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闇斋先生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但有时出于专业的兴趣，会买一些自己认为会有用的或有意思的书。关于闇斋先生的书外面不是很多，在我的藏书中也很少有这一类书。但在给《日本纪》即《日本书纪》作注的书中，有一部闇斋学派的书，这就是著名的谷川士清(2)所写的《日本书纪通证》。这部《日本书纪通证》第一卷的序论中，记录了很多有关闇斋先生的神道思想或与日本历史相关的看法。这位谷川士清先生相当于闇斋先生的孙辈弟子，再晚一辈也由未可知。除此之外，闇斋孙辈弟子玉木苇斋有一本书《玉笺集》，这本书似乎写得很精练，提纲挈领，但我读得是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近来在阅读了出云路先生的很多藏书之后，才总算对这本书有所了解，时间再稍稍往后一些，还有一位我很钦佩的闇斋学派神道学者，他与闇斋先生完全不同，这就是名古屋的吉见幸和(3)。这个人可以说对日本的神道研究进行了一场革命。日本神道的兴盛始自镰仓时代后期，也就是吉见幸和对镰仓时代后期至德川时代中期这一期间的神道研究进行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也相当于闇斋先生的孙辈弟子。吉见幸和的著述有很多，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所读的有关神道的书是《五部书说辨》、《增益辨卜抄》、《宗庙社稷答问》这一类书，这一类书是在读平田笃胤的著述时了解到的。平田笃胤写过一本《俗神道大意》，这本书对了解明治时代之前神道的沿革非常有用，我很喜爱这本书。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引自于吉见的著述。吉见这个人我非常佩服，现在我自己也有吉见的三本书，而且把这三本书通读过。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个人汲取了闇斋先生神道流派的东西，但又推翻了闇斋先生大部分的学说，提出了新说，被闇斋先生的门人学生说成是闇斋学派的背叛者。为什么闇斋学派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对这个问题我很早开始就一直在思考，但没有机会追根溯源，对闇斋先生的学问加以研究，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虽然没有把他的书全部谈过，但先生关于儒学、神道方面的书还是读了一遍，有了大致的了解。现就老学究闇斋先生谈些看法，首先从儒学谈起。
在儒学方面，闇斋先生可以说是一个虔诚的朱子学信徒，在当时，闇斋先生的头脑是相当敏锐的。闇斋先生非常佩服朱子，他的著述几乎都是按照朱子的学说。但闇斋先生对待朱子学绝不是单纯的、毫无缘由的盲从。他认为，尽管后人对朱子也有种种不同看法，但没有人能像朱子那样伟大，伟人往往都有种种美中不足之处，只有朱子最为了不起，无懈可击。日本的学者中也有许多人对朱子百般挑剔，吹毛求疵，形成了与其相对的学问，如果读他们的书，通过他们也可以了解朱子学。如果能懂朱子的学问，那么你就可以理解在中国学者中朱子的卓越之处。闇斋先生对朱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是有道理的。我并不是经学家，只是在很多方面对朱子的著述抱有兴趣，读了很多他的书，对他一直十分佩服，为什么在距今六七百年前，会出现如此睿智的人物？闇斋先生认为，朱子对自古传下的经书所作的解释精详透彻，剖析入微，不容改动只字。而且在其之后有关朱子学的著述都应与朱子原著保持一致，不得有丝毫不同。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例如，朱子学派有一部最常用的教科书《小学》，这是一部孩童最早的礼仪启蒙书，这部书后来有许多修改、注释、增补的版本。《小学》之外，还有一部《近思录》，对这部书也有许多人花费了很多心思，有注释的，也有分类的。但闇斋先生说朱子的书必须读原著。在作出这一判断之前，闇斋先生读了所有有关《小学》以及《近思录》的书，他是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应该读朱子原著这一判断的。朱子学派中，像这样读各种朱子学的书进行比较研究，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这就是闇斋先生的特色，日本的朱子学者后来进行各种书的比较研究，出现过很多无所畏惧的学者，其基础就是闇斋先生打下的。日本人做中国的学问，能够与中国人在同一水平或超过中国人就在于对那些书做了各种比较研究。这种研究称作校勘学。在校勘学方面，日本人有时要超过中国学者。谈到校勘学，一般都认为是那些不为金钱所困的人们诸如本草学家、医家摆弄书本，没有人会想到搞朱子学的闇斋先生是位校勘学家。今天我们读闇斋先生的著述才了解他在朱子学领域内做了大量校勘学的工作。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这一宋学派研究学问的方法要比所有的朱子学派更为严谨扎实。
总之，读了朱子所写的书，读了他的原著，就会感到所有的东西都与本来的《朱子》相去甚远。《四书》、《五经》这一类书中有一部《大全》，闇斋先生也读了这部《四书五经大全》，又研究了在其之后的一些东西。闇斋先生在他的《文会笔录》中谈到了对《四书》的看法，他说：《朱子》问世以来，后人对其注或增补，或修改，但大多欠妥，《朱子》原本仍为最佳。起初我对闇斋先生如此博览群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且还认为先生对书孰优孰劣的评论是沿用了中国人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还特为此作了调查。后来才恍然大悟——朱子是宋代人，元代著名的倪士毅写了一本《四书辑释》，后来的《四书大全》就是以这本书为基础编出来的。《四书辑释》中列举了朱子以后各种注释《四书》的书，《四书辑释》中汪克宽所作的序文中谈到了这一点，其看法大体与闇斋先生相似。