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起床了，”威廉大声说，“你头痛好点了吗？”
“不痛了。楼下情况怎么样？”
“没问题。平静得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有十几个老妇人乘两辆车过来，在这里吃午饭，被告知去拉特兰的路不通时，她们非常生气。她们威胁说要给州长打电话，向他投诉，还说要把电话打到美国总统那里，打到最高法院，把电话打给每个人！她们有权利使用这条公用的道路。诸如此类，叨叨个没完。经理问她们是否读过报纸，是否听到了一些有关战争的消息。她们回答说她们正在度假，她们度假时不读报纸，也不想读报纸。至于德国人跑到这里入侵了美国的愚蠢传闻，全都是罗斯福的恶毒宣传。她们吵吵嚷嚷离开了旅店，不顾一切地要去拉特兰。没走多远，拐角那边的人阻止她们通过，她们只好回到曼彻斯特中心，发誓以后不会再到新英格兰来度假了。只有这件事，再没有别的新闻了。
“好了，你先梳梳头发，然后还是跟我到街对面去吧。沃尔特和汉塞尔在亨利·利特尔的办公室用电话联系人呢，联系的不只是佛蒙特那些我认识的人。吉米和珍妮特也来了。吉米记录下这些电话，珍妮特帮她核对姓名。这女孩好像谁都认识。约翰里外跑腿。我们的那位沃尔特正在运送民兵的路上。哈里留守霍洛的房子，我出来时看见格蕾丝正劝说詹尼从屋顶上下来，这孩子想在屋顶上打死几个德国人。德克溜出门去跌进水塘里，皮埃特把他捞了起来。我离开时，帕婷尼正在厨房炉子前烘他的湿衣服。哈里的妻子正忙着给大家做午饭，她似乎是个很出色的厨子，而且孩子的事情也都懂。玛丽忙着照看她自己的孩子，哈里对我说他刚有了一个极好的想法，那是一部有关伊桑·艾伦、格林山兄弟会[1]以及在这些坚强的开拓者身上泰孔德罗加精神[2]如何长存之类内容的历史巨著。一切都那么快乐和安宁，除了可怜的小狗庞比，周围有了那么多人令它过于兴奋，走路时直接就撞上了一只臭鼬，现在它被关在谷仓里，正被洒水器冲洗呢。将军先生，这就是我的报告！现在穿上鞋跟我过马路吧。”
在旅店对面的小房子里，我看到的一切正像威廉对我描述的。约翰和我走进办公室。亨利说：“别拘束，找地方坐吧。”说完，他继续摆弄电话插头。
“干得怎么样？”我问沃尔特。
“很不错。”珍妮特说。
“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381个电话。”吉米说。她眼睛盯着那张记录用的纸，连头也没抬。
“州长怎么说？”
“他叫我们大胆去做。”
“你认为那些人最早什么时候到？”
“我们告诉他们来这儿。其中有些人没有汽车或者汽车坏了。我们要请你的朋友为我们做点运送工作。”
“没问题，”约翰说，“只要有个人给我指路就行。”
“我们有童子军，城里的每个孩子都急于想做点事。我们会给你配上你需要的向导。”
民主政体开始平静而有效地运转起来。
4点的时候，主大街上排满了汽车。新到的人被告知将他们的汽车停在树下，这样在空中就看不到他们了。沃尔特·哈林顿在那里给他们下了最后的指示。“伙计们，你们得徒步走大约半英里，”他说，“但对你们来说这不算什么。在第二座桥附近，那里的两个人会告诉你们该干什么。都带枪了吗？”
“带了。”
“那么，祝你们好运吧。当他们开始降落时，你们就把他们想成松鼠，可得给我瞄准了。”
“那些德国人都是大屁股，”一个农民说，“从后面打那些杂种更容易些，效果一样好。”
“嘘！”威廉警告他，“这里有女士，说话注意点。”
吉米和珍妮特私下里的议论可不是高雅女士该说的那种。可这种话正中要害！
我在随后的3小时中见到的一切是我终生难忘的。在美国其他地方，那种传统的自立自主和酷爱自由的精神可能已经消亡了。纽约的乌合之众一见危险的迹象就仓皇逃窜，他们也许代表了新的精神，这种新精神彻底消泯了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而在这里，在佛蒙特，却继承了伊桑·艾伦和他的民军抵抗不可一世的英国人的时代的精神。
那些农民，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个个都那么非凡出众。感谢上帝，我来到了这片土地，哪怕只是过那么一天也值得。如果说世界上一切成功的事业都必须依靠某种纪律的话，那么在这里，人们既出人意外又绝对自然地接受了这种纪律。那些获得指挥权的人就是因为真的最适合这样的职务，他们被公认有足以担负这个责任的能力。一旦成为这支杂牌军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不需要高声喊叫，也听不到激烈的争吵。他们用轻松愉快的语调下命令，下命令之前都要加个友善的称呼，比如“嘿，迪克”或“嘿，埃尔默”（真奇怪，这一带有那么多叫“埃尔默”这个名字的人），然后是“你去做什么什么好吗？”那个迪克或埃尔默只是嘟哝一声或说一声“好嘞”，就按照吩咐去做了。不需要再有别的什么了。
现在是五点一刻。村子里到处都停着汽车。从1916年至1940年，哪年造的都有。按照指示，所有的车都停在树下面。这意味着要毁掉很多美观的草坪，但好像没有人在意这个。必须这么做，这样在空中才看不到那些汽车，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即使要毁坏好看的灌木和花圃，在接下去的一两年也长不出来，这再坏也比不上让纳粹分子入侵自己的家园。
村子里的孩子都已撤离。大人告诉他们要去丹比采石场远足，他们都觉得还没到国庆日就有机会去野餐，这样的安排很不错。由于丹比采石场是在大理石矿山的中心，比圣彼得大教堂[3]加上周围广场还要大，孩子们在那里很安全，而且还有足够多的妇女跟他们一起去，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他们准备吃的，还带了许多毯子，以防在那里过夜时受寒。其他妇女留在村里，因为她们没别的事可做，就动手做炸面圈和煮咖啡。
