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言归正传吧。正像此前我已经说过的，那天天气很热，湿度大到让人根本没法儿忍受，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简直什么都做不成。我又把整个下午花在努力为我的小书《我们的奋斗》做宣传上面。1938年，我们从瑞典回来后不久，我就写完了这本书。在瑞典听说的一些事情，令我非常不安。无论在芬兰还是在瑞典，都有人说希特勒随时可能跟苏联达成协议。据说只要斯大林愿意帮助他进攻波兰，希特勒就准备忘掉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的有关苏联和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还有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波兰并不打算做任何抵抗。毕苏斯基[1]死后，波兰的统治权已经落入一帮全无责任感的五流政客手中。他们把同盟国的借款挥霍在几个无足轻重的计划上面，剩下的钱都进了自己的腰包。而那些被认为足以抵抗来自东面的入侵的坚固防线却被完全忽视了。
我回到美国时，发现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危机已再度威胁欧洲，而且继欧洲之后还将威胁全世界。我们的国人还在相信张伯伦[2]“我们的时代”不会爆发战争的陈词滥调；他们认定希特勒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举动了。我认为到时候了，必须做最后一次努力，让公众认清事态的严重性。国人极端的漠不关心令我非常恼火，于是我就在10天之内写出了一本只有120页的小册子。书准备付印了，可我却失望透顶。因为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没有人关注它。出版商之所以出版它，是因为我一再坚持，而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什么畅销的希望。
出版商的眼光照例是不会错的。《我们的奋斗》一书彻底失败，不过它在德国倒是销了不少，那里的人显然认识到了它的价值。究其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我去哥本哈根之前就想干掉我，现在又令我感到荣幸地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在德国境内销售我写的书。我的书在德国总是卖得不错。这样一来，我不仅失去了德国市场，在美国国内也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美国，人们不只是睡着了，还不允许别人在任何时候打扰他们做愉快的白日梦。
如今强敌已在国门前徘徊了，我想这可以给《我们的奋斗》注入新的活力了。可他们告诉我，公众还是那么漠不关心。此时棒球赛季正进入高潮，大家都想忘掉欧洲的局势。
看到局势每况愈下，失望之余，我把我的书给一家报业集团寄去了一本。我在给经理的信中写道：“希特勒已在敲我们的大门，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做点什么吧！”可他在回信中说这会冒犯他们的德国读者，德国读者肯定反对别人这么指责他们敬爱的元首。那会使他们失去一些读者，所以他认为还是谨慎点为好，现在生意不好做，多赚一点是一点。
于是在那个可怕的日子——又闷又热的可怕一天——我一家接一家地去了好几家报业集团，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能找到某个人知道我不是在胡言乱语，并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严重威胁，需要我们马上采取行动。
结果总是这样，我得到的回答是：“大西洋是天然屏障，足以保护我们。”或者“希特勒在这里不可能有所作为。”要不然就是乏味的老生常谈，说公理终将战胜强权。在火车里，伊丽莎白和格蕾丝都注意到我闷闷不乐，不想说话。我累得都不愿开口了，于是把比尔·威廉姆斯写给我的一封信拿出来给她们看。两星期前，比尔去墨西哥休息了一下。整个冬天他都在通过播音和写文章“警告美国”。但美国人不听他的警告，他白费力气，没有任何结果。到最后，医生告诉他赶紧到国外休息几个星期，否则就不再对他的健康负责了。比尔自然去了墨西哥，如今这是他唯一还想去的国家，在那里他还能找到一点刺激。比尔总是站在第一线，他对国际密谋暗战的喜欢程度，就跟我家在美国遭入侵前养的猫（取名“乔·斯大林”）喜欢奶油似的。
信是几天前收到的，发信地点是墨西哥尤卡坦[3]的梅里达。天知道他怎么去了那儿，我们还以为他会直接去墨西哥城报道即将开始的大选。我猜想很可能有人劝他不要去墨西哥首都，因为像他那样肥硕的身材实在不适合去海拔那么高的地方。
他到尤卡坦不久就被纳粹分子杀害了。那天他在旅馆对着打字机工作，纳粹分子在窗外朝他开枪。没人知道是什么不寻常的命运把我们这位亲爱的好友带到了美洲大陆这个相当偏远的角落。我还保存着那封信，我现在要把它抄在这里，只删去一些比较激烈的咒骂——在比尔的私人信件中，每当他被人类的愚蠢激怒了或者发现自己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就会滔滔不绝地写下他的咒骂。以下都是他信里的原话：
