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本国产生的国家与依靠输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教育历史上有着显著的差别。尤其在国语教育上，作为普通教育，国语要采纳许多必需的内容，在这一类问题上，国语教育会因自发文化或外来文化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状态，依靠外来文化发展起来的国家在其教育实现独立之前经历几多变化。
教育的四个时期
我国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国家。自中国的文字传入开始至德川时代末期，在这一期间，教育的状态历经种种变化，粗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期。前期教育是以中国文化为主，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先是教育完全以中国文学为主，国语只是被用来翻译中国文学的时期，后是以国语教育为主，中国文字教育为辅。后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国语教科书已经离开中国文字的书本开始独立，但仍受传统的中国文学样式的束缚，而在后一个阶段就完全摆脱了中国文学样式。教科书的内容由国语与必要的知识构成。在这四个时期中，还可以作一个划分，前期是以公家教育为主的时期，后期之初是中等阶层教育时期，后来则是大众教育时期。这里采用最简明的方法来反映这种教育上发生的变化，就是借助当时通常使用的字典、教科书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新撰字镜》公家教育（上）
日本最初的学问起始于中国文学的输入，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教育完全只限于当时的贵族即主要是那些公家、或归化人中世代以文学为业者。这些阶层的教育，其教科书全是使用中国输入的书籍。当时学问的种类，经学有明经道，史学文章有纪传道，法律是明法道，其他还有天文、阴阳、医学、算术等，这些教科书全部都是从中国输入的书。在那个时代，应该如何用国语翻译、解释那些从中国输入的书是第一要务。国语教育上，只要有一部可以解释中国教科书中汉字的字典进行翻译就足够了。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字典就是至今尚保存于世的《新撰字镜》。当然，在此之前对应该习读的中国书籍以及其他佛学典籍直接施以译语即训读者已经有很多，但经国人之手将其类聚而成字典者则是《新撰字镜》。此书乃僧人昌住(1)所编，完成于宇多天皇宽平年间，行世于醍醐天皇昌泰年间。这部大约于公元九世纪末问世的著作以当时行世的中国字典如《玉篇》等的体例为基础，以文字的偏旁部类为主，间或夹杂一些实用相关部类，例如，日部月部之前置天部为首，父部之后加亲族部，草木部之后添小学篇字与本草异名，特别是在其最后加数字、杂字、重点(2)、连字、临时杂要字，且皆以部门为主，临时杂要字中举以下十章：
全书十二卷，分一百七十部，当时由于适应社会需求相当流行。近代以后，此书很长时间销声匿迹。一百多年前，文字只附注日本读音的抄本才又现身，而全书印行、流布于世是在大正五年（1916）。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附以日本读音的字典产生的时代及其体例，这种字典与从中国输入的各种教科书是一样的。《新撰字镜》是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之后的醍醐天皇时期，也就是在国语国文即将获得发展之际出现的。在此之前，各门类的教科书也仅为各门的专业者所知，其他人也无了解的必要，学问缺乏普遍性。直到这一时期，在国文的产生即文学的独立的同时，各种门类的学问才在一般教养阶层中表现出其所形成的普遍性。
《倭名类聚抄》公家教育（中）
公元931年，即朱雀天皇(3)承平年间，一部名为《倭名类聚抄》的书问世。这部书是源顺(4)编撰的。源顺通晓中国文学，作为和歌的选家和作者当时很有名。源顺是应醍醐天皇四女勤子内亲王之求编撰此书的。现在所传下的本子有十卷本与二十卷本两种，十卷本分二十四类一百二十八门，德川时代的学者狩谷掖斋(5)认为其是原本，二十卷本在此之外增加了许多新的部类。大体如下。
十卷本、廿四部（一百廿八类细目从略）
