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
日本，在以向邻国扩张开启它征服世界的“大业”之前，是一个由500多个小岛组成的国家，这些岛屿呈半环形分布于北面的堪察加半岛和南面的中国广东省之间，两者距离相当于从欧洲北角到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中心。
各岛大小不一，介于英格兰、苏格兰的总和与曼哈顿岛[1]之间。518个岛屿上生活着约6000万人。最近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已经超过了9000万，但其中包括2000万朝鲜人和好几个世界大战后才刚刚并入日本领土的波利尼西亚岛屿。
无论如何，从实用角度出发，记住以下几个地名就足够了：本州岛，中心主岛；北海道，位于北部的日本第二大岛；四国和九州岛，紧邻本州岛南侧的两大岛屿。首都东京位于本州岛中部肥沃的平原地带，有200万居民。横滨则是东京的港口。
另一个更大的城市是大阪，位于同一个岛的南部，是日本重要的纺织业中心。大阪以北坐落着京都（东京Tokyo就是京都Kyoto掉了个个儿），那是帝国的古都。你偶尔可能从报纸上看到的城市还有神户和长崎，前者是大阪的港口，后者位于九州岛南部，是所有欧洲来船最方便到达的港口。
至于“江户”这个名字，你常常会在历史书里看到，它就是东京在幕府时代的名字。1866年，幕府将军失势，日本天皇从京都移居江户，并将它改名为东京，自此，它开始飞快地发展，直至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
然而，以上所有城市都处于随时可能毁于一旦的威胁之下。日本的岛屿都只是亚洲大山脉突出的外延（日本海、较浅的黄海和中国东海的成形都非常晚，就像将英国变成岛屿的北海一样），属于绵延库页岛至荷属东印度群岛中爪哇岛一线的火山山脉。更有甚者，这些火山都处于持续活动的状态。地震观测数据显示，仅1885年至1903年间，日本就发生过27,485次地震。也就是每年1447次，每天4次。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无关紧要。最多不过茶杯里荡起一圈水纹，靠墙的椅子咔嗒一响。然而，如果你知道古都京都在建成以来的十个世纪里曾1318次因地震而摇晃，就能大概明白这个岛国面对的是什么了。在那1318次地震中，194次被归类为“强烈地震”，34次确定属于“毁灭性地震”。1923年9月的那场地震几乎将京都夷为平地，逾15万人丧命，某些小岛被抬高了两三英尺，而另一些则沉入水下。这次地震距我们如此近，所有人都还记忆犹新。
人们常常将地震与火山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确，有的地震无疑是火山喷发所致。但大部分地震的原因都是表层土壤下岩石层的突然滑动。如果移动距离不出两三英寸，可能只会引发小小的动荡，倒几棵树、几丛灌木，可如果它们刚巧移到了对的位置（说是“错误的位置”似乎更恰当），就可能带来像1755年里斯本地震或1920年中国广州大地震[2]一样的灾难，前者死亡人数为6万，后者则可能高达20万。据一位权威地震学专家的保守估计，近4000年来，也就是所谓人类“有史以来”，死于地震的人口数字可达1300万，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日本
当然，几乎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地震。就在一年前，北海海底还因为一场地震发生过剧烈的震荡，就连斯海尔德河和莱茵河入海口处的滩涂也跟着颤抖，颇让挖蛤人心惊胆战了一下。可海面上依然波澜不惊。日本诸岛则不同，它们位于高高的山脊之巅，东侧是直落而下的海底深穴，那也是我们的科学家们到目前为止能够触及的地表最深处。著名的塔斯卡罗拉海渊深度超过28,000英尺，仅比菲律宾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或者叫“强盗群岛”）间最深海沟的记录少6000英尺[3]。无疑，日本半数以上灾难性的地震发生在东海岸并非巧合，在那里，海岸陡然下沉了约6英里。
然而，不管怎样，日本人同大部分生活在地震带上的人们一样，很少为了这时时刻刻威胁他们安全的情况而睡不着觉。他们照样耕田种地，陪孩子玩耍，照样吃饭，被查理·卓别林逗得哈哈大笑，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过往的经验教会他们修建一种纸板似的房屋，或许冬天有些不挡风，却能在震动来临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当然，如果他们想要模仿西方修建高楼大厦，就像在东京那样，那么危害也会无限放大。在克服这种不可避免的地理障碍方面，日本总体上做得比其他国家都要好。比如，泛泛说来，他们似乎成功做到了让生活比西方大多数国家都和谐得多，在冒险开拓方面也更讨人喜欢。我所说的并不是画着艺伎坐在樱花树下喝茶的漂亮明信片，也不是蝴蝶夫人的玩偶剧场。只是在复述所有旅行者曾经告诉我们的那个从前的日本，那时候它还没有放弃它古老的传统、习俗和礼仪（特别是礼仪，它们似乎相当优雅），也没有试图将自己的岛屿变成芝加哥或威尔克斯-巴里的郊区。这不可思议的改变将过去的日本变成了如今的模样，无疑也影响到了美国人自己的安全与幸福，并必将以日益增长的态势继续影响下去。关于这些人，我们至少应当明白一点，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只要太平洋不干涸，他们就始终都会是我们的邻人。
