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地处中国周围、接受其文化的国家中，我们今日能够知道的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中国文化或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形成了本国文化的国家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主要的有日本、新罗、渤海等。满洲、朝鲜地区的国家，如高句丽、百济在唐初之前作为国家就已经存在，其开始接受来自中国的文化并非在唐朝时期，而是在此之前即晋以后六朝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文献现在极其缺乏。关于高句丽，有著名的好太王碑，这是相当古老的，是东晋后期之物。除此之外，关于高句丽的记载，即使是朝鲜最古老的史书《三国史记》，其所采用的史料几乎全是中国的文献，根据本国文献的史料几乎没有。有关百济的文献，与《三国史记》相比，《日本书纪》中倒是留下了很多确凿的资料。总之，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给予日本以及新罗以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文化都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中介的，当时它们尚未发展到形成自己本国文化的程度。中国历史上这两个国家的上书是否是出自其本国人的手笔是很值得怀疑的，如同中国史书上所载日本倭国王的上书很难说不是归化日本的中国译员信手所作。好太王碑以及《日本书纪》中“百济本纪”、“百济新撰”等文章极其质朴，这些上书则与其不同，从这一点上也不难作出推断。与这两个国家相比，日本以及新罗在文化方面尤其是文学起步要晚，但他们充分地利用了唐的文化成果，并在这一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日本更是开创了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学。
此外，渤海也有相当的文化成果。有关渤海人的文学在中国无任何资料可寻，在渤海所地处的满洲北部地区，没有发现过金石文字，仅仅有一些砖瓦，上面有可以认作为那个时期的文字，但没有成文的东西。在日本，《续日本纪》以后各个时代的国史，此外还有《本朝文粹》等书中，都保留有同这个国家交往的文章，其中甚至还有来自渤海的文章。渤海人大体上是高句丽的遗民，人种完全就是今天的满洲人。满洲人不可说没有文学的素质，这一点从后来的金人或清朝的旗人身上也可以看出，但渤海时代当地的土著中是否出现过擅长中国诗文者，尚没有确凿的证据。作为使者来到日本、同菅公有过诗文酬答的裴氏一家是归化日本的中国人，还是冒用了中国姓氏的当地土著，这些都不是十分清楚。但是，那些诗文由于日本的记录才得以保存下来，对满洲地区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的幸运。
不过到唐朝末年，在敦煌地区割据的民族从血统上来说其未必都是中国人，他们创造出一种保存唐文化的城市形式，这在今天敦煌发掘的大量文书中可以看到，此时日本已进入平安时代。总之，这也是在唐代接受其文化的一个种族，应该予以关注。
还有吐蕃，即西藏，其接受的也是唐的文化，而且其固有的语言是单缀语，起源应该与中国相同的(1)。尽管如此，其表现国语的文字采用的却是印度系的，由于这个缘故，中国的文学几乎没有兴起过。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文学的刺激之下，这个民族开始了自己固有文学的创作，而且因为宗教的关系，还接受了很多印度的思想。
安南当时只是作为中国的附属领地而存在，甚至不能够作为一个民族而独立，所以完全不可能有新文化的兴起。
关于突厥、回鹘，从今天鄂尔浑一带留下的碑文来看，他们已有了用固有文字写成的文章，也有使用中国文章的痕迹，当然中国的文章不可能是出自当地土著人之手。
