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翻检一大堆旧手稿。现在你们也都长大成人，家里不久就需要有更多的房间给你们的孩子住。所以我就到阁楼上查看，那部分空间我们只是用作贮藏室，存放旧手稿以及装满校样和散乱图画的箱子。假如在过去的40年你们也像我那样忙得什么都顾不上的话，简直都无法相信这么多废纸是怎么堆积起来的。就在我想要迅速清理这堆废纸时，意外发现了一只棕色的大信封。根据信封上的标签，里面装的是“美国遭受大入侵时亲身经历的记录”。
我已完全忘记了这些记录的存在。就在我想把它们扔掉时，却产生了也许自己有兴趣重读一遍的念头，这可以使我重温这些不寻常的事件。你们的父母、威廉叔叔以及我们的几个好友也都参与其中。我打开信封，发现自己已在某个时候将那些记录编成一个颇为规整和连贯的故事了。
如果你要求新闻报道也具有某种文学价值的话，那么正像我很快就发现的，它实在算不上是一篇故事。显然我是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准备稍后有空的时候再重写一遍。我不知道后来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么做。可能当时我正忙于写“普通人”的历史，这是我感觉最难对付的一本书。要么就是那时我觉得人们对此事已不再关注了。况且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自己刚刚经历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实在不愿别人再对他们提起。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这部手稿没有出版。它被送进贮藏室，一直搁在那里，直到我们决定将阁楼的这部分空间改成卧室，我才偶然看到了它。
过了几天，碰巧有个出版界的朋友来我家玩纸牌，我就把这部稿子拿给他看了。他要求把它带回家去看。次日一大早他就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我昨晚读这个故事几乎读了一整夜。我们干吗不把它出版了呢？”
我很是踌躇。“听着，”我对他说，“这是我20年前写的。当时我一定是写得过于仓促，所以这故事有点连不起来。你现在要出版的话，我得把它从头到尾重写一遍。”
“不，我可不想要你这么做。”他回答，“我看得出来这不是你最好的作品。它比不上你写的《伦勃朗传》，也比不上你的那本《艺术》[1]。可它写得很传神，可以使我们这些有亲身经历的人回想起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把这部稿子拿给出版社别的同事看了，他们都记得这事，读过之后也深有同感。他们很想把这样的回忆以书的形式让他们的儿女看，让孩子们知道那些日子我们的处境有多么凶险，当时希特勒想要把美国变成另一个法国[2]。年轻一代只是从教科书中了解这个事件。对于他们，这就跟独立战争或南北战争一样，那么遥远，远到令他们难以置信。不，一个字都不要改。书中的一切既然是当时写下的，可以让他们感同身受。他们不会计较什么文学价值的。因为那些有趣的细节，或许就因为那种粗率的写作风格，他们不仅喜欢它，而且还能理解它，甚至能‘感受’它。”
我说我要跟妻子吉米商量之后再决定。我和吉米商量了几天，认同了朋友的看法。我们把稿子交给他处理，这本书也就这么出版了。
孩子们，在这封信结尾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你们要记住，这是美国刚遭受入侵的48小时亲身经历的记录。在书中你们会看到许多第一人称的单数和复数形式，这跟一般公认的好的文学作品不同，但在那种境况下，这么写是无法避免的。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人，在最初几个恐怖的日子里，我们就像有亲身经历的数以百万的其他人一样感到极度恐慌。等到事态平息，我们不免总是怀疑这些不寻常的冒险是否真的发生过，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竟能幸存下来。不过我想，原因显而易见。突然遭受险些使我们国家覆灭的大祸，使我们面对生死存亡的选择，我们自然想要活下去，于是拼尽全力要让自己活得更久一些。亲爱的孙儿们，那便是我们能幸存下来的原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1960年10月3日写于康涅狄格州老格林威治
[1]《伦勃朗传》是房龙写的一部以荷兰绘画大师伦勃朗为中心人物的传记小说，出版于1930年。《艺术》又名《人类的艺术》，是一部关于所有艺术的通俗历史著作，1937年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
[2]指1940年6月，德军逼近巴黎，贝当元帅投降，在维希成立政府与德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