后来到明中叶，《四书大全》问世，再到后来有了《四书蒙引》。在这一时期之前的书闇斋先生一一读过，先生认为，《四书蒙引》解释得最为透彻，这部书是不错的。但再往后读，就觉得后来写的东西都偏离了《朱子》的范围，只是了解宋学而已，所以认为还是不如读朱子的原著。像这样对朱子学派的各种著述进行比较研究，判断其价值，如果没有作出出乎寻常的努力，没有一个非常睿智的头脑是不可能做到的。闇斋先生还认为，一般说来，后来出的书胜过在其前出的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后者可以修正前者的谬误而超越前者。但是这个原则在朱子身上是无法套用的。朱子这样的伟人所写的东西绝非后来者能够改动的。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我并不是以闇斋先生的立场来谈朱子的著述的，而是以一种认识方法来读他的著述。朱子之后，朱子学者中间或出现过很优秀的学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宋代的王应麟(4)，我读了他的著作后非常佩服。西园寺公(5)是位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曾说过，“书有很多，到底哪一本书有意思？我是最喜欢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西园寺公对这种学问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所以我也很佩服王应麟。读王应麟的书，顺着再读朱子的书，就会发觉王应麟所注意到的地方朱子都想到了，而且比王应麟更不为学风所囿，站在自由的立场对古书进行批判。在其之后，虽然元明时代的学者也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作过思考，但与朱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闇斋先生对朱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并非没有缘由的。闇斋先生是个非常睿智的人，正因为他理解朱子才佩服朱子的。
再者，闇斋先生善于把朱子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非常清楚地区别开来。在日本最初开创朱子学研究的是藤原惺窩先生(6)，但在当时，朱子与王阳明学问上的区别藤原先生并不清楚。认为有必要把朱子与陆象山的异同区别清楚是从林罗山这些人开始的。山崎闇斋先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殚精竭虑，耗尽心血。他写了一本研究朱子与陆象山不同之处的书，书名是《大家商量集》，从闇斋先生自己所写的序文中就可以知道，其把穷理与治学的差别阐述得非常清楚。
朱子的学问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不凡之处就是对周易的看法。所谓易，这是古时的观点，伏羲创制八卦，经文王、周公、孔子，遂成今日的易，也就是说经过四圣人才成为易。后来对易的解读有魏的王弼(7)，他的解读非常盛行。到了宋代，朱子学的学问之源、著名的程伊川(8)对其进行注释，于是后来就出现了种种学说。历来人们认为，伏羲的易文王加以考辨，周公加以补充，孔子又加以补充，再后来程子对其注释，今天的易就是对原始的易逐渐补充而成的，其只有一个意思。而朱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易生自四圣人，四圣人的易是各有所异的。周易原本只有一个，但代代都有研究周易的学者，朱子明确了那些圣人贤者对周易的看法是各自不同的。了解了闇斋先生关于朱子对易的见解，尤其是读了朱子有关易的书，果然如其所云，历代圣人对易的见解是各不相同的，这一点令人非常佩服，于此我们也就了解了闇斋先生对朱子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四圣之易各自不同，程子之易又当别论，朱子这一见解当然是很高明的，而闇斋先生能够看到朱子这一见解的卓越之处，其头脑也是非常睿智的。这一点正是闇斋先生的朱子学不同凡响之处。
除此之外，《书经》中有《洪范》篇，水火木金土，五行之说大体上是依据《洪范》解释的，闇斋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写了一部《洪范全书》。闇斋先生解释日本神道是根据五行之说的。关于这个问题，闇斋先生是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儒学有此一说，就把五行之说取来用了。同样运用五行之说，闇斋先生解释神道取中国五行之说是有其原则的。这一点写在《洪范全书》的序文里。其序文的末尾处这样写道：往昔日本开国之初，伊诺神(9)、伊冉尊(10)奉天津神卜卦之教，顺阴阳之理，正彝伦之始。盖宇宙之间，唯有一理，神圣之出，纵日出之处，日没之处相异，其道必自有妙契之物。也就是说，天地之间的道理，在任何国家解释，最终是殊途同归。宇宙之间只有一个道理，在圣人说道这一点上，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场所纵便相异，其道却始终是相同的。可以说这是以《洪范》中的五行即当时最先进的理论来解释神道。妙不可言的是，这部《洪范》与闇斋先生的学说很多地方非常吻合，《洪范》的五行之说，不单单是宇宙之间的原则即水火木金土，其也论述了人与天道的关系。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种种自然现象、本能。人做善事，善的本能作为自然现象便会反映出来。人做坏事，坏的本能、坏的自然现象便会反映出来。两者是很有关系的。《洪范》对于闇斋先生创立一种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很适宜的。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根据这部《洪范》所论述的根本思想是没有变化的。闇斋先生在《洪范》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呕心沥血，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洪范全书》。这些就是闇斋先生儒学的基本内容。
