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第三帝国成立了，而人们非要把五十四年前去世的理查德·瓦格纳和它联系在一起。确实，这位一个世纪前的音乐家与第三帝国的成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现在的德国把欧洲大陆到处塞满了火药，战争一触即发。
人们已经认定，瓦格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凡尔赛和约的签订都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当然，老克里孟梭[1]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所有参加巴黎和会的协约国的其他代表，所有这些人都要对这些问题负责，尤其是对处理德国问题给出的那个糟糕透顶的方案负责。但是酿成这一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归结到瓦格纳身上，因为他给德国留下了他的精神。
瓦格纳精神对第三帝国的影响极深，简直成为民族的象征精神，虽然他本人并非纯种的“雅利安人”。但也许正是因为他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才会被德国人格外推崇。
瓦格纳是一名混血儿，他非常憎恨自己的犹太血统，因此他的性格异常乖戾粗暴，同时还喜欢争强好胜。这个人解决问题的方式很特别，他认为粗暴可以解决一切。他也非常执着，不畏艰险，只要认准了目标，就会奋不顾身地前往。正是因为这样，只要有人比他优秀，他就会痛恨此人，甚至产生报复心理。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他才华横溢，他不仅在音乐方面是个天才，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不过，他的文风非常犀利，多在诋毁和攻击他人时使用，甚至有些文字让人不堪入目。但是德国人喜欢他，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敢作敢为。造物弄人，偏偏让这样的性格和才华集于一个人身上，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他在音乐方面有如此高的造诣。
我自知我从瓦格纳的音乐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虽然上面的叙述好像略显不妥，但既然要尊重历史，就不必在意这些。况且，瓦格纳已经随着历史远去了，那些他诋毁过的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人，被他欺骗过的人，甚至遭受他迫害的人，也都早已埋进了坟墓。历史就是历史，诸多不愉快都烟消云散了。我们不可否认他给我们留下了优美的音乐，虽然这些音乐可能会被蒙上历史的尘埃，但尘埃不能掩盖它的光彩。音乐是不分年代的。他的音乐今天听起来，仍然优美和动人，就像是刚刚创作出来的一样。因此，我们不要因为他的人而抛弃他的音乐。好比一朵玫瑰花，不管它生在哪里，它的美丽和香味是不会改变的。莎士比亚说过，不管把玫瑰改成什么名字，香味永远幽香。好了，不要多加责怪了，让理查德·瓦格纳的灵魂也能得到安息吧！
谁敢说自己不曾犯错呢？如果非要给瓦格纳定罪，那么曲解他非凡才能的庸人们难道就是对的吗？对于他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他们难以理解，于是由嫉妒而生恨，不断地毁谤他，取笑他。如果非要这样做，什么罪名都可能给他安上！他去世多年之后，那些诋毁和谩骂声仍然不断。
不过，瓦格纳本人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甚至有时还很自负，打击和失意接连不断出现的日子里，他仍然能坚持不懈地战斗。如果不是他的自负，估计那些冷嘲热讽和打击早就将他击垮了。他的狂暴不驯和冷酷自负，就好比生活在丛林的大象身上的那层厚皮，为了抵挡周围不计其数的毒蛇猛兽的攻击，他必须这样。正是靠这层厚皮，他活下来了。
要弄懂瓦格纳，我们必须得谈谈他生存的环境，因为环境造人。
瓦格纳生于1813年5月22日，故乡是莱比锡。瓦格纳的父亲是犹太人，但具体做什么，不是很清楚，可能是法庭职员、演员、画家或剧作家。不过，他干什么，关系不是很大，只要他努力培养瓦格纳艺术才能就行了。这位父亲很希望儿子能成名，最好能成为第二个莎士比亚。不过，他又从未想过要教儿子有关交响乐或奏鸣曲等的知识，只是按传统的日耳曼戏剧形式向儿子教授了一些悲剧的设计知识。
瓦格纳艺术天分极高，很快，莎士比亚、歌德、但丁的作品都被他读完了，同时，他对希腊神话也非常痴迷，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德国家庭一般都会教孩子学习钢琴，当地传言弹钢琴可以开发智力，所以瓦格纳也学习了一些钢琴知识，不过他的兴趣不大，他父亲对此也很赞同。毕竟十四岁那年，瓦格纳就写出了一部爱情悲剧，其中充满暴力、幽灵和巫术的东西，这让他父亲欣喜若狂。
