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您一点事，”他小声说，“只需要一分钟。”我身体靠着前台，感觉很疲劳，那桌子在我的重压下呻吟。“到底什么事？”我问他。
“打扰您了，真对不起，”他向我道歉，“可那个女人刚才出去了，在她回来之前我可以放心说话。我想，在纽约您认识很多人吧。您认识一位科恩太太吗？”
我对他说：“在纽约有大约300万叫科恩的人。电话簿上‘科恩’这名字占了一半，有C字母打头的，有K字母打头的。你问的是哪个科恩？”
“她自称巴鲁克·科恩太太。”
“对不起。我知道有一个巴鲁克·德·斯宾诺莎[1]，但他没结过婚，很久以前就死了。这个神秘的科恩太太怎么啦？她有点神秘吗？”
“不错，神秘得都让我受不了了。哦，也没有什么，她很正常的。她支付账单，也没喝醉过，她连犹太人都不是。也许她有一半犹太血统，可我不知道。那天，她的一只行李箱上有个标签脱落了，我注意到箱子皮面上压了一个皇冠标记。很大的一个皇冠，看上去很像是贵族的那种。但这与她的身份不太相配。”
“她说她自己是什么人？”
“她是由波士顿一个非常体面的家族介绍来的。他们给我们写信，提及他们的一个朋友，告诉她到来的日期，却没提她的名字。”
“你听我说，”我对经理说，想把这事快点解决掉，“我的头痛死了，再说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德国。我们不信奉那种东西。当我们划出种族的界限时，得非常谨慎才是。在我看来，如果这个科恩太太真的叫科恩，那她为什么就不能用这个名字登记入住呢？”
“可她如果不是犹太人，为何要这么做呢？对此我迷惑不解。这里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本来是犹太人的人想要我们相信他们不是犹太人，还没遇到过不是犹太人的客人却坚称自己是犹太人！这令我感到很不安，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第五纵队之类的事情。”
“你对这个女人了解多少？她有丈夫吗？她离婚了？巴鲁克·科恩太太——不，很抱歉，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她对我们讲了很多她丈夫的事情。他是威斯巴登[2]的一个医生，被纳粹分子关进了集中营。她在美国有朋友，他们给她寄钱。她贿赂了看守，她丈夫才逃了出来。这听起来不像真的，跟在杂志上读到的故事不一样。后来她将他带到了美国。由于她丈夫曾受尽虐待，所以很快就去世了。丈夫的死使她痛苦万分。给她看病的医生说她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波士顿的朋友劝她来这儿，他们甚至为她付钱！如果她说的是真话，她现在非常穷。可恨的纳粹分子抢走了她所有的钱。”
“这听起来似乎相当合乎情理。纳粹分子抢走他们能拿到的一切。我不懂那有什么奇怪的。”
“这些当然没什么奇怪的。现在就到了她的故事最令人费解的部分了。她声称自己穷得很，只能住纽约东139街的一个单间公寓。当然这很悲惨。但如果她真的住在东139街，为什么她的邮件都是用纽约一家极豪华旅馆的信封寄过来的呢？”
“哪一家旅馆？”
“广场饭店。”
“这可是一家很好的旅馆。”
“谁说不是呢，不过住在那里可费钱了，既然是从东139街单间公寓来的，她的邮件为什么却要从广场饭店转寄过来？”
我根本看不出这位犹太裔德国难民的孀妇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即便她住在东139街某个地方，而她的邮件由纽约最豪华的旅馆转送。也许那些为她支付多塞特账单的波士顿朋友此时就在纽约，就住在广场饭店。
“还有别的情况吗？”我问那位经理。因为我知道那些想象自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似的大侦探的家伙，发现公寓桌上的可疑斑点不是血迹而是前住户（一个会计）留下的红墨水痕迹，他们该多么失望。
“您还想知道什么？”
“她整天都做些什么？她很喜欢跟人交往吗？”
“说不好。当别人先对她说话时，她显得很友好。您懂我的意思吧。但多数情况下，她似乎更喜欢独自待着。她老是去散步，她说这是出于健康的需要，让她的体重减下来。可我注意到她总是走同样的路线。她一出旅店就往左拐，然后走那条通向山谷的道路，再从另一条道路返回，因为她总是从右边回来。
“有一天她对我说，她被我们这里的美景迷住了，问我是否有人从空中拍过多塞特的照片。我说好像纽约有一家公司曾来拍过几张这样的照片，并答应帮她去找一找。我问她想要多少张，还有她肯出多少钱。她说付多少钱她倒不在乎，因为波士顿的朋友会连同她的账单一起付的，重要的是她想得到这些照片。尤其是山谷中那些可爱的遮着树荫的道路和风格独特的老桥。她好像很喜欢我们佛蒙特的老桥。它们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风格独特的印象，因为5年前那场洪水之后，大多数的老桥都已重建了，都用坚固的水泥建成。它们连一点装饰都没有，只是单纯的水泥桥而已。不过当时我对自己说，也许她是一个桥迷。这跟别的人不一样，许多人来这里是为了看教堂和古树。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如果她想把很多钱花在水泥桥的照片上，那是她自己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入手。“有很多人来看她吗？”我问。