亲爱的亨德里克，我以为我已经知道，当人类努力想干点什么时，他们的表现是多么傻里傻气，可最近10天所看到的一切，完全出乎我的预期。整个墨西哥就跟新泽西州似的。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本特”的营地，许多灰头土脸的年轻人手臂上缠着卐字标志，嘴里振振有词，诵读着出自希特勒《我的奋斗》拙劣的西班牙译本中的段落。有时他们营地竖的旗上不是卐字，而是锤子和镰刀，这时他们诵读的就是马列著作。周围总有一大帮人围着听，似乎很兴奋，其实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一句都听不懂。
在一个营地里，聚集了大约3000当地人，照例有许多女人、孩子和狗也混在里面。他们正瞪大眼睛盯着一张大海报看，上面有当地画家迭戈·里维拉[4]画的画：旧世界的死亡之手噩梦一般沉重地压在活人的头上。天晓得，在这帮人中就没一个有头脑的。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事情将一步步引向哪里。照例有警察站在旁边，但只是看着，不加干涉。照例有士兵站在旁边，同样只是看着，什么都不做。格兰德河[5]对面我们的同胞也是这副德行，只是旁观，不加干涉。说实在的，只有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在行动，其他人都无所事事；与此同时，华盛顿政府还在漫不经心地商讨这个半球的防御计划和商贸协议。
而纳粹分子却是每天都要干上24小时。他们好像都不用睡觉。我就没见过他们吃东西。他们只是不停地谈啊谈啊谈啊，当地人只是坐着听，我想到最后其中一些人就相信听到的话了。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进入墨西哥以后，最令我惊恐的是纳粹分子（不管是来自德国还是产自当地）急不可耐地要控制整个墨西哥。他们无处不在。在我们的边境城市拉雷多，海关官员告诉我，那些人就跟一群蝗虫似的，千方百计想溜过边境，一旦遭到拒绝，他们就愤愤不平，还趾高气扬地威胁，说不用过多久，他们就无须请求允许，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印着卐字标志的纸就可以对一切边界喊芝麻开门了。
有个海关关员对我说：“哦，这事引不起我们多大兴趣。我们整天都接到各种各样的报告，有来自美国人、墨西哥人的，甚至有的报告还来自那边的印第安人。可这些杂种来美国都拿着外交护照，所有这些希特勒先生的朋友好像都做着同样的工作。差不多在每一本护照上，填写的职业都与科学有关。这些科学家中，有的要到怀俄明州研究羊虱，其他人要贯穿缅因州一路收集植物标本，尤其要沿着那里的海岸旅行；还有的是地质学家，特别重视底特律、克利夫兰这样的城市的岩层构成。他们随身携带照相机，都是精致、昂贵的照相机。就算穿的鞋满是破洞，他们带的照相机也值1000美元。
“我们尽可能拒绝他们入境，可他们不停地到来，每天晚上都至少有二三十个想要越过边境，为了追捕他们我们忙得不可开交。当然也许是我错了，可能他们确实是来收集植物标本的，但我们难免要产生怀疑。你能相信吗？其中的一些家伙居然有勇气直接向华盛顿提出诉求，现在连心软的政府要员也不再同情他们了，但在政府部门中总有一些宽宏大量的人士，欣然接受他们的诉求，不顾我们的决定硬要让这些教授进来‘研究美国农民’。
“研究美国农民，简直令我不敢相信！他们都是组织者，甚至都不是间谍。间谍要做的工作早已做完了。他们是‘组织者’，要鼓动国内那些社会渣滓去拥护希特勒。除非华盛顿当局赶快清醒过来，这些家伙马上就要干出一些事情，那会令我们久久难忘的。”
说完这些话，他就和我道别，并祝我好运。“你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他在后面大声说，“他们不好惹，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我问他为何这么担心我的安全。他答道：“是这样，我碰巧想起两天前，有一个从墨西哥的蒙特雷[6]打来的电话，询问威廉姆斯先生是否已过境。出于谨慎，我们问了打电话人的身份。他说他是美国领事馆的人，他们那里有几份电报要送交威廉姆斯先生。这听起来很可疑，于是几分钟后，我们把电话打到蒙特雷的美国领事馆，回答是这一天都没有领事馆的人给拉雷多海关打电话。我们就调查了那个电话的来源，查出它是蒙特雷市德墨总会的秘书打的。”
其实即便没有他的警告，我现在也开始怀疑，自从到了墨西哥，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纳粹分子的监视。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一个呆头呆脑的墨西哥警察跟踪我。可我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假装没看见，反正他也跟踪不了几天了。因为我希望一个星期内就回美国，除非他们先把我干掉，有时在夜里，我感觉在十字路口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然找不到确切的证据，可是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大概有30年，你跟我做着同样的行当，尽管本能地知道那种感觉可能并不真实，可还是会在阴暗小巷独自走路时朝周围多看几眼。