瓦格纳最终还是让他父亲失望了，因为他没有成为一名文学家，而成了一名音乐家。孩提时的瓦格纳逐渐显示出非凡的音乐能力，虽然钢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但通过练钢琴，他在一些作曲方面的知识有所增加。在此期间，他还背了不少的曲子。在学习完一些管风琴课程后，他便有了一套自己的音乐理论。他认为，音乐比其他东西更富挑战性，更刺激。
瓦格纳对音乐更加痴迷了，他发誓一定要当那个时代的贝多芬。着迷总能产生自学的动力，因此，当他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的同时选修了音乐理论。
19岁那年，急不可待的瓦格纳开始创作了。他创作的第一首交响曲叫《C大调交响曲》，这首曲子没有获得成功，这极大地挫伤了瓦格纳的自尊心，他决心再也不创作音乐了。接着，他开始创作歌剧。他的第一部歌剧是《仙女》，虽然仍不怎么成功，但这一次他坚持了下来，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坚信一定会成功。
瓦格纳极度自信，很少承认自己有门有派。不过，他也会经常去拜访一些音乐界的名人，还会去看一些演出。当他第一次看冯·韦伯的歌剧时，非常赞赏，并认为第一个向世界阐释歌剧的人就是韦伯。其实，他已经承认韦伯是他的老师了。此时的瓦格纳已经结婚，为了养家糊口，他被迫到马格登堡当了一名指挥。
1837年，瓦格纳成了里加剧院的院长，但这绝不是他的理想，他要离开这个小地方，到巴黎去寻找梦想。到巴黎的旅途并不顺利，而且原因也有些授人以柄。因为当时他受到了梅亚贝尔[2]的邀请，但同时也是为了逃避几个债主的逼债，而且在从里加到巴黎的路上，晕船使瓦格纳狼狈不堪。不过，天才的他在这种痛苦的情形下，依然创作出了《漂泊的荷兰人》。
瓦格纳在巴黎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款待。然而，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很快就把这一切葬送了，他与周围的人水火不容，即使他的非凡才华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孤独的命运。不过，瓦格纳认为这样很好，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创造佳作，他还认为这让他精神很快乐，是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能给予他的。确实，饥寒交迫的生活能让他才思汹涌，他的第一部五幕歌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的。这种食不果腹的日子长达五年之久。他的妻子威廉敏·普兰娜对此非常痛心，虽然她深爱着瓦格纳，瓦格纳也深爱着她，但多少个结婚纪念日过去了，丈夫从没有送给她一件礼物。
1842年，瓦格纳开始担任德累斯顿皇家歌剧院指挥，这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职位。他把《漂泊的荷兰人》搬上歌剧院的舞台，一举成功。
从此，他的命运发生改变，后又担任了宫廷剧场的副指挥，这个职位为他才华的发挥产生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这段时期，他首先创作了一部歌剧《汤豪舍》，这是根据中世纪游吟诗人汤豪舍的故事改编的。不过，歌剧的内容过于新奇，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普遍认为它会把青年一代引向不良的方向，所以没有得到演出的机会。随后，他又创作了一部作品，叫《罗安格林》，故事原型是保护圣杯的骑士罗安格林，但这部作品仍与当时的主流相悖，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不但演出机会被剥夺，还丢掉了副指挥的职务。
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因为瓦格纳的复杂政治倾向，被牵连了进去，为此他只得仓皇逃走。就这样，他在逃亡中过了十多年。他先是逃回德国，又逃亡苏黎世，成为靠领政府救济的难民。这种救济生活好像很适合瓦格纳，因为他的很多伟大的歌剧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比如《尼伯龙根的指环》就是其中之一。直到1854年，这部伟大的作品的第一部序幕完成，之后，这部歌剧变成了乐剧，估计又花了26年的时间。
瓦格纳属于天生浪漫主义派，因此苦难不会使他的才情减少，也不会使他的感情生活枯燥。他不在乎什么世俗礼教，在逃亡期间，他与一个有夫之妇产生了感情。这份爱情还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便是这时期的作品，他借骗子骑士之口，讲述了自己离奇的爱情故事。
