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后，我们就朝丹伯里[1]方向出发了。忠诚的杰里没有跟我们走，他要把相关的报道带回《倡议报》编辑部。我们走的时候，他正请求一辆警车把他捎回去。当车开到丹伯里时，我们所有人都显得很疲惫，尤其是可怜的汉塞尔，他那直率、别致的开车风格几乎施展了一整夜。我们决定在格林旅馆休息几小时。旅馆值班的服务员见我们没带多少行李，就觉得有点怪。他睡眼惺忪，还一点都没听说纽约发生的事情，据他的解释，他的收音机突然坏了，而且当晚9点以后一直没有汽车从纽约那边过来。不过他非常热心，自己跑到厨房里给我们找吃的东西。他还为“史密斯夫人”找来一碟冰激凌，小女孩神情庄重地吃掉了这道美味，就像是得到了上天的赐福。然后我们就去各自的房间了。可怜的汉塞尔，他一倒头便睡着了。至于我自己，在这种场合总是无法入睡，直到身心突然垮下来。于是我回到旅馆前台，在热情的服务员的帮助下，打了几个电话。
我打给多塞特的珍妮特，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还没睡。对此她解释说，因为吉米、伊丽莎白和格蕾丝在忠实可靠的沃尔特的陪伴下，几分钟前刚刚到达，她安排他们分别睡在谷仓和客厅，可能现在已经睡熟了。孩子们——皮埃特、詹尼和德克都很好，甚至没有被吵醒。傍晚的时候，威廉意外地到来。威廉在走访了新罕布什尔夏季戏剧节之后，搭约翰尼·萨科的车回纽约。他去多塞特纯属偶然，因为离开新罕布什尔时，谁都没想到纽约地区会有什么麻烦。在拉特兰[2]，他们听见报童高喊着卖号外，可因为经常受这类骗人号外的愚弄，所以他们懒得去买一份看看。当珍妮特告诉他们，由于老格林威治遭受袭击，我们都已动身北上，他们一开始以为珍妮特想开个玩笑。随后他们想从收音机里了解更多的消息，可什么都没听到。他们能听到的当地一家电台却在嘲笑“纽约遭受纳粹攻击”这个传闻，还劝告听众不要相信这类消息，因为这可能是外国政府资助的战争宣传。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威廉和约翰尼都非常累了，他们便去乡村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并要珍妮特一有新消息就马上告诉他们。“我们想听的是有点价值的消息！”威廉临走时从车里对她喊道。此时珍妮特希望我告诉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她那里。
我没法儿告诉她。汉塞尔太累了，至少三四小时内我不敢叫醒他。所以我叫珍妮特先去睡觉，我们出发时会打电话通知她的。
然后我就走到旅馆外面，再抽上一口烟。四周静悄悄的。全城都已进入了梦乡。只有孤零零一辆车缓缓地沿着大街开过来。一个警察推推店铺的门，看看关紧了没有。过去8小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似乎远在万里之外。我都快要怀疑这些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了。此时我才感觉自己累得快要昏倒了。我回到旅馆，进了房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5点了。汉塞尔躺在那儿，还是几小时前我走出旅馆时的那个姿势。我至少推了他5分钟，他才渐渐醒了过来。即便是醒了，如果不是我一直对他说话，他还会睡过去的。往脸上泼了许多冷水，才使我们两个完全清醒，然后我又去把其他人叫醒。
我们付完账就出发了。旅馆服务员对我们表示抱歉，说他没法儿给我们弄点热咖啡。他说出了旅馆往右走过两条马路，我们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流动餐车。在那餐车里，我们就跟饿了一个星期没吃饭似的，每个人都点了火腿蛋、蛋奶烘饼和三杯咖啡。约翰最小的孩子一直在睡觉。“史密斯夫人”一副轻松愉快的模样，仿佛她酣睡了10小时才醒来，不过她的举止还是那么庄重和镇定。等喝完三杯咖啡，连哈里也完全恢复了老样子，他开了个玩笑，但我忘记他说了什么了。
咖啡和煎蛋使我们获得了新生。我们上了汽车，车开上了去往本宁顿[3]的道路。接下去的事情我还记得的就很少了。尽管喝了那么多咖啡，我却在座位上睡得很沉，而且身体还保持挺直的姿势（这花招儿我肯定是从海伦·霍夫曼[4]那里学来的）。一直到进入阿灵顿，经过哈伦·米勒家农场的谷仓时，我才醒了一会儿。当时我心里嘀咕：对发生的这一切，哈伦·米勒会怎么说？随后我又打瞌睡了，一直睡到曼彻斯特。
另外两辆车紧紧跟在我们后面，一切危险似乎都过去了。山谷渐渐在我们眼前展现，我能远远看见多塞特教堂的尖顶。珍妮特不知怎么就估摸出了我们到达的时间，她和吉米还有沃尔特出来接我们。格蕾丝和伊丽莎白仍睡得昏昏沉沉，恐怕要再过五六小时才能醒。
