架；在此之前，这些思想大多见于许多有关音乐与文学的论著中，经常被视作梗概性的漫谈随笔，确有些狂文妄语的味道。在阿多诺早期著作中，其实际思想要旨似乎一直与那种将这些思想从哲学上贯通汇集起来的知性格格不入。他自己认为，对艺术所做的那些实际研究，“与其说是对美学理论的某种运用结果，毋宁说是再现了美学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契机”。
在1961年5月4日那天，阿多诺着手口授《美学理论》第一稿；该稿由比较简短的段落组成。为了撰写《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一书的写作计划只好停止。到了1966年夏季，当《否定的辩证法》脱稿之后，阿多诺于1966年10月25日又开始重写《美学理论》。该书早先以段落为结构，这次则以章节代之。阿多诺在此书的“系统性组合”方面，也就是在仔细分解材料方面颇下功夫。到了1967年1月底，初稿已完成四分之一。口授工作在1967年持续未停。这期间阿多诺为涂尔干的《社会学与哲学》（Sociology and Philosophy）一书的德文译本撰写了一篇导论，同时为鲁道夫·博尔夏特的诗集撰写了一篇序言。根据其一则日记所载，《美学理论》的口授初稿完成于1967年12月25日。这则日记似乎还只是一种预计或设想；因为两周之后，也就是1968年1月8日，阿多诺在一封信中写道：“初稿近乎完成。”最后在1968年1月24日他又写道：“与此同时，我的主要美学论著初稿已经脱手。”
除了导论部分之外，口授初稿分为7章；题名为“情境”“艺术曾是何物或论原始历史”“唯物论”“唯名论”“社会”“标语”以及“形而上学”。除了几个段落之外，1961年的初拟文本，几乎全被纳入新的文稿之中。可以看出，阿多诺的第二稿，与现在发表的版本并无多少相似之处。这里我们将再次援引阿多诺的一封信，他在此信中专门谈到一般的修改问题和前后两部初稿的关系问题。他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第二稿总是决定性的，而第一稿仅仅是汇集素材而已。……第一稿总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的自我欺骗之作；而在第二稿里，我自己潜入其中，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我发现这种做法颇有成效。”在阿多诺以批评方式来修改《美学理论》的手稿时，他感到自己面临一种常有的困境，那就是他不满意自己撰写的第二稿。
第二稿脱手后，写作再次停顿。阿多诺转而去撰写一些约稿，譬如在“第十六届德国社会学家会议”上的主要讲演稿，以及《德国社会学界的实证主义争论》（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一书的导言等等。与此同时，阿多诺正在撰写一部专论贝尔格的著作。对于这些影响其“主要任务”、使其分散精力的事情，阿多诺从无怨言；他反而视其为具有积极作用的有益之事。此外，他还花掉大量时间，同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与此同时，他还进而涉足大学政治。同学生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所撰写的《理论与实践旁注》（“Marginal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一文，而涉足大学政治则纯属浪费时间和精力。
直到1968年9月初，《美学理论》一书的写作修改工作才重新开始。首先，阿多诺对第二稿的全文作了批评性注释，这是进行实际修改工作所迈出的第一步。其次，阿多诺亲笔修改的部分连同口授原文被打印成稿。在最后一次审校过程中，他逐句作了订正，几乎无一不改。在此阶段，即从1968年10月8日始，他放弃了章节的设置构架，取而代之的则是连贯的文本，以分段落设标题为形式。该文本于1969年3月5日完成。早期初稿中有三章未被收入正文。“标语”与“情境”两章在3月份再次予以修改，而“形而上学”一章则于5月14日审订完毕。在随后数周里，诸多段落逐一写出，最后一段于1969年6月16日脱稿。据说，这些段落旨在补充正文，或者旨在取代原有那些阿多诺尚不满意的论述。
《美学理论》的出版形式，无疑适合原作意图。该书终究与其属于残篇这一事实没有多大关系。在审订第二稿期间，阿多诺遇到始料不及的问题，也就是涉及论著组织结构和形式与内容之关系等一些问题。其通信函件表明，阿多诺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曾这样写道：“饶有趣味的是，思想内容在我看来对其形式是有影响的。我一向知道而且期望这一点。可是现在，我对所发生的这种影响依然惊讶不已。我自己那个没有哲学‘第一物’的定理，又返回来困扰着我。我受到很大诱惑，无法继续建构一个具有常见秩序方式的理性思维的宇宙。于是，我只好把一系列部分组合物汇集在一起，并根据同一轴心的思想将其加以编排，使其具有同样的分量和关联性。此稿作为部分组合物的星丛，而非逐一链接的序列，定会产生意义。”在另一封信里，阿多诺还对他在撰写《美学理论》时所遇到的表现形式问题作过如下描述：“大凡论著，几乎总是以命题讲章、分节立论为特征，我的书也包括在内，从第一部到第二部、第三部……直到《否定的辩证法》皆如此。但就《美学理论》一书而言，上述写作进程全不适用了。这部书必须从同一轴心出发来写，这就要求处于并列关系的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的分量，并将它们围绕一个引力中心加以编排，该引力中心是各部分通过各自的星丛予以表现的。”