廿卷本分为三十二部，有时令、乐曲、汤药、官职、国郡、殿舍等部多种。此书书中顺序也是以在其之前的《辨色立成》、《扬氏汉语抄》、《倭名本草》、《日本纪私记》等书为基础，目的主要是从有典据的倭汉典籍中抽出与国语对应的中国文字并将其融为一体。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忘记汉字时依靠这部书可随时查出。与《新撰字镜》不同，其旨在用汉字翻译国语表述的知识，因此原封不动地收入那些仍保留汉语原有字音、但已成国语的词汇，如磁石、礬石、沉香、浅香、香炉、锡杖等。由此也可以得知，当时上流贵族的学问发展趋势已经出现了一种变化，醍醐天皇时代的《古今集》、纪贯之等的国语文章，都是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著述。不过，此时主要作为国语的译语所使用的汉字也多取自于有典据的中国书籍，即使日本编撰的书，在同中国文字对译时也多选用有正确典据者。
《伊吕波字类抄》(6)、《类聚名义抄》(7)公家教育（下）
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编集用汉字表现国语的语汇，出现了一种字典，其仅仅出于方便借用汉字而并非一定限于出之有典的汉语。这类字典有《色叶字类抄》、《类聚名义抄》等。《色叶字类抄》大约是在天养（公元1144年）至长宽（1163年—1164年）的二十余年间编纂的，其后有所增补修改，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所谓的院政时代末期。其编纂体例分以下二十部：
① 即方位。——译者
② 即人员数量，尤指官府等处定员。——译者
伊吕波歌四十七字，各字分别收入二十部门，然后组合起来。这种编纂法直到后来的《节用集》(8)还在使用，是日语字典通用的最为简便的方法。《类聚名义抄》据说是菅原是善(9)编纂的。现存的这部书似乎主要为适合佛家的需求，全书分佛法僧三个部分，其内容却同佛法僧没有任何关系，其部类划分仍然是根据《玉篇》等的偏旁划分方法，只是尽量给每个字施以日语训读读音。现在传下来的都是镰仓时代仁治时期写本以后的版本，平安时代初期版本的面影已经无从可窥了。这种编纂方法可以使《新撰字镜》的日语训读读音更为丰富，但从表现时代精神这一点来看，其远不如《色叶字类抄》显著。通过这部书就可以知道，在那个时代已经需要愈加丰富的日语训读读音。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日本近代的字典主要是由这两种类型构成的。一种是《色叶字类抄》类型，其一直延续到《节用集》。另一种就是《类聚名义抄》这一类型，其在德川时代逐渐演变成如今社会通用的以部首查找的字典。这两部字典从院政时代以及武家时代初期开始行世，直至近代，与历史的发展同步，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庭训往来》(10)武家教育
在教育以贵族为主的时代，传播知识的教科书都是自中国输入的书籍，如何应用这些书籍与已加注训读读音的对译，应用方法反映了由汉字本位演变为国语本位的这一过程。前面所举的只是字典类，其不可当作教科书，只能起辅助的教育作用。此外另有教科书。这一时期大体上是教育史的前期，以镰仓时代末期为界，其后就发生了一大变化，代表这一变化的就是《庭训往来》的出现。
本来往来物这一类东西的历史就相当久远，中国六朝时期至唐代就盛行过称之为书仪(11)一类的东西，日本在那一时期的代表之物是正仓院所藏光明皇后(12)御书《杜家立成》，除此之外，类似的东西也流行过。《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可举出数部类似的书。到院政时期，从明衡(13)的《云州往来》这部书开始书仪的体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都是纯汉文体，而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变为使用汉字的和式文体，也就是新的往来体。但是，明衡的书是作为公家贵族之间文书往来的范本而编撰的。而《庭训往来》则主要是考虑社会底层、武士的需要，作为包括六位官职以下的人们交往的书简规范，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学问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学者北畠玄慧法印在其著述中开始提倡宋学，一改自古以来的公家学问即汉唐经学，此人后为后醍醐天皇以及围绕天皇问题具有革命思想的公家所敬重，成为新学的倡导者。往来物在体例上发生的一大变化在教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变化不仅是在体例上从公家的需求转向社会底层、武士，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历来的往来物只仅仅是文书往来的规范，内容中没有当时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应该传授的知识都在中国输入的教科书里，而到《庭训往来》时期，这本书几乎包括有社会平民、武士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即使没有教科书，凭靠往来体读本也可以获取当时所需要的普通知识。这本书是公元1324年前后编撰的，书中有关一般知识的种类大体如下：
