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其不仅与京都人有密切关系，也不光是京都的街道、寺庙、神社被烧毁，这些倒是与应仁之乱有关的小事，应仁之乱与日本历史有最大关系的是在其他方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历史，可以说是底层民众逐渐向上发展的一个记录，日本的历史大都也是底层民众向上发展的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应仁之乱可以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记录。一言以蔽之，应仁之乱在日本历史上至为重要就在于此。
日本的各地有很多贵族即大名，他们各自为中心形成集团，日本的社会就是由这些集团构成的，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除堂上华族(2)即公卿华族之外，所谓的大名华族大部分都是在应仁之乱以后出现的。在现在的大名华族中，应仁之乱以前就业已存在的极少，只是在相对偏僻的地区有一些，如九州的岛津家，势力范围极小的伊东家。当然肥后(3)的细川很早就存在了，但并不是在那个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如秋月锅岛之类为数不多的九州土著大名，土著大名大多数也是在应仁之乱以后出现的。四国、中国则可以说在应仁之乱前几乎没有大名。在东部，信州的诹访家很早以前就已存在，其半为神主，半为大名。而在关东，则可以说没有大名。东北地区，应仁之乱以前有一些，如伊达、南部、上杉佐竹等，即便如此，应仁之乱以前即为当地土著的极少，二百六十个藩数量众多的大名中，屈指可数的也就这么几家。
同时，应仁之乱以前存在的华族大名可以说因后来的元龟天正年间的争乱几乎全部灭亡。当时地方上有很多类似神主的人家，他们占有土地、人口，这是一种很早以前的民族制度。现在作为神主还存在的有出云的千家、肥后的阿苏、住吉的津守等，都很小，没有大名那样的势力，昔日的面影已不复存在。
源平以后(4)，成为守护(5)、地头(6)的许多人家大抵皆因应仁之乱以后的长期争乱而破落了。应仁之乱以后的一百年间是整个日本财富转换时期。在其之前的很多家族几乎都衰落凋零，而延续至今的都是后来兴起的家族。从这一点上来说，应仁之乱使日本完全改天换地了。最近改造这一词很流行，但还没有像应仁之乱那样规模的改造。有人说近来的工潮是改造的序幕，但那种做法终究是无济于事的，正因为是改造，没有像应仁之乱那样闹得翻天覆地是不解决问题的。因此，如果需要改造，那就最好是掀起如应仁之乱那样翻天覆地的大骚动。
正因为如此，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为了解今日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一般没有必要去研究古代史，了解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够了。应仁之乱以前的历史令人感觉只像外国的历史，而其后的历史则是与我们密切相关、可以触摸到的历史。如果真正了解的话，那么可以说有关日本历史的知识已经足够了。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所以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的资料很有限，而且在专业人员眼里看来，有的资料或许还不可信，但这也无妨，无论事实准确与否，能够了解那个时代有那样一种看法，那样一种风气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
关于应仁之乱，我年轻时读过一些书，有的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一条禅兼良(7)。此人生于应仁之乱时期，官至关白(8)，而且其才学也是出类拔萃的，不仅是在当时，恐怕在日本历史上的关白中也是最富学识的。这个人写的书中，有一部叫《日本纪纂疏》，是用汉文写的《日本纪》神代卷的注文。在有关中国的学问方面，一条禅兼良是非常博学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日本，在这些人中间，汉籍的资料已经相当丰富，可以说这些资料随着应仁之乱损毁殆尽，这就是要重建日本文明的缘由之所在。大量的资料的毁损也许反倒变成了好事。