至于我干吗要来这个鬼地方？我来这儿是听从了美国驻韦拉克鲁斯[7]领事的话。他对我说：“你会在那儿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墨西哥似乎出现了学飞行的热潮。要是碰巧从尤卡坦过来，你一定会惊奇墨西哥人怎么突然热衷起飞行来。那里的天空中全是飞机。可是你见过哪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墨西哥人？24个人中有23个是德国‘教练’，这么多教练就教剩下的一个墨西哥人学习如何驾驶飞机。当然用油漆刷在飞机上的名字和旗帜是墨西哥的，而这些飞机其实是德国人的。因为它们都是纳粹德国制造，这些产品出售给了墨西哥。你想问个究竟，他们就向你出示销售的单据，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墨西哥人为这些崭新发亮的梅塞施米特型军用飞机付过一分钱，再说那些商业公司要梅塞施米特型飞机有什么用？显然这整个就是一个骗局。但在墨西哥到处是这种危险的飞机，谁都不知道准确的数目。我听说有人估计其数目在1000到3000之间。我自己猜测至少有1500架。因为现在共有8000名德国游客正在参观玛雅遗址，还有那些德国植物学家正在研究坎佩切[8]的森林，我的数字是从这两个情况推测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答案很简单。一部分是乘日本轮船过来的，另一些人从南美洲还有美国过来。我们驻欧洲的领事馆就跟被催眠了似的。甚至直到现在，在听到无数的警告之后，他们好像还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他们对来自东欧的犹太人显得有点过于谨慎了。但对其他人，不管什么人他们都允许入境。什么理由都行。纳粹分子都把这事当笑话来谈。其中有几个还算有情趣的（这样的有是有，却少得可怜）甚至在俱乐部见到我时还这么取笑我。在这种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哈哈大笑，把这当玩笑对待。随后我就坐下来又写了一封给华盛顿方面的抗议信，可华盛顿方面要么不给我答复，要么就叫我别大惊小怪，因为那些来美国的人完全无害。见他们的鬼吧！”
我这位领事朋友说的没错，在尤卡坦感觉就像进了疯人院。梅里达的德国总领事（我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往一个破败不堪的村庄派遣总领事！）的下属有168人。听清楚了吗？在一个只有一匹马的墨西哥小镇，却要有160多个领事馆成员！总领事租下了当地主要大街两边的房子，透过房子的每个窗口，从早到晚你都可以听见男女职员敲打打字机的声音。相信我，他们肯定不是在写什么科学报告！
旅馆里也住满了这些家伙。他们住在小镇的各个角落，可一到晚上，他们就匆匆赶往当地头面人物的家——一个脸色灰暗的混血儿，这个人很有钱，所以就以白种人自居了。他的钱是在英属洪都拉斯不正当的土地交易中赚得的。后来伯利兹城的英国人示意他最好搬走。他不加理会，于是英国人便威胁要逮捕他。他只好离开了，将他的钱财存放在纽约的信托公司，他自己来到拉雷多，娶了一个过气的条顿金发女歌星（她唱舒曼和沃尔夫创作的德国艺术歌曲，在尤卡坦这个地方，20年代的爵士音乐已经算是最新的了），还雇用了一位来自哈瓦那的建筑师，为他建造了一座奇形怪状的石头房子，他把它命名为“自由之宅”。如今在这座“自由之宅”中，他忙于将这个国家出卖给纳粹。他觉得自己能娶到一个白种女人是莫大的荣耀（因为他自己不那么有吸引力），所以对她总是百依百顺。据说她是戈林为数众多的情妇之一，而且是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现在她丈夫实际上已经搞定了当地政府。尤卡坦州长至少从他那里借了50万比索。墨西哥的官员们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过好处，因此他家的餐厅等于就是内阁的会议室，当地的纳粹分子在这里决定政府该如何运作。
他们针对美国究竟有什么打算，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希望在接下去的几天里能搞清楚。我怀疑在尤卡坦运河的某处，纳粹分子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飞行基地。别忘了这里是世界上一块非常偏僻的地方，而卡托切角对面的古巴人一直对我们怀恨在心，他们觉得美国对他们看重的富有魅力的西班牙文明的消亡负有责任。他们的可靠程度就跟墨索里尼差不多，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在我们后背捅上一刀的。因此，德国人可以在尤卡坦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
我自己出去打听虚实，未免太惹人注目。我这圆滚滚的身材，人们见了一回就难以忘掉。我雇了一个聪明的当地男孩，叫他坐在城外的公园里，数一数一天从他头顶飞过的飞机数目。他给我的数目超过120架。当然，其中有些可能是重复的，但即便是这样，数目也相当可观了。
你一定还记得吧（两年前全国广播公司曾因你在广播节目中公开这么说而非常恼火[9]），乘飞机从尤卡坦或坦皮科[10]到新奥尔良[11]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到圣路易斯[12]是五个半小时，一旦情况紧急，尤卡坦所有的飞机当然要移到坦皮科去，坦皮科的飞行场地在最近半年扩大了3倍。如果那里的纳粹飞行员还不够用的话，很容易就能从巴西的帕拉派过来，巴西的立场你是知道的！这个令人崇敬的共和国有200万德国人。这200万德国人究竟是忠诚的爱国者还是叛国者，就看你怎么看待他们了。而委内瑞拉到坦皮科的飞行时间也不过10小时，那又是一个德国人集中的地方。现在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实际上都在纳粹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整个大西洋都听他们的支配了。
