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特别闷热，我感到很累，于是拿定主意想在晚饭前那段时间睡上一会儿。可我怎么也睡不着，就从总是放在床边、为这种情况而预备的书本中抽出了一本。碰巧抽到的是埃贡·费里台尔写的《现代文化史》。
对费里台尔这个人，我一直怀着真挚的情感。他不只是一位优秀的演员，而且就像很多业余的历史学家一样，他有什么牌就出什么牌，不像我们历史学圈子里的专家们，总是喜欢故弄玄虚，好像给人印象越是沉闷就越有名望。
我从未见过费里台尔，不过那些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他性格开朗，演戏好，写作也好，处处都显现出其对各色人等的独特见解。作为一个真正的文明人，早在可怜的奥地利沦为其来自多瑙河上游的孽子[1]的牺牲品之前，他就一直对那些朝希特勒欢呼的游手好闲的家伙怀着深深的厌恶。
可出人意料的是，最终费里台尔因为误会而自杀了。他知道维也纳当地的纳粹分子对他又怕又恨，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所以当一伙流氓闯入他住的公寓时，他认定他们想要杀死他，他不想落在他们手里而成为这些人事后夸耀的资本，就从窗口跳出去自杀了。
那时奥地利正处于崩溃之中，谁也不会去多关注某个个人的命运。可文艺界却失去了一位那个时代重要的先知，他的这个地位至今还没有哪个在希特勒复仇的日子中幸存下来的人能填补上。
我随手翻开了费里台尔写的书，刚好在这一页上，他写到了歌德对著名的瓦尔密战役的感叹。
这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插曲，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企图镇压法国革命，帮法国王室重建塞纳河沿岸的旧秩序。
当然，谁都确定无疑地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法兰西原有的王室军队已经不存在了。以前的军官不是丢了性命就是流亡国外。军士们则被理发师、杂货店伙计和酿酒工人取代了；他们对战略战术不甚精通，但发誓要将博爱平等的福音带给全世界所有受奴役的民族。当人们想到此时开往法国去的军人，曾在腓特烈大帝[2]的麾下作战，还在利奥波德二世[3]的元帅们的指挥下跟土耳其人打过仗，因此，人们设想这场战斗只能被形容成一场轻而易举的军事野餐。布拉班特公爵需要做的就是发表一份措辞严厉的宣言，然后那些法兰西爱国者就会像兔子似的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他们的老窝，再也不敢露面了。唉，结果竟那么不同，竟造就了军事史上一场空前的惨败。
瓦尔密是凡尔登[4]与巴黎之间大道上的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村落。熟悉1940年法国军队溃败的读者，一定知道这条大道。1792年秋天，这里雨水很多，双方军队都深陷泥泞之中。不过，只要一交战，法国人就惊慌地撤退，看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皇帝和王室的军队向法国首都胜利进军了。布伦瑞克公爵的头脑里也是这个想法，9月20日一大早，他下令向法军防线发动总攻。43岁的歌德当时在魏玛公爵麾下服役，跟随公爵参加了这场战斗。所以他能亲眼看到在瓦尔密这个著名的早晨，战斗的进程完全出人意料。先是旧政体训练有素的军队勇敢前进，去摧毁法国革命者，可没过几分钟，他们就后退了，退到了他们出发的地方。
后来军事评论家几乎花费了一个半世纪想去解释这场失败。他们都肯定了普鲁士军队冒着法军的炮火前进时的英勇表现。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再坚持15分钟，就能突破法军的抵抗，冲进对方的防线。但他们谁都无法解释为何这些经验老到的军队会撤退。显然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的精神或士气出了问题，而法国人则精神抖擞、士气高昂。可这就救了法国将军克勒曼和他统率的那批缺少武器和训练的革命军人。他们没有大炮，没有好的指挥员，可他们的心灵充满了新的“精神”，显示出一种新的“士气”。这需要有像歌德这样的诗人的观察力，才能在那天的日记中写下“开创了一个新世界”这样的字句。