还有一点，朱子学中非常重视“敬”，在日本称之为“慎（つつしむ、tsutsushimu）”。因为这个“敬”非常重要，所以闇斋先生的名字就叫“敬义”，这个“敬”成为闇斋先生朱子学精神的最基本的含义，总之，在这一意义上决定了其对朱子学的认识。
以上论述的是闇斋先生关于朱子学的学说，在经学方面，闇斋先生还有一些独特之处。他对与天文历算相关的事情非常关注。谈到这一问题，就要提到闇斋先生的门人安井算哲(11)、涩川春海(12)。安井算哲是围棋宗师，而涩川春海则是一位天文学家。在日本，此人也许是平安时代以后第一位历算家，其对数学历算非常精通，有很多发明，出过书。我在读《孟子》的时候，就曾注意到这个人的书。我手头就有安井算哲的《春秋杜历考》、《书诗礼历考》。闇斋先生关于历算的学说采用的完全就是涩川春海的学说。闇斋先生对春海非常赏识，称其为安倍晴明(13)以后第一人。春海经常思考的就是有关历算的种种疑点，首次修改历法、制作新历法的就是涩川春海，他制作了贞享年间完成的贞享历。闇斋先生说，仅此一点，自己通过春海了解到连朱子都不知晓的事，实乃千古一快事。闇斋先生对春海心生钦服，并由此开始关注经书中有关天文的情况。日本搞中国经学的人与清朝学者相比，日本人相形见绌的一点是不擅天文历算。能够搞天文的学者在日本非常稀少。闇斋先生自己也不搞天文历算，由于自己的门人中出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自己也开始关注起天文历算。这是在德川时代初期，也是闇斋先生的一个独特之处。
其次就是精通佛教，这同闇斋先生年轻时出过家有关。在叡山当小僧时，闇斋先生每天读天台典籍。尔后在进妙心寺期间，又读了大量禅宗的书，这一点也是闇斋先生哲学上的一个特色。对于禅学，闇斋先生是持完全相反观点的。禅学的传授方式是唯授一人，这同禅学至关重要的悟没有关系，唯授一人是代代相传的传授方式。例如，从达摩开始，传慧可二祖，二祖再传三祖，一人传一人。对于这种方式，闇斋先生是反对的。他认为，唯授一人不是圣人之法，在各种艺道上，唯授一人是可以的，但圣人之法是主张尽量传授给众人，不可由一人传授。这确实是真知灼见，由此可以看出其对禅宗历史的精熟。禅宗自释迦以来至达摩，相传二十八代。自达摩开始代代是唯授一人，传了六代。闇斋先生知道，历来有天台佛教传来说和禅宗佛教传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一直存在着争议，他看穿了禅宗的所谓唯传一人完全就是一派胡言。最近，在中国也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我所熟知的一个叫胡适的年轻学者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在将近三百年前，闇斋先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这反映了其思想的敏锐。这种不可唯授一人的观点后来对神道也产生了影响。
对于现在的以日本为中心的问题，闇斋先生有其自己的看法，也写了很多东西。首先在日本有宝祚(14)与天地共存，永无穷尽的神敕，其后方有国家，当时此国称为苇原中国(15)。对把日本当作中国（意为正中之国——译者），闇斋先生所持的并不是狭隘之见。他认为并不是只有日本才是中国，而他国皆为边土。中国之名，各国皆可自言之，则以己为中，四外皆夷。日本古称苇原中国，当然不只日本是中国。先生引程子之说，认为，程子论天地，地形有高下，没有一地非正中之处。此实为至理之言。任何地方都可成为正中，这块土地实不存在正中之处，各国皆可自称为中国。对于大陆中国称中国，其是认为日本是它的边缘之地，是对面的夷之国。总而言之，这些都只是从语言角度对中国所作的思考，其思想最终还是同日本中心主义有关。
在日本，根据中国人所做的记录考察日本历史方面，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松下见林(16)这个人的。在中国的记载中，有些同日本所记载的大相径庭，松下见林的《异地日本传》是把那些不相同的记载一一梳理出来，加上自己的看法写成的。我原以为这类工作原始于松下见林。但出乎意料的是，闇斋先生远早于松下见林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他从中国的各种书籍中摘录出相关的记载，写入了《文会笔录》。并对这些记载作了点评，诸如“中国人此说缘于不解日本历史”、“日本情况必须依据日本历史”等等，也就是说，松下见林所想的、所做的事闇斋先生早已在做了。松下见林的书中摘录了相当多的中国典籍，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典籍闇斋先生早已都注意到了，而且在《文会笔录》中还记载了松下见林所遗漏的文章，如王维送阿倍仲麻吕的序等。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闇斋先生阅读的范围如此广泛，具有如此的高见卓识，都不能不令人钦佩。
在日本常常可以听到一种中国的说法，就是秦朝徐福渡海来日本，是其开创了日本。闇斋先生认为此说不足以为信。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缺乏主见，这种说法根本就不可采信。如果同秦有重要关系，是由秦来到日本的，那么在《姓氏录》这本有名的书上就应写到秦氏，有关秦氏就应有确凿的记载。如果是来到日本的话，有关秦氏的记载就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见，闇斋先生是从历史学角度进行判断的，这种判断是很明确的。
