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圣德太子，德川时代的儒家有人称其为创作者之圣，这是最妥帖不过的了，几乎概括了其整个人格。在中国把创作者称之为圣，其意思是说为百姓制作与其生活相关的器物乃至文物典章的人是圣人，伏羲神农以降至文武周公，皆为此类人物。不言而喻，在日本，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事物，既有以往本国发明之物，又有在圣德太子之前由中国输入之物，但能将这两种文化精巧地糅合在一起，打下今日日本文化之基础，建成当时日本之文明者非圣德太子莫属。
在漫长的日本历史上，圣德太子不仅为佛家所尊崇，也被木匠瓦匠等匠人奉为神明，可以说这就是其为创作者之明证。因为此故，甚至连反对佛教以及圣德太子的儒家在圣德太子当为创作者这一点上亦无异议，他们称圣德太子为圣人，如同他们所尊崇的那些中国的圣人。兹仅就其作为文明创建者的主要业绩略述一二。
太子的外交方针
首先是关于外交。简单地说，让国人意识到日本乃独立之国家，与此同时又让外国承认日本者，可以说就是圣德太子。为了阐明这一点，有必要谈一下圣德太子之前的外交历史。
日本同海外的交往比我们从日本古代史上所了解的更为久远。《山海经》中有关倭的文字是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的记载。在其之后，汉武帝平定朝鲜，设置四郡时，东浪海中有倭人已为人所知，并记载在《汉书》的《地理志》中。根据《日本纪》的年代纪元，此当在神武天皇开国以后，但近来史学家却毫不踌躇地将此定在神武天皇之前。日本出土文物中有很多与此时期相应之物可以佐证这一记载。关于神武天皇以后与海外的交往，有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委奴国朝贡的记载，后在安帝时期有倭面土国王献生口(1)之事。到三国时期，卑弥呼与海外的交流就更是广为人知的了。从晋代到南北朝时期历代与海外的交往在中国正史上都有记载。
可资印证与海外交往的出土文物中，最为人所议论的是博多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从当时汉代制度来看，授外国以印是对该国极为重视的表示，印为蛇钮符合当时规制，其为实物确凿无疑。国学家以及史家中有许多人认为，金印在九州发现，其与大和朝廷并无关系，有关卑弥乎的记载非常详尽，也称其九州地方女酋。还有人认为，从东晋至宋、南齐期间，授予倭国王的官爵不计其数，举其一例：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2)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对此的解释是，这些官爵多为日本派往任那的太宰(3)滥用朝廷名义所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对前面所举的很长的官爵名细细加以考证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方面称呼时，如前面所举的为：“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而中国南朝授予时则除去百济称：“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这是因为当时百济没经过日本直接与南朝交往，南朝对其另封百济王，对日本方面时就不把百济放入进去，所以前面所述之事不可能是任他的太宰所为。不言而喻，如果说因为这样的记载，所以日本当时是中国的附属国，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当时的外交有一种特别的现象，日本的朝廷在同海外交往时，担任其使者之职的都总是中国或朝鲜的归化人。即使是在最早的卑弥呼时代，担当使者的也是新罗的归化人。东晋宋齐期间担当使者或掌管有关对外交往事务的皆为中国的归化人，这一点若查看《姓氏录》即可明了。其姓皆为译语、史、文首、船首之类，都与海外交往有关，因管理有关海运的文书、检查货物，这些人亦称作史（日语读音ふびと）。此外，豪族也同朝廷一样，各自有掌管文书者，这些人都是归化人，依靠他们使用汉字记账造册也许很早就开始了。即使是朝廷，其也认为外交上的事务全交给这些人办极为方便，甚至没有考虑到朝廷自身应该留下记录。
这些归化人被派往海外之际，他们是秉承朝廷开展贸易的旨意，肩负着从海外带回珍稀器物、招聘技工匠人的重任。中国是一个极度看重面子的国家，来自海外者被视作蛮夷之使，到达中国后，如果没有给皇帝的上表就寸步难行。因此译语、史等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鸿胪寺官员沟通，得到他们协助，精心撰写上表，将其送呈中国的皇帝，使其自尊心得到满足，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完成日本朝廷交付的使命而归。这是当时的使者以及译官的成功秘诀。在中国，这类情况延续到后世很多年，从明代四译馆(4)所保存的各国上表就可清楚。举例来说，满洲地区女真人送呈的上表虽说是用女真文字女真语写的，但其语法却是汉语语法，先用汉语文字写出之后再直译成女真语的痕迹历然可见。甚至有自己文字的国家的上表也是如此。上表完全用中国文字书写，就是要让中国的朝廷感到满意，这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不难想象，南朝时期日本、百济、高句丽等国上表之类的文书是如何写成的。