脑子里还缠绕着最近四周的坏消息，我一字一句地重读费里台尔著作第二卷中这个早已熟悉的章节。但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书上。
正像前面提到过的，那年的夏季和秋季天气都很糟糕。我这人一向最怕热。天气冷到什么程度都没关系，我毫无怨言。只要在火炉里多加几块木柴，身上多穿一件毛衣，我就感到舒服了。可当一阵阵湿热降临曼哈顿，我就无力抵抗了。我从清早到深夜都感到不舒服。到最后，连我的脑子也开始融化了，变得跟浓稠的汤似的，一些不成熟的念头在其中毫无目的地漂浮来漂浮去，就跟洪水中漂浮的旧家具似的。
可每当纽约城遭受土耳其浴般空气的煎熬，总有些事情落到我头上，不仅我被叫进城里，而且我还不得不待在那里，在弗兰克·凯斯开的旅馆[5]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有冷气的房间里住几个晚上。我跟弗兰克谈了一会儿，当时他看上去有点无精打采，我注意到他很忧虑。我问起那些在厨房工作的德国人的情况。
“没惹什么麻烦吧？”我问，“他们有纳粹倾向对不对？”
“没错，”他答道，“他们是有纳粹倾向，可我又能怎么办呢？他们照常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得很不错。他们在锅碗瓢盆中忙碌的时候从不掺和进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且实际上他们都是美国公民。至少得有了美国国籍我才会雇用他们，所以他们就不会让我找到任何解雇他们的理由，甚至都找不到怀疑他们的理由。不错，事情就是这么复杂和难办。”
已经好久了，不管我走到哪儿，都会听到同样的话。人们怀疑自己雇用的德国人。他们对自己雇用的伙计、会计和女秘书也怀有戒心，因为他们每天在开始工作之前都相当显眼地在人前展示《工人日报》。当然，谁都不想去干涉自己的雇员享受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此多事之秋，人们的权利总是备受关注，每个人都把言论自由权挂在嘴边。
谁要是对他们拿着资本主义的工资和奖金，却把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品带进办公室稍稍表示不满，这些年轻人就会非常愤慨地加以回应。“我们不过是看看《工人日报》罢了，”他们会这么说，“我们既然是美国人，就要坚持公正公平。如果只读《纽约时报》和《论坛报》，就不可能听到来自另一方的声音，各方的意见我们都想知道。再说，俄国一直在为和平正义而奋斗。当然，如果你坚持，我们可以不把《工人日报》带到办公室，但在我们看来，这么做就等于剥夺了我们应该享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事情就是这样在发展，几个月以来一直如此。大多数善良的美国人还快乐、惬意地生活在他们小小的梦境之中，他们善良到都无法相信欧洲独裁者们会有什么“险恶用心”。
有时我会提醒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被蒙蔽了，总有一天，那些外表看似很谦卑的人会喝令他们带上他们“令人作呕的”宪法一起滚蛋，把他们经营的产业交给“人民的代言人”来处理。可对我的警告，他们只是摇头，都不相信。
“这只是你的偏见，”他们会这么对我说，“你有偏见是因为纳粹占领了荷兰，但这里是美国，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情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这里的人不一样。这些外来分子都是很忠诚的，是美国改变了他们。你多观察就会明白的！”
起先，我还尽我所能想让他们明白，他们固执地拒绝对事态持较为现实的看法相当危险。我就把从我的故乡传来的诸如谋杀和陷害这样的事情，又对他们说了一遍。我想告诉他们，荷兰人本来的想法跟他们如出一辙，可第五纵队[6]使这个国家城门洞开，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也就乘虚而入，荷兰人只好接受投降的屈辱命运。可我讲的事情没在纽约的朋友们那里留下半点儿印象。他们耸耸肩说道：“哦，好吧，在欧洲这也许是真的，但这样的事情在这里绝不会发生！”