最令闇斋先生愤慨不已的是中国有日本祖先为吴太伯一说。(17)北畠亲房、足利时代的一条兼良等人都是反对这一说的。尽管如此，德川时代初期，著名的林罗山却堂而皇之地把这一派胡言记了下来，对此闇斋先生非常气愤，他说：“在日本也有人主张这种太伯后裔之说，要将其当作日本的祖先，《周礼》中有造言（造谣诽谤）之罪，这些人犯的就是造言之罪，其有悖于我国神的正统之教，他们是神的罪人”。闇斋先生最终还是根据《姓氏录》修正了这一谬误。在这些方面，一切皆根据日本的记载、日本的传说来进行判断，这就表明了其具有一种国民性的、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
儒学中日本人最无法忍耐、不能宽容的就是殷汤周武讨伐天子，取而代之，纵便这是自己恭顺之国在无道之时。闇斋先生引用了大量褒太伯、文王而贬武王之说——朱子的议论亦有不足，太伯、文王皆胆小怕事，非可为天子之才——闇斋先生是反对中国禅让放伐论的，这又是他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闇斋先生的不凡之处在于其常从细微之处着眼，此处试举一例。《书经》中有《金縢》篇，其是写周武王生病时，周公向先祖祈祷，要做武王替身。对于这件事，中国的学者、程子的弟子认为，人的寿命是天命，即使祈祷要做他人替身，也不可能成为替代之身。而且还产生了疑问，像周公这样的圣人，为何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此程子的回答是，周公所说的是一种精神，自己要以下位者身份去替换上位者，此与是否合乎天命无关。后来到了成王一代，其听信流言，要撤去周公时，突然刮起大风，巨树轰然倒下。于是打开《金縢》一看，才知周公之志，后悔之下又召回周公，巨树才又立起，与原先一样枝繁叶茂。这件事记载在《金縢》篇里。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对此，程子认为，其所言不可信，也就是《金縢》之文不可采信，但这种说法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是何人将其写成文章加了进去。闇斋先生引用了这一说法，也就是对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作出了判断。其他类似这种观察敏锐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总之，即使是细枝末节的小事，闇斋先生也能明察秋毫，切中肯綮，这一点是确确实实的。
关于神道，山崎派是如何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山本博士(18)作过相当详尽的研究。闇斋先生确实是集当时诸派神道之大成者。其中最大者是吉田神道与伊势外宫神道。除此之外，著名的神社又各有各自的神道。上贺茂有上贺茂的神道，下贺茂有下贺茂的神道，稻荷有稻荷的神道。对闇斋先生影响最大者是外宫的神道与吉田神道。外宫的度会神道大约兴起于镰仓时代末期，当时度会神道的人们已经在阅读大量佛教典籍，此即所谓御师信仰，御师信仰非常盛行。除此以外，宋学的书也出现了。当时有个学者叫度会家行(19)，他向北畠亲房传授神道。此人所著的《类聚神祇本源》这本书中就已经引用宋学的周子之说。卜部氏的吉田神道(20)此时也逐渐传播开来，山崎闇斋先生就接受了吉田神道的传授。吉田神道当时是一个叫吉川惟足(21)的人传授的。神道当时是把《日本书纪》神代卷、中臣祓(22)的祝词(23)奉为经典的，如同西洋的《圣经》。对其所作的解释则全部遵循神道的旨义，闇斋先生是集其大成者，所以为解释中臣祓的祝词、《日本书纪》神代卷，先生查阅了各种书籍，然后才作出判断。虽然是集自古以来各种学说之大成者，但其间也穿插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
例如，吉田的神道是吉川惟足传授的，称其为唯一神道。所谓唯一，即佛教所说的唯授一人，这是其主要的意思。吉田家的唯授一人是只在吉田家自祖上一脉相传，其他人不可能得到承传。吉见幸和的《增益辨卜抄》中记载了卜部家的规则，其中也写有唯授一人。卜部家的唯授一人其意当另作解释，闇斋先生对唯一神道是接受的，但此所谓的唯一是与《书经》的《洪范》之意相一致的。洪范者，天上即自然现象与人的活动相应之物，意为人与天相关，天与人相关，此意贯之以道天人，即唯一，并非唯授一人之意。这样就作了与历来的卜部之说不同的解释，但绝不有损传授所含有的重要意义。对卜部家的传授，或度会家的传授，先生都是一一书写誓文之后才接受传授的，对弟子传授自己的神道，先生也是一一让其书写誓文之后才进行传授。誓文中写明，不是该人不传。这是神道五部书中的话，誓文就是根据这五部书写成的。总之，所谓唯一不是唯传一人。当然对外国之说与神道混为一谈，将儒教、佛教与神道兼收并取也不予认可。与外国之说一致者为唯一，与外国之说不一致、只言日本者并非唯一之意，贯之以道天人者是唯一，以外国之物为由不谈儒教、佛教之说不可说是唯一。
关于《日本书纪》神代卷、《古事记》的传承，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由神话构成的，但对于这些神话如何进行合理的解释，闇斋先生也是煞费苦心。他用四化这个词来解释神代的事物，这个词如果单单看作对神代的解释倒也无关紧要，但到后来，却与我国神道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关联。所谓四化，就是《日本书纪》神代卷中的众神中有四种神，即造化、气化、身化、心化。身化之神乃予人以形体之神，造化之神乃予天下万物以名之神。气化之神，赋神灵水火木金土以形体，而并非人之形体。心化之神则只产生于神明思想之中。对此，闇斋先生列举了许多例子。他说，如今日严岛之神的产生就是凭天照大神的感觉，而并非现实中的神，这就是心化之神。对于古代的神话，即使在今天，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解释，于是就有了水神、火神、土神之类的说法。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利用古代的某一种思想，倘若不是如此，那就很难解释得天衣无缝。闇斋先生是根据四化来解释古代神话的，在当时这种做法是非常高明的。