馆堂建造 树木 市町节庆、漕运用船 殖民（锻冶、铸造、工匠、五金匠、染匠、绫织、养蚕、相马、放牧、烧炭、樵夫、寿器制作、井具制作、漆工、漉纸、唐纸制作、制笠、雨具 船工、渔夫、烧制朱砂白粉、制梳、礼帽制作、商人、沽酒、酿造、弓箭制作、陶器制作、修理工匠、泥瓦匠、猎人、田乐、狮舞木偶艺人、琵琶师、巫婆、艺伎、舞女、游女、媢妓、医师、阴阳师、画师、佛师、裁缝、武艺、相扑、僧侣、修行人、儒者、明法明经道学士、诗歌宗匠、管弦乐师、佛教乐师、官衙判官）、货物买卖、动物、腌物、武具、马、马具、织物、装束、乐器、政事、武家、仪式、佛寺、佛法（禅、密、圣道）、法事、日用器具、饮食、点心、疾病
内容多为武家所需，此书实际上是作为守护、地头的教科书兼字典而编纂的。有意思的是，书中详尽记述了武家新建城邑的要素，列举了各种必要的行当、职业，几乎涵括了一个小城市的全部要素，其中甚至列举了巫婆、艺伎、舞女、游女、媢妓等，由此足以了解古代的殖民政策的情况。
几乎与这本《庭训往来》同时还出现了一本《异制庭训往来》，据说这是玄慧(14)的兄弟、著名高僧虎关禅师之作。这本书中包括有以下门类的知识：
戏论（围棋、双六(15)、蹴鞠、相扑）、酒肴、茶、香、织物、珍宝、药物、五谷、星占、兵法、武具、马、马具、内外典、书法、作文、诗赋、和歌、管、佛寺、画、器具、点心、法会
这一时期，还有一本《游学往来》，主要是作为僧侣的教科书，据说也是玄慧所作。与《庭训往来》相比，《异制庭训》与《游学往来》稍稍更多一些高雅知识趣味，但《游学往来》并非是为满足当时硕学名僧精修细研学问的需要，而是作为大寺院如叡山、三井寺、兴福寺这些地方的僧众的教科书而编撰的。《异制庭训》也是适应中流阶层公家人们的需求而编撰的。这些往来体读本在同一时期流行于世，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逐渐广泛地转向中流阶层，这一阶层的人们并不像专业人员那样需要通过中国输入的教科书获取非常高深的知识。由于通常作为常识的教学内容大量增加，通过一般的教科书即可以获得这些知识，中流阶层的公家、大寺的僧众、武家都是通过这种新的教科书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种教科书是与字典合为一体的，其编撰方式有的常常是非常奇特的。例如《异制庭训往来》传授的是织物与珍宝等知识，书中称，搜集此类物品依赖偷盗手段最为便捷，“熟思身否运、立脱贫贱之禄、坐叠富贵之茵者、偷盗之事也”，在罗列织物珍宝之名后，又曰：“不绩之、不纺之、不织之，而贮之如山，非玉工而积之如冢，非医师而药品使之如泉、非农人而五谷之仓列如星座，如武家富豪常持兵器者唯有偷盗”，大加礼赞。当然在回复的文简中对礼赞偷盗加以了反驳。其反映了当时京都这样的城市里，山野武士这一类盗贼大肆掠夺财富的世相，但这种表述几可谓奇想天外。总之，这本新的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日本教育摆脱了中国书籍实现了独立，这也是其一直到德川时代末期普遍流行的原因所在。在德川时代，《庭训往来》已普遍用于大众教育，书中有些词句、知识对于大众而言稍嫌过于艰深，但以国语为基础，在知识面上表现出日本的独立，这一点是最值得称道的。
《尺素往来》（公家教育的武家化）
这一时期，这种往来体例中含有所需知识的教科书主要是出自新兴的阶层即武士、中流以下的贵族、僧侣的需求，后来武家逐渐得势，足利时期以后，公家愈趋衰微，足利中期即应仁文明之乱时期，这种教科书的体例也渐为公家所采用。当然，在此之前，公家已逐渐意识到用自中国输入的深奥费解的知识开展教育是很困难的，南北朝时期有一部据称是洞院公贤(16)编撰的《拾芥抄》，洞院公贤是在北朝延文（1356）年间去世的，这是一部按照部类分成九十九部的简明百科辞书，其把当时公家所需的一般知识全部收入书中。洞院公贤官至太政大臣，不言而喻，这部书是为公家而编撰的，由此可以得知上流公家也需要这样一部简明的类书。之后又经过一百余年，最终公家也使用往来体例的教科书进行教育了。其代表作就是一条禅兼良的《尺素往来》。如果经过仔细考证，可以弄清这部书的成书时间。书中有“四月二日、日蚀皆既”，“十月十四日夜，有月蚀”等记载，由此可以进行推算，这部《尺素往来》完全沿袭在其之前的《庭训往来》体例，其中主要包括公家所需要的知识。由于当时是武家全盛时期，公家也有必要了解武家，所以也收入了那些武家的知识，可以说这是一部适应那一时代需求的教科书。其项目大体如下：
① 四足即牲畜、两足即禽类。——译者
② 日本象棋，类似中国象棋，棋盘划有八十一格，双方各二十个棋子，吃下的棋子还可再用。——译者
③ 一种骑射的练习方式。在固定的场地，练习者骑马追赶放出的犬，练习射箭，箭头用木制，故不伤及犬。这种骑射练习方式盛行于中世武士中间。——译者