关于一条禅兼良的《日本纪纂疏》暂且不表，下面要谈一本极其普通的书，这就是《樵谈治要》。这本书收入《群书类从》，该书是在应仁之乱以后为将军足利义尚(9)讲说治国要道的一本书，浅显易懂，但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不过此人对治国要道所发的议论、此人的经纶并非有过人之处，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不足为道。一条禅兼良是个博学多识的人，但却囿于传统的贵族政治风习，没有丝毫的新颖创见，不仅如此，而且还对当时的权势表现出几分阿谀曲从，不能坦率直言己见。举其一例，书中谈到女性执政，当然这与现在的女性参政权是两码事，是簾内执政，将军内室干预政事，对于这一点，兼良是以赞许的口吻来谈的。自古以来，女人帘内问政弊害丛生，而兼良的态度却很暧昧，含混不清，说什么只要人好就行。当时义政(10)的夫人干预政令，为所欲为，应仁之乱的根源就在于义政的夫人，可见其势力之大。书中的这些话就是为了迎合其势力，这是此人最不可取之处。书中其他议论也都是维护旧习，没有任何新的见解。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南北朝时代的北畠亲房以古今历史为鉴，对当时政治提出鞭辟入里的批评，在传统政治之外，提出新的政治方策，主张公卿武家一致，公卿也做武家之事，其经纶极富新意，在这一点上，兼良绝非可与其同日而语。但重要的是，兼良的议论虽不足道，却实实在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情。
其中有一条是我在第一次阅读这本书后始终没有忘记的，这一条是“足轻者(11)，当长期废止”。兼良对足轻即武士之下的步卒胡作非为非常愤慨。足轻在旧记中没有记载，据塙检校(12)考证，《源平盛衰记》(13)、《太平记》(14)中都有记载，当然其时地位还无足轻重，但由于应仁之乱，足轻这一阶层开始引人注目了。书中这样写道，
“自古即有天下大乱之时，然足轻乃不见诸旧记所载之名目。平家之雏妓已为怪诞之事，今足轻之出，实为恶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洛中洛外(15)诸社、诸寺、五山十刹、公家、门迹(16)之灭亡，皆彼等所致。敌所据之处，软弱无力，而他处则打砸抢烧，实为白日强盗。此等事前所未闻也”
应仁之乱，说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动乱，而实际上发生在京都的战事不过三四年而已，但在这三四年间，洛中洛外的公卿门迹全部被烧毁，此皆足轻之所为。这些在《樵谈治要》中都有记载。对敌方占据之处，软弱无力，束手无策，而在敌方没有占据之地，打砸抢烧，无异于白日强盗，若不加以取缔，无法治政，应仁之乱中贵族阶层人士痛切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这一点。
关于足轻胡作非为，飞扬跋扈，书中还有很有意思的事例。我曾经说过，足利时代是个乱世，乱世之时会出现许多很有才能的人，足利时代尽管也是个乱世，但没有出现天才，没有出现有卓越才能的人。当然这只是大体上的情况，要逐一论证仍需斟酌。不过读《樵谈治要》，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竟然也会有同样的感受，这倒是很有意思。书中在论说足轻之后有这样一段文字：
“唯武艺衰落之时出现此等事。本应著名武士征战却由足轻出征、且中足轻一箭而丧生者众，此非一时之耻辱，实为留后世之暇瑾。”
当时武士中没有武艺出众者，而足轻则人多势众，或膂力过人，所以能飞扬跋扈，肆无忌惮。武士阶层的教养日趋下降，人才匮乏，而最底阶层没有教养、膂力过人者逐渐得势，一条禅兼良当时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足利时代完全是个没有天才出现的时代，应仁以后百年间，纷争不止，战乱持续，历史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中国唐代至五代末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现在的动乱并不是很大，但也无法统一，因为没有出现具有卓越才能的人。没有这种人出现，动乱终究是不会平息下去的。但是这样一个时代，最终会出现具有卓越才能的人。一条禅兼良对旧阶层进行激烈的批判，他是从曾经实现过统一的时代角度观察问题，所以对足轻的胡作非为极为不满，于是他写下了“这就是下克上的世道！”最近在研究国史的人中，有人错误理解了下克上的意思，并且还把错误的看法写进了教科书。所谓下克上，就如足利之下有细川、畠山，他们的管领飞扬跋扈，细川之下有三好、三好之下有松永，处于下方者个个跋扈，层层以下抑上便成了下克上。但一条禅兼良感受到的下克上远不是这样简单，那是他在社会完全黑暗的时期亲眼目睹、切身感受到的下克上，是最下层者破坏一切旧秩序、更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对这种下克上，兼良是经过深刻思考的。