设置船首这一官职是在同海外交往频繁时期，在邻近朝廷的河内与大和交界之处，为检查进入淀川大和川的船只而设置的，在此之前，进行这类检查是在九州的入口之地，汉倭奴国王的印出自志贺岛就是这个缘故。据《三国志》的“倭人传”记载，根据国王命令，日本往来于三韩以及魏带方郡(5)的货物在博多附近必须接受检查，因此当时在管理同海外交往职位上的安曇连等可能就把从中国领受的国王印放置在自己家中，在同中国交往时随意铃盖、制作文书。当然，此时的文书还是竹简木简，用泥封上之后钤印，有印即可作去中国时的凭证，文书即使简单，甚至没有也可。后来足利时代(6)山口的大内氏使用足利家的日本国王印同明交往与此相同。在古代，朝廷使用印是很随意、无序的，他们所考虑的只是贸易上的利益。因此，这个时代的外交，一言以蔽之，是翻译外交。只要有贸易上的利益，不问与其交往关系如何，也不顾及是否涉及国家的体面。不过，日本文化逐渐在发展，贵族中一旦出现研究中国学问者，这种同海外交往的做法有时就会暴露出问题。传说菟道稚郎子(7)在高丽的上表中发现无礼之辞就是一例，但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大体上翻译外交依然如故。
然而圣德太子既精于中国的学问，又通晓海外情况，他注意到翻译外交非常有损国家体面，他把译员垄断的外交权收回朝廷，派遣使者赴隋时也不全都委任归化人译官、史之辈，也有如小野妹子那样皇族一系的知名人士作为使者的。国书也如《隋书》所记载的那样：
“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
从其语气推察，这封国书可能是太子亲笔所书，完全使用对等的词语。作为一个像隋炀帝那样统一了分裂旷日持久的中国而极富自尊的天子，这封前无先例的无礼的国书一定会让他大吃一惊。此时，对日本国的无礼感到吃惊的同时，似乎对这位海外的国王觉得不可思议，妹子回国时，派遣了一位名叫裴世清的使者陪伴。当时回信已交与妹子，交给裴世清的则是另一封国书。而妹子称途中遭遇百济人偷盗，没有把回信带回。这或是因回信书体不是对等，妹子故意将其遗失，或是在太子授意之下佯称遗失。但裴世清随身所带的国书不会遗失，是呈交朝廷了的。国书的起始之句是：
“皇帝问倭皇”
在后来的《太子传》里写道，天皇问及此事，太子言其虽为天子赐诸侯形式，但称倭皇使用皇字，皇字帝字，同为有分量的字，据说就这样顺利应付过去了。而实际上按照中国的书写文体应该是皇帝问倭王，在隋的国书原文中无疑应是倭王，在日本送呈时肯定稍稍作了手脚。与其对应，日本送交隋的国书在《日本纪》里是这样记载的：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使用的是对等的词语。也就因为这一句话，隋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派过使者。太子的想法是要让对方知道日本同中国是对等的国家，同时又不想损害两国之间的关系。太子打算吸收中国的文化，派遣大量留学生，因此他相当灵活地处理这些外交事务。总之，太子此举既使日本朝廷自身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地位，同时又让中国了解到这一点，在当时世界上可谓开创了国际关系的先河。
在那以后同中国的交往中，极少再有类似太子这样灵活巧妙处理外交事务的例子。郭务悰受唐高宗派遣来日时，接待人员曾得其口授接待方法，具体情况现不明了。似乎并非是俨然对等的做法。和与中国交往的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历代的遣唐使没有一次是携带上表前往的。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从中国领受敕书而归。国家关系保持在这种状态下，在外交场合，其使者的座席排位通常在外国使者中占据主位。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曾经有次因座位排在新罗之后，日本使者提出抗议后又把座位更换过来。在唐玄宗时，张九龄(8)曾起草《敕日本国王书》一文，其开头写道：
“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
这封敕书是否送抵日本，现不清楚。
后来历代的外交活动中似乎沿袭了圣德太子的这一方针，由此得以维系着与中国之间不即不离的关系。具有如此高明的外交手腕者只有圣德太子，别无他人。
太子的内政主张