当时中国四周的国家中，最具有力量吸收唐文化、并加以咀嚼、利用的仍然还是日本和新罗。根据其文化的吸收方式，可以对日本民族与新罗的能力加以比较，因此对那些遗留下来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根据《三国史记》等记载，新罗开国是在西汉时期，在所谓的三国中是最早的。如果按近时历史学家所考定的，日本的纪元与西洋纪元是同一时期的话，那么新罗更早于这一时期，其文化也理应更为古老。而实际上《三国史记》中有关新罗的记载值得质疑之处甚多，倒是如《翰苑》所记载的，新罗开国在晋宋之间，这或为更接近事实。笔者认为，新罗是留在半岛上的那些日本人举起反叛日本的旗帜而兴起的国家。在文化方面，除了文学，新罗多滞后于日本。在最近庆州地区的发掘中，即使说有非常精美的文物，这些东西在当时的日本也同样存在，实际上从汉代到六朝时期之间的历史文物，在日本发掘出土的是很丰富的，而新罗地区是极其贫乏的。不过由于毗邻高句丽的缘故，他们接受中国的文学很早，但在金石文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比日本不过早二三十年而已。尽管如此，从近年发现的古镜等推断，日本实际上是否真的晚于新罗尚存疑问。总之，在相差年数不大的历史时期内，两个国家都同样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从结果来看，日本制定出非常完善的制度，制作出精美的器物，而且规模巨大，新罗则相形见绌，绝非可以同日而语。但是在金石文方面，新罗保存下来的有很长的钟铭文，按照日本的纪年，这大约是在进入平安时代以后，在奈良时代以前，可以说新罗的金石文还是乏善可言。
在所谓文化方面逐一进行比较的话，首先就是制度。唐的制度非常复杂，也极其灿烂。日本在采用其制度时，将其变得非常简洁。如果仅从外表来看，似乎只是把唐的制度改换成非常简单的模式。实际上并非如此。唐代名相、历史学家兼经纶家杜佑曾论述过，唐的制度从根本上存在不合理之处，重复官职过多，秦汉以来出自客观需要产生的部分与王莽当作理想的周礼的合理制度，两者并存，有必要对这种重复进行清理，加以精简。日本采用唐的制度远在杜佑之前，当时就已经注意到将其精简，虽然与唐的制度本旨多少有些不同，但改换得非常高明，使其符合日本的国情。律令格式完备，井然有序，除唐之外，没有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关于新罗的制度，由于文献的亡佚，我们仅能根据《三国史记》等书中记载略知一二。大体上来看，与日本相比，其相当原始性的东西很多，作为考察新罗种族的资料，其中很多是相当有意义的。但是很明显，新罗没有像日本那样充分地吸收唐的制度，也没有对其加以修正的力量，这同当时的政治家中没有类似日本的优秀人物有一定关系，但可以知道其民族的发展水平当时滞后于日本。日本不是仅仅照搬中国的律令格式，而是具有将其充分利用、消化的能力。通过《令的集解》，我们也可以了解日本固有的风俗是如何同中国的制度相融合的。如果把笔者在巴黎抄写的敦煌本的唐格与日本的三代格加以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唐的制度是如何逐渐日本化并被利用的。
在文学方面，新罗文学中相当日本奈良时代的资料极其缺乏，这不能不考虑到新罗或许未能如日本那样把当时的东西保存下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原因。关于佛教方面的东西，即使新罗没有保存下来，但在中国还保存着，因为这一有利条件，可以认为新罗人的著述还是相当丰富的。尽管如此，新罗完全没有像日本的《怀风藻》那样的作品，其原因之一仍然还是文化发展的滞后。新罗时代中国文学的大家无疑就是崔致远(2)，崔致远大约相当于日本菅公在世时期的人。日本当时是嵯峨淳和时期，已经过了平安时代初期中国文学最兴盛的阶段，开始渐渐趋向衰微，而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崔致远这样的人物。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的鼎盛时期堪与中国第一流的大家比肩，如果将崔致远与其相比，时间上要比阿倍仲麻吕晚一百多年。所幸的是，崔致远留下了文集，而仲麻吕没有文集存世，这是很遗憾的，因此也无法对两者进行很好的比较。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中国文学兴盛时期要比新罗早得多。
在美术方面，可以进行比较的主要是雕刻。从日本现存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奈良时代之前、飞鸟、白凤、天平等各个时期的种种变化和发展，而新罗资料就不是那么丰富了。尤其是日本奈良时代之前的器物在新罗极其缺乏。应当承认新罗的佛家也在相应地进步，但是否像日本那样兴盛则值得怀疑。