闇斋先生还根据五行学说解释神明水火木金土，根据他的观点，五行学说是中国学说，是解释宇宙的一种哲学，可以用这种哲学解释日本的神代，同样也可以用五行学说解释神话。即使在现在，也还有人用其理来解释古代神话。在当时，很显然是认为有一定道理的。用五行解释，其方法即使与度会相同，对于闇斋先生来说，洪范五行说作为当时的哲学更合乎道理，所以他用此说来解释古代的神话。这是闇斋先生的知识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如果说以五行之说解释古代神话是度会所开创的，那么四化之说就是闇斋先生的首创了。
其他诸如日本的各种语源、神名、地名的解释此处姑且省略。对于神作了类似这样的解释，如伊诺、伊冉尊出生于大八岛国，其政治势力在当地相当强盛等等，后来新井白石(24)也作了相似的解释。这种拟人化的比拟和四化的说法遭到了本居宣长等人的强烈反对。此一时，彼一时，当然现在不会再有人说闇斋先生的观点是错的，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观点是对的了。当时闇斋先生用以解释的儒教五行学说就是最先进的哲学、最先进的科学。
不仅仅是神道，闇斋先生对日本古代典籍的思考也是令人佩服的。闇斋先生非常推崇《日本书纪》，自己亲自写了《舍人亲王(25)传》，在这部传中，闇斋先生明确地指出了亲王所作《日本书纪》中的可贵之处。《旧事纪》据传是圣德太子、苏我宿祢所作，《古事记》是太安万侣所作，这些书写的都是日本古老的历史。这两本书都是把自古相传的东西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进书里。但是舍人亲王撰写《日本书纪》时，他把自古以来相传的所有传说收集起来，从神代开始相传的语言到传闻逸事皆不作取舍，原封不动地写进书中。闇斋先生对此作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对古已有之的东西保持原貌写入书中正是舍人亲王的不凡之处，正因如此，《日本书纪》才成了一部千秋杰作。对闇斋先生的看法，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们也不能不深感钦佩。类似这样的东西后来在中国的历史著述中也不是没有。但像《日本书纪》这样客观公正地把许多说法汇集起来写入一本书，而且开诚布公地说明无法作出明确判断，这种情况在其之后很多年都没有再出现过。《日本书纪》以及其他历史的记载到底是何时形成、产生的，今天对于我们这些国学造诣不深的人来说还很难作出判断——但在其形成、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古相传的、纯粹日本的思想，其间又有了中国的思想，印度的思想。总之，今天的这本书内容庞杂，对其的解读自古以来也是形形色色，因为是自古相传下来的，所以就应该尊重，保持原有的面貌，这也是最可靠的。舍人亲王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而闇斋先生在其千年之后发现了舍人亲王的这种精神。当然，古代神话在其内容上应该统一，但闇斋先生明确告诫我们，在保存记录方面，还必须要这样慎重对待。从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闇斋先生的学问如何形成山崎派，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闇斋先生的学派在儒学方面就有很多儒学家，如浅见䌹斋(26)、三宅尚斋(27)、佐藤五郎左卫门(28)等，他们又各自形成自己的学派相传。大体上说，山崎派非常敬重师说。如浅见䌹斋门下就都很重视先生讲解的笔记，他们认为严格遵循师说，以师说进行解读是理所当然的。有一本书中曾写道，那波鲁堂(29)评论闇斋先生一派的学问，说他们就像盖图章一样丝毫不差。在这些人中间，可能只有佐藤五郎左卫门与闇斋先生的解释稍稍有些不同。大体上一直到最后的传人，他们传承的还完全是闇斋先生所作的解释。这是因为闇斋先生对朱子学说进行了非常精详的研究，对《朱子》作了真正意义上的解释，然后才传授给其弟子。所以即使再对《朱子》尽力研究，要超越它是很难的。现试举一例。浅见䌹斋的门人中，有一个叫三宅观澜(30)的，此人很有名。其最初从学浅见䌹斋，后赴水户任职，最后在幕府任职。山崎派的人们大体上行为举止规范严谨，而此人却有点自甘堕落，放荡不羁，经常出入游廓。作风上有失检点。义公(31)在编纂历史时彰考馆曾聚集各类学者，有一本关于这些学者评论的书叫《耆旧得闻》，这是水户人写的书，其中就写到三宅观澜在水户时没有随带家属，只带了一个仆人，认为其没有久居水户之意，三宅观澜的做法有失妥当，云云。最近有一个关于山崎闇斋的展览会，展览会上有一篇三宅观澜的提出作《将军传》之议的文章。我对《大日本史》有《将军传》一直抱有疑问，所以读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从自身的处世待人到世间的方方面面，写得通透圆润，是一篇通常所说的高手之作。三宅观澜在儒学上是坚守闇斋学说的。当时在日本，朱子学已经相当普及，据传三宅观澜曾经说过，自己能够懂得朱子学多亏是山崎先生。山崎先生是个对治学方法要求非常严谨、一丝不苟的人。他通常不取元代以后的学者，他认为明代学者中薛瑄(32)、丘浚(33)、还有就是朝鲜的李滉即李退溪(34)，此三人是最优秀的。朝鲜使者来日本时，在与朝鲜学者交流的文章中，三宅观澜就谈到明的学者中最了不起的就是薛瑄、丘浚，此说就是闇斋先生的主张。这一点也就清楚地证明，作为山崎的门下弟子，三宅观澜是个不守规矩者，但在学说方面他又是坚定遵循、维护着先生之说的。而且到后来，横井小楠(35)也是同样，明代儒学敬重薛瑄、朝鲜儒学则敬重李退溪。由此可见，闇斋先生两百年前所作的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波及德川时代后期。也可以说这是闇斋先生的学问在儒学领域内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一个佐证。