就在五点前的几分钟，约翰开车送威廉和我上了通往梅特威山谷的道路。五点刚过几分，我们听到了螺旋桨的轰鸣，于是约翰把车开到树丛底下，在那里等待。我们的视野朝前方可达好几英里。山谷像是完全废弃了，空寂无人。电线杆子顶上的纳粹旗帜在微风中愉快地飘动。远远的散落着几辆汽车。从空中看的话，他们一定以为这些汽车是在那里监视德国人固守的农舍。一切都按照沃尔特·哈林顿的吩咐不折不扣地做了。
一架德国飞机在埋葬那些纳粹分子尸体的地点上空盘旋了两圈，就把机头压低了，扔出了什么东西——它悬挂在一个小降落伞下面，还喷出了三团黑色的浓烟向他们英勇的同伴（其实早已丧命）致意。随后，飞机就又在格林山脉背后消失了。
等飞机飞走之后，我们把车开向那农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顶小降落伞正好落在埋葬德国人尸体的地点。挂在下面的是一根圆的钢管，里面有一封信，当然是用德文写的，所以马上就送到我手里要我翻译。信很短。新斯科舍的司令部宣布，由于无法避免的情况，总攻击要推迟到今晚7点，这段时间这12人的行动小组必须尽力坚守。
约翰用车把我们送回村里，珍妮特仍在用电话联系当地人请求支援。我把那道空降的命令交给沃尔特。
“真是太好了！”沃尔特说，“那样的话，就有两小时的时间把我们的人分布到山谷各处了。”
“还有很多人要来吗？”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900人了。”吉米回答。她抽着烟，一只手拿着那张计算人数的纸。
“棒极了！”珍妮特在屋角的桌边欢呼道，“那一定很好玩儿！”那确实会很好玩儿，但对那些德国年轻人来说可一点也不好玩儿。德国人认定这又将是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此时他们正在登机，降落伞整齐地系在他们的后背上。
按照通常的说法，著名的梅特威山谷之战已揭开了序幕。
至于接下去的一幕，简直可以称为“大屠杀”了。由于当时的情形在历史书中被多次描绘，具体情况我就不再详细叙述了。傍晚6点半的时候，大约900名佛蒙特农民藏在树丛和石墙后面，甚至蹲在小河岸边的芦苇丛中，准备痛击来犯之敌。
7点刚过，大批德国飞机出现在了东北方向。它们飞得很高。由于山谷中没有任何人活动的迹象，德国人就认定一切很安全，把飞行高度降到了600英尺。到了指定的时刻，每架飞机似乎都打开了舱门，几百捆东西被抛到了空中。刹那间，每捆东西分成了两件——一顶黄色的降落伞优美地伸展开，在另一端则是一个人，正努力要把自己的身体直起来。然后这些人和降落伞就缓缓飘向地面了。当其中降落得最快的（因为他们降落的速度各不相同）离地还有约100英尺的时候，一声枪响划破夜空。降落伞下面的那个人身体突然一颤，古怪地转了几个圈，像木偶似的两条腿摇摆起来，然后头猛地就垂到了胸前，整个身体犹如一只死鸟，无力地挂在稻草人的胳膊上。
你也许要问我：“这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吧？那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你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细节。”
要是那天我只是目睹一个人被杀，我肯定不可能记住所有这些可怕的细节。但在接下去的45分钟内，仅在多塞特和波莱特之间，就有800多德国伞兵不是被击毙就是被击伤。其他的都被俘。有几个还想抵抗，被当场打死。
等到最后一架飞机飞远之后，我们开始清点死亡、受伤和被俘的人数。吉米又忙于统计人数。“别给我他们的香烟，”她向我恳求，“我恨死这些东西了。可要是你找到他们用的小刀，我想要一两把。它们特别适合用作打开信封的工具。”
当天夜深的时候，经过她再三地仔细核对，统计结果终于出来了。后来证明这些数字准确无误，她那些银行存折的准确程度也不过如此。
在上面我方的统计数字中还应该加入3个人。这3个人是在庆祝第二次本宁顿战役胜利时误伤的，但他们的伤势都不严重，第二天就已经能自己想法儿回家了。
好几头无辜的熊也成了人们宣泄对纳粹分子的愤怒的牺牲品。因为几个星期以后，人们仍然处于恐慌之中，无论看到的是一头熊还是一头鹿，有时甚至是一头牛，他们都容易误以为是德国伞兵正悄悄穿越灌木丛。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一看到可疑的影子就会开枪，这对德国人来说，当然是晦气的日子，同样对远比德国人友善的熊也是如此。
[1]格林山兄弟会：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0年在今佛蒙特州本宁顿城为对付纽约州执法吏团成立的民兵组织。胜利的民兵用桦条鞭打纽约州的入侵者。美国在独立战争中的第一次进攻，就是100名格林山兄弟会会员和100名非会员在1775年5月10日攻占泰孔德罗加要塞。1777年8月4日，英国伯戈因将军的部队为袭击军火库和收集军粮而入侵本宁顿，他们遇到了爱国民兵的抵抗。
[2]指民兵武装抵抗入侵的战斗精神。
[3]指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1615年建成。教堂前有围着柱廊的椭圆形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