这就是那可怕的一周中纽约的氛围，除了高温天气，每小时都有消息从欧洲传来，事态越来越危险，越来越严重。尽管各种警告接踵而至，但这里的人始终不肯跨出他们小小的快乐梦境一步，去估量一下他们周围的状况。他们反复说着“德国将发生革命”的荒唐透顶的预言，还很有把握地认为不久上帝就会在法国、巴尔干半岛或遥远的乌干达显示奇迹。
最后我无计可施了，就给儿子打电话，说我将乘5点8分的火车回老格林威治，叫他来接我。等我到了车站，我们的朋友伊丽莎白也在那里。吉米建议她出城到乡下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火车快开的时候，看哪，钢琴家格蕾丝也来了，她刚好赶上这趟火车。我和她合编的关于巴赫的书[7]还没有完成。她带了几张唱片想让我看看她选的音乐，吉米告诉她能在5点8分的火车上见到我们。要是格蕾丝没能幸运赶上这趟车的话，也许她就再也弹不了钢琴了。恐怕她会像她的爱猫“强尼”那样死得直挺挺的。几个月以后，清理废墟的人在曾是格蕾丝住处的地方发现了强尼的遗骸，它被压在她的一架“施坦威”牌德国钢琴下面。
纳粹空军突袭纽约时，他们的首批袭击目标之一就是离乔治·华盛顿大桥不远的设在泰特博罗的班狄克斯飞机工厂，而乔治·华盛顿大桥当然也是那个夜晚轰炸的目标之一。在漆黑的夜幕中，纳粹飞行员显然在确定班狄克斯飞机工厂的位置时遇到了困难，在搜寻过程中，他们将几吨炸弹投到了伍德里奇村，村中的小木屋像纸牌搭的似的纷纷倒塌。
几个月后，格蕾丝回到自己的家，虽然看到的是一片废墟，但她母亲的庭园却因开满了野花而景色如画。至于那位母亲，也是好运当头，就在空袭开始之前她离开了家，到鲁赛福德的夜市购物去了。
而格蕾丝的父亲，在第一批燃烧弹投进哈斯勃鲁克高地时，他接到了火警报告。他的救火车算是及时赶到了，却对救火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某个属于第五纵队的人早已切断了供水管。这个可恶的切断水管的家伙始终没有被抓获。他肯定是为数不少的纳粹同情者之一。在新泽西州变成纳粹组织“本特”（德语意为“邦联”）成员的乐园的那些日子里，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但可以肯定他最终难逃厄运。等到新泽西国民自卫队终于恢复了那里的秩序，曾在一个公园里发现了30多具儿童的尸体（他们是被一颗炸弹炸死的）。国民自卫队的队员们义愤填膺，顿时便把宪法对我们公民（连第五纵队成员也包括在内）享有权利的种种美好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凡是听说跟纽约的“本特”总部有牵连的人，他们一见到就开枪。在肃清纳粹分子的那两天里，被处决者的数目始终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伯根这个地方的《晚报》对这个事件有详细的报道，报道称确切的数字大概在100到120之间。
[1]指阿道夫·希特勒。他出生于奥地利的布劳瑙。1938年春天，他派兵占领了奥地利。所以这里称希特勒为“孽子”。
[2]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他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普鲁士赢得“天下无敌”的美名。
[3]利奥波德二世（1747—1792），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呼吁欧洲各国君主用武力去保卫法国专制政府。
[4]凡尔登：法国东北部默兹省城镇。因848年的《凡尔登条约》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的凡尔登战役而闻名。
[5]指纽约的阿尔贡金旅馆，弗兰克·凯斯是该豪华旅馆的创办人。该旅馆经常有作家入住，被誉为“文学作品的摇篮”。
[6]第五纵队是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
[7]指《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传》，194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