“来看她的人不多。大概每隔一天有一个人开着一辆挂纽约牌照的小型跑车从曼彻斯特过来，跟她待上几分钟。她和这位年轻朋友似乎彼此喜欢。他总是给她带一包东西，同样的东西。我感到好奇，叫女仆打开她的壁橱看看。女仆说是糖果，十几盒非常贵的糖果。这种糖果可不是住在东139街的人能经常享用的。”
“那条街似乎令你很不安。”
“确实是这样，我得承认。这是她的情况中唯一说不通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你觉得她显得有点聪明过头了？”
“她确实有点聪明过头了。如果她说她住在广场饭店，我不会有别的想法的。我们接待的客人中有很多在那里住过。可当某人登记自己住在市营出租公寓，他不可能对你说他的仆人随后会把行李送来这种话的。”
我还是搞不懂这位经理想要暗示什么，于是便努力去想一个训练有素的侦探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做。我问他能否让我偷偷进入她的房间，亲眼看看那些神秘的糖果盒子里究竟装了什么。它们也许能给我们一点线索。一个每天需要散步两小时来减轻体重的女人，是不会吃那么多糖果的。没错，我确定那些糖果盒子能透露一些情况。那经理说：“您当然知道让陌生人进入客人的房间，那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想这甚至是犯法的行为。上面的人要是发现有这种事情，他们会解雇我的。不过您去吧，门可能开着，右边第三个房间。您动作快点好吗？快到她散完步回来的时候了，不过要是她回来，我们会在您出来之前缠住她的。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您快去，快点啊！我们可不想闹出乱子，我也不想被人解雇。”
我上楼的速度也许稍快了一点，好在我吃的药已开始起作用了。女仆正在别的地方忙碌，右边第三个房间门开着。我一眼就看出来，住这个房间的人是习惯过奢侈生活的。梳妆台上的发刷和梳子看上去可不像是来自东139街的人使用的。在一面小镜子背后，我注意到有一个皇冠标志。我匆匆数了一下皇冠尖角的数目。对一个逃难过来的犹太裔德国医生的孀妇来说，皇冠上的尖角未免太多了。壁橱的门半开着，好些糖果盒子整齐地摞在里面。我取出一盒。感觉这装五磅糖果的盒子太轻了。我急忙把它打开。盒子里填了许多棉絮，我看见中间位置有一小根黑色的香肠模样的东西。我知道逐日增加的这种香肠模样的东西，可以把整个安蒂奥克学院[3]的校园炸得稀巴烂，它们是甘油炸药。
我又拿起一盒。我有这方面的知识，知道只要不猛烈摇动或用锤子敲打，它就是完全无害的。不过，要我今晚睡在藏有12根甘油炸药棒的房子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赶紧把事情简单估摸一下。这个女人曾住在广场饭店，她可能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但却要假装成100%的犹太人。她对跨越从奥尔巴尼通往拉特兰道路的桥梁非常感兴趣。这个女人一直在接收伪装成糖果的成包的炸药，现在她藏在房间里的炸药已足以把我们全都炸到天上去。
想起那位经理叫我快点的警告，我便回到了旅店前台。那位经理正用打字机打一份电报。“这是发给她的。”他压低声音说，等他打完了，在他用电话跟电报局核对的同时，我也听到了电报的内容。这封电报是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文是：“现在你已有你需要的足够糖果。明天的比赛万事俱备，我们期待你的到场。所以今天下午3点过后，你的朋友海因茨和阿尔弗雷德会来找你，带你去比赛现场，他们能帮你处理掉部分糖果。（签名）西格蒙德。”
“他们很聪明是吧？”我对经理说。
“是的，可我还是不明白。电文直白极了，意思也好懂，除了糖果不知指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在他们的电报里，糖果的意思是炸药。”
“您肯定吗？”
“我敢肯定。”
“那么，我们最好逮捕这个女人。只是现在找不到逮捕她的人。这里的治安官可能会说他没这个权力。再说，我看到他跟别人一起出去了。”
“也许可以叫联邦调查局的人来逮捕她。如果他们一时来不了，奥尔巴尼必定还有留守的警察局长。他有权干这个的。”
“怎么做呢？要他抓人的话，我们必须提供一些理由吧。”
“没错，我已经写下来了，以备万一。”
“太好了。您真了不起！还有一件事要做。您来跟奥尔巴尼的人沟通吧。”
“可我们怎么把她弄到奥尔巴尼去呢？毕竟我们不能绑架她，所以，怎样才能让她自己去奥尔巴尼呢？”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测，但不妨把她想成我们所怀疑的样子。那么她肯定不想逃到加拿大去。在加拿大，他们抓住间谍是要枪毙的。在我们这儿，谁想枪毙间谍，就会有很多人给国会写抗议信，到最后还得给当间谍的发养老金。所以她毫无疑问要逃往奥尔巴尼，再从那里逃到华盛顿去。”
“是的，”那位经理显出恼怒的模样，“这些我都明白，可您怎么让她马上就去奥尔巴尼呢？”
“我有一个主意。给我一张旅店用的纸，还有一个信封。”