日本的历史比中国短很多。中国的纪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37年（大约是胡夫开始修建他的小金字塔时），而日本最早的记录只见于公元400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日本民族”已经存在了。不过，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日本民族”，同英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混合的产物。最初的居民是虾夷人，入侵潮连续三次发生，一步步将他们赶到了更北端的岛屿，一次来自中国南方和马来半岛，一次来自中国中部，一次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结果就是，日本的文明之初事实上就是中华文明的延伸，日本人懂得的一切都是从中国学来的。
自从效仿中国人，允许自己转奉佛教以来，它与中国的关系就越发亲密。然而，当新的教义取代了旧的，新教义不可避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旧教义的影响。这是所有传道者都不得不学习的课程，无论他们是传播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第一位佛教的传播者在公元6世纪抵达日本，他发现，日本人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植根于本土的自有宗教系统，可以说，这套系统非常符合他们自己的需求，那就是神道教。其名称出自“神道”一词，字面意相当于“神圣之途”。和亚洲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拜鬼信仰比起来，这要高级得多。它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代表着无所不能的力量，教导人们，无论以何种方式使用这种力量，都得对其负责，因为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后果都是不可逆转的。日本目前的官方宗教即是佛教与神道教的混合体。它格外强调个人对于社会整体负有的责任。日本人本质上与英国人别无二致，都是岛民（未必是与世隔绝的人），有一种非常诚挚而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自己对国家负有某些确定无疑的责任。同样，神道教也很强调对祖先的尊崇。但它倒不至于将这种崇敬发展到中国那样荒唐的地步，后者将那么多土地用作了墓地，令死者主宰生者，令坟墓占据了原本应当用来种粮食的空间。
中国与日本文明的大分裂直到非常近期才发生，那已经是16世纪下半叶的事了。日本经过了漫长的混乱时期，一个个独立的小领主相互间征战不休，对天皇的关注还不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对他们皇帝的关注，终于，一位铁腕强权者接掌了政府。
800年前，在遥远的欧洲，“大管家”们将古老法兰西王国的国王推进了修道院，自己接掌了国家。由于他们比被取代者更适合这个位子，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在忍受了将近四个世纪的内战后，日本人也不在乎究竟是谁在统治着他们，只要能带来安宁就好。因此，当朝廷的最高官员，威名赫赫、富甲天下的德川家族的领头人独揽国家大权时，日本人并不反对，也没有急忙冲出来维护他们世代相传的统治者。这位日本的“大管家”将天皇变成了某种人间的神、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是，正是出于高远的完美神性，他必须隐身于大多数民众的视野之外。
这样的政治架构持续了几乎整整两个世纪。幕府将军们在东京运筹帷幄，天皇们在京都寂静的宫殿里奢华的屏风背后虚度时光。正是在幕府时代，日本接受了严苛的封建体系，从而对其国民性格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甚至在实现工业化已近80年的今天，日本人骨子里依旧还是封建主义者，对于生命的思考方式与他们的欧洲和美国竞争者完全不同。完善这套架构的细节花费了一些时间，但在1600年之后，日本社会便分成了界限分明的三个不同团体。最高一级是大名，封建贵族成员，大领主。第二等级是武士，世袭的战士，等同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其他所有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庶民，或者说，平民。