《美学理论》一书的最后那份手稿，原本就存在一些有关并列表述模式的问题，这是客观上决定的：这些问题反映出对待客观性的思想立场。阿多诺在哲学上的并列表述法（parataxis），指望实现在黑格尔那里还只限于承诺的东西，即：抛开主体的肆意歪曲而对事物进行纯粹的审视检验——这种思想方式有助于事物表明自身的缄默性与非同一性。那么，一种系列顺序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分析荷尔德林的诗歌过程中，阿多诺昭示出其中的玄机。的确，阿多诺后期专论荷尔德林的那些美学文章，要比其别的论作更接近阿多诺本人所倡导的那种方法；阿多诺自己对此有过表白。然而，此类学说从个体不可言传的立场出发，由此想要补偿独特性或非同一性的东西，为的是取得思想同一化所造成的多重化结果。此类学说必然与目的发生冲突，因为它作为一种学说不得不具有抽象性。因受其哲学内容的驱使，阿多诺的美学热衷于采用一种并列性的表述形式。这种形式是理论阐述中的难题。阿多诺对此毫无疑虑。他知道美学需要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过理论学说予以解决的。美学理论的效度基于哲学家的执著，也就是在面临不能解决的两难抉择困境时决不妥协或放弃自己立场的精神。这一悖论或许是编排此书的一个良好模式。究其本质，客观存在的障碍阻止以任何直接方法来处理《美学理论》一书。因此，无论阿多诺多么尽心竭力地修改现存文本，客观上的那些障碍依然难以完全克服。
阿多诺原计划在假期（也就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假期）之后，开始第三次修改原稿和定稿的工作。现在这个版本并非有意要标榜自个的重要性，但此版本的确包括最后一稿的全文。唯有口授稿中一些未被录进修改稿的段落被删除了。阿多诺认为，即便有些部分未被明确勾销，但也必须弃之不用。不过，在本书的附录（附录一）中，我们依然保留了一些未经修正的短小片断，因为这些片断看上去既简明又相关。这里应当强调指出，《初稿导言》确实被阿多诺弃之不用了。但由于其重要性，我们依然将其作为附录（附录三）一并发表在此。
此版本保存了作者独有的遣词用句风格，也保存了作者独有的标点方式；这种标点方式虽然带有口语特性，但无疑是因循习惯规则而变化的。由于亲笔修改的部分甚多，手稿对阿多诺本人来讲也不易阅读。因此，偶尔会有一些前后不一的句法结构与省略简化的表述。在编辑此书时，我们对这些部分作了谨慎订正。除了文句语法之类的修改之外，编者力避作出任何猜断，尽管手稿中诸多重复和矛盾部分时时处处会显露出来。编者确信，书中有无数表述与段落都被原封不动地予以保留，而阿多诺原本想对其做些修改。只有在一些可能导致误解特定句子含义的地方，编者才作了猜断性的补充。
本书的排版难度极大。要将上述三章插入正文就非易事。专论“情境”（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历史哲学，原属第一稿里的第一章）的那一部分，就得靠前一些编排，这是因为解开《美学理论》的钥匙之一在于下述观念：当今艺术的前卫派在照亮或阐明往昔的艺术。根据一则注释，阿多诺曾想把“情境”与“标语”（原书第48—67页）两章合二为一；编者据此将两者合而为一。最后，论“形而上学”一章（原书第186—196页）被编排在论“谜语性”这部分之后，看来这是最符合逻辑的。
书中一些段落只好调换位置，择宜编排。其中大部分是阿多诺原本计划要进行调换的，编者正是依据作者的眉批付诸实施的。有些变动是其自为的结果，旨在更为明确地突出并列表述原则，而非为了屈就于演绎层次原则。
此番收入“附录一”里的残篇，既代表要汇入正文的附加部分，亦包括那些所谓的“独立成章部分”，也就是那些为正文暂时草拟的但可能用于别处的章节段落。要把这些残章断篇与正文整合起来是不可能的。阿多诺几乎没有指明这些残章断篇理应编排何处。通常几种可能的做法均在伯仲之间。再说，将这些残章断篇编入正文，就必须补写些许转折语句。对此，编者不敢造次妄为。但是，编排附录部分，则是编者分内之事。
段落标题也为编者所加。为此，编者尽可能诉诸阿多诺几乎在每页手稿上注明的描述性简短标题。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兴许可以当作《美学理论》一书的题词。那就是：“所谓的艺术哲学，经常是二缺其一：抑或缺哲学，抑或缺艺术。”阿多诺原想将此书献给塞缪尔·贝克特。
我们谨向跟随阿多诺多年的秘书奥尔布里希（Elfriede Olbrich）诚表谢忱。她在解读手稿和整理出版的工作中功不可没。
格蕾特尔·阿多诺（Gretel Adorno）
罗尔夫·蒂尔德曼（Rolf Tiedemann）
写于197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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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篇编者后记由英译者根据德文本编者后记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