另一方面，也有下克上中的下方即下层阶级对这一时代所作的思考的书，但不是当时那个时代的著述，而是要稍稍往后一些的时代。其中有一本书《尘冢物语》，写于天文、永禄时期，内容写的是关于应仁时期的事。书的结尾部分谈到了山名宗全(17)与某大臣一次面谈的情况，很有意思。应仁之乱时期，山名宗全到某大臣家，谈到由于乱世很多人苦不堪言的情况时，该大臣援引了许多古例。此人可能是个类似一条禅兼良那样的人物。“聆听诸多高见，诚为感佩”，宗全说，你所说的诚然不错，但不可援引前例，“‘例’字今后当改为‘时’字”。援引往昔之事作为惯例，但惯例在实际中不是一成不变的。如登基大典在大极殿举行已成惯例，但一旦大极殿不存在了，大典只得在别殿举行，别无他法。如果别殿也不存在了，大典还得在当时合适的地点举行。书中写道，援引前例说明大法不易的政道当然可以，但把无时不变，应时而变的事物当作惯例是不妥的，不识时务是不行的。
这件事是否真实，不得而知。或许是子虚乌有，但这也无妨，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想法。对于由来已久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人们认为其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不过，山名宗全说得相当风趣，他还说，像他自己这样的匹夫来到大臣处这样谈话也是没有先例的，今天不是也做到了吗？这是时代使然。山名宗全的话里夹带几分讥讽，但反映出当时的一种状态。《尘冢物语》与《樵谈治要》反映的都是人们对时政的看法。
《尘冢物语》记载了很多趣事，是否确有其事不得而知。书中写到足利时代尤其是应仁时期前后盛行的赌博就很有意思，当时的情况就同现在中国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同中国相比，日本是个很好的秩序井然的国家，但也会发生与中国相同的事情。在有关赌博的记载中，还提到足利时代有名的德政，即当时每隔几年一次把旧债全部免去的政策。当时赌风极盛，起初武士把自己的甲胄送进当铺，于是就出现了只有甲没有胄的武士，很不成体统，而且据说打仗出名的还往往是这种人。后来到了应仁之乱时期，以自己所有之物作抵押去赌不过瘾，便以别人的财产作赌注，如哪个寺庙有珍贵的宝物，就将其作为赌注，这种赌法是相当新颖的。这是最好的共产主义的例子了。共产主义应该彻底到这种地步。这是一个下克上的时代，所以才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不分界限。
这类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种状态，其对当时的文化也产生了影响，一条禅兼良就对传统文化遭到的破坏感慨不已。一条家当时保存有大量的书籍、文书，应仁之乱时，其已有思想准备，自己的家在劫难逃，在其暂离京都避难时，只在库房安排了守护的人，后来果然发生了大骚乱。原以为家宅被毁是必定无疑的，但库房或许能躲过一劫。没料到一条家的家臣比他更聪明，他们想藏在库房里的一定是好东西，于是不管是珍贵的书籍还是重要的旧记，全从库房里倒腾出来，弄得一塌糊涂，损毁殆尽。据当时记载，一条家七百箱文书散乱在街头，一片狼藉，一条禅为此痛心不已。著述《樵谈治要》也缘自于此。他产生如何设法保存古老文化以传后世的想法想必当在这些书籍被付之一炬、化为乌有之际。