这套系统并不完美，但历史早已用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广大民众从来不会对任何政治管理理论有太大兴趣。所有普通公民会问的只是：“它有用吗？能确保我生活太平，担保我的劳动所得、我的血汗钱确实能归我所有，不会被人随随便便拿走吗？”
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套体系是有效的。幕府将军是公认的国家政治领袖。日本天皇作为国民精神领袖而受到顶礼膜拜。大名和武士必须遵循严格的武士道精神，要么一言一行都遵命而行，要么就以最庄严的切腹自尽仪式剖开自己的肚子。平民则在各行各业里劳作。
日本是怎么形成的
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已经有些过剩了。人们常常只能勉强糊口。好在他们的作风总是非常克制、简朴，从不要求太多。大自然就像一个忠诚的朋友。黑潮（意思是深蓝色的盐潮，算是墨西哥湾流的远方亲戚）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相对温和的气候，它起自荷属东印度群岛以北的热带地区，随后流经菲律宾群岛，穿越太平洋，赐福予美国西海岸。一条狭窄的冷水带紧贴日本东海岸，阻止这个国家享有如同加利福尼亚一样的温暖，但比起大陆上的中国来还是好多了。
由此看来，一切都在推动这些得天独厚的岛屿正常有序地发展，直到一位迷失了方向的葡萄牙航海家曼德斯·平托[4]出现在这里，彻底扰乱了日本历史的发展步调。要知道，葡萄牙人不但会远涉重洋与外国发展贸易，还会带去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文明之光。
首先，除非所有的历史记录都在同一点上撒了谎，否则事实就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从他们位于印度果阿和中国澳门的总部来到日本，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接待，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机会去向人们解释，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比长期在日本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信仰更加优越。他们传播福音，也赢得了一些信徒。接着，另一个教团的传教士也到了，他们来自相距不远的菲律宾群岛，那里属于西班牙。他们也受到了欢迎。但幕府将军开始对他们的存在感到不安了，因为他发现（得是怎样的本地统治者才可能一直发现不了啊！），伴随这些神圣的人一同到来的总有些不那么神圣的人，他们身穿铁铠甲，手拿奇怪的铁棍，铁棍里会射出沉重的铅弹，一次就能射穿三个普通日本士兵的身体。
直到最近五十年，我们才开始理解日本人在随后一系列不幸事件发生时的想法。这些事件为日本人扣上了冷血、残酷的名声，却与我们从其他渠道得来的信息完全不符。幕府将军决定关上日本的大门，拒绝基督教传教士接下来的一切活动。这并非因为他突然间不喜欢西方人出现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这是恐惧的结果，恐惧整个国家会被宗教纷争撕扯得支离破碎，担心这些载着和平与祝愿使者来到日本海岸的商船会掉头夺走它的财宝，不支付货款，也不送回约定好的货物。
旧日本
耶稣会在九州岛最具影响力，那也是最靠近葡萄牙人的中国据点的地方。一开始，神父们只是谦恭地谈起耶稣。一旦占据优势，他们便开始推倒日本寺庙，捣毁日本神像，以枪口逼迫成千上万农民与贵族接受十字架。
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意识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些教士，”于是，他宣布，“来到这里宣扬美德，但他们的美德只是掩盖他们对我们国家险恶企图的手段。”
1587年7月25日，所有基督教教士都被驱逐出了日本领土。此时距离第一位日本大使谒见罗马教皇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国王的时间刚刚5年。商人们仍旧可以进入日本，但需要在政府的监管之下。葡萄牙人的耶稣会离开了。空出的位置立刻被西班牙的圣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占据，它们来自不远处的菲律宾。