瓦格纳年轻时就非常标新立异，他的歌剧理论也确实有许多特别之处。不过，瓦格纳的歌剧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歌剧，应该叫乐剧，因为他把多种艺术融为一体，所以他称自己的乐剧是“未来的戏剧”的创新。他曾写过一部专著《歌剧与戏剧》，他认为：歌剧已经没有什么发展前景了，因为歌剧的最终目的也只能达到戏剧，而音乐所起的作用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眼下，歌剧本末倒置，所以它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歌剧为了发展，只有牺牲戏剧成分，留下音乐成分，到最后，它只能变成没有内容只有旋律的空洞而无聊的消遣方式。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音乐在歌剧中的作用和地位—音乐和戏剧的发展应该互成源头，不能独立存在于曲子中。
瓦格纳很重视音乐的作用，他认为音乐可以提高戏剧的地位，因为音乐到最后会成为主导，它必将是推动剧中人物、自然现象、事物、人的情感等方面发展的因素。在韦伯音乐的启发下，瓦格纳继续演化了“主导动机”，他说这种动机应该被称为“基本主题”。马赫利斯教授作为专家，认为，这些“基本主题”都拥有一种伟大的力量，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却能向人们展现一个人、各种情感、思维以及物体的外貌和风景等，音乐就有这样的力量，主导动机越明显，戏剧的进展、角色的转换、人物的经历和记忆，以及思想感情和隐藏的欲望越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主导动机最终成了戏剧的主导，成为剧中人物命运的暗示，是戏剧必不可少的成分。瓦格纳就是一个敢于向传统发难的斗士，他把歌剧改名为乐剧，他要把音乐与戏剧融合起来。他要通过这种方式，使得自己的音乐与戏剧方面的天才发挥出来，进而实现儿时的梦想—他曾经梦想要超越贝多芬和莎士比亚。虽然瓦格纳没能达到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高度，但他身上确实集合了这两人的才华，不能不算是一种奇迹。
瓦格纳同样是感情方面的斗士，为了得到自己心仪之人，他会采用不光彩的手段，他娶李斯特的女儿就是一个例证。他当时写了一部喜剧《纽伦堡的名歌手》，这也是他写的唯一一部喜剧，得到了李斯特的赏识。
之后过了很久，瓦格纳才又一次交上好运。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为瓦格纳顺利完成《尼伯龙根的指环》最后两部分的重要人物提供了帮助。瓦格纳在路德维希二世的推动下，成为慕尼黑市乐坛上首屈一指的人物，他曾兴奋地说：“我有位高贵的朋友，在他的保护下，我不要再过那种艰辛的日子了。”
此时瓦格纳春风得意，只可惜，乐极生悲。他桀骜不驯、无所畏惧的性格又一次给他带来了不幸，因为他总是不能与人和睦相处。另外，他的那些奇怪的想法也不被常人所接受，比如，他会用天鹅做标本，会让白甲骑士跳进莱茵河，还会让一个仙女重达一吨，然后让她在河中边游边唱。巴伐利亚人不能再容忍他这么胡闹下去了，把他的经济来源完全切断，使他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他只好逃回瑞士，又一次靠救济过活。
不过，人们对瓦格纳的天才还是承认的，当他们看到他如此困窘后，开始呼吁各界为他捐款，各地组织的瓦格纳学会就为募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靠这样的募捐，国家歌剧院才得以在1876年落成。这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足见当时的人们多么喜欢瓦格纳。李斯特也为瓦格纳的出名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极力宣传瓦格纳，在魏玛曾多次演绎瓦格纳的作品。
国家歌剧院外观呈扇形，位于德国中部法朗科尼亚的拜罗伊特，它完全是为瓦格纳的乐剧而建的。剧院建起不久，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就在此上演了，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神仙世界的乐剧。它耗费了音乐家二十多年的心血，观众需要四个晚上才能看完。尽管这部乐剧很长，但每个观众都被其中的场景和内容吸引住了。
这部乐剧采用寓言式的叙述方式：在莱茵河底，有一座放着黄金的宝库，由三个仙女来看护。传说，谁能窃得库中的黄金，并把它炼成指环，他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但也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此人一旦偷取黄金，那么终身将不能获得爱情，而且一旦成为世界的主宰，注定将会遭到毁灭！尽管这样，仍有很多人马齐聚这里，包括神仙、巨人、矮人、尼伯龙人和各路英雄等，他们为争夺注定的毁灭而进行搏斗。