《群书类从》中还有一本书，就是兼良所作的《夜半醒来》，这本书记述的是当时所存的书产生的来历，其中也写到过去治学的方法，兼良是为传留古老文化而写这本书的。尤其令人心感钦服的是乐人丰原统秋(18)所写的《体源抄》。《体源抄》的体源（體源）两字中含有其姓氏丰原（豊原），其把自己的姓氏在书名中表现了出来。丰原家世代以笙为业，至今其后裔仍姓豊某。从丰原所写的《体源抄》序文中可以知道，当时战争自应仁元年正月上御灵之战时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天子只能行幸至室町的足利宅第，说是行幸足利宅第，实际上是细川胜元(19)出自自身利益请求天子临时行幸，从而将天子软禁起来。在这种状态下，社会极其动荡不安，乐人祖传秘笈的传承非常困难，于是克服重重困难，在这一期间先将祖传秘笈详细记录下来。《体源抄》是一部大部头的著述，不仅只是有关音乐的秘笈，作者将自己所思所想皆写入书中。此人是《法华经》信徒，动辄就抄写《南无妙法莲华经》。以今天眼光来看，可以说其几乎不成著述体例，但经历应仁之乱的人想的是，要把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尽可能地传给后人，所以把什么都写进书中。总而言之，在当时的动乱时期，人们抱有一个信念，就是要使古代文化薪火不灭，传至后世。
不过到后来后阳成天皇(20)时期，即丰臣秀吉时代，天下大治，盛行恢复旧仪，于是依据这些仅传下来的书本恢复一切朝廷仪式。在这些方面，那些不畏艰辛、费尽心血保存古代文化的人们所作的努力显出了成效。
但是，当时整体的潮流与此不同，所有的文化大体上已从特别的阶层即此前政治上拥有势力的贵族阶层向普通阶层普及，这是当时的实际状况，当然也有出于不得已的原因，这里举一两个例子。首先谈一谈伊势大神宫维持法。众所周知，伊势大神宫是日本天子的宗庙，是非常重要的场所。自古以来，伊势大神宫是不允许普通百姓参拜的，延历寺的仪式册上也没有百姓参拜的记载。这一时期，朝廷对神宫的保护非常周全，为神宫服务的人家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南北朝时期，朝廷渐渐衰微，给伊势大神宫的各种贡物日见减少，应仁之乱前后则受到最惨重的打击。但在这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智慧，京都吉田的神主提出，伊势大神宫迁到吉田山。这是一个时机相宜的好主意，由此朝廷的负担可以大为减轻，两全其美，此案立刻得到赞同，但伊势的祢宜(21)们不停地告状，神宫迁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从那时起神宫获得维持经费越来越难，于是御师(22)们想出了一个维持办法，叫作伊势参拜团，即有组织的参拜神宫。按照国学家平田笃胤的说法，其是运用佛家讲经会的方式创立的，这种说法大概是没有错的。参拜团成立后，虽然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但得到日本普通民众的支持，御师负责一般参拜者的接待事务，神宫任何人都可以参拜了。
关于这些情况，早在平田笃胤之前，尾张东照宫神主吉见幸和(23)就研究过伊势外宫神主的妄说由来，平田也是根据他的论调。原本内宫供奉天照大神，外宫供奉丰受大神，丰受大神是掌管天照大神供物之神，地位较低。然而这位地位较低的外宫神主为了要同内宫神主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很早就开始寻找各种理由。有关神道的著述也是外宫神主、度会家行(24)等人搞起来的。地位较低的外宫神主头脑倒是聪明智慧，早就想到要争取外部信徒，所以御师也是外宫人众势大。总之，日本普通国民参拜神宫已被认可，神宫亦由此得以维持。当时御师在一个地区也划分地盘，各自有自己的神社参拜客。所以常有交易某地的参拜团，转让神社参拜客的事情，记载这类情况的契文现在还保存在伊势神宫的文库中。
伊势神宫失去了朝廷的保护，却依靠一般民众得以维持下去，当初这个设想应该是很高明的。但这种情况并非只是伊势神宫，寺院也是如此，如高野山(25)就是这种情况。高野山的塔头(26)上都是写着“某国认助某某院”这一类字样，高野山的僧人到处化缘才得以维持那里的寺院。那些寺院当初都是得到朝廷、藤原氏这一些贵族保护的，后到了乱世失去了依赖，这时靠了一般民众才得以维持下去，这是应仁前后、足利时代普遍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情况，平田笃胤曾作过很有意思的解释，他说，本来没有形成制度，后来大家普遍向大神宫敬送供物，家家户户设立神龛进行祭祀，这当然是神灵使然，也就是耶稣教所说的神的意志。这种看法很有意思，其妥帖地解释了贵族时代的信仰转变成普遍信仰的这一过程。
伊势神宫还制订年历，这是一种用假名写的、极其简便易懂的年历。本来制订年历是京都贺茂、安倍这些人家的特权，他们特制的年历只有几部，分发给天子和一些贵族，这就是所谓的具注历(27)。这种具注历采用的是里面可记日记的体例，其实是为有职务的人记日记而制作的。后来伊势的町人通过祭主藤浪家从安倍氏土御门家得到年历的抄本，将其改作成假名历当作御师的礼物发放，最后成为商品，只要出钱，谁都可以买到，年历的颁布变为平民化。这是随着神的信仰的扩大新出现的行当，包括新行当在内的所有一切都带有平民化倾向是这一时代的特色。