他们伪装成特使前去拜见丰臣秀吉。但把戏被识破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了礼貌的接待，只是被告知不能传道，但他们违背了这项命令，在江户建起一座教堂，开始为整个地区的人施洗。接下来，大阪也竖起了一座教堂。再接下来，他们将长崎一座原本属于耶稣会的教堂据为己有。然后，他们公开抨击他们的对手耶稣会，指责他们在将上帝福音传播给日本人的时候太懦弱。总而言之，一切曾出现在记载里的宗教狂热者犯过的错，他们都犯了，无论是关于判断力的还是关于鉴赏力的。一年年的警告却始终不见成效，到现在为止，日本人对这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修道士还表现着最大的耐心和宽容，于是，他们终于得出结论，除了最激烈的措施，再没有什么能救自己了。
在此前的400年里，日本人已经见识了内战为他们的国家带来过怎样的灾难，与其重蹈覆辙，他们宁愿关上国门以杜绝一切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至于违背法令的基督教传道士，则被处以死刑。
新日本
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始终处于自我隔绝的状态。几乎隔绝，但并不彻底。有一扇小窗始终是打开的，通过它，日本的黄金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同样通过它，西方科学的零星消息也渗进了这个国家。在对日贸易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了葡萄牙人的对手。不过荷兰人都是商人，纯粹、简单，对于其他民族的灵魂毫无兴趣。英国人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两个国家中谁占上风全凭运气。但这一次，英国人经营不善，败下阵来。
葡萄牙人将一系列外交使团派往日本，当其中最后一个也被杀死后——那是一场无可辩驳的官方谋杀——荷兰人同样失去了许多从前拥有的特权。但考虑到在日本的冒险能够带来每年近八成的收益，他们决定坚持下去。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名叫“出岛”的小岛上，那就是个长方形的石头场，长300码，宽80码，位于长崎的海港中，几乎都无法好好遛遛他们带来做伴儿的狗。他们不被允许带妻子来，也永远无法踏足日本本土。
仅此一次，荷兰人一定是拿出了天使般的耐心（这并非他们的国民特质之一），因为日本统治者为他们定下了数百条规矩，任何一点小小的违犯就会招来报复。有一次，东印度公司决定新建一座仓库。依照当时的惯例，标在正墙上的日期前加了“A.D.”的前缀，表示“耶稣纪元后”。这是直接与上帝有关的提示，而日本人对基督教徒的态度与我们自己对刚刚走出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别无二致，因此，幕府将军下达命令，不只要抹去这些冒犯的字迹，更要拆除整个建筑，将其夷为平地。除此之外，还提醒荷兰人，要记住驱逐葡萄牙人的可怕诏书，那封诏书的结尾是这样的：“只要太阳还在给予地球温暖，就决不允许基督徒大胆踏上日本的国土，要令人人皆知，哪怕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那位基督教徒的上帝违反了这条命令，也要用他们的头颅来抵偿。”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看来是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因为出岛在荷兰人的手里又留了217年。在这217年里，日本的黄金白银不断流出，因为荷兰人都是现金商人，无论日本人从海外订购了什么，都必须货到付款。
就这样，欧洲也不时得到一些关于这些太平洋上的隐士的消息。所有故事都传达出一个信息：这个帝国的情况远远不令人满意。日本很快变成了一个反面教材，证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自给自足。到后来，就连日本的年轻人也开始越来越不安于现状了。他们模模糊糊听说了些关于西欧那些奇妙科学的故事。他们通过出岛接触到了科学和医学的著作。他们学会了拼读奇怪的荷兰字，知道了当日本裹足不前时，整个世界正在飞快地大踏步前进。
1847年，荷兰国王将一整车科学书籍作为礼物送到江户，同时送上的还有一张世界地图，提醒日本人不能再与世隔绝下去了。同一时期，中国同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一直在迅速增长。从旧金山开往广州的船有时候会在日本近海遭遇海难，水手们失去了领事或外交大臣的保护，境况十分糟糕。1849年，一艘美国军舰的船长威胁炮轰长崎，除非日本人立刻将18名美国水手送还给他。再一次，荷兰国王警告他的日本伙伴，不可继续坚持这样一个必定招致灾难的政策了。这些信从海牙发出，讲的不过是全世界都早就知道的事。或迟或早，日本将不得不向西方贸易打开大门，如果它拒绝采纳这和和气气的建议，最终也必定迫于强力而不得不这么做。
