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世界
我想知道乞力马扎罗雪山究竟有多高。可等到整本书写完，又修改了五六遍之后，一排排的数字却都变得古怪起来。因为围绕着它们的总是抄录，再抄录以及没完没了的修订。这些数字有和自己捉迷藏的习惯。前一刻还是这样。下一刻就变成了别的模样。如果你有过雪盲的经历，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你会说，“这并不算什么难题啊。找一本可靠的地理手册，或是百科全书，或是地图，看一看，然后抄下来就行了。”
如果这些该死的地理书、百科全书和地图能够在任何特定事实上保持一致的话，那就太简单了。但显然它们不是。大部分标准的地理书籍这会儿就堆在我的书桌上，任何时候翻开它们都是一件乐事。这并不是因为它们读起来特别有趣。地理原本就不该是一门太好玩的学科。可一旦开始在山峰、海洋之类的事情上耍把戏，这些书籍简直称得上高明极了。江河流域与内海流域的面积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一会儿缩小，一会儿又变大。任何特定区域的年平均气温从来不平均，也不会稳定很长时间，反倒让不同气象站的水银柱跳动得好像金融大恐慌时期的股市行情收录器。海底起起伏伏，不住叹息，就像疯狂追逐猫咪的人大喘气时的肚腹。
在这个世界里，许多地方已经缺失了信任，我不想再进一步打破它的幻象。然而，经过在“地理事实”中的一番挣扎后，我对更多的重要数据产生了怀疑。我疑心，这种不幸的观点差异是我们无可救药的民族主义缺陷所决定的。每个小国家必定都有一些完全属于自己的数据，好以此彰显自身主权的独立。
但那都是小节。还有其他的问题，我可以列举几个。这个世界上一半地方的重量和长度度量体系遵循十进制。另一半还坚持十二进制。要将米和公里换算成精确而非约略的码和英里数就不是容易的事。世界大战期间的军火制造商就深受其苦。尽管如此，如果有能干的数学助理（我在这类事情上完全没有天分）帮忙，必要的计算是能够完成的。可是，涉及不同国家、高山、江河的名字，又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拼写？直隶湾（渤海湾）—Gulf of Chili—Gulf of Tjili —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选一个吧，我的朋友！兴都库什山—Hindu-Kush — Hindoe-koesch — Hindu-Kutch — Hindu-Kusj，你更喜欢哪一个？若是至少几大语言体系能够达成一致，为俄罗斯或中国或日本或西班牙名字确定一个合适的写法，那也不算太糟。可在将这些奇怪的发音翻译成本国语言时，每一种大的语言本身就至少有两套（有时候是三套）不同的译法。
更有甚者，除了这类语言冲突，再小的地方也能宣称自己的方言享有与其他语言完全平等的权利，都是“祖先传下来的神圣的语言”，战前的欧洲地图很简单，最近却也五花八门起来，各种语言争相亮相，结果，再要看明白库克先生那份权威的老《大陆铁道指南》就变成了如同商博良[1]面对最初六个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工程。
我并非在寻找托词。凡我写下的都是有据可查的，但在有关高度深度的问题上，还请宽容些。当权威的百科全书和数据手册在三四页里三番五次自相矛盾时，可怜的业余爱好者又能怎么办呢？
我猜到头来，他也会和我一样。他会将所有这些学术书籍视为麻烦，干脆买回来一本《世界年鉴》，然后说：“我就以这本书为准了，如果谁要因为我将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海拔写作19,710英尺而跑来质疑我（《大英百科全书》为19,321英尺，安德鲁斯的《地理教材》为19,000英尺，《塔尔与麦克默里地理丛书》19,780英尺，《牛津高级地图》19,320英尺，《世界年鉴》19,710英尺），我就让他去看看世界电讯公司的这些出版物，让他自己去头疼。”
但在我以这个有关乞力马扎罗—Kilimanjaro — Kilimandjaro — Kilimantscharo — Kilimansjaro的话题开头时，真正想谈的其实是接下来的事。那时候我正在一堆地图册里翻找我的《世界年鉴》，却无意间拿起了一本不久前刚收到的小册子。那是一本专门介绍罗纳德·罗斯爵士[2]的生活与工作的小宣传册。作者以非常得体的措辞暗示，罗纳德爵士虽然不至陷于贫困，但也远远谈不上富裕，我们或许可以做些什么，至少保证他在余下的日子里——希望它们还很多——能够享有合理的舒适。当然，他的要求并不过分。科学家们很少会计较金钱上的报酬。只是科研工作已经完全摧毁了他的健康，一把更加方便的轮椅就能让他生活得好一点。
放下这本宣传册，我想起了我们美国的沃尔特·里德[3]。我不记得我们高贵的国家为他的遗孀提供了什么。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善良的女士得到了“免费邮寄特权”（国会议员也人人都有），当然，她还收到了通常都会发给医疗部队遗孀的一笔抚恤金，此外，就是某个地方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了。