下克上的社会里，下层者飞扬跋扈，上层者听之任之，这对于日本最重要的尊王问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战国时代末期，孩童可以在皇室的御家花园里面玩耍，由此可知皇室的式微。但是对神的信仰即对天子宗庙的信仰由于脱离了朝廷的保护变为一般民众的信仰，这反而养成了一种尊王心理。从后来的尊王观念的历史来看，这一期间与普通民众内心的敬神观念同时养成的尊王心理是非同寻常的。朝廷的一时衰落几乎没有从根本上对日本的尊王观念产生影响，而倒是由于这个缘故，其在尊王观念由贵族转向在普通民众中间普及方面起了作用。这是当时的一个现象。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开始研习日本的道德经典，这也可说出自一种信仰目的。从古代贵族政治时代以来，不通晓各种学艺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卿、缙绅的，如那位菅公(28)就被称为“和魂汉才”。生活在乱世，研习那些繁杂的学艺不可能面面俱到，于是往往就偏于某一学艺。当时最为盛行的、或者可以说已经奉为信仰对象的一部书就是《日本纪》神代卷。而一条禅兼良的《日本纪纂疏》则是为《神代卷》注释的书，书中作者以广博的知识遍引和汉用例，目的仍然在于要使人们把这部书奉为经典。这个现象很早以前就已出现，并非始自一条禅兼良。蒙古侵袭曾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有一种观念非常盛行，认为是神的力量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忌部正通(29)提出“日本乃神国”，后来到德川时代，林道春(30)著《神社考》时，他在书中也写道：“日本乃神国也”。因此，即使到应仁之乱时期，对外始终沿袭着南北朝以来的思想，《日本纪》神代卷成为了一部卓越经典，其取代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日本这个国家无论经历多大多长的动乱，皇室依然存在，日本根本的状态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这部书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四书五经。这不能说是当时信仰状态发生了变化，而是原本并不稳定的信仰状态到这一时期趋于稳定了。应仁时期是个乱世，但可以说对国民思想的统一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个原因缘于当时公卿的生活状态。由于公卿的生活状态相当困窘，如神社、寺院设法依靠普通民众信仰一样，公卿也开始设法凭靠自己的家业维持生计，于是各种学艺的传授开始兴起，如有的依靠传授《古今集》维持生计。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今天这样做也不失为良策，是知识阶级的自卫法。足利时代，所有的知识如果不是私家传授，都被认为是不正宗的。阴阳道是土御门家传授、歌学则是二条家、冷泉家，不管什么门类都必须得自私家传授。这不仅仅是日本，西方中世纪天主教的神父们也想出过同样的办法，因为把人送往天国的钥匙掌握在神父手里，不依靠神父是进不了天国的。这种私家传授是知识阶层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种智慧。
这一时期，《源氏物语》受到特别的推崇。《源氏物语》是藤原时代的小说，在男女关系方面，书中大胆地描写了当时的风习，那时的人们把其尊为经国经纶之书。《日本纪》神代卷是尊崇神祇和皇室的经典，《源氏物语》则是了解世间人情、通晓艺术精髓的经典。足利时代末年至丰臣、德川时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名叫细川幽斋(31)，他是战国时代以后唯一传授《古今集》的人，关原战役(32)中，据守丹后田边城时，朝廷特派使臣让停止战事，说不能打死他，不然《古今集》的讲授就无传人了。幽斋与其门人宫本孝庸之间曾有过这样一段问答：
某次，孝庸清教玄旨法印(33)，曰：何为世间第一大书，答曰：《源氏物语》。又问，何为歌学第一宏富者，答曰：《源氏物语》。世间万事皆靠《源氏》，熟读《源氏》百遍，歌学自成，此乃孝庸之说。