④ 平安时代末期盛行的骑射练习方式。箭垛上挂着射手的斗笠，从远距离进行射箭练习。——译者
⑤ 田乐是一种日本的民间歌舞，起始于古代插秧时的仪式，后逐渐演变成寺院神社举行的歌舞活动。猿乐是流行于平安时代的一种演艺，后到镰仓时代演变成带歌舞、乐曲的滑稽戏。——译者
⑥ 平安时代用于仪式上的歌谣，其通常是用唐乐的曲谱配上日本传统的民间歌谣。——译者
⑦ 世代相袭的领地。——译者
① 在日本全国神社中排在首列，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可设置奉币使的神社。1039年（长历三年）由后朱雀天皇设定，具体为：伊势、石清水、贺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大神、石上、大和、广漱、龙田、住吉、日吉、梅宫、吉田、广田、祗园、北野、丹生和贵船。——译者
② 四大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当指东大寺、兴福寺、延历寺和园城寺。——译者
③ 日本佛教的八个流派：俱舍、成实、律、法相、三论、华严、天台、真言。——译者
④ 南禅寺位于五山之上，在其之下，京都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分别列为五山。——译者
⑤ 寺院里的七个建筑物，通常指金堂（本堂）、讲堂、塔、经藏、钟楼、僧坊、食堂。禅宗则指山门、佛殿、法堂、库里（住所、厨房）、僧堂、浴室和东司（厕所）。——译者
⑥ 眠藏为僧人居处及储藏物品处。——译者
⑦ 障子为和式房间的拉门。——译者
⑧ 天子的饮食用餐或负责天子饮食用餐的职务。——译者
总之，由于公家的衰落，像前代那样依靠中国输入的优秀教科书进行教育的力量和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也不得不通过武士的往来体读本来获取所需要的知识。在公家来说，这完全是其这一阶层的衰落，而从教科书、也就是从普通教育史的角度来看，教科书从上流社会到中流社会完全实现了知识以日本为本、以国语为主，可以说教育上的独立几近实现。
纵观《庭训往来》到《尺素往来》以及与《尺素往来》同时出现或稍后一些时候出现的《新札往来》，在这一时期几乎包括了文化方面所有的重要变化。例如，从《异制庭训往来》、《游学往来》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闻香的流行，而到《尺素往来》时期，不仅仅是香，又出现了成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成药的出现是一种世相，阅读中国专门的方书或本草书，把医术当作学问来作满足不了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中国盛行的调制药物成为一种大众需求就出现了。在学问方面，除公家一向研究的汉唐学问之外，又传入了宋学。汉唐以来的诸道学问因战乱多已丧失，但尚可看到残存的一些书的目录。日本文化失去了中国传入的极其丰富的知识，仅仅保存下当时日本真正需要的那一部分，其作为日本国民所需要的文化保存下来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往来体读本中也反映了出来。
有证据表明，这些往来体读本当时普遍流行，有些时期甚至还传至其他国家。例如，文安元年（1444）编撰的《下学集》(17)是部仅有两卷的类书，其序文中就提到《庭训》、《杂笔》等往来体读本在当时流行的情况。《下学集》中可以看到，与《庭训》、《杂笔》同时行世的还有《实语教》(18)、《童子教》(19)以及白乐天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据此可以认为，中世以后占据大众教育基础地位的私塾(20)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而且还可以想见，早先如白乐天诗歌这一类只被上流社会阅读的东西已经开始被平民百姓所阅读。明成化五年（1469）编撰的朝鲜一部有关制度的书《经国大典》(21)中也记载，当时的译员把这些《庭训》、《杂笔》是当作倭学的教科书来学习的，据此可以得知当时这些往来体读本已广为流布。
《商卖往来》大众教育、普通教育的实现