关于内政，在这方面如果不十分了解太子之前日本国内的情况，也是很难理解太子的过人之处。从大化革新时期的诏书可了解到的太子之前的国情，当时全国到处都是天皇自古划定的子代之民(9)，屯仓(10)、别(11)、臣、连(12)、伴造(13)、国造(14)、村主(15)所保有的部曲民。而朝廷的官吏所拥有的土地极少，豪族占有了大量的土地，甚至在外交贸易方面利用归化人扩大私权，已到几乎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然而到了圣德太子时代，颁布了著名的十七条宪法(16)。其不是像今日的法律文书，而是训令文体，其中有的条文反映了太子的高见卓识，引人注目。如第十二条：
“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何敢与公、赋敛百姓”
在当时的氏族制度时代，各氏族除公民之外，还私有大量部曲民，能够根据这样一部宪法，发表官司皆王臣、人民皆王民这样一种主张，不能不说是非常进步的。在国史学家中，也有人认为这只是针对公民而言，并不包括部曲民，对圣德太子的主张作牵强而毫无说服力的解释。但百姓这一称谓两度使用，而且还同样使用兆民一词，这些词皆解释为公民之意，其意味着认可国司国造以下所有官司私有者皆为公民，而绝不应对这一主张作狭意的解释。可以说其包含有与明治维新的版籍奉还相同的意义。
圣德太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是由于他通晓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甚至可以推测，他熟知隋代的政治改革并进行了仿效。隋文帝是改革魏晋以来名族专制政治、废除乡官，开创后世科学之先河者，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圣德太子颁布宪法是在小野妹子遣隋之前，或许在遣隋之前太子已尽其所能对隋的国情作了研究，也了解到隋的政治改革。这样，这部宪法的主旨就应该解释为主张天皇的大一统思想，可以说开创今日日本的国体者就是圣德太子。不过太子没有实现这一主张就英年早逝，三十年后的大化时期，以天智天皇(17)为主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行。这一功绩应当归于孝德(18)天智两天皇，但毫无疑义，两天皇的改革是根据太子制定的宏远蓝图进行的，这一点不单是就其主张而言，大化革新的主要谋士，如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旻等人都是受圣德太子之命陪同小野妹子遣隋的留学生。无论天智天皇，还是藤原镰足(19)，如果没有这些新知识，是绝不可能成就那种前无古人的伟业。由此可见，大化革新的主要功绩还是要归于圣德太子。
采纳佛教的理由
现在攻击圣德太子大兴佛教的人越来越少了，曾经有一段时期，国学家甚至曲解历史记载，对其加以非难。如推古天皇(20)十五年曾发布有关祭祀神祇不可懈怠的诏敕，他们对此解释说此诏敕并非是太子旨意，而是推古天皇的主张。对太子摄政时期的历史事实竟然都是如此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以今日历史的眼光来看，此说完全是无稽之谈，太子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对神祇亦是心怀敬重之意的。应该认识到，当时的日本有必要引进佛教这样的新宗教。关于这一点，通过明治维新也可明白，维新以后禁止与迷信相关的淫祠或巫女职业，而在圣德太子时期却是最为必要的。日本探汤(21)的刑罚、置蛇于瓶中、使诉讼双方取之等做法在《隋书》中也有记载这类事情当时非常普遍。为破除这类迷信，极其需要佛教这类当时被认为最合理、最进步的宗教。佛教后来被利用于迷信，修验道、真言宗等兴起，但圣德太子时期引进的佛教极具合理性，这一点从太子所著述的《三经疏》(22)中也可以了解到。
苏我氏与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最为后世国学家、儒家所横议者就是对于马子(23)弑逆事件没有加以处置。这些批评指责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具体情况。现在来看，所谓马子弑逆即便确有其事，当时犯事者当另有其人，马子亲自将其弑杀。这一事件没有留下痕迹，而且当时太子还是一个尚未满廿岁的少年。在苏我氏权势炙手可热、已至顶点之际，如果太子因处置马子之事而失败，将会严重危及皇室。故其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太子以其出众的才德使马子慑服，也抑制住苏我氏的权势。这些情况只要读《日本纪》即可明了。