所有看了这部乐剧的人都激动万分，并展开激烈的讨论。萧伯纳看了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
《指环》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插曲，这使它更加吸引人了；音乐的力量本身就很伟大，它能给爱国者以希望，使他们甘愿忍受政治哲学的折磨，并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指环》的音乐太美妙了，各种声音会聚在这里：锤子和铁钻的叮当声，巨人沉重的脚步声、伐木人嘹亮的号角声、怪鸟们啾啾的鸣叫声、龙的声音、梦境中的声音、雷电的声音，旋律简单而丰富多彩，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它们。《指环》虽然是乐剧，但和通常意义的音乐都生长在同一片广阔沃土上……
瓦格纳的音乐色彩绚丽、张扬乖戾、飞扬跋扈，十足的“瓦格纳精神”。听它的人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无法抵制的压迫感，它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怀疑。就连瓦格纳本人也曾说：这已经达到顶峰了，绝无可能再向前迈一步了，恐怕只有未来的完美艺术世界才能发展它，那就是普遍戏剧。随后，他又说，只有贝多芬那里才有入门钥匙。
一生中，瓦格纳只敬重贝多芬，认为贝多芬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的指路明灯。从小到大，瓦格纳都以贝多芬为榜样，希望有一天能与贝多芬并肩，希望世人对自己敬仰和称颂。他失望了，他没有达到那样的音乐高度，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正要超过他，这就是意大利的音乐家威尔第。威尔第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意大利歌剧界认为他的地位在瓦格纳之上，这更让自视甚高的瓦格纳怒不可遏，他开始用恶毒的方式攻击威尔第及其作品。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威尔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对名利看得很淡，对瓦格纳的攻击不予回应，这令瓦格纳更加愤怒，而且还无处发泄。于是，他决心用作品和威尔第一决高低。接着，他开始南下威尼斯找灵感，在那里，他完成了最后一部杰作《帕西发尔》。不久，他就辞世了。
命运和瓦格纳开了一个大玩笑。在瓦格纳死后，他的音乐成就完全被人们承认。他的音乐开始逐渐走向世界各地。
瓦格纳的音乐非常独特，无论由谁演奏，都能听出是他的作品。即使像法国这类带着浓重民族主义情结的国家，在抵触瓦格纳音乐的过程中，也逐渐被他所征服。瓦格纳的音乐始终保持着崭新的面貌，理查德·施特劳斯（在掌握音调方面，施特劳斯比瓦格纳娴熟）、汉斯·普菲茨纳、洪佩尔丁克、布鲁克纳、马勒、雷格尔等人，都比不过瓦格纳。瓦格纳曾梦想成为莎士比亚和贝多芬，他确实有些年少轻狂，但他的梦想至少实现了一部分。
瓦格纳乐剧的音乐力量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可怕的力量掩盖了剧本上的粗疏。确实，他的剧本写得并不高明，甚至还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在舞台上，他的音乐冲淡了一切，那音乐仿佛是从天堂传出来的，抑或是从地狱传来的，谁也不能抵挡住其中妖魔化的力量；它令人眩晕，随着剧情的展开，人们会不自觉地躁动不安，仿佛中了邪，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忍不住想放荡一番，甚至犯罪的欲望蠢蠢欲动。演出结束了，所有人还沉浸在剧情中，当一片火腿，或三明治，或一杯啤酒下肚，这才回过神来明白自己失态了，原来刚才只是一场梦境。
瓦格纳的音乐魔力如此之大，也许撒旦的魔力也不过如此；如果上帝降临，他头上的光辉会令人望而生敬，瓦格纳的音乐也是如此。他与我们交流的方式恐怕只有音乐了，因为他的语言和为人还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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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国激进党政府总理。
[2] 全名：贾科莫·梅亚贝尔，德国作曲家，生于1791，卒于18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