我们在美洲仍然保持中立。我们中立得过头了，差不多都退步到要向人人赔笑脸了。我们的飞行员不得干预纳粹同行的事情，除非他们中的某一个不慎降落到大洋里。那种情况下我们就紧急派军舰赶往出事地点，把这些勇敢的小伙子救起来，送到最近的港口去。在那里他们可以向德国领事报告，德国领事随后就通知柏林我们军舰的所在位置。
所以你看，亲爱的亨德里克，危险局势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了。一方面，对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狡诈，制订周密的计划，毫无顾忌，一天24小时运转。而我们国内呢，脑子里充满幻想的政客，同样充满幻想的感伤主义者，幼稚可笑的国会男女议员操纵着白宫，对美国总统喝倒彩。你和我，还有比尔·怀特、鲍勃·舍伍德等几个人愁得脑袋都快炸了，换来的只是纳粹分子的讥笑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占了上风，我们的公众大多对我们不加理会，根本不愿动动手指给我们一点帮助。
昨晚这里的美国副领事又警告我要小心。这些家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可以为了50美分就杀了我。这价格可比在纽约要低多了，在纽约，有人已将杀我的价格提高了十倍。
无所谓了，他们也许会杀了我，所以我叫领事馆的一个职员把这封信送出去以防万一，他正要回得克萨斯州度假。请代我向你的家人致意。告诉爱丽丝，我将在大约10天内回去工作。那时我要告诉你的事情足以让你汗毛竖立！向吉米问好。
你们的朋友 比尔
这是我从可怜的比尔·威廉姆斯那里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纳粹分子确实杀了他，可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这起谋杀的详情。他的尸体也一直没有找到，我们只是从当地警察局局长口中听到了一点情况。美国海军占领尤卡坦之后，这位警察局长极力想讨好我们。他这个人惯于说谎，最近三年一直拿着纳粹的钱。一个美国海军中士吓唬他，说要是不说出实情，就拧断他的脖子。他便赶紧招供，说这个美国绅士是被当地一个枪手杀害的。他连凶手获得的报酬都知道，也就两美元！
伊丽莎白看完了信，把信还给我。格蕾丝也想看一看，我劝她还是不看为好。这种信只会扰乱她的情绪，钢琴家最好离战争远点。不过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自己错了。
回家旅途的最后10分钟，我照例打了个盹儿。火车到达老格林威治时，她们叫醒了我，吉米到车站来接我们了。弗里茨和艾达[13]已经到哈得逊河沿岸的营地去度一年一次的假期了。吉米为我们开车。当车驶上桑德滩大道时，我们看见前面一辆车的后窗上贴着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别让美国卷入战争。”住在我们附近的大部分人仍然秉持着这种信念。他们寄希望于大西洋这道屏障和美国从来都有的好运，顽固地相信战争这样的祸事绝不会在这里发生。
不出几小时，他们就得到了答复。当然除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对后者来说结果怎么样真的无所谓了。
[1]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革命家、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波兰总统，波兰复国运动的主要人物。
[2]张伯伦（1869—1940），英国政治家，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他的名字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同义词。
[3]尤卡坦：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北部一州，北临墨西哥湾，有玛雅文化古迹。
[4]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思想激进，以创作史诗性的大型壁画闻名。
[5]格兰德河：北美洲第五大河，美国得克萨斯州与墨西哥的界河。
[6]蒙特雷：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墨西哥第三大城市。
[7]韦拉克鲁斯：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中东部城市，临墨西哥湾。
[8]坎佩切：墨西哥东南部一州。州首府东部和南部雨量充沛、气温高，形成热带雨林区。
[9]房龙曾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担任时事评论员。
[10]坦皮科：墨西哥毛利帕斯州东南部城市和港口。
[11]新奥尔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城市，全国第二大港（以对外贸易额计）。
[12]圣路易斯：美国密苏里州中东部城市，也是全州最大城市。
[13]弗里茨和艾达是房龙家的管家和女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