“大厅的桌上就有，您自己去拿吧。”
“谢谢。只要一会儿工夫就行了。等她进来的时候，把我写的字条交给她。”
我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等字迹干了就把字条塞进一个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了那女人登记入住时用的名字。那经理刚把字条放进她的信箱，她就走进了旅店。
“有我的邮件吗？”她用浓重的德国口音问。
“太太，有一封电报，还有一封信。几分钟前才送来的，我指的是那封信！”
“谁送来的？”
“很抱歉，太太，我不知道，是旅店的伙计收的信。”
那女人打开信封，把那张纸展开。我佩服她的自控能力，她连一点不安的表情都没有流露出来。她默默将那张纸塞回信封，然后连同电报一起放进她的手提包。“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把它留在这里的吗？”
“真的不知道，太太，不过那伙计回来时我会问他的。我叫门童去找他。”
“不必了，”她打断了他的话，“不过你可以派门童通知汽车间我马上要用车。我要去曼彻斯特，因为有几个朋友要过来看我。”
“请原谅，太太，我想火车都停运了。”
“我知道。就因为今天早晨报纸上那些好笑的报道吧？我可不想批评这个国家的任何事情，可有时候，你们美国人真有点歇斯底里，你说是不是呀？”
“嗯，”那位经理答道，他似乎很有兴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一群古怪的人，经常需要有一点刺激。”
“没错。对此我有点感觉了。我想那门童很快就回来了。午餐时不用等我。如果火车晚点的话，我可以去春分餐馆用餐。”
“很好，太太。”经理用十足的奉承口吻说。
“谢谢。”她说，以嘲讽的姿态向我们俩鞠躬（因为她刻意要把我包括进去），“下午再见。”
说完，她就离开了旅店。我从窗口看她。她上了汽车，给了门童小费，然后车就开了。汽车上了石头铺成的通往曼彻斯特村的路。
“谢了。”我对那经理说。
“不用客气。”他回答。我往外走去，走向街对面的电话局。几个月后我碰巧在纽约的旅馆见到那位经理，他冬季在那里工作。我问他：“我们那个德国朋友怎么样了？就是那个医生的孀妇，你应该记得她的！巴鲁克·科恩太太！”
“我当然记得！我照您说的做了，给奥尔巴尼打电话。我打给那里的警察局长，向他说明了情况。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说他会照看她的。他真的这么做了。几星期后，等局势恢复正常，我就去了奥尔巴尼。那天我开车去那儿，出于好奇，就直接去问他了。联邦调查局的人似乎对她的情况一清二楚。他们在路上等候，想在本宁顿那边逼停她的车。她一定是知道自己跑不了了，就开足马力对着一棵树撞过去。”
“她死了吗？”
“她并没有当场死亡，不过两天之后死在本宁顿的医院里。她一定是很危险的人物，因为司法部特意给我送来一封信，对我提供的‘极有价值的服务’表示感谢。有机会我要把那封信拿给您看看。现在请您告诉我，您在那张纸上写了什么？怎么就让她警觉起来，并想到要逃跑？我问过联邦调查局的人，但他们不会告诉我的。他们对我说这是不能泄露的秘密。我一直想知道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
“是萨尔茨堡附近一座城堡的名字。它过去属于一个名叫马克斯·莱因哈特的人。你一定听说过他。他现在在好莱坞呢。在纳粹吞并奥地利后，他们夺走了莱因哈特的城堡，并把它转给了这个女人，以感谢她在奥地利为他们立的功劳。”
“我懂了。可您怎么就想到这座城堡了呢？您脑子真够灵的！”
“灵不到哪儿去，我只是有时看看美国反纳粹宣传委员会收到的报告。我是该委员会的理事。这件事发生的前一周，我们接到很多关于这个女人的报告。你说的不错，她可是个人物！如果我们不干掉她，鬼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
“我很好奇，那个城堡叫什么名字？”
“告诉你你也记不住。你非要知道的话，它叫利奥波德斯科隆宫[4]。”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还是回到那女人离开旅店的时刻。我上楼回自己的房间，脱掉外套和鞋子，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吃下去的药效果明显，我很快就睡着了。1小时后，有人拉窗帘的声音把我吵醒了。
[1]巴鲁克·德·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17世纪哲学家，唯理性主义者。
[2]威斯巴登：德国西部黑森州首府。地处莱茵河右岸，陶努斯山南麓。
[3]安蒂奥克学院：美国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斯的一所私立高等学府，建于1852年。1922年至1923年，房龙在俄亥俄州的安蒂奥克学院任历史学教授。
[4]利奥波德斯科隆宫：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南部近郊，是当地最美丽的洛可可式建筑，修建于17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