关于国体论，议论的人也很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读过一个仙台人游佐木斋(36)所写的书，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证明即使在山崎学派中，也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而且甚至在神道方面，他们也未必全盘接受闇斋先生之说，而是作各种各样的考虑。对于当时的神道，闇斋先生之说同一般学者的观点是有差异的。这本书中有一篇《读神功皇后论问答》，文中提到栗山潜峰(37)的神功皇后论，并对其作了种种评说。读了这篇文章可以知道，栗山潜峰的观点不仅与义公的观点不同，与闇斋先生的观点也不相同。在《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是列在仲哀、应神两天皇之间，另作一代的。但神功皇后只做过摄政，没做过天子，所以义公就把其删去，将其附在应神天皇旁边。闇斋先生写过一本历史书《倭鉴》，在《倭鉴》的目录中，将其附在“仲哀天皇纪”后。在这个问题上，一般认为，即使与闇斋先生有所不同，历史上是不应该有“神功皇后纪”的。但木斋这个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以今天的现实难以测度往昔，以今天的情况评判过去，删去“神功皇后纪”是时代的错误。过去的想法与后世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有“神功皇后纪”也无伤大雅。相对山崎闇斋先生的观点，这种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总之，游佐木斋发现了按照中国的正统论是无法解释日本国体的。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这个国家开化的历史当时也就两千三百年，而中国要古老得多，思考中国远古时代的问题时如同思考日本的古代也并非不可，但用中国的正统论来对日本的古代作出判断是不行的。关于古代的情况，当时的时代，时势都不清楚，是不可以用后世的道德观念去进行评判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国体论的情况。历史学家删除“神功皇后纪”——后世遵天子之命删除当另作别论——用这种手法随心所欲地对待日本朝廷迄今为止所书写的历史，这是学者所犯的一个错误。当然这只是一种意见，国体论就是这样渐渐发展过来的。很有意思的是，游佐木斋还曾论述过室鸠巣(38)与神道。鸠巣无论学问还是道德，都堪称一流，其精于唐虞三代之道，孔子之教，无人可出其右。对于有关日本的问题，木斋发表了很多的意见，尤其是他把山崎派有关国体的观点，以日本为中心的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对山崎派的学术观念始终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且其观点很有见地。
最后谈谈神道的发展。前面谈到吉见幸和这个人，他推翻了山崎闇斋先生的学说，但在某些方面，他又把闇斋先生视为楷模。为什么呢？吉见幸和传授神道，学过《五部书》。《五部书》一直是被当作尊贵之物受到崇信的，但他认为《五部书》是度会神道的外宫神主的伪作。度会派中有个人叫延经，此人是闇斋先生的先生之子。延经是否博学不得而知，但在治学上比其父亲要更胜一筹。此人写了一部书《辨卜抄》，该书认为，所谓吉田神道根本就不是自古传下来的。吉见幸和跟从闇斋先生的门人正亲町公通卿，从那里学到了这些东西。他又对《辨卜抄》加以研究，进行增补，写成了《增益辨卜抄》，对吉田神道作了进一步的抨击。吉见幸和是从神道角度反对吉田神道的，他也曾反对闇斋先生在《卜部家记》中提出的“唯授一人”，从这一点来看，他反对吉田神道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吉见幸和对闇斋先生的学说提出异议，有一点必须特别加以注意。闇斋先生是相信《五部书》的，他认为这是伊势自古相传下来的，确凿无疑。而吉见则断言其完全是镰仓时代晚期的伪作。比这一争论更有意思的是，按照伊势外宫神道说法，一般认为其内宫供奉天照大神，外宫供奉丰受大神，而实际上外宫供奉的是国常立尊。国常立尊是天神七代最初之神，所以外宫当为至尊。而这一说法恰恰被吉见慧眼识破，他认为，因为外宫始终附于内宫之下，为抬高外宫的地位，受到尊崇，所以才制造了这一说法。吉见写了一部书《宗庙社稷答问》，他认为，伊势的内宫供奉的是天子的先祖，与宗庙不同，日本全国的神社皆为社稷。外宫是社稷，把外宫说成是宗庙是错误的。关于内宫外宫的争论是一个重大事件，吉见幸和提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闇斋先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般认为，在这一点上吉见是反对闇斋先生的，对此，我是有疑问的。其反对闇斋先生，但其议论的根据恰恰源自于闇斋先生。这就很有意思了。闇斋先生提出了四化之说。四化之中有造化之神——天神七代为造化之神，造化之神不是人，也不是皇室的先祖。皇室的先祖是天照大神，天照大神的父母双亲是伊诺、伊冉尊，在其之前还有神社，如果以造化之理再往前推，可以由面足惶根尊追溯到国常立尊，也就是说天神七代中的六代皆为造化之神，此时的神尚没有神社。这是吉见幸和的看法，很有意义。闇斋先生考虑了造化之神，所以就没想到外宫不可能成为国常立尊的神社。闇斋先生所说的造化之神、身化之神，其理论的根据却是吉见幸和发现的。日本全国任何地方都没有供奉国常立尊的神社，不供奉国常立尊的缘由就是在气化的人世之中，尚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伊诺、伊冉尊必须生育出可为天下之主者，所以就生出了天照大神，天照大神就成了皇室的先祖。凡建造宗庙之时，不供奉造化之神而供奉始祖之灵，这是日本中国的通常做法。我国供奉天照大神是因为其为始祖。不供奉国常立尊是由于其为造化之神而非人。所以国常立尊不是日本的祖宗，也不是皇室的先祖。根据这一说法，外宫就不是宗庙，是社稷。天下的神社，除内宫之外，皆为社稷。总而言之，将内宫外宫这样区别开来是很高明的，这是闇斋先生所没有想到的。据说当时有人认为，只要反对闇斋先生之说就是反叛。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正是凭靠闇斋先生学说的原理才有了这些新发现的。实际上，吉见幸和也是把这一原理当作神道的原则。由此也可以看出，正是闇斋先生这样的伟人其所思所想付诸实践，其学派才人才辈出，他们从先生所思考的原则出发，活学活用，才在学问、道德上获得了发展。他们成功的种子正是闇斋先生所播下的。