一部《源氏物语》可解决所有问题，当时的学问有一部《源氏物语》就足够了。《源氏物语》成了一部了解人间百态、纵论世间经纶的唯一重要经典。通常在乱世，在政治上几乎无法统一的时期，一般人就会产生借助某种东西实现统一的想法，于是就会通过这些经典的传授了解其秘蕴，从而从文化上获取能够实现统一的智慧。这些正是其意义所在。这也表明，即使在日本的动乱不安时期也有趋向统一的因素。
在知识普及方面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汉学也出现了变化。汉学到了从贵族学问变为普通学问的阶段。汉学是一门古注学问，所谓古注就是使用汉唐以后的注，还是朝廷的学问。当时还不称四书五经，而称五经。汉学的一大变化就是德川时代开始时行宋代朱子学且广泛传播，古注学问是贵族的学问，而新注学问是普通民众的学问。这种新注学问就是应仁之乱时期开始逐渐兴起的。后醍醐天皇时期玄惠法印曾开讲新注，后醍醐天皇的意图是要打破自古以来的一切陈规旧习，但最终归于失败。而到了应仁时期可以说其遗愿才得以实现。
《康富记》是一部著名的传记，其中记载了一个名叫清原赖业(34)的人，此人曾侍读高仓天皇(35)。清原家是世代相传的经学之家。《康富记》记载，赖业非常重视《礼记》中的《中庸》并着力加以研究。此人与朱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很了不起，云云。有次我因查找有关赖业的资料在帝国图书馆看了原本，觉得有些情况记载颇值得怀疑，赖业果真说过那些话并一直传到足利时代吗？实际上自南北朝时代起新注开始流行，人们推崇《大学》、《中庸》，特别将其从《礼记》中抽出，这对清原家的学问也产生了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说法。我曾请教过已故的田中义成先生(36)，田中先生认为这些都不足为信，是当时的人们杜撰出来的。自足利时代开始，《大学》、《中庸》采用新注，汉学研究产生新的思路，经书学问在清原家使用古注是自古以来的规矩，要一改以往的做法必须要找一个理由，于是编造出赖业的说法。同中国一样，在日本新注是把学问向平民传播的强有力量的学派。其在足利时代开创了汉学由贵族向平民转移的新阶段。
应仁之乱前后，足轻飞扬跋扈，凭借暴力为所欲为。在思想方面、其他知识、趣味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贵族阶级占有开始转为在普通民众中扩展，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佛教信仰方面，这种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当时急速发展的是门徒宗(37)。门徒宗那时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一条禅兼良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当尊佛法事项”的条目中这样写道：“出家者当有广传吾佛宝之志，然劝无智愚痴男女入门，以致纠结徒党、妄行邪法、妨碍民业，胡作非为者实乃佛法之恶魔、王法之怨敌也”。一条禅兼良对门徒宗大肆骗取不明真相的民众信仰，扩展势力的做法是持否定态度的。由此可以得知，当时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而兼良是亲眼目睹、有感而发的。到了战国时代，门徒屡屡暴动，社会骚乱，加贺的富(38)因之而灭亡，家康公(39)也因一向门徒(40)暴动而几遭灭顶之灾。农民集会因信仰而采取偏激行动，连显赫的大名也可被置于死地。门徒宗可以说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当时在传播危险思想上是很能蛊惑人心的。但是，一旦天下大治，有了秩序，危险思想也就收敛了，如现在的真宗，你是想象不出原来的样子的。药劲稍稍过大一点，就会进入迷失方向的状态。应仁之乱，在力图维持古来制度习惯的人，如一条禅兼良这样的人看来，肯定是一个难以容忍的危险时代。
百年之后，到了元龟（1570—1573）天正（1573—1592）时期，社会得到了统一和治理，其间所形成的各种思想在日本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造就了今天这样统一观念很强的国民。很难说今后每次发生动乱就一定会产生统一的思想。但每次动乱确实都会出现特别的结果，只是究竟什么样的结果不得而知。一条禅也没有料想到当时的乱世之后会出现盛世。历史学家依据过去判断将来，稍不慎重就会产生重大失误。
