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说过，作为研究天平文化的方法，首先应该了解天平时代(2)的人们读哪些中国的书籍，这是一个重要条件。这个方法若能用于飞鸟时代，那么就会给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同天平时代相比，这个方法用于飞鸟时代更为困难。在天平时代，当时传入日本的书籍目录现在还有一部分存在，而且将内典、外典传入的人也很清楚，但在飞鸟时代，这些资料都极其缺乏。《论语》、《千字文》是在应神时期(3)传入日本，这在《古事记》里有记载，所以已广为人知。钦明时期和药使主将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一百六十四卷带到日本，其子善那使主在孝德时期将本方书一百三十卷、明堂图一卷传入日本。这些在《新撰姓氏录》上都有记载，毫无疑问，每个朝代都有书籍传入日本，但没有一部系统的目录。
飞鸟时代的情况在《日本书纪》中都有记载，《日本书纪》中的材料并非因为是飞鸟时代就完全根据那个时代所写的材料。有一点很清楚，与人名、地名等相对应的汉字读音即使同在《日本书纪》中也不尽相同。整部《日本书纪》所使用的汉字读音，即使上至神代、神武天皇以后，多用《日本书纪》编纂时流行的汉字读音，其中也有用飞鸟时代的汉字读音，后者与《法王帝说》中所记载的圣德太子时代的汉字读音相同。据说苏我蝦夷家烧毁时，圣德太子时代的国史大部分付之一炬，《日本书纪》中飞鸟时代的汉字读音或许就是当时残本所使用的汉字读音。在那以后编纂的材料中，汉字读音与当时已有所不同，如果进行详细研究，就可以分辨出《日本书纪》中哪些是或者不是完全根据飞鸟时代的材料写成的。首先，要从目前非常容易理解的地方着手，如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其作为飞鸟时代的材料无可置疑，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运用了多少中国书籍中的知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一种方法。关于这个问题，历来的学者也作过研究。例如谷川士清(4)的《日本书纪通证》、河川秀根的《书纪集解》等都对十七条宪法的文字典故出处作了很好的研究。两部书中，《书纪集解》是后出的，也很准确，根据这部书可以知道为制定这部宪法所参考的书，经书有《书经》、《诗经》、《周礼》、《礼记》、《左传》、《论语》、《韩诗外传》等，史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诸子类有《老子》、《管子》、《韩非子》、《孙子》、《荀子》、《淮南子》等，其他还有《文选》、佛教书籍等。从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名来看，他好像还读过《墨子》。当然佛教方面，还有六朝之前的书，圣德太子在撰《三经疏》时，参考了前人种种著述。在制定宪法时，一个句子也广搜博采种种古书之意，由此可以推想圣德太子对这些书已是烂熟于心，运用自如。总之，当时中国重要的书不仅都已传入日本，而且被人们所熟读。尤其是有关佛教的著作传入相当多，现存的法隆寺金堂《释迦佛造像记》(1)几乎就如同六朝人的文章。又如伊豫道后温泉碑铭(2)，现存文章因误字不忍卒读，但可推知其六朝文风，文字比十七条宪法更为妍丽，由此可知当时的人汉文书写能力。
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利用汉字初创了书写日本风格的文章。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法隆寺金堂的《药师佛造像记》(3)，其他还有高屋大夫的《观世音造像记》(4)，法隆寺金堂的《四天王造像记》(5)，同寺旧藏的《观音菩萨造像记》(6)等，这些日本风格的文章不止于当时的都城大和附近，还流行于远离京城的东部地区，上野国(5)绿野郡山名村的碑(7)就是一例。这些日本风格的文字，在同样使用汉字的新罗等地，同一时期很难找出与其相似的例子，过去对马(6)八幡宫的天宝四载钟铭(8)，现保存在京城博物馆的天宝十七年葛项寺刻石(9)等都是后世之物，距天平时代间隔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通过这些文字可以发现日本人重视其国语的精神，圣德太子在制定冠位十二阶(7)时，在各阶使用汉字的同时，还注以国语的读法，这件事在历史上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近年据太宰府西高辻男爵家所藏《翰苑》得知十二阶的第一阶大德读作麻卑兜吉寐（マヒトギミ），才发现当时很重视国语，在这些冠位上都注有国语读音。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已经认识到要在完全采纳中国文化的同时，推进我国的固有文化，使之发展到与中国文化同等的水平，与其并用。
圣德太子在向隋派遣使节时，以对等的姿态起草了国书，而隋给日本的国书起初显然带有诏敕的意味。作为使者的小野妹子在途中把那份分明不对等的国书遗失了，于是带回一份可以窜改为看似对等的国书，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日本很看重作为独立国家的体面，这种精神或许当时在文化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来了。在艺术上，这种精神是否被认可，研究这个问题极其困难，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佛像以及其他方面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的。例如前面所说的法隆寺金堂的二天王像或者五重塔内的塑像，尽管大体上都与六朝造像相似，但还是可以辨别出其属于日本自古相传的冥器那一种模式。在工艺品方面也许更为显著，飞鸟时代以前就已存在的铜铎变为东周以后钟的式样，出现了流水纹、袈裟纹等新的花纹。古镜早在古坟时代就发生变化，改变了汉以后至六朝之前中国的花纹，创造出一种迥然不同的花纹。其他如神社的建筑也在样式上表现出变化。近年还发现，有关狩猎的图案已不是如法隆寺收藏的狩猎狮子图案，或是正仓院银壶上所见到的中国的狩猎图案，而完全是日本风格的狩猎图案。