由此看来，两个国家都在吸收中国文化并将其化为自己的东西，两者之中，不能不承认日本民族在这方面更表现出卓越的才能。日本更为了不起的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开创了日本语文学。作为当时的文章，留下了若干汉文体敕书，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其文学的格调之高，有的堪与中国三代文学媲美。最为丰富的还有《万叶集》的和歌，其或许受到六朝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如同六朝的诗歌一样，灵活自如地运用骈丽的语言，创造出一种遒劲而又绚烂妍美的文学。《万叶集》的作者中，有曾经出使过中国的使者山上忆良(3)等人，这些人很可能都擅长和汉两种文学，这一点是令新罗人望尘莫及的。新罗也有一种风雅的民俗，花郎(4)会使人想到日本万叶时代淳美的风俗，但是当时完全没有歌这一类的东西。这或许同文献的亡佚也有关系，当时没有意识到应该像日本那样对自己国家固有的文学进行编纂，这是文化尚未发展到那种水平的一个佐证。《三国遗事》保存了一些新罗国语的歌，但今天我们要完全读懂它都很困难，据现在所能了解的，可以想象得出其没有万叶那样的豪迈气势。另外，在日本有用国语书写的各类史籍，而在新罗没有，这也是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新罗历史是在其末期由崔致远或金大问编撰的，而当时日本已经编出了《六国史》(5)。早在《六国史》之前，圣德太子时代日本就开始编撰国史，其残存的部分现散见于《日本书纪》中。不过，《古事记》当时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国语，其是否是以本居氏(6)使用的阅读语言写成的，这些都尚存疑问。在新罗，偶尔会在金石文中发现用残存的国语缀成的文句，他们很早以前也已经有要用这种文句书写自己全部历史的设想了。除此之外，各国的风土记(7)、各家的家史等散佚的资料很多，不难想象，日本的国语资料是非常丰富的。根据《三国遗事》等典籍，我们无论怎么想象，新罗的古老史料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丰富，在这一点上最能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胜人之处。不言而喻，在都城的规模等方面，如奈良，其更远非是新罗的都城可同日而语的了。
话题再稍扯远一点，日本当时大量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尤其是书籍，这从许多地方都可以反映出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编撰远远晚于奈良时代，其中属于初唐、盛唐两期之前的著述在奈良时代已经几乎全部输入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圣武天皇《杂集》中所引用的各种诗文集、近年佐佐木信纲氏汇编《南京遗文》中天平廿年六月十日“更可清章疏”目录所载书籍大体上都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致、《日本书纪》所使用的文辞摘自中国的古书、吉备公、鉴真和尚等当时带到日本的书籍，通过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大量的中国书籍当时已经传入日本。《高僧传》中记载，平安时代初期，传教大师渡唐，其学问文章为中国人所重，向其授教的中国高僧道邃(8)把向大师授教视为荣耀，由此可见奈良时代日本人所具备的学问素养之深，可以想象，如果与唐末敦煌地区的文化相比，其要远远高出许多。唐末敦煌地区流行的书籍，除现在发掘的实物以外，可以根据同样出自敦煌的《杂抄》、又名《珠玉抄》的一书知道，其远非是可以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相提并论的。日本的都城奈良当时大量吸收唐的文化，远远超过除长安、洛阳之外的其他城市，其所收藏的真正的文化成果，尤其是书籍极为丰富，其士大夫的学问要远胜过唐的农村乡人。今春奈良博物馆展出的正仓院所藏传入织物是圣武天皇周年忌使用的物品。因为是周年忌，所有一切物品都要在驾崩之后一年之内准备妥当。从时间上来看，不可能来得及从中国输入，所以这些织物都应该是日本制作的。其制作技术之精妙令人惊叹，将其与当时唐朝中国相比，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作为保存至今的器物，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即使单从移植唐的文化这一点来看，日本的都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仅次于中国的东西两都。