就这样，沉浸在思绪中的我开始寻找有关流行病史的书。突然间，一个念头打动了我。里德和罗斯鲜少有人知道，数以百计的探险家的名字却是连所有小学低年级孩子都熟悉的，然而，前者对地球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却远比后者更大。他们发现了疟疾和黄热病的成因，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类疾疫的折磨，就算再发展一百年，他们已经开创的新领域也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成百万只致命的蚊子终于遭到了阻击。疟蚊被赶进角落，不得不侧耳聆听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要在这一章里增加几页“医学对于世界地理的影响”之类的内容并不难。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更多地区变得适宜人类永久定居之前，天花、脚气、昏睡病以及十几种其他疾病都还有待攻克。但，这么说吧，这些都有点超出我自己的“领域”了。关于这些课题我所知太少。但无论如何，这两位医生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好奇，让我开始思考。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不安定。看看地图，你会发现到处都有红色的小点。不满犹如重症麻风一样爆发出来。分析问题、提供解决建议的书出版了无数吨。对此我从来没有想过太多（我只是个写书的人，生活过得着实安稳），直到开始写这本书。然后，整个问题瞬间变得如此简单，罗斯和里德在起了作用。
面对地图放飞想象真是非常愉快而有益的消遣。那里是罗德西亚，一个完全自成一体的世界。塞西尔·罗兹是创建者。他让少数人富裕起来。他杀死了大量原住民。他化身强盗发起一场自己的小战争，失败了。他化身政治家，开启一场大战争，胜利了。太多被杀害的女人和孩子应当有自己的墓碑，碑上的落款应当是“塞西尔·罗兹 立”，然而一个感激涕零的国家却无视这些“小节”，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建的大省。
再往北一点是刚果，有它的斯坦利维尔和利奥波德维尔[4]，还有数不清的无名坟墓，里面躺着只因为没能割够橡胶份额或晚交了象牙就被折磨致死的当地原住民。
哈得孙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海湾，海湾又将它的名字赋予一个有钱的地产公司。这个地产公司对于原住民的所作所为，写下来就是“人类殉难记”哀伤书卷里又一个可怕的章节。但我们其实不必跑到那么远的国外。美国人自己就从来没有与印第安人平等相待。我本人的祖先三百年前占据了香料群岛，他们加诸当地棕色皮肤居民的一切从来不会出现在荷兰公立学校的教科书里，这样或许倒也无妨。不过人们还清楚记得在南美洲的普图马约河流域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就这样肥沃了太多土地
非洲本地某些酋长和阿拉伯奴隶贩子在沉默的塞内冈比亚丛林里犯下累累罪行，让我们唯愿但丁在他的地狱里为这些特别的恶魔留出了位子。
骑马放狗地“猎”人，有组织地灭绝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土著，这些事在这些遥远地方的早期历史中很少被提及。
何必再说下去呢？
我只是在重复人人都知道的东西。
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大航海时代已经终结，现在的不安动荡是因为从前的受害者不愿再继续扮演那样的角色。
高踞在过去的错误之上指指点点很难起作用。更好的做法是集思广益，找出方法，好让我们将来能够多少避免一些错误。看吧，里德和罗斯那样的男人女人们就在那里，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陶醉在有问题的乌托邦荣光里，只会让我们无路可走。如果说，因为我们已经花了十几个世纪去“索取”，因此就必须再花上十几个世纪去“给予”，这恐怕很难解决问题。施舍同抢劫一样糟糕。施舍，无论对于施予者还是接受者，都一样不公平。帮助印度土著从英国王公的暴政下解脱出来，然后任由他们毫无防备地面对穆斯林山民的“仁慈”，这不过是另一个大错。
而对于无论中国人还是爪哇人还是缅甸人来说，如果我们突然拆掉所有小铁路，打包起小汽车和飞行器，搬走电话亭和加油站，要求他们回归甘地的缠腰布和被鳄鱼撕咬的小舢板，也没有任何好处。机械时代已成定局。本地人已经适应了快速的交通通信方式。他们习惯了在孩子染上白喉的时候叫白人医生而不是让老奶奶去找伏都巫医。想要拜访朋友时，他们更愿意坐上小巴，而不是辛辛苦苦地走十个钟头的崎岖小道。
一个习惯了金钱和银行支票的世界不可能回到用一桶桶蜂蜜、一勺勺盐或其他笨重东西来做交易的以物易物时代。
不论是好是坏，我们这颗星球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持续经营的整体，如今等待在门槛外的是1932年，不是932年或公元前32年。
然而，还是有一个解决之道的，里德和罗斯的辛劳为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的大概方向。他们既不“索取”也不“给予”，他们“合作”。若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他们永远也无法完成各自的工作。如果只是为了黑人或白人或黄种人的独家利益，他们也绝不可能扑灭疟疾或黄热病。他们不在乎肤色或信仰，只是将福祉带给人类整体。戈索尔斯和戈加斯医生[5]开凿巴拿马运河时（戈索尔斯规划方案，戈加斯确保他有足够的人力来将设计图变成开出的一方方土石），他们并非只考虑太平洋或大西洋，也并非只考虑美洲，而是放眼整个世界。当马可尼[6]发明无线电时，他没有规定说：“如果发生灾祸，只有意大利的船能够使用无线电。”而就算桑给巴尔的流浪者，也同样受益于能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的特快海轮。