关于飞鸟时代之前到飞鸟时代这一期间的日本精神，如果说因为当时的文化还不完全具备采纳中国文化的能力，所以才留下了带有日本风格之物，事实也未必如此。从古坟出土的甲胄马具等金属器具来看，当时足以能够原封不动地运用中国的工艺技术。正因如此，如同《日本书纪》中所看到的事例，圣德太子在制定宪法时表达了对佛教的尊重，几乎与此同时，又让推古天皇下了尊崇神祇的诏敕，这正是圣德太子日本文化与外国文化两者并存的方针，同时也表现了古代日本人的精神。飞鸟时代的文化实际上就是这种精神的显著表现。
附注
（1）法隆寺金堂《释迦佛造像记》
法兴元卅一年。岁次辛巳十二月。鬼前太后崩。明年正月廿二日。上官法王枕病。弗干食。王后仍以劳疾。并着于床。时王后王子等及与诸臣。深怀愁毒。共相发愿。仰依三宝。当造释像尺寸王身。蒙此愿力。转病延寿。安住世间。若是定业已背世者。往登净土。早升妙果。二月廿一日癸酉王后即世。翌日法皇登遐。癸未年三月中。如愿敬造释迦尊像并侠侍及庄严具竞。乘斯微福。信道知识。现在安稳。出生入死。随奉三主。绍隆三宝。遂共彼岸。普遍六道。法界含识。得脱苦缘。同趣菩提。使司马鞍首止利佛师造。
作者注：此文具《六朝造像记》之风，不仅笔调极为畅达，文中所用弗一语原出自《古文尚书》，著床一语乃古代医书用语，足以可见其引用典故之丰富。
（2）伊豫道后温泉碑铭
法兴六年十月。岁在丙辰。我法王大王与惠总法师及葛城臣。逍遥夷兴村。正观神井。叹世妙验。欲叙意。聊作碑文一首。惟夫日月照于上而不私。神井出于下无不给。万机所以妙应。百姓所以潜扇。若乃照给无偏私。何异于寿国。随华台而开合。沐神井而廖疹。升于落花池而花溺。窥望山岳之岩崿。反冀子平之能往。椿树相而穹窿。宝想五百之张盖。临朝啼鸟而戏哢。何晓乱音之聒耳。丹花卷叶而映照。玉果弥葩以埀井。经过其下。可优游。岂悟洪灌霄庭。意与才拙。实惭七步。后定君子。幸无嗤笑也。
（《释日本纪》所载《古金石逸文》，山田孝雄、香取秀真订正）
（3）法隆寺金堂《药师佛造像记》
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大御身劳赐时岁次丙午年召于大王天皇与太子而誓愿赐我大御病大平欲坐故将造寺药师像作仕奉诏然当时崩赐造不堪者小治田大宫治天下大王天皇及东宫圣王大命受赐而岁次丁卯年仕奉
（4）《观世音造像记》
岁次丙寅年正月生十八日记高屋大夫为分韩妇夫人名阿麻古愿南无顶礼作奏也
（5）《四天王造像记》
山口大口费上而次木二人作也
药师德保上而铁师手古二人作也
（6）法隆寺旧藏《观音菩萨造像记》
辛亥年七月十日记笠评君名大古臣辛丑日崩去辰时故儿在布奈太利古臣又伯在建古臣二人志愿
（《古金石逸文》，山田、香取二氏编）
（7）上野国山名村碑
辛巳岁集月三日记
佐野三家定赐健守命孙黑卖刀自此新川臣儿斯多弥足边孙大儿臣娶三儿长利僧母为记定文也
（8）对马八幡宫所藏新罗无尽寺钟铭
天宝四载乙酉思仁大角干
为赐夫只山村无尽寺钟成
教受内成记时愿助在众师
僧村宅方一切檀越并成在
愿旨者一切众生苦难乐得
教受成在雀乃秋长幢主
作者注：此钟今已不存，其拓本乃松崎慊堂复刻本，极少流传。藤贞幹的《好古目录》上也载有该文，但与松崎本稍有一二处不同。
（9）葛项寺石塔记
二塔天宝十七年戊戌中立在之
姉妹三人业以成在之
者零妙寺言寂法师在弥
姉者照父皇太后君妳在弥
妹者敬信太王妳在也
作者注：天宝为唐玄宗年号，十五年后年号改至德，新罗国乃边土，当不知其改元。
（1929年6月《佛教美术》第1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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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鸟时代广义上包括以推古天皇（554—628）为中心的时期前后和以藤原京（今奈良县橿原市）为中心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都城多在飞鸟地区，故有此名。最早其为美术史上的时代称呼，现亦作为一般时代名称。狭义上指推古王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古坟时代后期。——译者
(2) 文化史、美术史上划分的时代，以圣武天皇在位期间的天平年间（710—794）文化为中心的时期（710—794）。——译者
(3) 即应神天皇时期。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当为5世纪前后的天皇。——译者
(4) 谷川士清（1709—1776），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家。名升，字公介，号淡斋，医名养顺。早年曾学医。与本居宣长交往密切。著有《日本书纪通证》、《和训栞》。——译者
(5) 上野国，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区，今群马县一带。——译者
(6) 位于九州北部玄界滩的岛屿，隔对马海峡同韩国相望，属长崎县。——译者
(7) 日本最早的以冠帽种类划分官阶的制度，由圣德太子于603年（推古二）制定。其以德为首，把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十二阶，冠帽的颜色分紫、青、赤、黄、白、黑，大小区别则以颜色浓淡表示。冠位十二阶的划分以德为尊、以紫为上，这种做法反映了来自道教的影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