圣德太子去世后，马子向推古天皇请求获得葛城一县作为领地，天皇巧妙地予以拒绝。天皇驾崩时，留下遗言将其位禅让与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不难想象，这些都应该是太子生前慎重向推古天皇进谏的。但马子之子蝦夷将其篡改，让舒明天皇(24)即位。尔后又一步步削弱山背大兄王的势力，最终将其杀死。纵观这一过程，可知太子生死为削弱苏我氏势力，曾扶植自己亲信，如境部摩理势等人。圣德太子在世时，这些人在其势力之下，都是制约苏我氏的有力人物。但山背大兄王仁慈柔弱，缺少其父王那样的雄才大略，如此有力之手足后来皆被苏我氏翦除，最后自身也蒙遭祸殃。但从其失败也可推想太子的深谋远虑，圣德太子比马子还要年少，他肯定打算过要在其晚年之前实现将豪族打压下来的目标，但是没有能够实现，这只能说是宿命。评价圣德太子这样地位的人，必须要考虑其所身处的历史环境，如任侠之士振臂行匹夫一己之志那样随性率意是不行的。
由此看来，作为一位创作者，一位具有人格魅力者，可以说圣德太子是一个几近完美之人。最近适逢太子一千三百年忌，举办各种活动彰扬太子功德，笔者对国史学家关于古代史的意见有不敢苟同之处，兹略陈一己之见。
（19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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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战争中的俘虏，亦指牲畜。——译者
(2) 历史上朝鲜半岛加罗诸国的别称。其最兴盛时期，范围从庆尚南道西部到整个金罗南北道，自古以来是东浪、带方两郡的重要枢纽。——译者
(3) 日本王朝时代百官中的最高官位，亦称大宰。——译者
(4) 明代初期设立的翻译机构，称四夷馆，清仍沿用明旧制，但改称四译馆，专司翻译和除汉语以外的各语种教学。——译者
(5) 东汉后期（204年前后至313年前后）辽东太守公孙康占领东浪郡，将其南部分出设置地方行政区即带方郡。在今朝鲜黄海北、南道一带。——译者
(6) 即室町时代（1336—1573），参见后注。——译者
(7) 菟道稚郎子，《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中的皇子，大约生活在公元5世纪前期，其父为应神天皇。自幼聪慧，先后从学来自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习读大量典籍。应神天皇二十八年，高丽王上表中称“高丽王教日本国”，引起菟道稚郎子的极度不满。——译者
(8) 张九龄（678—740），唐代著名政治家、诗人。又名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西南）人。唐开元年间任尚书丞相。著有《曲江集》。——译者
(9) 子代是律令制实行之前皇室的直属隶属民，是天皇为皇子设置的。——译者
(10) 屯仓系倭王政权直接管辖的领地，亦包括在领地耕作的农民。——译者
(11) 古代倭国首领的称呼，后成为氏名。公元5世纪前后，各国的国造中很多人的名字带有别字。——译者
(12) 参见注(6)。——译者
(13) 亦称友造。伴意为人，造意为统治，统治者。一般指公元5—7世纪中下层的中央豪族。其姓多为首、造、连等。与臣、连、国造并称。——译者
(14) 国造是君以及别、国造、县主、村主、稻置等官职的总称，亦指一国或一郡之长。其创设于倭王政权时期，到公元7世纪初已基本完备。——译者
(15) 参见注(6)。——译者
(16) 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律，据说是由圣德太子制定。根据《日本书纪》记载，其制定于604年（推古12），用汉文列出了官吏、贵族必须应该遵守的政治、道德规范共十七条。十七条宪法的内容反映出佛教、儒教、法家的强烈影响，强调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成为日本在律令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理念。十七条宪法对后世的法典制定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译者
(17) 天智天皇（626—671），668—671年在位。——译者
(18) 孝德天皇（597—654），645—654年在位。——译者
(19) 藤原镰足（614—669），七世纪官人，古代中央豪族藤原氏之祖。曾与轻皇子、中大兄皇一起参与大化革新计划，在打倒苏我氏、孝德天皇（轻皇子）即位后成为革新政府重臣，致力于律令体制的基础建设。临终前，天智天皇授其大织冠，擢升为大臣，并赐藤原姓氏，成为后来的藤原氏之祖。——译者
(20) 推古天皇（554—628），592—628年在位。——译者
(21) 古时为判断是非曲直，令人在对神盟誓之后，将其手探入热水中，手烫伤者为有罪，无烫伤者为无罪。——译者
(22) 即《三经义疏》，又称《上宫御制疏》。其包括《胜鬘经义疏》、《维摩经义疏》、《法华经义疏》，是佛教经典的注释书。——译者
(23) 即苏我马子（?—626），公元6、7世纪官人，苏我稻目之子。曾任大臣，其利用佛教以及同皇室的姻亲关系强化政治上的权力，587年（用明二）灭掉物部守屋，拥立崇峻天皇。592年（崇峻五）又弑杀崇峻天皇拥立推古天皇。——译者
(24) 舒明天皇（593—641），7629—641年在位。——译者