闇斋先生在儒教方面非常尊崇“敬”，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ッッシミ·ッッシム（汉字写作“慎”）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其与闇斋先生的五行学说列在一起，成为神道的原则。闇斋先生认为，其既是儒教的原则，又是神道的原则。浅见䌹斋的门人中有一个人叫若林强斋(39)，我是在谷川士清的《日本书纪通证》中看到若林先生之说的。他说：“乃自然之道，乃当然之学”。若林说的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可以发展成为日本哲学思想的基础。闇斋先生的学说思想就是这样绵延不断，传至其孙辈弟子的。
伟人之后，其学派人才辈出，学问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神道方面，出现了吉见幸和这样作出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国体论方面，也有像游佐木斋这样能够提出独到见解的人物。其他方面，诸如哲学、儒学，都有发展闇斋先生学说的人物。
总之，在神道这一领域，众人发展了闇斋先生的学说，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促进了这一学派的发展，这是相当有意义的。而且仅仅从闇斋先生这一个学派的发展也足可以了解到日本国民思想的发展。从日本学问的各个方面来看，无论是儒学、神道，还是国体论，闇斋先生的思想同日本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研究山崎闇斋先生是很有必要的。
（1932年12月27日在京都府教育会主办的日本教育讲座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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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崎闇斋（1618—1682），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神道家。名柯，后改嘉，字敬义。通称清兵卫、加（嘉）右卫门。幼时出家，早年学朱子学。后还俗，著《异》批判佛学。晚年力图将神道各派融为一体，主张独特的神道即垂加神道。著有《文会笔录》、《垂加文集》、《垂加草》、《中臣祓风水草》等。——译者
(2) 谷川士清（1709—1776），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家。参见前注。——译者
(3) 吉见幸和（1673—1761），江户时代中期神道家。参见前注。——译者
(4) 王应麟（1223—1296），南宋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字伯厚，号深宁居士。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今浙江鄞县）。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官至吏部尚书。著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等，尤为家喻户晓的是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译者
(5) 即西园寺公望（1849—1940），明治、昭和时期政治家。号陶庵。曾参与明治新政府组建。数次参与组阁、入阁，历任驻外使节，立宪政友会创立委员、枢密院议长、政友会总裁等职。——译者
(6) 藤原惺窩（1561—1619），织丰时期、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参见前注。——译者
(7) 王弼（226—249），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著有《周易传》、《周易略例》、《老子注》等。——译者
(8) 即程颐（1033—1107），宋代理学家、教育家。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北宋洛阳人。其与兄程颢一起创立了“天理”学说，宋明理学也由此得名。世人将其与兄程颢合称“二程”。后人把其著作与程颢的著作编在一起而为《二程全书》。——译者
(9) 伊诺神是《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神。其是与妻伊冉尊一起化生世上万物之神。妻伊冉尊死后曾造访黄泉国，后畏怕死之污秽脱逃，又化成二三神生出天照大神、月读尊、素戔鸣尊，分别委任他们治理高天原、夜食国和海原。后镇座淡海的多贺。——译者
(10) 伊诺冉尊是《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神。其与丈夫伊诺神一起化生出世上万物。在生育火神轲遇突智神时阴部烧伤致死。死后葬于山云与伯耆交界处的比婆山，成为黄泉国里司掌人的死亡的“黄泉大神”和“道敷大神”。——译者
(11) 安井算哲（1590—1652），江户时代前期围棋士，围棋宗师安井家的第一代。幼名六藏。其子汶川春海是江户时代著名天文学家。——译者
(12) 涩川春海（1639—1715），江户时代前、中期历学家、天文学家。围棋宗师安井算哲之子。先后改姓为保井、涩川。名都翁，字顺正，通称助左卫门，号新芦。著有《天文琼统》、《三正综览》等。——译者
(13) 安倍晴明（921—1005），平安时代中期阴阳家。历任天文博士、主计权助、大膳大夫等职。著有《占事略决》。——译者
(14) 宝祚即天子之位，皇位。——译者