答案是什么
你或许已经明白我要说什么了。
不，我不打算探讨新的社会形态。那没有必要。那样的问题会自行解决。如果它没能做到，那么在一两个世纪里就任何问题都不存在了，因为会为它担忧的人也都不在了。
我们不再生活在能够放任未来自生自灭的世界里。当蒸汽机和电力走进来，政治便走出了国门；当巴塔哥尼亚和拉普兰、波士顿和汉口变成了邻居，相互间的联系便也成了两分钟之内的事情。我们不再只为自己制造产品或只为自己的小村庄种植粮食。日本能为我们提供火柴，便宜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阿根廷能够种出足够的小麦，确保整个德国免于饥饿，并且代价更低。
我们不再能只拿白人工资的1/20打发中国苦力或非洲土著，因为莫斯科有广播站，能将消息传得很远，还有多种语言的播音员，会告诉黑人和黄种人，他被骗了，被坑了钱。
我们不再能够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大肆洗劫、偷窃、抢夺，因为——好吧，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因为我们的良知不允许，或者，如果我们自己不巧生来没带着这样的灵魂指南针的话，那就是人类的集体良知终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从此，人们开始隐隐约约生出个念头：在国际事务中，诚实与基本的体面还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在国内一样。
不，我并不想布道。我不是想让你带着一份“启示”回家。但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了，我想请你再坐上半个小时，想一想，得出你自己的结论。
迄今为止，我们始终是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活着，好像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存在只是年头问题，最好也不过是世纪的问题。我们表现得就像列车上粗鲁贪婪的旅客，知道自己只有十分钟时间去吃下一站提供的三道菜的晚餐。
渐渐地，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并不是只在这里停留一长段时间，而且要几乎无限期地待下去。何必匆忙，何必慌张？当你搬家到一座城市，期望就此定居下来过一辈子时，你在规划未来。你的邻居也一样，无论他们是屠夫、面包师、杂货铺老板、医生还是殡葬业者。若非如此，整个地区就会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要不了一个星期，人们就会统统离开。
既然你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想一想，整个世界和你家乡的村庄真有那么大的不同吗？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是关乎规模而非本质。仅此而已！
你或许会说我太过信马由缰，从乞力马扎罗雪山到里德医生和罗斯医生，再到整个星球的未来规划，跑得太远。
“可是，”就像爱丽丝会问的，“要是不出门，地理又有什么用呢？”
巴黎，1931年4月
新奥尔良，1932年5月
[1]约翰·弗朗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语言学家和东方学者，埃及古文字领域的奠基者。
[2]罗纳德·罗斯（Sir Ronald Ross，1857—1932），英国内科医生，因对疟疾传染途径的研究而获得190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是英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3]沃尔特·里德（Walter Reed，1851—1902），美国军医，于1901年确认了黄热病的传播途径，这一发现直接帮助美国迅速重启了巴拿马运河工程。
[4]均在今刚果民主共和国，斯坦利维尔即基桑加尼，利奥波德维尔即金沙萨。
[5]乔治·华盛顿·戈索尔斯（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1858—1928），美国军官、土木工程师，毕业于西点军校，为巴拿马运河最终贯通的总指挥。威廉·克劳福德·戈加斯（William Crawford Gorgas，1854—1920），美国军医，曾任美军总医官，1904年受命出任巴拿马运河工程的首席医务官，有效遏制了黄热病和疟疾的威胁。
[6]古列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orconi，1874—1937），意大利—英国发明家，以在长距离无线电信号传播方面的成果著称，与德国发明家卡尔·F·布劳恩分享了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