足利时代以前的教育已经与大众有一定关联，但教育的目的仍以武家为主，而到其后的德川时代，完全以大众为目的的教育兴起，相应的教科书也开始出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商卖往来》。此时，《商卖往来》作为往来体读本的体例已有明显变化，到《尺素往来》时，往来体读本的体例大体具文书特点，当为来往文书的规范。《商卖往来》虽名为“往来”，但并非往来文书，其从头到尾是一篇文章。不过打破往来体例的并非始于《商卖往来》，从足利时代的《新札往来》开始就已出现这种倾向，《新札往来》开头是以贺年书简的体例写的，而最后以普通书信的形式收尾，类似于《尺素往来》。《商卖往来》则将这一体例完全改变，开头结尾都不是书信体例。据说《商卖往来》编撰于德川时代中期即宝永至享保期间（公元18世纪初），书中内容收入经商者所必需的知识，首先就是货币及其真伪的辨别，然后是谷物及其运价、水运、租税、饮食、文具、绢布、外国货币、服装、器具、染色、图案花纹、武具、马具、手工艺品、唐物、和物、珠玉、陶瓷、漆器、杂具、厨房用具、药种、香具、山海鱼鸟等，凡商人经办商品，悉数列出，并提出商人教育当从幼少开始，先以习字算术为主，时至此时，作为教科书的往来体读本才开始出现算术这一科目。总之，教育内容都包含在以上的项目中。作为培养兴趣爱好的项目，有以下这些：
和歌、连歌(22)、俳谐(23)、插花、蹴鞠、茶道、谣曲、舞、手鼓、大鼓、笛、琵琶、琴
又列出防止兴趣爱好流于恣慢的项目：
围棋、将棋、双六、小曲、三弦
书中说，奢费于服饰、家宅，沉湎于泉水假山、树木花草之乐，更是无益之极，或可成导致衰微败落之因。书中最后举出商业道德之项目，认为：贪婪逐利、欺世诈人者必蒙遭天罚，而绝少有与其交往者。畏天道者最终显富贵繁昌、子孙荣华之瑞相，获利成倍。短短千字之文，将商人应该具备的知识、兴趣、道德悉数融入一体，简明扼要，堪称古今教科书之名作。书中对汉字的限制问题只字未提，而实际上本身对汉字已作了限定。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一部名作，其作者是谁居然不得而知。该书作者看来应当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在当今从事初等教育的人们中，能够对这本教科书所含的条目作出圆满解释者，不知千人中是否能有一人。其编撰与时代相适应的教科书的才能不能不令人惊叹。《商卖往来》的编撰完全出自于大众教育的目的，到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已从上流社会转向社会地位最低的普通大众，德川时代商人在四民(24)中是最低的阶层，教育已经扩展到最底层，反映了普通教育的完全独立和全面普及。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仿效《商卖往来》而作的种种读本，如《诸职往来》、《农人往来》、《百姓往来》等，由于这些读本都是以《商卖往来》为其范本，作为德州时代大众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教科书当首推《商卖往来》。除此以外，出自地方教育的需要，延宝二年（1674）出现《京都往来》，在其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江户往来》、《大阪往来》等，传播公家、武家都市以及商业都市的必要知识。但在所有的这些书中，最出类拔萃的普通知识教科书还是《商卖往来》。
综上所述，通过国语而得以实现的日本普通教育的独立可以说始于《庭训往来》，完成于《商卖往来》。日本从接受中国文化、发展本国文化开始到实现教育的独立几近一千三四百年，这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其间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徐缓而又坚实向前的足迹，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历史，这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历史的回顾对我们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1930年3月9日于木津公会堂为京都府教育会相乐郡部会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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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昌住，平安时代前、中期僧人，生卒年不详。宽平四年（892）完成《新撰字镜》初稿，昌泰年中（898—901）修订完成全稿，共12卷。《新撰字镜》收入汉字两万一千字，是日本最早的保存完整的汉字字书。——译者
(2) 即使用相同文字重叠构成词汇或这一类词汇，如瀼瀼、濡濡（《新撰字镜》重点部第158）。——译者
(3) 朱雀天皇（923—952），930—946在位。——译者
(4) 源顺（911—983），平安时代中期官人、学者、歌人。著述除《倭名类聚抄》外，有《作文大体》、《顺集》等。作为当时一流文人，其诗文多收入《本朝文粹》。源顺为“三十六歌仙”之一。——译者
(5) 狩谷掖斋（1775—1835），江户时代后期考证学家。名望之，字卿云，通称三右卫门，别号六汉老人，求古楼。著有《本朝度量权衡考》、《笺注倭名类聚抄》、《说文新付字考》等。——译者