(15) 日本的古称。苇原中国一词最早出自《古事记》，关于此词，历来学界有很多解释。一般认为，早在神代，大海之中有一芦苇繁茂之原，天高原名其为苇原中国。参见本居宣长《国号考》。——译者
(16) 松下见林（1637—1703），江户时代前期国史学家、儒医。参见前注。——译者
(17) 即“皇祖泰伯说”，认为日本人是周朝吴太伯的后裔。这种说法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魏略》。——译者
(18) 即山本信哉（1873—1944），国史学家、神道学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史料编纂官。著有《惟神的出典及其新释》、《神道要典》、《神道纲要》等。——译者
(19) 度会家行（1256—1351），镰仓时代后期、南北朝时代神道家。参见前注。——译者
(20) 吉田神道亦称卜部神道。其创立者吉田兼俱（1435—1511），室町时代的神道家。其本姓卜部。——译者
(21) 吉川惟足（1616—1694），江户时代前期神道家。吉川神道的开创者。幼名千代丸、后为五郎左卫门，号视吾堂、湘山隐士。吉川的神道学说是以吉田神道为基础的，去除佛教要素，主张神儒一致，经世致用，所以特别强调道德的准则。吉川惟足对传统的神道是持批判态度的。著有《神道大意注》。——译者
(22) 即中臣氏，日本6世纪以后的豪族。据说其为《古事记》、《日本书纪》神话中的神天儿屋命的子孙，与忌部氏（参见前注）共同掌管宫廷的神事、祭祀。七世纪中臣镰足成为大化改新的功臣，临终前被赐姓藤原（参见前注）。669年（文武二）藤原姓氏由后人不比等（参见前注）等承传、意美麻吕等则恢复原姓氏中臣，并继承掌管神事的家业，成为伊势神宫、春日大社等众多神社的弥宜、神主。——译者
(23) 祝词即神道的祈祷文。——译者
(24) 新井白石（1657—1725），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政治家。名君美，通称勘解由。早年从学木下顺庵，后担任德川幕府第六代将军家宣侍讲，为幕府治政建言献策。著有《藩翰谱》、《读史余论》、《西洋纪闻》、《采览异言》等。——译者
(25) 舍人亲王（676—735），天武天皇之子。统管编纂《日本书纪》，养老四年（720）完成纪30卷、系图1卷。其所作和歌收入《万叶集》。——译者
(26) 浅见䌹斋（1652—1711），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安正，通称重次郎。师从山崎闇斋，被称为崎门三杰之一。著有《靖献遗言》、《忠孝类说》、《大学讲义》、《中庸讲义》等。——译者
(27) 三宅尚斋（1662—1741），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重固，字实操，通称仪左卫门、丹治。师从山崎闇斋，崎门三杰之一。著有《狼疐录》、《默识录》等。——译者
(28) 即佐藤直方（1650—1719），通称五郎佐卫门。曾从学山崎闇斋，与浅见䌹斋、三宅尚斋并称崎门三杰。著有《韫藏录》、《排释录》、《鬼神集说》等。——译者
(29) 那波鲁堂（1727—1789），京都儒者。名师会，字考卿，号鲁堂、铁砚道人，通称主膳。著有《左传标例》、《学问源流》、《道统问答》等。——译者
(30) 三宅观澜（1674—1718），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缉明，字用晦，通称九十郎，别号端山。1699年应德川光圀之聘入彰考馆，后任总裁。——译者
(31) 即德川光圀（1628—1700），江户时代前期大名。号常山、梅里、西山隐士等。1657年（明历三）在藩邸内的编纂所（即后来的彰考馆）组织编纂《大日本史》，此即水户学肇始，著有《常山文集》、《常山咏草》、《西山随笔》、《甲寅纪行》等。谥号义公。——译者
(32) 薛瑄（1389—1464），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今万荣县）人。著有《读书录》、《续读书录》等。——译者
(33) 丘浚（1421—1495），明代思想家，政治家。字仲深，号琛庵，又号玉峰、琼台，别号海山道人，世以“琼山”尊之，亦称琼台先生。广东琼州府（今海南省海口市）人。从英宗到孝宗四朝为官，位至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著有《大学衍义补》。——译者
(34) 李滉（1501—1570），李氏朝鲜中期儒学家，历任过大提学等职。字景浩，号退溪、陶翁、清凉山人等。其继承发展了朱熹哲学以及王阳明的学问，并创立了退溪学派。退溪学派的学说曾对江户时代的儒学产生深远的影响。著有《戊辰六条疏》、《启蒙传疑》、《朱子书节要》等。——译者
(35) 横井小楠（1809—1869），幕末，明治时期熊本藩士，政论家。早年曾游学江户，藩政改革中根据《民富论》主张重商主义政策。著有《国是三论》。——译者
(36) 游佐木斋（1658—1734），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好生，通称次郎左卫门。曾先后从学于米川操轩、中村惕斋、山崎闇斋。其主张神儒一致，后成为仙台藩主伊达纲村的儒臣。著有《木斋纪年录》。——译者
(37) 栗山潜峰（1671—1706），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历史学家。名成信、愿，字伯立，通称源介，别号拙斋。曾入彰考馆从事编纂《大日本史》，后任彰考馆总裁。著有《保建大记》、《倭史后编》、《弊帚集》等。——译者
(38) 室鸠巣（1658—1734），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直清，字师礼，通称新助，别号沧浪。著有《义人录》、《献可录》、《骏台杂话》、《兼山秘策》等。——译者
(39) 若林强斋（1679—1732），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神道家。名进居，通称新（进）七，别号守中翁、宽斋。著有《家礼训蒙疏》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