珍妮特安排好了一切。旅店的经理已为我们准备了3个房间，此时正为3岁的“史密斯夫人”四处寻找一张儿童床，这孩子睡不惯大人的床。威廉无论做什么都有极强的时间观念，现在他也及时出现了。因此当我们到达时，全家人都到齐了。
我们先把孩子们抱上楼，然后我和吉米、沃尔特、威廉坐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们遭遇的事情。我还没说几句，汉塞尔就跑了进来。他刚把车开进汽车间。他对我们说：“你们还是出来一会儿吧。有一架飞机在山谷上面飞着呢。我刚才看见它在波莱特附近飞。现在它在这里盘旋，仿佛是想找降落的地方。”
我们跟随他走到旅店后面的花园里，在那里我们能俯瞰整个山谷。我们看到了那架飞机——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它在空中画着一个大大的圆圈，先是隐身在左边的塔科尼克岭背后，然后又藏进了右边的格林山脉。当飞回到山谷的中心地带时，它飞得比先前低多了。
“我想知道它要在哪里降落。”吉米说。她快活得就跟退潮时的蛤蜊似的。就在这时，那架飞机又猛地往上升。就在它迅速飞向高空的当口，十几个小包出现了，它们就像是从飞机上被扔出来的。几乎就在同时，这些小包都打开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目睹第一拨的伞兵偷袭。
“这些杂种！”我两个儿子异口同声地骂道。汉塞尔从他妈妈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点伊桑·艾伦[5]的血统（不包括这种血统的酒精含量），在佛蒙特的土壤里成长为一个注重实干的人。他飞快地跑向街对面的消防站，没过几分钟，救火车的警笛就尖声叫了起来，告诉多塞特的居民，他们最好还是从舒适的床上起来，看看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当然以为是谁家的谷仓着了火，要想让他们相信战争已经波及他们宁静的乡村，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旦弄明白了事态，他们就会忍不住发出铺天盖地的咒骂。随后便各自回家去拿猎枪，把自己的车开出来。他们当然赶不上救火车，因为救火车是最能跑的车。
“你还是在家里待着吧。”我大声对吉米说，她正要跳上救火车的脚踏板。
“叫我留在这里错过一场好戏吗？”她回答，“我不是这种人！”随后我们就都上了车，救火车冲上了通往山谷的道路。
威廉仍穿着睡衣，套了一双运动鞋；珍妮特穿着吉米的旧马球衫。“快点啊！”她说，“这肯定挺有趣的。整个夏天都只跟孩子和苹果打交道，在这儿住得都腻味死了。”
“太刺激了！”汉塞尔喊道。他拉住珍妮特，以防剧烈颠簸的救火车把她甩出去。“看看这座房屋！这帮坏蛋已经动手了！”就在前面约两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一条火舌迅速升向了天空。
随着我们的车靠近那里，火势也越来越大了。我们刚冲过上次洪水后建的新桥，就看见附近的两间农舍和谷仓都在熊熊燃烧，可见这帮施暴的家伙是擅长此道的。
尖厉的刹车声过后，我们的车停了下来。即便这样，它还是差点儿撞到停在路中间的一辆车。这车空无一人，但从右边一堵石墙后面传来一个声音：
“汉塞尔，是你吗？”那个声音问，“告诉你的人留点神，都趴下来。德国人在右边的房子里。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开枪了。等等！他们又要开火了！”
砰砰砰砰！一通枪响表明我们正处于危险地带。
不过一听到枪声，我们都本能地将身体贴着地面，所以没人受伤。
几秒钟后，我们都躺到石墙后面的草地上了，墙的这一边很安全。感觉我们只好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了。
那些伞兵从天空降落时一定带了一挺机关枪，因为石墙上到处是弹孔。原先住在石墙里的两只臭鼬匆忙逃离，它们大概是太惊慌了，竟然没有使用惯常的防卫手段。“老天爷啊！”早就在石墙后面的一个人说，“要是这些家伙放出臭屁来，那可比1000个德国人更可怕。”
“没错，”威廉在我耳边低声说，“可在美国连臭鼬都不愿当希特勒的帮凶。”
此时我们都很清楚，不能一直待在这石墙后面。还是汉塞尔脑子最快。他建议道：“我们中最好有一个人下去警告其他人，他们马上就到这儿了。”
“好的，”威廉回应道，“我去吧。我擅长扭动身体[6]。”以一种难看的舞蹈动作开始，他向我们来的方向爬去，身体紧贴着掩护我们的石墙。
