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快要驶到道路的转弯处了，从那里就要离开海岸了。就在此时，我们看见一辆车以每小时60英里左右的速度从后面追了上来！
“这帮狗杂种！”我儿子大声说。他在佛蒙特住了好多年，不太懂优雅的言谈举止。他本能地让卡车加速行驶，同时我们后面那辆车一个急刹车，尖厉的钢铁摩擦声震耳欲聋。接着就听见“砰”的一声，随着短促的破裂声，一颗子弹从我们两人脑袋之间穿过，击碎了卡车前面的玻璃。
“枪法太臭！”汉塞尔说，“小心，可能不止这些人！”
这时我们快到环形交叉路口了，那里有不少黑人佣工，他们每星期四都能休息半天，此时正在等从斯坦福开来的公共汽车。
汉塞尔又说对了。另一辆满载的车以同样快的速度从村里开出来，比我们抢先几秒钟开到了环形交叉路口。那辆车的司机看见我们的车到了，显然是想立即把车刹住。可他把车刹得太突然，也太笨拙，车上的人都从座位上蹦起来，我们看见他们撞了头，简直都能听见他们的咒骂了。
不过，其中有一个人迅速稳住了神儿。他跳下了车。这是一辆防暴车，警察用这种车平息骚乱，鬼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到的。他走到路中央，端起枪对准了我们。
接下来的几秒钟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我们事后所能重构的当时的情形，也只是大概的样子，反正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也可能我搞错了。我所能记得的，是那个人跳下车时，那辆车并没有停下来。车的速度使他一时失去了平衡，再加上他想用那支沉甸甸的枪（是那种我在电影里见过的冲锋枪）对准我们，就更加力不从心了。
因此当他开始射击时，他把子弹都射到了我们右边的路面上，没有打中我们。我能想起来的（我得重复一遍，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就是我儿子把老福特车用作破城的机械。他学字母拼写的时候就已学会了开车，顺便提一下，他拼写可是一直不熟练。他开车撞向那个端着冲锋枪的家伙。他本想撞那家伙的肚子，却只撞到了他的腰。这一撞，那个纳粹分子就摔倒在了他们那辆仍然保持每小时5或6英里速度的车子前面。司机怕碾死他的同伴，便猛地把车往右转。这样一来，车就撞上了卧在路边的一块沉重的巨石。当然车开得并不快，却已足以使它的前轮受到巨石的猛击。那辆车反弹到了路对面，并在那里刹住了。显然那车前轮的轴折断了，因为我们回头看到它活像一头跪倒的大象，正等着别人将重物载到它背上。
正是这绝对意外的事故救了我们的命。因为当时他们的第一辆车已掉转车头，开足马力朝我们追了过来。但它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直接就撞上了“那头跪倒的大象”。两辆车发生了猛烈碰撞。不过似乎没有人受重伤，因为我们转弯时看到那些人纷纷从车里跳出来，躺倒在路面上。与此同时，左边传来了警笛声，一辆警车也在全速驶来。我记得随后又听到了冲锋枪的扫射声，但那时我们已经远离交战地点，没机会看到那边的战况了。
几个星期后我才听说了事情的经过。老格林威治的警察接到无线电报告，前往卢卡斯角去调查一起“扰乱家庭安宁”的举报（警察局就是这么记录我跟警官的电话交谈的），不料竟遭到第五纵队歹徒的扫射。警车里的两名警察当场身亡，但警车在失控的情况下冲向了那两辆车（其中一辆已损坏，另一辆还完好），这次冲撞的破坏力如此之大，使得三辆车都成了一堆废铁。
于是那帮纳粹分子（事后的调查显示，他们是纽约“本特”组织的成员）只得步行返回老格林威治。但枪声和呼叫声引起了滨海大道两边居民的注意。他们当时纷纷给警察局打电话。斯坦福的纳粹分子在准备时疏忽了这一点，他们忘记切断老格林威治的电话联系了，所以警察局才有可能及时接到报告。
碰巧那时有一辆满载州警察局警员的卡车就在附近。这辆车从斯坦福出发，此时已驶过了格林威治。他们奉命尽快掉头回去，看看那里出了什么事。当他们到达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时，发现有三辆撞坏的车，两具格林威治警察的尸体被子弹打成了筛子。那帮歹徒已无影无踪，但居住在附近的人说他们看见那帮家伙穿过左边的田野逃走了，可能他们想去老格林威治火车站或波斯特路。
州警察局的警员看到同伴惨死的景象，简直要气疯了，立刻对逃犯展开了追捕。不久他们就发现了逃犯的行踪。波斯特路小餐馆那人没有说错，他给那帮人灌了一肚子啤酒，到那时他们走路还不太稳当呢。由于他们对当地的路不熟，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当他们发现有人追来时，就闯进了滨海大道边的一座小木屋。小木屋里住着退休的老农场主和他的妻子。闯入者把他们赶出门去，准备抵挡警察的围攻。他们显然在这方面训练有素，不仅坚守了数小时，还重伤了两名州警察。警察们可不想把事情拖到明天。一个警察在树木的掩护下，带着一罐汽油悄悄来到木屋的门廊上，在那里点着了火。那座小木屋就像一盒火柴那样熊熊燃烧起来。到最后，屋内的纳粹分子想冲出来。但州警察可不是吃素的，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将这帮歹徒一个不留地全部击毙。
警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很多纸质文件，其中有德文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教他们抢劫的技巧和固守民宅的最佳方法，内容抄自德国官方印制的伞兵手册。还有一些宣传品，内容是关于优等统治民族的责任，他们注定要对他们的同类发号施令，还有其他人们所熟知的对作为德国纳粹党骨干的送货员、杂货店伙计和理发店助手的种种呼吁。最有趣的是一封纽约德国领事写给乔治·斯托尔克的信。乔治·斯托尔克好像是这个暗杀组织的负责人。在这封信中，德国领事告知斯托尔克先生，评论当地的政治事务原本是有违他的职务规则的，不过要是他想知道某个H.房龙博士在文学圈子里的活动，德国大使馆的新闻出版组组长肯定能为他提供一切必要的情报。
由大使馆新闻出版组提供的报告也在已故斯托尔克先生的上衣口袋里找到了。该报告对我的文学才华大加赞扬，但它又从纳粹意识形态的立场强调，我这样的人不应该再被允许在纸上写一个字。接着它指责我对美国年轻一代的“潜在的极坏的影响”，说我写的东西读起来如同密歇根的加尔文教士[1]写的辱骂性的社论；而那些加尔文教士热情赞扬了我的一本新书的问世。
据说苦难能使不相干的人变成患难之交，失去理性的世界给你带来的盟友则更加出乎意料。至少经验告诉我，人们狂热崇拜的对象名叫希特勒还是名叫耶和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等到老格林威治被远远抛在了身后，一切又变得平静和安宁。回头看去，我们还能瞧见纽约那血红色的天空，但路上没有一点异样。树蛙扯开大嗓门儿吵架似的不停地叫，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萤火虫互相传递闪闪发光的爱和情的信息，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仅仅几分钟前我们遭遇的险境。如果不是那两辆车意外相撞，我们恐怕就要死于非命了。
[1]加尔文教派是16世纪西欧宗教改革的新教派别之一，是从法国神学家加尔文的学说发展而来的，主要传布于瑞士、法国、荷兰、英国和北美等地。房龙一向对加尔文教士敬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