(6) 平安时代后期，桔忠兼编纂语汇字书《色叶字类抄》，该字书汉字及熟语按伊吕波歌顺序排列，分天象、地仪等21部类，共计2卷。后不断增补，变为3卷，最后增补至10卷，即《伊吕波字类抄》。此书对了解、研究12世纪语汇、发音等具有重要意义。——译者
(7) 和汉字典，最初由11世纪后期法相宗学僧编纂，到13世纪初期又由真言宗学僧改编，通过这部字典可以了解平安时代公家、僧侣使用的训读语汇，是研究日本国语史的重要资料。——译者
(8) 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国语辞书的总称。其辞语按照伊吕波歌的顺序排列，又根据语义分类，各有独自的书名，辞语数也各不相同。由于这种辞书简便实用，非常流行，当时冠以《节用集》名称的国语辞书达到近200种。——译者
(9) 菅原是善（812—880），平安时代前期贵族，学者，菅原道真之父。著有《东宫切韵》等。——译者
(10) 往来物的一种。往来物是指平安时代后期至江户时代后期广泛流行的平民使用的初级教科书。所谓往来，原为书简之意，最初的教科书始于以实际的书简作为教学的读本，其中也有练习题及词汇，后来并不拘于书简，也使用其他形式。平安时代后期往来物有《明衡往来》、《东山往来》等七种，中世有《十二月往来》、《庭训往来》、《尺素往来》等数十种，到江户时代往来物则达到数千种。往来物最早的编写者是贵族，到中世时以僧人为主，江户时代则多为文学家、私塾先生。《庭训往来》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作者不详（一说为玄慧）。其为当时书简的范本，由每月往复书简两通共二十四通（亦有二十五通者）构成，列有与每月主题相关的大量词汇，内容广泛，涉民间风俗、衣食住行、风土物产、地方行政等众多领域，现已成为了解室町时代初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庭训往来》版本众多，在中世已超过四十种。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庭训往来》作为普通平民家庭和私塾（寺小屋）的读本、习字教材被广泛使用。江户时代后期还流行过插图本。——译者
(11) 旧时士大夫私家关于书札体式、典礼仪注的著作，通称书仪。——译者
(12) 光明皇后（701—760），圣武天皇的皇后。——译者
(13) 即藤原明衡（989？—1066），平安时代中期官人，汉诗人。参见前注。——译者
(14) 玄慧（？—1350），镰仓时代后期、南北朝时代僧人、儒学家。亦作玄惠，号独清轩、健臾。曾在比叡山学天台宗，后为后醍醐天皇侍读程朱之学。倒幕之后，受足利尊氏、足利直义重用，参与《建武式目》的制定。据说《庭训往来》系玄慧所作，但学界尚无定论。——译者
(15) 亦称升官图，黑白子各十五个，凭骰子的点数抢先把全部棋子移入对方阵地的游戏。——译者
(16) 洞院公贤（1291—1360），镰仓时代后期、南北朝时代公卿。历任春宫大夫、右近大将、内大臣、左大臣、太政大臣。1348年（正平三、贞和四）出家，法名空元。著有《皇代历》、《历代最要钞》，亦为《拾芥抄》的编者。——译者
(17) 室町时代的国语辞书，共两卷，著者不详。辞语按语义分类排列，在天地、时节之下分成十八类，收入辞语数达三千，有些辞语并付以注。——译者
(18) 往来体读本的一种，出现于平安时代后期，用于道德教育。作者不详。书中以五字为一句，共由九十六句构成。《实语教》在整个江户时代被广泛使用。——译者
(19) 镰仓时代以后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童子教》主要用于道德教育，书中内容主要是关于佛教信仰、日常生活中的礼仪规范以及格言，全书由五字一句、共三百三十句构成。——译者
(20) 日语称“寺子屋”。因这类私塾多设在寺院内，故名。私塾最早是为满足农村一些官吏的子女读书习字的需要而设置的。后来随着商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普通农民、町人接受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类似寺子屋的私塾在都市、农村普遍开设。担当私塾教学的通常为武士、神官、僧侣、医生等。——译者
(21) 李氏朝鲜的法典。该法典于1471年颁布，包括吏、户、礼、兵、刑、工六卷，是李氏朝鲜各种法典的基础。——译者
(22) 日本诗歌的一种体裁，流行于中世纪，由两人或多数人交互吟咏和歌的上句和下句，一直连下去，一般以百句为限。——译者
(23) 带诙谐、滑稽趣味的和歌。亦指俳句。——译者
(24) 即士农工商，此系江户时代按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由上而下排列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