总而言之，在今天来看，应仁时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但可以说应仁时代是同整个日本有着种种重大关系的时代，尤其是对平民力量兴起最为重要的时代，所以也是平民最值得讴歌的时代。与此同时，从统一日本的动力即日本帝室的角度来说，应仁时代也是一个极具价值的时代。
（1921年8月在史学地理同学会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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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467年（应仁元年）—77年（文明九）以京都为中心爆发的动乱，由此日本进入战国时代。——译者
(2) 1869年（明治二）授于历来的公卿、诸侯的族称。1884年曾颁布《华族令》。1947年（昭和二十二）此令废除。——译者
(3) 肥后，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区，今熊本县一带。——译者
(4) 即源氏与平氏，两者皆为平安时代皇族赐姓的氏族。平氏以伊势、伊贺为根据地建立平氏政权。后源赖朝击败平氏，在镰仓开创镰仓幕府。——译者
(5) 镰仓、室町时代幕府的官职。1185年（文治元年）由源赖朝设置，通常每一国（行政区）设置一守护，掌管地方军事、司法。——译者
(6) 镰仓、室町时代幕府的官职。平安时代末期乡司亦称地头。主要在庄园、公有领地掌管土地、征收租税，行使警察职权。——译者
(7) 即一条兼良（1402—1481），室町时代公卿、学者。人称桃华老人、三关老人。官至太政大臣、关白。因应仁之乱（1467）家宅书房（桃华坊）被毁，避难奈良。在奈良寄居十年之久，其间专心致力于学问艺道。1473年（文明五）出家，法名觉惠。一条兼良治学领域广阔，著述宏富，有有职故实《公事根源》、和歌《南都百首》、古典评释《花鸟余情》、神道研究《日本书纪纂疏》、政道论《文明一统记》、《樵谈治要》等。其神儒佛一致的思想在和魂汉才的思想基础上更前进了一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译者
(8) 亦称总己百官、博陆、执柄、摄箓等。以辅佐天皇为职，所有奏状先由关白过目，然后送呈天皇。其地位在太政大臣之上。前关白称大（太），若前关白出家则称禅。——译者
(9) 足利义尚（1465—1489），室町幕府第九代将军。足利义政之子，善和歌，著有《常德院殿御集》。殁后追赠太政大臣。——译者
(10) 即足利义政（1436—1490），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1449—1473在职。最初因无子嗣，立弟义视作为后嗣。翌年妻日野富子生子义尚，又欲立义尚为将军，因此引起应仁之乱。1473年（文明五）把将军职让位于义尚。之后耗费巨资营造东山山庄，1483年（文明十五）移居东山山庄。1489年（延德元年）完成银阁寺建造。足利义政文化艺术兴趣极广，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当时的文化名流，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所谓东山文化也就在这一时期形成。——译者
(11) 日本中世以后的杂兵，因其装备少，行走步子轻，故名足轻。江户时代其位于武士阶层的最底层。明治初期称其为卒族。——译者
(12) 即塙保已一（1746—1821），江户时代后期国学家。本姓荻野，幼名寅之助，通称千弥、保木野一。号水母子。七岁失明，十五岁赴江户入雨富检校须贺一门下，先后从学荻原宗固、川岛贵林、山冈浚明、贺茂真渊。文政四年（1821）任总检校。塙保已一花费四十余年编撰《群书类从》（530卷），后又编撰《续群书类从》（千卷），未能完成去世。另有著述《史料》（403卷）、《武家名目抄稿》（463册）等。——译者
(13) 镰仓时代的军记物语。48卷，作者不详。主要描写源氏与平氏的盛衰，江户时代曾多次出版，广为流传，对近世文学有一定影响。——译者
(14) 描写南北朝五十年内乱的军记物语。40卷。对中世文艺及小说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译者
(15) 洛阳曾为中国周、东汉、西晋、后魏、隋等历代都城，京都取此意亦称洛阳，洛中洛外即为京都城内城外。——译者