俄罗斯正在缓慢布局，沿着阿拉斯加海岸线步步推进，加强它对西太平洋的掌控。美国是唯一能够采取行动而不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率领4艘军舰和560人进入浦贺水道。这次造访在日本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举行仪式祈求上天援手。佩里刚刚离开（他总共就停留了10天，只为将一封美国总统的信函交给日本天皇），荷兰人就接到了一艘战船的订单。日本要塞进驻了士兵，老式的葡萄牙火枪擦油上膛，万事俱备，只为了防备那些蒸汽机驱动的怪物再次自东而来。
全国民众分成了两派。大多数支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闭关锁国，而其他人则赞成开放。幕府将军属于后者，因而势力大减，被指控为“外国人的帮凶”。最终，因佩里船长留名后世的到访而获益最多的却是天皇。
作为彻头彻尾的封建制政府里无可争议的首脑，幕府将军一职在很早以前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大名和武士也是如此，他们坚持身佩刀剑，仿佛生活在1653年而不是1853年似的，依旧忙于遏制内乱这一光荣的职责。是时候开启全面变革了。
纯属好运，当时的天皇，国家名义上的领袖，刚巧是个雄才大略的年轻人。他说服幕府将军退位，重新将政权握在自己手中。他说服自己，继续与世隔绝无异于自杀，于是打开大门欢迎所有外国人的到来，当初的日本有多抗拒，今日就有多热情。明治天皇和他所开启的维新时代将日本从一个16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了现代工业国家。
至于这样极大范围、极彻底的情感逆转是否算得上人人期盼的好事，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工厂、大规模的陆军、大规模的海军、煤矿、炼钢厂，都可能带来幸福，也可能不会。我不知道。总有人说是，总有人说否。这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处其中的个人。十年前的俄罗斯人还在小心照看他们的灵魂，热爱着他们的圣徒。今天却将圣徒扔进厨房炉膛，将灵魂安放在引擎排气管里，心满意足。
个人看来，我相信这样的发展绝对是不可避免的。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好与坏，因为它们是必要的，是发展的一部分，通过发展，我们才有希望从对饥饿的担忧和经济上朝不保夕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机械是这种发展的原动力，可同时也毁掉了许多美好、美丽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毫无疑问，对于旅行者来说，葛饰北斋和喜多川歌麿[5]的日本比日本标准石油和东京煤气厂有意思得多。然而北斋和歌麿都早已远逝，东京的家庭主妇更喜欢用煤气而不是慢腾腾的炭火做饭。这就是答案。
庄严的白首火山富士山自1707年以来就不曾发过一言，如今也只低垂眼帘，看着香烟广告占据了从前小孩子向路边神社敬献鲜花的地方。寺庙园林里的神鹿也被粗心大意的野餐者扔下的马口铁罐子割伤了脚。
可是，富士山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也将消逝。
[1]曼哈顿为纽约市中心岛屿，也是纽约最小的一个区，陆地面积仅59.1平方公里。日本的岛屿总数确切说来约6800有余，其中有的只是小岛礁，面积比曼哈顿岛更小。此外，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人口为126,672,000。
[2]或为宁夏海原地震。1920年12月，宁夏海原发生8.5级强震，造成逾24万人死亡。
[3]塔斯卡罗拉海渊位于日本海沟北部。世界最深海沟即马里亚纳海沟，深度为10,994（±40）米。马里亚纳群岛直至20世纪初还被称为莱德隆群岛（Ladrones），这是西班牙语，字面意思即强盗群岛，据传为麦哲伦所命名。
[4]曼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约1509—1583），葡萄牙探险家、作家，著有自传体回忆录《Pilgrimage》（朝圣之路），曾三次远航亚洲，两次到达印度，第三次游历了马六甲、中国、日本等多国。
[5]两者都是江户时代日本著名的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1760—1849）的代表作包括一系列海洋主题的画作，喜多川歌麿（约1753—1806）则多以人物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