不过，同中国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时兴的事物到在日本流行总要滞后一些时日。举例来说，《怀风藻》、《经国》《凌云》两集都是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的诗文，这一时期相当于盛唐至中唐时期，诗歌已经一改六朝以后至初唐的传统风格，盛行自由的表现方式，出现了李白、杜甫。文章方面也涌现出被称为成韩柳之先声的元结(9)、独孤及(10)等古文家，尽管如此，这些新派的东西并未被日本的文学家们吸收，日本流行的依然是盛唐之前的风气。书法方面，颜真卿、徐浩等人创立的新的书风也尚未在日本传布。弘法大师是在其二三十年之后入唐，带回了他们的书风。然而天平时代宝字时期的写经已经出现了变化，虽晚于中国，但时间差距极小。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小川为次郎氏收藏的宝林《金刚场陀罗尼经》是朱鸟元年（686）即丙戍年的写经，其书法完全是欧阳通的风格。此写经与长谷寺千体佛的铭文当为同人同年所作，此时欧阳通尚还在世，其著名的道因法师碑写于龙朔三年（663），早于此二十三年，近时出土的高丽泉男生墓志写于仅早此七年的调露元年（679），欧阳通去世是在此写经五年之后即武则天时期的天授二年（691）。德川时代中国的学问艺术传入日本流行要滞后一百五十年、两百年，从这一点来看，当时两国在流行上的时间差距是很小的。尽管当时航海条件非常困难，两国在文化上表现出的敏锐性令人惊叹。在艺术方面也是同样，从药师寺的《吉祥天》、正仓院的《树下美人屏风》、法华寺的《弥陀来迎图》都能感受到盛唐兴起的周昉、张萱的画风。从创作时期来看，两者也是非常接近的。同中国那些远离两都的城市相比，日本反而流行得更早。至于吴道子开创的白描画风传入日本的问题，中国当时的白描画与始于唐末五代的水墨画风也并非相同，正仓院的麻布菩萨像若从面部来看，可以说确实是吴道子的风格。因此可以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墨画的特点。不过，是否存在完全作为欣赏对象所作的画，如吴道子所作的山水画或韩幹所作(11)的动物画，尚存疑问。在现存的画中还没有看到过这一类画作，但不能因此就断言日本人尚未达到欣赏这一类画作的水平。
日本民族在奈良时代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接受的程度与其他民族或中国国内偏远地区相比，处在何种状态？其吸纳中国文化的方式又表现出什么特色？本文只是管中窥豹，略述一斑，但已证明我民族具备足以能够创造自己文化的素质。
（《佛教美术》第五册，1925年12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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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本书中作者对西藏的表述受其历史认识的局限。——译者
(2) 崔致远（857—？），朝鲜新罗时代学者，诗人。字孤云、海云。12岁留学中国，唐僖宗时曾任官职。归国后任侍读兼翰林学士，晚年因对朝政不满隐居伽倻山。著有《桂苑笔耕》（20卷）等，对新罗时代的学术和文学发展很有影响。中国《全唐诗》收有其作品，被认为是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译者
(3) 山上忆良（660—733年前后），奈良时代歌人。《万叶集》中收其歌作70余首。代表作有《贫穷问答歌》等。——译者
(4) 公元6世纪朝鲜新罗真兴王时期新罗封建贵族建立的青少年社会团体。通过组织青少年进行各种集体活动，灌输封建道义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花郎习武技、歌舞，注重个人修养，平时和战时都非常活跃，被认为是新罗武士道的精华。——译者
(5) 《六国史》是奈良、平安时代编撰的六部正史的总称。这六部正史为《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六国史》是汉文史书，其效仿中国史书，采用编年体，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史料。——译者。
(6) 即本居宣长，参见前注。——译者
(7) 国为江户时代以前划分的行政区名。风土记记载的是一个地区的风土、物产、文化等情况。——译者
(8) 道邃，唐代僧人。生卒年不详。唐大历年间从天台国清寺荆溪受法，时号止观和尚。——译者
(9) 元结（719—772），唐代文学家。字次山，号漫郎、聱叟、猗玗子。河南洛阳人。著有《元次山集》、《箧中集》等。——译者
(10) 独孤及（727—777），唐代文学家。字至之，河南洛阳人。著有《仙掌铭》、《古函谷关铭》等。——译者
(11) 韩幹，唐代画家。京兆蓝田（今陕西西安）人，一作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传世作品有《牧马图》、《照夜白图》、《神骏图》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