接下去的半小时，可以说是我生平经历过的最不舒坦的时光了。当然也可以退回去，但眼前的景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我们都不想离开了。我们右边的两间农舍和谷仓的火势更加猛烈了，位于它们左边的房子不断在朝外开枪，这表明纳粹分子完全知道我们的存在。
终于又有几个村民加入到我们中间。我一直以为佛蒙特农民是行动和思想都很迟缓的人，但现在我所看到的，活脱脱是当年英国军人领教过的那个伊桑·艾伦。不用别人教他们，他们似乎不仅知道该做什么，更知道不该做什么。他们把自己隐蔽好了，然后匍匐移动，越来越靠近那座房子，直到他们知道自己的猎枪能有效发挥作用了。他们不知怎么就找到了石墙上的裂缝，可以将枪伸出去，瞄准好了再朝那房子的窗口开枪。不久，大路那边也传来了几声枪响，表明波莱特和格朗维尔的人也已得知发生的事情，现在从山谷北面玩起了印第安人的包抄战法。
占据那房子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好像也意识到今天的事情不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不再动不动就用机关枪扫射了，到后来差不多完全停止了射击，说不定他们没子弹了。
我们都异常兴奋，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当我看表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在这儿都快两小时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一声巨响，有东西飕飕地从空中飞来，重重地坠落在我们与那房子之间的农田上。
“天哪！”趴在吉米和我旁边的一个青年农民说，“那一定是拉特兰南北战争时期的老炮打出的炮弹，我想他们还要接着打。但愿这些炮弹不会打错地方把我们炸死。”
操纵那些大炮的人可算不上熟练的炮手。但过了几分钟，他们显然测准了距离，打得比刚开始时好了许多。他们的炮弹不再落在我们附近，而是开始落在靠近那房子的地方。后来，一定是有炮弹击中了那房子的一面墙，因为这座老房子（建于美国独立战争前的住宅）“轰”的一声倒塌了，腾起浓浓的烟雾。接下去的两颗炮弹彻底炸毁了房子。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站起身之前还是等了几分钟。事实证明我们的谨慎是必要的。当一个农民用枪尖挑着帽子从石墙后面举起来时，没等他把枪往回缩，已至少有三颗子弹打穿了那顶帽子。这成了那些远处的炮手再次开炮的信号。他们又将十几颗炮弹打遍了那房子的四周。我们又等了一会儿，当有人再次挑起帽子时，没有一点反应。显然那房子里的人不是死了就是伤了。最后，一个农民一纵身跳过了石墙。即便这样，敌人那边也未作什么抵抗，所以其他人就慢慢跟进，小心地利用石头和树木掩护自己，匍匐着向那堆废墟靠近。它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但我们那时怒火中烧，恨不得所有的德国人都已毙命。
我们这么愤怒是有原因的。离房子的前门不远，躺着原先住户一家人的尸体，一对农民夫妇和他们的5个孩子，他们早已死了，都让子弹打掉了脑袋的半边。稍感安慰的是，德国人也全都被干掉了。其中一个从瓦砾中被拖出来时还有一口气，但要阻止那些农民用枪托把他的脑袋砸个稀巴烂实在太难了。我请他们不要这么做，让他能自然死去，那当然不是出于我对他的怜悯，此时的我哪里还有什么怜悯。我只是希望他能向我们提供情况，我们想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是从哪儿来的、接着到来的敌人可能要实施什么计划。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其他人。听完我的解释，那些人答应让我问他了。
“我们给你10分钟时间，”那个带头翻过石墙的年轻农民对我说，“10分钟内你想打听什么就打听什么。过了时间，他必须跟他的同伴下场一样。”
[1]丹伯里：美国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
[2]拉特兰：美国佛蒙特州中南部城市。位于格林山和塔科尼克山之间，濒临奥特克里克河。
[3]本宁顿：美国佛蒙特州西南部城镇。
[4]海伦·霍夫曼是房龙的好友，霍夫曼孪生姐妹之一，水彩画家。
[5]伊桑·艾伦（1738—1789），美国军人和拓荒者，独立战争时期佛蒙特地方游击队长。
[6]房龙的次子威廉是个舞蹈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