(16) 继承一个宗派的寺院或僧侣。亦指皇族、贵族出家当住持的寺院。——译者
(17) 即山名持丰（1404—1473），室町、战国时代武将。1450年（宝德二）出家，法名宗全。——译者
(18) 丰原统秋（1450—1524），战国时代雅乐家、歌人。时称乐道第一人。曾任后柏原天皇之师，教授笙。1518年（永正十五）任雅乐头。著有乐书《体源抄》、《舞曲口传》，随笔《虫记》、家集《松下集》、《丰原统秋千首》等。——译者
(19) 细川胜之（1430—1473），室町时代武将。曾三度任幕府管领，应仁之乱时期任东军主将与西军作战。——译者
(20) 后阳成天皇（1571—1617），1586—1611在位。——译者
(21) 神宫的神职人员即宫司，或职位仅次于神主的神官。——译者
(22) 为去神社寺院参拜还愿的人们提供服务的人员，亦称祈祷师。——译者
(23) 吉见幸和（1673—1761），江户时代中期神道家。号恭轩、风水翁。著有论述伊势内宫重要性的《宗庙社稷答问》等。——译者
(24) 度会家行（1256—1351），镰仓时代后期、南北朝时代神道家。家名村松，有行之子。初名行家。1306年（德治元年）任伊势外宫祢宜。家行是度会神道集大成者。著有《类聚神祇本源》、《瑚琏集》、《神道简要》等。——译者
(25) 位于和歌山县伊都郡高野町。公元816年（弘仁七）空海得嵯峨天皇准许在此建立道场和金刚峰寺，为真言宗的本山。——译者
(26) 禅宗的高僧死后，弟子仰慕其德在塔旁修建的僧舍。——译者
(27) 日历中标注有当日凶吉、祸福以及节气等内容的历书。——译者
(28) 即菅原道真，见前注。
(29) 忌部正通生没年不详。南北朝时代神道家。《神代卷口诀》的作者。其所主张的神道论对忌部神道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译者
(30) 即林罗山（1583—1657），江户时代初期儒学家，幕府儒官林家之祖。名信胜，法号道春。又号罗浮子。京都人。早年出家，在建仁寺为僧。有志于朱子学研究，成为藤原惺窝门人。后侍读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1630年（宽永七）在上野忍冈创办家塾即后来的昌平黉（汤岛圣堂）。林罗山在江户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著作有《本朝通鉴》、《罗山文集》等。——译者
(31) 细川幽斋（1534—1610），织丰时代武将、歌人。曾侍奉织田信长，后受封丹后。本能寺之变后出家，号幽斋玄旨。和歌造诣精深，被称为近世歌学之祖。著有《众妙集》、《百人一首抄》、《伊势物语阙疑抄》等。——译者
(32) 1600年（庆长五）9月15日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与以石田三成为中心的西军在美浓关原为争夺天下进行的战争，东军大胜，由此确立了德川氏的政权。——译者
(33) 即细川幽斋。法印为第一等僧位，相当于僧正。——译者
(34) 清原赖业（1122—1189），平安时代后期儒学家。——译者
(35) 高仓天皇（1161—1181），1168—1180在位。后白河天皇第七子，名宪仁。——译者
(36) 田中义成（1860—1919），明治、大正时期历史学家。1876年（明治九）起供职太政官修史局，后终生致力于修史事业。曾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有《南北朝时代史》、《足利时代史》、《织田时代史》、《丰臣时代史》等。——译者
(37) 即净土真宗，亦称真宗，镰仓时代初期称一向宗，是镰仓时代亲鸾开创的新宗派。亲鸾发展了其师法然的教义，主张念佛，认为皈依阿弥陀佛，任何人都可往生极乐净土，而且还认为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救济的对象（恶人正机说）。在日本，这一学说以农民阶层为中心被广泛接受，到室町时代中期，其信徒大量增加，产生很多信徒组织，这一宗派以石山本愿寺为中心向北陆、近畿、东海等地区发展，与战国大名发生冲突，所谓一向暴动不断发生。江户时代初期，这一宗派分裂成东西本愿寺两派。目前该派是日本拥有信徒最多的佛教宗派。——译者
(38) 南北朝时期加贺国（今石川县南部）的豪族。——译者
(39) 即德川家康。——译者
(40) 即净土真宗。参见前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